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的尾声（三十三）曹丕即位。曹魏的权力交接并非一帆风顺，曹彰野心勃勃，青州兵险生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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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的尾声系列目录（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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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有三个年号。

其中正月的前半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后半到十月是延康元年，而从十月后半到年底则是黄初元年。

虽然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建安的尾声，但我的初衷还是想把汉魏禅代这个过程写清楚的，因此延康元年这十个月所发生的事也有必要交代一下。

220年正月曹操去世后，建安这个年号也随他作古了，大汉迎来了最后一个年号延康。

不过关于这个改元的具体时间，三国志和后汉书却产生了分歧。

按三国志记载，改元延康的时间为正月。

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三国志魏书魏书文帝纪第二）

而按照后汉书的记载，改元延康的时间为三月。

三月，改元延康。（后汉书孝献帝纪）

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两本史书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

我认为三国志的记录更为可靠，而后汉书将时间加以修改可能代表了作者的一些个人立场。

汉献帝共有五个年号，分别是永汉、初平、兴平、建安和延康，这五个年号有着不同的意义。

第一个年号永汉是189年九月到12月短暂使用的，董卓扶植汉献帝上台后改元永汉。

不过到年底的时候，董卓下令废除除了永汉以外，少帝刘辩使用过的光熹和昭宁两个年号，直接恢复了汉灵帝的中平这一年号。

这其中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董卓要否认刘辩的合法性，突出他所立的刘协的合法性。

而第二点则是顺应新君登基后第二年才改元这一传统，如果不这么做，按当时的观念是会被批判的。

比如刘禅在刘备去世的当年就把章武三年改为建兴元年，结果遭到了批评。

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礼，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今可谓亟而不知礼义矣。（晋书五行志）

正因如此，董卓才恢复了汉灵帝的年号，因为189年直到四月，年号都是中平。

但是转过年来，董卓就不用有这么多顾忌了，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用了新的年号初平。

之后的年号兴平和建安大概对应着李傕和曹操掌控中央的时代，那么轮到曹丕执政的时候，改一个新的年号就很正常了。

至于为什么不等到下一年，应该是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毕竟这一年还没过完禅代就完成了。

而后汉书把时间改为三月，我想可能是因为作者尊崇汉室，希望突出这次改元并非是曹丕的意思，而是汉献帝自己的意思，比如曹操死后即将迎来新时代等等。

当然，这种说法最终还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资治通鉴也采用了三国志的说法，将改元延康的时间确定在了正月。

不过在改元之前，曹丕还有更重要的事做，虽然他早被曹操立为魏太子，但这并不表明他的权力之路就是一帆风顺的，相反，此时的朝中正暗流涌动。

曹丕若想顺利继承曹操的丞相和魏王头衔，必须要经过一番考验。

当曹丕刚听说曹操的死讯时，一时还没有心理准备，只是哭个不停，可能是这些年演戏演习惯了。

这时候司马孚及时出来把他点醒了，他说：“您是国家储君，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局面，没时间做那些无意义的匹夫之孝。”曹丕闻言顿时醒悟。

点醒了曹丕后，司马孚又出去把那些只会哭的大臣骂了一通，这才把秩序稳定下来。

这时又有人提出，如果太子在邺城即位，那就名不正言不顺了，因为不去洛阳就得不到汉献帝的诏令。

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曹操是在洛阳病逝的，而此时曹丕却不在那里，而是留守在千里之外的邺城。

另一方面，守在曹操身边的却是身份敏感的曹植，如果有野心家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那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曹丕呆在邺城，这里算是他的大本营，因此他是安全的。但如果他要前往洛阳即位的话，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后，一切就难说了。

要知道曹植虽然在争储中失败，但他并没有被彻底打压，他依然有支持者，其中能量最大的可以说就是曹彰了。

之前曹彰奉命留守长安，他手下是有兵的。而曹操在病重的时候又召他去洛阳，虽然不知道曹操跟他到底说了什么，但是按照曹彰后来的行为，他肯定是不服曹丕的。

如果曹丕贸然前往洛阳的话，被曹彰半路截杀也并非不可能，因此必须要加以防备。

这一点陈矫看得很透彻，他干脆把这件事挑明说了，直接指出曹彰和曹植可能产生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特事特办，不能拘泥于流程。

这件事定下来后，一天之内就把所有礼仪都完成了，第二天又以王后的名义策立曹丕继位魏王，从而率先占据了大义名分。

不过这件事却还不算完，因为按照正常流程，还必须得给先帝下葬才行，这才算是新君即位的一套完整流程。

可如今曹操的尸体还在洛阳，于是就必须先把他的灵柩送回来。

不过在此之前，曹彰就率先发难了。

或许他此时还不知道曹丕已经在邺城即位了，于是他刚一到洛阳，就立刻去见曹植，随后提出：“父王召我来此，就是为了拥立你即位。”

当然，这毫无疑问都是他信口胡说的。曹操去世前还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项安排，当时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不可能做出这种会引发动乱的决定。

不过面对这个诱惑，曹植却也没有答应，这不光是因为曹植并不想制造动乱，而且还因为他也不敢完全相信曹彰。

之前曹植的心腹杨修被杀时，其中就有一项罪名是诽谤曹彰。

按照这条记录的出处续汉书的记载，杨修诽谤曹彰的时候是和曹植在一起的，当时二人一起在司马门醉驾。

《续汉书》曰：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章。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

毕竟酒后吐真言，因此这说明曹植其实背后也在防备曹彰，两人所谓的友谊很可能也是塑料友谊。

总地来看，曹植和曹彰很可能只是表面结盟，实际是一个互相提防互相利用的状态。

这样一来，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曹彰或许也有着不小的野心，拥立曹植只是个幌子，为的是以他的名义对付曹丕。如果真能打倒曹丕，他大概率也会把失去利用价值曹植一脚踢开。

而曹植这么聪明的人，很可能也已经看透了他的想法，不愿被他利用，因此才会对这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口拒绝。

一看这样不行，曹彰只好另寻他途，于是他找到了主持曹操丧礼的贾逵，问他玉玺在哪。

曹彰这样做，其实已经充分暴露他的野心了，如果玉玺到他手里，说不定就要矫诏谋反了。不过这却吓不住贾逵，曹操让他主持此事自然是有道理的。

就在曹彰来洛阳之前，贾逵已经凭他的智慧解决了两个难题了。

当初曹操刚刚去世的时候，很多人提议为了避免人心骚动生出乱子，应该秘不发丧。

这就有点异想天开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瞒得住，至少曹彰已经知道了。另外，如果曹操有密不发丧的想法，他肯定会提前有所交待。

贾逵自然没有采纳这种不切实际的主张，与其等消息自行泄露出去，还不如公开以后早做准备，于是依旧正常发丧。

不过曹操去世的消息传出去后，却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让局面更加复杂起来，这是贾逵始料未及的。

当时青州兵和臧霸的一支部队竟然未经许可，大张旗鼓地离开洛阳走掉了。

这件事非同小可，甚至可以说是兵变也不为过。

臧霸的部队还好说，但青州兵的威胁很大，这支部队一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当初曹操和吕布争夺兖州时，就是因为青州兵被吕布骑兵击溃导致全军溃败。

后来讨伐张绣的宛城之战时，青州兵竟然在乱军中劫掠自己人。

由此可见，青州兵并非传统印象中的精锐之师，而是一支战斗力较差且军纪涣散的部队。

这次如果不加以约束，一路上难保会闹出多大事。

于是贾逵提出不宜强硬镇压，而应该安抚，一路上粮草也要供给好，此外还特意公开发表了一篇檄文以安其心。

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能不生乱就不要生乱，等以后局面稳定了，自然有的是秋后算账的机会。

可是连续解决了两个难题后，曹彰又开始闹事了。面对咄咄逼人的曹彰，贾逵丝毫不惧。

可当时贾逵只是个小小的谏议大夫，他凭什么和曹彰针锋相对呢？

原来贾逵并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好帮手，那就是夏侯尚。

太祖善之，拜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并掌军计。（三国志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夏侯尚的身份不一般，他是宗室，也是曹丕的心腹，他背后不光有曹丕，还有其他宗室成员。

其实曹彰跟夏侯尚也是有交情的，两年前二人曾一同平定过代郡乌丸的叛乱。

不过夏侯尚终究跟曹丕关系更好，于是他选择和贾逵并肩作战。这证明至少大部分宗室都不会站在曹彰一边。

有了这个底气，贾逵义正言辞地说：“太子在邺城，国家自有储君，玉玺之事君侯无须过问。”

曹彰一看这架势，自己要是一意孤行，恐怕得众叛亲离，所以也就怂了，于是曹丕顺利承继大位的所有障碍都被扫除。

现在最后一件事就是送曹操灵柩返回邺城下葬了，这是一件几乎白送的功劳，曹丕决定把这件功劳给自己最信任的人。

首先两个人选是司马懿和夏侯尚，这两位就不多说了，都是曹丕的心腹。

而第三个人就是之前立下大功的贾逵，曹丕为了表彰他的忠诚和机智，将这件功劳给了他。

完成此事后，贾逵没过多久就被任命为魏郡太守，从六百石升到两千石，可以说是火箭般的蹿升，从此他开始平步青云。

与此同时，华歆带着汉献帝的诏书来到邺城，并将丞相和魏王的印玺交给曹丕，至此，曹魏的权力交接终于顺利完成。

220年正月，曹魏内部围绕着权力交接一事发生了许多波折，这一个月风波诡谲，危机重重，并非传统印象中那么平淡。

而曹丕在坐稳了魏王之位后，也终于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他的终极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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