罗志田 | 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罗志田,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52年生,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过一年。1987年留学美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获历史系研究生最佳论文奖。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1994年至2003年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杰出教授,200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是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注释:
[1] 两人的演说都收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出版地未标出,大约是北京。
[2] 两次翻译分别见胡适日记,1917年2月8日、1921年4月30日。本书所用胡适日记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藏晖室札记》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上下册,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加年月日。
[3] 胡适的《非留学篇》刊于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原报难觅,本书所用,是王汎森先生所赠之手抄本,特此致谢。《非留学篇》现已收入周质平主编的《胡适早年文存》,第349—377页。
[4] 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
[5] 胡适:《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商务印书馆,1935,第57、54页。
[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简作《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14页。
[7]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页。
[8] 胡适日记,1915年3月8日。
[9] 《胡适归国后之言论》,《晨报》1927年6月30日。
[10] 胡适:《非留学篇》;《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胡适全集》(4),第461页。
[11] 梁启超曾说王安石当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此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也”。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1896年10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4页。
[12] 《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2页(合订本期页,下同)。
[13] 按吴稚晖此说意在讽梁启超放弃整理国故,而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物质文明,所以他的实际指谓,仍不过是希望梁氏多“议政”而已。
[14] 此语出自1917年胡适归国前所赋诗《别叔永、杏佛》,最足见其从农学转为文哲学的思想转变:“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匆匆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录在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
[15] 参见罗素为此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16]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357页。
[17] 《口述自传》,第48、40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以下径引文名),收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作《年谱长编》)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4页。
[19]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本书所用《胡适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为上海亚东版,以下均作《胡适文存》加集、卷数)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20] 然而在吴稚晖眼里,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启超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吴氏曾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便“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参见《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页。
[21] 胡适留学之初,即“反观国势”,立志要“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见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
[22] 《谈话录》,第156页。
[23] 如梁启超也曾自谓其对于晚清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24]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68页;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日;《谈话录》,第299页。
[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插页。
[26] 《谈话录》,第96页;《年谱长编》第9册,第3398页。
[27] 另一位曾开风气者严复在去世前不久也说:“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严复:《与熊纯如书》(1920年7月10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708页。开拓者的遗憾,或也是共同的?
[28] 《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以下简作《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页。
[29] 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页。
[30] 《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简作《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72页。
[31] 《谈话录》,第31页。可参阅梁启超自己的比较:“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9—90页。
[32] 参见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页。
[33] 鲁迅:《故乡》(1921年1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85页。
[34] 出自1927年2月26日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35] 胡适:《尝试篇》(1917年),《尝试集》,《胡适全集》(10),第48页。
[3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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