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障碍因素及其前景分析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障碍因素及其前景分析

摘要：人数众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优势，但只有联合起来并为先进的理论所指导，数量优势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的联合面临着多重抑制因素，包括:劳资关系的缓和麻痹着无产阶级的抵抗意识，民族矛盾割裂了不同国家内无产阶级间的联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工人联合的三大国际组织先后解散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无产者失去了联合的可能，因为：

一是各国工人归根结底仍然是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工具或商品，

二是进入21世纪后各国工人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呈现同质化趋势，

三是全球性问题给工人阶级提出了联合起来的时代要求。

总之，全世界无产者暂时没有联合起来并不能驳倒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关键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阻碍因素

17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的无产者喊出了“联合起来”的号召。面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然而，时至今日，全世界无产者不仅没有团结一致，反而一再在资产阶级挑起的民族战争中相互厮杀。全世界无产者为什么没有联合起来？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的时效性，也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认识。本文将从劳资关系缓和、民族矛盾、无产阶级内部分歧和三大国际工人组织解散四个方面解读全世界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论证联合起来的前景和可能性。

一、劳资关系的缓和对无产阶级抵抗意识的麻痹

悲惨的生存状态是无产阶级寻求改变的重要动因。生存状态既包括生活环境和条件，也包括工作时间、强度和环境等。通常而言，工人的生存状态越恶劣，他与资本家的关系就越紧张，寻求联合行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受资本积累的迫切需要，生产技术不够成熟，工厂管理效率和水平低下，工人反抗意识淡薄等因素的影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程度异常残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描述了工人在“资本主义剥削青年时期”的英国所遭受的境遇：各种各样的灾祸都落到穷人的头上，“他们不仅呼吸街上的污浊空气，还被成打地塞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在夜间呼吸的那种空气完全可以使人窒息。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霍布斯鲍姆进一步指出，处于发展初期的资本主义，把新生的无产者抛入到了社会地狱之中，让他们饱受折磨，工资低下，忍饥挨饿，生活在贫民窟中，腐化堕落，无人关注，遭人蔑视，不仅受到非人格的竞争力量的压迫，而且受到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强迫，资产阶级把他们当作是物，而不当作是人，当作是“劳动力”或“人手”，而不当作是人类。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下，工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不满，对资本家的仇恨，对社会的愤怒，都很容易转化为联合的反抗行动。

但这种惨无人道的剥削显然无法持久下去，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持久的统治地位，资本家采取了许多怀柔政策，避免矛盾的升级，试图与工人实现和解。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发表47年后，即在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就阐述了英国社会发生的新变化：一是大工业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得更道德了，包括取消实物工资制，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以及推行一系列比较小的改良措施，这样可以使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有优势。二是鉴于企业规模越大，雇佣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爆发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就越多，工厂主们开始默认工联的存在，对罢工也不再大惊小怪了，善于与工人谈判和妥协。三是由于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发生也会波及到资产者自己及其家人，所以，他们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无疑，资本家的主动示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的抵抗意识。

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采取了更多人道主义的措施，包括：一是鼓励职工参与企业决策，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模糊化，增强工人虚幻的主人翁意识。这样，一方面集思广益，确保企业决策更具科学性；另一方面适当给工人赋权，可以让工人获得被尊重感和信任感，有利于企业决策的贯彻和执行。二是工人的工作时间、强度和环境的改善。现代资本家已经认识到工作环境对于提高工人工作积极性和效率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那种肮脏的环境已经得到根本改善，取而代之的是（对蓝领而言）宽敞洁净的操作间，（对白领而言）优雅舒适的办公室；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工作强度也有较大改善，工作时间也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么漫长，许多企业采用弹性工作制，赋予工人以工作的自主性。三是职工持有企业的部分股份。为了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资产阶级积极创新激励措施，不再独占企业的利润，而是拿出一部分股份让工人持有，这样，让他们形成不仅为资本家工作，也为自己工作的虚幻意识，从而更有利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四是引入终身雇佣的用工制度。裁员通常被认为是资本家震慑工人的重要手段，但它也最容易引起工人的反感和对抗。终身雇佣有利于增强工人“以企业为家”的归属意识，更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调遣，从而在形式上使工人与资本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对工作的好感度，抵消了工人的被压迫感和被剥削感。

客观而言，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的确安抚了无产阶级的抵触情绪。但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

二、民族矛盾割裂不同国家内无产阶级间的联合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名义上是全体国民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工具，它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竭力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间的联合。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必然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无产阶级跨国间的联合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本身存在尖锐的对立。在《共产党宣言》中，针对有人责备共产党人，指责他们要取消祖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反驳道：“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工人不应该对自身所处的民族和国家产生认同，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为国际联合而陷入无政府主义，他们要求工人阶级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使自身上升为领导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夺取本国政权与实现国际联合是不矛盾的。

一般认为，从17世纪中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是欧洲从封建的权力分散化政治转向集权的绝对主义政治并进而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时期。在这期间，普通民众的共同体意识较为薄弱，对国家的归属感尚处于生成中。但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意识形态教育的渲染下，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逐步实现了对工人阶级国家认同意识的渗透和灌输，形成了葛兰西所谓的“同意”。同时，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开始承担起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从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普通民众和工人已经难以将其与阶级统治的工具划等号，国家似乎成为一个中立且服务型的机构。结果，作为个体的工人对国家产生了归属感，他们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主人，在国家受到威胁或者与他国发生冲突时，选择义无反顾地为国而战。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间的感情受到了极大冲击，而沦为次要地位。

然而，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间的联合取代了阶级间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分割为不同的阵营，在战场上相互厮杀。频发的战争不仅转移了国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加剧了敌对国无产阶级间的矛盾，导致跨国联合变得愈加艰难。针对此，左翼学者查尔斯·德伯（Charles Derber）指出，资产阶级对爱国主义的操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阶级矛盾。在德伯看来，工人对资本家的仇恨是资本主义的危险因素，但在战争面前，工人和资本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支持自己的军队和国家。所以，“战争体系让国家认同（比如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变成了阶级认同的替代品。它在国家里的阶级中编织了一种虚假团结，把工人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老板那里转向了邪恶的外国敌人”。换言之，在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的鼓动下，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宗教冲突等都使得工人阶级将其他国家的民众视为整体的敌人，包括敌对国的无产阶级在内。相比而言，由于相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地理位置等因素，工人阶级与本国的资产阶级结成了形式上的政治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工人阶级虽然对剥削自己的资产阶级抱有对抗情绪，但随着劳资关系的缓和，工人们也对本国资本家形成了依赖心理和仰慕之情。结果，一些工人对本国资产阶级形成的亲近感胜于对他国无产阶级的距离感。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阶级联合的意识和实践上，资产阶级要领先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从推翻封建社会的联合斗争以及资本间合作的超额回报中领略到了阶级联合的威力，所以，他们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分化无产阶级，阻碍其实现联合，列宁敏锐地指出：“各国资产阶级，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即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妥协主义’政党，最卖力地分裂各民族工人，煽起互不信任的心理，破坏工人紧密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另一方面，积极协调本阶级内部的利益，试图实现某种联合，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资产阶级反动的分化和内在联合策略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强化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优势。

总之，资本已经成为一种联合的国际势力，资产阶级刻意制造民族纠纷和仇恨，以削弱工人的力量，巩固资本的权力，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

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

无产阶级联合的首要前提是各个成员有着相同的境遇和诉求，从而有结成联盟的共同利益和愿景。但实际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不仅国内的工人阶级存在利益分化，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工人阶级工资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不尽相同。首先来看国内工人阶级的利益分化问题，这种分化既有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客观因素，也有资产阶级从中作梗的人为因素。

从客观上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工人阶级内部层次结构愈加复杂，彼此间利益协调也愈加困难。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产业结构单一，工厂规模巨大且集中于少数城市，体力劳动者居多，便于实现国内工人的团结和联合。当时，“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行业之间在工资收入、社会地位、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明显，再加上文化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等方面的差异，工人阶级内部的各个层次出现了政治态度上的分歧，从而使国内工人阶级联合的难度增大。

从人为因素上看，资产阶级惊恐于工人阶级的“铁板一块”，所以，主动采取了分化政策。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一些工会领袖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所谓的工人贵族。这些工人贵族在身份上属于工人阶级，但却充当着资产阶级的帮凶。资产阶级以工人贵族为中介实现对工人阶级的管理和统治，避免了直接管理所导致的矛盾激化。对此，列宁指出：“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相比较国内工人阶级的联合，国与国之间工人阶级联合的难度更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前提是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同质化的物质窘境，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区的工人收入远高于边缘区工人的收入，前者已失去了联合后者共同推翻世界资产阶级的兴趣。对此，国外学者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论证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英国的工人工资开始提高，欧洲和北美等国家也随之跟进。麦迪森项目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1870年英国的人均GDP大约是3190美元，非洲的人均GDP是648美元。在2010年，英国达到了23777美元，非洲则是2034美元。140年前，非洲的人均收入是英国的1/5，今天则连英国的1/10都不到。具体到某一个职业来说，即使把购买力平价因素考虑在内，在欧洲和美国收入最低的市政工人的工资也比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市政工人高很多，而且他们比那些国家的大多数人要富裕。但是，这些历史变化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范围，早在1858年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20多年后，恩格斯在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

从生产力成熟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工人的阶级觉悟应该更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人一开始也是抱有期望的，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不仅没有率先吹响革命的号角，反而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勾连在一起，充当着本国资产阶级欺压和剥削其他国家的帮凶，分食着掠夺其他国家所获得的果实。对此，列宁警示道：“劳动者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

四、工人联合的三大国际组织先后解散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离不开国际组织的协调，为此，从国际工人协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先后组建了3个著名的国际工人组织，即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但是，由于各种原因，3个国际组织先后解散，全世界无产者失去了联合起来的组织保障。

第一国际是《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直接产物，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指导下组织成立的工人组织，马克思草拟了第一国际的章程和纲领。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强调了工人联合的必要性：“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第一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团结教育各国无产阶级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此，列宁有过高度评价：“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但是，第一国际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恐慌，各国反动阶级对第一国际的支部和会员进行疯狂迫害，外部环境的恶化使得第一国际难以正常开展工作。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内部分歧，导致第一国家在组织上的危机。最终，1876年，第一国际宣告解散。

第二国际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成立的国际工人组织。第二国际成立后，在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各国工人组织的建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第二国际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成员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了社会主义政党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等工人组织，这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内的中派和右派背叛革命，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的帮凶，导致第二国际土崩瓦解。列宁评价说：“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第三国际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新的世界革命形势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将各国共产主义组织团结起来的国际联合组织。相比于第一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政治格局，它积极声援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积极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可谓成就巨大，功绩卓著。但是，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明确指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组织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这样，共产国际在组织上比第一和第二国际更加紧密，也更富有战斗力，但也产生了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忽视各国具体国情的弊端。在共产国际的实际运行中，苏联付出了极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对各国共产党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和财力上的支持，但也产生了将苏联经验神圣化，过于强调和突出苏联利益的问题。随着各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面对各国复杂的斗争情况，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需要让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情况独立自主的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所以，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

从1864年第一国际建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直接指导下，三大国际工人组织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它们是全世界无产者尝试联合的产物。三大国际工人组织在协调各国工人行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支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结果上看，它们都没有完成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历史使命。三大国际工人组织的解散表明，面对多元的民族利益，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无产者的国际联合任重而道远。

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前景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工人阶级实现国际联合面临着许多障碍，那是不是因此就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无望呢？或者说国际工人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显然不是，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各国工人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利益诉求也有所分歧，但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工具或商品。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不仅国内的资本家实现了联合，而且国与国之间的资本家也结成了联盟。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在维持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上利益根本一致，他们在开拓市场、筹金融资、游说政府等方面相互支持，协同攫取高额利润。处于原子化状态的工人如果不结成联合，只能沦为资本家的“鱼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所以，本身就力量分散且单薄的各国工人唯有联合才能应对资产阶级的挑战，这是工人阶级求得生存和解放的客观要求。

第二，各国无产阶级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悬殊一直阻碍着他们之间的联合行动，但进入新世纪后，各国无产阶级的境遇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查尔斯·肯尼分析指出，随着各个国家在全球市场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最近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到2030年，41%的世界民众将进入“高收入”行列，这样，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将缩小，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将像马克思所在的时代那样成为全球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届时，大约35亿的工人将成为中产阶级，为了确保他们的血汗不会过多地流向少数的全球资本家精英层，这个庞大的阶层可能会联合起来。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糟糕的可能，那就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多数白领和蓝领的工作被机器人替代，不管是发达国家的工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都普遍失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可能变得更加鲜明和突出。届时，无产阶级也可能因为共同的生存困境而联合起来。

第三，一些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问题既强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又给工人阶级提出了联合起来的时代要求。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很多工人感受到了所谓“幸福生活”的脆弱性，加重了他们对未来的忧虑感和不安全感，“他们发现过去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身份原来不堪一击，工资下降、财富蒸发、失业压力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这次危机以惨痛的代价提醒众多白领和蓝领，他们是社会中的被剥削阶级，是危机后果的承担者。进入21世纪后，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暖、人口爆炸、恐怖主义、资源短缺等都变得异常尖锐和严峻，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资产阶级对此并无良策，迫切需要全球无产阶级的联合。

全世界无产者暂时没有联合起来，不能得出全世界无产者失去了联合的可能性，更不能撼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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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刘明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11期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8VZT004）；2019年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西方左翼学者的资本主义观”（项目编号：91923106）阶段成果；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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