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怡颜悦：我们可以选择过一种别人不羡慕的生活 | 跃动她影 X 随机波动

两年前第一次做客随机波动时，颜怡颜悦正在思考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她们也很坚定地认为，所有创作都是为弱势者服务的。两年后，在巨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中，在生活的裂隙中，在逃逸出语言之外的那些感受中，她们汲取创作的灵感和作为弱势者而活下去的动力。她们说，如今我们唯一能相信的就是另一个女性的遭遇。希望我们都能以另一个女性的遭遇为起点，去感受，去联结，也不停地去创造。

颜怡：在小学还没上明白的时候，我和颜悦一起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叫“圣城”，那里面只有我们所熟知的角色和性别，都是雌性的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是泡泡龙状态，还有一些狗猫，我们周围的熟人都是人形的小动物。相当于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乌托邦，然后写了很多奇怪的小故事。我记得我和颜悦小时候每天躺在床上，会一起讲我们偷渡到人类世界的故事。

颜悦：我是那个世界的总统，颜怡是副总统，都是女性领导者，君权妹授。

颜怡：迷信应该是没有的，我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癖好是我会经常跟颜悦吵架，跟她吵架是我把一个东西口语化的方式。我们经常会害怕没办法用人话去说一个东西，吵架让我们的东西不再那么书面。

颜悦：比较系统性的认识肯定是来自《厌女》，上野千鹤子用比较有趣又非常完整的文学性的方式，给我们梳理了一下自己对这个世界产生的种种异样感觉，告诉我们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提供了非常多理论上的支持。

小时候看一些男作家——比如帕慕克和弗兰岑——的作品，能感受到他们笔下的人物身上比较超脱的东西，这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性别，因为跟周围人教育我成为的女性不太一样。

颜怡：《厌女》真的让我重新认识我的性别，她（上野千鹤子）后续出的好多书，每一本都让我重新认识我的性别。

颜悦：我最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看一些电影和书的评论，总是说创作者把女性人物塑造得太刻板，或者男性作家很难写好女性人物，我有一天就在想，不对，我最喜欢的作家弗兰岑也是个男的，在小说《自由》里，他就塑造了一个现代女性的角色，复杂，身上有罪，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很热烈的人。我想，他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剽窃他老婆的人生？因为他老婆也是一个创作者，但没他有名，他确实也在一些散文里流露出对老婆很强的愧疚感。后来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我去重新看了一下他写的女性角色，觉得他基本上在把这个角色当自己来写。也有很多作家对笔下的女性角色特别刻薄，读者能感受到那种距离感，作者超脱出来拼命贬低自己笔下人物，那种距离感让我很不舒服。但弗兰岑不是这样，他没有把这个女人当成是一个女人，他把她当自己来写。

颜怡：我自己在看一些男性作家写女性人物的时候，会觉得他非常不理解女性，这种不理解源自作家刻意要假设自己是一个女性，添加一些刻板印象。我们自己跟别人一起写稿时，如果嘉宾是女性，也会刻意从女性的角度去想，这个时候就会写出很假的东西来，语言有很多的客体性在里面。

颜悦：这就像我看颜怡和我看照镜子的颜怡的区别。

颜怡：也就像我看颜悦和在自拍的颜悦一样。

颜怡：脱口秀这个行业的玻璃天花板还挺厚的。我们最近确实在写这方面的段子，关于职场中感受到的隐形压力，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共识还没有到达一定程度，就已经开始压抑了。我们要试图去建立更多的共识。

颜悦：我们行业的玻璃天花板是扎在我们身上的碎玻璃。我的感觉是很细微的，一开始刚进入一个公司，人微言轻，每做一件事并没有多强的成就感，还不断有人来告诉我该怎么做。虽然他们说的是错的，但是我还得听。慢慢地，当你感觉到自己有一点被认可时，会感觉自己坐在一个圆桌上。你以为自己是往高处爬了一点，其实你只是往旁边挪了一点。

一些新来的实习生或新人演员说话其实很好笑，但他们说了笑话没有人笑，你会被那种氛围浸染，也不会去鼓励他们。回想起来，我一开始进入行业也是这种感觉。我有自知之明，我日常说话的好笑程度并没有多大的进步，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我说话好笑。因为我受到了社会层面的认可，所以大家会先入为主，认为你是一个说话好笑的人，就会给你更多的认同。不论是作为女性还是作为新人，都是需要这种认可的，不管ta口头上愿不愿意承认。如果我跟更多的女性创作者在一起，她们会更愿意承认彼此说的东西是好笑的。

颜悦：不会继续创作了。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打击。尤其是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限制以后，就会自我阉割，朝着一定要发表的方向去做。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像卡夫卡那种人生：写出来作品，死后才发表，或者他其实根本就不想发表。

颜怡：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所有创作都多少带着那种感觉——有人会看到，有人会理解。

颜悦：我真正感兴趣的就是人本身，就是别人。人其实很奇怪，当人数超过一个人，大家就开始隐藏自己奇怪的属性，但是我很喜欢去发掘别人那种隐藏起来的奇怪的属性，这就意味着我得跟他们交流。

颜悦：我不想变成颜怡那样比我老5分钟的样子。

颜怡：因为你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像我。我去年看了欧文·亚隆的《直视骄阳》，让我对死亡焦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倒不是真的说人类并不怕死，人类只是他没有意识到死亡在对自己起作用。而年龄焦虑再往深一点就是死亡焦虑，就是让你时时刻刻质疑自己在世界上的意义。

颜悦：我之前以为我完全不在乎年龄和变老这件事情，后来我意识到是因为我们家的基因。我妈到现在看上去还跟30多一样，有点吓人，我觉得我妈一定有心理疾病。

颜怡：她有道林·格雷的画像。

颜悦：可能在出卖自己的灵魂。因为她连医美都不做，就完全保持青春。我意识到，可能只是我没有注意到我在变老，我以为只是今天没睡好。但我前段时间跟一些年龄稍长的、非常优秀的女性们聊了一聊，我才意识到我内心里肯定是有对于变老以及死亡的焦虑的，但看到她们直接跳过焦虑，也缓解了我潜在的焦虑。

颜怡：我觉得我们看到的年纪比较大的女性并不够多，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只要我们看到足够多60岁以上女性，就不会觉得活到60岁是很难的事情。就像双胞胎一样，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双胞胎，我们就会感觉自己很孤独。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世上看到足够多的双胞胎，我们就会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并不是怪物。

颜悦：转念一想不对啊，为什么在医院碰到这么多双胞胎？是不是双胞胎都有什么隐形疾病或基因缺陷？

颜悦：当我接触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比男性要幸运，因为男性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认识自己。但是如果从很多层面考虑，我还真的没有那么想当女性。反正我也不信有下辈子这回事，我觉得是女性就不会信下辈子。

随机波动：距离上次聊天过去了两年时间，你们的创作动力和状态在这期间有什么变化或者波动吗？

颜怡：波动超级大，整个人都变了。我感觉自己这2年变成了10个人，2个人变成了20个人。我们前段时间做了大五人格测试，跟一年前相比，我们的宜人性大大降低。我们现在的性格特别招人烦，非常有攻击性，每天都在生气，看谁都想吵架。

随机波动：这种比较应激的状态对创作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吗？

颜悦：我觉得脱口秀是一种情绪宣泄，但很多时候这种改变也并不是好的，它会降低人的理性。但这种改变也是有必要的，我不想通过理性去压抑这种应激。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很多事情面前，创作都不重要了。如果你问我，生活中出现太多这样的波动，我的创作怎么办？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去应对，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会感到我们的人生跟自己两年前期望的发展方向不太一样，想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掰回正轨，但现在我好像都看不到那条正轨了。这种状态也并不新鲜，人类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一直处在荒谬的、随时在颠覆的一个状态里面。

创作的一个要素就去对抗和解释这种动荡，就像我自己在情绪波动非常大也非常痛苦的时候，虽然说也有抑郁到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但也有写出我之前完全意料不到的东西的时刻。

颜怡：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过于接受自己了，我想允许自己对环境做出任何反应，把自己这种宜人性很低的、不健康的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核爆之后的变色龙，还在适应核爆之后的状态，遇到什么诡异的事情我都会呈现出来。

我曾经会觉得人不能完全没有自主性，没有理性，必须要压抑一些不好的东西，呈现出好的东西。后来看到那么多人都在反映环境，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之下，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时代就成为一个疯子呢？这就是这个时代带给我的礼物。

随机波动：我们在第100期中也提到，之前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事情，现在好像都不重要了；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感受也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现有的语言和词汇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去描述它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裂隙好像也无法填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颜悦：这恰恰是我想创作的动力来源。你说的对我来说也完全准确，生活变动中产生的缝隙从我们的语言里逃逸出去了，那些感觉、那些感受、那些以前不能轻易被描述和承认的东西。恰恰是弱势者——女性、穷人或者whatever——能感受到的东西，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被创作的东西，也是最有力量的东西。这些不能够轻易被传统的语言所管理的东西，就是创作能给我带来的，也是能给人类带来的东西。

随机波动：你们从事的行业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让大家发笑，但这些全新的感受可能是痛苦的，你们觉得痛苦能转化成幽默吗？

颜怡：可以，我觉得这个转化是非常直接的。因为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方式来应对，就只能用幽默，我觉得这是脱口秀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挺无力的。

颜悦：我们很多演员朋友们的作品就做到了这一点，比如小佳写他父亲的段子。这些痛苦对我来说不是要用笑去消解的，不是把它转化成笑声就可以笑一笑过去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是有可能变成这样的，无论生活中出现多糟糕的事情，我们内心多少是有点预感的，只是我们要尽力去避免它。直到又有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你的笑其实是在笑自己，一方面是嘲笑，一方面又是试图安慰自己的笑。嘲笑是指“你看这事又发生了，我就告诉你阻挡不了的”，另一种是“好吧，我们阻挡不了，但还是会去尽全力”，是对自己的安慰式的、共情式的笑。

随机波动：《展开讲讲》的一期节目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在今天所有的综艺节目或大众流行文化里，喜剧是最能够容纳社会议题的一个门类。但它和社会议题之间的关系又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们知道它并不能真正深入或者真实地去呈现一个社会议题，其中存在各种限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创作者对于社会议题的挪用是非常浅表的，把它当做迅速建立和观众之间的联系的一个手段。你们会怎么看喜剧和社会议题之间的关系，在你们的创作中，会用什么方法去呈现社会议题？

颜悦：我们确实觉得一定要提出新的东西，而且你得对自己的观点负责，虽然你一旦说出一个观点，很有可能会被曲解，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思。

颜怡：我们刚入行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创作，我们也看很多人的作品，感觉有一些创作虽然讲的是社会议题，但呈现的是非常古旧甚至刻板印象的东西，只是把这个现象说出来，但没有想改变这个现象的力量。当时我俩就说，以后我们写东西一定不要去重复这种现状，我们要提出新的东西。当然这肯定是建立在在一些学者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的研究基础上，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如果大家都能够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认识，那么在娱乐方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话可以讲。

颜怡：我想跟所有的创作者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试图理清楚这个问题，但真的很难。当创作涉及到社会议题，至少要对这个议题本身以及它背后的很多现象和理论有所了解，但对于一些即时性的创作者来说，Ta可能觉得我今天就要上台了，我就随便把它当个梗说了，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引用一下囧司徒在一次和记者的辩论中说的话，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天天要讲这些沉重的东西？囧司徒说，你反过来想一下，为什么只有喜剧演员在讨论这些沉重的话题？你们记者干什么去了？

如果我要去谈论一个社会话题，我要去收集资料，甚至可能要去看论文，那些论文我完全看不下去，看一两句话就阻塞我思路一整天，因为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体。我要把我的语感从论文切换到喜剧上来，就要疯掉了，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是这个。

随机波动：剩余价值的第一期节目讨论的就是女性和幽默的关系，这么多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在继续。我们今天想问的是一个更本体论意义上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幽默是所谓“女性的幽默”？之前存在的关于什么好笑、什么不好笑的标准，是否是与男性生命经验紧紧绑定的？而当一个女性进入这个行业，试图去挑战男性经验主导之下对于幽默的定义时，是否她就会被认为是不幽默的？

颜怡：一定是有的，而且我们感受非常强烈。这确实是一个本体论层面的东西，抽象来看的话，也可以是一个新的秩序想打破一个原有秩序的过程。比如三弟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喜剧演员，我们都是江西女人，我们之间互相讲话开玩笑，就非常能够get到对方的笑点。但是出去跟别人讲的话，尤其是在比较不成熟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我们很尬，所以我改段子就会找三弟一起改。我们能感受到，幽默是有语境的，不管是南北方的差异，还是男性女性之间的差异，它绝对都是需要去被打破的秩序。如果说其中一个占了主导，没有给另外一个生存空间，那也是不健康的。

颜悦：不同生命经验肯定会带来不同的喜剧品位。现在节目上表现比较好的女演员还是比较少的，评论者或普通观众就会拿我们互相做比较，的确我们的有些话题是重合的，但这种相似性建立在非常平庸的层面上——你们都是女生，你们说的东西都一样的，其实我们和很多男生说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不看任何关于拿女演员互相比较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些拿我们俩做比较的很无聊的言论。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内心都有无法抑制的情绪，可能给你产生很强烈的比较和竞争的感觉，对我们互相帮助很不利。

女演员Kathy Ryan说过这个问题，她说，他们选出了美国一位特别厉害的女演员Whitney Cummings上综艺或做巡演，她就是最棒的女脱口秀演员。当有其他女演员问，为什么不多给我们一些上节目的机会时，他们就会说，你有本事就做成Whitney啊。

随机波动：社会上似乎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当我们说一个女性很好、很成功、应该成为女性榜样的时候，这个榜样往往是一个男性认可的女性。回想我们小时候那些被认可的女性偶像或女性榜样，往往都需要男性背书。而在今天，实际上我们是要反对这种男性背书，情况反过来了。现在男性最不喜欢谁，最讨厌谁，反而构成了一种背书，是因为她是真正触痛了他们的那个人。

最近几年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女性创作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身为女性观众，我们也能够一眼识别出来，哪些女性创作者在努力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新的议题、思考议题的新的方法，而哪些创作者还在沿用一些旧的创作模式。负责任的女性创作者有勇气在舞台上讲出来内心真正相信的东西，并愿意去承担那个后果，即使可能没有那么多观众接受，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淘汰。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挣扎的时候吗？

颜怡：其实我本来以为会获得高票。我们也并不是说要搞自杀袭击，其实还是想通过内容获得认可的，但今年遇到了很多意外的情况，有很多不可描述的困难，我们的判断今年比较失灵。尤其是第二期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没有播出，但其实是我们非常想讲并觉得效果会不错的一期。

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确实是内心想讲出那些话，这种东西是一种生命力，而并不只是一次上节目，它们是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意义感的东西，很难去压抑。

随机波动：今年脱口秀大会办到了第五季，这几年这个节目获得了更多关注，你们也随之获得了更大的名声。你们感到自己在行业里的位置有变化吗？

颜怡：我们还是唯一的双胞胎。（笑）

我们的感触还是挺深的，刚开始会觉得这个领域完全是陌生的，看起来里面有那么多名利，似乎非常诱人。进入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也完全能够感受到这种东西对人的改变。一个看似非常诱人的东西又同时能够腐蚀你，那是什么东西？

颜悦：硫酸。

颜怡：我这几年的感受是，一个创作者可能真的不能变成一个非常名利双收的人，不然Ta怎么去相信那些被构建起来的虚假的东西？如果我能够在上海买房，过上一种非常安稳无忧的生活，我怎么去相信我的生活其实可以随时崩塌，我可以随时去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如果我真的变成那样，有点屁股决定脑袋。

颜悦：并不是说创作者就一定得穷，我还是希望创作者能活得好一点的。我很喜欢一个英剧《革命见证人》，艾伦·里克曼饰演法国大革命里的一个人，死刑之前去参与一个布道，他说了一段话，其中一句是“I shun fame! It always costs too much!”。这完全也是我的感受，当你可以获得一些利益的时候，你立即能看到它的代价有多大，挺恐怖的。

随机波动：你们如何衡量诱惑和代价？

颜悦：还挺微妙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答案，很多人反而是后知后觉。有些人会感到焦虑，甚至有一些生理上的反应，到后来才反应过来，其实就是自己不该干这个事。

颜怡：《直视骄阳》里写了一个例子，一个顶级赛车手根本上不了赛场，一上场就会手抖，心理医生就问怎么回事，他就最近有个朋友死在赛车场上，他的死亡给我造成了心理阴影，我害怕这件事情。他问医生该怎么解决这种恐惧，医生就跟他，这说明你可能最好不要再上赛场，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也可能像你朋友一样死掉。

颜悦：当你还稍微年轻一些，在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时候，死亡焦虑不会那么明显地降临在你身上，潜意识里你觉得人生是无限的，于是就有一种对人生不用负责的欢脱。直到有一天你经历到一些事儿，意识到你也会死，便忽然意识到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我可以选择一种别人认为不好的生活，或者别人不羡慕的生活。

这个挺难的，因为我自己以前的人生中很大的成就感，都来自于别人希望过我的生活，所以我才会去想过那样的生活。直到我意识到我自己并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只是别人想过而已。

随机波动：名声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颜怡：真实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但我会不停提醒自己不要沉浸进去，不要觉得好像有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总感觉如果真的沉浸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颜悦：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可能也就是快递不敢写真名之类的小事，但更多是一种摧残。一些细节让你有一种地位升高了的感觉，那只是一种有钱感、有地位感而已，其实你并没有真的有钱或有地位。即使有，那些也是非常短暂的东西。但有钱感会让人的心理产生扭曲，甚至慢慢影响你的人格。

我们的经纪人对我们特别好，什么事都帮我们做，直到有一天她可能不在身边或者帮不了你，你就会觉得，怎么没人帮我？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婴儿？

觉得自己的时间比别人珍贵，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合理的，但我们会对这一点特别警惕。即使我再有所谓的能力、才华，我都不可以让另一个人的生命服务于我的生命。除了颜怡，她就是为了给我捐献器官而出生的。

随机波动：上次见面的时候你们也聊到了在这个行业里面经常被女性拥抱和被女性前辈帮助的那种感受，比如蔡明老师对你们的帮助。这种女性之间的互助，不管是来自同辈还是前辈，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颜悦：我真的非常感谢有前辈的出现和帮助，它不仅是一种切实的帮助，更让我意识到了很多我潜在的问题。每次我们的节目播完，蔡明老师都会给我们发微信，一般是说恭喜，如果我们被淘汰了，她也会鼓励我们，跟我们交流。我们这次被淘汰之后，就跟蔡明老师说了一些我们的烦恼，她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触动，她说，“先做对的，再做好的。”以前碰到的前辈永远是在教育我们该怎么把事情做好，蔡明老师就说了一句完全相反的话，我就会去想蔡明老师的人生，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撑过来的。她在一个更早的环境里去做一个女喜剧人，现在还这么关照后辈，也经常给年轻演员朋友鼓励和支持，她是我的榜样，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做到这样。

其实我以前完全没有在生活中把性别当成一个划分标准，大多数时候还是根据和这个人是不是聊得来来决定亲疏远近的。但是我现在会更有意识地去帮助女性，我觉得这是我之前忽略掉的一件事。以前会觉得对女性后辈的帮助会不会很刻意，像是一种声明、是一种宣言，其实不是，它也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在努力把这个行为自然化。

随机波动：这一季节目里有很多片段展现了你们跟其他演员的友谊，你们一出生就已经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了，在这种前提下，会跟我们这些单胞胎在交朋友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颜悦：其实还有蛮大的困扰，尤其是工作以后，如果有人老把我们当一个人，我就会觉得丧失主体性，我们的微信列表里有很多三人群，我们慢慢觉得三人群好像是一个终结友谊的非常有效的方式。

如果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的话，确实因为我们俩身份特殊，如果是一个新认识的朋友，Ta一开始跟我们俩说的话可能是一模一样的，Ta会觉得自己有种在复制粘贴群发的欺骗感，所以才会拉一个三人群。但我今年决定停止为任何人换位思考，我真的受够了为别人换位思考，我在尽力克制，因为我太喜欢换位思考了。

随机波动：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到颜怡最近在创作的一些东西，最后有一段话说的是，“如今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但唯一相信的是另一个女性的遭遇。”这也是我们今时今日今刻在实践的东西，我们也在相信着另一个女性的遭遇、另一群女性的遭遇，或者说是和我们一样弱势的那些人的遭遇。这种相信对你们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

颜怡：当时跟你们说的时候，这其实还不是我的作品的一部分，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在获得了你们的反馈以后，我更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很多时候我的孤独感就来自于我觉得我的遭遇只有我自己在经受，但其实可能女性的遭遇是类似的，没有人是自己单独有罪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知道别人的遭遇和过错，每个人都能活得更加自在。

随机波动：在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你们正在创作一个剧本，在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剧本已经创作完成并且上演了，创作舞台剧跟创作脱口秀、创作小说有什么不同？你们两个人各自分开创作和一起合作又有什么不一样？

颜悦：跟小说和舞台剧这种主业之外的创作相比，脱口秀能够赋予我们更多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的东西，我们发现，很神奇，创作但凡超过一个人，就开始有一点点偏离你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至少在创作初期都是尽量分开来写，后面再考虑怎么融合。很坦诚地说，创作就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过程，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对的。对我来说，只有我写出一些我觉得好的句子的时候，我那一天才有动力活下去，然后第二天又觉得这个句子有点傻，每天在这种不断的轮回之中。小说和剧就是更能让我活下去的东西，是一些比较深的、触底的东西；脱口秀就是要不停地浮现出来，不停地去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

颜怡：我自己感觉，写脱口秀跟写小说、戏剧有不一样的一点是，我通过写小说、写戏剧能够离人远一点，脱口秀我总感觉离人太近了。如果能减弱一点人类在我生命中的影响，我就更能说出我想说的话。

我特别喜欢查理·考夫曼的一段话，他曾经也给别人当过编剧，给别人写段子，以这个人的口吻去写，他就很恨那些东西，他觉得他再怎么写都没有这个人本人写得好。他后来就意识到创作之中主体性很重要，他告诉所有的创作者，你可以先试着不要去讨好别人，等你创作完了再去想怎么讨好别人，创作的时候要尽情剖开自己，对自己坦诚，这样你创作出来的东西是一定能打动人的。

随机波动：提到你们这种跨体裁的创作，我记得你们上次来随机波动时候也提到，会从读书里面提取很多灵感，以此来超越自己个人经验的局限，我也想问在今年的创作过程中以及在上半年上海封控的状态下，有哪本书对你们特别重要吗？

颜怡：《看不见的女性》。

颜悦：我们最近看了《烦人的爱》，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喜欢《我的天才女友》的小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看了，觉得费兰特的语言跟我同期看的那些作家比没有那么精致。但后来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剧，才再去看费兰特其他作品，比如最近出版的她的处女作《烦人的爱》，看到她早期不那么成熟的作品，稍微有一点点人工的痕迹，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费兰特有多厉害。她擅长制造紧张感，能够在细节中展现女性的生活、人类的生活，即便你只拥有一个小房间，也可以体会到很多很隐秘的人性。

我最近还挺喜欢一本很奇怪的书，叫《论家用电器》。因为我最近正在写一个人物，一个莫名其妙地仇恨一切家用电器和家具的女人，这也来源于我在封锁期间对桌子产生恨意的经历，背后可能有某种更深层次的恐惧。后来看到《论家用电器》，我震惊了，我好想去采访汪民安老师，他知道他在写什么吗？他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有多好笑？这本书真的有英式喜剧的意味，改成一个英式喜剧一定非常好笑。

随机波动：这几年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不易，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还是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创作者和表达者，希望大家也可以做负责任的观众和听众，也希望各行各业的女性都能像颜怡颜悦一样，在女性整体的脉络里去获得联结，向前辈学习，也去关怀比自己更弱势、更边缘、更年轻的女性。期待颜怡颜悦接下来的创作，祝你们拥有创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