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雪豹网络（Snow Leopard Network）2022年9月13日迎来了成立20年的纪念日。这个雪豹保护网络源自2002年在西雅图召开的雪豹保护峰会。会议有来自17个国家，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之所以选择西雅图召开，是因为西雅图和雪豹保护的历史渊源。早在上世纪70年代， 海伦·弗里曼（Helen Freeman）在西雅图林地公园动物园（Woodland Park Zoo)作为志愿讲解员。1972年，海伦见到刚刚入园的两只小雪豹。这两个被起名为Nicholas和 Alexandra的雪豹幼崽是从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山地里抱来的，失去至亲的雪豹对人类充满恐惧。胆怯的小雪豹一些奇怪行为引起海伦的注意和担忧。海伦在1954年已经获得华盛顿州立大学商业管理学位。此时海伦决定在重返课堂学习生物学，1973年海伦从华盛顿大学修得动物行为专业的第二学位。后来海伦正式入职西雅图动物园，并于1979年成为动物园的教育项目负责人。1981年，海伦发起成立雪豹基金会，并联系北美各大动物园，一同开展雪豹生存保育战略，增加雪豹的繁育数量。北美地区动物园里的雪豹，最初种群都是来自野生雪豹的分布地。因为只有亚洲才有野生雪豹，随着动物园和公众对雪豹认知度增多，也引起大家对亚洲野生雪豹生存现状的担忧。此后，海伦女士便开始游走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各地，组织开展和宣传野外雪豹的保护工作。雪豹基金会也随之更名为国际雪豹基金会。国际雪豹基金会认识到雪豹分布国家相互交流和合作的重要，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在不同的国家举办国际雪豹保护会议。1992年，第七届国际雪豹研讨会在中国青海的西宁举行。这届国际雪豹研讨会得以在中国西宁成功举办，得益于中国著名的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1915-2003）。谭邦杰的父亲即是1928年济南惨案中被日军杀害的民国政府官员谭显章。谭邦杰早年就学于东北大学，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因为对动物的热爱，常向燕京大学生物教授请教，并广泛涉猎动物学知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谭邦杰先后在北平《晨报》和美联社担任记者。1950年谭邦杰主动选择到北京西郊公园工作，但历经各时期政治迫害。由谭邦杰先生科学发现并命名的白头叶猴是上世纪由中国人定名的灵长类动物种。谭邦杰还是最早倡导保护老虎的学者，不断在媒体撰文呼吁对中国各种老虎亚种的保护，推动老虎保护区的建立。1986年4月谭邦杰前往美国参加“世界老虎保护战略”会议，力推国际社会支持华南虎的保护。▲1992年在西宁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雪豹研讨会的论文集谭邦杰在国际动物学界享有盛誉，也被邀请作为国际雪豹基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正是在谭邦杰的召集下，1992年7月25日至30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关注雪豹的研讨会得以在青海西宁举办。西宁有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的动植物研究。西宁动物园也是国内存养雪豹的仅有的几家动物园之一。西宁动物园之所以有雪豹，是因为不时有野外的小雪豹被送到那里。除了西宁动物园，国内还有济南、重庆、北京和乌鲁木齐动物园饲养过雪豹，但雪豹在中国动物园里从未繁殖成功过。这一点与北美动物园存在极大的不同。在北美动物园饲养的雪豹种群很多年前就开始在圈养环境下成功繁殖，并足够调配补充各地动物园所需，乃至不得不进行雪豹繁育管理，以避免数量过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国内动物园的雪豹来源主要是野外种群。这也意味着当时捕猎雪豹的事情时有发生，才会出现小雪豹被抱走的现象。1996年，一位美国游客斯蒂文前往西藏旅行。在拉萨的宾馆里他遇到一位当地人向其兜售雪豹幼崽。喜欢动物的斯蒂文认识到这是一只稀有的猫科物种，便将其解救下来，并在西藏林业厅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协助下，将这只出生不久的小雪豹送到北京大兴的濒危动物中心。为纪念和感谢美国人斯蒂文的善举，濒危动物中心便将这个小雪豹便起名为“斯蒂文”。在濒危动物中心工作的郭耕先生在宣传动物保护方面极具创意。作为北京“自然之友”的成员，郭耕积极组织公众参观学习，通过其中心来了解濒危动物的困境。同时，郭耕还联系了当时极为热门的《北京青年报》，对雪豹“斯蒂文”持续地跟踪报道，引起北京市民一段热情关注。《北京青年报》社还捐赠了15万元人民币来认养这只已被视为“北京青年豹”的雪山精灵。然而，到1997年底已经需要开始为“斯蒂文”物色雌性雪豹考虑交配繁殖的时候，国内动物园里几乎没有雪豹种群存在。虽然为此，《北京青年报》登载大篇幅文章为“斯蒂文”寻偶，但更多的也只是引起公众对该雪豹个体命运的关注。后来由于雪豹饲养经验不足，“斯蒂文”最终失明。据郭耕先生介绍，当时主要给雪豹喂肉，没有考虑到雪豹需要的微量元素的补充。其实早在90年代初期，雪豹基金会和美国动物园里的雪豹饲养专家就撰写了一本雪豹养育指南，对于圈养雪豹的营养，情绪观察、繁育、场地福利等系统地阐述了经验和方法。可惜当时中国动物园和“斯蒂文”所在的濒危动物中心并不知道这份资料的存在。1997年初，我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资助下，前往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环境教育中心进行三个月的学习。其间，国际雪豹基金会副会长邦尼・罗宾斯（Bonnie Robbins）女士来访，中心组织雪豹保护现状的一次交流。参加这次环境教育培训的学员所代表的国家里，除了印度，只有中国有雪豹分布。所以，这堂课关于中国雪豹的讨论最多。1998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高倩倩女士(Elizabeth Knup)邀请我去美国访学半年，于是便选择位于西雅图的国际雪豹基金会作为主要访学对象。罗宾斯女士热情安排我在雪豹基金会的工作，并邀请寄宿其家，后顾无忧地在西雅图停留了两个半月，充分熟悉雪豹基金会的工作内容。在她家书房里，罗宾斯女士给我看了一份中文手稿。这是一位名为“Feng Ru”的在美华人，志愿将英文版的《雪豹人工饲养手册》翻译成了中文。邦尼女士一直不知该如何利用好这个手稿，就在我的提议下，让我将手稿带回中国。
回国后，当时还在《中国新闻周刊》工作的许永松先生设计排版，将这份中文稿设计印刷出来1000多册，分发给动物园和一些动物保护机构。
罗宾斯女士及其先生迪克・罗宾斯（1933–2019）当时是国际雪豹基金会最大的捐赠人。迪克在1993年之前一直担任罗宾斯公司的总裁。罗宾斯公司由迪克的父亲James S. Robbins创建于1951年，是世界上第一台隧道掘进机（TBM）的发明者。可惜老罗宾斯1958年不幸遭遇空难去世。二十五岁的迪克・罗宾斯便子承父业，成了罗宾斯公司的大当家。迪克对隧道掘进机进行很多创新改进，拥有11项美国专利和56项国外专利。罗宾斯公司创新的隧道掘进机为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建成立下汗马功劳。如今罗宾斯公司的隧道掘进机更是广泛地应用在中国高铁线路开山隧道和各大城市地铁建设中。既是卓越的发明家和工程师，迪克也是渊博的博物学家，以至于我两个多月在留期间有无数交流的乐趣。其书房里收藏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全套《国家地理》杂志以及雪豹基金会从创刊伊始的通讯《雪线》。罗宾斯的祖先来自挪威，西雅图地区因为有野生鲑鱼，所以挪威移民来到北美大陆后，一路迁徙到西雅图地区定居。1998年五月，我刚到国际雪豹基金会时，负责人是罗德・杰克逊（Rod Jackson）。罗德是南非人，曾在印度等南亚地区研究雪豹，后来到雪豹基金会担任总干事。但罗德在我到达后不久就离开了，在加利福利亚州创办了雪豹保育组织（Snow Leopard Conservancy）。之后在雪豹基金会担任科学主任的是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汤姆博士的研究领域主要在蒙古等雪豹北方分布区域。1993年乔治·夏勒选择汤姆·麦卡锡让其领衔阿尔泰山地区的雪豹研究。在麻省大学攻读博士时，汤姆主要研究对象是蒙古大戈壁国家公园里的野生动物。▲汤姆·麦卡锡在蒙古推动雪豹研究和保护，并建立Irbis社会企业改善牧民生计在汤姆和雪豹基金会的推动下，蒙古的合作伙伴建立了雪豹保护社会企业，解决当地牧民生计。2003年开始，汤姆博士一直兼任雪豹网络的总干事，直到2009年卸任，前往全球最大的猫科动物保护组织Panthera担任雪豹项目负责人。2010年汤姆博士获得蒙古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和雪豹基金会和雪豹保护联系紧密的另一位雪豹专家是乔・福克斯（Joe Fox）。乔・福克斯是美国人，性格热情开朗，在挪威特罗姆瑟大学（University of Tromso）担任教授。挪威以极地研究见长，同时也对高海拔的生态环境饶有兴趣。乔・福克斯还是1992年西宁雪豹会议论文集的主编。为了培养研究雪豹的中国人才，乔・福克斯每年都会招募藏族学生到其门下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乔・福克斯还曾经领导了印度第一次对雪豹的全国调查，期间培养了得意门生拉乌·丘达沃特（Raghu Chundawat）博士，是其早期在拉达克（Ladakh）开展雪豹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导师。拉乌博士所著《翡翠之虎的沉浮》更是动物保护事业中难得的佳作。在欧洲，德国历史悠久的环境组织德国自然保护联盟（NABU）也在中亚地区开展雪豹保育工作，尤其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展反偷猎的工作，支持当地环境组织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反偷猎培训。正是这些不同地区、不同侧重的雪豹保护组织的存在，大家有联合和交流的意愿，以至有必要聚首共商雪豹保护大计，这也是2002在西雅图召开的雪豹保护峰会的缘由，让雪豹保护网络成为众望所归的事业。从1950年至1978年间，在尼泊尔野外见到雪豹的西方人只有两位，其中之一就是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乔治出生于1933年的柏林，青少年时随家人移民美国。乔治·夏勒被誉为近代动物保护事业奠基人之一。1980年，中国政府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达成合作研究大熊猫的协议。乔治·夏勒受邀前往四川卧龙保护去研究大熊猫，并先后出版《卧龙的大熊猫》和《最后的大熊猫》两本著书，引起西方读者的极大兴趣。1988年身为美国纽约动物园协会国际保护项目负责人的乔治·夏勒博士和其夫人前往西藏羌塘地区研究藏羚羊，他们是中国政府允许进入羌塘最早的西方人士。
乔治·夏勒多次在中国考察，其中雪豹也是其研究的重点，并在1985年撰写了《塔什库尔干地区雪豹调查报告》。然而在中国行走多年，乔治·夏勒一只野外雪豹都没有见到，到是在很多商市摊点，屡屡可见雪豹皮堂而皇之地挂出销售。于是便有乔治·夏勒那句广为传播的“只见雪豹皮，不见雪豹”的感慨。
▲2016年10月，拉萨海关缉私局查获雪豹皮20张90年代的西南地区、西北的青海和甘肃，动物偷猎和贩卖的确十分严重。也是对藏羚羊猎杀十分猖狂的时期。由于中国向印度走私藏羚羊羊绒，制成“沙图什”披肩高价销往欧美市场，而走私者从印度带回虎皮和豹皮，在藏区各地销售。WWF中国办公室曾有濒危物种保护小额资助项目，就曾资助过新疆自然保育基金进行雪豹贸易调查。美国的威登基金会(Weeden Foundation)在2000年左右曾资助过美国太平洋环境组织，用来支持该组织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自然保护工作。当时阿尔泰是一个热点，因为是中国、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四国毗邻之地，对此地进行经济开发和区域合作的建议一直都有。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也发起阿尔泰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并力推俄罗斯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阿尔泰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在保护阿尔泰地区的努力过程中，这些团体发现一些经济开发的蓝图来自中国，其中包括穿越阿尔泰保护区的运输管道、以及公路建设。而且阿尔泰山脉的中国部分，同样是生物多样性丰富，极具保护价值的生态系统。于是威登基金会通过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在资助部分新疆的自然保护项目之余，剩下5000美元便启动新疆自然保育基金（XCF）的运行。新疆自然保育基金第一位全职工作人员是易懿敏。易懿敏在广州读大学期间就是洞穴探险爱好者，对自然的热爱让其加入保护青海可可西里的志愿者队伍，并在大学期间前往长江源帮助绿色江河的杨欣建保护站。大学毕业后，易懿敏来到北京，加入新疆自然保育基金。后来易懿敏就职于北京自然之友，成为《自然之友》刊物多年的编辑。之后加入关注中国海外投资的“愚公移山”机构，以及英国全球见证组织(Global Witness)。由于新疆雪豹研究尚处于空白，国际雪豹基金会对新疆雪豹的研究极有兴趣。在汤姆·麦卡锡博士的支持下，新疆自然保育基金2004年建立了“新疆雪豹研究”项目，项目由当时新疆自然保育基金负责人程芸和理事马鸣负责。当年，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马鸣率领的考察小组两次深入到新疆阿尔泰山、东天山、北塔山以及托木尔峰地区展开雪豹调查，通过对雪豹的各种痕迹进行分析调查来评估雪豹存在的数量及面临的威胁。新疆自然保育基金的“新疆雪豹研究”项目持续多年，并有来自多国的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参与。考察内容包括应用红外线自动相机开展野外动物拍摄，记录雪豹昼夜活动规律、个体特征、数量以及对雪豹食物资源的调查及保护宣传工作。2005年底，马鸣率领的新疆雪豹科考团队，于10月18日至12月27日期间，在天山托木尔峰下的木扎特河谷地带设置了36台红外线自动照相机，成功获得清晰雪豹照片32张。这是中国首次拍摄到的雪豹在自然环境下的影像。马鸣工作严谨，富有正义感和自然保护的责任心，同时马鸣勤于传播动物保护的知识和见闻。这次成功拍摄到雪豹照片，也获得媒体的广泛报道。在支持新疆雪豹野外考察的同时，新疆自然保育基金还推动过雪豹保护的国际合作和知识传播。在时任新疆自然保育基金总干事葛昀女士的带领下，该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雪豹报告，包括《雪豹》《尼泊尔的雪豹》《蒙古的雪豹》以及编写《雪豹野外调查工作手册》等书籍。葛昀女士还亲自前往蒙古国参加雪豹调查和培训工作，新疆自然保育基金成为中国最早参与雪豹保护的民间环境组织。2002年，新疆自然保育基金的理事、《中国绿色时报》主编胡勘平、东北林业大学邹红菲教授和我一起参加了西雅图的雪豹保护峰会，介绍中国的雪豹保护工作，并为雪豹生存战略贡献中国的内容。▲2002年在西雅图雪豹保护峰会上与会者共同创立雪豹网络。此后，中国关注雪豹研究和保护的机构逐渐增多，其中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依靠其雄厚的学术背景和深入地方的工作力度，成为雪豹保护的领军机构。北京山水由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创办。吕植从研究秦岭大熊猫开始，就逐渐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动物专家，是国家地理学会拍摄大熊猫纪录片中的明星人物。吕植受邀担任保护国际(CI)的首位中国代表，并全面主管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CEPF）中国的资助工作。2002年，CEPF在中国选择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作为其资助范围，而这恰好也是雪豹栖息地之一。在推动中国自然保护工作，吕植深刻意识到支持民间团体的重要。在其掌管CEPF工作时，很多西南地区环境组织获得关键的支持。此外，保护国际还分别在昆明、成都和青海建立办公室，培养不少当地青年保护人才。吕植博士对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同样有很深刻的研究，也曾经与乔治·夏勒、WCS的中国代表张恩迪博士一起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是中国不多的既有国际视野，也深入基层和野外、学识渊博的的自然保护专家。在多年的自然保护工作中，吕植博士也认识到野生动植物的偷猎和贸易对物种生存的威胁。在吕植的发起倡导下，多家在北京的环境组织参加“针对野生生物贸易联盟”（Coalition Against Wildlife Trade），该联盟经过几次工作会议，针对濒危物种贸易开展工作的理念融入各自工作内容之中。由于广受尊敬，又对雪豹比较关注和熟悉，吕植博士被推选为国际雪豹网络的国际理事会主席，成为领导各国雪豹保护工作的带头人。2008年，雪豹网络推动的全球雪豹生存策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之后雪豹保护在国内热潮云涌。如今国内众多机构如北京林业大学时坤团队、北京陆桥生态中心、青海雪境、雪联青藏高原自然保护中心、新疆瞳之初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都在开展雪豹的保护工作。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华泰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也在2022年共同建立雪豹保护小额资助项目，推动更多的地方机构参与雪豹研究和保护活动。中国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以及各省的自然保护区都愈加重视野生雪豹的保护， 2013年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中国雪豹保护行动计划》。各地野外雪豹的踪迹影像也不断出现在媒体上，雪豹分布区域不断被更新，倡导雪豹的宣传活动也层出不穷，或许这些是中国雪豹保护事业的全盛发展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