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陈浩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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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陈浩然
内容提要：作为重要的跨学科关键词，“地方”的历史悠久。开端于古希腊哲学，“地方”批评在20世纪以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现象学派、人文地理学家以及部分生态学家主张将“地方”看作带给人地方感、具有明显边界和稳定特征的固定场所；然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建构论者与后现代批评家们认为“流动的地方”早已取代“固定的地方”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固定的地方”概念过于保守，具有浓烈的排斥他者的动机，主张在“时空压缩”的现代社会中，具有混杂身份的人们应该不受约束地以“迁移式的”形式去适应“流动的地方”。“固定的地方”面临现代社会变革的冲击，而“流动的地方”也极易沦为资本主义追逐价值的工具。更严重的是，“流动的地方”会成为霸权地方政策威胁他者“阶级”“民族”甚至是“国家”边界的借口。由此可知，“地方”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并不只是地理学的范畴，也不限于生态批评的领域，而是涉及政治纲领、民族处境以及经济行为的混合体。
关键词：地方 地方转向 地方批评
历史上自从有地理这个词，人们就可以追溯到“地方”（Place）的使用。“地方”有诸多定义，覆盖面极广。从词源来看，德语的Platz、法语的 Laplace、意大利语的 piazza 都与希腊语词根πλατε?α（plateia）关系密切，意指“广场”；汉语对“地方”也情有独钟：“地方”由象征“大地”的“地”与指代“边界”的“方”组成，前者指代可以供人自由徜徉的空间，后者则给这个空间设定界限，因为“方”是中国传统上划分界限常使用的计量方式。如果将西方的“宽广的大路”与中国的“方圆内的大地”联系起来，似乎可以看出中西方对“地方”的定义存在着显著的异同点：希腊词根“路”象征着流动性和活跃性，这与扩张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汉语中的“方”则作为固定的场所，隐含着更多的扎根性和稳定性。词源仅是一种参考，在随后的语言发展过程中，“地方”也产生了众多纷繁复杂的意义。如《牛津英语词典》所示，作为名词的“地方”覆盖了将近四页的条目解释。总体来看，“地方”包括五种意义：（1）一个明确的且开放的空间，也指代城市和城镇中具有边界且无束缚的空间；（2）一种更广义的空间感（sense of space），与空间的概念相似；（3）在某种秩序下的地点（location）或位置（position），包括空间和地位上的秩序；（4）某个具有自我特色（character）的地方（locale）或环境（environment）；（5）某物存在（exist）或栖居（dwell）的住所（“Place”926-29）。总体来看，这五种定义决非完全独立。无论是具有边界的城镇、代表维度的空间感，还是居住的环境，都与地理上可见的“空间”相关。然而，地方也包含抽象的意义，如地图上的坐标以及阶层中的地位等。这种“地方”与“空间”、“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构成了“地方”的张力。
定义地方，应该从理解“空间”开始。“空间”通常用来指代不受时间影响的物理领域的扩展，从词源来看，英语中的 space、连同法语中的l’espace 都与希腊语中的 στ?διον（stadion）存在渊源，用来指代一段“距离”（distance）。相对而言，由于具有边界性和固定性特点，20世纪以来，“地方”并未受到太多关注，正如凯西（Edward Casey）在《回归地方》中所言：“相较空间和时间，地方备受冷落”（Getting Back xiv）。如果只将“地方”看作是“空间位置”或“主观情感”的话，就无疑损耗了”地方”作为哲学、人文地理学以及生态批评中的深层意义。为了更深入了解”地方”，应该把握它的发展轨迹和规律。
事实上，国内外学者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渐重视“地方”研究。康涅狄格州三一大学的柯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在《地方：导论》（Place: An Introduction）中较为详尽地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展示了地方的重要性；郭棲庆与唐建南也深度探讨过生态批评中的地方研究，为我国地方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如果将不同角度和学科考虑在内，“地方”的发展脉络呈现出哪些转向？
“地方”演变历史悠久，从最初古希腊时期哲学中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地方“生成”和“运动”开始，就一直与地貌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随后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掀起了20世纪哲学对“地方”批评的兴趣。从字面意义上讲，“地方”就是真实的、固定的、专属于某一区域的场所，然而在众多学者的观念中，“地方”却更加抽象和复杂。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逐步摆脱之前的地理范畴，逐步朝着以段义孚（Duan Yifu）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哈维（David Harvey）主张的社会建构学诸多方向发展，到21世纪，更是彰显出以贝特（Jonathan Bate）和莫顿（Timothy Morton）引领的生态批评思潮。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原本仅仅指代一个地理位置的“地方”逐渐衍生出诸如“恋地”（topophilia）、“地方感”（sense of place）、“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和“流动的地方”（fluid place）等众多特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这些充满冲突和张力的思潮中，“地方”的定义也显示出两种截然相对的变化轨迹。有评论家强调固定的“地方”，也有人主张“地方”是在社会构建过程中形成且不断流动和变化的。前者主张将“地方”看作是人类深深扎根的固定场所，具有明显边界和稳定特征；后者则认为，具有混杂身份的人们在不受任何地域约束的社会条件下应以“迁移式的”方式构建出“流动的地方”。总体看来，人文地理学、生态批评以及现象学的批评家拥护“固定的地方”，而后现代学派以及部分生态批评学者更注重“流动的地方”。
古希腊与“地方”最直接相关的希腊词就是 topos 和 chora。在柏拉图（428—348 BC）和亚里士多德（384—322 BC）的作品中“地方”与“空间”的关系尤为密切。
1. 柏拉图：生成的场所与“地方”：
在柏拉图看来，“生成”（becoming）的过程涉及三个元素，分别是“原生成物”“生成的对象”以及“生成的场所”。此处提及的“场所”（chora）既指空间的范围，也指代生成过程中处于这个空间的物体。通常来讲，“与抽象的‘空间’（kenon）不同，这个场所指代的是容纳物体的非空洞的‘地方’”（Cresswell 170）。在柏拉图那里，作为地貌学中用来形容地理的语言，“场所”与“地方”（topos）都是指代容纳物体的有限空间。不同的是，前者通常指代生成过程中的地方，后者则用来形容已经获得的场所。
2. 亚里士多德：固定的容器与“地方”
与柏拉图从“生成”作为切入点不同，亚里士多德在重要汇编《物理学》（Physics）中从“移动”（motion）的哲学意义探讨了“地方”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地方”（topos）可以用来描述国家内某个特殊的地域。本汇编中第四本书的主题即是“运动”的前提——“地方”（topos）、“空”（void）和“时间”（kronos）三者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首先区分了一种物体在其他物体中的不同方式，将“地方”看作是一个固定的容器和器皿，是容纳具有固定边界物体的容器。
地理学上“哪里”（where）这个问题是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根本。“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地方’极为重要，因为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应该有一个位置，能够坐落于某个地方。因此，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地方’而存在”（Casey, Getting Back 52）。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地方”的论述可谓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起点。
现象学是解释人类经验的研究，目的就是诠释并澄清人类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实际经 历、却在意识层面上未曾留意的诸如人类处境、事件、意义及经历等话题。“地方”作为中 心概念出现，是与人类存在和经验密不可分的。在现象学和阐释学传统下，人与所居住的 地方之间那种紧密性的主题在海德格尔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后续的研究者都是在批 判继承海德格尔的观点，这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哲学家玛帕斯（Jeff Malpas）。此外，美国学 者凯西也从“身体”角度论述了“地方”思想。
1. 海德格尔：“栖居”与“地方”
海德格尔的“此在”与物理学中的“地方”有明显区别。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海德格尔将“此在”看作是“置身世界”的状态，这就将置身世界的人与物理空间 意义上的容纳关系区分开来。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更加重视“地方”这个概念， 将其（ topos, ort in German）作为后期思想的中心。
“存在”（existence）不是简单地存在于如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容器之类的空间内，而是 体现在“物”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上。人与地方的关系通过“栖居”得到确定，使得人与 地方之间产生连续性。海德格尔的“栖居”讲的就是人类的存在，或者说我们如何发现自 己是这个世界中有限的存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to be 就是置身某处，他使用“此在” （Dasein）来形容这种状态。人类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中的存在。“置身世界”（being-in-the-world）概念在海德格尔的“栖居”（dwelling）中得以发展。
海德格尔的“地方”思想主要体现在《筑、住、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这 篇文章中。实现“栖居”的途径就是创造世界（building）。“栖居”具有大地、天空、诸神以 及凡人四重性特点：“大地职司负载，成就春华秋实；天空是拱形的太阳之路，是阴晴圆缺 的月亮的轨道，是四季的轮回；诸神是召唤众生的神性之使；必死的凡人就是人类。凡人通过安居而生活在这四重性中，而安居的基本特征是保护。因此凡人栖居的方式就是把四重性保护在他的本质存在即他的在场中”（148）。在尊重四重性的基础上，人类在特定的地 方保护着这个可以依赖的世界。
2. 玛帕斯：“嵌套性”与“地方”
海德格尔的“地方”思想研究并没有止步，而是进一步得到了提炼。在《海德格尔的拓 扑学：存在、地方和世界》（Heidegger's Topology: Being, Place and World）中，玛帕斯从三个 阶段分析海德格尔的拓扑学：20 世纪 20 年代《存在与时间》的问世使海德格尔的重心放 在“存在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上；30 年代中期到 40 年代，海德格尔主要关注“存 在的真理”（the truth of being）；从 40 年代中期往后，玛帕斯将其归为“存在的地方”（place of being）。他指出，海德格尔在创作后期尤为关注“地方”这个概念。“我们发现自己已经 在那里，扎根于世界之中，处于地方之内”（Malpas, Heidegger's Topology 6），这句话是理解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源头，从中可见海德格尔的“存在”和“地方”一直是密不可分的。
玛帕斯本人对“地方”也有独到看法。他既反对将“地方”归为单纯的自然科学范畴，也拒绝将其缩减为思想中某种特色或位置。在专著《地方和经验：一个哲学的拓扑学》（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中，玛帕斯将关注点置于“地方”与“自我、客体性、空间及因果性”等观点之间的互存性关系。其中心议题就是主体性必然嵌于地方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地方”之中，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存在才成为可能。通过探讨福克纳、华兹华斯及克莱尔的作品，玛帕斯向读者展示了海德格尔“置身于世”式的“地方”，这种“地方”是一个涵盖自我和他者、空间与时间、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复杂结构。他认为“地方”是构成经验结构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里的经验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地方感”，还包括“记忆”“身份”及“必死性”。因此，“地方”既不是客观的存在，也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具有“嵌套性”（nested）特点的“地方”。玛帕斯指出“特别的地方”是由个人和群体的讲述、社会活动、惯例和习俗共同的“记忆”相互塑造的，是一个“包括空间性和时间性、主体性和客体性、自我和他者的结构”（Place and Experience 163）。
3. 凯西：“身体”与“地方”
现象学对“身体”情有独钟。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指出身体是感知的主体，而主体就是身体意向性的身体。那么，身体与地方有什么联系？凯西（Edward Casey）强调“身体”在“创造地方”（place-making）中的作用。只有“身体”才能够连贯地聚合“地方感”“记忆中的地方”及地方所需的“适应力”。因此，凯西认为，“身体”作为地方的中心，是维持地方时间和空间稳定的存在体。在《记忆：现象学研究》（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一书中，凯西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身体：“作为内在地方的身体”（body as intra-place）和“作为地方之间的身体”（body as inter-place）。“前者指出‘身体’是一个特定地方的组织力量。每种客体都是通过身体的规则获得自己的位置，因此‘作为内在地方的身体’是一个地方，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后者指代‘作为地方之间的身体’的连接方面”（196）。在此情况下，主体吸收了“地方”。换句话说，“地方”转化为与主体的存在，这时的“地方”成为栖居之地，居住之所。总之，凯西认为在“自我”和“地方”之间存在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属于地方之间的默契。通过共同的身体活动，“自我”与居住的地方相联。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自我”是稳定的，“地方”就是稳定的。
从现象学角度研究“地方”，学者基本无法逃离“栖居”“经验”及“身体”等关键词，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罗尔夫（Edward Relph）和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开始以现象学中的“经验”和“感知力”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地方”观。
1. 罗尔夫：“本真”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地理学家罗尔夫（Edward Relph）在专著《地方性与非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中探究了“地方”在人类经验中扮演的整合性角色。本书出版于1976年，但在2010年再版后影响力不减。论证过程中罗尔夫使用了现象学的方法说明空间与地方的关系、区分了“内部性”与“外部性”、人与地方的“本真关系”与“非本真关系”等几对不同的概念。事实上，“本真”与“失真”的概念正是从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中借用的。罗尔夫认为，“本真的地方感是对整个地方复杂且直接的感受”（6）。
罗尔夫同时指出，现代社会中这种本真的地方感正被“非地方性”的、缺乏本真的态度所掩盖。书中罗尔夫指出由于大规模生产、高速流动的社会以及迪斯尼和博物馆式的运营方式，“地方”正在沦为“无地方”。罗尔夫称“这些地方不再真实，就像在迪士尼这样的场所无法找到真实的存在感一样”（95）。也就是说，罗尔夫认为如果不停地流动、不在任何地方停留，人们将无法体会到对“地方”真正的依附感。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尔夫在指责现代社会破坏了本真的地方感。
2. 段义孚：恋地情结与“地方”
继罗尔夫之后，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家掀起了地方研究的热潮。段义孚认为“地方”在人类经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对地方的持续研究，为人文地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人文地理学主张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主要论题之一就是从“纯空间”向“人文地方”的转换。在代表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段义孚区分了“空间”与“地方”两个概念。虽然二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相较空间，“地方”更能吸引段义孚的注意力。他认为每个“地方”与具体的区域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通常说“地方依附”（place-attachment），而非空间依附。我们梦见的是地方，而非空间。我们居住在地方，而非空间。在段义孚看来，地方是“附着意义的空间”，是价值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的历史就是从“空间”变成“地方”的历史。此外，“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联系的纽带。作为《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一书的关键词，“恋地情结”（Topophilia）成为段义孚探讨“地方”意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地方”和人的等级划分加剧了社会道德的沦丧，成为后现代疏离的典型特征。若想改变这种疏离，人们应该培养“恋地情结”。这里的“恋地情结”统指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感情关系，这些关系在强烈程度、敏锐度以及表达方式上有很大区别。这些对“地方”的感情是持久且复杂的，因为这里是“家”，是“记忆的地点”，也是谋取生计的途径。对地方的感情保留了地方的审美价值，更能够培养人对地球的伦理责任。
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探讨“地方”时，学者往往将客观的地理场所与主观的丰富情感相结合。然而，经验往往归属于某一特定族群和地域，因此过于重视情感经验的地方研究不可避免地产生主观化、片面化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注重从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诠释“地方”。当资本生产需要摒弃固定的地方观念，进而纳入更广阔的“地方”去生产资本价值时，“地方”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用两层定义解释“空间”，即相对抽象的空间及有意义的空间。前者称为绝对空间，后者则是社会空间。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会空间与地方的定义极为相近，即“地方就是我们如何使世界有意义，也指我们经历这个世界的方式。基本来讲，地方就是权力的背景下具有意义的空间”（Cresswell 19）。德勒兹（Gill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千高原：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中也认为“地方”和“空间”是一种隐藏着某种政治意图的战略工具。这一派的批评家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的概念变的极为复杂，从哈维的“建构论”来看“地方”，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批评视角下“地方”的含义。
哈维眼中的“地方”与人文地理学者主张的那种固定地方不同。在《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中，哈维称“无论如何伪装，地方与空间和时间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建构”（261）。与人文地理学者的温情地方观不同，哈维眼中的“固定”的地方具有反动性。在《从空间到地方再到空间》（“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一文中，哈维批评了人文主义思想下积极的、温馨的地方观，指出“地方”并非是所谓的依附感和根植感，而是渗透着权力的黑暗的地方，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由此可见，“地方”通常与“倒退”和“反动”意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人文地理学者认为地方是一种普遍的、超验的方式，哈维则宣称“地方”本身就是公开的反动，是在权力作用下当权者排除和监禁他者的方式。
通过批判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哈维详述了“地方建构”学说。他认为，在从持续的记忆和感情角度去构建地方的过程中，海德格尔一贯强调的“真实感”和“根植感”其实都是现代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真实性”价值被市场模式下建构的真实性、捏造的传统以及商业化的遗产文化所颠覆了。在表达真实性和根植感时，海德格尔拒绝任何社会媒介利用市场和其他媒体进行干涉，这种主张容易导致排外和褊狭的社群主义倾向，而这种排外的观点也因为他对语言高于社会生活的评价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甚至具有不能传达的“他者性”，与现代主义所追寻的审美世界中可名状的意义完全脱节，也与生产和交换关系较强的物质世界无关。如何建构地方呢？哈维主张利用列斐伏尔式矩阵去构建“地方”，其优点在于拒绝将物质性、再现力以及想象力看成是分离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建构流动地方中的真正动机，“地方”流动为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种局势下，流动的“地方”动摇了前工业社会赖以生存的家的根基感，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错位感和失落感。为此，一批崛起的批评家开始从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寻找解救线索，进而对抗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滋生的流动的“地方”。
如果说现象学和人文地理学两个方向中“地方”是具有边界的、固定的、专属于某一地域的场所，那么以哈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者眼中的“地方”则与空间一样，其固有的特征都在“建构性”的诠释下得以瓦解，成为资本生产的工具。在瓦解固定地方的趋势之下，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地方”逐步走向成熟，呈现出从“固定”地方到“流动”地方转移的趋势。除了英国生态批评带头人贝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海斯（Ursula Heise）以及莱斯大学教授莫顿也对“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分别提出了“生态世界主义”和“移位的地方”两个观点。
1. 贝特：“地方”与“具体的地方”
贝特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他在《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中采用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栖居”概念探讨了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态诗学。以华兹华斯为例，贝特认为特别的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地方”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帝国式的中心模式还是联邦式的边缘模式”（225），“地方”都具有稳定特征。贝特指出这种“区域的独特性”在建构国家身份中起决定性作用。
贝特对“地方”的论述与希尼（Seamus Heaney）关系密切。希尼在《地方的意义》（“The Sense of Place”）中曾指出两类既相辅相成又互相排斥的获知“地方”概念的方法，其一属于活着的、没文化且无意识的人，另一类是博学的、有文化底蕴且有意识的人”（Heaney 131）。贝特在《浪漫主义生态学》（Romantic Ecology）中提出“懂得、命名和记录”这三个地方原则。贝特认为希尼所说的“第一类人群‘懂得’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类人在‘记录’自然，而‘命名’在‘懂得’和‘记录’之间斡旋，消解二者产生的矛盾”（88）。贝特将华兹华斯和克莱尔等浪漫主义诗人看作是刻画独特地方的范例，通过记录具体的“地方”，这些浪漫主义诗人定义了专属于固定地方的民族、阶级及身份问题。
无论是具有四重性“栖居”的现象学，还是宣扬“恋地”情节的人文地理学，还是以贝特为代表的“生态地方诗学”，都可以看出拥护稳定特征的“地方”的脉络。然而，这里所谓“固定”的地方并非是字面意义所传达的意义，也必然无法逃脱建构的命运，当海德格尔宣称要栖居于大地时，思想中却隐藏着法西斯般的扩张企图。美国学者斯宾塞（Robert Spencer）在《现代殖民地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in the Colonial Present”）一文中提醒读者警惕海德格尔式的“栖居”。在他看来，“栖居”具有排外性质，即这类地方会“不顾一切用栅栏将自己的国土与外界隔开”（38）。他指出只有消灭了特定地方、建立一个不排外的地方，才可能实现和平与庇护。因此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如果无法理解海德格尔“根”和“栖居”的政治含义，那就无法在生态批评与反动的生态言辞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此外，莫顿同样认为海德格尔的观念问题重重。在专著《没有自然的生态学》（Ecology Without Nature）中，他指出海德格尔将“地方”看作是一个开放且晦涩的概念，这在莫顿看来极易成为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的敏感用语，为此他呼吁，“与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去中心趋势相对立的地方主义不应该落入反动分子之手”（171）。莫顿以海德格尔笔下梵高的鞋为例，指出海德格尔在探讨“地方”这个概念时试图打破“物”的具象，也就是说，当海德格尔开始对艺术品（鞋、桥）的冥想时，实则是利用“艺术”打开了“大地”，这如同在大地上创造一个“世界”一样，因此就产生了艺术品本身可怕的回响。他指出“海德格尔的地方是存在的通道，然而却有沦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危险，成为纳粹分子主张的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专属于某个民族和阶级的地点”（172）。由此可见，莫顿眼中的海德格尔试图用“地方诗学”对抗“现在性的移位”，这在现代社会似乎是天方夜谭。
2. 海斯：“生态世界主义”与“地方”
传统上看，责任伦理和对自然环境的关注或是源于身体对自然的感官经历，或是对周围生态系统的知识认知。海斯认为，如果将重塑个体的地方感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原则，或是引导个体和群体回归自然的辩证法，必然是死路一条。海斯指出，传统的“地方依赖”（place attachment）已经过时，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应该是目前更实际的称谓。在《地方感和星球感：全球的环境想象》（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中，海斯从文学和艺术角度解读了全球化趋势下摆脱固定地方限制的现象，她将地球看作是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碎片、蒙太奇、拼贴和缩放等技巧融为一体的场所。海斯认为，在21世纪流动的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专属于一个特殊地方的现象，地方感必须由星球感补全，“地方”所属从属于全球身份。对于“地方”与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海斯更大胆地宣称环境意识的获取另有他处，或者与“地方”没有任何关系，或者源于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单独扎根于某一地方。
3. 莫顿：“错位感”与“地方”
莫顿在《生态思想》（The Ecological Thought）中号召建立一种激进的生态学，“从大处着眼，而不是局部；注重宽敞，不是地方主义，强调宇宙化而不是区域化，关注错位而不是融入”（27）。在这种瓦解固定地方的理论背景下，他提出了“流动地方”的概念。莫顿指出，“这里”不是固定的，我们与“这里”的关系错综复杂，它总是持续在消散。在他看来，“‘这里’（here）不是固定的地方，它与‘那里’（there）相通，即穿过这里就到达那里”（52）。简单来说，“任何地方”不是“没有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任何地方”是地方的“零度”存在，并不是实际意义中的地点。莫顿是在号召无法对抗现代社会流动性的现代人不要沉溺于错位感的悲伤之中，因为从生态意义上讲每一个地方都属于整个生态圈的一部分，我们所到达的任何一个场所都与我们曾经的家乡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生态角度看“地方”，可以发现在全球化影响下，学者不仅仅关注传统上具有边界和稳定特征的某个地域，还可以从生态大局出发，走出固定地方的局限，表现出更合理的生态责任观。这股思潮将海德格尔式的“地方”贴上固步自封或盲目排外的标签，可谓是对海德格尔“地方”思维的反扑。如果说贝特利用海德格尔栖居的思想研究华兹华斯的固定地方，那么海斯和莫顿则彻底打乱了“海德格尔”模式下稳定的地方关系，从全球范围内追溯生态思维下的地方。生态批评角度下的“地方”面临着窘境：如果恪守固定地方的栖居观，就很可能只关注在“这里”的地方，从而忽视、甚至践踏在“那里”的地方；如果倡导流动地方的观点，则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的对象，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傀儡。
在工业迅速发展之前，由于缺乏便捷的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本过程中较少的原材料需求，“地方”相对稳定，但是这种“固定”的地方并非是充满温馨和快乐的世外桃源，而是远离工业化进程的较为封闭和落后的原始空间。工业革命之后，固定的地方逐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利用价值交换和商品不断撕裂固定地方之间的界限，以此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的目的，这也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工业全球化的当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对“土地”“森林”以及“矿产”等资源的疯狂索取造成了生态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生态学家将海德格尔的“地方”观看作是纠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挽救地方生态危机的良药，殊不知海德格尔的地方观也有“排外”“反动”和“右翼法西斯”倾向的嫌疑。
受全球化影响的学者们主张的“流动地方”与海德格尔派的“固定地方”之间充满了张力。流动性破坏了本来固定的模式，瓦解了以当地为中心的边界。在主张“流动的地方”学者看来，倡导“固定的地方”的人就是固步自封，井底之蛙。然而，流动性的地方也危机重重：消除地域界限的世界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泛地方主义”（pan-place）局面。虽然国际化大都市可以提供世界尽头任何地方的特色商品，但是这种“泛地方主义”格局的形成是通过消解“地方”边界的形式实现的，在此过程中无疑也会消解“阶级”“民族”甚至是“国家”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泛地方”过程仅仅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利用“流动性”地方去消灭众多“地方主义”的表象，其最终结果仍旧是单一的“独裁的地方”。主张发展固定地方的观点与坚持流动地方的立场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相当长的过程中，两种态度会一直处在角力之中。
在目前发展趋势下，如何在“固定的地方”与“流动的地方”之间寻求一种良性平衡呢？海德格尔强调“地方主义”，当时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实施生态政策的国家，不仅最早倡导有机农业，还通过了一系列与生态保护有关的法律，并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张旭春66）。然而，由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法西斯政权的介入，使得原本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海德格尔式的地方成为法西斯独权的代名词。换一个角度讲，现代社会中处于边缘地带的地方文化，无论是已经消亡的“玛雅人居住地”，还是神秘的“印第安部落”，都是曾经经受，或是正在经受着外界政治、经济势力的侵袭，并面临着被“流动的地方”吞并和消灭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一味地将本土的“地方”看作是封闭的空间，则终究难逃被泛化和吞并的后果。试想，如果“地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结合，做到继承发扬地方特色和兼收其他地方优势，同时做到拒绝民族主义干预，我们就可以期待在“固定地方”和“流动地方”之间实现一种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双赢。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见《外国文学》2017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陈浩然，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