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晔 | 范祖禹《帝学》述论
《帝学》八卷，北宋史家范祖禹撰。全书不足三万字，辑录了中国古代帝王的崇学事迹，尤其对宋代经筵讲读中的君臣问答多有记录。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而言，这既是一部帝王问学简史，也是研究宋代皇帝教育的重要文本。然而，无论是范祖禹本人的著述动机，还是历代君臣对本书的重视，显然恰如书名所示，是要探究帝王为学之道，培养合格帝王。四库全书本《帝学》卷首所载乾隆及其诸皇子题诗，明确反映了他们心中《帝学》一书的价值所在。而后人常将本书与唐太宗《帝范》、张居正《帝鉴图说》相提并论，则充分说明了它在传统君主教育中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典籍，学界从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虽多有利用，却尚无聚焦其本身主旨、价值、版本的综合探讨。[1]
一、《帝学》的成书背景及其内容主旨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又作淳父、淳夫），成都华阳人，其所属的“华阳范氏”是北宋四川地区著名的世家望族。[2]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范祖禹以进士甲科第四名登第。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范祖禹入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局，具体负责唐代部分的长编撰写。元丰七年（1085），《资治通鉴》修成上进，范祖禹除秘书省正字。次年，宋哲宗继位，司马光为相主持废除新法，范祖禹被擢为右正言，后避嫌改任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不久，司马光力荐范祖禹为著作郎兼侍讲。此后虽历任右谏议大夫、给事中、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讲等官，范祖禹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供职经筵，辅导哲宗学习经史。这段讲读官经历在当时颇受好评，苏轼就称赞说：“淳夫讲说，为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灿然，乃得讲师三昧也”。[3]
《帝学》正是范祖禹供职经筵的产物。所谓经筵是指专为君主服务的御前学术讲座，具体形式是讲读官讲解经史典籍、“祖宗圣政”以及“进故事”，是宋代以降帝王教育的主要形式。由于经筵讲读的目的是要培养合格帝王，在讲解的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君德、治道、现实政治等问题，君臣双方问答交流颇多。此外，讲读结束后，讲读官还可能获得留身奏事的机会，这是宋朝皇帝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
上文提到自元祐元年（1086）八月六日开始[4]，直到出知陕州，范祖禹一直在经筵供职。《宋史》本传描述其侍讲经历为：“每当讲前夕，必正衣冠，俨如在上侧，命子弟侍，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5]作为一位饱学之士，范祖禹如此勤勉、细致不仅仅因为讲授对象是皇帝，还与宋代帝王教育重要性加强，元祐时期特殊政治环境有关。
《宋史·范祖禹传》书影（二十一史南监本）
一般认为随着唐宋之际的政治社会变革，宋代君主的专制独裁倾向更为明显，更多的事务、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上。这既对皇帝的个人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加重了皇帝对政治的影响力。此时，帝王学习的重要性，君臣双方都有清醒的认识，普遍认为帝王需要具备相当的儒家经典知识、伦理素质，这与政治的合理运行关系重大，甚至还出现了将经筵与宰相相提并论看法。[6]伴随着认识的变化，制度的建设也随之展开。渊源于汉代，由臣僚进入内廷为君主讲经的非固定性举措，在北宋中期经真宗、仁宗的建设，已发展成为成熟的经筵制度。[7]
如果服务于宋神宗这样业已成年，自制而深知进学重要性的皇帝，范祖禹肩上的担子应该还会轻些，无奈他的讲授对象是一位年幼皇帝。此前担任哲宗经筵讲官的理学家程颐，就因过于严厉的讲读风格让哲宗难以接受。[8]所以在向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侍讲时专门提到：“自度少温润之气，纯夫色温而气和，尤可以开陈是非，导人主之意”。[9]
除了要色温气和，循循善诱，范祖禹后来面临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要通过讲读尽可能影响哲宗的政治立场。由于高太后以母改子，大量废除神宗制定的新法，哲宗成年后会采用怎样的政治路线难以预料。可能是基于对父亲的怀念，以及对祖母与群臣忽视自己的不满，哲宗越来越表现出叛逆的性格与步武其父政策的倾向。据哲宗自己后来回忆，高太后垂帘听政时，大臣奏事“朕只见臀背”。[10]大概哲宗与高太后对面而坐，大臣多仅向高太后奏事。当然，对于哲宗的态度，高太后与旧党臣僚多少都有察觉，也十分担忧。[11]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祖禹与他的经筵讲官同僚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远非通过讲解经史实现知识传授那么简单。
《帝鉴图说》之“烛送词臣”
以上粗略勾勒了范祖禹供职经筵的具体政治环境，这也是《帝学》一书的成书的宏观背景。下面将他为讲读所撰写的其他著作以及相关奏札情况作一梳理，这些构成了《帝学》成书的微观“语境”。
时间 | 著作 | 相关史料 |
元祐三年四月 | 进《经书要言》 |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四《进〈经书要言〉札子》 |
八月二十日 | 进《古文孝经说》一卷 |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四《进〈古文孝经说〉札子》 |
八月二十二日 | 上《劝学札子》 |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四《劝学札子》 |
元祐四年正月七日 | 与其他讲读官进呈《尚书说命讲义》三册 |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四《进〈尚书说命讲义〉札子》 |
元祐五年二月八日 | 范祖禹等进《无逸讲义》 |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五《进〈无逸讲义〉札子》 |
六月八日 | 范祖禹等讲读官领旨编修《孟子节解》十四卷 | 《太史范公文集》卷一九《编〈孟子节解〉札子》 |
八月十四日 | 上所撰《帝学》 | 《太史范公文集》卷二一《乞进〈帝学〉札子》、《进〈帝学〉札子》[12] |
元祐六年十月 | 进《幸学故事札子》 | 《太史范公文集》卷二二《进幸学故事札子》 |
元祐七年五月四日 | 进《家人卦解义》 | 《太史范公文集》卷二三《进〈家人卦解义〉札子》 |
九月十二日 | 同其他讲官共上《乞节讲〈礼记〉札子》 | 《太史范公文集》卷二四《乞节讲〈礼记〉札子》 |
元祐八年正月十九日 | 进《仁皇训典》六卷 | 《太史范公文集》卷二四《进〈仁皇训典〉札子》 |
通过以上罗列的范祖禹与经筵相关著述活动可以看出，撰述《帝学》并非一个孤立举动，而是他一系列著述活动中的一环。为达成教育年幼哲宗的目的，范祖禹等人采用了讲义与“故事”读本相配合方式，《帝学》便是其中一种补充读本。了解了这样的成书背景，把握该书的内容、要旨也就比较容易了。
《帝学》全书的安排是以时间为序，前两卷内容为上古至唐，其余六卷都为北宋诸帝。这当中又尤以宋仁宗所占篇幅最大，有三卷。这一方面是仁宗统治时间有四十多年，为北宋诸帝中最长；同时也是因为与反变法政治立场相关，仁宗在此时已经被看成是可为效法的杰出帝王。上文提到的范祖禹另一部著作《仁皇训典》即专记仁宗一朝之事。这种偏重本朝的篇幅分布，与宋代重视“祖宗家法”的政治风气是一致的，[13]也为后来的不少著作所效仿，如南宋李埴《续帝学》、明尹直《明良交泰录》。
作为经筵补充读本，《帝学》以更有效激发哲宗的向学之心来组织全书，在这一指导原则下，该书具体内容涵盖了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辑录了历代圣王明君的务学求师、崇儒幸学事迹，这为哲宗在行为上树立楷模。第二，尽可能在记事中涉及君臣间的学术问答。这在范祖禹看来非常重要，他在《上〈帝学〉奏》中除了强调帝王学习的重要性，还对问之于学的价值致意再三，认为“学则必问，问然后为学”。而在本书正文卷七，范祖禹还专门节录了司马光《乞经筵访问札子》。第三，对于君臣在讲学场合外有关治道的言论也加注意，如卷二引唐太宗《金镜述》。当然，与唐太宗专门总结君道的著作《帝范》相比，这部分内容在《帝学》中不是主要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两书内容可以互为补充。此外，为了配合对哲宗的政治立场施加影响，本书卷八还详细记录了司马光与吕惠卿在经筵中对于变法的讨论，其用意显而易见。
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
二、《帝学》的价值
（一）文献价值
《帝学》一书前两卷，是辑录而来，所记前代之事没有超出今存史籍，文献价值不大。后六卷的宋代内容，尽管其记事时段为载北宋之事的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所涵盖，相关其他典籍也存世不少，详细比对后可以发现，该书仍有其相当的文献价值。
首先，同记一事，《帝学》与《长编》重点不同，可以互为补充。如《帝学》卷三载：宋真宗“（咸平）五年，讲《春秋》毕，邢昺曰：‘《春秋》一经，少有人听，多或中辍。’帝曰：‘勤学有益，最胜它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朕听政之余，惟文史是乐，讲论经义，以日系时，宁有倦邪？’”此事《长编》卷五一，系于咸平五年正月丙辰条，记事重点与此不同。“丙辰，翰林侍讲学士邢昺讲《左氏春秋》毕，召宗室、侍读侍讲学士、王府官宴于崇政殿，赐昺等器币、衣服、金带，加昺工部侍郎。上谓辅臣曰：‘南北宅将军而下，可各选纯儒，授以经义，庶其知三纲五常之道也’”。[14]这里《帝学》通过君臣对话表现真宗好学的品性以及“勤学有益”的道理，《长编》则是记录了对讲读官的奖赏，以及加强宗室教育的措施。这个例子比较清晰的反映了两书的不同性质，一是劝学以成君德的著作，一是记录朝廷事务的史书。
其次，同记一事，《帝学》较《长编》详细。如《帝学》卷三载宋太宗读《太平总类》（即《太平御览》）之事称：“帝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已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须性所好，若其所不好，读亦不入。”此事《长编》卷二四仅载：“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徧，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15]两者详略颇有差异。又如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三月戊寅，诏双日召侍臣便殿讲学便殿一事，《帝学》卷四详载诏书具体内容，《长编》卷九八则仅记其事。[16]
第三，同记一事，两书系日不同，互有得失，可资考证。这种情况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数日之事《长编》附于一日，《帝学》则分记。如《长编》卷一七五，皇佑五年（1054）八月癸卯条载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赵师民除龙图阁直学士、知耀州，之后附以经筵讲读事迹。[17]《帝学》则分载庆历四年（1044）二月，皇佑元年五月癸巳、九月丙午、辛亥。二是分别系于不同日期。如《帝学》卷四载景佑四年（1037）十月丙戌进读《正说•养民篇》，此事《长编》卷一二〇系于十月丙子。[18]又如《帝学》同卷载宝元二年（1039）十月乙丑，讲《春秋左氏传》及读《正说》终，《长编》卷一二四系于十月丙寅。[19]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据，孰对孰误还只能存疑。
第四，《帝学》记事不少《长编》都失载，虽然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王应麟《玉海》等书或载录，但详略有异，且有为他书所未载者。如卷三载：“太宗时，邢昺尝纂《礼选》以献。其后，帝阅书禁中，得其本，作赞以示近臣曰：‘朕在东宫，昺为侍讲，尝徧讲九经书，亦有三五过或十余过者，唯《尚书》凡十四讲。盖先帝慈旨勉励，每旦听书，食讫习射，使与兄弟朝夕同处，所习者，文武二事尔。’”此事惟王应麟《玉海》卷三一引《实录》：“祥符三年五月乙巳，上作《礼选赞》赐侍讲学士邢昺。”[20]《玉海》所记尽管补充了时间信息与赐文对象，具体细节却太过简略。此外，他书不载之事尚多，这里仅举三例。卷三宋太宗与近臣论“三史”；卷四庆历五年（1045）三月甲申宋仁宗问杨安国周幽王所终；卷五皇佑三年（1051）四月戊申讲“巽卦”。[21]
第五，即便与其他书重复的记载，有不少明确标明是引自《帝学》，所以从史源学的角度说，本书仍有其价值。如卷六皇佑五年（1053）九月戊寅一条记仁宗礼器制作之事，《长编》卷一七五亦载，其著者李焘注明是依据《帝学》。[22]
当然，《帝学》对宋代君主崇学、经筵讲读事迹的记录并不是详瞻无遗，《长编》有而《帝学》无的情况也存在。如《长编》卷一〇一载，天圣元年（1023）九月“戊寅，诏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冯元讲《论语》，并赐御飞白书”。[23]此事从性质上说《帝学》应该采入，不过有的缺略可能是范祖禹有意为之。如关于读《三朝经武圣略》，《帝学》只是在卷四，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乙未载：“读《三朝经武圣略》至真宗朝，李继和上言：‘国初，李汉超在关南以私钱贸易以佐公用，人或绳奏之，太祖反令尽除所过税。’帝曰：‘任人如此，孰不尽力哉。’”检《长编》，则读此书还载有其他两条。卷一五四载：同年二月“庚戌，御迩英阁读《三朝经武圣略》，出阵图数本，并陜西僧所献兵器铁浑拨以示讲读官”。[24]又卷一五七载：“十一月癸未，迩英阁读《三朝经武圣略》。上曰：‘真宗时，李至言郑文宝建议禁西界青盐为失策，如何？’侍读高若讷奏：‘青盐之禁，西人至今失其厚利，乃策之得，至言殆偏见也。’上然之”。[25]与《帝学》所采入的一事相较，《长编》多出的两条记载所谈论的是具体事务，并非原则上的为君之道，从中大概可以看出范祖禹所贯彻的编撰标准了。此外，《太平治迹统类》、《玉海》等书中也有《帝学》失载之事。所以，若欲辑录北宋君王崇学、经筵事迹，以《帝学》为基础，辅以《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会要辑稿》及《太平治迹统类》、《玉海》等类书就几无遗漏了。
（二）学术价值
从编撰的角度看，《帝学》一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本朝，详近而略远，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二是于记事之中穿插作者的议论。《帝学》正文中范祖禹凡加按语十三处，书末所谓《上〈帝学〉奏》可视为一篇总论。这种方式与宋朝经筵讲读中流行的“进故事”颇为一致，[26]以史实与论断相结合以达到讲劝的目的。南宋人对这当中体现的进谏技巧颇为看重，曾评价本书“色和而气平”，“盖于诵说之际，傅以箴规之词”。[27]
作为一本讲读之作，《帝学》最重要的价值自然还是在对为君之道、帝王之学的帮助方面。有学者认为，唐代的帝王之学已开始出现由重经学转而渐重史学的倾向，到宋代《资治通鉴》成书，史学已正式成为帝王之学。此后的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浚《大学衍义补》皆是兼采经史子集，却以史学为主。所以近世的君主教育由经学而史学，史学成为主流。[28]从皇帝经筵讲读书目看，唐宋以降确实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史部著作，如本书所记即有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然而，讲读史书的目的显然是鉴往知来，“见之于行事”的论证、阐发儒家伦理纲常、治国之道。所以，注重史籍不过是达成儒家君道教育的途径，这与经学教育是一致的，并不存在所谓王道、霸道的问题，也谈不上史学成为主流，只不过以“前代鉴戒”、“本朝圣政”的史学内容成为帝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在上述的转变潮流中，《帝学》无疑是一部典范性著作。一方面，大量的古今史事树立了帝王务学的楷模；另一方面，书中或记君臣阐经述道之语，或另增议论品评之言，对于为君之道、帝王之学的实质内容特加关注。这种融激励向学与阐释君道功能于一书的尝试较为成功，比较突出地呈现了当时士大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随着君主独裁的强化、政统与道统的合一趋势，君主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帝学》在后代常享盛名。南宋时期该书多次在经筵中讲读，[29]而明清两代，其受重视程度也未曾稍衰。乾隆曾题内府所藏宋本《帝学》卷首云：“藏弆御府有年，每于几余展阅，不特芬流楮墨，足备石渠、东观之遗。而自宓羲迄宋，凡帝王务学求师之要，灿然眉列，实为千秋金鉴”。[30]学者吴焯也誉之称：“一编《帝学》古今师”。[31]
《天禄琳琅书目》书影
（[清]于敏中等辑，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三、《帝学》的版本情况
《帝学》的版本情况并不复杂。据《中国古籍总目》所载，本书善本有：明刻本，藏吉林省图书馆；《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清永璇抄本，藏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清省园刻本，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清抄本，翁增源校并跋，藏南京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也还有两部清抄本。[32]此外，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活字本《帝学》，为晚清著名藏书家缪荃孙旧藏，缪氏定为宋活字本。不过，此本学界争议颇大，可能是据省园本挖补，姑置不论。[33]大陆之外，台湾萧天石主编的《中国子学名著集成》中影印了一部抄本《帝学》，为“中央”图书馆藏“永璂精写袖珍本”。[34]
本书各种版本书前多载有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齐砺所作序，从中可知本书最早为范祖禹五世孙范择能刊刻，嘉定年间赵汝洋又据以重刻。宋本《帝学》今天已不可得，不过省园本基本保持了宋本的原貌，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乾嘉间“以宋本字体制成活字所排印”。[35]也正是由于省园本的存在，明刻本这个现存可以确定的最早本子的重要性有所削弱。同样，四库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为内府藏本，[36]也就是乾隆曾题其卷首的宋本。永璇抄本、永璂抄本性质相同，都与四库本接近。永璇为乾隆第八子，永璂为十二子，四库本卷首有其和诗。笔者将永璂抄本与四库本比较发现，两者基本一致，当是同出内府藏本，惟每卷各有考证对原本错误加以说明，不过大多四库本也已更正。所以，虽然笔者未曾亲见永璇本，考虑到它与永璂本的密切关系，校勘价值不会太大。
翁增源校跋本质量颇高，值得特别重视。翁曾源，字仲渊，号寔斋、海珊，江苏常熟人。同治二年（1863）恩科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国史馆纂修等。翁增源出生名门，其父翁同书曾任安徽巡抚，叔父翁同龢为晚清名臣，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官至协办大学士。在一个内容与省园本略同的抄本基础上，翁增源校出谬误六十处以上，其中为四库本未改者也达三十余处。下面且在比较中对各本异同优劣加以说明。
省园本虽说与宋本最为接近，玄、匡、征、慎、敦等宋讳皆缺笔，但是错讹也是诸本中最多的，今略举其尤者三例如下：
如前所述，四库本改正了内府藏宋本的诸多错误，但改之未尽者仍非常多，即便是避讳字也有遗漏。如因宋太祖祖父名赵敬，《帝学》“敬”皆作“恭”，四库本对此多加改回，惟卷七治平元年吕公著言“其于斋戒祭祀必致诚尽恭”，“敬”仍作“恭”。此外还有不当改而改者，如卷三咸平五年十月条，“在东宫时惟以聚书为急”一句，文渊阁四库本改“急”为“念”，《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及《玉海》卷一二九，载此事皆作“急”，文津阁四库本、翁校本亦仍其旧。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是，本书文渊阁本与文津阁的优劣。总体来看，文津阁本是好于文渊阁本的，校出了更多的原本错误。如卷七治平四年十月壬戌条，“（范）亦颜以前嘉州夹江县令投检”，文渊阁本作“投捡”，文津阁本作“投检”。又如，同卷治平四年九月壬寅条，“先是，（司马）光言张方平不当参知政事，至是又言”，文渊阁本、省园本“至是又言”作“臣是人言”，殊不可解。文津阁本改为作“臣已冒言”。考取材《帝学》的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六，记此事作“至是又言”。[37]文津阁本所校虽因未查明出处有所偏差，但至少发现了问题。此外，文津阁本尽管质量不如翁校本，也校出了一些翁增源未发现的问题。如卷五皇佑二年四月己卯条，“帝王每出，须中严、外办”，中严、外办皆是警卫宫禁之仪，“办”字省园本、文渊阁四库本、翁校本皆误作“辨”，文津阁四库本、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二七《进故事》作“办”。
翁校本的优点不仅仅体现在比四库本校出更多错误，即便是四库本也作了校勘之处，往往是翁校本更优。如卷三载宋太祖太平兴国八年言读书之事说：“其未闻未见之事固已多矣”，“固已多矣”省园本作“固已矣”，文渊阁四库本作“固多矣”，文津阁本作“姑已记矣”。由于两种四库本文字不同，可知此处馆臣是做了校勘修改，以文意看，两者皆可通。翁校本作“固已多矣”，虽然从文意看与文渊阁本同，但查《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条，正与翁校本同。由此可知，四库馆臣的校勘只是凭借自己经验来修改文字，翁增源则作了更为细致的工作，若非别据善本，必是不避繁琐采用了查阅相关史料的“他校”办法。这个例子不是孤例，这里仅以卷四为限再举三例于下：
由此可见，翁增源的校勘工作是仔细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长编》外，他可能还利用了《宋代诏令集》等宋代典籍，相关例证很多，这里就不一一枚举。总之，翁校本虽非尽善尽美，也算得上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本子，值得学界重视。
《帝学校释》书影
（陈晔校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注释
[1] 为数不多关注《帝学》本身的研究是，王德毅，《范祖禹的史学与政论》，收于《宋史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页1—63；叶高青，《范祖禹生平与史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页89—91；申慧青、王瑞蕾，《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载于《保定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熊克，《是清“省园”藏板，还是宋活字本？一一为缪艺风著录宋活字本〈帝学〉及有关问题辨证》,载于《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2] 胡昭曦，《宋代“世以儒显”的成都范氏家族》，收于《胡昭曦宋史论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页286—319。
[3]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见《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页811。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9368。
[5] 脱脱，《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0799。
[6] 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五《论经筵第三札子》言：“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540）。
[7] 对此的详细论述参见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四，《朱子全书》第12册，前揭，页966。
[9] 朱熹，《二程遗书》卷二二《伊川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5。
[1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047。
[12] 按，《太史范公文集》误系于元祐六年，据《长编》卷四四七，当为五年。
[13] 关于宋代“祖宗家法”最详尽的研究，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
[14] 李焘，《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正月丙辰，前揭，页1112。
[15] 李焘，《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前揭，页559。
[16] 李焘，《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三月戊寅，前揭，页2277。
[17] 李焘，《长编》卷一七五，皇佑五年八月癸卯，前揭，页4227—4228。
[18] 李焘，《长编》卷一二〇，景佑四年十月丙子，前揭，页2838。
[19] 李焘，《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十月丙寅，前揭，页2935。
[20] 王应麟，《玉海》卷三一，南京：广陵书社，2008影印本。
[21] 据笔者粗略统计，本书记事为他书不载者约有十三处。
[22] 李焘，《长编》卷一七五，皇佑五年九月乙酉，前揭，页4233。
[23] 李焘，《长编》卷一〇一，天圣元年九月戊寅，前揭，页2334。
[24] 李焘，《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庚戌，前揭，页3748。
[25] 李焘，《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一月癸未，前揭，页3805。
[26] 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二七（宋集珍本丛刊本）整卷内容即为“进故事”。
[27] 吴泳，《鹤林集》卷七《钟震授兼侍读制》，宋集珍本丛刊本。
[28] 朱鸿，《君储圣王•以道正格：历代的君主教育》，收入郑钦仁主编《中国古代制度略论》，合肥：黄山书社，2012，页274—276。
[2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杜范，《杜清献公集》卷一二《签书直前第二札》，宋集珍本丛刊本。
[30] 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沈嘉辙、吴焯等，《南宋杂事诗》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中国古籍总目编撰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177—178。
[33] 关于这个本子的具体情况参见熊克，《是清“省园”藏板，还是宋活字本？一一为缪艺风著录宋活字本〈帝学〉及有关问题辨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34] 萧天石主编，《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第三十一册，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1978。
[35] 魏隐儒，《中国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页230。
[36]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775。
[37] 翁校本即改为“至是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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