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 高柏：杨小凯的贡献到底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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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19年，作为思想者的杨小凯与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学术与思想如何取舍定位？杨小凯去世十周年时，徐瑾、高柏、黄有光发表了对其不同角度的评论专题。本期文章是社会学家高柏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解析杨小凯的贡献，提供一种经济学之外的思维与视角。
杨小凯教授简介：
祖籍湖南，198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2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受洗信基督。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纪念杨小凯的活动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引发了一场辩论。令笔者有些不解的是，辩论的焦点并不是关于杨小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而是关于他作为思想家看中国现实时的观点（具体可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家抑或思想家？》）。这样一场辩论不仅凸显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悖论，也凸显杨小凯本人陷入的悖论：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悖论是，虽然众人都怀念这位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同事和朋友，但是对他的学术贡献却不便作深入的讨论，因为杨小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挑战他们自己信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同样，笔者认为，虽然杨小凯在理论方面敢于挑战主流经济学，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和创造力，但是在分析中国的实践时，他却没有侧重于应用自己发展出来的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反而倾向于使用诸如“后发劣势”和“宪政论”这样一些更体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两个悖论凑在一起的结果是，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却只被当成思想家来纪念和谈论。
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人谈到要回归到斯密。在回归到斯密之前，不妨先回归到杨小凯，看看他在经济学理论上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这些贡献对理解中国的实践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杨小凯的主要贡献是在技术层面用数学手段把斯密被人遗忘的分工思想形式化了。我倒是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把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中国的经济学界，除了个别文章，似乎一直在回避讨论杨小凯对经济学这一重要贡献，以及这个贡献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在这次FT中文网《杨小凯专题》中，笔者以为，除了华生的文章《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强调了杨小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这一主要贡献，其余争论多是杨小凯议论过的一些边缘东西。难道许多人谈论杨小凯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提出过后发劣势的观点或者宪政论吗？难道杨小凯挖掘出来的斯密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观点，不正是对李嘉图开创的并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并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比较优势理论构成直接的反论（competing theory）吗？中国的经济学界为什么不从正面接招，直接评论杨小凯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不能强求不同意杨小凯观点的学者非要把他们无法同意的部分说成是杨小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但是诸位至少应该讨论一下，同时也让广大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了解为什么你们不同意杨小凯的观点。虽然杨小凯本人已经无法参加这场讨论，但是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同事和弟子们总能代表他参加吧？
十多年前，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杨小凯关于分工的观点，觉得很有意思，马上去图书馆把他和黄有光教授的书借来读（编者注：Xiaokai Yang, Yew-Kwang Ng. 1993.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 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 North Holland）。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为我对经济学是外行，他们书里的各种数学公式我既看不懂，也没有觉得对我有任何用处。我过去一直在研究日本经济，当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经济。他们的书我只是挑着读了几处与比较优势有关的章节，只是他们书中内容极小的一部分。虽然看的不多，但是他们书中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做的梳理却对我启发极大。我在这里的讨论是引申他们关于比较优势的讨论，算是杨小凯的研究成果产生的跨学科影响吧。
杨小凯与黄有光在书中对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做了一个梳理。在他们看来，斯密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和专业化经济，分工是其核心概念。然而，这一传统到了到了李嘉图和马歇尔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他们用资源配置效率取代了组织经济活动效率，用规模经济取代了专业化经济。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组织经济活动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是两对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
具体到比较优势，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斯密与李嘉图代表的两个不同的经济学传统之间以及他们各自的后续发展的重大区别。第一个维度是构成比较优势的是先天条件还是后天条件。第二个维度是看待比较优势时用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观点。第三个维度是讨论比较优势时是否考虑人的能动性（agency）。这三个维度彼此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比较优势，斯密代表的传统与李嘉图代表的传统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第三个维度，有了这个不同，另外两个必然不同。总的来说，斯密代表的传统十分重视比较优势中人的因素。它虽然也注重先天条件，但是更重视动态的和未然的后天条件。而李嘉图代表的传统基本不考虑人的能动性，它在看比较优势时更侧重于静态的，已然的，自然给予的先天条件。
斯密本人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虽然斯密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土地、气候、和人口规模对其贸易有影响，但是他更强调一国人口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以及该国在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时采取的不同政策对其贸易表现有决定性的作用。斯密讲的绝对比较优势，既允许先天条件，也允许后天条件。既然允许后天条件，比较优势就必然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李嘉图在用相对比较优势取代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时还保留了一些人的能动性。当在甲国与乙国的贸易中甲国在生产A和B两种产品都具备绝对比较优势，但是在生产A比生产B有更大的绝对优势时，无论是甲国放弃自己生产B的绝对比较优势让给乙国生产，还是乙国在面对生产B产品时的绝对比较劣势仍然坚持生产，都需要人的判断，都涉及人的能动性。但是，李嘉图开创的这个传统到了赫克歇尔和俄林则完全变成注重自然的要素禀赋这样的先天条件，即一国现存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照这一理论，如果贸易双方都利用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生产产品并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比较优势理论之所以是一种结构理论是因为它强调的是先天条件对行动主体的约束，企业只能根据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条件选择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才能成功。一旦只看先天条件，不但比较优势变成了静态的，人的能动性也基本消失。
虽然李嘉图代表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贸易理论里的主流，但是斯密开创的传统并不是后继无人。在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贸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问题上，斯密的分工理论，与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的概念，以及当代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以被视为一个彼此呼应、与主流经济学强调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有很大不同的经济学传统。如果说在斯密的时代为了增加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和技巧，依靠相对简单的分工和专业化即可，那么，到了20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发挥的作用就变得更为显著。熊彼特强调创新的作用，等于是为分工提供了一个当代科技的基础。波特不仅提出价值链的概念，让其成为当代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而且还把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经过人的后天努力可以获得的贸易中的优势概念，转化成为与比较优势相对的“竞争优势”，并进一步分析要人为地培养这样的竞争优势需要何种制度环境的支撑。尽管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仍然体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则，但是它提出的竞争优势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比较优势概念体现的先天的结构条件对行动主体的限制，彰显了人在建构比较优势时的重要作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行动主体能动性的不同态度是这两种经济学传统之间的最大区别。李嘉图代表的传统对此持一种相对被动的立场。这个传统到后来把人的能动性减少到最少，它强调环境对行动主体的限制，强调在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以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中的分工，企业应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斯密代表的经济学传统与社会学的行动理论在强调行动主体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有相通的地方。按照他们的逻辑，分工涉及行动主体的战略选择。行动主体在分工中选择任何一种位置都需要有自己的理由，他可以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本国先天的要素禀赋来选择自身在分工中的位置，但是他也可以相信竞争优势理论，努力创造目前尚不存在的后天条件，加强自身在分工中的地位，在长期的经济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斯密强调的分工中的“判断力”是人的能动性的重要体现。竞争优势经常是未然的。它着眼的往往不是行动主体有什么现成可以利用的优势，而是注重在贸易中有何种优势才能带来更大的利益或者更高的附加价值。尽管这样的优势经常是企业尚不具备的，但是通过人的努力是可能拥有的。重要的是在价值链中附加价值高的竞争优势全是后天的，全是依靠人的能动性建构出来的。在建构竞争优势的过程中，能不能认清什么是竞争优势，认清了之后敢不敢拿出资源去建构竞争优势，在能够认清又敢于建构的前提下有没有能力建构，以及在遇到困难或者反对时能否找出有效的战略策略去克服困难和战胜反对力量，都将影响企业建构竞争优势的结果。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建构竞争优势的结果有重大影响。由于行动主体在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行动主体在同等的结构性条件下不一定能有同样的结果。
企业作为行动主体本身的意志对分工中建立以专业化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十分重要。尽管在建构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需要考虑客观条件的限制，也离不开与相关行动主体的战略互动，但是如果企业自己没有积极进取的决心，主动地组织和参与建构过程，它是无法指望别人来为自己建立竞争优势的。建构竞争优势意味着战略选择、决心与主观努力。
重视人的能动性的斯密传统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比较优势的社会属性。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利用本国最充裕的先天要素禀赋。但是，它忽视了贸易条件的社会属性。从比较优势的观点看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比较优势是被社会地建构的。一方的廉价劳动力能否变成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去参与国际分工，不仅仅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这种先天的要素禀赋，更取决于它能否将这种要素禀赋获得其贸易伙伴的认可。只有当甲国生产的东西能卖给乙国，甲国的廉价劳动力才能被称为比较优势。如果甲国与乙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本身不成立，甲国的劳动力再廉价也并不构成比较优势。依照社会学的观点，能否让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东西在国际贸易中卖出去必然要求人的努力，因为贸易过程要涉及许多行动主体的战略互动。与李嘉图传统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单纯地强调一国先天的要素禀赋相比，强调人的能动性的斯密传统更能解释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社会性。
杨小凯和黄有光对斯密传统和李嘉图传统在比较优势方面进行的梳理，不仅在理论的层面帮助我们认识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地建构竞争优势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认清对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实质。
从斯密的视角分析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完整的解释。为什么中国产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依照李嘉图传统下的比较优势理论，珠三角长三角企业中大量使用的农民工们的低工资是重要原因。从廉价劳动力的角度而言，这种低工资的确满足比较优势理论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基本要求，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然而，从建构比较优势的社会属性来看，中国低工资的农民工之所以变成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多，还因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行动主体，在早期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入国际分工，获得贸易伙伴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认可，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中央政府与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国际资本接轨，不仅大力投资基础设施，还在税收和土地利用等方面提供很多方便条件。只要把中国与其它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让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与国际资本接轨，绝不是单个的企业雇一帮廉价的劳动力就有了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是各级的行动主体积极创造参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条件，最后获得了贸易伙伴的认可才实现的。因此，与比较优势只涵盖劳动力的低工资这一概念相比，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涵盖各个行动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因此更具解释力。
遍布中国各地的产业集群更是体现分工和专业化这些后天条件的解释力的典范。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经常不是靠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而是靠以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为支撑，以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建构竞争优势的社会属性更经常体现在产业集群这种特殊的地理分布形态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物流实力组织他们的全球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其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他们通常是把住价值链的高端，而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密集部分外包。中国的中小企业在争取参与全球生产机会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更是依靠产业集群内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在空间上高度聚集的完整产业链之中的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离开这种集结本身提供的分工和专业化则无从谈起。工业园区还要涉及更多的行动主体。在劳动力成本由于人民币升值不断上涨后，比较优势已经很难再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产业仍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而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则仍然帮助我们解释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持续至今的竞争力。换句话说，支持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不只是廉价劳动力，更包括许多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创造后天的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中国特有的大量的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代表着中国企业在组织经济活动时的效率，和专业化经济，它们体现着中国企业建构竞争优势时的伟大创新能力。
杨小凯与黄有光对斯密传统与李嘉图传统之间的区别进行梳理一个另外的贡献是帮助人们解放思想，走出主流西方经济学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经济原理的认知误区，鼓励人们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多样性。
李嘉图传统下的比较优势理论旨在用一个一元的分析框架解释国际贸易。尽管它也能体现出各国之间在贸易活动中地位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只反映各个国家在先天的要素禀赋上纵向的，由低到高的分布的结构条件的不同。与此相对，斯密传统下重视后天的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优势理论则提供一个可以对各个不同的经济体进行横向比较的多元的分析框架。从这个多元的分析框架来看，即使是在要素禀赋相同或相近的国家，由于各个不同的经济行动主体对自己在分工中的定位，在专业化方面做出的选择，以及在构建竞争优势时的努力不同，他们在贸易中的优势也不同。在斯密看来，这反映人的“判断力”的不同。不同的判断力和相信不同的经济理论经常导致各国在管理经济，保持本国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换代等方面战略的区别。
按照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配置效率原则，同为发达国家的西方国家都应该放弃制造业。但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却显示真正信奉并彻底实践这些理论和原则的是美国与英国的企业。它们的企业治理原则强调资源配置的效率。在美国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做计算机芯片也好，做土豆片也好，只要挣钱快干什么都可以。美国和英国这种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则在国际贸易分工时体现就是注重以自然秉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只要工作可以拿到发展中国家干，企业就应该把工作机会转移出去以减少劳动力成本。这种经济学的传统倾向于把人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多种角色分开来看。生产者只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考虑在何处生产产品可以获得最大利润，而消费者也只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考虑如何以最低价格买到满意的产品。很少有人考虑如果生产者把工作机会都转移走，在本国市场谁还有钱来买他们的东西，以及消费者如果只追求低价格的商品，本国工资比其他国家高的企业必然倒闭，有谁来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与收入。信奉这一经济学传统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制造业的相对衰落。
与英美企业相比，日本与德国的企业更多的是体现斯密代表的重视作为后天条件的分工和专业化的传统。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强调本国在一个产业的分工里占据何种位置在国际贸易中才更有利。他们不靠低价格来竞争，而主要是靠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来竞争。他们依靠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密合作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从而为本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赚取高额利润。虽然日本与德国的企业也搞离岸生产和外包，但是他们总是紧紧抓住关键技术不放，一直努力保持他们在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信奉这种经济学传统的国家更倾向于从一国在贸易的国际分工中总体地把握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他们倾向于认为一国只要在分工中占据产业链的上游，生产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就能保证国民的工作机会并不断增加他们的收入，即使他们的产品价格高，也会有足够的国内消费者来购买。不用说，信奉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学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实践上有很多的不同。英美式的转型快，从经济萧条中恢复的也比较快，但是不平等现象严重。而日德式的转型慢，恢复也慢，但是不平等现象要轻。信奉斯密传统的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有持久竞争力的强大的制造业。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单个的日本德国企业向英美企业的治理原则靠拢的迹象，但是在国家的总体层面上，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种模式的重大区别。
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在结构条件上依赖美国曾经是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的核心内容。根据这个理论，拉美与美国基于先天的要素禀赋进行的国际分工是拉美国家经济落后，贸易中受跨国公司严重剥削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拉美国家不可摆脱的宿命。然而同样在发展初期严重依赖美国的东亚国家却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拉美被认为是普世适用的依附理论到了东亚就撞了南墙。这两个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遭遇不同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国家很早就决心占据国际分工中附加价值高的领域。日本纺织业的工资水平在50年代初与美国差几十倍，它尽可以继续依靠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然而日本人却决定必须要发展重化工业，因为那代表着未来的竞争优势。
即使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然不同的各种实践。虽然有无数的企业信奉先天的基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强调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中国并不乏信奉后天条件，在分工中努力占据价值链高端，追求竞争优势，而且做的极为成功的企业。华为就是一个不相信比较优势，而相信竞争优势的典型。华为一直以一种在许多企业看来是偏执的态度来发展新技术，把每年利润的百分之十拿出来用于研发，经年如此。在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华为仍然每年大量招收新大学毕业生做人才储备。为了不受股东们从资源配置效率原则出发关心股价但是可能限制企业在研发方面投资的负面影响，华为至今拒绝上市，任正非并把绝大部分的股份让给雇员，以保证华为可以专心致志地追求自身在分工和专业化方面的自我定位。如果华为把资源配置效率作为企业治理的根本原则的话，它可能根本就无法达到现在的地步。正是由于这种对本企业在价值链的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的强烈信念，加上它的“狼文化”代表的战无不胜的气概，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战略才使得华为成长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当然，这不是说所有信奉斯密传统的企业都会成功，一个企业要成功涉及的因素很多。对自身在分工和专业化中的定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我们之所以纪念杨小凯，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济学理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贡献可以被用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迫切需要产业升级换代的今天，极端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信奉者为中国开出的药方仍然是接着做20年的衬衣。从维持就业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的确不应该轻易放弃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然而，从长远着想，中国目前迫切需要有大量的企业从未来的国际分工中选择自己的定位，着眼于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在这个新的历史环境里，杨小凯主张的斯密重视人的因素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为中国经济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比比较优势理论要有力的多的全新视角。
对我个人而言，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书展现了一个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和经济思想传统。它为我理解日本经济，中国经济和其它许多国家的经济打开了一扇窗户。他们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做的梳理，尤其是对斯密传统与李嘉图传统之间的重大区别进行的讨论是他们在我这个经济学外行的眼里对经济学做出的一大贡献。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杨小凯去世后他开创的这个研究方向发展势头减慢，与杨小凯的贡献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其实是同一个原因：经济学家们在学校接受的都是李嘉图和马歇尔传统的训练，这个传统与杨小凯要发扬光大的斯密传统在很多方面有重大分歧。要真正认识到杨小凯的贡献并把他的未竟事业继续下去，经济学界恐怕不仅要转变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有杨小凯那样的敢于独树一帜，向权威挑战的霸气才行。然而，中国的经济学界是否有人沿着杨小凯开创的新方向继续走只不过是一个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发展的问题。杨小凯在天国里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的贡献已经为中国解决在这个时代面临的特殊问题提供了寻找答案的方向，在过去的这十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中国企业的实践开始体现他梳理出来的斯密传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必然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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