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他把世界上该走的地方都走了 | 二湘空间
想象马拉松
文/蔡维忠
编者按：这期海外华文作家散文系列推送的是作家蔡维忠的作品，蔡维忠的文字厚重诚恳，叙述冷静，他一直试图在沉重的故事背后寻求人性的光亮。
查理·诺曼在监狱里想象自由。
牢房太小，查理走几步后就得往回折，再走几步。他默默地把步数加起来，走两千一百步了，折成一英里，走两万一千步了，折成十英里。再走五英里，共十五英里，就能到父母的家中看望他们。再走十一英里，共二十六英里，就是马拉松赛的路程。他没有到雅典或纽约或波士顿跑过马拉松，只能在狱中设计自己的佛罗里达马拉松。他从坦帕市开始，一直走到迈亚密，走到西礁岛，走到美国东南角。
查理把下一个目标定在西雅图。从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开始，到西北部的西雅图，跨越整个版图。第一站是特克萨卡纳，那是位于一千英里以外的得克萨斯州东北角的一个小城，母亲的家乡，查理出生的地方。查理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走出佛罗里达，穿过阿拉巴马，终于抵达儿时的家乡。接下来往西到加州，先到圣地亚哥，往北到洛杉矶，再往北到旧金山，再往北终于到达西雅图，历时一年。
查理不想回佛罗里达。他继续往北，穿过加拿大西部，进入阿拉斯加。跨过白令海峡，踏上俄罗斯堪察加半岛，沿着俄罗斯东部南下，进入中国，抵达北京。继续往西，去中东和非洲。这些步数累积起来，达到两万英里，历时多年。他称这次行程为环球马拉松。
查理把世界上该走的地方都走了，步数实在是太多了，不好计算，便算天数。如果监狱允许，他会每天在墙上画一道杠，佛罗里达州的二十一所监狱的牢房墙上，都会被他画得满满的。当然，监狱不许他画杠杠，他便划在心里。从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他被捕算起，到二〇二二年四月五日，整整四十四年，他在心里划了一万六千多杠。杠杠越画越多，向往自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查理把日子选在四十四周年的四月五日，发出一个以《囚禁》为题的电邮。开头便是控诉：“他们曾把我们叫做罪犯，然后叫做囚犯，最新的委婉说法是囚徒，听起来像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不是奴隶。但是，我们是真正的奴隶。在美国，这片自由者的土地，这个勇敢者的家园，有超过两百万我们这样的人！”
这个电邮代表行动。他在争取人身自由，而不仅仅是想象自由。他在电邮中描述如何受冤入狱，如何被拒绝获得假释，最后说出要点：“你想帮忙吗？支持我获释的信会产生正面影响。”电邮以密送的方式发给一群人，我作为他交往两年多的笔友收到了，但它不单单是发给我的。他表达得很得体，没有单独向任何人请求写信支持，只把主动权交给收信人。
我很快就回复，表示愿意支持。
这么快就决定为一个囚犯写支持信，似乎不够慎重。其实不然。我和查理已经笔交两年多了，往来的电邮和其他文件加起来，多达二十万字。这些文字记载了一个人四十多年来的沧桑史，包括如何失去自由，如何争取自由，如何在一次次挫折中坚持下来。在潜意识中，我早就想帮他做点事了。
二
查理因四十多年前的一起杀人罪，被判监禁二十五年至无期徒刑。那时，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有人潜入一家药店抢处方药品，逃跑时遇到在附近工作的保安拦截，开枪打死保安。警察找到两个因其他案件被关押在牢里的人，名叫詹姆斯和鲁道夫，两人都作证说，查理在不同场合亲口向他们炫耀杀人。警察还找到毒贩基思和拉里，分别给两人免诉的承诺，两人也指证查理在不同的场合说他杀人。四个证人，同一种证词，便有了相当高的可信性。
杀人案的唯一目击证人是药店的清洁工阿伯特。阿伯特被蒙面作案人劫持，帮蒙面人装药品，在将近两个小时作案的时间内有近距离接触。他在案发后就向警察描述过作案人的大约身高体重。查理身高一米八，块头很大，比阿伯特高大，而阿伯特说作案人身高不到一米七，身板偏瘦。阿伯特有充分理由不认为作案人是查理，并在法庭上如此作证。只是，检察官以四个证人说服陪审团，在没有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判查理有罪，刑期二十五年至终身监禁。
查理被判入狱后，基思和拉里因为事先得到免诉的承诺，避免了官司，而詹姆斯和鲁道夫都从牢里释放出来。检察官和警察与证人达成秘密协议，却没有向法庭披露。查理认为此案是由检察官策划，警察执行，威胁利诱四个证人而炮制出来的冤案。
证人之一鲁道夫出狱后作案八起，罪行重大，被判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良心发现，在狱中为查理的律师录下证词，说他向警察编造听查理说过杀人的事，是詹姆斯让他说的。鲁道夫的翻供，如果发生于查理被判决前，几乎可以断定查理会无罪判决，但是现在如果要翻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鲁道夫的同伙詹姆斯则拒绝翻供。还有，检察官与詹姆斯和鲁道夫达成协议一事，大几率可以肯定，如果在法庭上揭示，也对检方相当不利。
判刑后，查理在狱中给检察官马克·奥伯写了一张圣诞卡：“奥伯，祝你圣诞快乐！真希望和你在一起过节。”查理事后一直坚持说这是小小的玩笑。但是，不可否认，他在脑海深处，始终认为是奥伯找来四个证人诬陷了他。这张看似一时心血来潮的圣诞卡，将是伴查理一生的诅咒。
查理在服刑接近二十五年时，有机会申请假释，并因表现良好，有希望获得批准。这时候，奥伯来到听证会，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圣诞卡，念给假释委员会的人听，声称受到查理威胁，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他还说，查理从来没有认罪，没有悔过，会给社会带来危险，不能放出去。因为奥伯的阻扰，查理申请假释被拒绝了。此后，奥伯在几次听证会上坚决反对查理获得假释。
二〇一七年，查理在多次被拒绝后，又获得一次申请假释的机会。奥伯没有露面，一切似乎顺利。假释官看他的狱中记录，认为他表现良好，出狱后不会惹麻烦；美国笔会的负责人写支持信，称他在狱中坚持写作，为监狱带来正面影响；牧师写支持信，称他心地善良；前狱友写支持信，称他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心理医生说他心理健全，对社会无害。假释检查员同意他的假释请求，把假释日期定在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只是，上面的假释专员们拒绝批准。此事相当蹊跷，专员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假释检查员的推荐呢？查理在《囚禁》电邮里说明其中缘由：奥伯曾在佛罗里达州假释资格委员会里占有一席，他在那里亲自任命了三名假释专员，这三人不会违背提拔者的意愿。当初主持审理查理案件的帕吉特法官很罕见地给每位专员写信，支持查理。专员们选择无视。
这么多年来，查理眼看许多案情要严重得多的罪犯，因两起甚至三起谋杀罪被定罪，甚至牵嫌连环杀人，都在服满二十五年的最低刑期后被释放。他还在狱中。
三
查理是什么样的人呢？
查理在上大学期间与高中时的恋人结婚，婚后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去受训当警察，一边当警察一边上学。这期间有几件事情值得他自豪，他特意讲给我听。例如，在警察学院训练时，退伍军人出身的教官给学员下马威，把学员一一打到在地。学过武术的查理不但没有被打到，反把教官按倒在地，逼他认输，从此让所有学员刮目相看。又如，在当警察时，坦帕市市长专门点名要他当司机兼保镖，让他觉得很风光。他在监狱里写作，作品获得了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笔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及其他组织授予的多个文学奖。他还在监狱里教写作，并组织多种有益活动。
他是一个自豪的人，也是一个高傲的人，因无法忍气吞声而惹下不少麻烦。他这一生一直在与奥伯对抗，写信，写博客控诉奥伯对他的迫害。其后果是一再错过获得自由的机会。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它发生于六十年前查理十岁时，但我觉得可以通过它直达内心深处。在构思支持信时，我翻出查理讲述的故事：
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不去教堂，但至今不忘一个周日早上在洗衣房发生的事情。
爸爸喜欢算好时间，在洗衣房店主约翰开门时到达，第一个进去，使用他喜欢的几个洗衣机。如果碰巧有人比他先到，用了他喜欢的洗衣机，他会等到他们洗完，再把自己的衣服装进去。他就是这样的人。
一天早上，一个年轻女人开着一辆轰隆隆的老爷车，停在我们车旁边。她把一大堆破旧衣服搬进洗衣房，然后把三个哭闹的孩子们带进来，最大的不满四岁。她把身上的小硬币都拿出来，排在一张折叠式桌子上，算着能洗几缸衣服。约翰过来把它们换成可以塞进洗衣机的二十五美分硬币。她站在小盒洗涤剂的自动售货机前，不知所措，她显然没钱买洗涤剂了。
爸爸带来一大盒经济型的洗涤剂，盒里还有一大半。爸爸推了推我，看了看那盒洗涤剂，又看了看那个年轻女人。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不会亲自送给那个女人。我把那盒洗涤剂递到她跟前说：“还有很多，欢迎使用。”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又朝爸爸瞥了一眼，点了点头，对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接过盒子，说声“谢谢”。她给每台洗衣机装了一杯洗涤剂，然后把盒子还给我。我说声“不客气”，回到爸爸身边坐下来。
我们的衣服洗完了，准备离开。爸爸从他的裤袋里掏出所有硬币，有三四美元，递给我，点点头。我知道他的意思，接过零钱，把它堆在桌子上的婴儿旁边。她在照顾小孩，没看见。爸爸又拿出他的旧钱包，取出仅有的三张皱巴巴，面值一美元的钞票，递给了我。这一次，当我把钞票放在桌子上，再把硬币压在上面时，她有些察觉了。不过，爸爸已经抱着衣服出了门，我急忙跟在他后面。
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件事情，但我一直记着。如果爸爸那天去了教堂而不是洗衣房，他就无法帮助那个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孩子。
就是这么一件默默助人的故事，与案情完全无关，查理只把它当成对父亲的回忆。如果我不认识他，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囚犯讲的故事。这正是它触动我最深的地方。在看似无功利目的回忆中，最能看出家庭的熏陶，和在成长中形成的价值观。我在地球的另一个国度长大，没进过他的教堂，没有他那样的白肤色，可我们都认同故事中所蕴含的价值观。
读完故事，我明白了自己愿意写信支持查理的深层理由了。
四
读完故事，我也知道该怎么写支持信了。
首先，有些事我不写。支持查理获得假释的理由，不是审判不公正，不是假释审批有黑幕，而是囚犯获释后会成为守法公民，不会给社会造成危害。至于声称无罪，属于另一条法律途径，查理没有放弃这一途径，只是困难重重。声称无罪，就是不认罪，可能被认为是没有改造好的证据，而被拒绝假释。尽管如此，我估计查理会重提这些事，他咽不下这口气。
作者新书《此水本来连彼岸》
我要写的，是以我独特的视角，从洗衣房故事入手的。于是，我开始给佛罗里达州犯罪者审查委员会主席库恩罗德写信，表示支持查理·诺曼争取一个假释听证的机会。
让我转述查理讲给我的一个故事，从中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在他十岁时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他和父亲一起去洗衣房……
这件事尽管发生在六十多年前，但在他脑海里依然鲜活。他说：“我思念父亲，不断回想起他的教导。他教我，要遵守诺言；他教我，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他教我，要保护弱者免受欺凌。”
以下用最近几个例子，说明他在狱中的表现。
在二〇二〇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查理与一群阳性但无症状的狱友被隔离在一个大宿舍里。他帮助隔壁床的一个半文盲阅读圣经，与他建立了友谊。我了解到，查理不遗余力地帮助同伴。
关于毒品，查理有一次看到几个人在没有安装监控摄像机的洗手间里吸毒，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轰了出去。我了解到，查理从不掩饰对吸毒的厌恶。
关于暴力，他曾告诉我一件事：“宿舍里有个白痴喊着威胁我。我告诉他，你想去洗手间吗？你去吧。如果我在十五分钟内没到那里，你先自己打起来。”他用幽默引起一阵大笑，化解了紧张的气氛。我了解到，查理从不诉诸暴力。
关于道德观，我看不出查理与我们这些体面而负责任的自由人有什么不同。我相信他对社会不构成危险。相反，他很有才华，出狱后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他应该获得自由。
我把写好的信发出去后不久，收到查理寄来的一组家人探监的照片。其中最为醒目的是查理和侄女塔米的合影。我很早就在查理寄来的不同时期的照片上注意到塔米，看着她一路探监，一路成长。五岁时，她第一次随父母探监，一头金发，非常可爱；十一岁时，是漂亮的少女；十八岁时，青春活泼；年近三十，探监时带着小女儿，小女儿与她第一次探监时的年龄相仿；如今，她脸上起了皱纹，祖母辈的模样。查理也随着一帧帧照片的转换从血气方刚的年华进入古稀。
岁月不饶人啊！不但他们两人变老了，我们都变老了。只是，和查理比起来，我们在监狱外的人没什么可抱怨的。在自由中变老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查理是在对自由的渴望中老去的。四十四年，该能跑过多少次环球马拉松啊！希望这一次有奇迹发生，他不用想象马拉松，而是踏在铁丝网外的土地上。
原载《红豆》
蔡维忠，理科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新药研发专家，现居美国纽约长岛。作品发表于《当代》《上海文学》《散文》《香港文学》等海内外报刊。著有散文集《此水本来连彼岸》，随笔集《美国故事》和对联艺术专著《动人两行字》，曾获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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