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游雨泽：在但丁诗歌中漫游三界，于索福克勒斯悲剧里见证雅典

我们处在一个充斥着fake news的时代，因此拥有比较、辨别不同信息，从而追寻真相的能力与自觉意识就至关重要。所以，我在分析文本的过程中关注字词，在理解真实文本的基础上进行阐释、提出观点，这种语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在真实的历史性存在中认识文本的尝试与努力，是一种对实证与理性的追求。

——游雨泽

游雨泽

罗马第一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文学院“意大利文学”讲席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意大利语文学、古典学与古典神话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继承与发展。译有《但丁的生平》《英雄的习性：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

“七个问题”

 在但丁诗歌中漫游三界，于索福克勒斯悲剧里见证雅典

第一问

首先祝贺你翻译的《英雄的习性》一书出版，在此之前，你还翻译有《但丁的生平》。这两部著作，内容主题的时代与风格差异很大，语言与文化更是相去甚远。就原著而言，作者分别以英语、意大利语写作，还引用大量的古希腊语、拉丁语文本，且常与法语、德语世界的现代研究者进行对话。在翻译过程中，你是如何面对这种跨语言的复杂挑战的？

游雨泽

谢谢，能与三联一起将优秀的作品介绍给更多读者，我觉得非常荣幸。这两部著作的内容虽然看起来相距甚远，但都与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息息相关。

从翻译时间上看，《英雄的习性》在前。当时我正攻读古典语文学硕士，这个硕士项目中占比很大的内容便是古希腊戏剧。与此同时，我也因自身的兴趣，关注、参与罗马第一大学古典戏剧团Theatron的活动。Theatron每年上演一部古希腊戏剧，首先由古典系的硕士与博士生们组成的“翻译实验室”综合现存的所有译本，按照舞台需要，从原文译出意大利文剧本，再由全校师生选拔出的演员们将戏剧搬上舞台。这段宝贵的经历、硕士阶段四年的学习，以及本科时埋下的对古希腊的向往，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本《英雄的习性》的中文翻译。毕竟，古典系的学生，哪有不钟情索福克勒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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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习性》（2023年）

随后，在确定方向阶段，我选择了《奥维德神话与但丁〈神曲〉》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并将这一课题延续到了博士研究阶段。时至2021年，恰逢但丁逝世七百周年，由于中文学界还没有一部对但丁生平的语文学的系统重构，我决定翻译这本《但丁的生平》。正如译后记中提到的，但丁从未写过自传，因此，对他的个人生活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社会环境的重构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像但丁这样一个将自己的写作与所处现实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典作家而言，这种严谨的学术性重构对理解文本来说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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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的生平》（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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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

在面对跨语言挑战时，可以说本科与硕士期间的古典语言训练让我能够处理文本中涉及的绝大多数古希腊语与古拉丁语的问题，中世纪拉丁语与意大利俗语的部分则得益于博士期间的研习以及导师与同门的帮助；英文与意大利文作为工作语言也不是太大的障碍，至于我一窍不通的法语和德语，足够幸运的是，由于意大利学系与古典系师友大多都精通这两门语言，图书馆里耐心的邻座们总能给我及时与准确的帮助。

第二问

两本书的作者，诺克斯与因格莱塞在各自的研究中都展示出了对经典文本敏锐与非凡的洞察力，这有赖于他们深厚的语言与语文学功力。古典学研究者字斟句酌地挖掘作品背后深层的内涵，能够为我们打开一种什么样的空间？

游雨泽

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更直观地理解这种研究所打开的空间。诺克斯就“安提戈涅的演说与成文法”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极为精彩的论述，他通过对文本字句的挖掘与分析，颠覆了学界长久以来的共识。安提戈涅对克瑞翁说：“我不认为（你）作为一个凡人，下一道法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nomima）……它们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人们常将安提戈涅的演讲与伯里克利著名的葬礼演说中提到的“不成文法”联系在一起。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安提戈涅的这段话就已经成为不成文法广为流传的证据之一。然而诺克斯通过“在戏剧背景下仔细检查这几行文本本身及其具体措辞”，发现了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不确定因素”。安提戈涅的演说中提到了与伯里克利相似的“不成文法”，然而这相似之处其实是表面上的，二人的演讲实际上展现了内容与表达方面“根本性的不同”：首先，伯里克利的演说区分了不成文法与成文法，而《安提戈涅》中并没有出现克瑞翁的法令成文与否的问题，他的公告是一个“在紧急状况下由传令官宣布的法令”，大概类似于在戒严情况下指挥官“向人民宣布他的意志的常规方式”；其次，伯里克利演说中的不成文法“从来没有人能读懂”，因此讨论无法达成一致，而《安提戈涅》中的不成文nomima（习俗）所涉及的内容非常明确，即“埋葬死者”；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安提戈涅用的词不是nomoi（法律），而是nomima（习俗），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中，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葬礼上“合乎习俗”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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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诺布林《安提戈涅在波吕涅刻斯遗体旁》

布面油画，1825年

现藏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字斟句酌地挖掘作品背后深层的内涵，古典学研究者不仅可以与前人的共识辩论，提供新的视角，尝试探讨经典作者的真正意图，还可以将文本与彼时的历史、政治、制度、文化、风俗联系起来，使阅读成为一种有机而整全的体验。

第三问

你自己是如何理解与运用语文学及它的分析方法的呢？

游雨泽

我所理解的语文学，是一种在真实的历史性存在中认识文本的尝试与努力，是一种对实证与理性的追求。我们处在一个充斥着fake news的时代，因此，拥有比较、辨别不同信息，从而追寻真相的能力与自觉意识，就至关重要。这是一种智识上的锻炼，很费劲，但也能带来一种特殊的快乐和满足。

就个人的学习经历来看，语文学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种类、不同时期、甚至不同作者的文本中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古典时期语文学与中世纪人文主义时期语文学面对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手抄本与残篇传统，是两个独立的学科。再比如，在处理与但丁同时期的Brunetto Latini文本时，“更具文学与美学价值的用词理应出自作者之手”这一适用于但丁文本的分析原则就需商榷，因为Latini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呈现出一种更粗糙匆忙的状态。因此，应该秉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文本怀有敬畏之心，求实而不机械地根据不同的问题作出合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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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etto Latini作品的手稿

我主要研究方向是通过释读文本，分析奥维德《变形记》中的神话在既往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及发展演变、中世纪的解读与阐释，以及但丁在《神曲》中的继承与改写。同时，通过语言和义理的分析与研究，探究但丁在他的“基督教圣书”中重新书写奥维德古典神话背后的宗教、历史及社会意义，以及古典世界与中世纪后期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博后期间开始关注“但丁中的罗马法”问题，通过对《飨宴》《帝制论》《神曲》中的政论语言分析，对照优士丁尼文本，结合传记学者对诗人生平事迹的记录，探究其中但丁作为“法学家”的痕迹。我主要在分析文本的过程中关注字词（例如汇校本中的变体），在理解真实文本的基础上进行阐释、提出观点，以此运用语文学的研究方法。

第四问

在这两部著作中，不论悲剧英雄还是但丁化身的“朝圣者”，故事讲述的语境都根植作者所处的历史现实，可见经典文本除了自身的思想价值，还是展现作家生平与时代精神的窗口。我们在阅读时，应该如何把握经典文本这些互相交织的层次？

游雨泽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索福克勒斯与但丁书写“历史现实”的方式是相当不同的。前者通过重新书写神话传统中的原型及其传说，暗示了彼时的雅典政治情势、历史文化风俗，以及作者本人的价值判断。作为读者，我们通过对作者所处时代及其生平的学习，与作品中的线索结合起来，能够尝试探究、解读作者意图展示的历史现实。而但丁则指名道姓地在《神曲》中描述他所处时代的人与事，正如因格莱塞在书中提到的，《神曲》可引以为豪的革新之处中最轰动的，毫无疑问包括由真实的作者本人担任自称“我”的主角。但丁以“伪预言”的形式遵循真实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向读者展示了1300—1302年一系列事件，直到与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Cangrande Della Scala）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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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1291—1329）

在我看来，把握经典文本互相交织的层次就在于，学习针对作品的研究，关注学术史的传统，由此理解每一个经典文本的特殊性——正如索福克勒斯与但丁的例子中所展示的——并在其真实的历史性存在中认识它们。

第五问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特重古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同古代经典往往有着或强或弱的联系。但丁的写作及思想与古希腊悲剧作家是否也有一定相关性？

游雨泽

虽就文艺复兴这场运动的起源与特点而言，多种理论因关注焦点不同，产生了许多不尽相同的见解，但宽泛来说，就意大利的情况而言，文艺复兴开启的重要标志即学者与思想家们重新发现了修道院图书馆及没落的拜占庭帝国收藏的古典时期的文学、历史与演说文献，并着手开始研习。这些文献大多由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而我们知道，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希腊语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为中世纪人所识。

作为过渡时期人物的但丁，由于通过《神曲》实现了文学创举，可被认为是“新世纪的第一个诗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始终属于中世纪。这就意味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不同的是，但丁无法接触到古希腊文本，亦不识希腊文。他作品中关于古希腊的内容都来源于拉丁语作者的引用或介绍。因此，但丁的写作或思想与古希腊悲剧作家很难说存在直接的联系。

但是，通过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二者之间在另一个意义上的“相关性”。但丁在《神曲》（《炼狱篇》第十二曲）中提到了尼俄柏。根据文学批评传统的分析，他的这一神话书写以奥维德《变形记》（VI，146-312）的版本为原型。在奥维德笔下，尼俄柏因傲慢的话语激怒了女神勒达，因此女神的儿女——阿波罗与狄安娜——用弓箭当面杀死了尼俄柏的丈夫与十四个儿女。伤心欲绝的母亲变成了石头，永远泪流不止。根据学界广泛接受的观点，奥维德的神话书写沿袭并改造了自荷马与赫西俄德以降的文学传统，索福克勒斯的《尼俄柏》（现只存残篇）亦是其中一员。根据Gianpiero Rosati的研究，《变形记》中阿波罗的“毫无人性的冷酷”这一强调点来源于索福克勒斯的书写。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但丁与索福克勒斯的相关性是通过奥维德这一拉丁语作家连系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诗人但丁并不完全忠实于奥维德的书写，他省略了神残忍地杀死无辜儿女的情节，将重点放在母亲的悲痛与对人之傲慢的道德批判之上。因此，可以说，根据现有的研究，但丁作为西方经典作家，古典诗人们“最好的学生”，自然与古希腊悲剧作家参与创造的文学传统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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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路易大卫《尼俄柏试图保护她的子女不受狄安娜和阿波罗的屠害》

布面油画，1772年

第六问

请你为读者介绍一下国内外但丁研究的情况吧。

游雨泽

关于但丁研究情况的问题非常重要，也特别复杂。我笼统地就自己所知的、有限的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但丁研究传统深远，早在14世纪初，以但丁之子雅各布为代表的《神曲》古代注释家就已经开始在语言与义理方面分析诗人的作品，开启了许多重要的主题，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受到学者高度关注的但丁与古罗马诗人的联系、《神曲》中的寓言以及道德化解释、选用俗语写作的争议与讨论。现当代但丁研究主要的关注点大致可以从四个大方面来看，其一是汇校本（Edizione Critica，也译“历史考证版”/“对勘本”）、注本（Edizione Commentata）以及文献与传记类的研究，这一类中值得一提的是1966—1967年彼得罗基（Giorgio Petrocchi）与2021年因格莱塞的意大利国家版《神曲》、“线上但丁辞典”（Vocabolario dantesco online）以及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1976年的但丁论文集（Un'idea di Dante. Saggi danteschi）；其二是针对但丁个别作品的多角度研究，总体而言，对俗语作品的研究远远多于对拉丁语作品的研究，切入点主要集中在文本里的具体问题上，例如贝洛莫（Saverio Bellomo）与霍兰德（Robert Hollander）就《致坎格兰德书信》文本真实性的讨论；其三是方法学方面的研究（史料、手抄本与印刷本传统、中世纪思想文化研究、语言与修辞研究、从古至今的评注），这一大类的代表无疑是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论文集《但丁研究》（Studi su Dante），他定义了“象征”（figura）概念在后古典时期文化中的重要性，重建了《神曲》中结构与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四是对接受史的研究，主要分为13—14世纪中的但丁、人文主义时代到20世纪的但丁、20—21世纪的但丁。

就国内的情况，文铮（《但丁在中国》，2018）与陈琦（Dant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ranslation, study and teaching，2021）两位老师已经进行过细致完整的梳理。自19世纪末，但丁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处于变革时期、寻找民族复兴出路的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但丁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这位为统一祖国而奋斗的佛罗伦萨诗人，在知识分子眼里不仅是爱国者的典范，更提供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启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但丁的兴趣逐渐转到文学本身。1921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钱稻孙在但丁逝世600周年之际翻译了《神曲》的前三曲，这可以说是但丁作品翻译与研究的开始。此外，根据最近的一项发现（2021），大约也在1921年，在中国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Agostino Biagi用三种不同的中国古典传统韵律翻译了《神曲》全篇，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神曲》完整中译本。2021年10月，我也非常幸运地参与了在秕糠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举办的Biagi手稿捐赠仪式与首次展出，并受邀分享了自己作为“在意大利学但丁的中国人”的经历，见证了这一让但丁学界与汉语学界都激动万分的历史时刻。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们在但丁作品丰富的译介基础上开始从哲学、语言学、文学、思想史、语文学的角度研究诗人，走上了专业化的多元研究道路。近年来，更不乏从原文出发，与西方学界直接对话的重要研究成果，例如《〈神曲〉中的维吉尔：一种不完满的爱》（朱振宇，2013）、《跛行的脚：但丁和彼特拉克的爱欲和语言》（钟碧莉，2020）与《〈神曲〉的托喻问题：寓言、注疏与白话文学》（常无名，2022）。总体而言，中国与西方但丁学界虽仍存在显著差距，但必须看到的是，中国但丁研究正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向科学、实证、多视角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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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基校注本《神曲》内页，1966—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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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论文集》书影，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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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研究》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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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在中国》，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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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问

今日为什么有必要阅读索福克勒斯、但丁这样的西方经典作家，以及针对古典作品的研究？

游雨泽

今日世界格局之形成、其间的交流（与冲突）不仅是经济与政治的，更是文化层面的。因此，真正地了解西方文明是“解题”的关键。而其中的“真正”，应该首先落在考察西方古典文明的意识上，正如甘阳、吴飞老师在“古典与文明”丛书总序中所说：

“古典文明始终是现代西方人思考其自身处境的源头。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每一次自我修正，都离不开对古典文明的深入发掘。”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应通过阅读经典作品，而非二手传说，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意味着，我们在阅读经典文本本身时，也应从学术史的角度关注作品，即：不同时期与社会背景的学者们在同一文本中发现了什么相同与不同的内涵，以及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对此加以展示。通过了解索福克勒斯几千年以及但丁几百年的研究历史，现代读者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对作品肤浅偏颇的认识，更可以经由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经典作家的阐释与解读，在不同的历史现实中认识经典文本，进而与从古至今的西方世界对话。

* 作者独家授权，转载请联系“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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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田晓菲丨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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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创者，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以史诗《神曲》留名后世的但丁在他所处时代的文献中只留下极少的痕迹。传记作家们的讲述交织着真实的记录与添油加醋的传说。由于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痕迹，我们才得以找到释读的线索。

作者认为，与其尝试第无数个带着小说味道的重构，不如提出一个将可信的史实与合乎逻辑的传说相结合的解决方案。同时，邀请读者一同参与到对史学-语文学意义上的“确切”，有理有据的可能性，以及启发式的合理性的区分中来。

因此，在不掩饰文本批评与历史-文学阐释之间差别的情况下，本书勾勒出了一种可能的“但丁自传”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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