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头乐队（上图）的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让人不得不猜想新疆昌吉这个地方究竟是有什么造化，竟能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优秀的歌手。之前的不说了。现在是鼓手李旦，也推出了个人唱作专辑，将鼓手的角色完全雪藏，就专注词曲唱。有点意外。专辑的名字是《用一道光

2023年10月15日是伊塔洛·卡尔维诺一百年诞辰。本文刊2012年10月12日《文汇报

宗榈在自己的练习本上写了“惨绿少年”四个字，说，这是他的大号。我们都没有大号，他眼睛一斜，说，就像鲁迅，他有个大号叫周树人。周树人有个笔名叫鲁迅。一边去。宗榈低头在“写饭票”。这是一件技术活，只有极少同学能做。得找一张干净的白纸，裁剪光滑，先用红色铅笔画一个矩形方框，再用黑墨水笔在方框中央写上“米饭一斤”或“半斤”，“米饭”左边画一只碗，碗里，饭堆得圆圆尖尖。一笔不苟，伪造票据。宗榈给起了个文雅的名字：“写饭票”。这种饭票我们当然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学校食堂用。宗榈说，那叫自作孽不可活。他的词多，他家附近有个废品收购点，常有一些发黄的旧书。学校在河坝一侧的低洼处，爬上河坝，过桥，不到一里地，有个废弃的养猪场。冬夜，这些原来养猪的低矮房子里，有一间亮着灯。一个黄胡须老头坐在里面，像一只孤单的蜘蛛。当年盖猪舍，为了便于清洗，地上铺了水泥，墙上也糊了半人高的水泥。很久没有养猪，猪舍里没有任何异味，地上打扫得特别干净。老人家坐在灯下打着瞌睡，我们来了，他睁大了眼睛，招呼大家。这猪舍比学生寝室条件好多了。学生寝室是泥地，潮湿，发出霉味。室内没有厕所，学校发了塑料桶，早晨满满一桶尿，值日的两个同学抬去倒进公共厕所。起夜的看不清，抬桶的不小心，都要泼洒一些出来。宿舍里长年一股尿味。洗脸洗脚也在宿舍，地面常常湿答答的。猪舍这么干爽，这老头独自享受这么好的条件，他真有福气。我们为什么要住在泥里面？我嘟囔着。宗榈说，你这句话让古人讲，那叫“胡为乎泥中”。我几乎有点佩服宗榈，他知道的事太多了。我只知道辣椒糖。红彤彤的辣椒，不软，硬的，还是甜的。它本来就是麦芽糖。做成辣椒的样子，一点也不辣。我喜欢。辣椒糖一斤饭票兑十个。老头说。十二个行不行？我们三个人一共兑五斤。好吧好吧。老人掀开玻璃柜面，窸窸窣窣掏出一个大塑料袋。这一袋一共六十个，拿去，拿去。他凑近煤油灯罩仔细看五张饭票，火苗几乎要燎着他的眉毛了。他的寿眉翘起来，让他看上去那么滑稽，又有点可怜。他只关心上面写的是不是“一斤”，根本没有考虑真伪。食堂发的真饭票也不过是总务处老师用蜡纸刻印的，加盖一个三角形的红色印章。宗榈用红铅笔都能轻易完成。我们克制着欲望，一周才去一次猪舍，画的饭票也不多，宗榈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最喜欢一种彩色糖球，黄豆粒大，一袋有一百粒。红黄蓝绿都有。还附带送五粒白色的樟脑丸大的糖球。这些糖不像辣椒糖只是甜，还凉润润的，沙沙的，甜味不是从嗓子里一下子滑进去，它弥漫在整个嘴巴里，凉快，还散发一种好闻的香味，比一切树、花、果的香味都香。宗榈画的饭票，我总共用了大约五斤。不敢多用，老头认识我爸。我爸在供销社，老头有时去供销社进文具，红蓝双色圆珠笔、票夹、量角器，这些对我毫无吸引力。他的零食从哪里进的，我想知道，却无从得知。老头攒够了一叠饭票，拿来学校食堂兑大米，才发现有五十多斤是假票。老头瘫坐在食堂门口大哭，鼻涕眼泪顺着黄胡须流淌。五十多斤大米，他那小生意，一个月也赚不了这么多。我大概亏了他五斤米。那些糖都被我吃进肚子里去了。我如果给他送去五斤饭票，他会不会觉得我退的还不够，贪了他的糖呢？那些光线昏暗的晚上，有人递上去的是真票，有人递上去的是假票，老头无法分辨。如果我去退还，跟我一起去的人就都被我卖了。平生第一次，我感到做人如此艰难。这以后，宗榈也停止了“写饭票”事业。宗榈脑子灵，点子多，不用功，成绩平平。他读了很多书，知道语文老师都不知道的很多典故。我疑心他有一部这样的辞典。他在练习本上抄写一段故事，我们都闻所未闻。他自署“惨绿少年”，我们也猜不出缘由。难道他父母不在，身世悲惨？为什么是绿呢，他从来没穿过绿色的衣裤。他说话少，心性狠，他不说的事，同学不敢多问。总之，他就是一个谜。宗榈知道的事太多了。他知道那个瘦小的地理老师的男朋友是哪里人，每个周末何时到我们校园里来。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听过一节地理课。一上课，同桌报地名，另一人在地图上找，列支敦士登、好望角、布宜诺斯艾利斯……够找一节课了。地理老师二十刚出头，在我们眼里是很大很大的大人，我有时看她一眼，她心不在焉念着教科书。教室里一群驴子在扑腾，一个孤独的驯兽师眼望远方。宗榈还在班上传抄一个手抄本。大龄的男生都在传看。我也想看。滚一边去。他吼我。我眼巴巴地看着那个练习本在同学之间传成了一个圆筒筒，太卷了，拿到手的同学必须用双手扒开撑着看。我住在父亲的供销社。周末晚上偷偷去学校玩。有一次玩的时间久了，就留在学校歇宿。教室后边有两张双层床。我跟宗榈都睡在下层，上层睡着另外两个同学。熄灯后，宗榈开始讲故事。寡妇上坟遇到尼姑，借宿。医生给一个女孩看病，一只猫从墙上跑过去。一个男生从一个女生裤袋里抓菱角吃。都是我从未听过的故事。宗榈说得干脆利索又活灵活现，好像这些人这些事就在眼前。我觉得既新鲜又难受。我不喜欢这些故事，觉得里面似乎有不好的东西，真要开口阻止，又显得太怪。同学都在笑，追着问后来呢，后来呢？父亲的一个同事，午餐时常常不顾我在场，瞎说八道。你们知道路遥知马力的故事吗？从前，有一个人叫路遥，一个人叫马力，路遥出远门，把老婆托付给马力。马力人特别老实，夜夜在路遥家门口值班。值了一段时间，他不放心，后来进屋，进屋还不放心……吃饭的大人哈哈大笑。我不敢笑，也不敢走开，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定在那里。我这一生对于高台上令人厌恶的演讲也是这样，常常听得无名火起，想走上台去抽他一个耳光，旋即飘然离开，实际上却一直坐在台下，最多用打瞌睡表示我的态度。那天，宗榈和我一人一个被窝。他从未那样兴奋，讲了又讲，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半夜醒来，我大叫宗榈，你为什么跑到上层睡，将我的被子拿走了？宗榈被我喊醒。他从床上坐起来，踢了我一脚。是你滚到床底下去了，我没动啊。我居然在地上睡了半宿。教室里冰凉的水泥地被我焐得热乎乎的。宗榈还知道校长的事。校长是“五·七”大学毕业的。什么大学，他初二都没念完，那大学就在我们县的茗山里，一个破庙，他就在那里念了半年书。你啥都知道？想知道，自然就知道。那间破庙改成一个小学，我上周日骑车去看过，旁边还有水库。那时我们已经快读完了初二。我十二岁，宗榈十五岁。我觉得快接近校长的学历了，无端兴奋了一阵。宗榈对我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你傻，但傻人有傻福。我傻吗？你傻。成绩好，不一定不傻。宗榈很肯定。那我就是真傻了。尽管心里委屈，我也不知道如何证明自己不傻。起码，宗榈懂得的东西，我连十分之一都不懂。初三毕业前要预选，预选是将那些不能升学的学生提前筛选掉，留下有希望的学生安心复习，迎接中考。宗榈预选时就被淘汰了。宗榈离开学校后，有同学告诉我，他爸给他说了一房媳妇。我“啊”了一下，为了表现得成熟一点，我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都不稀奇。哪有这么简单。是他爸跟那个村子里一个寡妇相好，为了方便自己来往，才给宗榈在那个村子说了一个姑娘。是那个寡妇的女儿？当然不是。他爸替他选的那个姑娘，一天书也没念，粗粗笨笨，宗榈怎么会喜欢。你着急什么，宗榈总会有办法。他知道那么多典故，读过我不知道的许多书，最终还是被预选淘汰了。他会讲那么多男男女女的故事，但很快就要娶一个粗笨婆娘，生几个孩子，养很多猪仔……一切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八十年代初，还没有打工一说。不能升学的乡下孩子，很快就跟父辈一样，用翻书执笔的双手扶犁打耙，在泥水里开始真实的生活。宗榈这辈子都无法离开乡村，他跟谁说一肚子的故事和想法呢？只有啥都不懂的人，才对明显毫无希望的未来怀着憧憬。他是什么都懂的人，所以十六岁生日那天，在家中堂屋里，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宗榈行三，他大哥叫大马，二哥叫二牛，轮到他，取名三驴。宗三驴长大读了书，嫌弃此名不雅，去掉排行，改为“宗榈”。棕榈是一种景观树，高大，有复杂的棕绳缠绕其间，他觉得很有意思。“三（叁）驴”字形发音与“惨绿”近似，宗榈于是自署“惨绿少年”？“惨绿”，即“黪绿”，黪，颜色浅。唐代有个叫杜黄裳的年轻人，身穿官职低微的浅绿色官服，谈吐不俗，后来官至宰相。“惨绿少年”是指有出息的翩翩少年。多年以后，我知道这个典故时，宗榈的坟头已在乡村改造风潮中铲成了平地。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甫跃辉：老兵不死林语尘：闻香忆南园杨燕迪：从《马刀舞》说起严修：“莫须有”真是“也许有”吗？叶克飞：多瑙河畔的“科马兄弟”胡钦文：吴铭宏老师汪家明：廿年前，《我们仨》的出版赵秀荣：英国的古老习俗——“告诉蜜蜂”韩天衡：坚净翁——启功先生杂忆王振复：也来说说孔阳先生张斯琦：岁月带不走的面容闫红：林黛玉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啊程毅中：《烬馀词》题识的问世徐俊：“击楫词人”李一氓肖鹰：唐寅并非葬花人

在《我爱南京》（2023）专辑中，左小祖咒通篇采用了一种新唱法。这带来不同的语气，是一种新音色，甚至是，一种新姿态和新形象，代表了左小祖咒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人生认识和境界。《我爱南京》因此成为既与以往一脉相承，又明显不同于之前任一张左小作品的专辑。这是一种什么唱法呢？怯怯的、低声下气的、含在口里的，像是眼巴巴地在哀求。它有十足的害羞，但不是你见过的任一种类型的害羞，我无法描述也无法界定这种害羞。在发音咬字上，除了不能克服的苏北方言的咬字不清，它还大舌头，带来了像智障者一般的唇齿音。在低音和中音区（对了，左小祖咒现在迷恋他在这个音区的个人音色），这种唱法带来了一种深情。关于这种深情，我同样无法描述也无法界定它的含义。只是可以肯定，它是独有的，即使在左小祖咒的世界里，它也独一无二。如果说以前在某些慢板叙事歌曲中，左小祖咒曾闪露过这种深情的些许影踪，那么现在，它变得更为鲜明、纯粹、集中，更体现了歌唱的自觉，更自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所以，打开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乱世情人》，我完全是被惊住了。作为听过他迄今全部五十多张专辑的人，我不是少见多怪，但我还是完全被惊住了。当然，左小祖咒的词曲和演唱都在料想中，这种语调和音色并不在想象之外，不是他的自我否定，只是水到渠成。可是，它以从没有过的湿度和浓度裹住了你，让你像一只被泪水和口水（抱歉，我觉得就是泪水和口水）裹住的苍蝇（抱歉，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苍蝇）无可救药地下坠、下坠，坠入人世的深谷，坠入糖稀一般的爱意。你觉得恶心吗？很可能。不过，它也是美的。我抵挡不住它的如硫酸一般的腐蚀和溶化，在一瞬间，《乱世情人》，直让我觉得，它就是左小祖咒的第一情歌。它深情入骨的程度，在人声美学上的自觉性，在作者可能意会到的对他的人生和所经世界的投射上，都攀上了新高度。包括我不能接受的那个字眼儿，一个正常人打死都不可能在歌唱中启齿的词儿，我都不得不说，它理所当然又是这种深情、这种美学、这种人生和人格所必然推演出的一个逻辑结果——这个时候它不得不发。《乱世情人》这首歌，连带着与它有着类似意趣的一系列爱情歌曲，构成了这张专辑最重要的部分。它们定义了这张专辑，在美学表达上，在歌手人格形成上，构成了这一个艺术结晶最鲜明的部分。《再见无数》，让我暂时也把它当爱情歌曲吧，虽然，它没有爱情歌曲的性征，也缺乏相关情节。如果我猜的不错，它应该是鲍勃・迪伦、侯德健、罗大佑、崔健“告别—出走”系列上的一部分，是这个链条上最新的一环。那一个系列，尤其是迪伦和罗大佑，每每把它写成了爱情分手歌曲。其中，罗大佑在字面表达上最为明确的代表作是《告别的年代》。我直觉得，若对译到英文，左小祖咒《再见无数》这个歌名，完全可以套用Restless

断断续续把《传习录》读完了，发现阳明先生讲道理的时候，擅长拿树打比方。跟徐爱谈到诚孝，先生说：“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跟孟源谈到好名之病，先生说：“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陆澄请教知识不长进如何是好，先生说：“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与黄直探讨时，先生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粗略统计一下，《传习录》中，以树设譬总共有十几处。其中最著名的，那就是“岩中花树”：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岩中花树”当时只在谈笑之间，却成为五百年来一桩公案，对儒家而言，恐怕与“拈花一笑”也差不了多少吧。阳明先生爱拿树打比方，与龙场有大因缘。龙场处于万山丛中，先生曾经住在山洞里，“穴山麓为窝而读《易》其间”。也曾住在草庵中，“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到后来，“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于是乎，“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可见在龙场植物是日常最熟悉的事物，房屋以树木构造，四周荆篱环绕，栽莳浇灌乃为乐事，每日炊烟也是从焚烧的柴草上升起，人们的思维自然与草木紧密相连。阳明先生在这里住了三年，思道悟道，从树也得到不少启发吧。不难想象，除了《传习录》中记载的这些，王阳明给“诸夷子弟”讲学之时，应当也经常以树为譬，让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甫跃辉：老兵不死林语尘：闻香忆南园杨燕迪：从《马刀舞》说起严修：“莫须有”真是“也许有”吗？叶克飞：多瑙河畔的“科马兄弟”胡钦文：吴铭宏老师汪家明：廿年前，《我们仨》的出版赵秀荣：英国的古老习俗——“告诉蜜蜂”韩天衡：坚净翁——启功先生杂忆王振复：也来说说孔阳先生张斯琦：岁月带不走的面容闫红：林黛玉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啊程毅中：《烬馀词》题识的问世徐俊：“击楫词人”李一氓肖鹰：唐寅并非葬花人

陈寅恪跟俞大维是姑表兄弟，俞要叫陈的母亲“姑妈”，她嫁给了有名的诗人陈三立。后来，俞大维娶了陈的妹妹，也就是表妹陈新午，姑妈变成了岳母。俞大维说他们俞家跟陈家“两代姻亲，三代世交”是这样来的。传统称这种事叫“亲上加亲”，特别亲！优生学则说这是近亲联姻，很不好！日后俞大维果然尝到了苦果。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俞大维还说他跟表哥陈寅恪“七年同学”，这七年里，两人同窗共读，笔砚相亲，说诗谈词兼论经史，从美国哈佛大学一路读到了德国柏林大学，那是1918～1925年之间的事。1921年，两人到了柏林，那时陆续来到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少，赵元任夫妻、姚从吾、傅斯年、毛子水、罗家伦等等都是。后来跟俞大维妹妹大綵结婚的傅斯年曾告诉毛子水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有趣的是，无论陈寅恪、傅斯年、毛子水、罗家伦，好像都不在意学位，没读完就走人，反倒是俞大维读出名堂，柏林大学看上他，希望他留下来教书，他却说：“考虑！考虑！”委婉拒绝了。日后回忆在柏林这段时间，“我自认是读书读得最好的人”。——俞大维一辈子有自信也活得自在，他说这话绝非吹牛，即使考虑到了吴宓所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还是觉得自己行！俞大维书到底读得有多好？举个简单例子：他在柏林时，读哲学也读数学，当时爱因斯坦在柏林开课讲“相对论”，他跑去听了两星期，日后曾写了一篇《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Zur

29岁的布莱希特我始终认为，那些最伟大的诗人往往也是最亲切的诗人。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如此；歌德、普希金如此，到了二十世纪要数布莱希特，他的声音最接近大众，最为真实。布莱希特一心成为“民众的吟游诗人”，与那些自我圣化、自我献祭的

紫薇这是很多年前的画面了：年轻的我爹，一个鸡窝头蓬乱、戴着酒瓶底眼镜、穿夹克衫的文艺青年，牵着三岁的我，在街心公园里，跟一棵树玩。树是一丛紫薇——说“一丛”是因为它没有明显的主干。三五根粗细差不多的杆子，彼此簇拥，在离地一尺多高处就开始分枝、生叶，每根枝条最顶端，都开着一团紫红色的花。树丛与成人身高相仿，并不高大，但对幼小的我来说，枝头那些花朵，已经需要仰望了。草地上触手可及的蛇莓、婆婆纳和蒲公英，才是我熟悉的玩伴，紫薇花远远探向天空，看起来完全没有陪我玩的意思。阿爹让我伸手去摸摸它的枝干：跟其他树木很不一样，摸起来光溜溜的，像没有树皮。我一边摸，一边顺着指引，抬头一看——随着我轻碰树干的动作，那些远在高高枝头的花朵，竟然像被逗笑了一般，全部微微颤抖起来。好有趣！我无师自通地拿出了大人呵我痒痒的动作，对着枝干一顿乱挠，整棵树顿时从“轻笑”变成“大笑”，花枝乱颤。看上去很有距离感的人突然忍俊不禁、笑成一团，那距离感也就瞬间冰消雪融了。我惊喜地认识了这位新玩伴，并且从此以后，这么多年，见到紫薇树，总忍不住要伸手挠一挠，就像见到老友，总忍不住使坏逗逗他。后来在书中读到一句话：“能跟一棵树做朋友的人是幸福的。”回想起来，父母自从迎接我到这世上，就在教我成为一个离幸福更近的人。而我因为有这样的父母，也早已身在幸福之中。白居易也曾将紫薇花当作朋友，相对静坐在静谧的黄昏中：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北京地安门的雁翅楼，开了一家中国书店。初秋时节从店里逛出来，门前就是一排矮矮的紫薇，正开着花。在传统建筑映衬下，紫薇花的古典之美格外鲜明。毕竟长了副绉纱模样，有工艺品般的精致。《红楼》里，薛姨妈给贾府姑娘送来“宫里头作的新鲜样法，拿纱堆的花儿十二枝”，我想象的，就是紫薇花的模样。这精巧的花，衬碧瓦朱甍的景，明明富丽，却又暗藏着一种寂寞气息，使人联想深宫禁苑，长日寥落，无数不被珍惜、掷水而去的青春。紫薇花期很长，在夏秋之间，持续三四个月都见得到花。太常见、太理所当然，也就太容易被忽略了。有的年头，一夏天浑浑噩噩、生计奔忙，等蝉声消失、初秋来到，才想起：该去看看紫薇花。这种时候，就忍不住对这位老朋友心生歉意。木槿晏殊有一首《清平乐》，写一个平常的秋日黄昏：金风初起，梧桐叶落，小酌后带着微醺，一觉睡到了夕阳西下，感受到鲜明的秋凉。“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我很喜欢长长的午睡。闲暇之日，要么不睡，要么就一觉睡掉整个下午。松弛而餍足地醒来时，往往正看到暖橘色的余晖铺在东墙，“斜阳却照阑干”的景色。因此读这首词颇感亲切，对其中描写的风物，也深信不疑——觉得紫薇与槿花，就是天经地义的搭档，夏秋时节园林中，就该有此一景。儿时对词中的槿花只有字面理解，以为就是华南很常见的朱槿（扶桑花）。可是扶桑花大红热烈，充满热带风情，适合招摇在竹楼边，或在阳光海滩上与草裙共舞，却很难想象它立斜阳、倚阑干。况且，作为典型的南国之花，扶桑喜欢炎热气候，真的能生长在汴梁的园林里吗？来到北京，恍然大悟。晏殊笔下，初秋与紫薇同残的，应该是江北随处可见的木槿花啊。在北京的绿地里，木槿常与紫薇相对而栽，二者花期都横贯夏秋。木槿多见淡紫的花，有单瓣也有重瓣，清晨初开时偏粉紫，傍晚凋谢时，会变成一种更忧郁的蓝紫色。此时花瓣上的筋脉也会变得更明显，像迟暮之人手背青筋浮凸。披上金红斜阳时，令人想到垂死的蝴蝶。凋谢时变色的木槿花虽然总体花期甚长，但木槿单朵花只开一日，花树每天都在“纷纷开且落”。无论形貌，还是气质，都更符合我对汴京城里、晏家花园那个秋日黄昏的想象。写成“朱槿”，也许是指木槿中偏朱色、粉橘色花的品种，又或许，只是为声韵协调罢了。我对木槿，也怀有与紫薇相似的歉意。它们都是太优秀、太省心反而被忽略的孩子，漫长的花期与最热最苦的夏季重叠，开得那么好，我却往往无心欣赏。今年的夏，阴雨格外多。总是没见两天太阳，天空就换了张泫然欲泣的面孔。可温度并不因此稍减，空中弥漫着烫人的白色水汽，整座城市发着高烧，从早到晚都在三十八九度。这样反常的天气，人也像得了热病，日常工作都变得更难完成。拖着疲惫的躯体下班，还有一阳台植物等着收拾——养花最怕湿热天气，每天都在抢救烂根、消除菌病和杀灭虫害之间疲于奔命。老旧房屋经不住雨水，今日窗台渗水，明日橱柜生霉，后天下水道还堵了……无处不在的小麻烦，就跟雨后花园里无孔不入的蚊子一样，消磨着人的冷静。带着苦夏的一腔烦躁，看见盛花不断的木槿，甚至会想：它怎么还在开？这见鬼的夏天怎么还不结束？这是迁怒，毫无道理、任性又可恶，我知道的。木槿花并不在意人的喜恶。草木有本心，它只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尽情恣意罢了。正是这种不在意，让它们显得温柔宽厚，也让我放松。情绪化没关系，不开心、发脾气没关系，袒露糟糕的自己也没关系，无论怎样，我总是被植物包容的。漫长苦热的夏天也终究会过去。季节的转变总是突然：又一场雨后，潮润的风不再烫人，而是像上好绸缎一般，贴着皮肤滑过，留下轻盈的凉意。初秋，飒踏而来了。木槿花仍在开。雨后黄昏，昏暗的天光色调，反而将它那略带忧伤的淡紫衬得明亮起来。我经过草坪，植物吸饱水，绿得发蓝。一丛木槿就在墙根底下，垂下碧色沉沉的枝条，梢头悬着半开半谢、似粉又似蓝的紫花。往前走，又一丛，换了个品种，洁净的白色花瓣挂满水珠，花心殷红，像满树白瓷酒盏，倾杯畅饮后，亮出杯底一抹胭脂，说不出地风流蕴藉。真美啊，之前怎么就没留意呢？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甫跃辉：老兵不死林语尘：闻香忆南园杨燕迪：从《马刀舞》说起严修：“莫须有”真是“也许有”吗？叶克飞：多瑙河畔的“科马兄弟”胡钦文：吴铭宏老师汪家明：廿年前，《我们仨》的出版赵秀荣：英国的古老习俗——“告诉蜜蜂”韩天衡：坚净翁——启功先生杂忆王振复：也来说说孔阳先生张斯琦：岁月带不走的面容闫红：林黛玉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啊程毅中：《烬馀词》题识的问世徐俊：“击楫词人”李一氓肖鹰：唐寅并非葬花人

任伯年《黑猫图》年过半百，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分散开来都知道，但要连在一起一口气背诵下来，却办不到。自来相传有一首《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编排得已经够好，琅琅上口，难得的是把二十四个节气的意思也连属贯通，串成一个整体，当作口诀来念，哪里还有念不通顺、背不烂熟的道理？但是奇怪，本人念也念过，背也背过，每次“复习”的时候都觉得是“老面孔、老相识”了，而一个长时间的间隔“暂别”，就又面目模糊，“账目不清”了。有时候，清明、中秋、重阳等等名目正巧碰在一处，更难免糊涂到分不清哪些归于节气，哪些只是传统的节日。但是也有好多人，对于这二十四个节气非常熟悉，简直好像是自小一起玩大的玩伴一样，可以头头是道地说出那么多话，可以介绍描述得极为详尽周到。只要日历上每个节气一“报到”，便有许多文章，囊括了与这节气有关的诗文词赋，扑面而来，典雅精致，古风盎然。对此，我是真心佩服的，并且会反过来怪自己，记忆力差、阅读面不广，特别是与二十四节气身上背负的那些雅致的事事物物和丰富的文化，怎么会那样的悬隔，亲近不起来。我总感觉谈论节气很难。背不通顺节气的名目还是小事，有时候翻读有关节气的古籍，理解上也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举个例子，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处暑”，那个“处”字就费解。旧本题元吴澄撰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处暑，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这个解释，直追《说文》，并不通俗易懂。《说文》曰：“处，止也。得几而止。”又曰：“凥（《玉篇》：与居同），处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经》曰：‘仲尼凥。’凥，谓闲居如此。”段玉裁注曰：“凡尸得几谓之凥，尸即人也。”《说文》里的这个圈子，兜得并不近。处的原意是“得几而止”，即倚靠着案几休息一下的意思。休息，就是不走动了，那就有止的意思。处暑，也便是暑热到此渐入消减、休止的状态，不会再热上加热了，而是由热转凉了。《月令七十二候》“处暑”条下，还有一大篇：“鹰乃祭鸟，鹰，义禽也。秋令属金，五行为义，金气肃杀，鹰感其气始捕击诸鸟，然必先祭之，犹人饮食祭先代为之者也。不击有胎之禽，故谓之义。”这些内容，除非是来自农村和山区、常常能够见到老鹰的人，或者职业养鹰专业户，尚能够用眼之所见，与这书面上的描述做一番比较。我们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就算去了动物园，也总共看不到老鹰几眼的，完全说不上什么话，“隔膜”得厉害。老鹰是否处暑之后“开杀戒”，“开捕”仪式是否把捕杀的第一批鸟排列开来向老天“献祭”，如人之祭祀然，而且老鹰是否绝不扑杀“怀胎”的其他鸟，有所谓“生生之仁义”，我们都不知道，也无从比较核验，只能似懂非懂地在古籍里看书读文了事。还有节气诗，是古诗里的一“大宗”，不少诗，字面平易，没什么僻典，读起来很畅快，诗人的有些描写和感受，也让人叫绝称妙。比如宋代的仇远有一首节气诗，题曰“处暑后风雨”：“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因识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嫌有隙，纨扇笑无功。儿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其中“纸窗嫌有隙，纨扇笑无功”这一联，细腻灵动，让人佩服。暑热的时候，就怕窗户开不大，甚至嫌窗棂窗框都是“多事”，把不可多得的微风给挡住了，而处暑一到，凉风一吹，就怕窗户关不严，嫌窗上窗下、窗左窗右怎么处处“钻风”。暑热时扇不离手，凉风一来，扇子被随意放在角落，不但没人再看上一眼，而且还会笑它碍事、占地方。不过，这种“绝妙”，大多是阅读上的愉快，在如今生活中，如此细腻的感受，与粗糙的心灵总有点合不上拍、“碰不大拢”。粗糙的心，适配粗糙的语言。现在唯一可以说出的真实感受是：节气在我的鼻子里。不知是气候变化，还是自己体质下降，自小就有的鼻炎越来越严重，而且与节气对应得越来越“万试万灵”：只要节气变化了，我的鼻子马上就有感应，早晨起来一个喷嚏，家里人就会叫一声：“完了，又告节气了，比气象台还准。”然后鼻塞、流涕，总要难受个三五天甚或一个礼拜。年纪越来越大，节气歌注定背不顺溜了，节气诗文也只能读个字面，在业余“训诂”里享受享受“字词句的神采”。如今回想起来，只有十二生肖，倒是能够一口气背完。那是2000年龙年，儿子“龙宝宝”出生的前几天，全家人心情激动又喜悦，在等待中不知道做什么好，我和他外公便从“龙”起头背起了十二生肖，一来二去，就背熟了，至今不忘——但必须从“龙”背起头、顺流而下才行。如果任抽一个开头，就会没有头绪，还得回到“龙的秩序”：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虎兔。一般人的十二生肖都是由“鼠”定位，“鼠牛虎兔”一路说下来的，我这样的排列组合，貌似别出心裁，其实再次证明了，我对于背诵，真是不擅长啊。【南风之薰】是李荣在笔会的专栏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甫跃辉：老兵不死林语尘：闻香忆南园杨燕迪：从《马刀舞》说起严修：“莫须有”真是“也许有”吗？叶克飞：多瑙河畔的“科马兄弟”胡钦文：吴铭宏老师汪家明：廿年前，《我们仨》的出版赵秀荣：英国的古老习俗——“告诉蜜蜂”韩天衡：坚净翁——启功先生杂忆王振复：也来说说孔阳先生张斯琦：岁月带不走的面容闫红：林黛玉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啊程毅中：《烬馀词》题识的问世徐俊：“击楫词人”李一氓肖鹰：唐寅并非葬花人

有一年去南京大学开会，顺便去看校史的展览，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甚了解的人与事。胡小石、汪辟疆、程千帆、陈瘦竹等，都是在学术史上留下重要痕迹的人。他们的学识，我懂得不多，也由此多了一点好奇心。金陵一带向来多才子，学识丰厚的人一时难以道尽。看那里的人文沿革，可驻足流连的地方，往往是有奇气在的。六朝以来的遗风，并未在近代都消失过。我自己接触过几位南大的老学者，印象都很深。他们与北京的学者有不同的地方。一所学校如果曾经群英集聚，自然会形成一种传统，守住遗风的人也就显得十分可贵。我们所说的文脉，其实是由一个群体完成的。在南京多次见过董健先生，他是研究戏剧的，人很爽快。和许多老先生一样，是没有被时风浸染的人，谈吐里有愤世嫉俗的感觉，言及文学史，并不人云亦云。他和陈瘦竹、陈白尘等先生，构成了南京大学戏剧研究的奇观，对于国内同行的影响力，至今还能够感到。后来读到丁帆先生《先生素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才对于这所学校的前辈学人，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本书涉及南大的多位先生，有血有肉，音容可触，他们生命中一些片段，说起来都是新“世说”的材料。顺着那些线索，也仿佛闻到这些人的气味，古风中也有现代感，作者笔下的时光，留在那些不被注意的细节里，老一代人的风格与气节，也被写活了。丁帆是有作家气质的学者，对于文事与人事，颇为敏感，文字是有棱角的。从所述的往事里，留有学术史的枝叶，对于前辈学者的心迹，了然于心，笔下几个教授的形象，也渗透着作者的感情。比如叶子铭、许志英的晚年之态，就跃然纸上，他们的学术追求，和生死观，都与常人有些区别。叶子铭先生是丁帆的恩师，他们彼此的性格不同，作者欣赏他的为人，也从其形迹中悟出了许多书本里没有的隐含。那代人经历的风雨，也影响了学术的眼光，丁帆看到了时代之力对于知识界的冲击，学术与人生，都在一条不寻常的路上。作者写许志英，许多话题是凝重的，先生的悲欣，就含着复杂的人生况味。我曾经多次见过许志英先生，印象深深，他一生的执着和决然，说起来颇带奇韵，不管是顺与逆，都异常的清醒。丁帆在这位前辈的思想里，感到了知识人焦虑的深因。许先生在做系主任时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其背后的滋味，至今都值得回味。南京学界，常可感到耿介之气的流溢，我印象里的丁帆就有一点傲骨，喜欢质疑与追问。他有一点北人的样子，与人交流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话语中泾渭分明。看他写乡土文学研究的文章，身上也带着民间原生态的苍茫，而那些触及启蒙的言论，背后是大的忧思的流转。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有一个特点，所研究的对象与自己的信念有吻合的地方，从文本与风潮的凝视中，也不自觉有了自己的价值取舍。所以那文字既远离唯美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遁逸。对于学科某些思想的寻找，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信念的坚守，从丁帆的选择中，可以看出为学之道与信仰之道间的缠绕性的关系。这一点倒使他在一些地方延续了五四的遗风，对于陈独秀、鲁迅的好感，也丰富了自己的文字的能指。记得钱理群先生写过几代学人的故事，也注重的是学人的道德文章。在他笔下，鲁迅之后，是有一个未曾中断的传统的，但这个传统并不是都在主流的话语中。不过，新文学研究者，与这个传统是最近的，许多人意识到，自己的一切，都是在一种精神的延长线上的。钱理群写王瑶、李何林、钱谷融等，记录了诸多精神的瞬间，以为五四之子，真的改变了后来的文化流脉。丁帆与钱理群，内心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他写前辈人的形象，更注重性格的描述，和悲苦意识的呈现，爱智之外，还有生死意识。比如写到邹恬先生，就笔带苍凉，他与世告别的方式，让人“在无言中肃立”。《先生素描》还写了几个奇人，比如描写陈白尘的地方，就有出奇之笔，他说陈氏“一生着力于喜剧创作，却在散文创作中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了悲剧的表达空间”，就既是一个审美话题，也是生命哲学的话题。丁帆与陈白尘大概有一点相似，即都常带“悲悯长啸”的气韵。读书之乐有时不如读人之乐，书与人之间，能衍生的话题，是超出我们的日常感受的。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学问之道与为人之道，也是被丁帆称道不已的。程先生的学问独步学林，文章没有一般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老气，体式从唐人那里来，却也有当下感，沉郁的笔触中也不乏狂傲之色。手里有一本他的诗文集，读后发现，先生也是浩气藏身的。年轻时，他在《醉后与人辩斗长街，戏以记之》云：“长醒不能狂，大醉乃有我。街东穿街西，蓝衫飘婀娜。螳臂竟挡车，决眥忽冒火。老拳挥一怒，群儿噪幺麽。”这大有太白之风，率真的一面历历在目。而后来与友人唱和中，六朝人的气味也常常出来，比如《重禹寄示绀弩二集，因题其端》言及聂绀弩，就有这样的句子:“绀弩霜下杰，几为刀下鬼，头皮或断送，作诗终不悔。”与这位狂士的内心颇多感应，心绪是接近的。他与朱自清、周策纵、杨公骥等都有交往，彼此的爱憎都自如流出，绝无小家之调。这种心与心的真挚的交流，在知识界最为难得。丁帆对于程先生的本色，佩服得很，他写道：程千老绝不是那种躲进书斋成一统的“鸵鸟型”学者，他是有“铁肩”担当的人，是“东林党”那样的书生，是有“金刚怒目”一面的“真的猛士”。正如其开门博士弟子莫砺锋所言：“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恂恂如也，相当的平易近人，可是其内心却是刚强不可犯的。”我也很喜欢程千帆先生的诗文，民国那代学人的气质是有的。他并非书斋中的迂腐之人，与当代学者有不同的交往，总有一些灼见。记得朱正先生一本研究当代思潮的书出版，他就说，是以汉学方式治宋学，一语中的。他和林庚、舒芜等人的交流，都是文坛佳话，思想里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其学术品格，对于后来学者影响很大。南京大学古代文学重镇的出现，先生功莫大焉。读罢《先生素描》，觉得这才是南大文学院里珍贵的遗存，无论是为学，还是为师，这样的人都是稀缺的。程千帆先生对于新文学的要义是熟悉的，故治国学而每每不忘五四精神和章黄门派的批判意识，这是他浸于古又出于古的独特处，其中现实情怀更让人感动。一个有信仰的人，在治学中会恪守一种精神的，也因了这精神，就不会在空中飘来飘去，而像一棵大树，深扎在大地上，后人在望道的途中，也因之有了可以驻足的地方。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甫跃辉：老兵不死林语尘：闻香忆南园杨燕迪：从《马刀舞》说起严修：“莫须有”真是“也许有”吗？叶克飞：多瑙河畔的“科马兄弟”胡钦文：吴铭宏老师汪家明：廿年前，《我们仨》的出版赵秀荣：英国的古老习俗——“告诉蜜蜂”韩天衡：坚净翁——启功先生杂忆王振复：也来说说孔阳先生张斯琦：岁月带不走的面容闫红：林黛玉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啊程毅中：《烬馀词》题识的问世徐俊：“击楫词人”李一氓肖鹰：唐寅并非葬花人

《赵烈文日记》言方苞为人作墓碑，常恐死者家言不足信，篇中俱为疑惑不定之词。“夫人之愿有先生之文，以其人之言足重也。为之文而复不信之，斯言复何贵乎？谀墓虚文固足耻，必如州县取甘结，亦可笑矣”。后赵与曾国藩谈次及此，曾亦云然。墓碑盖棺论定之时也，未信其实，不作可也，既已作之，则不可作疑惑之词宜矣。黄周星喜食锅底焦饭，人呼为锅巴老爹，欣然受之，赋诗云：“灶养幸无郎将术，锅巴犹得老爹名。儿曹相笑非无谓，惭愧西山有此生。”“学仙恨少休粮诀，吓鬼空多噉饭身。如此老爹应饿杀，锅巴敢望史云尘。”“隔江船尾竞琵琶，金帐宁知雪水茶。新妇美汤多得意，老爹自合嚼锅巴。”“哺亲焦饭记先贤，苦节多存感慨篇。莫道锅巴非韵事，锅巴或借老爹传。”见罗以智《诗苑雅谈》卷一，又言其家藏有旧钞黄氏所编文纂四册，计四百篇，访之坊间未有刻本云。清世称乾隆朝为盛世，非仅丁口蕃息，市井亦甚富庶，乃至奢靡之风亦盛。钱泳《登楼杂记》“请客”载：“余于乾隆五十七年始入京师，其时士大夫俱尚豪华，喜于郊游。每请客，必用海错，如燕窝、海参、鱼翅之类，以丰为敬。至一席菜用白金一二十两不等，争相角胜，必邀客一赞为荣。至嘉庆四年，以国丧例禁，此风渐渐衰息。近则物力愈贵，价值愈昂，而豪华者亦变为俭朴，请客亦渐渐少矣。”“前生作孽今生报”一则载其门人华士仪坐馆每年束修六百两，月入五十两而已，士大夫一餐费一二十两，其奢侈亦甚矣，然此亦足见其时之丰阜也。袁枚以满文不合格不得选翰林，出为知县，终其身耻之。虽然，汉人入翰林者尠见自述学满文之记载。道光间莆田郭尚先《芳坚馆题跋》卷四《自书国书孟子》条云：“少学国书，时于《孟子》诵之，略皆上口。十余年来，虽直繙书房，然用心不专，半皆忘却，并描写数字，亦不能清整，可胜浩叹。”此可见汉臣习满文之一斑。嘉庆四年己未科进士选庶吉士，同人多畏学满文之难。长兴张小轩漫然曰：“此条理秩然，最易通晓。其十二字头，即《切韵》之摄；其二合三合音，即《周礼》之终葵为圭，并夹为籋，其人名地名并用对音，即《春秋》经之

以前可能只是探险家才会冒死进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如今其实已经不再神秘。沙漠公路上不仅有车辆来来往往，而且还能看到戴着头盔的骑行者。它甚至成为了一条网红自驾路线——穿越“死亡之海”，行驶在茫茫无边的大漠沙海之中，目之所及，是起伏如凝固海浪的沙山，以及与干旱为伍的胡杨和红柳（上图），亲临其境去看看，去把它们拍摄下来发朋友圈，确实够浪漫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条已经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长的流动沙漠等级公路”，可能所有的浪漫都只能笼罩在可怖的阴云之下了。沙漠是流动的，也许就像真正的海浪，细窄的公路，一阵风便可将它无情吞噬。为了不让道路被流沙掩埋，路边有以芦苇织成的方格固沙。每隔四公里还有一处“水井房”。水井房里住着的，往往是一对老夫妻，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这一路段两边的植被，及时清除漫上路面的流沙。长年住在水井房，生活当然是枯燥的，年轻人肯定忍受不了这样的寂寞。水和食物，都是每周一次由专门的货车运来。我很难想象入夜之后，守在水井房里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据说，有一个老人，以捉苍蝇来排解寂寞。他把捕捉到的苍蝇，装在空水瓶里，装了满满一瓶。还有人跟我说了一个水井房老人养了一只狐狸的故事。狐狸是从沙漠深处跑到他这里来的，他收养了它。不久，这只狐狸有了女朋友，并且还生下了一只小狐狸。我没有采访到这个水井房。第二天开车去找了几个水井房，都没有看到有狐狸的。难道只是一个传说吗？我觉得我应该写一个小说，写一对老夫妇，他们并非原配，他们的半路婚姻得到了子女强烈的反对，于是经老乡介绍，他们来到了这里，塔里木盆地深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可以称为“世外桃源”吗？他们曾经是那么地爱他们的子女，但是，他们现在失去了子女。他们已经不再具备有属于他俩孩子的能力了，他们便收养了一只跳窗而入的狐狸。他们把狐狸当作自己的孩子，为它娶亲，然后他们当上了狐爷爷狐奶奶。这是一个关于寂寞的故事，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塔里木盆地一片荒芜，但是它的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液体和气体黄金，那就是石油和天然气。我们平时开车行驶于路上，或者在厨房做饭，在浴室洗澡，冬日里取暖，是从来不会想到这些动力能量和热量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想到戈壁和沙漠。塔里木油田的管道，从新疆一直通往内地，通到上海南京苏州，通到无数东部的大城市。万家灯火，霓虹闪烁，车水马龙，而那能量之源、灯火熣灿之源，却在荒芜和寂静的大漠，在深不可测的黑暗的地下。我已经忘记了那口深井的名字，手机照片显示的地点是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据说井钻将深入到地下一万多米。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距离。一万米就是十公里，如果人在平地上步行十公里，需走上两三个小时吧。钻头深入地下，到了这样的深度，我都担心再打下去就要把地球打穿了。当我靠近钻井的时候，它已深入地下八千多米。每到一定的深度，钻头都会被提出来，给它接上一截，然后继续深入。每次钻头回到地面的时候，都会带上来一点地下那一层的岩石。我征得同意，挑了几颗来自5856米深处的小石子。我觉得它的神奇程度，堪比陨石。陨石是从天外飞来，而眼前这看上去貌不惊人的小石子，却带着地球深处的秘密。我想回家将它钻上小孔，便可以穿成手链，或者作为项链上的挂件。但是它的质地太过疏松，可能一钻就碎了。我还没有想好，应该怎样来设计加工，才可以将它宝石般随身携带。我印象中的石油在地下一定是像暗河一样的，它们在很深的地下流动，甚至荡漾。事实并非如此。石油蕴藏在岩石的缝隙里，钻头钻出一个洞，地下的压力便将石油挤进洞里，源源不断地挤出来。我原以为，石油都黑得像沥青一样的。事实上，有些原油清澈透明，装在瓶子里就像水一样。若非亲眼所见，真是不能相信。塔中，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中心的区域。在还没有沙漠公路的时候，这里就有了机场。所谓机场，只是一条跑道，用钢板铺就的飞机跑道。虽然今天已经弃用，但它依然琴键一般铺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深处，是一件伟大的大地艺术作品。我在这条神奇的跑道上展开双臂跑了起来，仿佛就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仿佛自己就飞了起来。现如今自行车都能骑进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当年，没有沙漠公路的时候，驶入这片“死亡之海”的，都是一些怎样的车辆？如果是车迷来到沙漠车队，看到这么多巨大威武的车辆，一定会兴奋异常。说是车队，其实这些车已经退伍，傲然排列在这个地方，基本就是一个沙漠车博物馆。视觉上被震撼随之心灵震撼，我忽然有了身处外星球的幻觉。这些与楼房一样高大的车，轮胎都高出我一头，显然是由星际大战时宇宙钢铁战士驾驶。它们当年开进沙漠，长驱直入，隆隆向前，无所阻挡，场面该是多么的壮观。虽然这些庞然大物已经成为历史，风采却依然不减。在我们靠近它们，或者爬到它们身上拍照留念的时候，它们越发显得高大威猛，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它们是属于开拓者的，属于石油人的先驱，它们与勇敢和光明相匹配，它们是打开塔克拉玛干沙漠地下宝库的钥匙，是塔里木石油史诗的序曲。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甫跃辉：老兵不死林语尘：闻香忆南园杨燕迪：从《马刀舞》说起严修：“莫须有”真是“也许有”吗？叶克飞：多瑙河畔的“科马兄弟”胡钦文：吴铭宏老师汪家明：廿年前，《我们仨》的出版赵秀荣：英国的古老习俗——“告诉蜜蜂”韩天衡：坚净翁——启功先生杂忆王振复：也来说说孔阳先生张斯琦：岁月带不走的面容闫红：林黛玉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啊程毅中：《烬馀词》题识的问世徐俊：“击楫词人”李一氓肖鹰：唐寅并非葬花人

秋韵（叶玲红

汉语里“下”字当动词用时，有一个意思，字典上说是“投放”。比如“下种”、“下面”——不是说方位的上面、下面，是说下面条。并未区分往哪里投放，种子是“下”到土里，面条是“下”在水中。往水里下饺子、下元宵、下馄饨，也都说“下”。有个老外好抠死理，水、土之异且不追究，盯着问我，都是COOKING,都是在水里煮，米入水中，就不说“下米”，却是为何？我跟他说，约定俗成嘛，习惯的说法，哪那么多逻辑？我倒是想过：米饭不拘干饭还是粥，米与水同在，凉水生米一起煮，说不准谁先谁后，面条、饺子之类，则必要待水沸了再行投放——我平生第一次下面不知此理，烧饭一般面条与水一起下锅，当然是一塌糊涂，教训相当之惨痛。若“下”专指投入沸水中的动作，做饭当然就用不上一个“下”字。然而我们若在吃饭与吃面之间举棋不定，问吃饭还是吃面，回说，“下面吧，——省事”，那这里的“下面”与“做饭”差不多是对举的，指的是COOKING面条的全过程。并非一投了之，准备浇头，调和汤底，皆在其中。即使取狭义，专注于将面条煮熟的“下”，也包括了投入到加凉水到捞起的各个步骤。下面似乎算不上什么技术活，然和做饭比较起来，还是多一点技术含量。现在做饭差不多由电饭煲代庖了，面条则还要一板一眼地“下”，不管在家在面馆里都是如此。下面的讲究，无非是软硬的拿捏，有人喜欢硬一点，有人则相反。以我所知，“硬”是主流。南派的苏州面强调“汤宽，面硬，重浇头”，想来“硬”是多数人的要求。北派的面条（尤其是西北）多系手工，其筋道有手工的碾压揉制拉抻来保障，南派多机制面，且通常来得个细，要想吃出筋道，下面时就须格外留意，煮得时间稍长，面条即不复硬挺。当然也有个度，断生似乎是前提。唯生熟之间，又有不同的拿捏。理想的“硬”，面条外面爽滑，芯子则还带点生，“硬”的口感与这点生脱不了干系。在家里自己下，或者在面馆里大师傅给你下，“硬”的要求似乎都不难达到，通常却是面馆在硬度上更胜一筹。面馆一是能硬，二是敢硬。有次在南京一家常熟面馆吃面，等的时候和店家聊天，问他们的面条何以下出来如此硬挺，回说首先面条就不一样。据他所言，多数面馆里所用面条是定制的，与面条店里卖给一般顾客的，不是一回事，多半是加了碱的，原本就硬。又加面馆都是大锅，火旺水滚，面条下去，拨拉几下就可捞起，要怎么硬就可以怎么硬。（其实“硬”不仅关乎口感，还关乎看相，苏州面能一丝不乱清清爽爽如同码在碗里，多少也是仗着面条绝不拖泥带水的那份硬挺）所谓“敢硬”是我自家琢磨出来的。独自在家时，常以下面来应急，既然特在意面条的筋道，自然要往硬里下，只是又怕不熟，不免往“熟”的方向上加大保险系数，不时捞起尝尝。“恰好”的机会稍纵即逝，待确证已熟盛入碗中，吃时已嫌软烂了。往“生”里试过多次，终因惦着“断生”的雷池一步，以为思想够解放了，结果还是硬不起来。面馆里也有把面下烂了的，然绝大多数时候，硬度上很让人放心。要说我因担心“生”而在硬的方向上不能毅然绝然，那面馆大多是宁生勿软的，就像餐馆里调味时的宁咸勿淡。厨师比我们更下得了手，想想看，炒菜判定“断生”时的大胆果决，大举放佐料时的近乎“向死而生”，你在家里哪敢这么干？下面，道理也一样，你就不敢往“生”里铤而走险。没准一碗偏生的面，你在家里吃了，疑惑熟没熟，在面馆里吃了，则不疑有他。下面在厨艺中端的小道，却也有业余、专业之分。你是业余，他是专业，业余对专业，即使是不服以至叫板，不免还是要仰视，专业的不管有理无理，自带一份笃定。说“硬”是主流，并不意味着“软”就无人问津。有喜硬挺的，就有喜软烂的。我原以为软烂是老年人的专利，牙口不行了嘛。其实，非也。尽有年纪大牙口不好者，偏好咬嚼的口感，对面条筋道的要求，一点不肯放低。也有年纪轻轻就唯软烂是尚，面条必要煮得烂熟，才觉味美。烂熟到极致，便是烂糊面。不喜吃烂面条的人，或者要怀疑是没下好，自暴自弃，干脆将错就错往烂里煮，居然就自成一格。我原以为烂糊面者，都是在家里的因陋就简，无招化有招的乱对付，直到有次在上海一面馆菜单上看到，方知人家也是可以有头有脸的。便是连汤带面带菜一起煮。南京风靡过一阵叫作“小煮面”的，其特别处是两只锅同时进行，一下面，一以青菜、肉丝、榨菜等物氽汤，面条下到五六分熟即捞起投入汤锅一起，再同煮上一阵。烂糊面无须一分为二再合而为一的程序，可以一锅烩。关键是，小煮面对面条的爽劲并不放弃，故只肯“小煮”，下出来仍是汤自汤，面自面，不失分际，菜则求其鲜嫩。烂糊面则可称为“大煮”，必要煮到面与菜同烂，汤与面共一色，方才罢休。“清爽”二字是免谈了，面条膨胀到走形，几与汤打成一片，汤则是真正的面汤，堪称“浑厚”，当真已去糊状不远。对好之者而言，其可喜正在于此，——在其成就另一种口感。有个朋友是硬面、烂糊面皆好的，烂糊面不烂到那程度，他便以为不合格。以他之见，烂糊面几乎可以羹汤视之，是可以喝的。吃面总是要用筷子吧？吃烂糊面可以用调羹。在吃面上，我属坚定的吃硬不吃软的一派，那次在上海的面馆里见到烂糊面，从猎奇的角度，也该一尝的，而竟放过。唯一一次在外面吃接近烂糊的面，还是误食。那是在首尔的广藏市场。广藏市场在首尔小吃界的地位无需多言，韩国传统小吃，应有尽有。在首尔教书一年，每每到此猎奇，什么活章鱼、鱼内脏火锅、凉拌猪皮之类，一一尝过，绿豆饼等等更不在话下。但猎奇式的觅食，往往就是一回头，有次又逛，却是没胃口了。这时看到手擀面，当真是“觑得亲切”。其实入口处足有四五家小摊，都做这个，之前只顾搜奇觅怪，以其寻常，回回经过都是视而不见。真正的手擀面，现擀面现切。这也没什么，我看了稀奇的是面就下在一锅肉汤里，煮的时间相当长，也不加水，就这么煮，而后连汤带水盛上一大碗。汤自然不清，肉汤里混合着面粉的意思，浑浑噩噩，浓稠如浆，面条外面已往烂里去了，却不能说是烂，入口是一种粘腻。因是手工面且较粗，到里面仍有咬嚼，长时间在肉汤里煮，又另有一种入味。一大碗面，也没什么浇头之类，配着朝鲜泡菜，我吃得心满意足。最满意的还是它的口感，似乎是烂糊和筋道兼而有之，或者说，从烂糊中发现了筋道。我说“误食”，乃因是冲着手擀面去的，几处面摊，牌子上都标着“××手擀面”的字样，前面当是地名，看字面，提示的是面条的制法而非下面的方式，当然那地方手擀面都那么下也说不定。倘若招牌上写的是“烂糊面”，我就望而却步了。也许韩国根本没有烂糊面一说，我却因一点相似，后来擅自称为“韩国烂糊面”。虽然我那位用调羹吃面的朋友肯定会说，那是两回事。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甫跃辉：老兵不死林语尘：闻香忆南园杨燕迪：从《马刀舞》说起严修：“莫须有”真是“也许有”吗？叶克飞：多瑙河畔的“科马兄弟”胡钦文：吴铭宏老师汪家明：廿年前，《我们仨》的出版赵秀荣：英国的古老习俗——“告诉蜜蜂”韩天衡：坚净翁——启功先生杂忆王振复：也来说说孔阳先生张斯琦：岁月带不走的面容闫红：林黛玉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啊程毅中：《烬馀词》题识的问世徐俊：“击楫词人”李一氓肖鹰：唐寅并非葬花人

2022年9月，徐斯年所著《王度庐评传（增订本）》出版，为王度庐的读者们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以便全面了解这位通俗小说家的创作全貌。早在2000年李安电影《卧虎藏龙》上映之后，徐斯年先生就利用业余时间，于2002年动笔撰写《王度庐评传》书稿。2005年，该书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评传中详尽介绍了王度庐的生活环境、创作环境及相关作品评价。去年出版的《王度庐评传》增订本，则补入了不少研究章节，梳理了新材料如王度庐早期作品，尤其是侦探武侠作品的刊录情况，以及杂文、诗歌、传奇等散佚旧作。其中，徐斯年所整理的约150篇王度庐散文作品，2014年曾于香港天地出版公司出版，题名为《王度庐散文集》。根据北岳文艺出版社待出的王度庐作品大系目录，这些后来整理的作品有望在日后与读者见面。王度庐原名“葆祥”（后曾改为“葆翔”），字“霄羽”，出生于1909年一个下层旗人家庭。“度庐”是他于1938年后才启用的笔名。据《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一书记载，李安是在宣传电影《饮食男女》时，经由作家舒国治从大陆带回的影印本读到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之前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后来李安拜访王家，王老夫人告诉他，王度庐将笔名取为“度庐”，意思是寒庐度日，“从这个抑郁的笔名可见一斑，他只是为抒发心中的无奈辛酸，并不求全”，书中这样写道。电影《卧虎藏龙》影响太大，新进的武侠迷用纯武侠的标准来检阅王度庐的小说，可能会遗漏多元评判的视角。面对争议，李安很幽默，他借由《卧虎藏龙》的改编回应：“我不是在做女强人，我是在做男人面对女强人时该怎么办。”切入点令人印象深刻，也提醒我们了解到王度庐作品的复杂性。实际上，要从旧文人的旧小说中打捞出当代先锋的社会文化理念，本来是徒劳无功的事。小说有其自己的社会背景，带来时代条件的限制。通俗小说因贴近生活的叙述方式，具有心灵力量的传递功能，尤其是社会言情小说，依托曲折的情感故事，展现特定时代的社会风俗、文化冲突和难言之隐。更因为通俗小说是十分关心日常生活的，它便十分关心人，一定会关照到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故事的批判性也会超越言情本身的局限，是我们观看生活史的感性向度。2018年，王度庐言情小说《粉墨婵娟》《风尘四杰∙香山侠女》《古城新月》《海上虹霞》《落絮飘香》《晚香玉》六部作品整理出版。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小说都有才子佳人故事的毛病：风格雷同、男尊女卑。《海上虹霞》说的是富家小姐与负心汉私奔的故事，因男方无力扛起生活重压，抛妻弃子流亡南洋，多年后与流落风尘的女子重逢。小说结合了曹禺名作《雷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脉络，突出男人与钱、女人与情的历险。小说在警世教化背后，对爱情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尤其表现在男主人公衣锦还乡，精打细算着要怎么给沦落为暗娼的前妻作经济补偿。从重新迎娶的闪念到不断为自己的抛弃卸责，从给200元钱到最后决定只给60元钱，读来令人心惊。在王度庐的小说里，金钱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人性丑恶的照妖镜，会摧毁纯真的爱情。然而，在当时并不景气的社会环境中，平民男性求职不顺，缺少教育的女性参与社会建设的机会则更加稀少，两者一旦产生情感联结，悲剧在所难免。如《古城新月》写富家子弟因不满政治联姻离家出走后遭遇社会毒打的历程，在短短一两年的艰难谋生中，富家子与自由恋爱的表妹情感生变。男主人公在失去家族经济支援后的心理自卑孕育了异化的自尊，以至于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还救助了一位娼户家的养女、他后来的学生白月梅。这一段三角恋虽直白地提出了现代的问题：“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但隐藏其后是更本质的追问：穷人到底该不该有爱情。《落絮飘香》说的是失怙孤女范菊英与穷大学生秦朴相爱，但双方都经济拮据。秦朴的同学、阔少章绍杰买通菊英叔父及闺蜜圈，引诱她同居，几个月后另觅新欢。菊英母亲在找章绍杰理论时竟被他的司机开车碾过，命丧黄泉。菊英失母之后，又被叔父骗卖到郑州为娼，后为旧时邻居所救，送回北京。再度与秦朴相见时，已身患肺病，人生落入惨淡的境地。相似遭遇的女性，还有《晚香玉》中的二玉。等待着被拯救的贫家女子，不是没有努力独立谋生的想法，二玉想当百货公司女店员，白月梅努力当一名护士，胡丽仙想当学校的杂务工，范菊英多么向往成为女大学生、甚至女留学生，最终骗她去郑州的工作是当工厂女工，由此可见女性心志和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王度庐在小说中会假借不同人物之口直白地提醒年轻女性警醒物质的诱惑，告诉读者女性物化自己就是走向绝路，因她们身边会围绕着“美貌”的掮客与猎手，将手无缚鸡之力的她们推入万丈深渊。以现代的眼光看，类似“这年头儿，凡是漂亮的年轻女人，大概很少没有麻烦的”这样的话属于厌女的典型形态，但不能忽视的是，王度庐对女性的同情并不单一表现为庇护，他很重视女性作为“人”的复杂欲望，他也不会一概地惩罚那些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女性的生存选择。这可能是新旧交接时代的通俗故事中必然呈现的复杂样貌：女性的觉知并不彻底，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觉知。这些出身低微又经历复杂的女性所倚靠的并不是“先进”的知识来预判自己的命运，而是围绕着艰苦的生计中产生的直觉。这种本能的直觉固然是不可靠的、有风险的，但直觉产生的主体却并不是愚笨和堕落的，因而小说中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常见的。如《香山侠女》中第六回回目“胡丽仙的觉悟”就提醒我们注意，她到底觉悟了什么呢？胡丽仙为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委身于恶人崔大爷。启蒙者“我”体谅她爱慕虚荣出自人之常情，甚至居高临下地教育她“丽仙，你现在已经明白（自己所托非人）了吧？”胡丽仙的回应很有意思，她“看了我一下，说，‘当初我也不是糊涂’”。《粉墨婵娟》中的女主角魏芳霞就更令人印象深刻，她接受了暗恋者方梦渔的经济资助重新登台唱戏，却不愿意彻底放弃自己不伦的恋情，理由当然是出于感情。她对方梦渔说：“不必您说，我都明白，我应当有我自己的人格，争取我的出路。我不但明白，我还真这么打算过，并且做过。可是我现在一细想，不行！……人是该当怎么样都是命……我心里永远也忘不了您！我身体跟着姓贾的，精神得一辈子跟着您！”换句话说，独立的事她也做过了，这是对的事，她都明白，她这部分精神觉醒过了，但另一部分现实她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听从现实的安排更舒适。换句话说，“我还想叫她唱戏”是方梦渔的内心欲望，不是芳霞的内心欲望，改唱旦角更不是她的愿望，她本来是不愿演武生才改学旦角，后来在小碧芬的婚礼上，又坚持要唱英雄受困的《薛礼叹月》，反抗屈辱的场景。方梦渔觉得她灵魂空虚，那是他的事，芳霞觉得无能为力，她有自己的愤懑和压抑，启蒙者方梦渔并不了解。最后，方梦渔死于情敌贾某枪下，芳霞决定终生不婚，成为了艺术陈列馆的女售票员。她的身体没有跟着姓贾的，她的精神也没有跟着姓方的。她牺牲了两个人，倒是成全了她自己：一个不烫头的、朴素的女售票员。这个故事怎么看都是很奇怪的，不符合期待的。芳霞的故事甚至有点像丁玲小说《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中的阿英。因着这个古怪的结局，我们或可以回看李安的读法。《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当然是强的，言情故事的边界限制不了她。她在言情的世界里一定会突围，成为不自知的破坏力，让众人感到不安。故事的逻辑因此“突围”才获得了新的叙事动能：别（男）人怎么处理她呢？由此可以说，李安确实准确识别了王度庐小说中的言情要素，并找到了女性故事在现代续衍可能性上的锚点。这样不那么旧又不那么新的女性，男性要怎么容纳她们呢？这便自然去到了武侠天地。在以上六部已出版的言情系列中，《风尘四杰∙香山侠女》和《粉墨婵娟》是风格最为特别的，都借用了王度庐最熟悉的京剧作为故事推进的要素，不失为文本内部有趣的越界尝试。女性角色用女武生、女老生来实现性别越界，摆脱坤旦所吸引的男性凝视，是王度庐经由京剧角色虚构特点来规避风险、完成文学复仇的尝试。我们或可推论，王度庐的小说从言情过渡到武侠，换句话说武侠中那么重言情的叙事方式，可能不是简单的文体类型游戏，而正是发自“突围”的想象，是特定时代传统女性角色想要实现进阶的窄路。纵观王度庐的创作全貌，他并不只是一位长期被遗忘的武侠作家，而是一位通俗小说多面手。他的作品数量惊人，且不断在通俗小说各种类型的边界进行探索，如侦探武侠、武侠言情。电影《卧虎藏龙》所依托的“鹤-铁五部曲”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风格。据徐斯年考证，王度庐16岁初登文坛时，各种题材的通俗小说他都尝试过，包括武侠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哀情小说等。侦探武侠是他写作的真正起点，相关作品多发表于《平报》和《小小日报》。《小小日报》是1925年在北京创刊的综合性小报，在北京盛行一时。如今现存报纸残缺，看不到这些作品的整理版本，我们仅能从评传的转引中，看到一些故事脉络。徐斯年提到的《红绫枕》，是王度庐1926年发表于《小小日报》上较为完整的中篇作品，三万余字共十章，讲述了一宗蹊跷血案。一对苦命鸳鸯因强权者夺妻被迫分离。新婚之日忽生血案，新郎新娘均死于非命，到底是谁杀了谁？谁又帮谁杀了谁？情、侠、案汇集于一起，文类交叉的特点可见一斑。小说发表时标类为“社会小说”，徐斯年认为可归入社会言情，但这又是王度庐模仿福尔摩斯探案手法所作“鲁克系列”的第一部。徐斯年还指出，“‘本来这种人应该生在一千年前’……后来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风尘四杰》中又表达过同样的见解。”《风尘四杰∙香山侠女》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度庐小说大系“言情卷”六部作品中，是风格最为“武侠”的一部。故事背景是生活在北京天桥周围的社会边缘人群和流浪艺人，他们情义互助，与天桥恶霸崔大爷顽抗，救回了被霸占的贫家美貌女子胡丽仙。从《风尘四杰》到续作《香山侠女》，从四杰到八怪，王度庐说，“凡在天桥谋生的人，每一个都怪，不怪不受欢迎，不怪也就不能生活”。天桥“拿大顶”的女儿李翠秀最后承担了刺杀崔大爷的重任，在崔大爷又把猎艳的目标投向她的时候，她超越了“胡丽仙的觉悟”。如果说言情小说根植的运行规则还是要遵循现实世界的逻辑，那么武侠故事则是彻底从现实生活中下线，登录新的虚构空间。小说赞美李翠秀“就像一根铁钉，也可以说，她就是一个用钢铁锤炼出来的少女，她有着侠士的性格……”她最终在文明社会成为杀人犯，隐身江湖，却成就了“香山侠女”的传说。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甫跃辉：老兵不死林语尘：闻香忆南园杨燕迪：从《马刀舞》说起严修：“莫须有”真是“也许有”吗？叶克飞：多瑙河畔的“科马兄弟”胡钦文：吴铭宏老师汪家明：廿年前，《我们仨》的出版赵秀荣：英国的古老习俗——“告诉蜜蜂”韩天衡：坚净翁——启功先生杂忆王振复：也来说说孔阳先生张斯琦：岁月带不走的面容闫红：林黛玉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啊程毅中：《烬馀词》题识的问世徐俊：“击楫词人”李一氓肖鹰：唐寅并非葬花人

秋山骏在长江边秋山骏先生去世十年了，我很想念他，总觉得他没有走远，眼前常常浮现他酒后微醺的笑脸。初见先生，是1990年秋天，他参加日本作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处处感到新奇，眼中闪着孩子般天真兴奋的光。在中日作家座谈会上，问及日本文学流派、思潮、动态或作家作品时，团长、小说家三浦哲郎先生就请秋山先生回答。他高屋建瓴，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能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不仅中国作家，连在座的日本作家也频频点头，表示赞许钦佩。一路上，我曾就日本的中间文学、“新人类”文学、历史小说与时代小说的区别，特别是有争议的作家与作品等敏感问题请教先生，他的回答总是毫不隐讳，一针见血。很明显，先生对于这些问题都曾认真地思考过，胸有成竹。比如在日本文学中有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它们都以历史为题材，如何区分界定？他说历史小说是纯文学，是用现代目光解析历史，依靠的是知性。时代小说是通俗文学，用民族神话梦想和英雄故事构建历史，依靠的是想象力。在交谈中，我发现先生目光犀利，学养深厚，对日本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了如指掌，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他如同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如果不问他那一亩三分地都有什么奇花异草、瓜果梨桃，他就像个闷葫芦，一声不响。那年秋天，先生回国后撰文说中国使他感到亲切，他爱上了中国，并且在《文学1991》的序言中说：“我到中国访问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陈喜儒先生全程陪同。他开朗幽默，对日本文学有很深的研究造诣，且熟悉日本现代文学。我问他怎样研究日本小说，他说通过阅读获芥川、直木奖的作品，还有日本文艺家协会编选的各种小说集，即可大体把握日本文学的动向。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仿佛冷不防被人打了个耳光，面红耳赤，两眼冒金星，因我就是那套丛书的编者之一，但在窘迫的同时也窃喜：是吗?这套选集如此重要吗？……”先生所说的丛书，是由日本文艺家协会每年编选一卷的《文学》，后来又增加了《代表作时代小说》《现代小说》《畅销短篇集》等系列。我一直很重视这套丛书，不管新旧，看到必买。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管怎样努力，也无法把日本当年发表的全部小说都读完，借助编者慧眼，一册在手，万千气象，尽收眼底。当时我所供职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对日的文学交流，邀请日本作家，大都是在文学史上有定评的大家名家，或者如日中天的文坛新秀。为了及时了解日本文学最新动态，保持高层次高水平稳定的交流态势，我们不仅要浏览日本友人寄赠的《海燕》《群像》《新潮》《世界》《小说新潮》等杂志，还不惜重金，订阅了《朝日新闻》《文艺春秋》《文学界》等报刊和部分重要图书。但我不知道先生是《文学》丛书的首席编委，只是实话实说，没想到先生很高兴，不但在序言中谈及此事，还亲自到文艺家协会翻箱倒柜，为我补齐了这套书中所缺的各卷。从此以后，每年选集出版，先生都寄我一册，直至病故。作者和秋山骏秋山先生生于1930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国文学系，曾任新闻记者，东京农工大学、武藏野女子大学教授。1960年，他的评论《小林秀雄》获《群像》新人奖，一举成名。他的著作不多，有《中原中也评传》《想象的自由》《无用的告发》《步行和贝壳》《铺路石的思想》《人生的检验》等十余本，是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内向一代”作家群的代表评论家，以探索精神的起源而著称于世。他的文章朴素简洁明快，单刀直入，犀利辛辣，既有评论家的深刻、缜密、凝重、敏锐、渊博，又有散文家的精致、激情、真诚，坦荡，风格独特，自成一格。大约在1991年前后，中日两国作家在座谈中经常谈及纯文学，但在理解上却大相径庭。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渡边淳一的《花葬》等，中国作家认为是纯文学，而日本作家却认为是大众文学。把中日文学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所谓纯文学，大部分属于日本大众文学的范畴，中国的通俗文学与日本的大众文学大体相同。这种概念和内容的交叉和混淆，成为中日文学交流的误区，所以我想，只要搞清什么是日本的纯文学，就可以扫除交流中的暗礁。1995年春天，我写信向先生请教：日本纯文学这个概念是谁，何时提出来的?

王一楠：这届上海书展上有很多苏轼主题的活动，某种意义上，是这位近千年前的古人让我们相聚在这里，他显然成为连接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一个纽带。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至少有两方面的文化基因。第一方面，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苏轼无疑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许许多多的故事被堆到他身上，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即便是以碎片化的形态，东坡故事仍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这当然与苏轼的天才创造力和曲折经历有关，更与他有趣且宽厚的人格分不开关系。事迹的传颂、媒介的繁殖，显然已超出苏轼平生所创造的那些动人文字。这是我关注到苏轼图像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苏轼这个形象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我们总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该如何去面对生命当中不由自主的一切？苏轼的经历，特别是他被贬到黄州后的经历，反复在回应着这个永恒的困惑。在他的朝服和无形的冠冕被命运撕得粉碎之后，苏轼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总能安慰到今天的、总要面对变化的我们。基于这两个原因，对苏轼的纪念逐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这一纪念传统中的苏轼，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更是伦理性的和神圣性的存在。这些多面向的存在构成的丰满形象，也蕴含发自人心、并为人人所理解的共同情感。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是，写作《同绘赤壁：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的必要性。对苏轼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但是还没有一本著作是专门研究苏轼相关图像的。事实上，这些存世的图像，不但是理解苏轼的重要入口，而且是艺术史、思想史中的重要史料。北宋以来，苏轼逐渐成为典范性的文人意象，并且几乎同期进入视觉表现的领域，特别影响到文人艺术的话语与表达，但关于图像的谱系尚缺乏系统认识。正如历史学家傅斯年说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当下需对苏轼相关的史料作进一步的挖掘，这是我写这本小书的初衷。第三个话题是赤壁图的独特性。今天关注苏轼的读者，或多或少地接触过赤壁图。因为在描绘苏轼的艺术史中，最醒目的画题就是赤壁图。有近一百幅声称创作于北宋至明代间的画作存世至今，它们均与苏轼贬谪黄州后对赤壁的游览与书写有关，形成了“一时谪向黄州去，四海传为赤壁图”的独特艺术景观。这些画的作者中有很多著名的画家，如乔仲常、马和之、李嵩、武元直、沈周、文徵明等等，还有多元的群体参与到该主题的定制及鉴藏的过程中，包括苏轼的友人、皇帝与宗亲、画院官员、文人画家、民间工匠等等。荷兰艺术史家赫伊津哈(Johan

1922年，俞平伯写过一篇《唐六如与林黛玉》的文章，提出以“葬花”为案例，“唐六如可以做黛玉底前身”；唐寅的《花下独酌歌》和《一年歌》两诗“却为（黛玉）葬花诗所脱胎”；唐寅的《桃花庵歌》与林黛玉的《桃花行》相比，“虽没有十分的形貌相同，但丰神已逼肖了”。（《红楼梦辨·唐六如与林黛玉》）俞平伯这样的论断发表后，随即就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郑振铎（署名“西谛”）的文章举出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中的警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为证，认为唐寅诗中所启示林黛玉《葬花吟》的警句不过是对刘诗的仿袭，因此黛玉葬花的原型在刘诗中，而非由唐寅开启。（《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葬花词（读书札记）》）胡怀琛则在郑文的基础上，对历代诗歌中的相关诗句做了进一步的梳理，举出了岑参、施肩吾等人相类似的诗语外，还上推到汉代无名氏的《薤露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胡氏认为，只要将此诗略改几字为“枝上花，何易稀？花落明年更复发，人死一去何时归”，这首汉代诗歌“那便完全和《葬花诗》相同了”。（《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林黛玉葬花诗考证》）俞平伯的文章发表迄今已逾百年。百年以来，有许多新的文献发现，而且相关研究也日趋深广，因此，对俞平伯文中论断的问题的认识也相应更广泛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既有研究仍然是沿袭郑、胡二人的路径，即以新见文献指出“黛玉葬花”并非直接脱胎于唐寅事迹和诗歌，而是有着非常广阔的文学-文化源流。这种拘于文献—文字学的比拟研究，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却遮蔽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唐寅其人与“黛玉葬花”的精神殊异问题。从文章看，郑、胡二人均未质疑“唐寅葬花”轶事的可靠性，后来的学者也顺其道而行。日本学者合山究指出：“这确实是葬花的一个先例，只不过这则记事在文献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些问题。因为唐寅的《六如居士外集》是清嘉庆六年的刊本，在明代刊行的唐寅的文集类中，我们看不到这则记事。虽然如此，它的产生却未必就晚于《红楼梦》。据我所知，在清初刊刻的钱尚濠的《买愁集》(卷三“桃花庵”)

最早见到李一氓李老书法，是学生时代在采石矶太白楼。“太白”二字大匾，高悬楼内，独得古意，以致我误以为是古人的笔墨。未想到几年后我毕业到京工作，就在李老主持的古籍小组，竟有机会常常见到李老。今年是李老诞辰120周年，40年前我入职中华书局，在古籍办工作，那时候李老已经80高龄，书局同事大多称他李老，一些人称他氓老。李老主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的八十年代，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格局。这个大题目不能在这篇小文中说清，只能一笔带过。我是古籍办的小字辈，大多数时候是随前辈去北牌坊胡同甲11号陪座恭听，偶尔也去木樨地李老办公室。大多事已经忘却，过手的事稍有些印象，如《中华大藏经》的装帧设计，李老亲自过问，不但自己亲笔题签（内封），还请上海钱君匋先生为封面集字。钱先生不但精研书法，更是装帧老手，书名主体集自汉《史晨碑》，但不都赶巧合适，个别字偏旁集自两字，拼合而浑然天成。除了工作，我也有机会得到李老的新书，比如据他的藏本影印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也有机会看到李老新写的字，当时觉得新奇的是李老自己藏书的题签。隆福寺一位旧书店老师傅经常背着新装好的书来办公室，李老会选一些收藏的线装旧书请他重装，重装后封面签条都是李老小字题写，书法的精雅和题款位置的讲究，都是我以前从未留意过的。我当时的工作是协助我的领导沈锡麟先生编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另外就是定期给古籍小组成员捆书寄书和抄抄写写，那一代古籍小组成员定期收到的中华新版古籍，纸封上的地址姓名大多出自我手。1996年去香港中华出差，到跑马地拜访饶宗颐先生，看到熟悉的路牌地名，一阵莫名的惊喜，饶先生和牟润孙先生是在香港的两位古籍小组成员。也替李老抄稿子，李老在《一论古籍和古籍整理》《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之后续写的《三论古籍和古籍整理》，就是我抄清后交《文汇报》发表的。李老感兴趣的书，一时没有印本，也让我整本照抄，记得抄过阮大铖、姚梅伯的集子。还抄过一本用《望江南》体写的金元时期的民间卦辞，大概是作为辑补《辽金元词》准备的。李老富收藏，收藏清代扬州漆器名家卢葵生漆制文房多件，连带收到一帧山水手卷，甚是珍赏。李老撰有《跋卢葵生山水画卷》，刊在《文物》1988年第七期。文末云：我以搜藏卢氏漆器，保有此卷，久欲为之跋尾，俾有所发明，迄荏苒未果。1987年夏避暑北戴河，海风习习，白云悠悠，因书之。文章发表后，李老拿了手卷和一张老纸，让我按照手卷格式把跋文抄一遍。高度不到巴掌长的手卷，要小字抄写千余字的跋文，我非但字写不好，更没有经验，甚至没有可用的小楷笔，当时犯怵的状态现在想来还很焦虑。勉强写完，在文末补了一个短款：“江中徐俊代抄。”这样让李老文末的“因书之”不至于引起误解。李老又让我们把手卷和新抄的跋文拿到荣宝斋去重装，换上我代抄的长跋。这件手卷李老身前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院。手卷有李老原跋，录清汪鋆《扬州画苑录》并附简短识语：右录汪鋆《扬州画苑录》卷二一则，卢葵生以漆器名，人几不知其能画矣。收卢氏制漆若干事，有极精者，并此画卷，可参证云。一氓识。（钤“击楫词翰”朱文、“一氓六十”白文二印）手卷重装后我从琉璃厂拿回来，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表示要珍藏李老的原跋作为留念，得到李老许可，经锡麟先生手交我，至今悬挂在我的书房。李老收藏最富的当然是词籍，去年巴蜀书社出版了《李一氓旧藏词集丛刊》第一辑精装

李一氓旧藏词集丛刊第一辑，已于2022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第一辑就是氓老珍藏的《知圣道斋烬馀词》三十一种及其题识。据书前著录，原为邵章所藏，并有邵氏题记。氓老收得后首先请齐燕铭同志题词，继而委托中华书局冀勤女士广泛征集题跋。始于1979年，终于1987年，经八年之久，冀勤忠于所托，奔走于京沪两地，遍访同道，包括南京之唐圭璋先生等诸名家在内，共得四十篇，真是氓老的一大功臣。氓老不论辈分，毕聚群贤，长幼咸集，后起之秀如杨晦师哲嗣杨镰兄亦列名其中。不学如笔者，有幸得附骥尾，因得见齐燕铭同志遗墨，欣慨交心，遂妄题“愿得氓公伸巨手”之句，期望其能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任组长之职。时在1979年之9月也。拙诗如下：爨桐焦尾发清音，抢救遗材石点金。愿得氓公伸巨手，护持古籍借春阴。昔燕铭同志于整理出版古籍抢救文化遗产唱导擘划，不遗馀力。今于《烬馀词》题跋见其遗墨，不胜感叹，因妄题其后，藉求氓老教正。幸而天从人愿，1981年氓老果然出任第二任组长，雷厉风行，多所建树，如亲自抓了《汉文大藏经》《全清词》《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俄藏《红楼梦》的回归等等，我们深受鼓舞。笔者所留底稿，竟未记年月，只记得在氓老出任组长之前，收入拙著《月无忘斋诗存》时只记在1981年之前，且改了三字。现在看到《烬馀词》影印本，才唤起了当年的记忆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位林黛玉宝姐姐这人啥都好，就是太唠叨，见谁劝谁。劝宝玉好好学习，劝邢岫烟不要戴玉佩，劝黛玉不要读杂书……咦，不是说好“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您这简直是大观园第一懂王啊。对她的小堂妹薛宝琴，她管得就更多了。宝琴写了十首怀古诗，最后两首有关《牡丹亭》和《西厢记》，宝钗看得刺眼，她说：“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还有宝钗不懂的？当然不是。她是太懂了才说这个话，这话意思是：咱们女孩子家家的，不许懂这个。宝琴还没说话，黛玉忙拦着，说：“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胶柱鼓瑟”这个词，我是在这第一次看到的，书中解释为用胶粘住瑟上的柱子，比喻拘泥固执而不知灵通变化。后面紧跟着一个“矫揉造作”，批评的意思很明显了。之前黛玉对宝钗，最多就是阴阳，两人“孟光接了梁鸿案”后，黛玉还对宝玉夸她好，这次为什么说得这么不客气？我是后来才看明白这一节的，看明白之后，不由感慨，林姑娘啊，真是一个太知道好歹的人。说回之前宝钗劝黛玉，是因为黛玉在大庭广众之下随口说出《牡丹亭》的句子。宝钗私下里找到她，劝她不要读那些“小黄书”，因为“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交浅言深了？宝钗不是没吃过亏，那回她劝宝玉，宝玉抬脚就走，把她一个人晾在那，尴尬了一会儿，自己消化掉了事。黛玉就算没这么过分，来一句“啊对对对”也够噎人的。然而黛玉的反应是，听了宝钗一席话，“垂头吃茶，心头暗服，只有回答‘是’的一字。”不但是服，而且感激涕零。后来她跟宝钗说了一通掏心窝子的话，说自己最是个多心的人，一直当宝钗有心藏奸，听宝钗那一通劝，才发现自己错到如今。她长到十五岁，竟没有一个人像宝钗这样教导她。以前湘云说宝钗好，她听了还不受用，现在感觉自己是不如宝钗，要是宝钗说那些，被她发现了，她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看林姑娘自陈这曲曲折折的心路历程，只感叹她真是赤诚之人。她诚实地面对内心，诚实地表达，人生苦短，她舍不得把精力花在套路上，她的一言一行，也因此值得被珍惜。但我也是有困惑的，宝钗的那个话，她是真的服了吗？真的就跟宝钗统一认识，认同人生识字糊涂始，女孩子更是要做做针线算了吗？黛玉对宝钗的服，到底服的是什么？书中是有个回应的，就是在薛宝琴写怀古诗这一回。薛宝琴写这十首诗，说是十首诗谜，但大家都猜不出来，谜底是啥并没有揭晓。诚实说，看上去也不像谜语，比如这首《赤壁怀古》：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一点谜语的章法也没有，根本没法猜。我有点怀疑，作者也不知道答案。他让这十首诗谜出场，就像让薛宝琴出场一样，是功能性的，主要是为了表现林黛玉。让黛玉通过维护宝琴，来为自己辩护。黛玉并不觉得知道《西厢记》和《牡丹亭》就不对，不看书，总看过戏吧？大环境就是这样，假装有一双从没被玷污过的耳朵有意思吗？这就是黛玉，她的赤诚里也带着些许狷狂，这个世界有太多可笑的谎言，她不想配合它的表演。那么，她这算呛声宝钗吗？也不算，正相反，她这是在维护宝钗。宝琴是宝钗的堂妹，写了这么两首诗，明晃晃地谈宝钗认为的“小黄书”里的人与事，宝钗多少有点被打脸。黛玉用非常不屑的口气，说宝琴不见得就是看了书，也可以是从戏里知道的，看戏都是大人带着看的，总不会违法吧。这种说法，明面上是给宝琴台阶，实际上是给宝钗台阶下，她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维护了宝钗。然后探春帮腔：可不咋的。李纨也道，宝琴就是走过这些地方嘛，“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哈哈，争名人故居、名人墓地之风，古已有之。传说中的人物，也逃不开被谬认同乡的命运。到处都是，宝琴不是可巧就遇上了？李纨还说：“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总之大家随了黛玉的口风，一口咬定宝琴纯洁的眼睛没有看过“邪恶”的原著，都是随便听到的，清白无辜。“宝钗听说，方罢了。”她是得罢了，大家这么齐心协力给她找台阶，再不下来就不好了。这一局，黛玉赢了，但宝钗也不是输家，她赢得更多一点，验证了黛玉对她的真心。对宝钗，黛玉确实是服的，但服的不是她的价值观，正相反，黛玉打心底对她的价值观不以为然。但是同样是不以为然，黛玉和宝玉的表现大相径庭，因为“被偏爱者总是有恃无恐”，作为荣国府最被偏爱的少爷，宝玉注意到的，只是宝钗认为他做得不对，他不高兴了。而黛玉寄人篱下，除了宝玉，只有贾母将她放在心坎上。在宝钗的谆谆教导里，她听到的是关切，是为自己好——还是那句话，别人只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有爱你的人，才会注意到你飞得那么高，会不会不安全。黛玉没那么在乎自己的安全，但她在乎有人在乎自己的安全。让人知道她看过那些书，是会带来麻烦啊，宝钗和她的兄弟姐妹不都因为看这些书挨过打吗？她在宝钗的话里，听到的是对自己的担忧，而爱，常常是通过担忧体现的。单是这一点，就让她心花怒放，以至于人前人后对宝钗表白，各种方式维护她。宝钗可能自己都没想到有这么热烈的回应，以至于都有点尴尬了。扫码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陈允吉

今年6月28日，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典藏》栏目播放了一段《沙家浜·智斗》录像，由这出戏原排主演赵燕侠、马长礼、周和桐合作演出，时间是1977年，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35周年的晚会上。虽然只是《智斗》一个片段，却引起了很大反响。视频被转载到网络上，引来了几百条评论与弹幕。因为这个首度面世的版本太珍贵了，是目前所见1976年后赵燕侠、周和桐、马长礼三人合作《沙家浜》的唯一视频资料，仅“远走高飞难找寻”一句响遏行云的唱腔，就让人看到了前辈艺术家在黄金时期的功力。其实这几年来，《典藏》栏目经常会给戏曲曲艺的从业者、爱好者带来一些惊喜，依靠央视丰沛的库藏资源，加上编导的用心设计，很多难得一见的影像资料令人有“横空出世”之感。一些远去的背影，借助这个栏目又回到了今人的视野，熟悉的面容下，是可以引发无数次慨叹的绝艺与风华。戏曲影像文献的新生对于戏曲、曲艺来说，艺术与科技着实打了一个时间差，20世纪上半叶，是京剧、曲艺、地方戏最繁盛的时代，但能真正作为艺术记录的只有录音，主要介质是黑胶唱片。一面78转的粗纹唱片，只能录制三到四分钟。早期零星的京剧影像文献，像1905年谭鑫培在北京拍摄的《定军山》片段，1920年梅兰芳在上海商务图书馆拍摄的《天女散花》《春香闹学》等片段，1937年吴幼权为余叔岩拍摄的《托兆碰碑》、张伯驹四十寿辰堂会上“伟大的《失空斩》”等等，几乎都成了坊间传闻，烟云浩渺，总有人说存在，可从未见过庐山真面。20世纪50年代后，录音技术发展了，钢丝录音、开盘磁带，能够录下戏曲艺术家更加完整的实况、静场录音，但影像录制仍然稀缺。即如京剧，也只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马连良、谭富英、周信芳、裘盛戎、张君秋、李少春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才保存下几部完整的有声电影，连“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都因为各种人事原因，没能留下完整的影像资料。许多精彩绝伦的舞台表演，永远留在了文字描述里。这种历史的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1924年，梅兰芳在北京东四九条冯耿光宅拍摄《黛玉葬花》电影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录像技术总算开始广泛应用，彼时京剧界开宗立派的大师，大半作古，所幸他们的第一代传人还活跃在舞台上，得以留下了大量影像记录。即使是大师的“摹本”“拓本”，也有着很重要的艺术与文献价值。仅就生行来说，北京的李万春、高盛麟、谭元寿、李和曾、马长礼、张学津等，天津的赵松樵、厉慧良、王则昭、程正泰、张世麟等，上海的张文涓、张少楼、汪正华、小王桂卿、小高雪樵等，包括票界名家朱家溍、谢许萍苏等，舞台演出、排练教学各有颇多录像存世。昆曲、地方戏、曲艺，亦是如此。这些录像，有的保存在各级电视台，有的保存在研究机构，有的保存在私人手里，直到本世纪初，一些地方电视台还会定期播放一些戏曲、曲艺录像，此后竟连这些影像资料，也越来越少见了。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戏曲与曲艺有了更多年轻的爱好者，传播形式日渐多样化，一些以往少见的录音、录像资料，被上传到网络，化身亿千，带来更大的艺术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典藏》栏目应运而生，以播放戏曲、曲艺的历史影像为主，偶尔会插入一些罕见的录音。随着选题内容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精品甚至孤品内容被呈现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戏曲真正精华与魅力所在，引起了各种关注与讨论，可以说是用传统戏曲的历史影像，带来了新的活力。舞台上的瞬间与永恒从2020年8月开播至今，《典藏》选播了大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戏曲、曲艺录像，让今天的观众看到了很多艺术家当年在舞台上最辉煌的时刻，一些久违的剧目与唱段，也重新回到了银幕上。1955年筹备拍摄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风》时，萧长华、郝寿臣、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孙毓堃、叶盛兰、崔嵬、陈强等人合影如今说起京剧等戏曲艺术的式微，似乎是一个断崖式的时代变化。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京剧演出市场仍有一个比较红火的时期，许多演出的质量非常高，观众的反响也强烈，在《典藏》选编的很多节目中都有体现。比如老生名家谭元寿，1982年为纪念谭富英逝世五周年演出的《战太平》，无论唱念开打，还是舞台节奏，堪称这出谭余名剧存世的最佳影像，他1986年演出的《打金砖》亦是名作，“太庙”一场，“抢背”“吊毛”“甩发”“僵尸”等各种动作一气呵成，剧场气氛之热烈，看录像亦令人觉得如身临其境。当年谭元寿先生已经年届六十了，对于如此年龄演《打金砖》，他曾幽默地说“这个戏无非是摔孙子”，“现在的观众，必须拿锥子扎才肯出血”。再如马派名家张学津，自1970年由北京调到上海工作，1982年曾以返校演出的名义在北京西单剧场演出三天，剧目有《苏武牧羊》《清官册》及《击鼓骂曹》《三娘教子》双出，其时学津先生嗓音状态极好，舞台上意气风发，三场演出除了《清官册》之外都有录像。2021年9月，时值张学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典藏》播出了纪念专题节目，选取了当年他返校演出的实况录像片段。虽然这些资料之前就有流传，纪念节目里的版本，清晰度、色彩饱和度却惊人的好，格外令人怀想这位大艺术家，感慨他坎坷的一生际遇。有些演出录像，可能当时看着“只道是寻常”，时隔三四十年后再看，其中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就很不一样了。那时戏曲界、曲艺界举行的一些大规模纪念活动，多是流派大师的亲传弟子参加演出。1984年10月，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北京举行了很盛大的纪念演出。2022年7月，《典藏》播放了这次纪念演出的多个录像：李玉芙演出的《虹霓关》，这出戏梅兰芳至少从1913年一直演到1951年，曾与梅葆玖父子合演，梅派弟子演出此剧倒不多，是一份比较有参考价值的记录；丁至云演出的《女起解》，这位誉满津门的梅派弟子，虽为票友下海，却是天津市京剧团的头牌大青衣，是梅派艺术在天津的代表人物，她的演出录像很少，这个《起解》格外稀见；陈正薇演出的《打渔杀家》，此剧她曾与周信芳同台演出，得到了梅兰芳的亲自指授，也是梅派此剧的可信版本；沈小梅演出的《贵妃醉酒》，是这出梅派经典剧目的重要再现。时隔三十多年，当年的主演，有的已成古人，有的年届耄耋，多亏有这些影像，把舞台上的瞬间，变成了永恒。不夸张地说，《典藏》播出的一些历史影像资料，确实能“填补空白”“补史书之阙”，如1975-1976年特别录制的一大批传统京剧剧目，到底有哪些演员、哪些剧目，至今尚无确数。《典藏》播出的孙岳《空城计·斩马谡》，达子红《铡美案》《斩黄袍》《华容道》《扫松下书》，杨春霞《凤还巢》，岳美缇用昆曲演唱《满江红》，李祥霆用古琴拟人声与尤继舜合作演奏《珠帘寨》等，都是这一时期录制的典型作品，几乎均为首次面世，为这一批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资料又增补了新的内容。让“典藏”传递下去《典藏》这个栏目，为历史影像的保护与传播，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每当看到这些珍贵的录像、录音，被完好保存，连原始信息都记录得十分完整，不禁要感谢当年的录制者、典守者。戏曲艺术讲究传承，历史资料的保存传递也是一样，从这个角度说，《典藏》的策划与编导，在很忠实地履行着传承上的使命。当然，这种浩繁的工程，仅靠一个电视节目组是难以完成的，需要社会上更多协作与支持，即如前文所述，还有许多戏曲曲艺影像，散落在各级电视台、研究所，以及个人手中，亟待整理和保护，这也应该是《典藏》未来深耕的领域。1933年1月31日《申报》头版，谭富英、雪艳琴主演《四郎探母》电影广告20世纪上半叶，除了一些私人影像，有一些是正式录制发行的京剧电影，像谭富英、雪艳琴的全部《四郎探母》，是中国第一部有声京剧电影，直到1949年尚有电影院播放，这种拷贝想必现在仍有留存，同类的还有郝寿臣《李七长亭》、李盛藻《空城计》、李万春《夜奔》等，都躺在资料库里，等待着重见天日。20世纪70年代后，各省市电视台录制的戏曲类演出、访谈、教学节目就更多了，这些音像文献整理的迫切性，一方面在于介质本身的寿命，录像带也好、磁带也好，需要尽早数字化，避免因介质老化带来的损失；一方面在于信息的考证与记录，大量细节随着主演者或亲历者的离世，变成了永远的谜团，这种教训实在太多了，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种工作可谓是与时间赛跑，是有些抢救性质的。郝寿臣、马富禄拍摄电影《李七长亭》时的现场剧照或许对于一个电视栏目来说，呈现这些艺术遗产可以有更多方式。2023年2月15日，《典藏》节目组推出了一个新的栏目《遇见当年》，节目主体用1951年10月9日梅兰芳、刘连荣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霸王别姬》的录音，请李长春、张馨月等当代演员做音配像，并编演了一个故事，把梅兰芳演出此剧的前后情节用电视电影的方式表现，由李光复、刘铮等演员饰演。这期节目播出后，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讨论，这版录音是首次面世的珍本资料，这种用音配像穿插故事演绎的方式，也是以往不甚常见的，虽有不足之处，不失为一个很切实的尝试。相较于影像，传统戏曲的各种录音存世量更大，众所周知，京剧音配像工程是1985年由李瑞环同志主持开展的，从1994年到2002年集中录制了将近500部，对于后人欣赏、学习京剧，具有启蒙式意义。除了当年已完成配像的，还有颇多类似1951年《霸王别姬》这种珍罕录音，近些年被陆续整理面世，京剧、昆曲、地方戏、曲艺均有很多。如果《典藏》能遵循着当年京剧音配像的原则与方法，用《遇见当年》这种模式，把更多未曾面世的录音配以舞台表演复现出来，那又将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2022年11月《遇见当年》的拍摄现场，在北京安徽会馆复原了老戏园的场景在如今这样一个流量备受关注的文化时代里，能有《典藏》这样的电视节目，还在为传统艺术的影像文献尽力耕耘，本身就是一个很让人庆幸的事了。总有一些可以抵抗住岁月侵蚀的人和事，就像京剧舞台上那些传唱的经典、不谢的容颜，我想若干年后，《典藏》这个为记录和保存而生的节目，应该也会成为那岁月带不走的面容。扫码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陈允吉

正值我国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百年诞辰之期，复旦将在十月召开纪念会，以弘扬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及其人文精神，想来一定会有诸多精彩发言和重要的纪念文章发表，又不免令人想起1989年那时候，先生曾应《收获》杂志的邀约，写有《且说说我自己》一文在前，笔者的这一篇小文，也来说说我心目中的孔阳先生吧，只是很怕自己说不好。美学探真孔阳先生1923年生人，健在的话，已经百岁高寿了。先生的家乡，在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一个环境颇为闭塞的群山之中，那山野的景色风物，自然是极好的，便养育了先生从小雅爱自然的心性。1941年先生18岁，本想报考西南联大，却因病误了考期，只得去报考尚未结束招生的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然而先生不喜欢这一专业。好不容易熬过大学毕业，倒是觅得了在银行工作的一只“金饭碗”，这在俗世的眼光里，做银行职员好啊，求之不得的。可是，一个人的天性及其强烈兴趣，可以说是“命里注定”，岂是可以强拗的？天天与钱币、数字打交道，好比《易经》里说的，遭遇了“无妄之灾”。这让青年孔阳苦不堪言，先生曾经将这一短暂经历，嘲为“坐以待‘币’”。先生最喜好的，是文字而并非数字。早在1942年19岁那年，已有处女作《力的呼唤——读〈弥盖朗基罗传〉》的发表，这与铜钱银子啥的没有关系。韩愈说过，“师者，传道、受（授）业、解惑也”，师教的重要不言而喻，然而凡是成才有大贡献的，天性和对于事业、学问持久的执著和爱好，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这用毛泽东《实践论》的话来说，叫做“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笔者对于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谈不上研究，只是读过他的种种著述而已。先生在美学上的理论建树，正式起始于1957-1962年的全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当时他作为青年学者，有《简论美》和《美是一种社会现象》（1959）等论文的问世，造成过相当的学术影响。在此之前，《要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英雄人物》（1953）和《文学的基本知识》（1957）、《论文学艺术的特征》（1957）等著论的发表和出版，已让他在学界崭露头角。从1959年开始，孔阳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已经从一般的文艺学，大大扩展为能从哲学角度看待和研究文学艺术与一切审美现象了。我记得，在1979年，孔阳先生发表了《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一文，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的理论争辩，分为“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主客观统一”与“美在社会实践”等四派，这个划分是符合实际的，当时受到朱光潜先生的肯定和称赞。这一美学大讨论，是在当时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美学”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气氛相当严肃但也很有趣，并非意气之争。比方说，主张“美在客观”的蔡仪先生坚持认为，在地球人类诞生之前，“发光的金子本身就是美的”，“与人无关”。反对者就说，“美”是一种人的价值判断，那种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所谓“美”，是“不存在”的。蔡先生同时主张“美是典型”，批评者诘问：“比方这里有一条臭水沟，是所有臭水沟中最典型的，难道也是美的吗？”四派中受到“攻抨”最“烈”的，大约要数朱光潜先生的“美在主客观统一”和另两位的“美在主观”说。朱先生曾以苏东坡《琴诗》中的四句加以“回敬”：“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一讨论，确实颇具智慧和理论建树，其论题，集中在美的本质、美感和自然美等问题，无疑是中国美学思想和理论的一次重要的学术争辩和普及，许多后起的美学学者，都是从那次讨论中，逐渐走上美学研究之路的。全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又是在当时苏联“美学讨论”的影响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初年，我有幸参与复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一书的撰写。由于我所负责的，是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解冻”时期的文艺理论史这一段，便接触到了当时苏联美学与文论界的一些材料，才知道那时候的苏联美学界，以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发表为主要触因，发生过在时间上稍微先于中国的一场“美学讨论”。也才知道，原来中国的这一“美学大讨论”，一定程度上实际是“‘苏式美学’在中国”。苏联有以波斯彼洛夫、德米特里耶娃等为代表的“自然”派，以布罗夫、卡冈等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万斯洛夫、鲍列夫等代表的“社会”派，等等，这些与中国当时的“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和“社会实践”派等，在美学见解上是大致相应的。不同的是，当时中国的“美学大讨论”，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主题。为此，主张“美在主客观统一”和“美在主观”说的朱光潜先生等，曾经受到过程度严重的“批判”，而主张“美在客观”和“美在社会实践”的学者，因为基于“唯物主义”尤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说，其理论要“雄辩”多了。孔阳先生是一位智者。他对这一段美学理论争辩的历史因缘，不可能不心知肚明。这里，所以要略微思忆一下中、苏“美学大讨论”的一些情况，是因为孔阳先生“创造论美学”的创构，正是接受、消化与批判“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而再创的思想成果。先生无疑是善于博采众长、自裁新学的学者。孔阳先生的美学，自当以马克思《巴黎手稿》关于“社会实践”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说为其美学理论基础的，但是他并未将自己归于“社会实践”等的任何一派。1979年，先生所发表的《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任务》一文，已经提出和论证了他的“美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强调指出，这一“审美关系”，是“以艺术审美为主”的。这一新的美学理论命题，不再纠缠于美在“客观”“主观”“主客观统一”还是“社会实践”等的单打一的见解和争辨，实际是在将“美学大讨论”四派之见加以综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思想成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美的本质、美感还是自然美等，都可以归结在“美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一命题之下。孔阳先生的“创造论美学”，有一个“美在创造中”“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与“美是多层累的突创”三者相系的结构体系，理论上可谓独树一帜。童庆炳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蒋孔阳“以创造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在他的美的规律论、美感论、审美范畴论等全部体系中”，所言是。“美在创造”说，揭示了美的何以生成。这一生成，是一个不离于空间存在而无尽的时间历程。美是时间，美的创造是一个无尽的历史过程，因此美的创造总是未完成的，美在时间的大化流行中的空间存在性态，又是“恒新恒异”的。“美在创造”说，将自然美、社会美及其艺术美，还有道德人格美和科学美，等等，都归结在这一美学定义之下，认为凡是人类所创造的，符合人类现实和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都可以是“美”的。至于“美是多层累的突创”这一命题，孔阳先生曾以星空之美为例加以阐析，不妨在此多引录几句：“群星璀璨的星空自然是美的，但这种美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当然，首先要有客观因素的存在，有星球群、有太阳光以及黑夜的环境；其次还要有文化历史所积累下的各种关于星空的神话和传说，这些星空的美才富于更多意蕴；最关键的是还要有观赏星空的人，他们各自所具有的心理素质、个性特征和文化修养，会使他们在观赏同一片星空时，品味出不同的韵味和美。”是的，美是人间所生成的一棵“灵芝仙草”，只有当天文、地理和人为等无数条件全部具备时，才能臻成，这便是美的生成的“多层累”。至于为什么说美又是一种“突创”，那是因为，任何审美是突然闪现的，属于人的精神自由的直觉、移情。宅心仁厚孔阳先生是美学大家，也是一位时时奖掖后学、宅心仁厚的师长。1991年，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付梓前，湖南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姓萧，在电话里，要我请蒋孔阳先生写一个序，说是可为“大作增色”，云云。我深感为难，说“孔阳先生倒是很熟悉的，但是先生那么忙，我真的不敢啊”。萧于是说，“那我先帮你给先生打一个电话吧”。第二天，我怯生生地将一大叠校样送到先生府上。岂料先生一口应允，亲切又温和地问我：“你什么时候要？”我赶紧说：“不急不急！”看我局促不安的样子，先生安慰我，说“不要紧的，我会抓紧的”。先生的这一态度，让我深受感动。这好像不是学生去麻烦老师，倒是他这个“学生”，会按时完成这一份额外的“作业”似的。不到一个星期后的周五下午，“政治学习”结束后，蒋先生将手写在稿纸上的一篇序文给了我，还说了一句“请多批评”的话。回家我一字一句拜读先生的这篇大序，感到心脏怦怦乱跳，手心微微出汗。先生说我的这本小书“资料翔实，论证深刻”，“把美学和易学联系起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究《周易》的美学智慧”，等等，让我汗颜。我相信，以孔阳先生慧眼，不可能不发现这本小书的某些缺失，但是先生总是严于律己而待人宽。我把先生的称赞，真诚地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知道，先生一生中，为学生、同事甚而许多素不相识的作者，撰写过100多篇序文，请想想，这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奖掖后学，宅心仁厚。我1964年秋考入复旦中文系读一年级时，很幸运的是，我们中一（乙）班的写作课老师，便是敬爱的孔阳先生。当时先生41岁，看上去年轻十岁，戴一副棕色镜框的眼镜，一身灰白中山装，显得素朴、从容而儒雅。先生要我们每位同学写一篇作文，题材、体裁和主题不论。我交上去的，是一篇所谓的“小小说”《坝》。这篇东西，无论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的构思与书写，都是十分幼稚的。不料第二周上写作课前，先生已经亲自打印了这一篇习作，上课时，发给每位学生一份，组织大家分组讨论这一习作的优长和缺失究竟在哪里，最后由先生总结。我这一学习写作的起步，根本不值一提。可是，先生是一位善于播种美的种子的真正的园丁，哪怕土地贫瘠、不宜开垦，也会满腔热忱、不辞辛劳地加以耕耘、浇灌和呵护。过了几周，先生在课间休息时，招呼我跟他一起，到当时新华书店开设在复旦老教学楼底层的一个小小门市部，买了上下两册的《西方文论选》送给我，那是由外文系伍蠡甫先生和孔阳先生主编的，是1962年的初版本。我区区一介愚钝学子，啥都不懂，竟然蒙受先生如此的大恩大惠，真的是令我终身难忘。理智的谦逊孔阳先生有三句格言，都是他一生认真实践了的。除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为学不争一人胜，著述但求百家鸣”两句外，最值得深思的，为“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我最初听到这句话，还是在近60年前先生为我们开讲的写作课上，深感震撼，当时难以领会其思想的真谛。先生曾经在《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中说过，“我是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我唯一的用处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要增长知识，明辨是非，活跃思想，探索真理”。又说，须知“真理不是一个人独占或包办得了的。我们应当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一样多作贡献，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这一关于真理的思想，其实早在1942年先生所写《力的呼唤——读〈弥盖朗基罗传〉》一文中已经有了。先生说：“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说的真是太警辟了!这就等于说，凡是声称自己永远“真理在握”的人，其实是“魔鬼”附身、“灵魂”出窍。真理是客观自存的权威，人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发现它、敬畏它、把握它，而不能自封“我即真理”，甚至嘲笑、奴役、“创造”它，否则便是对真理的亵渎。真理的崇高，是拒绝冒犯的。这一思想，确实很“美学”。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阳先生的为人，总是如此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原来在先生的人格中，始终有一种“理智的谦逊”。一个人的谦逊，在长辈面前可以做到，在晚辈、在所有人甚而在动物、草木面前，也能持有谦逊、谦卑的态度，就很难了，而孔阳先生能够自觉地做到。这就不难理解，当弟子在大为肯定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而同时提出些商榷性意见时，先生为什么能够立刻感佩其“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学习”了。先生的如此雅量，绝不是每一位导师能够具备的。《周易》有谦卦，它的六个爻都是吉爻，这在六十四卦中，是独一无二的，先生确是一位“谦谦君子”。《易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谦德，天地之性德也，先生“理智的谦逊”，是循天地而为的一个榜样。先生原名述亮，后改名“孔阳”，取《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我朱孔阳”语。这里“孔阳”的“孔”，有“大”的意思，“孔阳”便是“大阳”的意思，是一个“很阳光”的好名字，其喻义，正如先生所说，“人是应该更上升一点，更光明一点”。“大阳”，寄托着先生一生的人格理想，它不张扬、不外露，而是内敛、深蕴而谦和的。扫码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陈允吉

一九九七年文化部在北京钓鱼台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笔会，这是作者与启先生的最后一次晤谈。一个甲子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文坛、艺坛、鉴坛通才学者的启功先生还不是尽人皆知、如雷贯耳的大名家，但作为他的莫逆之交的我的老师谢稚柳先生时而会与我谈到他，从身世、人品到学问、趣闻。有一次稚柳师说启先生填写一份个人履历，履历中有“专长”一栏，启先生不假思索，仅填了“杂家”两字。这给我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一我初次去拜谒启先生是在1978年初春，稚柳师为我写了引见信。当时启先生居住在北京小乘巷的一间陋室里，他看过稚柳师的翰札后，如同老熟人一般满面笑容地和我亲切聊开了。启先生有着一副弥勒佛的面相，嘴角上的笑容，以及一口抑扬顿挫、仿佛说相声般的“京片子”，瞬间化解了我的紧张情绪，心情放松下来。我从布包里取出刚撰写完的《书法艺术》电影脚本，递到他手里，请他提些意见，他浏览了一下，话题由此移到书法上。我那时少不更事，听他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便脱口而出：“启老，你在兰亭论辩中，怎么也会说它是假的呢?!”话说出口，我才意识到这是小辈有失分寸的口气，也不是应有的切入角度，况且这又是由老师介绍的初次拜谒，一定会引起启先生的不快。我暗暗自责“嘴上揩油”，信口雌黄。不过出乎我的意料，启先生仅是脸色略微严肃，流露出一丝无奈的笑意，而不在乎我的唐突，说：“天衡啊，没办法，郭老(沫若)写了条子，叫人捎给我，要我写文章表态支持他，我头上还有顶‘右派’的帽子，能不写吗?”启先生诚挚而稍带歉疚的答话，使我对他的品格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不一会儿他转身打开墙边的木橱，取出薄薄一本线装书让我打开看。我小心地一页页翻读起来，原来这是他悼念前年仙去的夫人章宝琛的诗册，每页上都是他清雅的小楷，每页上都是他真挚的情感，字里、诗里写尽人世间天人永隔、心曲不通的悲切，及对夫人刻骨铭心的怀念。或许由于启先生与稚柳师的深厚情谊和相互钦慕，爱屋及乌，那天他的兴致极好，与我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化艰涩为平白，化学问为趣谈，使原本冷寂而四壁空落的陋室，宛若活色生香的温馨园。在我眼里，启先生是位开朗、透明、厚道、实诚的长者，像深广而舒缓的大海，像巍峨而敦实的高山，有一种无法拒绝的亲和力，冥冥中与他有了虽非师生而胜于师生的近三十年的情缘。二1979年是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西泠印社在“停摆”了十五年之后，首次隆重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启先生应邀来到了杭州。由于他迟到一天，见面后，他先把我拉到一边“摸底”前一天的议程及动态，使我知道整天笑哈哈的他，毕竟是身历百战之人，处事还是非常审慎和周全的。说来有幸，主办方竟然将我安排与他同居一室，那七个夜晚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可咀可嚼、最不能忘怀的，因为每次入睡前，关上灯，我俩就海阔天空地神侃起来。我有时请教书画上的疑难，有时闲扯艺坛的一些轶事，而启先生通常晚上的谈兴较浓，不到下半夜二点是绝没有睡意的。我自然不想错过这样“滋补”的机会，便打起精神，聆听他一堂堂别样又精彩的“西泠夜课”。如某天晚上，启先生问起我篆刻上浙派、皖派及齐白石等问题，好似老师考验学生，但启先生的本意是想多了解，这从他后来的谈话中是能明显感受到的。黑灯可壮胆，减少了我的窘迫和紧张，我居然不知深浅地在孔夫子面前读圣经。我从丁敬的浙派评点到邓石如的皖派，乃至赵之谦、吴昌硕，那些见解都得到了他的认同。又有一个夜晚，他绘声绘色(虽然关了灯，但从声调上能感受得到)跟我谈他与齐白石交往中的趣闻轶事。或许是皇族身份、文化渊源及审美等原因，启先生谈起白石老人没有丝毫顶礼膜拜的成分，他说自己当年二十出头，在一位老辈的推介下前去拜见齐白石，谁知一进宅门就被吓了一大跳，因为他看到的是一口威武硕大且阴森的棺材，毫无精神准备的启先生被吓得不轻。其实，这是齐白石把家乡的习俗带到了旧皇城北京，以丧祈喜，多福多财。虽然事情过去了近五十年，我依然在启先生的谈吐里感受到他当年见到大棺材时内心的恐惧和后来的心有余悸，不禁捂着被子窃笑。这类通天地、连鬼神，生发于民俗低层的诡异而神神叨叨的江湖法术，乃至于白石老道的瞒天过海添寿术，对于做学问的启先生来说当然是不太理解和迷蒙的，好在，随后的拜会，让他与白石翁结下了延续二十多年的艺缘，成为悔乌堂里仅有的一位满腹诗文的入室弟子。齐白石有一回对启先生赞许金农：“金冬心的词写得好。”博学的启先生却一时想不出一阕金冬心写的好词，遂问齐白石：“何以见得？”白石翁答：“他词写得不好，乾隆爷怎会赐他‘博学鸿词’呢？”启先生心里清楚“博学鸿词”与填词并无关系，听他讲齐白石对“博学鸿词”的误解，可以感觉到他对白石翁的文化修为是有微辞的。而后启先生问我：齐白石的印章到底刻得如何？我按自己所想作了几点具体剖析：他有自己强烈的个人风格，开创“暴力”篆刻审美的先河，在印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其不足处在于“简单”，简而单、单而薄则少内涵。启先生要我说得具体些，我说：“其主要缺点有三，一则单刀直入，而弃用双刀，少了丰赡浑朴的变化；二则在篆法用字上舍圆就方，便少了方圆相参、刚柔相济的多元妙趣；三则布局章法多采用虚实的斜角对称。其实章法之妙往往妙在有法无法，变幻莫测。区别于西方惯用的左右等长等重的天平秤，中国的单杆吊秤，往往只需移动前端的二纽与前纽，则小小秤砣的挪移，就能力压千斤，篆刻的章法也当如是。”“嘿，天衡，你说得好。齐白石去世后在他靠墙的桌子后面就拣出了一本赵之谦的印谱，他其实骨子里是学赵之谦的。”启先生随后怂恿我说，“你应该把刚才对他印章的看法写成文章，一定很有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在画坛的地位至高无上，他的艺术被推崇备至，臻于尽善尽美，即使篆刻也是如此。既缺乏应有的一分为二，更不能说三道四，是那个时段认知上常犯的通病。因为有启先生的“撑腰”，且事关学术，无关恩怨，我之后斗胆撰写了《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五百年篆刻流派印章出新》这篇论文，其中有一段即是批评齐氏篆刻的得失，这或许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公开刊发的“炮轰”齐氏的文章。1981年发表后，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篆刻界的重视，同时也收到了不少齐派膜拜者的信函指责。1983年，我与启老再次相聚西泠，我跟启老说起这篇文章时跟他打趣：“关于齐白石的文章我写了，不过害得我被人骂了，启老您可是难脱关系的幕后策划呀!”他听了我的“抱怨”，竟吐出舌头，朝我笑着做了一个罕见的“鬼脸”。嘿，我彼时被逗笑了，这“表情包”能出现在这样的大学者身上，真是难得呀！1984年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启先生也来了。他特意带了一枝罕见的鸡毫笔赠我，这类笔其实作为品种犹可，书写起来却极难驾驭。我得寸进尺地戏言：谢谢礼物，但我更想求您一张用这笔书写的墨宝。启先生竟抽纸蘸墨，立马挥毫写了自撰的“三代吉金谁见夏物，削去一横庶得其实”句赠我（下图）。不可思议的是，这笔在他的腕底居然运用得得心应手，较之平时更见精彩，谚曰“好将不挑枪”，信然。这次雅集，稚柳师也来到杭州，两老相见分外热闹，我有幸晨起或暮间陪他俩漫步湖畔。西湖的初春，天青如洗，湖水潋滟，岸侧柳丝依依，远处空蒙的山色则青黛含翠。面对如此美景，两老走着走着即兴吟起古人的诗句来。启先生吟“水光潋滟晴方好”，稚柳师接“山色空蒙雨亦奇”；启先生吟“乱花渐欲迷人眼”，稚柳师接“浅草才能没马蹄”。漫步间稚柳师又吟了欧阳修《采桑子》中的“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启先生不假思索地接上“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两老就这样走了一路，撒落了一路的画意诗情。斯文、闲适、高迈，呈现的是一派古高士的倜傥风流。这虽是40年前情景，仿佛犹在眼前，今天看来或许已成为空谷绝响了。三1988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改选，大家都已知道启先生将担任书协主席。改选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就找了会场最后排的角落坐下，突然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然是启先生，我赶紧热情地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他把我向里推了一推，坐下后将手掌支到我的耳边，与我咬起了耳朵。他非常冷峻，掏心掏肺地说了些话，直白、沉重且犀利，直击当时书坛的弊病。后来我想，或许启先生知道，在既往那动乱荒唐的十年中，我从未检举、揭发、批斗过一位艺坛的同道和众多的师长，相反混迹其间“丧失阶级立场”，所以他深信我不会将他的话传布扩散，而他的话几十年来也始终埋藏在我的心底。沉默不是忘却，无言不是淡释，时至今日，再来回顾那段“耳边风”，咀嚼他的那番话，启先生能不设防，无顾忌地与我一吐真言，足见他的刚贞清澈的学者本色，我一直感恩启先生对我的信赖。我与启先生南北相望，离多聚少，但疏而不远，隔膜全无，启先生的真性情、真心话、真感情是不受冷热亲疏和时空影响的。在1986年，启先生赐题《天衡印存》诗一首（下图）：“铁笔丹毫写太虚，纵横肯綮隙无余。周金汉玉寻常见，谁识仙人石上书?”可见一个长者对后辈深情的鼓励。不过有一次他来上海，我拿了习作请他指导，他看了我的习作后又谛视着我，笑眯眯地只说了三个字：“拿破仑。”我听得云里雾里，可惜当时来了访客，未及释解，至今成谜，憾甚。时光匆匆，启先生驾鹤南天18年了，带走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学问智慧，和他有趣而高贵的灵魂，令我悲痛。他留下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品格，这成就和品格是不朽的，这又是大可欣慰的。启先生，一个时代知行合一的大学问家；启先生，一个为大众不遗余力弘扬传播经典艺文的师长。古往今来，要把这两端合二而一是那么的难能，启先生做到了。他在晚年，以著书立说的石砚上有旧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颜其居为“坚净斋”，也自号坚净翁。启先生九十多年的人生，早中岁历经坎坷，而能坚韧不摧，晚年享大名，多利益之诱，而能洁净不污，就是对坚、净两字最好的阐释和践行。

英国电影《告诉蜜蜂》（2018）剧照据《每日邮报》2022年9月10日报道，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第二天，王室养蜂人79岁的约翰·查普尔（John

义守大学校园风景吴老师《历代名家词选》课程共七个单元。我赴台湾义守大学交换一学期，学期终了，老师没讲完。我心里惋惜，最后一节课课后，忙走上前，急问道：“老师，还有两单元没讲完呢。我回去后就听不着了。您有讲义吗？仅供学习，我绝不外传。”老师朗声大笑，白发摇摇摆摆，“我第一节课不是给大家打过一个比方。我说研究有三步。观念理论是探照灯，研究方法是提灯照影，实例验证是种种现象。我们讲到了《北宋名相之作》，没上完，但你下来可以自己研究呀。讲义，我是没有的。”我知道老师确实没讲义，不过是抱有幻想，试着问问他。他不是要“留一手”。《历代名家词选》课程属于选修，原没有指定教材。进教室上课，老师常常左手拿本书，右手一个水杯。但那书不是教材，只是普通的词作选本。我曾问老师哪个选本好，请他推荐，他用食指点点太阳穴，“记在这儿的最好。”不知老师究竟读了、背了多少首诗词，讲课时他信手拈来。他不做课件，只用粉笔写，一节课往往要把黑板写满好几次。他笔舞龙蛇，状极酣畅。粉笔击打在黑板上，叮叮咚咚，有如鼓点。我们则不断抬头、低头，往笔记本上誊抄。他写得好快，我们用中性笔往笔记本上抄，赶不上他。整个学期，我也曾见他将那书翻动过一两次。我们正紧张地抄录、追赶，忽然粉笔声停了。望向讲台，老师已翻开他的书本。扫了一眼，他走回原处，又开始一泻千里地默写。我们回过神，忙低下头继续抄。诗词原文，老师有时会查阅带来的书本；关于“词”的知识体系，他早烂熟于心，自是不需要讲义的。大学里某些老师开设课程，会希望学生“爆满”。这无可厚非，学生多，是对其课程和能力的肯定。但我更欣赏吴老师的理念。开学第一天老师说道：“诗是快节奏的，词是慢节奏的。词本以婉约为正宗，后面有些变调。但本质上来说，词是精致的小玩意儿。有些人粗枝大叶，性格不符，这样的同学，建议退掉。”第二周我再看时，教室里的学生似乎比上周多了几个。“现在留下的，应该都是要选修《历代名家词选》这门课程的同学了。大家拿出笔记本，先在前面写上这样两句话：代序春秋，刻画人生风雨；多情山水，蕴藏历史沧桑。这是郑骞老先生的话。当年做郑先生学生的时候，我们笔记本上都得写这句话。算起来，他是你们太师父。”说完，老师开始上课了。扫码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陈允吉

杨绛（1911-2016）三联书店和杨绛先生渊源很深。1980年，杨绛写完《干校六记》，自知在内地难以出版，经三联书店范用先生手转寄香港，没想到香港《广角镜》杂志抢先全文刊登了（原打算出单行本），其间去杨绛家取稿转稿的是董秀玉。不久，范用得知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好评，借势推动，于1981年出版了三联书店单行本。此后1987年的《将饮茶》，1988年的《洗澡》，几乎杨绛所有新作都由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的《围城》1947年出版后，内地一直没有再版，1980年乘思想解放的春风出版了简体字新版，也是轰动一时，后来还拍了电视剧，堪称家喻户晓。他的几部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这两位当时年龄刚过古稀的文人夫妇，引起读者强烈的兴趣。然而他们有一个严格的准则：不宣传，不露面，安心过自己的笔墨日子。可是越是如此，读者关心愈强。只有不多亲友知晓他们这个家庭，父母女儿（钱瑗）三口之间独特、温馨甚至是顽皮的一面。由于工作关系，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的董秀玉是知晓者之一。作为一位有智慧有眼光的出版家，她曾向杨绛建议，请他们三口互相书写：女儿写父母，爸爸写母女，妈妈写父女，而后编一本书。1994年八十四岁的钱锺书因病住院，1995年底五十八岁的钱瑗因病住院。杨绛奔走在两所医院、两位亲人之间。此时她萌生了写作《我们仨》的念头。病床上的钱瑗提出，把这题目让给她。她拟了目录，写了几节，直到去世前六天还在写。“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杨绛找了一本很难啃的书《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进行翻译，同时整理《钱锺书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借助高强度的工作，冀望使自己的心安顿下来。钱锺书去世四年后，2002年岁末，她开笔写《我们仨》，几乎一气呵成，2003年春，稿子交到董秀玉手上。董秀玉刚刚退休。她专心致志编辑了这部期盼已久的珍贵书稿，并请《钱锺书集》的设计师陆智昌担当设计工作。通过《钱锺书集》，陆智昌十分了解“我们仨”的品格和爱好，设计的总体思路是简朴、醇厚、内敛。尽管如此，编辑和设计师还是反复讨论、修改了好多次，单是大改就有三次：起初杨绛拿出家里的照片簿，董秀玉“贪心”，选了很多，全部插到书里，成为一本内容丰富的“图文书”，可是看来看去，总觉照片影响了文字的纯粹，于是忍痛删减，一遍又一遍；第二次，删减后的照片插在文字中，又显得分散，且图文混排，照片总是隔断文字，变换文字版式，使文字不够流畅，于是试着把照片集中，分两部分插在书中：第三次，感觉黑白照片和附录图片印单黑，还有几幅彩色照片，与全书不协调，另外，图片说明的文字照排宋体字，也有些生硬。与杨绛商量，请她手写说明文字，而所有图片和说明文字都用浅褐专色印刷。另外，三个附录，也是反复讨论的结果，可谓选择精到。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是一种浅褐色带皱纹的进口纸，很薄，很软，像布料，比正文纸还要软，这在书籍设计中是很少见的。封面书名和作者名、封底题句用深褐色印，书名上方印白色文字：“Mom、Pop、圆o”（即妈妈、爸爸、圆圆）。书脊上只有三联书店店标，没有社名，封底连条码都没有（放在后勒口）……至此，董秀玉才算满意。给杨绛先生看，她也首肯。《我们仨》第一印2003年3月19日，北京SARS肆虐的日子，董秀玉交给我她初编的稿子。记得我坐在办公室窗前，几乎一动不动，整整看了三四个小时，抬头时，太阳已经落到美术馆后面了。有种压抑的感动。我叹服作者含蓄节制的叙述风格和看似信马由缰的写作方式——开头虚构的长梦（不知怎的，有种《千与千寻》的感觉！）和后面非虚构的内容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前者的氛围笼罩了后者。我打电话说了我的感受，并认为，这书印十万册没问题；董秀玉说：二十万册！她让我和发行部一起，先做一个营销计划。发行部的同事们商量了几次，起草了一份《营销方案》：计划上市时间：5月15日本书的主要几个卖点和弱点：1.作者夫妇的影响力；2.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一家三口的亲情感人；3.一位特殊的叙述者和特别的叙述情境……这是本书最令人动容的地方；4.

伊丽莎白桥上的国境界牌四月的一个下午，我来到斯洛伐克科马尔诺的伊丽莎白桥头。桥头停车场处有一辆巡逻警车，车上的警察对我的东方面孔相当好奇，见我望向他们，一面以微笑回应，一边用手指向前方的伊丽莎白桥，对我这个堪称稀客的旅行者作出指引。桥上车来车往，并无行人。桥头是小小的观景台，同样空无一人。多瑙河在眼前静静流淌，对岸相当空旷。伊丽莎白桥横亘于多瑙河上，桥墩厚实，钢铁桥身呈四个半圆弧，跳跃着拉向对岸。桥身被刷成柔美活泼的绿色，恰恰契合它的名字——也是茜茜公主的名字。这位深受匈牙利人喜爱的传奇女子，正是在这里首次踏上当时匈牙利王国的土地。在多瑙河的这段河面上，1586年才有第一座79艘小船组成的船桥。1892年，它被伊丽莎白桥取代。伊丽莎白桥所连接的两座城市，分别是斯洛伐克的科马尔诺与匈牙利的科马罗姆。当年这里曾有边检站，但在加入申根协定后，两国民众可畅行无阻，不再受到边境管制。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科马尔诺与科马罗姆都属于同一个城镇。直到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捷克和斯洛伐克联合成立共和国，匈牙利被迫签署《特里亚农条约》，承认新边界，科马罗姆和科马尔诺才分割为两个城镇。二战时，情况出现反复。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吞并，妄图恢复旧有疆域的匈牙利在希特勒亲自操刀下如愿获得斯洛伐克南部大片土地，科马尔诺也在其中。二战结束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才恢复二战前的边界。名字如此相近的两座边境城镇，让我一开始就摆了乌龙。我最初打算从斯洛伐克境内前往匈牙利的科马罗姆，可设置导航时却错误选择了斯洛伐克这头的科马尔诺。科马尔诺位于斯洛伐克南部，人口不过三万多，多瑙河与瓦赫河在此交汇。作为斯洛伐克历史上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它在15世纪曾经高度繁荣。如今它是一座宁静小城，我停车之处是一条主干道，两侧是各种机构，如医院和学校等。人行道上布满粉色山樱花，开得正灿烂。在樱花树下漫步，老城区就在前方十字路口的一侧。拐入科马尔诺老城的道路十分幽静，一座三层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大型建筑坐落于路旁，相当廓落光鲜，外立面经过修缮，已不见沧桑痕迹。它建于19世纪，如今仍是区域法院所在地。内部还辟有博物馆，记录着简单的城市历史（下图）。科马尔诺一带早在石器时代就已有人定居，后来罗马人在此建立军营，多瑙河沿岸建造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卫护着营地和市镇。城市人口的主体几经变化，最终形成斯拉夫人聚居的城镇。1265年，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国王贝洛四世授予科马尔诺城市权，使得城镇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军事元素，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使得西方世界的防御压力陡增，科马尔诺作为边境要塞，于1594年完善军事堡垒，并以此建立城市防御系统。驱走奥斯曼人后，科马尔诺作为多瑙河畔的水陆枢纽，在经济上大放异彩，贸易、手工艺和造船业都相当发达。不过，当时的城市建筑多已不存，1763年和1783年的两次地震，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都让城市遭遇极大破坏。如今的老城以克拉普卡将军广场为中心，广场建立在旧时的中世纪城墙与护城河之上。17世纪末，广场北侧建起了城市议会大楼，如今在其遗址上矗立的是1763年地震后所建的市政厅，三层巴洛克风格主建筑的正中，有一座1767年立起的高耸钟楼（下图）。1848年，它在一场火灾后再次翻新。广场名字来自于乔治·克拉普卡，他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匈牙利国王拉斯洛五世的雕像立于市政厅广场中央，雕像基座前还有一座青铜雄狮雕塑与之相伴。广场另一角还有一座外观精美的典雅宫殿（下图），L形外立面与街角形成一个小小庭院，院内有一座雕像。大门旁的巴洛克式外立面相当大气，红瓦斜顶上开有阁楼天窗，侧翼的椭圆形塔楼颇为别致。这座建于17世纪末的齐奇宫是老城的头号地标。它在历史上曾承载多种功能——从宅邸到剧院，再到犹太教堂和邮局。在1763年地震中受损后，费伦茨·齐奇以古典风格进行重建，也就是眼下的模样。如今，它的外墙上有大大的“MUZEUM”字样，是多瑙河博物馆所在地，展示着从史前时代到1849年间的科马尔诺与周边地区的历史。两层的军官楼（下图）与市政厅斜斜相对。这座不规则建筑的四翼各有塔楼，明黄色墙身显然是近年来修缮而成。旧时的科马尔诺军事要塞，仅仅保留着这一部分，当时是军官的公寓，一楼是军官赌场，如今是当地大学的办公室。广场四周散落着多座教堂，风格各异，占据着城市的天际线。圣三一纪念柱（下图）位于广场一角的三岔路口处，以两条清幽商业街为背景。1703年，当时的科马尔诺人为了对抗敌军，向神灵祈祷，许诺将建起一座圣三一纪念柱。不过当敌军退去后，科马尔诺人出于各种原因，并未第一时间兑现承诺。1710年，瘟疫蔓延科马尔诺，当时不少人出于迷信，认为这是失信所致，因此临时建造了木制的三位一体雕像，并于1715年建起如今所见的石制纪念柱。广场旁的绿地有茂密树林和蜿蜒小路，人们推着婴儿车走过，老妇人坐在长椅上聊天，看起来极是惬意。多瑙河对岸的匈牙利科马罗姆同样惬意，它的城市建设远不如科马尔诺这般繁华，更像一个宁静小村，几条主要街道遍布匈牙利式民居，见不到雄伟教堂、典雅市政厅和任何精美建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原因，二战期间，它曾被纳粹德国控制，并成为德国人保卫南部炼油厂的前线地区，虽然没有爆发激烈战斗，但也经过几次轰炸，多瑙河南岸的科马罗姆地区大部分建筑被炸为废墟。但相比毫无名气的科马尔诺，科马罗姆反而时常出现在旅行攻略书中，这是因为它的城郊散布着多个防御堡垒。科马罗姆乃至科马尔诺一带的防御堡垒有新旧之分。15到16世纪抵御奥斯曼帝国的旧堡垒曾立下大功，屡屡被围困，却从未被真正征服。击退奥斯曼人后，旧的防御系统一度失去作用，但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它以极具象征意义的身份，成为革命军队在战争结束前唯一保卫的堡垒。浪漫时期的诗人对它赋予了极大想象，称它为“多瑙河直布罗陀”。如今的新堡垒来自于1850年始建的多瑙河防线，意在于东部沿线建立维也纳的保护屏障。它以如今科马罗姆城镇周边的三座堡垒为核心。1850年始建、1872年落成的莫诺斯托堡垒面积最大，占地70公顷，建筑物面积达3.2万平方米，有三个巨大炮台。其次是建于1870至1875年间的西拉格堡与建于1871年至1877年间的伊格曼迪堡。加上科马尔诺这边修缮过的旧堡垒与防线，在多瑙河两岸形成一个完成的防御圈，在战争期间可容纳超过25万士兵，是当时中欧地区最大的军事综合体。只是，时代滚滚向前，向科马罗姆和科马尔诺的堡垒开了个玩笑。十几年后，也就是1890年左右，这个防御圈便已失去了军事意义。这当然有技术原因，新弹道炮让传统防御工事的防线很容易被穿越；还有地理因素，在奥匈帝国的新疆界中，它处于中部地区，不再是战略前沿。这也使得新堡垒落成后从未遭遇战争攻击，结构始终不变。新堡垒更多承担的是后勤和辅助功能，19世纪后期到1943年间一直是匈牙利军队的训练基地，二战早期曾是波兰和法国难民的过渡营地，在德军占领匈牙利后，它又变成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被驱往集中营路上的临时监狱。1990年后，堡垒被列为保护项目，并逐步向公众开放。近年来，作为欧洲重要文化保育项目之一，它致力于恢复历史原貌，也与文化相结合，堡垒内的新文化中心里收藏着大量艺术品。由于季节性开放时间的缘故，我与莫诺斯托堡垒内部缘悭一面，只能在外围闲逛一圈。多瑙河畔的大片草地与树林簇拥着堡垒，十分幽静。我到访时，这里几乎无人，只听得到鸟鸣声，沿途只见到一位遛狗的女子。圆形堡垒石墙斑驳，彼此依傍，勾勒出一道道神秘弧线。堡垒旁有一条沿河小路，林木茂密，颇为阴森，指向远方。资料记载，二战时曾有众多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从不同地方来到堡垒临时停留，然后从这里被驱往集中营。眼前这条沿多瑙河的小路，旧时更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被关入堡垒后，由于饥饿，许多吉普赛人试图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等待他们的是警卫的子弹。堡垒里没有厕所，在伤寒和疟疾爆发时，情况极为糟糕，人们只能坐或躺在泥泞和粪便中，等待着一片硬面包和一点点白菜与胡萝卜被丢在地上，然后一哄而上争抢。因此，大批吉普赛人在抵达科马罗姆后不久就已死亡，婴儿死亡率几乎达到100%，老人的死亡率也非常高。纳粹军人每天都会收走大量尸体，然后丢弃进多瑙河。至于侥幸活下来的人，则会被送到其他集中营，然后被赶入毒气室。多年后，许多幸存者们都记得科马罗姆这个“中转站”，也记得曾经遭遇的屈辱、厌恶、恐惧和仇恨。所幸的是，悲剧已然成为过去，科马尔诺与科马罗姆都已告别灰暗，走向阳光。在这两座城市里，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处于混居状态。他们当然不是百分百融洽，多年来一直有着文化与习惯上的冲突，但申根协定带来的自由穿行，仍让多瑙河两岸紧紧联系在一起。伊丽莎白桥只是个物理载体，价值观的统一才是心灵载体。在科马尔诺市区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欧罗巴庭院”。它集中了欧洲各地区四十多座典型风格的历史建筑，是一个大杂烩式的庭院。它在千禧年开放，广场中央有一座千禧喷泉，代表着欧洲文化的融合。在我这种热爱古建筑的旅行者看来，“欧罗巴庭院”并不出彩。它的建筑显得太新，也因此显得很假，有点类似卡通主题公园里的商业街，但它确实呈现了不同国家与民族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尤其是在科马尔诺这个曾经分分合合，见证过二战血泪史的边境之地，“欧罗巴庭院”更显得可贵了。扫码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抖音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据说最近的新人优惠券力度挺大【笔会近期作品推荐】陈允吉

电影《满江红》（2023）海报近日看到网上有一条信息：莫须有的意思是（

阿拉姆·哈恰图良（1903-1978）《马刀舞》大概是一首比作曲家的名字更响亮的著名乐曲：很多人都熟悉《马刀舞》的铿锵节奏和热烈旋律，但或许不一定知晓此曲的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1903-1978），一个读起来有点佶屈聱牙的名字。说起来，近五十年前，还是少年“毛孩”的我开始学拉手风琴，即有缘接触到这首乐曲——但当初是非常时期，我无从知晓这是一首“世界名曲”。彼时正值“文革”后期，某些“外国”乐曲和练习曲的乐谱通过手抄方式开始在“地下”流传。某日，父亲兴冲冲回家，带来一份手抄谱，说是听朋友介绍，这是一首很好听的乐曲，要抄录下来供我练习试试看。我瞅了一眼乐谱标题，原来即是《马刀舞》，作曲家哈恰图良的大名也被抄写在乐谱右上角。我好奇地问父亲，这位是何许人？父亲面带神秘表情道，听朋友的朋友悄悄讲，大概是个苏联作曲家吧，小心一定要保密，嘘！哈恰图良《马刀舞》几天后，我即按照父亲工整而仔细的亲笔抄谱开始练习。既不了解乐曲的任何来历，也对作曲家懵懂无知，只是对着乐谱“照猫画虎”往下走——哟……这音乐还真好玩！在两小节的前奏“过门”后，右手上来就是一连串的“升Fa”同音反复，和左手的持续G大和弦形成尖锐的不协和碰撞！音乐很快转调，依然特意强调左右手之间奇特的不协和对峙（持续的降B大和弦与不断重复的A音！）——这是我从未遇（听）到过的声响动态！有趣的是，虽然不协和，但还真好听，加上“砰嚓-砰嚓”的有力节奏，如此这般的乐曲开头极富性格，令人“过耳不忘”！至乐曲中段，左手是持续强力推进的铿锵音型，右手则“唱”出一条奔放而又如歌的旋律，其中加入很多变化音和半音进行，因而风味奇特，感觉真是新鲜……没过多久，“四人帮”倒台，文艺政策放松，包括苏联音乐在内的外国音乐开始被允许登台亮相。我凭借手风琴技艺应征入伍，当了“文艺兵”。下连队演出，我的手风琴独奏常常上演这首《马刀舞》——普通官兵都会很喜欢这首热烈而性格鲜明的乐曲，曲毕后常常掌声雷动。很多年过去，这首《马刀舞》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音乐会小品名曲——不仅在中国，世界乐坛亦然。后来我才得知，此曲原是管弦乐（选自舞剧《加雅涅》），我演奏的手风琴版本仅是此曲各类改编版之一。这首小品几近是作曲家哈恰图良的“招牌”名片：确乎，它以极为典型而简明的方式体现出哈恰图良不会被错认的个性音乐特征——浓郁地道的东方（中亚）情调，铿锵有力的固定节奏型运作，鲜亮夺目的乐器色彩，充满装饰意味的半音化旋法，基于传统但又略带不协和现代特征的和声语汇，以及精力充沛而性格爽朗的热烈气氛。苏联音乐三巨头：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话说回来，仅以《马刀舞》来认识和界定哈恰图良，对这位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显然有失公允。后来我从部队复员并考入大学攻读音乐，方才了解这位作曲家对于苏联乃至世界范围内20世纪音乐的特殊意义。他和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齐名，人称“苏联音乐三巨头”，虽说国际影响力不比普、肖两位，西方乐坛对他也有些轻视（英语世界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1980年版中他的辞条只有区区一页，没有照片；2001年版扩充至两页半，增补照片一帧），但他作为苏俄音乐创作传统中最有个性、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的特色和价值着实可圈可点，不容小觑。阿拉姆·哈恰图良依笔者的个人看法，哈恰图良的特殊性在于，他身处苏联的特定文化条件，凭借深谙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中亚地区民间音乐的自身优势，背靠俄罗斯音乐中既有的“东方性”深厚传统，又不失时机地借鉴和汲取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的复杂理念和技法，从中锻造出一种既符合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又承继俄罗斯强调抒情和色彩的音乐文脉，更体现他个人独特艺术追求的音乐风范。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平衡把控中，找到既属于自己、又不违背苏联美学观和俄罗斯传统的独特之路，这其实是相当不易的创作使命。或许，按照20世纪“严肃艺术音乐”的技术标准衡量，哈恰图良的音乐肯定属于“保守”一类：旋律的主导地位从未动摇，织体方式保持主调-伴奏从属关系泾渭分明，调性的中心拉力始终明确，节奏的韵律向来基于民间歌舞的指引，而配器的色彩则遵循着明亮、绚丽的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式风格的教导。显而易见，正是哈恰图良的这种“保守性”，他的音乐才赢得了普通苏联听众（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音乐爱好者）的喜爱——除了《马刀舞》，哈恰图良还写有不少因动听旋律而脍炙人口的音乐“段子”，如《小提琴协奏曲》（1940）的如歌慢板乐章，戏剧配乐《假面舞会》（1941）中富有异国情调的“圆舞曲”，以及舞剧《斯巴达克斯》（1954/1968修订）中富有诱惑力的爱情“柔板”，等等。哈恰图良《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2019年中秋节前，本文作者在云南施甸张家村看望97岁的远征军老兵王金学。最初听到“远征军”这三个字，是什么时候？好像很早了，具体什么时候想不起来了。最早知道家乡跟抗日战争有关，是很小时候听奶奶说的，但那时并未当回事。后来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多了，渐渐才意识到，奶奶讲的那些都是真的。奶奶晚年意识凌乱时，仍会时时讲起那些在她十八岁时发生的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一件是讲日军飞机来轰炸时，她和亲人们惊惶失措，躲进麦地，飞机飞得很低，抬头就能看清里面的人，还能看清一颗颗不断落下的炸弹；另一件是讲村里有人去山里砍柴，偶然瞥见山坳里一片白，欣喜若狂，以为是干柴，一路小跑下去看，竟是累累白骨——大概是被日军炸死的逃难的人，或因日军投下的细菌弹感染后死去的人。这些故事，我在追悼奶奶的长篇散文《九十九》里写过，在此再写一遍，就如奶奶晚年重复讲述往事一样。1942年5月5日后，怒江上的惠通桥炸断了，此后整整两年，保山怒江以东的很多老百姓都在担惊受怕地生活着，年轻的奶奶只是其中几十万分之一。1942年初，日军一路往北追击远征军。远征军有的去了印度，有的走散了，最远的甚至进入尼泊尔，还有的撤退回国。200师师长戴安澜固守同古时，以牺牲八百人的代价，歼敌四千余。中英盟军在缅甸战场溃败后，戴安澜孤军战斗在敌后，突围中，腹部中枪，几日后牺牲在缅北茅邦村，弥留之际，他看了看地图，面朝北方，那是祖国的方向。戴师长出征前曾对蒋介石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在给妻子的信里，他说，“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更让人唏嘘的，是进入野人山想要撤退回国的三四万人（数字有多种说法）。进山之前，有数百伤兵知道，自己没法在盛夏时节翻越眼前的热带原始森林了。怎么办呢？他们跟远征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要了一点儿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在山脚集体自焚了。所有经过的人，都停下脚步，向他们默默行礼。然而，人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并不比自焚的这些伤兵好多少。进入野人山不久后，很多人走散了，断粮了，有人牺牲了，不是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就是倒毙于原始森林的毒牙。几年后，曾经以翻译身份进入野人山，并成功走出来的青年诗人穆旦，写下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以森林和人对话的方式，再现了这一段惨痛的历史，八十年后读来，仍令人内心凄恻：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那些披荆斩棘回到国内的远征军，喘息未定，日军已紧随其后进入国内了。很快，大片国土沦丧敌手。在时任云贵监察使、腾冲人李根源的不断游说下，中国政府高层终于下定决心，要将日军挡在怒江以西。惠通桥算得滇缅公路的咽喉之地，由工兵装上炸药，只待逃难的老百姓进入怒江东岸，即炸断大桥。然而，守桥的官兵不知道，已经有上百号日军化装成中国老百姓的模样，混入逃难的人群中了。5月5日上午10点左右，一个商人不服从劝导，被守桥士兵当场枪毙。枪声一响，日军以为行踪暴露了，慌忙开枪，守桥部队反应过来，一面回击，一面炸断大桥。有关这段历史，十多年前在杂志社做宗璞先生的长篇小说《西征记》校对时，曾经看到过。这小说讲述的故事，如今是几乎忘光了，但有一段我始终记得，重新翻阅，仍然心惊：惠通桥断了，只剩下两条粗大的钢索悬在空中。桥上的日本兵统统掉入江中，桥上的中国军队和老百姓也进了江里。江水愤怒地流着，打着旋涡，带走了落下来的一切。两岸忽然静了下来，只听见江声浩荡。突然爆发出哭声、喊声，撼天震地，撕人心肺。这哭喊声很快向空中飘散了，持续的时间不长，人们还要继续战斗……修缮后的惠通桥远眺怒江上的惠通桥对这段历史，保山人马力生在日记中有细致的记录：1942年5月4日，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到怒江边上。由于归国华侨的人车拥挤，一时来不及过江桥，而车如潮水一样涌下松山，山势陡峭，壁立千仞，山坡路线曲折，前有大江横隔，后有敌军追来，人车一拥而下，相继冲入江里，难以数计……第二天，他又在日记里写道：这天有警报发出，一家老幼即疏散至菜园里。约午时左右，敌机已蹿入上空，往来数周即复至西南投弹，后闻仍于城周，损失较昨微。当时吾仰卧菜园田沟中，在敌机暴行之下，深痛被害之大众，然只能目睹而无解救之力，怅甚……吾详察始知，敌陆军已至惠通桥，虽吾军往抵，而势甚危，遂即备逃难，彻夜未睡。保山城这天之所以损失较小，是因为飞虎队早有准备，以P-40战斗机将从泰国基地飞来的几十架日军飞机击落八架。惠通桥炸断后，日军迅速行动，利用木板和油桶做成竹筏，开始强渡怒江。此时，飞虎队虽然飞抵惠通桥上空，因无法将难民和日军区分开，没法投弹支援。还好渡到东岸的日军不多，被大山头阵地的106团发现后，激战随即展开。这儿，因临江一面是漆黑崖壁，当地人称之为“黑崖坡”，问路的四川兵错听为“孩婆”，这场阻击战遂被称作“孩婆山阻击战”。一天后，日军又有两百多人渡江到东岸，所幸106团占据着东岸制高点。6日下午，第11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从昆明赶往保山，36师其余部队也火速从楚雄附近赶往战场。两日鏖战后，108团赶到怒江边，预2师也已抵近保山，日军开始撤退。日军就此不再觊觎怒江东岸了吗？并没有。日军始终贼心不死。怒江西岸沦陷区的老百姓在苦熬，怒江东岸的老百姓也一样在苦熬。这些年，我一直在收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至今已得到近百种，包括前面提到的《马力生日记》，还有多达四十五卷的《滇西抗战原始史料汇编》等。此外，我还在一次次回家期间，约着熟悉道路的朋友一起去往那些湮没于历史尘烟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道路崎岖狭窄，到了后往往发现，很多遗迹已朽坏不堪，兴许明天，甚至今天，就会轰然倒下，再寻不见往日点滴。几年下来，去过的这类地方太多了，先说说那些驻军处吧。旧时，契丹人随蒙古军队南下，进入施甸后，繁衍生息。至今不少施甸人的血脉里，流动着契丹人的血液，在由旺木瓜榔村，有一座契丹宗祠。大门左侧，石狮子背后的白墙上写着“中国远征军第二军七十六师师部、第八十七师二六四团团部驻军旧址”。院子只两进，不知道这么小的空间，怎么能够容纳这么多人。院内白墙上，还保留着当年的一点儿痕迹，是用墨笔写在墙上的“总理遗训”，一片竖排小字上是孙中山遗像，遗像两边分别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仍须努力”，再往上是“天下为公”四个大字。2020年2月20日，高中同学约我去他家吃饭。我们在他家院子里，就着一张很小的桌子吃火锅，刚喝了两杯酒，同学说他家隔壁的闻家大院是市级重点文保单位，因为曾经驻扎过远征军。我赶忙喊同学起身，到隔壁去看看。院子门口立着一块碑石，写的是“中国远征军第87师师部旧址”。天色昏黄，大院空旷，草木繁盛。原来，另一位高中同学是这院子里的，他在重庆工作多年，偌大的四合院只剩下两位老太太守着了，远征军当年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巧合的是，就在整整一年前的同一天，我在县城周边一处满是废墟的空地里，见到唯一一座残存的院子王家大院，那也是保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口立着的碑石上写着，“中国远征军第87师260团团部旧址”，260团在反攻龙陵前，驻扎在此做战前准备。那院子挺大，由相连的三座庭院组成，房舍俨然，墙皮斑驳，只一位原本就居住在此的老人看守，不知道他是否对当年驻扎在此的远征军有些微记忆？远征军87师260团团部旧址在进入王家大院这天，我还去了罗家大院。朋友说，这儿要拆了，房子都快垮了，别进去了吧？我仍旧坚持要进去看看。罗家大院门口没立碑石，应该不是任何级别的文保单位。眼前是无数染饭花，风一吹，高低起伏，香气扑鼻，完全不知所谓的院子在哪儿。我们在密林里硬生生开出一条小路来，兜兜转转，走进去后，只见瓦断垣颓，碎砖乱石遍地。一不小心，脚扭了一下，瞬间疼痛钻心，还以为骨折了，蹲下查看，所幸并无大碍。屋子欹斜了，从堂屋边的一道楼梯上去，站在嘎吱嘎吱响的楼板上，猛然发现，落日余晖里，房间隔断上都贴着英文报纸，TIME的报头比比皆是，文字大多看不清了，但人物仍清晰可辨，那些曾出现在历史书上的人物，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等等，在不同的位置出现。除了报纸，还有不少海报，上面的人物都是打扮香艳的西洋美女。查资料得知，国际医疗队的医生曾驻扎在这儿。罗家大院二楼贴满《时代》画报的板壁事实上，县里很多我去过的地方，甚至是近在身边的地方，都曾经和那几年的战事有关。譬如，我待了三年的施甸一中曾设有后方医院；施甸电影院曾是第2野战医院；由旺老街上一处老宅，曾是71军高级参谋部驻地；由旺少保寺曾设有第21野战医院，这是施甸境内最大的后方野战医院，驻有国际医疗队的医生；仁和镇热水塘杨家，曾是第9师师部驻地；保场山脚村赵家，曾是53军骑兵连驻地；现在的县委大门口，曾是美国盟军参谋团驻地；我读高中时，从边上来来去去三年的观音寺的白墙上，写着抗战标语：“誓雪国耻，团结御辱”。但以前，我全然不知道这些地方有过的历史。我还专门去过很多比较远的地方，譬如曾驱车几十公里去往施甸万兴乡牛汪塘。日光正好，院子的寂静明晃晃的。转瞬间，狗吠声猛地传来，是一白一褐两条狗，朝我们挣着，将脖子上的铁链扯得哐啷哐啷响。不知道主人去哪儿了。我们绕过狗的势力范围，从南边仿佛经过焚烧的黑漆漆的楼梯上去。二楼的墙壁也黑漆漆的，但当年的毛笔字迹仍旧能够从灰黑的尘烟里显现出来，印象最深的是两处，一处是竖着写的几排字，大多还能辨清，“李宗成膝下无子，蒋中正不要□□，白崇禧□无□□，林主席中□□□”，还有一处是一张小画，在一片字中，一位头戴军帽、身披蓑衣的战士在敬礼。字写得很潇洒，画则显得格外笨拙，笨拙里又透着一股实诚。看着满墙的字画，不由得揣想，当年在这儿的远征军将士们，度过了怎样的岁月？要知道，这院子可是非同一般的。1944年4月，宋希濂正是在此下达的渡江命令。下楼，从两间瓦屋中间拐出去，一棵大榕树枝繁叶茂，站在树下远眺，远远的山坡底，就是怒江。当渡江命令下达后，当年驻守在此的战士们，也一定会站在同样的位置，远眺怒江吧？宋希濂发出渡江战役命令的院子和二楼墙上的字画在宋希濂下达渡江命令前，有关渡江反攻的会议，是在现今保山隆阳区的光尊寺文昌宫开的。光尊寺曾作为远征军司令部驻地，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等多次在此召开会议，后来，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卫立煌等人倡议创建远征中学，校名是李根源题写的。我去光尊寺看过，除了几块讲述这段历史的石碑，几乎见不到当年的痕迹了。离光尊寺不远的马王屯，如今有个地方叫做“立煌营”，从这名字即可想见，卫立煌曾在此待过。确实，马王屯曾作为远征军长官司令部近九个月，当年的六十幢营房都不见了，只剩一棵棵高大的柏树、银桦树和满坡乱草。许多松鼠在树枝间奔来跑去。附近有部队在打靶，此时的枪声，和当年的枪声，已隔着近八十年的风雨。光尊寺。滇西反攻前，卫立煌等人在此多次开会制定作战计划。立煌营旧址除了这些驻军处，我还去过很多前沿阵地、渡口等。譬如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的大山头炮兵阵地。再譬如，太平镇人民政府边上的一处军医室，是一处民房端头的一间，“军医室”三字仍在。还有一处，给我很大震撼，在太平镇戈家山，我们的车从山间土路开进去，看到几只五彩的野鸡在山坡上跑过。下车，穿过松林，来到半山腰，一旧一新两块墓碑映入眼帘。左侧旧碑已经残破，勉强用水泥镶嵌着竖立，右侧新碑是复制旧碑的，正面抬头是“国殇”两个大字，底下竖排写着“陆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二六一团阵亡／病故将士公墓

自从工作后，有假期能回家的时候往往是秋冬，数年过去，渐渐淡忘了南方的夏。难得五月底出差去福建，北方同事说，你们南边的城市，好香啊！我这才在旁人视角的新鲜感中，找回几缕熟悉的记忆。南边从夏到秋，的确是香花无数。初夏的栀子、白兰、相思树，盛夏的茉莉与建兰，秋天的桂花。晴昼雨夜，山海街头，庭院人家，花香随时幽幽而来，无处不在，唤起许多沉睡的感受。气味是难以形容却忘不掉的，闻到时那种亲切，胜似遇见故人。栀子·邻家的满月儿时邻家房子后面，有一排不算粗大的芒果树，记得还栽着鱼尾葵与散尾葵，是很有华南特色的搭配。重荫之下，邻人放养一盆栀子花，几乎不怎么晒到太阳，也不见精心打理，然而每到初夏雨后，浓翠欲滴的叶子之间，就会舒开团团白花。带着甜味的香气如有形质，结结实实填满整片树荫。那栀子重瓣大花，或许是植物学上叫“白蟾”的变种——蟾宫的蟾，名字取得极好，正是洁白而饱满，明明如月，圆满如月。在我们出差所到的霞浦，街道旁也栽着许多白蟾花，正值花期，将整条道路熏得馥郁。海边山崖，还有野生的单瓣栀子，六枚花瓣细长，托住中间淡黄的蕊，形容消瘦，香气却愈壮愈烈。汪曾祺写栀子花：“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这话如今脍炙人口。其实，除了霸道痛快浓郁，栀子的香调，我更觉得是一种“脂粉气”，会使人想起身边那些香香的、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的人。“脂粉气”一词，在文人笔下总带点贬义，我却觉得不该如此。打扮自己不好吗？重视自身对美的感受和需求，且不吝以自己的美点缀他人视野，这明明好得很。内核稳定，外在慷慨，栀子的香也是如此。小说《阴阳师》里也出现过栀子花，说它在日语中音近“无口”。“无耳山得无口花，心事初来无人识”，讲的是隐秘不言、怕被人知的爱恋。不知中文语境下，有没有人用栀子花写情。栀子，知子，也是一个谐音梗啊。比起日本忧伤而羞怯的说法，“我懂你”这种自信，是不是更适合栀子花呢？白兰·台风天的雨福州街头到处都是白兰树，很高，绿叶宽阔光亮，纤细的白花隐在其间，不容易看见。从初夏直到中秋，走在路上，时不时就能闻到它清晰的香气。白兰的香，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好闻，略有水果韵味，柔和不浓烈，不咄咄逼人。路人的神情，常为转角忽遇的花香而放松。可惜它们木质脆软，台风后往往狼藉一地。我家附近曾有合抱粗的白兰老树，一年台风凶猛，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那大树垮倒半边，像山崩般倾泻了一地的绿叶白花。在福建沿海，台风雨季几乎完全与白兰的花期重合，记忆中的花香，也总带着潮湿雨气。有一年去龙海，被大雨困在宾馆，窗外恰有一棵白兰树。细长的老式窗，自上而下完全被它的绿叶遮满。我拍了一张照片，那一天的雨，就永远藏在相册里，只要翻到，就会闻到白兰树湿沉沉的花香。宾馆窗外的白兰树川蜀管白兰叫“黄桷兰”，大概因为它的叶形树形很像黄桷树（大叶榕）。在成都文殊院前见到的老婆婆，用针引着红线，将白兰花苞两三朵为一组串起，用一节细竹挑着。买了一串，婆婆帮我挂在前襟纽扣上。那一日也是天阴欲雨，与家乡同样的白兰香气，裹在氤氲水汽中，如影子一直跟着我。成都的白兰花串，佩戴之法类似旗袍的压襟台湾相思·婆娑山风栀子与白兰，南方很多地方都有，台湾相思就是一种相对小众的香花了，只在闽台两广沿海和云南一些地方能见到。在霞浦烽火岛，这种树长满整个海岛，六月正值盛花，远看黄绿斑斓，像满山秋色。我家后头是福州“三山”之一的乌石山，小时候，父亲带我走一条还没开发成景区的路，翻过有古人题刻的巨岩，爬上山顶。那里环绕巨石，长着七八棵高高的树，细叶如柳，然而枝条昂扬，在头顶织成一张疏密有致的网，滤下粼粼天光。风过时，枝叶沙沙轻响，整张网兜着蓝天摇荡，就像在水中浣洗。不时有鹅黄小球飘飘落下，是它毛茸茸的花。台湾相思的花和叶都有奇妙香味，很像未熟透的番石榴。将叶片揉碎时，香气最浓。山风让枝叶相互摩挲，又将激发出的气味搅散，始终淡淡地笼罩着山头。怎会有这么美好的树啊！我曾无数次爬到山顶巨石上，或独自一人，或带着亲近的朋友，献宝一样将我喜欢的树介绍给他们。在树干纵横搭出的相框里，山下城市的楼房街道，向天际铺展而去。山风一阵阵，吹过树林，吹过我们，带着清淡的芳香，吹向参差十万人家。茉莉·晚凉天气茉莉花蕾未开时，形色如珠，用线串起，便是芬芳的项链、手串，很多南方城镇都有卖。我们那里则还要穿一朵白兰，作为花串的坠子。茉莉气清，白兰微甜，搭配起来恰到好处。昔年夏夜，福州城中的闹市路口，常有人胳膊上挂着这样的花串，在等红灯的车流中穿行，轻叩车窗兜售，一两块钱可买一长串。的士司机最爱此物，挂在车内镜上，比什么香水都好闻，还能当作城市名片，跟外地来游玩的乘客聊一段。除了连缀成链，也有手更巧的卖花人，能用茉莉骨朵攒成一个玲珑花球，比手串项链都贵些，是小时候只能眼馋、央求大人也不会给买的东西。后来看到网友“花糕员外”考证古籍，仿制古人的茉莉花篮：用藤草编成小篮，满满地缀上茉莉花，便是清凉的帐中香囊。把玩茉莉花的方法，一山更比一山高。北京夏夜的街头地摊上，也有盆栽茉莉售卖，油油绿叶，满头骨朵。买回家头几天开得很好，剪一枝插瓶，就香得我在屋里直转圈。但茉莉喜欢微酸的南方水土，北京自来水都偏弱碱性，不容易养好。一轮开完，再难见花，枝条也日渐伶俜。放到窗外，又被切叶蜂光顾——还挺会挑，光把最嫩的叶子切走两个圆片，犹如西瓜挖走中心那一勺。第二年春末，给茉莉换了盆，勤浇液肥，总算让它复花了。但花蕾很不结实，常常半开就掉落，窗台因此变得很香。第一朵花凋落那天，下午出门还闷热得令人暴躁，晚上回家时却起了风，变得凉爽。我拾起残花，觉得余香仍在，没舍得扔，压干了用玻璃纸贴起来，将一缕夏夜凉风夹进了书页里。茉莉建兰·大人之心我一直觉得兰花是观赏植物里顶顶难养的一类，北京又干燥，不适合这种南国娇子。但作为福建人，从小家里就有建兰，又是某种乡愁。友人说建兰在北京其实不难活，干燥反而不易烂根，我就买了两盆来试水。因为对兰花有滤镜，所以别无所求：它们愿意屈尊在我家活着就够了。没想到兰花一点脾气没有，居然是阳台上最省心的成员。爱冒新芽，极少长虫，跟天天都要手动除虫的月季旱金莲之流一比，基本等于放养。季节入夏，一天忽然发现建兰已抽出花箭。这花箭一天高半寸，某晚回来，顶端一朵已打开一半。仅仅半开，就好香！熟悉的、纯正的、清旷的兰花香气。在遥远的福建的家中，一尺方圆大陶盆里蓬勃生长的建兰，每到花时，闻到的就是这样的香。儿时总觉得兰花是大人才能养好的、美丽而深奥的植物。现在么，虽然还是没明白兰花该怎么养，但总之，我也是有兰花的大人了。人成为大人，常常就这么稀里糊涂。作者养的建兰“青山玉泉”兰花的香，比花本身更有美感，是从平凡躯壳中溢出的充盈丰满的灵魂。这香气盘桓窗前，温文地伴着你，直到有一天忽然减淡、消失，把鼻子贴上去也再闻不到。这时你就知道，它要开完了，不出两日，花朵就会皱缩着脱离枝梗。香的谢幕是先打招呼，彬彬有礼地道别，然后徐徐有序地离场。这样体贴的离别，未尝不是一种君子之心。桂花·岁月掉渣有一年中秋前，我去了浙江临安的一个乡村。那是著名的山核桃产地，正值收获时节，连路边绿化带的“堆肥”都是山核桃。有最外层的青皮（氧化后是黑色），也有空壳瘪籽，把花池堆得活像个坚果黑森林蛋糕。桂花正盛开，于是蛋糕上还撒了一层金屑。忽然就想，桂花香甜可食，偏是秋天开，偏跟月亮一个颜色，偏又细细碎碎——也没准，它就是天狗啃月亮掉的渣呢？自临安至杭州城区，桂花无处不在，城市浸透花香，形成了我对江南最亲切温柔的印象。因为童年所在的福建山城，也有很多很多桂树，也是这样走到哪都泡在花香里。我曾摇晃那些小树落下金雨，曾在树下剥开桂子寻找种子，也曾将满把桂花遗忘在口袋里，给老旧的洗衣机喂了一大口香甜零食。桂花中秋过后，抽空回了一趟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处处都变了模样，就连远山的形状都因修路挖矿而改变，唯有桂树花香，还如当年。在长大后的眼睛里，一切都缩小了。以为很远的路途其实很近，以为很高的台阶其实很矮，以为很大的地方其实很小，以为很长的回忆其实很短。唯有一样相反。我与家人坐在已亭亭如盖的桂树下，在纷纷花雨中说着“以前”，记忆还那样清晰，仿佛谈论的是昨天的事。可一寻思，这个“以前”已是二十年前。以为很短的岁月，其实很长。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2笔会文粹《想念每一个人》【笔会近期作品推荐】胡钦文：树富傅月庵：老友吴兴文二三事谢其章：范用未完成书稿《我的创刊号》雍容：“遣悲怀”与爱情观陶洁：“你不必陪我回家”史宁：与福尔摩斯共进退张香还：叶至善的两封信郑宪：哪里是地球上最强劲能量的阳光甫跃辉：每次站在老家屋顶王士跃：天籁三鸟孙华娟：“重叠金”：额黄与返照王琪森：陈佩秋考辩《溪岸图》唐玲：行卷·科举·状元余斌：各是各的味阿尼苏：草原查干肖复兴：小院纪事

终于可以去墨脱啦！这种激动心情，不了解墨脱的人，不容易理解。墨脱是西藏的一个县，在林芝市，靠近中印边境。墨脱闻名于全国，因为它是全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这个说法有案可稽，是定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修建从外界通往墨脱的公路，时断时续，一直到2018年，经过两次大的改建，才可以算“大体摘掉‘高原孤岛’的帽子。”说起来，早在西藏刚刚和平解放，墨脱就进驻了解放军的工作队，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这里一直跟外界隔着一层神秘厚重的帷幕，外人要想一窥墨脱，非经历千辛万苦不可。2006年，有一本小说《莲花》，描写了三个年轻人在墨脱寻找心灵解脱的历程，曾在许多青年中大热，墨脱也由此进入许多人的视野。墨脱之于我，在于身边有好几位徒步进入墨脱的前辈和同龄朋友，其中有两位是当年“野人热”中，前往墨脱寻找传说中的高原雪人的。在他们的讲述中，其险绝、其奇幻、其艰苦、其满足，让人艳羡，神往，直至跃跃欲试。但想去墨脱，的确不易。我曾经做过不少功课，多次前往林芝米林县的派镇，踩点，规划。派镇曾经是一条传统徒步路线的起点，从这里徒步到墨脱需要走四天（过去则更长）。由派镇的松林口可以搭乘顺路卡车，沿着一条简易的毛路行进约九公里（也要走一个半小时），到一绝壁处下车，翻越海拔4170米的多雄拉山口，行进28公里到达拉格。第二天由拉格到汗密（汗密瀑布），30公里，如果是春夏之际，漫山杜鹃花盛开。第三天从汗密到背崩乡，28公里，是艰苦路段，路过蚂蟥肆虐区、老虎嘴、一线天，经过阿尼桥、塌方区、解放大桥到达背崩。第四天从背崩乡到墨脱县城，35公里，都在低海拔热带亚热带地区行走，完全没有身处西藏的感觉。这一徒步线路从海拔4000多米下降至1000米以下，高山上大部分时期冰雪皑皑，山腰森林郁郁葱葱，杜鹃花开，繁花如茵。周围雪峰环抱，下方草地如织，瀑布密布，因为空气湿度大，又人迹罕至，如果有人大声说话或叫喊，便会有柔丝雨雾迷蒙而来，神奇迷人。这样的一场设计良久的宏愿，终因对沿途蚂蟥的恐惧和周边人的劝阻，无疾而终。去墨脱之念一直就耿耿于怀，没有死心。去年六月上中旬，终于可以经林芝波密扎木镇，过嘎隆拉隧道前往了。这是另一条通往墨脱的公路——扎墨公路（扎木至墨脱）。说起来这条公路2013年就已建成，但因地质条件太差，每年只有六七个月保通，所以进出依然十分困难。我进墨脱的时候，派墨公路（从派镇至墨脱）也已全线贯通，正在进行路面黑化，也就是说，现在墨脱已经有两条公路进出。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端，墨脱，西、北、东三面被喜马拉雅山与岗日嘎布山阻隔，雅鲁藏布江贯穿县域全境，海拔由7000多米急速下降到出境口巴昔卡的200米，雅鲁藏布大峡谷以及帕龙藏布峡谷又从一侧分割，陡峻的山、湍急的水、频发的地震，滑波、塌方、泥石流、高雨量和局部的强降雨，种种元素叠加，屏蔽墨脱于孤岛之上。公路畅通之前，通往墨脱的是仅能供行人和马队行走的山路，都要翻越4000米以上的雪山隘口，穿过蚂蟥、毒虫、猛兽出没的原始森林，一路上随时都有可能遇到雪崩、暴雨、塌方、沼泽。印度洋暖湿气流沿雅鲁藏布江北上，被高耸的雪山及冷空气阻隔后，形成可达4000至5000毫米的降水，这远远超过了沿海城市1600毫米的降水量。墨脱地处地理两大板块结合缝前缘部位，构造极不稳定，地震活动强烈，每天都有地震，平均一星期发生一次有感地震。这也是墨脱公路畅通之难的原因所在。徒步墨脱的小道都要途经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隘口，每年只有不到三个月时间不积雪，其余时间大雪封山。雪崩无处不在，是墨脱人经历中最强烈的感受。在今年春节前，关心新闻的朋友也可能注意到，派墨公路出现了大雪崩，在多雄拉山口，有十多辆车辆被掩埋，最后有28人遇难。可见墨脱道路之艰险。过去，墨脱居民将土特产背往米林、波密交换茶叶、盐巴及日用必需品。他们在背兜上扎三条竹篾编带，两条挎于双肩，一条套于头额。手持T形拄杖攀援，歇息时顶撑松肩，跟过去茶马古道上的背夫相似。行人趑趄于山峦峻岭、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之间，还要过溜索或爬独木悬梯，以岩洞歇脚。墨脱最著名的特产是墨脱石锅。墨脱石锅原料是稀有的天然皂石，产自墨脱雅鲁藏布江两岸悬崖上，颜色灰白色、灰褐色。据说，墨脱石锅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在熬煮食物的过程中能促进蛋白质肽链水解为氨基酸，使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增加，熬煮食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墨脱石锅可耐2000℃的高温，具有传热快、不粘锅、不变色的优点。使用石锅煲汤，汤汁香浓可口，味道醇厚、持久。墨脱石锅原料采集必须在每年七八月份，石匠在悬崖峭壁上采集石锅原料，现场手工凿制成品，然后由人背或马驮运下山。人工打造石锅耗时长、效率低，但最大程度保证了材质中稀有元素不被破坏，确保了石锅制作佳肴的口感。所以，墨脱石锅产量稀少，价值也因此倍增。几年前，在墨脱工作的一个朋友，极尽辛苦，从墨脱托运给我一个石锅，就是那种外貌古朴甚至略显粗糙的手工打磨之作，远不如现在机器所治精美。中间还因有裂缝更换过一次。我视若珍宝，先用四五斤菜籽油浸泡了几天，随后炖了一锅地道的土鸡手掌参为主料的墨脱石锅鸡。提前邀约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吃完后都赞不绝口。墨脱石锅鸡是名菜。在过去，国道318公路途经林芝各地，特别是鲁朗风景区，都是这个主打菜，现在已由林芝普及拉萨乃至成都、北京等大城市。鲁朗小镇，在色季拉山东坡山脚，东临波密，西接色季拉山西麓的林芝市所在地八一镇。田园牧场，森林牛羊，加之常年云雾缭绕，是风景绝佳之地，现在已经冠以“国际旅游小镇”，是318入藏必经之地。石锅鸡需用当地土鸡，大切成块，熟油炒锅，加花椒姜蒜爆香后，和手掌参、天麻同入高压锅压制30分钟备用。手掌参是一味中药，具有止咳平喘，益肾健脾，理气和血，止痛之功效。过去西藏许多人不识其功效，熬制后用来糊风筝，粘窗户。粗脉手掌参以西藏林芝产为佳。现在也有人把它比作第二虫草，好像有点夸张了。不过说来也怪，石锅鸡所用手掌参，在内地完全没有在高原的那种奇妙的味道。早些时候，拉萨到林芝尚未通高速公路，每当要去林芝或昌都，中午在松多或工布江达打尖，晚饭必赶到鲁朗吃石锅鸡。经常是，开始翻色季拉山时，打电话给相熟的餐馆，告知人数，定下座位。抵达之后，团团坐下，一个或两个石锅热腾腾上桌，咕嘟着，里面是加了盐、糖、枸杞、红枣、八角的浓汤，先在各自的碗里加点香葱、香菜，喝汤，一桌子呼噜噜响。一两碗汤之后，加汤，吃鸡。汤味有一股淡淡的药材清香，鸡肉嫩而有弹性。如果是蘑菇生长季节，吃完鸡就烫各种野生菌，那是难得的口福。日常是，加些各色蔬菜，泡几碗米饭，腆着肚子走人。实现了墨脱之行。穿过嘎隆拉隧道，景色大变，隧道入口的山北白雪皑皑，出隧道后则是云雾缭绕，满眼青翠欲滴，此时是阳历六月，汽车穿行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茂密原始森林，一路南下3000米，抵达雅鲁藏布江河谷。陡然下降的高度，使人两耳封闭，头浑然如瓮，而眼前漫山遍野的野芭蕉林，让人一下置身热带丛林，身心为之振奋。与两小时前的冰雪世界相对比，感觉是进行了一次四季穿越。跨越西莫河大桥，墨脱就在前面。世界只有一个墨脱，墨脱拥有整个世界。在嵌有“莲花圣地”的门楼上，响亮着这个标语。墨脱曾经远离世界，但墨脱人的胸襟足够大。墨脱藏语叫白玛岗，“白玛”，莲花，“岗”，圣地，隐秘之地。莲花秘境的传说曾经在藏地广为流传，吸引过不少人前往寻梦。今天，我也算是一个寻梦的人吧。墨脱县城，远比想象中繁华，山外所有的，这里一点不缺。交通信号灯闪烁，多少冲淡了一些新鲜感，就像我不久前前往中国最高的县，海拔5000米的双湖。印象里遥不可及的双湖，在我第二天早晨散步时，看见车站从拉萨往返双湖的公共汽车信息，那上面赫然写到：“双湖-拉萨。一天”。一天就能从印象中遥远的双湖抵达拉萨，而且是大巴车？那时候我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此时此刻，也有点类似的感觉。果果塘大拐弯真实感觉到了墨脱，还是离开县城之后。在雅鲁藏布江一个著名的大拐弯（雅鲁藏布江有好多大拐弯）——果果塘大拐弯所在的德兴乡德兴村，距县城不过7.8公里，蓝天白云，满眼苍翠，各种热带植物，让人真实感受到了墨脱的不同。而在背崩乡的格林村，这种感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格林村真是气韵十足，与众不同。首先是路。出墨脱县城西南行三十多公里，到达背崩乡，站在横跨雅鲁藏布江的解放大桥上，我感慨万端。背崩乡、松林口、解放大桥，这些在资深徒步爱好者心目中著名的地标，此刻都汇集在我的心里。遥想当年，那些从松林口三四天跋山涉水，历经艰苦的人们，远远望见解放大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里有亲爱的解放军，有人间烟火，有温暖干燥，还有热水可以烫脚。在这里，望着滔滔而逝的江水，我努力体会着“身未至，心向往之”的心情。继续西南行，盘山公路17公里，“跃上葱茏四百旋”，到达格林村，海拔1700多米。县城旁的德兴村海拔800米，到这里上升了1000米。格林村坐落在一个由六座山峰围绕形成的C型高山凹地，处在凹地中心的分水岭上。由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沿雅鲁藏布大峡谷北上，墨脱地区的所有地方都云雾缭绕，在县城的高处，每天早上看雅鲁藏布江水面的云雾起落，是一大景观。但格林村有所不同。因为它的海拔高度，飘渺的云雾都在平视之下，而头上的蓝天白云更是与众不同，格外亮丽。在这里，站在村外极目四望，身下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奔腾流淌，两岸青山如黛，河谷里云蒸霞蔚。远处，南迦巴瓦峰的皑皑峰顶若隐若现……格林村是墨脱境内唯一一处可以同时观赏南迦巴瓦峰、喜马拉雅山脉、雅鲁藏布江、印度洋北上暖湿气流变化过程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垂直气候与植物分布频谱场景的地点，颜值极高（具有很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在格林村，有一个名人黄家斌。说他有名，不是因为他是这个32户120多人村庄的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而是因为网络。他在网络上为格林村代言，卖茶叶、卖蜂蜜、卖民宿、卖风光，卖各种他认为对村民有利益的东西，也是一个网红。几年前，他从林芝市来到这里驻村，办了几件大事：牲畜入圈，改善交通，升级茶园。驻村书记，如“小国总理”，事无巨细都管。这个书记不容易，一住就是五年多，连续在村里过了四个春节。他们提出“茶叶立村、旅游兴村”的概念，把林下特色经济、有机观光农业、生态康养旅游、庭院经济作为村中发展的“四架马车”，打造“一线二馆三基地四景点”，一线是红色寻边线，包含观花、观鸟、观兽；二馆是军民融合村史馆和正在打造的动植物标本馆；三基地是兰花家园基地、中藏药材科普基地、食用菌科普基地；四景点是飘渺茶园、树王森林、门巴民俗村和达帕山。小小的边远山村有这样的思路和格局，不简单。我以下要讲到的，都跟这个人有关。其次是树。在格林村，黄家斌告诉我，他们村子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高的树！我吃了一惊。他在手机上把新闻放给我看，是2022年5月9日的报道，说道：“近日，记者从墨脱县林业和草原局获悉：通过和北京大学牵头的科研团队合作，墨脱县境内的背崩乡格林村记录到了一棵高达76.8米的不丹松，刷新了此前位于云南高黎贡山的72米秃杉树王的纪录，是目前中国大陆已知的最高的一棵树，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树王’。”远处的不丹松现在，这棵树已被当地的门巴人命名为“辛达布”，是神树的意思。黄家斌为此很是兴奋，构思了一整套配套宣传的方案。在格林村的一家民宿的楼上，我用手机也模糊拍摄到了高出密林一大截的十几棵不丹松的模样。在原始密林的簇拥下，它们显得亭亭玉立、卓尔不凡。我生长在大山里，对大树历来十分敬重，甚至有崇拜的心理，有大树所在的村子，于我而言，也变得神圣而亲切。在格林村的村史馆，我得知1950年8月，墨脱发生过里氏8.6级的强烈地震，地震烈度12度，地震中心就是格林村。强烈地震引起山崩地裂，使格林村不仅被夷为平地，而且陷落成了沼泽地，也就是现在的C型高山凹地。据说当时有四百多人的村子，仅仅留下有名有姓四户人家。地震中，大树不是被连根拔起，就是腰折，树峰的折断那肯定是百分之百。劫后余生，尚能成长为树中第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久后的2022年5月18日，又有一则报道，报道称：记者18日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郭柯团队近日在西藏察隅县考察时，发现了成片高大的云南黄果冷杉原始森林。经无人机吊绳多次测量，该原始森林林冠高度达70米。其中，最高的一株云南黄果冷杉高达83.2米、胸径207厘米，高度超过了此前曾报道的位于西藏墨脱的不丹松（76.8米）和位于台湾的秃杉（81—82米），刷新了中国最高树纪录。也就是说，格林村的中国树高记录保持了不到十天。这不重要。“辛达布”在那里，不管是不是第一，它都是格林村给我的念想。一年后的前不久，2023年5月，又有报道：5月26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林草局获悉，由北京大学牵头的联合调查队，在位于雅鲁藏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林芝市波密县通麦镇境内，发现了一棵高达102.3米的西藏柏木。此次发现刷新了按树种排名的世界最高树列表，成为仅次于美国海岸红杉的世界第二高树种，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成为目前已知的亚洲第一高树。[编注：根据中国巨树科考队今年6月进行的复测，这棵历史高度（包含主干枯枝）为102.3米、相当于36层楼高的藏南柏木，活体高度（从树干基部至存活枝顶部）为101.2米；按目前已有的测量记录，其活体高度101.2米依然为全球第二高树种、亚洲最高树。参见史博臻、张钧琪撰写的今日二条《亚洲最高树，活体高度101.2米！》]这则报道还说：近两年，众多科研团队将科技手段和方法创新运用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中，不断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内发现高树，持续刷新我国的高树纪录，这充分体现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独特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大树的不断发现，确乎与手段和方法的进步相关，而且毫无悬念，更多更高的大树会不断出现。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墨脱正处在它的核心，也越来越会为外人所知，成为与世界相连的一个所在。最后说说茶园。黄家斌的得意之作，是飘渺茶园。叫飘渺茶园，似乎有点虚幻之感，虽然迎合了许多游客逃离尘世的心理，我倒更愿意叫它天上茶场。茶园在格林村一处天然的台地上，三百多亩的茶场，俯瞰雅鲁藏布江，远眺南迦巴瓦峰，最神奇的是，沿雅鲁藏布江北上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围绕凸起的茶场，如潮起潮落。梦幻一样的云雾此起彼伏，在这片台地周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升起或者降落。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绿油油的茶垄，鸟鸣声声，和风吹树，此景只应天上有。黄家斌告诉我，这里所产的茶叶，在福建江浙一带受到热捧，价格不菲。我在茶园里摘得了几叶嫩芽，放进嘴里，初犹苦涩，回味却满口余香，至今不能忘怀。茶叶之于藏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被誉为“天界甘露”。关于茶叶，有许多民间传说，《文成公主的故事》是这样：唐时，饮茶之风很盛，文成公主远嫁西域，嫁妆丰厚，除金银首饰、绫罗绸缎等等之外，还带去了各种茶叶。由于西藏地处高原，气候寒冷干燥，人们一日三餐均以肉食为主，水果蔬菜甚少。文成公主初到西藏，生活很不习惯。每天早晨，当端来牛羊奶和各种肉食糌粑时，她就难以下咽。后来，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喝一些奶，再喝一些茶，胃果然舒服一些。后来，她干脆把茶和奶混合在一起，发现味道比单一的奶或茶更好。《西藏政教鉴附录》有言：“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地也。”还有一个《藏王的故事》：有一个藏王久病卧床。一天，他依窗休息时，忽见一只小鸟，口衔一根嫩枝飞来。藏王命人将嫩枝熬水，服下后，痼疾竟不日而愈。藏王遂派人按此枝四处寻找，终于在今四川找到了茶这种植物。这个故事有一定的道理。《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南（四川）八部族贡武王荼（茶）”。说明四川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食用茶，并将茶作为珍贵的贡品。历史上明确记载藏茶与四川的关系，是《明史茶法》：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其中的天全，就是今天雅安天全县，乌茶即黑茶，就是雅安藏茶，也叫边茶、砖茶。这也是“茶马互市”的记载。明《严茶议》载：“茶之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世界屋脊高寒缺氧，居民生活必须摄入高脂肪、高糖类食物以适应自然环境，同时，青藏高原过去没有水果蔬菜的生长条件，茶叶便成为调和分解高脂肪、高糖类食物并补充维生素的唯一之选。从四川、云南等地贩茶到高原，形成了藏族生存的补给线——茶马古道。藏族谚语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我读大学之前，生活在边城康定，这是处在雅安和藏区之间的交通咽喉之地，也是茶马古道的中转站。1950年之前，康定城里有诸多“锅庄”（就是供往返客商歇脚住宿饮马贸易的场所，多是四合院），据说著名的有48家，至今依然保留了少许旧址。那时候背夫们从茶叶的集散地雅安出发，背着竹篾编成的茶包，多的能达到200斤，一路风餐露宿，累了用T形拄杖顶着茶包歇脚。到了康定，在锅庄里交割完毕，藏区的买主再把茶叶包分装在牛皮口袋里密封上垛，运往西藏乃至印度等地。这些茶叶雨天常被淋湿，到了藏区又被密封发酵，产生了品质完全不同于起运时的茶品，因此也有“藏茶（黑茶）是马背上形成的”的说法。我小的时候，还有牦牛队运送那些茶叶垛子前往不通路的乡镇。那些牦牛，在县城不大的街道上旁若无人地轰轰然而去，给我极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也从小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那时候生活困难，酥油茶难得，一碗雅安砖茶熬制的清茶，也是温暖的记忆。如果有可能喝到酥油茶，必定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在茶壶里酽酽地熬好茶汁，在加栋（搅拌酥油茶用的有底座的木桶。用一个镶嵌与木桶同大小圆板的木棍上下搅动，使油脂和茶水充分融合，谓之“打酥油茶”）里放上酥油、少许盐，冲入茶汁，必要时再加点开水，我们家，如果有，就再加点捣碎的核桃仁。炉子上煨着一壶酥油茶，那一天就很美好了。在高原，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酥油茶，能解所有苦寒劳顿。常常有朋友初到高原，高反严重，唇焦口燥，劝着喝一碗酥油茶，也有化解之奇效。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就像有的人不适应异地的卤煮火烧、臭豆腐，勉强不得。扯得有点远了。黄家斌在飘渺茶园中心设计了一个观景台，莲花雕塑点缀。在那里，抬头可见东喜马拉雅主峰南迦巴瓦，低头是海拔不足千米的雅鲁藏布，眼前连绵的茶园满是青绿，新鲜空气中飘散着草叶花香，一年四季都能闻出春的气息。在这里，如果你早上起来天气晴好，可以从南面看到南迦巴瓦的日照金山。这可是全中国的独一份。我离开格林的时候，那里还在进行修建。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再去一次童话般的格林。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笔会近期作品推荐】张业松：长路周立民：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陈子善：新文学识小录三则黄开发：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陈思呈：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张薇：莎翁，戏剧时尚的弄潮儿小黑：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陈成益：“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舒飞廉：苏轼的《秧马歌》李皖：乐评人迪伦阮文生：徽州干货陆蓓容：赁居刘铮：钱锺书与借痴斋藏书默音：笔的重量沈嘉禄：口袋公园的树方益昉：会客厅里话“同仁”钱红莉：落葵、繁露、荇菜及其他潘敦：显灵彭伟：杨绛百岁寿辰的珍贵视频杨绛：俭为共德+魔鬼夜访杨绛

岁寒三友一般指松竹梅，汪曾祺《岁寒三友》则开宗明义，是指三个人：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谓此三人品行高洁也。像《岁寒三友》这样一万字的小说，得储备多少杂七杂八的知识才能写出来？我去年底又读了一遍，在书上做了好多批注，今天再读，仍然惊奇于它的好。汪曾祺的小说究竟要读多少遍，才是个够？近看到一篇短文，认为一个好的作家，要能够有文学表达的精密度和分寸感。这其实是非常难的，而汪先生正是在此“精密”上，做得最好的作家。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才那么迷人。这篇《岁寒三友》的故事，读者自己去看就可以了。我说一点细小的东西。首先这三个人名：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起这三个名字，汪先生是有所考虑的。王瘦吾是个开绒线店小铺子的，人也瘦，肩胛骨在长衫外都看得清楚，为人又忠厚老实，本分而生活清贫。陶虎臣是做炮仗店的，他的名字合他的职业。正如汪先生在文中所说“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靳彝甫是个画家，不是那种大画家，他画画，也只能糊个口。他清高，生活有雅趣，生活虽半饥半饱，可有滋有味。天井里有花草，用莲子种出荷花，水里养一二分长的小鱼。——汪曾祺没有一篇小说人物的名字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如小说《金冬心》里的盐商就叫程雪门，《鉴赏家》里的大画家就叫季匋民，卖果子的就叫叶三，《鸡毛》里的文嫂就叫文嫂，那偷文嫂鸡吃的经济系同学就叫金昌焕，《星期天》里的校长叫赵宗浚，而那个跳舞好的女的就叫王静仪。还有很多，汪先生的小说里人物的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有兴趣真可以编一份《汪曾祺小说人物表》。总的说，汪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一般是偏雅的，但根据人物的身份，也有叫陈泥鳅、李三的。在这篇小说里，汪先生将自己熟悉的生活尽情地往里面装，包括许多风俗。他实在是个喜欢写风俗的人，而且写得好，可完全融到小说中去，给小说增加了许多生气。在这篇小说里，比如，城镇里小生意人的生活场景，绒线店啊，炮仗店啊，小城画师啊。还有各种杂知识，比如关于绘画的（小城的画家和画师们）、民俗的（斗蟋蟀、放炮仗）。反正杂七杂八，汪先生说得都很有兴趣。其次是小说结构。说结构，还真是没有结构。汪先生也只是老老实实去写（仿佛极笨拙）。一块一块的，清清楚楚。说完一块，再去说另一块。先介绍王家绒线店、陶家炮仗店和靳彝甫画店（包括靳彝甫祖传的三块田黄）。再写三人都交了点好运。王家开了草帽厂、陶家那年炮仗生意不错，靳彝甫斗蟋蟀挣了点小钱，又遇见了季匋民（要买他的田黄，靳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卖的，此处为后文埋下伏笔），推荐他办画展，建议他出去见见世面、开阔眼界。小说一转折，只用了四个字：这三年啊！王瘦吾的草帽厂的生意被人挤了，陶虎臣炮仗店没了生意，家里断了炊，嫁（卖）了女儿，女儿得了病。正在两家已经活不下去了的时候，靳彝甫回来了。靳彝甫咬牙卖掉了三块田黄，接济两家。这样的交往，当然寄托了汪曾祺的人生理想，也颇具古风，有一种“但使风俗淳”的意味。当然，这也只是汪曾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这样的小说写法，就使得人物交集很少，正面写到王、陶、靳三人的接触只有三次（一次靳彝甫上门送匾，两次小聚）。因为汪先生说得好，说得有意味，说得深情，读者不费劲就读下去了，而且在不知不觉中给小说中的人物牵着走，读完还意犹未尽。虽然直接写三个人交接的地方少，但读者又无时不感到他们在交流，无字处皆有字也。这篇小说实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它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你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别出心裁的好处是写出了特色，但也颇有难处，还要有识货的人欣赏它。前不久在高邮，和学者杨早去看望年近九旬的金家瑜先生。金是汪先生的妹婿，他一辈子的职业是医生。金先生见到我们，交流了一会儿，他即很认真地询问起一件事来。他对杨早说：“给您说个事。”杨早：“您说。”金：“汪先生的《岁寒三友》能不能拍个电影？他的温暖程度不亚于《茶馆》。”不知道金先生为什么用“温暖”这个词。金先生接着说，“有一年在北京，大嫂问大哥，陆文夫的《美食家》拍成了电影，你的小说什么时候拍成电影？大哥说，我的小说不好拍。”这让我想起同是在高邮，见到同样也是汪迷的张国真先生。张先生聊起有一年在先生家，他非常直接地问先生：“如果改编您的小说拍电影，应该选择哪位导演更合适？”汪先生向烟灰缸里掐灭烟头，戏谑而平静地说：“请斯皮尔伯格导演合适。”想想当年《岁寒三友》发表的经过，已经够费劲的了。还奢谈拍电影。先是汪先生托一个同事带给《十月》杂志（这位同事有个同学在《十月》工作，这位同事还特意骑车送了过去），过了一阵没有消息。汪先生叫他给问问，《十月》的那位同学说，这个小说写的主题是什么？意思是不好发，便退了回来。过一阵，汪先生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受戒》有了点影响。《十月》的主编一次到京剧院来，又将稿子要了回去，发在了1981年《十月》的第3期上。想想也真是有意思。那一期同汪先生一起发表的那些小说，早没人议论了，而这篇《岁寒三友》，却多年来不断被人谈起。真是“解人”不易呀！同时也可设想一下，汪先生那时的寂寞和孤独。在这篇小说中，我也看出一点小小的不足。最后嫁给那个驻军连长的是陶虎臣的女儿。可在小说中只写到王瘦吾的女儿，对陶虎臣的儿女一字未提，最后忽然冒出一个女儿来，有点突兀。总之不太完美。我这点小小意见，如果汪先生能够知道，我想他该会同意的吧？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笔会近期作品推荐】张业松：长路周立民：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陈子善：新文学识小录三则黄开发：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陈思呈：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张薇：莎翁，戏剧时尚的弄潮儿小黑：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陈成益：“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舒飞廉：苏轼的《秧马歌》李皖：乐评人迪伦阮文生：徽州干货陆蓓容：赁居刘铮：钱锺书与借痴斋藏书默音：笔的重量沈嘉禄：口袋公园的树方益昉：会客厅里话“同仁”钱红莉：落葵、繁露、荇菜及其他潘敦：显灵彭伟：杨绛百岁寿辰的珍贵视频杨绛：俭为共德+魔鬼夜访杨绛

初到江门那个春节，不论走到哪里，满眼盆栽的桔树，都挂着累累的果实，有的火红，有的金黄，有的比叶子还茂密；有的桔树修成桶形，果实把叶子都遮住了，非得加铁丝才能支撑，叫人疑心是缀上去的，但却真真实实长在枝上。培育桔树的人，可真了不得，也下了不少工夫吧。这些桔树，摆在人家窗台上的，通常小巧玲珑，顶多一米高。摆在机关、酒店和商场大门口的，往往高过人头，还挂满红包，真是喜庆极了。花木市场离我的蜗居不算太远，散散步就能走到。有一年年前我去游逛，情不自禁买了一盆桔树，不到半米高，抱着它穿过公园，走过大街，送给亲戚家，就放在阳台上。我忍不住摘一个桔子尝一尝，呀，酸酸的，很不好吃，但——好看！每次我到亲戚家，就要看看我送的这盆桔树。我不大会跟人闲谈，站在阳台看看桔树，比坐在客厅自在多了。亲戚看我的面子吧，偶尔也拿残茶剩水给它浇灌浇灌。年后从街上走过，千门万户对联还在，福字还在，灯笼还在，桔树呢？那些摆在机关、酒店和商场门口的，有的果实就干瘪了、掉落了，有的连树带盆翻倒了，有的扔在垃圾站，更有的不知去向……才想到，这些桔树专供过年应景用的，没有人会照料它们。好想给它们浇浇水，施施肥，把弃掷的收养起来，然而……本地新闻报道，清理“年桔”年后就成了环卫工人一项繁重的任务。啊，年桔！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词，心儿就酸酸的，比年桔的果实还酸。这不是长在果园里的桔树，过了年就没有用了……算幸运吧，我送给亲戚的年桔不仅年后好好儿的，到夏初又开了不少花，颜色那么素白，芬芳那么浓郁，还把蜜蜂引来了，成为窗台上一道可心的风景。花儿谢了就结出绿绿的小果子，起初只有小米那么点大，渐渐长到绿豆大，指头大，成熟了就成金黄色。逢年过节到了亲戚家，我总是待在阳台上，把年桔看个不够。有时候，我不是去了亲戚家才看看它，而是为了看看它才去亲戚家。毕竟工作都忙，我去亲戚家的次数，实在太不够了。第三年我去看它，有一枝已经枯死，被掰掉了。原先它从树桩上长出三枝，分别朝向三个方向，树形丰满匀称，如今仅剩两枝，其中较大的一枝也损失了几个杈桠，只剩半株残树。我摸着被掰断的地方，暗暗心疼。亲戚说：“你这么喜欢，就搬回去吧。”送了人的东西，怎么好收回呢？我摇了摇头。却没想到，不多久亲戚买了新房，乔迁的时候把年桔留在旧家，告诉我说：“那盆年桔你还是搬回去，将来老房要出租，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扔掉。”要被扔掉？！我赶紧把年桔搬到自家，同样放在阳台上。这盆年桔，我买的时候就想让它长长久久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年桔”这个词，特意叫店家把塑料盆换成陶瓷盆，尽量多培些泥土。我一天不知要看它多少回呢！泥土干了，就浇浇水。叶子脏了，就施施雨。年复一年，它默默待在阳台上，从来不会对我言语，但却年年开花，年年结果，那花开得越来越密，果实也结得越来越多。今年我数了数，这么小的桔树，半株残树，居然结了三十几枚果实，成熟的两枚都有乒乓球那么大，金灿灿的，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它竭尽所能，每一个枝条都结了果。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笔会近期作品推荐】张业松：长路周立民：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陈子善：新文学识小录三则黄开发：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陈思呈：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张薇：莎翁，戏剧时尚的弄潮儿小黑：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陈成益：“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舒飞廉：苏轼的《秧马歌》李皖：乐评人迪伦阮文生：徽州干货陆蓓容：赁居刘铮：钱锺书与借痴斋藏书默音：笔的重量沈嘉禄：口袋公园的树方益昉：会客厅里话“同仁”钱红莉：落葵、繁露、荇菜及其他潘敦：显灵彭伟：杨绛百岁寿辰的珍贵视频杨绛：俭为共德+魔鬼夜访杨绛

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繁花：批注本》，我在朋友圈发了个Thanks

北京协和医院落成前后师生合影（本文图片均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董事会1921年年度报告）在《文汇报》“笔会”副刊上陆续读到方益昉先生的“医史循证”专栏文章，记人记事脉络清晰有理有据，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甚是喜欢。联想起了一百多年前北京协和医院的盛大建成仪式。拂去岁月尘灰，文字和小视频记录下的时刻分外感人。“初秋的北京分外美丽。胡同里不像平日那样尘土飞扬。街上开张的店铺生动如画，来回兜售的小贩和乞丐的叫喊，听起来也很和谐。出殡队伍和迎亲队伍展示着其铺陈庞大的设计。透过明净的空气，远处的西山山色如黛，近处的景山则点缀着玲珑小亭。还有皇城那巨大的城门，金色屋顶的紫禁城。与这些相比毫不逊色的，是绿色琉璃屋顶的豫王府，那是我们的新医学院和医院。”“在绿色琉璃屋顶下，有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和上了年纪的大水车，有成队的西医医学生、街上晃悠的苦力小工、常常可见的乞丐。街上手艺人的吆喝，混合着由新管风琴奏出的进行曲，他们送着队列缓缓进入美丽的协和礼堂。”据《北京晚报》(2021年10月27日第24版)介绍，这两段既浪漫又写实的文字“或出自1921年洛克菲勒医学会的年度报告”，执笔者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会秘书（我通过邮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询问当年的原版年报，无果，只好直接引用）。晚报用一整版文字和几张夹带着历史颜色的照片介绍1921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正式启用、小洛克菲勒替父到北京参加仪式的盛况。我被开头这段文字深深地吸引了。翻阅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年度报告，中文的英文的，第一次读到这么富有文学性、如此优美的年度报告！不由得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这年头的年度报告，除了口号、自我标榜和枯燥的信息罗列，别无长处，中外都差不多，似乎大家约好了一起远离曾经的优雅。那几天把玩手机，居然刷到了相关视频，原来照片中静止的人们纷纷动了起来，身着博士服的百来名学者学生们列队“缓缓进入美丽的协和礼堂”——当时也身在现场的胡适先生在日记中评价：这是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的盛况。不由得对那个年代产生了额外的兴趣。教授专家们列队入场1921年(以及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结束一段时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有迹象，对全世界而言，这仿佛都是个岁月静好的年代？以巴黎为典型代表的欧洲正处在黄金时代，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先锋作家齐聚巴黎，真正“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美国正经历着飞速发展，眼前的繁荣让每一个人都信心百倍，直到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来袭。中国呢，大清王朝灭亡已经整整十年，主政的是北洋政府(1912-1928)。百度百科这样介绍北洋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和平的方式完整继承前朝疆域的政权，也是在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而当时身处广州的孙中山正在筹备北伐，讨伐北洋势力——四年后他在协和度过人生最后时光。1921年更是我党伟大诞生年，我们称之为“觉醒年代”。也许正因为是“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走向共和并在一战成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国际上也处于上升期，整体看上去呈现积极开放态势。与小洛克菲勒同船抵达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的著名医学家就多达21人，再加上菲律宾、朝鲜、日本等邻国代表，这个学术阵容分外引人注目。从9月15日到22日，每天都举办学术讲座，主讲人均为这些医师、学者，可以说是当时“医学研究的高端论坛”。此外，协和医学院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仅15日当天就有数千名北京市民和外籍人士来到协和，参观这座已经在北京开办数年的医学殿堂(协和1919年已落成)。协和医学院的师生和校舍从记录中看，那为期一周的活动中，上午通常是学术讲座，下午是为远涉重洋而来的客人们安排的风光浏览，将北京城内外最负盛名的古迹名胜一网打尽——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交流活动，我猜想洛克菲勒董事会秘书写不出那么美丽的文字。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也以最高规格宴请了国际来宾和国内代表。从现在的盖棺定论看，徐世昌是“文治总统”，并无那么多军阀气，对科学技术怀有崇敬之心。印象更深刻的是小洛克菲勒在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大体意思是：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中国的医疗问题，作为西方人，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条道路；期待有朝一日，中国人可以完全掌握这所学校和医院，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医学，永远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我理解，这是真诚的、无私的帮助。这个家族对中国医学发展的支持值得被记住。1921年北京的迷人秋天中，如时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方先生特别写过的颜福庆先生的堂兄)所讲：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有这样的仪式，将来自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各地的众多杰出的访问者、著名的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的宗教领袖聚集在一起，聚集在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回望这段历史，感慨庆典之简洁庄重、学术活动之高端大气、主人之殷勤款待、宾客之倾囊相授、众人追求科学之拳拳之心。目光回到眼下，全球化出现退潮趋势，各国相互指责、互探底线，学者们不得不各为其主，都罔顾历史上这一美丽时刻。这是值得深思的。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笔会近期作品推荐】张业松：长路周立民：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陈子善：新文学识小录三则黄开发：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陈思呈：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张薇：莎翁，戏剧时尚的弄潮儿小黑：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陈成益：“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舒飞廉：苏轼的《秧马歌》李皖：乐评人迪伦阮文生：徽州干货陆蓓容：赁居刘铮：钱锺书与借痴斋藏书默音：笔的重量沈嘉禄：口袋公园的树方益昉：会客厅里话“同仁”钱红莉：落葵、繁露、荇菜及其他潘敦：显灵彭伟：杨绛百岁寿辰的珍贵视频杨绛：俭为共德+魔鬼夜访杨绛

昆曲研习社我去曲社（昆曲研习社），最初并不是冲着昆曲去的。俞平伯先生的女儿俞成教一些年轻人学古文，俞先生间或也给讲讲课，我的一些比我年长几岁的朋友——李广学、周裕德等，都去学，地点就在老君堂俞先生家中。那时，曲社一星期两次活动，一次在朝阳门内老君堂俞先生家，一次在和平门内半壁街陆老太太家。我是因随朋友去学古文而进入曲社的。初进曲社，听伴着笛声的唱，给人一种由尘世而入仙境的感觉。且古堞在左，俞家在1919年买下的旧宅，在夕阳下，灯影中，显见了那样的一种尚还熟悉的生活，和与那种生活相联系的更久远的一种思绪、感怀。我对昆曲的迷恋，自那时始，至今六十一年。在湖广会馆演《卸甲封王》后，左起：刘振泉饰演李白，朱家溍饰演郭子仪，包立饰演唐王，作者饰演龚敬那时，我十几岁，听到的，先是《长生殿·闻铃》中那凄苦、缠绵、至死不渝的情与悔纠缠在一起的绝唱：才离马嵬，至剑阁，听檐间的雨夹杂着铃声，“一点一滴又一声，点点滴滴又一声”。后是《牡丹亭·惊梦》中的“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及《游园》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当时正读《红楼梦》，又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候，感慨万端。除这些外，是在国子监和海王村的旧书堆中搜寻曲谱及相关的书籍，看曲社和北昆演戏，参加在北海庆霄楼举行的曲社公期，及其他同期活动，听俞平伯先生讲《琵琶记》和吴小如先生讲《牡丹亭》，及每周两次去老君堂和半壁街拍曲、踏戏。曲社较大的活动有两类：一是清曲，二是彩唱。曲社属中国传统的会社，称“雅集”。这类组织除曲外，还有诗、书、画、印、琴、棋等，参与其间的，除文人雅士外，自帝胄王孙、达官显贵至市井中人，无所不包——只因了兴趣的相同而会聚一处。清曲雅集，至少有数百年的传承，原与彩唱截然分别，只在晚近，才有清曲与彩唱兼之的会社，北京昆曲研习社即是。《瑶台》，包立饰演淳于棼，作者饰演红蚂蚁那时，激进的大跃进、公社化、超英赶美，渐行歇止，而“四清”和“文革”正悄然将至。社会尚存一些空隙，使一些人还能活在昆曲之中，继续了旧有的文化传承和旧有的生活。1956年由俞平伯先生举办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与1936年同样由俞平伯先生举办的谷音社不同，是时代不同，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不同了。而1964年之前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与1979年恢复后的北京昆曲研习社（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不同，是人不同了。人的心气儿、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种文化的改变，也是一段历史的终结。过去的曲社，处主导地位的是一些活在昆曲之中的人，昆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更有一些是为昆曲活着的人，昆曲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到了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时候，一些人在社会上有着体制内的身份，如前期的俞平伯（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和当时极力支持曲社的高级别官员，后期的朱家溍（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倪征燠（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周有光（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一些人则在体制外——特别是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在体制外。今天只被称“著名曲家”而别无头衔的，其实在当时是被视为“遗老遗少”，称“资产阶级”或“封建余孽”的。在曲社，可以看见社会的另一面——在那时，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一面。当然，也有不少名声显赫的人士，出自喜好，来曲社。如：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张庚（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欧阳予倩（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唐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顾颉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朱德熙（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北京大学教授）、赵景深（复旦大学教授）、华粹深（南开大学教授）、黄永玉（中央美院教授）、吴晓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从文（作家）等。京昆其实，在去曲社前，我对昆曲已有接触。那就是看保存在京剧中的昆曲。按旧规矩，学戏是应由昆剧“开蒙”的。京剧团演出时也演一些昆剧，像《游园惊梦》《山门》《夜奔》《问探》《思凡》《下山》。另外，京剧中常要唱《牌子》的“大字”，这些牌子都出于昆剧。京剧还常在皮黄中杂以曲子，如《群英会》（现在不带舞剑了，一些年轻人就不知道了）。京剧的武戏中更常有既唱皮黄，又唱曲子的，如《艳阳楼》，还有全唱曲子，或差不多都是唱曲子的，如《挑滑车》《铁笼山》。我学京剧时，曾从祝宽先生学过《探庄》，他是包丹庭先生的学生。在民革的业余京剧团，载涛先生（清宣统皇帝的七叔，曾主清末陆军，共和国时期，任解放军炮兵马政局顾问）排演《安天会》，我还给他来过伞猴。当时，是张律（载涛先生的学生，载涛先生给他说过《芦花荡》）的马夫猴，其他8个小猴都是旧时的将军，黄定的童儿，姜涛的巨灵。后来，朱家溍先生在曲社演出，一些戏（如《别母·乱箭》《刀会》等），大抵也是京昆的路子。朱家溍先生的《别母·乱箭》，作者饰演射塌天朱家溍先生的《送客》，作者（左）和包立饰演客北昆（昆弋）北方昆曲剧院的基础是河北的昆弋艺人。昆弋合班自明以来有着数百年的传承，只是成立北昆（北方昆曲剧院）后，就再也不唱弋阳腔（京高腔）了。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喜欢昆曲，自读大学时起，就常聚曲友唱曲、说戏。参与其间的有何金海、迟景荣、高步云、赵元方、傅惜华、朱家溍等。又与昆弋艺人侯玉山相交甚厚。为陆先生称道的昆弋艺人有：陶显庭、郝振基、侯益隆、王益友等。可惜我都没赶上。我看过和喜欢的北昆的戏有：侯玉山的《嫁妹》《山门》，侯永奎的《刀会》《夜奔》，白玉珍的《草诏》。当然，韩世昌、白云生、马祥麟，以及李淑君等的戏，我也都看过。当时，北昆的戏，几乎是每演必看。但以个人喜好而言，阔口戏，我喜欢北边的，生旦戏，我更喜欢南边的。南昆南边的戏，有徐凌云先生（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看他的《昆剧表演一得》），有粟庐父子（曲社袁敏宣老师即学他们），还有与苏州昆剧传习所关联的那些人（曲社张允和老师及其姊妹张元和、张兆和、张充和等即曾从传字辈的演员学曲，张元和的夫君顾传玠即传字辈中佼佼者）。至于看戏，先是上世纪60年代初，看俞振飞、言慧珠来北京在长安戏院演的几场戏。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太白醉写》。此前，我看过俞的学生宋铁铮在北昆演过。后来，上世纪80年代，我又陪宋铁铮在曲社演过，我的唐明皇，朱尧亭的高力士，周铨庵的杨贵妃。20年后，俞先生再次来京，我再次看了他的《太白醉写》。我自己一直想演这出戏，只是没有机会。《太白醉写》演出后，后排：作者（饰演唐明皇）、宋铁铮（饰演李白）、周铨庵（饰演杨玉环）、楚图南、张允和、欧阳启名（饰演宫女）、朱尧亭（饰演高力士）上海昆剧团的戏，是在他们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几次进京时看的。后来，去上海时也看。与郑传鉴，及岳美缇、蔡正仁、计镇华、成志雄诸先生，还有往来，他们来京，在包立家一起吃饭。郑老师每餐要饮老酒。郑老师在曲社教过戏，成志雄则是我上世纪90年代去上海作法官培训时，每次必见，一起去吃三黄鸡、小笼包，还去吃螃蟹，吃西餐。我喜欢岳美缇的《玉簪记》《拾画·叫画》《湖楼》《受吐》，蔡正仁的《迎像·哭像》，华文漪的《游园》《小宴》，梁谷音的《借茶》《痴梦》，计镇华的《烂柯山》《搜山·打车》《开眼·上路》，以及成志雄、岳美缇等的《游殿》。浙江昆剧团汪世瑜的《西园记》，我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看过的，80年代，再次看过，是我很喜欢的少有的改排过的戏。汪世瑜在后来逢两会来京时，也会见见。他和周铨庵老师合演《小宴》，我还给他跑过龙套。南京昆剧团张继青的《寻梦》《痴梦》也不错。南京昆剧团还有一出《鲛绡记·写状》，很值得一看。另外，曲社的戏，宗南边的，有朱世藕的《痴梦》，朱世藕、王继英的《折柳·阳关》，不是一般的好。再就是我在十几岁，“文革”前看曲社的《见娘》《男祭》等戏，现在是很难看到了。习曲我初到曲社时，从袁敏宣老师习曲，当时，拍的是《闻铃》《琴挑》《惊梦》等戏。1979年曲社恢复后，从周铨庵老师习曲，又拍过《惊梦》，还拍过《折柳·阳关》《梳妆·掷戟》和《寄子》。从樊书培老师习曲，拍过《琴挑》《扫花·三醉》，学过《扫花》的道白。又从侯玉山先生习曲，拍过《训子》《山门》，从陶小亭先生习曲，拍过《酒楼》，从朱家溍先生习曲，拍过《赐福》。当然，严格讲，这些，都没有落地。我唱曲，大多凭印象——小时候的印象。另外，周老师和朱家溍还给我说过身上。演戏在曲社登台，第一次是1963年，在张茂滢的《文成公主·远行》一折中，我演船夫，地点是在文联礼堂。后来在曲社的戏单上还留下了那一年我在《后亲》中扮演龙套的记载。1979年，曲社恢复活动后，我忙于他事，往往也只在缺人时跑跑龙套。特别是朱家溍先生的戏，《刺虎》的校尉、《送客》的客、《别母·乱箭》的射塌天、《卸甲封王》的龚敬、《赐福》的财神，都是我给来。其他，如朱世藕的《痴梦》，我给来皂隶。周铨庵、汪世瑜的《惊变》，我给来个太监。包立的《打子》，我给来个花子。周铨庵、欧阳启名的《惊梦》，我都给来过大花神。周铨庵、李淑君、欧阳启名的《惊梦》，我都给来过睡魔神。《惊梦》中的“堆花”，我来五月花神。包莹、段红英的《瑶台》，我都给来过红蚂蚁。宋铁铮、李倩影的《小宴》，我给来过杨国忠。傅东林的《赐福》，我给来魁星。傅东林的《弹词》，我给来过两个客，一个是旦扮的，一个是付扮的。我说过：《弹词》我能全出任何一个角色，《惊梦》，我能来旦角之外的任何一个角色。《醉写》是我非常喜欢的戏。1983年，宋铁铮演《醉写》，我为他配演唐明皇。《寄子》更是我喜欢的戏，朱家溍、宋丹菊演时，我为他们配鲍牧。曲社演一些在舞台上已多年难见的戏，是我促成的。侯广有是侯玉山先生的公子，北昆给了侯玉山先生很高的尊崇，但在北昆的舞台上却已几乎看不到侯玉山先生传下来的那些戏了。我和包立陪侯广有唱过《火判》，我来富奴，包立来闵远；《激良》，我来杨六，包立来岳胜；《下书》，我来长老，包立来张生。《激良》，侯广有饰演孟良，作者饰演杨延昭，包立饰演岳胜《扫秦》，是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喜唱的戏。1992年，经我提出，才在曲社的舞台上又演了这出戏，由朱尧亭饰疯僧，包立来老和尚，我的秦桧。说实话，我是很想演《扫秦》的疯僧的，当年朱尧亭已近60岁，我45岁，故让他先演。《扫秦》，作者饰演秦桧，包立饰演老和尚，朱尧亭饰演疯僧至于我自己的戏，《寄子》的伍子胥，我唱了六次，伍子由包莹演过三次，王继英演过两次，最后一次在2019年，是苏昆顾预演的伍子。《寄子》是四百多年前魏良辅在原昆山腔基础上“转喉押调，度为新声”，以成“水磨调”后，用于戏曲演出第一剧《浣纱记》中的一折也是在舞台上传演至今，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一折。一曲【胜如花】“清秋路，黄叶飞，为甚登山涉水”，是我印象中（书名忘记了）被译作五线谱以向外推介的中国古典音乐中少有的一曲昆腔。我演伍子胥，更会想到较《寄子》更少有人演的《赐剑》，写伍子胥用吴王所赐镯镂之剑自刎，起首的【一枝花】说：“哀哉我百年辛苦身，只看俺两片萧疏鬓。我一味孤忠期报国，那里肯一念敢忘君。”而后的【乌夜啼】则唱道：“……老妻，一任他死和存。娇儿，那里去通音信。我如今拼却孤身，回报前君。慢慢将前情一一细评论。前情一一细评论。诉说俺一生辛苦无投奔。”——“百年身，千秋笔，儿女泪，英雄血”，这，就是中国戏所演的。《寄子》，作者饰演伍子胥《寄子》，朱家溍饰演伍子胥，宋丹菊饰演伍子，作者饰演鲍牧65岁以后，想多演演戏了，当年演了《亭会》（2012年5月），只演前半出戏，只上小生一人。表现一个书生酒后，在“夜阑人不寐”时，对自己所爱女子的思恋。那思恋至深而凄楚缠绵，且思之不得一见，自别是一般心痛。作者在《红梨记·亭会》中饰演赵汝舟第二年，演了《山门》（2013年6月），同样是只演头场的前一半，不上卖酒人，只上鲁智深一人，唱【点绛唇】和【混江龙】各一支。一般人以为《山门》是粗曲子，鲁智深只一莽汉，而很少会想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何以会联接了《红楼梦》与“路见不平”挺身拚命之人。在“云遮峰岭，日转山溪”的五台晚景中，鲁智深慨叹“……说甚么，袈裟披处千年话？好教俺悲今吊古，止不住忿恨嗟呀”。我演的这段戏，也就唱到这里。作者在《山门》中饰演鲁智深后来，又演了《三挡》（2014年4月）、《酒楼》（2015年6月），都只是演了其中一个人的戏。前者，写秦琼为贺方谗言要害其性命，幸得歌姬张紫嫣连夜告知（张紫嫣竟为此自刎身亡），于冷冷雾雨中策马奔潼关而去。秦琼扎大靠，持金杆枪、马鞭，起霸上，唱【醉花阴】【喜迁莺】各一支，然后是“下场”。作者在《三挡》中饰演秦琼后者，写郭子仪于安史之乱前以武举进京谒选，忧国伤时，酒楼独饮，怅然而归。上场念诗，自报家门，然后唱【集贤宾】【逍遥乐】各一支，道：“向天街徐步，……俺则见来往纷如，闹昏昏似醉汉难扶，那里有独醒行吟楚大夫”。自己“待觅个同心伴侣，怅钓鱼人去，射虎人遥，屠狗人无”。准备还要唱《下山》，也是只上小和尚。一是把各行的戏唱全了，二，当然，有所思、所感、所悟。戏，于我是陶写之具。曲情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去农村插队，为时八年。其间，一次回京，病中，听劫后尚存的一张唱片——是梅兰芳、俞振飞、言慧珠、华传浩的《游园惊梦》，忽心有所感，不能自持，继复思之，则恍如隔世。至今，有时，静下来，尘世的喧嚣，且近且远，我心不知所如。想到俞平伯先生幼有“僧宝”乳名，五岁（虚岁）入寺挂名为僧。曲于汉文化，数百年，传承演唱，“使旧常新”，成多少人生命中的一部分。今日，我从之学曲的老师都不在了。此中旧友，如成志雄、崇光起，亦皆离去。我有“一生三出戏”说，又作《三痴庵谈戏》，此中之意，不是“爱好”二字所能涵括的。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笔会近期作品推荐】张业松：长路周立民：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陈子善：新文学识小录三则黄开发：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陈思呈：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张薇：莎翁，戏剧时尚的弄潮儿小黑：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陈成益：“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舒飞廉：苏轼的《秧马歌》李皖：乐评人迪伦阮文生：徽州干货陆蓓容：赁居刘铮：钱锺书与借痴斋藏书默音：笔的重量沈嘉禄：口袋公园的树方益昉：会客厅里话“同仁”钱红莉：落葵、繁露、荇菜及其他潘敦：显灵彭伟：杨绛百岁寿辰的珍贵视频杨绛：俭为共德+魔鬼夜访杨绛

所谓衣食住行，“衣”被排在了第一位。七十多年来，布衣陪伴了我的大半人生。从棉布破衣到呢绒绸缎，又回归布衣，回首往事，几多辛酸，几多欢喜，几多感慨。小时候，父母为了省钱，我们家很少买成衣。父母手头有宽裕的钱就会去布店扯块布料，自己做衣服。我出生不久，父亲有一天下班，扯了两块布料，夹放在自行车后面。初为人父，他还贪玩，途中见人打牌，自行车靠边一停，扎入人群看别人输赢。待他回到自行车旁，夹在后面的布料不见了。这事发生在1949年之前，母亲嘀咕了他一辈子。早年的嘀咕是责怪、抱怨，晚年儿孙绕膝时，则是调侃、戏笑。我记忆中，幼时也跟着母亲在塘桥老街布店看她买布，母亲一口宁波土话：“扯三尺龙头细布。”营业员拿过母亲看中的那匹，在柜台上摊开，用尺子一量，剪一个小缺口，然后两手一用力，一块布就扯了下来。我们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境并不富裕，一般只有过年时才会有新衣服穿。1950年，我的三弟出生，“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就开始成了我们家的穿衣规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致也是这个意思。不过，我穿的“新衣”大多也是长辈们穿剩下来后，母亲改制而成的。有回过年，母亲用爷爷过世后留下的呢料长袍，为我们兄弟各改制了一件上衣，我们穿着蹦蹦跳跳地在弄堂里给邻舍长辈拜年，邻舍都夸母亲手巧。记忆里，幽暗的灯光下，“慈母手中线”的印象很深。后来母亲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一台缝纫机，缝缝补补，解决一家老小的穿衣问题。像我们家的这种境况，当年不在少数。弄堂里有户李姓人家，前面连着生了五个男孩，“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的穿衣经到了他们家就有了新的延伸，叫“烂污阿四”，意即布衣到了老四那里，已烂得不成样了。到了六十年代，物资匮乏，买布开始凭票供应。1969年春天，殷慧芬16岁的妹妹要去吉林务农，按照上海里弄的风俗，左邻右舍都送了礼，一条毛巾、一只手电筒之类。舅舅舅妈答应送妹妹一件礼物。那天，舅妈陪着妹妹逛四川路，妹妹看中一件漂亮的花格子衬衣，价格九元八角，比一般衬衣贵，还要布票。妹妹的要求大大超过了舅舅舅妈原先五元钱的预算。舅妈拗不过妹妹，于是对妹妹说：“超支的部分和布票你回去要跟姆妈说，要补给的。”妹妹为了得到这件衬衣，一口答应。谁知她回家后根本不敢说，第二天就乘知青列车一走了之。事后舅舅来“讨债”，舅舅说：“超支的钞票就算了，但布票是要还的。”母亲因为妹妹去吉林，在家里暗泣，舅舅在此时说这件事，母亲当即痛骂了他一顿，后来与父亲凑齐了九元八角和五尺布票，叫殷慧芬当天去还给舅舅。从此，整整五年，与舅舅家互不来往。殷慧芬后来根据这件事，还写了短篇小说《悄然而去》，读来令人唏嘘。我们家的布票舍不得用，因为家里更重要的是糊口。为了让子女们少受饥饿，母亲悄悄地用布票与邻居换粮票。青黄不接时，母亲用舀米的铁皮罐刮米缸底的刺耳声音，我现在回忆都觉心颤。1965年9月，我高中毕业。离开浦东老家去嘉定那天，是我衣着很光鲜的一天。母亲为我买了件浅蓝色长袖衬衫，为我缝制了一条藏青蓝卡其布长裤。其时，母亲还在里弄加工厂为油粮仓库缝补麻袋。二十来个妇女，用粗针、粗麻线缝补破损的麻袋，麻袋在她们手里翻过来翻过去，扬起一阵阵蓬灰，乌烟瘴气，令人窒息。即使是这样一份工作，这些妇女还要你争我夺。有一回，我听母亲在父亲面前嘀咕：“说是要减员，凭啥把我减掉？我家里困难，里弄里都知道。我明天找柴秀娣去。”这个柴秀娣是里弄居委会的，那天正巧看见我这一身衣着，后来对母亲说：“你说你们家困难，我看你儿子出门一身新衣服，漂漂亮亮，困难什么啊？”呛得我母亲一时语塞，差点哭出来。1965年入冬，我先是穿一件百衲布般的破棉衣，后来母亲为了让我能体面些，把父亲那件用爷爷呢长袍改的棉袄换给了我。第二年冬天，我用自己的学徒工资买了一件士兵便装式的棉袄，觉得很漂亮，还专门去照相馆拍了照。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民还用过“假领头”。“假领头”又叫“节约领”，其实只是一个领子，外面套件外衣，让别人从表面看，感觉你像穿了一件真的衬衣。回忆那个年代，小裤脚管、喇叭裤会被视为奇装异服。那时有首儿歌：“小裤脚管花衬衫，阿飞阿飞骚得来。”穿花衬衫小裤脚管，会被认为不正经。有几年，你如果穿小裤脚管之类，会被当街剪你的裤脚管。在衣服的用料选择上，五六十年代一般棉布居多，农村用土布的也不少。之后，衣服用料的种类多了化纤面料。比如人造棉、的确良、涤纶、涤卡等。“的确良”刚流行时，虽然不用布票买，但因挺括不皱、结实耐用，价格并不便宜。因为价格贵，我们日常用语中形容大材小用时就说：“你拿‘的确良’当揩台布啊？”可见在当时人们眼里，的确良比棉布高级。如今，的确良给我穿，我会觉得不透气，不舒服。但在那个年代，却很时尚。我记得七十年代，我与殷慧芬旅行结婚到杭州，穿的就是的卡中山装。除了棉布、化学纤维等衣料外，有钱也可以用羊毛织品如毛哔叽、毛呢料做衣服。但因为昂贵，普通百姓一般不敢奢望。我结婚时做过一件藏青色毛哔叽中山装，花了四十多元。而我那时的工资每月才36元。匪夷所思的是那件毛哔叽中山装，因为昂贵当年舍不得穿，后来却因为服装的多样，长年被搁置箱底。八九十年代，人们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两用衫、夹克衫、牛仔裤等各式各样的服装开始为大众青睐，花裙子、蝙蝠衫、喇叭裤、一步裙、西装、旗袍、风衣都纷纷出现，服装款式更多元化。我那时穿西装较多，一方面是职业的原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西风东渐，也有点赶时髦。这样的纯毛料西装我有十几套，单排纽，双排纽，两边开衩，中间开衩的都有，出席重要场合一般都是西装革履。再后来，开始讲究品牌。外国品牌陆续进驻中国市场，比如皮尔卡丹、鳄鱼、耐克、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等等。这些品牌的衬衣、体恤乃至脚上的鞋子袜子我都穿过。在欧美等国旅游，也常去这些名牌专卖店，遇见适合自己的都会刷卡购买。有一年在英国，我们夫妇俩竟然连鞋子都买了十来双，占了大半个行李箱。最近几年，久违了的香云纱、绣品、绫罗绸缎的高档面料在服装中时常见到。时装秀、时装发布会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但就我而言，还是觉得穿棉布甚至是土布衣服最舒服。既朴实无华，又简单舒适，还与众不同。这与五六十年代穿棉布或老土布衣服不一样，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可以说有质的飞跃。王安忆和王周生、殷慧芬在淘土布少年时代，穿棉布或土布衣衫，只是解决蔽体和保暖，而现在则是为了体现个性，不与别人重复。昔日农村妇女手工织造的土布恰恰具备每匹布都不一样这个特点。如果能请时装设计师根据个性设计，在制衣时又运用手工缝线，配以不同材质的手工饰品点缀其间，穿着这样的土布衣服，走在街上，平常、低调，却彰显了民族特色和东方元素。因为对土布衣衫的喜欢，近几年，我们四处寻觅各种土布，条纹的，格子的，红的，绿的，蓝的，梅花、海棠花、米粒状的……各种花饰和挑花、提花、踏花等各种工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我和殷慧芬穿着土布衣服出国旅游，这些土布衫的美丽，往往会吸引异国朋友惊羡的目光。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笔会近期作品推荐】张业松：长路周立民：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陈子善：新文学识小录三则黄开发：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陈思呈：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张薇：莎翁，戏剧时尚的弄潮儿小黑：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陈成益：“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舒飞廉：苏轼的《秧马歌》李皖：乐评人迪伦阮文生：徽州干货陆蓓容：赁居刘铮：钱锺书与借痴斋藏书默音：笔的重量沈嘉禄：口袋公园的树方益昉：会客厅里话“同仁”钱红莉：落葵、繁露、荇菜及其他潘敦：显灵彭伟：杨绛百岁寿辰的珍贵视频杨绛：俭为共德+魔鬼夜访杨绛

Northcliffe）一行到访申报馆。同年12月23日，美国新闻学家格拉士（Frank

一度一年今又是，好看无赖逗秋风。葫芦，是一种遍布世界各地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广义上泛指一切瓜类，狭义上则专指其实除供食用之外，待干枯后以质地坚硬致密更可用作盛器者。狭义的葫芦又作壶卢、胡卢，枝叶藤蔓攀缘分布，丛繁密集，与同科的其他瓜类相近；但果实的形状却因品种的不同而有相去悬殊的大小、长圆多种样式，尤以上下鼓突中间束腰的形状最为典型。从顶部截去小段可用作酒壶、药壶，横向剖开则称作瓢，多用于舀水。“按下葫芦浮起瓢”，这句俗语所讲的，正是指葫芦器的用途多与水相关。除实用之外，在中国传统中，葫芦更有着悠久而且重大的文化意义。传说上古时天下洪水，伏羲女娲兄妹乘了一个大葫芦的瓢得以避水免难；洪水退去后，人类灭绝，兄妹成婚，女娲乃抟土造人，重新创世了文明。兄妹二人，尤其是女娲，也因此而被尊为中华人文的始祖。而据闻一多的考证：女娲之娲，《大荒西经》注，《汉书·古今人表》注，《列子·黄帝篇》释文，《广韵》《集韵》皆音瓜。《路史·后纪二》注引《唐文集》称女娲为“

庄行伏羊节，羊汤开锅，宾客撒葱花梅雨结束，上海就进入伏天了。酷暑猛如虎，这话一点都不假。走到哪儿，都是热烘烘的，温度直逼40度。人在街上走，像是走在金星的沙砾上，脚掌发烫，整个身体的感受，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桑拿室，热浪一阵接一阵，让人透不过气来。没办法，最好的避暑是在家待着，吹空调、翻闲书，尽可能减少外出。但谁能长久享此清福呢？为了生计，还得出门奔波。就在这城里苦守苦熬的时候，朋友汤君来电，说是上海奉贤庄行举办伏羊节，让我过去看看。一听这夏日里去吃伏羊，我的心里就有点恐慌，回忆也是苦涩的。十多年前参加中国作协的一次考察活动，经过安徽萧县，正好赶上伏羊节。我对伏羊不伏羊根本没有印象，只是觉得夏日酷热，原本就热得难受；羊肉也是热性的，还要加上烧酒助推，这不是火上浇油么？无穷热叠加在一起，吃进嘴里，叫一般的人身体怎么消受得了？但那时年轻，入乡随俗，就随大家伙进了饭店，加入到伏羊节的吃喝行列中去了。这次吃喝的惨痛后果，就是上了高铁后，觉得头疼欲裂，昏头昏脑回到家，第二天浑身是因过敏发的红斑。去医院看医生，医生二话没说先查过敏源，查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最后配了几盒清热解毒丸，服用一星期后，才慢慢恢复过来。有过这番难忘的经历，我明白夏天是不能乱吃羊肉的，尤其是什么羊肉烧酒强身健体之类的说辞，我不太相信。但暑期经过菜场，的确见到一些饕餮之徒，一大清早就在羊肉馆里喝烧酒，这烧酒还不是上等的白酒，基本上都是土烧。他们喝着烧酒，吃着羊肉羊杂，拉着家常，说说笑笑，快乐无比，差不多天天如此，好像也没见他们身体有什么不适应。但对我而言，确实是不敢乱吃伏羊的。汤君热情相邀，电话里说了几位我平时交往的朋友也将赴会，我乐意与朋友们在一起热闹热闹，就冒着烈日驾车去奉贤的庄行。车程约一小时，从高架转入南庄路，迎面而来的，是一片清凉。高大的樟树夹道而行，公路两侧，成片的翠绿果园，果枝上挂满即将成熟的蜜梨和黄桃。扑面而来的清香气息，让人不知不觉安定下来，一身的暑气也散去了，清凉就这么不请自到了。汤君早就在路口相迎。疫情三年，彼此牵挂，看到他还是那么开心、健康，感觉特别的高兴。晚上去农家便餐，我在一旁喝着茶，听汤君和朋友们聊天。偶尔也会吃一点羊肉，细细品味这让我有点担心却又难以舍弃的美食佳肴。第二天一清早，赶着去看羊肉入锅与出锅。奉贤庄行的伏羊节有上千年历史，这里的羊肉特点之一，是白煮羊肉，羊肉没有膻气。而这不是靠香料配方去除膻气，全靠厨师不断拿勺子舀去肉沫完成的。这是一手绝活。在新叶村一家新建的餐馆，我见到厨师在一只大锅中不断地舀肉沫。一大片羊肉被一块铁块压在沸水中炖煮，整个厨房飘荡着羊肉的香气。问了厨师才知道，庄行伏羊节，用的是崇明的白山羊，一般是养了一年以上的，做法是清炖。据说羊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是软肋部位。回庄行的路上，太阳升起来了。水杉行道树像撑起无数把绿色的遮阳伞，形成长长的甬道。两边是铺展开去的稻田，稻田上漂浮着朦朦胧胧的晨雾。有白色的水鸟在不紧不慢地绕行，欢快地鸣叫。望着这满眼的绿意，我体会到古诗所说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乐趣。回到庄行，过八点了，安静的村镇忙活起来。水果蔬菜集市热闹非凡，村里的羊肉馆也早已开张营业。站在广场，可以望见羊肉馆二楼的食客们临窗而坐，一排一排，一桌一桌，白色台布，干净整齐，食客们端坐着享用美食，很有仪式感。九点伏羊节开幕，上海轻音乐团前来助兴，在广场劲歌热舞，高亢的歌声招来远近的乡亲和赶热闹的朋友。很多路过的司机将车停下，跑进来观看精彩的伏羊节表演。节目的高潮，是一大锅羊肉开锅，一群男女宾客将翠绿的葱花撒入羊锅。开幕式结束，主办方将一碗碗羊肉汤端到尊贵的宾客面前，请大家尝鲜，一边还有白酒免费品尝。四面八方的来客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人气爆棚真是一点不假。一些路过的行人也是喜笑颜开，连声说：好热闹啊！热闹好，好几年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一边的组织者也是殷勤地邀请宾客和路过的行人，进来品尝美食。我完全被这节日的欢乐气氛所感染，好像这种浓烈的节日气氛已经与自己的生活久违了。不参与伏羊节，真是无法体会民间节庆的乐趣与感染力。没有想到在这大热天，人都懒得动的日子里，上海近郊还有这么热闹而快乐的伏羊节。气氛一热烈，人开心起来，什么酷暑烈日似乎都不觉得了。我走到路边的果园，看果农们将一筐又一筐新摘下来的青瓜和西瓜运过来，在遮阳伞下招呼经过的小车停下来，出售给他们。望见果园深处，有无数挂满枝头的蜜梨和黄桃，我问果农，这蜜梨和黄桃有什么讲究？他们告诉我，还有十天，蜜梨就熟了，可以上市。我想起以往每年都收到汤君寄来的蜜梨，没想到上海的蜜梨品质这么好，肉质细腻，水分充足，甜度也高，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蜜梨。而对于黄桃，印象中似乎是做水果罐头的材料，但果农告诉我，这里的黄桃也是品质上等，成熟的黄桃口味极佳，是时令水果，因为保存期不长，所以十分难得。果农们随口说说，但对我而言，越听越喜欢听，好像他们的话语中，有一股水果般清香甜蜜的滋味。一起来的朋友，也在果园边拍照留影，还忙着将照片推送出去，招呼困守在酷暑里的朋友们快快驾车来庄行游玩。伏羊节要持续一个月，据说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来这里品尝羊肉。中午就近在农家用餐。尽管村里在农家乐方面动足了脑筋，但伏羊节期间，生意太火爆了，家家户户翻台都来不及，好几家门前都有等着就餐的客人。村民们望着源源不断的客人，热情相邀，请他们坐在客厅空调里先喝茶等待。我看到村民们忙上忙下，但心情是愉悦的，这也许是他们疫情过后最开心的时刻吧。大半天一晃就过去了，我也要回城里去了。在与汤君道别时，突然想到汤君从小在奉贤长大，后来到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工作，如今退休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到中心城区去发展，而是一直在奉贤生活、工作。与他谈起这些，他的口气里充满了对家乡和自己事业人生的自豪和骄傲。他是喜欢这里的生活，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是第一次到奉贤乡村，村民们的生活状况和优美整洁的生态环境，给我留下极其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听说一位作家朋友近期想来此地租借空闲的农家房子安家，我开玩笑说，什么时候他租定了房子，我们再来这里聚会。嘴上是这么说，但内心里我真的希望这位朋友下决心把这里的农家房子租下来，这样我们一些城里的朋友可以经常来这里聚聚。

作者苏州故居的花园与菜园，中学寒假写生回眸一生，从事了许多工作，都是稻粱谋而已，自己真正爱好的只是绘画与栽花。爱花天性使然，养花家庭使然。1937年祖母率全家逃难抵上海。1942年我诞生于上海襄阳路大坊新邨，这类住宅与鲁迅住的大陆新村非常相似，底层进门走道旁有个很小园子，只种了几棵石榴，三楼有个大晒台，是双亭子间缘故，晒台除了晾衣服外，还种了大大小小许多植物，有的放在晒台边上，有的放在晒台边墙上。这里是祖母的天地，她种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她会久久站在这里翻土种花，凝神赏花，然后回屋疾笔。这时祖父去世才六年，抗战正酣，前途未卜，她常常借花抒情。大坊新邨晒台也是我的乐土，可登高观远，也可近观世态。北边就是有名的位育中小学，操场一切尽收眼底。西边是孔祥熙的住宅，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但我最在意的是祖母栽培的一盆盆花，看它们发芽、开花、衰落……趣味无穷。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狗头花”，长得如狗头，手一掐，还会张嘴！1950年，祖母受聘江苏省文史馆员，并被选为人大代表，终于回到苏州故居。我每逢寒暑假都会回去度假，大部分时间都会消耗在家中前后两个院子里。前院主要种花木，有梨树、杏树、枇杷、柿子、香柚、桃树、梅子树，以及兰花、梅花、菊花、绣球、大理、月季，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花木，让我徜徉其中，乐不可支。后院主要种蔬菜、瓜果、竹子、香椿等。祖母每天会亲自打理园子，锄草、修枝、栽培……她自幼缠脚，但在花园中劳动却如履平地，还常常拿了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面缠了一个铁钩，去钩枯枝与果实。她还会亲自搬砖石搭花坛，但大的石块她是搬不动的，只能将石块翻转滚动，一直翻到目的地。我则跟在她后面，帮搬走残花、败枝、杂草。各式残枝枯叶，会散发各种香味，搬它们是很好的享受。家人不断来叫祖母休息，“老太太歇歇吧！”“老太太好休息了！”但她对我说：“他们都希望我长寿，怕吃力了折寿，但我这样劳动，正是增寿呢！”是呀，没有比田园生活与劳动更舒心长寿的了，天天看着生命的绽放，天天陶冶心灵，这真叫天人合一。她为此写了二首诗——树人树木漫争夸，头白无成学种瓜。朝拨露珠宵趁月，满园多是手栽花。青梅红杏白枇杷，豆荚垂垂架上瓜。美味尝来称口福，不知落了几多花。祖母最喜爱梅花与兰花（我已发表过《祖母与梅花》），她栽了九大盆兰花，夏天搬到树荫之下，几天要浇一次透水，冬天要移到客厅之中，都是她自己操劳。兰花比梅花高贵多了，它有梅花般暗香，但香味浓烈得多，开花的季节，整个房屋每一个角落都会被熏得醉人。但兰花很难伺候，祖母谢世后，它们也凋谢了。祖母还会带我们去拙政园，和西园寺、灵岩山、虎丘等处去赏花。祖母的许多诗词都是咏花的。祖母写梅道——无人不道买花来，雪蕊冰姿任意摧。浩荡红尘人海里，无端小劫到寒梅。又咏叹赏花惜花之情：流光如电去无情，一度看花一度春。人老惜花花似旧，花应爱惜爱花人。我也是受她熏陶而长大的，养成了爱花的个性。但随着国家政治气候变化，我们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变，母亲带着我们四兄妹搬到了仅三十平方的底层小屋，却带有一个小园子，有二十来平方，沿外墙种了两棵二层楼高的冬青树，四季绿油油。还留了一块小小的泥地，成了我的天地，养过鸡养过鸭还养过鸽子，也砌了一个花坛，种了迎春花、紫金花、凤仙花、鸡冠花，秋天的大理花，冬天的菊花，当然也少不了多刺多虫的月季与“十姊妹花”……让我陶醉其中。后来的日子里，养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我家的铁门被拆去大炼钢铁了，小花园也渐渐荒芜。家景越来越差，东西越来越匮乏。母亲要抚养我们四个孩子，只好节衣缩食，但她每个星期天照例要买一束花的习惯未改，多半爱买菖兰。只是后来，连少数几家花鸟商店也关门大吉了。百无聊赖之际，我以绘画为趣，创作了一幅《向往》（下图）：在房间一角的茶几、沙发上，放了一瓶鲜花，一堆书籍与笔记本，一杯好茶。这就是我的向往——读书、思考、写作、鲜花、品茗、安宁……改革开放后，百废待举。一次，来了一位美国金融专家，汪道涵市长要与她见面，她也很重视这样的会面。她托我们买一束鲜花去见汪道涵，这可把我们难住了，我们跑了一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几枝花。那时还没有花鸟商店，没人种花卖花。如今上海处处绿化成荫，到处种花植花，把城市打扮得美轮美奂，四季见花，再也不会有买不到一束花的尴尬。我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搬了新居，而且越搬越宽敞，但都没有小花园了。于是我将一间屋子隔出了一间室内阳台，左右做了两个大花架，中间放个大鱼缸，用鱼缸水浇花。又将前后三个空调架，上面加了木板，也种起了适合户外的花，如凌霄、紫荆、三角梅、柠檬、佛手、月季、土人参、金银花等，大大小小三十多盆。苏州家中院子只剩下五分之一了，我也已很少回家。弟弟守着园子，不少老树还活着，弟弟又栽了许多新花，每当盛开时，他都会发微信给我看，爱花的习惯正一代代传承下去。爱花的人，一定善良，善良的人，一定健康，健康的人，必定长寿，我相信一切都会回归人的天性！

一北京鲁迅博物馆1956年收藏了一幅鲁迅书赠好友郁达夫的条幅《答客诮》，该条幅的复制件一直在《鲁迅生平展》上展出。条幅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无情未必真豪杰

1.瓜果之乡有时候，新疆人把水果当饭吃。究其原因，是新疆的水果多，从四五月到十月，天天都能吃到新鲜水果。有的人家到了饭点，将水果一摆就是一桌子，每种吃几口，不觉间就会吃饱。新疆的西瓜甜，是因为日照时间长，早晚温差大，所以含糖量高，吃起来甜得人称奇。有人问外地人，到新疆后吃了新疆水果是什么感觉，那人说新疆水果的那个甜呀，让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新疆。外地人常用一句话形容新疆：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起初我以为，此话是说新疆一天内的温差，等到把注意力集中到西瓜后，才知道它并不是在说气温，而是在说新疆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所以本地西瓜的产量大，而且很甜。新疆人到了晚上，围着火炉觉得无聊，那就吃东西吧。吃什么呢？最多的是西瓜，于是便出现了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场景。别的地方，多将切瓜称为“杀瓜”，新疆人很少说杀瓜，要吃瓜时，像把吃饭说成吃个饭一样，会把切瓜说成切个瓜吃。“个”这个字，在新疆人观念中，不光是数量，常常有表达过程和具体方式的意思。按常理说，不管是杀瓜，还是切瓜，吃的都是瓜瓤。不，别的地方是那样，新疆人吃瓜，则常常在瓜瓤上动脑筋，甚至瓜皮，也常常被派上用场。一瓜多吃，或把西瓜再加工，譬如西瓜泡馕、西瓜粥、西瓜烤肉、西瓜炖鸽子等等，都是在新疆之外见不到的吃法。在历史上，还发生过一件与西瓜有关的怪事。唐朝时，有一名叫郑注的官员，赴河中任职，其百余姬妾，骑马随行。因她们皆施粉黛，香气便传数里，路人均掩鼻避让。是年，出了怪事：自长安至河中，凡她们经过处，瓜尽死，无一存活。新疆的西瓜与众不同，且独特吃法古已有之。康熙皇帝在《康熙几暇格物编》一书中，写有一篇《土鲁番西瓜》。他说的“土鲁番”，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那篇文章不长，却讲了一件奇事：“土鲁番在哈密之西，其地产西瓜，种最佳。每熟时，人入瓜田，必相戒勿语，悄然摘之。恣其所取，瓜皆完美。若一闻人声，则尽坼裂无全者，亦异闻也。”此事奇则奇矣，但却饶有趣味，那西瓜熟后，只要你不出声，便任凭你随便摘，但如果你出了声，对不起，它们便不让你摘了。它们反抗的方式是，一地瓜齐刷刷地裂开，让你下不了手。吐鲁番如今多西瓜，但那脾气古怪的西瓜却早已不见，想必是不断有新的品种出现，老品种已被替代。2.西瓜的多种吃法大多数人吃西瓜，是将西瓜切成块吃。有的人喜欢大块，有的人喜欢小块，刀起刀落便切出自己喜欢的形状。也有人将西瓜切成小块，将牙签插进去挑起来吃，那样吃的多为女性。更凶猛者，用匕首切完西瓜后,直接用刀尖挑起来吃，别人看得紧张，他则吃得怡然自得，想必长时间那样吃已成为习惯。我在新疆见得最多的，是馕就西瓜的吃法。人们进入沙漠后，常带两种东西，其一为馕，其二为西瓜。这两种东西很容易携带，且贮存时间长，可保证人在沙漠中不挨饿。但沙漠中气温高，馕很快就会变得干硬，如果只吃馕，是很难掰开咬碎的。新疆人有办法，他们把西瓜一端切开，掏出瓜瓤放置一边，然后把馕块塞入进去，用瓜皮封住后开始吃瓜瓤，等吃完瓜瓤，西瓜中的馕已被瓜汁浸泡得绵软，取出后便可食之。经过瓜汁浸泡的馕又软又甜，是沙漠中难得的享受。我在奇台县吃过一次西瓜汁泡干馍馍，至今难忘。当地人将馒头切成片，放在太阳下暴晒几日，等干硬后收起。他们称晒干的馒头片为干馍馍，实为一奇。但更奇的事还在后面，人们吃干馍馍时，用榨汁机榨出一杯西瓜汁，将干馍馍放进去，待泡软后再吃，又甜又酥，口感和味道都不错。有一种老汉瓜，以南疆所产为佳，是上等瓜品。之所以叫老汉瓜，是因为其瓜瓤绵软甜蜜，尤为老人所喜欢，常被他们用于泡馕吃。其具体做法是把老汉瓜刨开，将瓜瓤搅成汁，然后把掰开的馕泡进去，过一会儿就可以吃了。老人们因为没有牙，便自创了这种吃法，老汉瓜一名由此传开。瓜也有雄雌之分，既然有老汉瓜，就必须有老婆瓜，2013年喀交会上，便有一对雄雌瓜，以5000元的高价卖出。那一对老汉瓜和老婆瓜，想必是不能吃的，那么贵，得花钱加工后当工艺品，收藏起来才对。真正能吃的老汉瓜和老婆瓜，共同的特点是瓜瓤绵软，入口不怎么咀嚼即化，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有一年在喀什赶上老汉瓜和老婆瓜上市的黄金季节，便天天吃，之后去吃别的西瓜，就会怀念老汉瓜和老婆瓜。吐鲁番盛产甜瓜，所谓的甜瓜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密瓜，不属于西瓜。其实新疆有不少地方产甜瓜，但因为哈密瓜名气大，所以新疆所有的甜瓜都被叫了哈密瓜。吐鲁番除了甜瓜外，西瓜亦有惊人之处。有一个女孩因为天热口渴，冲进西瓜地摘下一个西瓜，用拳头砸出裂缝，一掰就成了几块，举起便吃。别人也学她的样子用拳头去砸，却死活不见动静。那女孩边笑边吃西瓜，不说什么。3.把瓜皮留下有一次在沙漠中见到瓜皮，觉得哪怕是在赤野千里的沙漠，也应该注意环保，便要把那瓜皮埋入沙子中。旁边的一人拦住我说，不用，把瓜皮埋入沙子中反而不对。细问之下才知道，新疆人在沙漠中吃完西瓜后，从不将瓜皮弃之，而是在地上找一个低凹处，将瓜皮反扣进去，并向下压一压，一则防止沙子被风吹进去，二则可长久保持水分。看来，且不可小瞧反扣在地上的瓜皮，这里面有名堂。细问之下才知道，将瓜皮反扣在地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让鸟儿啃食，大沙漠能困人也能困鸟儿，人被困了会想办法，鸟儿被困恐怕只能等死。于是人们便将吃剩的瓜皮反扣在地，鸟儿只要看见便可去啄食，能缓解饥渴之苦。二是为了让人在受困于沙漠时，可靠其救命。人在一般情况下，不喝水最多能撑三天，而在沙漠中不喝水，只能撑一天。但是如果有一块倒扣在地的瓜皮，一定能让人及时补充水分。一块瓜皮，有如此之大的作用，怪不得人们吃完西瓜后，会把瓜皮倒扣在地上。从雪山上流下的雪水，帮助新疆人吃出西瓜更甜美的味道。人们进山时带几个西瓜，到了有溪水的地方将西瓜放进去，然后骑马、唱歌和跳舞，玩得口渴了，便将西瓜从溪水中取出，切开一尝，无比清凉甘甜。那溪水从雪山上流下，用新疆人的话说，是天然冰箱。我吃过一次那样的西瓜，当时天热，几块西瓜下肚后，便觉得浑身凉爽了下来。抬头眺望远处的雪山，它高耸于苍穹之下，阳光从上面反射过来，像是在高处俯瞰着大地，但是大地上的人们只管享受，很少有人感激雪山。大多数人都喜欢在瓜摊边吃西瓜，挑中一个让摊主切开，吃完将瓜皮扔进一旁的垃圾筒或纸箱，那是摊主早就备好的，摆西瓜摊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曾在马路边见一人卖西瓜，他拿不准西瓜是否甜，便问来问去，卖瓜者不耐烦了，便一刀把瓜劈开，那人尝过后果然甜，便一边吃一边与卖瓜者聊天，一个西瓜吃完了，话题也刚好聊完，那人便付钱离去。卖瓜者招呼那人改天再来，那人留下一句话：你的瓜好，吃一次顶一顿饭，不来都不行。也有人在大雪中吃西瓜，是一道风景。西瓜是从夏天储藏到冬天的，在大雪中吃个稀罕。有人觉得那西瓜一定冰凉难吃，不料一尝之下颇为吃惊，虽然有凉意，但却没有冻意，吃起来颇为爽口。那人吃完西瓜，在大雪中慢慢离去。那大雪，落得有几分诗意。4.西瓜烤肉西瓜烤肉，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吃法，出在墨玉县。最初听到这个说法，以为是西瓜就着烤肉吃，反正新疆人吃东西别出心裁，有什么样的吃法都不过分。但还是想象不出到底是怎样的吃法，因西瓜是水果，烤肉是肉食，如果将二者同时吃，不但不方便，而且口感恐怕也不对劲。后来，朋友告诉我说，当地人做西瓜烤肉，先选一个皮厚圆实的西瓜，把西瓜开一个口子，然后把瓜瓤挖出一些，把切好的肉放到西瓜瓤里面，再放入枸杞、芫荽、孜然和咸盐等，把切下的盖子封盖于原处，用两三根牙签扎结实，放入馕坑中的专用架子上炙烤。馕坑中的火不大，所以西瓜会被烤得时间长一些，是一道慢慢炙烤而熟的食物。等烤到一定的时候，便从馕坑中取出，放置在你面前，让你先看看。此时的西瓜多被烤得干瘪紧缩，好像随时会破，但用手触摸一下，还好，结实着呢。于是便打开封口，一晃里面有动感，看来瓜瓤都已变成汤汁，里面的羊肉块已经酥烂，想必是馕坑中的一番炖煮，非同一般。看过一番，就可以吃了。我问朋友，吃什么呢，是瓜还是肉？他说，自然是吃已经熟了的肉，如果要喝汤，也可以用勺子把汤舀入碗中喝。那汤，是西瓜汁和肉味融为一体的汤，想必滋味分外不同。如此奇特的做法，让人心生向往，我念叨了一下午，既想吃，也想看。朋友热心，第二天带我去看西瓜烤肉。那家烤肉店门口，在馕坑边摆着一个个足球般大小的西瓜，绿油油的外皮已经被烤得发黄。一问才知道，每个瓜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羊肉、鸽子、鱼、土鸡等。春夏两季，多是在西瓜中放入鸽子和鱼，图个烤熟的肉鲜味美。到了秋天，则多放土鸡进去烤，为了滋补身体。入冬，则只放羊肉，用小火烤，为的是在寒冷中祛寒。我们每人点了一个烤羊肉的，甫一揭开西瓜盖子，便散出一股鲜味儿。吃西瓜烤肉，必须把肉和汤舀入碗中，先喝一口汤，偏甜，但又有羊肉固有的膻味，便觉得这是一道有汤有水的菜。再细品，肉汤与西瓜汁相融合，加之孜然等调味，汤便清爽，肉便鲜嫩。那肉其实都是专门选择的嫩肉，略有一点肥，但却不腻味，两三口就可以吃完。其实西瓜烤肉这道菜，形式大于内容，看是一种享受，吃是另一种享受，当然听闻和讲述亦是一种享受。吃喝间，听得摊主说，做西瓜烤肉不易，食客须提前预订，否则便吃不上。细问，得知与肉的贵或便宜无关，是因为西瓜一旦切开，瓜瓤便不能长时间存放，否则会让汤变酸，并影响肉的味道。吃完，想看看那西瓜，摊主却收拾到了别处。5.西瓜粥西瓜粥，是不多见的吃法。西瓜粥出在新疆南疆一带，最早听到别人提到这个吃法，以为早餐，后来见到才知道，一日三餐都可以吃，是当地人最喜欢吃的一道饮食。当时便纳闷，当地人如此喜欢吃西瓜粥，就不用吃西瓜了吧？其实不然，西瓜在南疆一带很受欢迎，除了西瓜粥、西瓜汁、西瓜配其他水果后的果盘等等，每一种吃法都有讲究，是南疆一带的独特饮食。做西瓜粥很简单，先熬一锅粥，用料可选大米、小米、玉米糁子等，熬好后放凉，然后将切碎的瓜瓤放进去，略微搅拌后就可以吃了。吃西瓜粥最多的时候是夏季，酷热难当一碗下肚，整个人顿时如大梦初醒。到了冬天便几乎不吃，天冷不宜吃凉东西，再说储存到冬天的西瓜不便宜，吃一顿西瓜粥不划算。有一事，有一人做了一锅稀饭，并杀了一瓜，但五岁小儿却贪玩未归，他怕瓜过了时间不好吃，便去寻找小儿，等他带小儿回家，那瓜已放了一个多小时，锅中的稀饭也凉了。他气得指责小儿，一锅好稀饭和一个好瓜，都叫你耽搁了。小儿把瓜切成小块放入稀粥中，边喝边说好。他依小儿的方法尝试，果然好喝。不知那小儿是否知道西瓜粥，但他却无师自通，让他和父亲痛快地吃了一顿。给我讲述此事的朋友到最后才告诉我，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孩，所以此事是真的，没有杜撰。他给我做过一次西瓜粥，为了好喝，做好后先放入冰箱十分钟，取出后我呷了一口，既有米汤的醇厚汁味，又有西瓜的甘甜。两口喝下去，已浑身凉爽。朋友还准备了馕、烤羊肉串、蜂蜜、油香和馓子等。他说光喝西瓜粥喝不饱，一边喝一边吃些馕蘸蜂蜜，肚子就饱了。那蘸了蜂蜜的馕很甜，吃上块再喝西瓜粥，口感更好。烤羊肉串、油香和馓子等，也是要专门吃的，这里说的“专门”是那位朋友的专用语，他用以表达的意思是注意搭配，吃好喝好。一餐吃毕，总的感觉是味厚而不腻，但最后占了上风的还是西瓜粥，让人满口甘甜，甚是过瘾。喝完一碗，又一碗端上来，便弃汤勺不用，端起碗便喝，只觉得唇齿生甜，十分舒坦！[新疆味道]是王族在笔会的专栏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笔会近期作品推荐】张业松：长路周立民：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陈子善：新文学识小录三则黄开发：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陈思呈：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张薇：莎翁，戏剧时尚的弄潮儿小黑：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陈成益：“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舒飞廉：苏轼的《秧马歌》李皖：乐评人迪伦阮文生：徽州干货陆蓓容：赁居刘铮：钱锺书与借痴斋藏书默音：笔的重量沈嘉禄：口袋公园的树方益昉：会客厅里话“同仁”钱红莉：落葵、繁露、荇菜及其他潘敦：显灵彭伟：杨绛百岁寿辰的珍贵视频杨绛：俭为共德+魔鬼夜访杨绛

一个巴黎作家为什么会写一座罗马城？巴黎作家眼中的罗马是怎样的？巴黎和罗马有着怎样的关系？罗马斯卡贝利打字机公司驻巴黎代办处的经理德尔蒙在乘火车去往罗马，欲与情人塞西尔幽会的路上，在车厢里浮想联翩，妻子、情人与孩子，过去、现时与未来，在其脑海的意识流中轮番演绎、彼此交织。他出发时带着将与巴黎妻子昂里埃特离婚、将把罗马情人塞西尔接到巴黎来住的梦想，在行程即将结束之际，却彻底改变了主意。法国作家米歇尔·布托尔的这部小说之所以取名为《变》，乃是预示着从一个城市去往另一座城市的途中，主人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或意识流的演变。情人塞西尔究竟有多迷人，能让主人公如此魂牵梦绕、恋恋不舍？在新小说家布托尔的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她的全貌，只有一些细节的描述：一头光彩熠熠的黑发，好似十一月的阳光，一件袒肩的橘红色连衣裙，露出晒得黝黑的胸部，嘴唇几乎涂成紫红色……在与报刊文学评论者安德烈·克拉维尔(André

一男一女两铜人李长吉《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读罢，想起美学家曾言：“想象，仅是平常的材料之不平常的新综合。”试以此刃，作庖丁解牛。所谓“平常的材料”者，当为该诗题目“金铜仙人辞汉歌”之“金铜仙人”以及“忆君清泪如铅水”之“清泪”。“金铜仙人”就是以铜铸成的仙人模样的人，亦即现下的公园、街头随处可见的石雕铜铸，当然是“平常”的了。“清泪”就是痛哭流泪的泪，谁没哭过，更是“平常”了。就是这两个“平常”集到一起以“综合”，立即“不平常”了。试想一个铜人竟然流出眼泪来了，能不令人吃惊，能不启人以思？本是不可能流泪的铜人竟也流出了眼泪，足见其哀之深。故国之思，离散之悲，尽在其中矣。“平常的材料”怎可小觑，得之矣，小泥鳅也可翻出大浪来。从而又想起这金铜仙人还有个洋妹妹，就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梅里美的短篇小说《伊勒的维纳斯像》中的维纳斯。在这儿的“平常的材料”者，一为“维纳斯”，一为“手指头”。“维纳斯”也是以铜铸成的女仙人样的人，亦类同于现下公园、街头的石雕铜铸，司空见惯，平常得很。“手指头”更是人人皆有，伸掌可睹，可这两个“平常”一旦综合在一起，可就“不平常”了。试想一个铜人，为了占有一枚订婚钻戒，本是伸直着的手指，忽然弯曲了起来。手指只此一弯，美女维纳斯竟美得邪恶、美得可怖了。莫非铜人和有血有肉的活人一样，也有贤愚正邪之分乎？总是有招儿对付秽语脏字，洁本《金瓶梅》是□□□□，眼不见为净。可是眼不见了，心里未必不胡乱猜想，因人不同而想也各异。也有改为×的，比如“×娘”“狗×的”，虽然用“×”把脏字给盖上了，仍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想起这些，缘于看了华君武的一幅漫画。漫画名为“斗鸡图”。题材并不新颖，是对斗气骂街满嘴脏话的不文明现象的批评。已有漫画画过。画中的既是人又像鸡的“华家样”的造型固然令人忍俊不禁，尤其引起我的兴趣的是颠倒错杂的“妈、娘、姥、奶、姐、妹”等字样，正是这些字样引起我说了上面的那些话。艺术之于生活，既要如实地反映，又不能机械地照搬，当然更不能回避。比如脏话脏字，既要如实反映，就须将其“示众”，如原样照搬，又无异于将其重复一遍，再次污人耳目，缘于此，在文学类的文字图书中才有了□□□□与×。以前我看到过的别的漫画作者的画幅中的“×娘”字样，显然是从文字书籍中照搬来的。□□□□与×用于文字书籍已是约定俗成，可用到画幅中作为“形象”，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再看华君武的漫画中的颠倒错杂的“妈、娘、姥、奶、姐、妹”，乍一瞅，似是成群乱飞的苍蝇，再一看，则是颠来倒去的字样。下面是两个好斗如鸡的人，于是恍然而悟，这字样竟是这两人骂出来的脏话。“×娘”“狗×的”，仅是表一点概念，是语言。漫画是视觉艺术，依靠的是形象。华君武的办法是抹去其“×”，将“妈、娘、姥、奶、姐、妹”字样颠倒错杂成乱飞的苍蝇之状的“形象”，以示其“脏”。抹去其“×”，容易得很，只是举手之劳。可别人就是没有想到过去抹，独独华君武想到了。华君武的漫画较之别人的漫画，总是高出那么一点点，也仅是那么一点点，似乎一蹴而就，且不妨试试看，保准是蹴而不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可又奈何！别人的漫画好，好得有法说，华君武的漫画好，好得没法说。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笔会近期作品推荐】张业松：长路周立民：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陈子善：新文学识小录三则黄开发：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陈思呈：鸡鸣就是小型的故乡张薇：莎翁，戏剧时尚的弄潮儿小黑：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陈成益：“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舒飞廉：苏轼的《秧马歌》李皖：乐评人迪伦阮文生：徽州干货陆蓓容：赁居刘铮：钱锺书与借痴斋藏书默音：笔的重量沈嘉禄：口袋公园的树方益昉：会客厅里话“同仁”钱红莉：落葵、繁露、荇菜及其他潘敦：显灵彭伟：杨绛百岁寿辰的珍贵视频杨绛：俭为共德+魔鬼夜访杨绛

Michelle让我去看《芭比》。Michelle是我的大学室友。我上回见她是2011年的暑假，我和我妈一起去她父母在纽约长岛的家玩。那是一栋很大的房子，我和我妈一人住一间客房，每天狂吃她好客的母亲做的美式巨餐。我妈比划着问她妈，在长岛买这么大一栋房子要多少钱。她妈也比划着回答，50万美金左右。十多年后重聚，我问她妈妈好。她说她妈很好，刚搬去马里兰，住在她生了娃的姐姐家附近，最近把长岛的房子卖了，净赚150万。Michelle也很好，住曼哈顿上东区，在第六大道的梅西百货客户捐赠部门工作第7年，每个月交5000美金的房租，2000美金的婚姻治疗。她和她老公2020年结的婚，在疫情伊始的纽约度过了芭比粉的蜜月，在疫情的尾声遭遇了这段婚姻不可逆转的凋萎。你必须挽救你的婚姻，她妈对她说，不管用什么方式——生娃，砸钱、时间，无形有形的一切。我受够了这一切。Michelle边说边往嘴里灌了一大口梅洛红葡。你看，什么都是我的错。我可不想生娃，我受够了。我太累了。我受够父权制了。我刚看了《芭比》。对，你得去看看《芭比》。几天以后，我去电影院看了《芭比》。此时又是一个地球迄今为止最热的7月，我正在康涅狄格大学带队夏令营。学生下午4点下课，我们匆匆咽下难以下咽的食堂饭菜，赶5点多的场次，去考察2023年夏季最火热的全球文化现象。我们准点入场，没穿粉色，但裹上了最厚的衣裤，哆哆嗦嗦，顽强地抵御全球最强的夏季制冷。15分钟喧闹的广告，2小时更加嚣烦的正片。最后一幕（以下开始无负担剧透），玛格特·罗比演的芭比披上清凉小西装，脚踩粉色勃肯鞋，走进现实世界，宣布自己要看妇科医生了。我们后方立即传来一阵几近粗暴的狂笑，三两声击掌；是两个严重肥胖的白人中年妇女。她俩从头笑到尾，偶尔欢呼雀跃。我冻僵了，勉强起身，走出影院，解冻，叹：烂。烂的原因有很多。我最受不了的烂点在于它能如此理所当然地轻故事，重说教。故事有起有落，但摇摇欲坠；戏仿、隐喻堆砌如山，叙事严重过载；剥去亮丽的粉壳，就只剩单一同构的嘲讽与游说：父权社会真糟，男性凝视真狠，权力更迭真快，妇女团结真有用，平权真难——做真正的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啊啊，亢奋的观众们都忍不住站起来为2023年还在重复的千篇一律的好莱坞成长故事鼓掌。不过，叙事过载和说教问题，其实是近年好莱坞电影的普遍特征。看看去年的《瞬息全宇宙》和《巴比伦》就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疫情以后，喧嚣壮丽的大制作有意用斑斓的画面和高能的音效冲散这三年的死寂和恐慌，还是它们都在无意中卷入了一场与抖音的同台竞技——饱和视效、镜头拼接、时空剪辑——各种眩目花哨的手段，其核心目的是争夺观众的注意力。毕竟在这个时代，关注（不管是女性凝视还是男性凝视）就是资本，就是权力。导演们对博眼球的杂烩风并非不自知，多半是有意而为。去年那两部我也不喜欢，但《瞬息全宇宙》至少溯了点儿好玩的邪典文化，《巴比伦》芜杂负重的叙事里也空出了还算充足的阐释空间。我对《芭比》的意见最大，因为在它看似开放自由的戏谑讽喻背后，分明升起了一种几乎不容置疑的启蒙话语。它的嘲讽轻松诙谐，从第一幕谐仿《2001太空漫游》开始，一路靠着机智的调侃（《教父》那段确实妙），好玩的台词，解构再解构。嘲讽解构本是自由派的最爱，也是葛鲍组合，“呢喃核”（mumblecore）忠粉擅长的电影语言机制。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一部妙语连珠、热梗无数的片子非要把所有的“解构”团结起来，拼拼凑凑，搭建一场女性主义启蒙盛典。当然，芭比主角在影片最具宣泄能量的觉醒时刻，其实已经一本正经、神采飞扬地（尽管同时也是自嘲搞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说出父权制下女性身份的认知失调，你剥夺了它的权力！”换言之，《芭比》就是要说，要发声。不仅要把女性困局说出来，还要把所有与之相关的一切一股脑儿全部倾倒出来。管它有多复杂多矛盾，管它会不会让故事超载，管那说出来的方式有多教条多肤浅！因为发声是第一步；因为只有说出来才能从被“洗脑”的蒙昧中醒来；因为只有说出来，才能削弱父权。“父权制”一词在影片中出现了近十次，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词如此自然地跳入了Michelle和我的交谈，占据了她反思与吐槽个人婚姻状况的中心——毕竟，词频效应本身就是“洗脑”的标准认知策略。是的，我这里的意思就是，《芭比》的发声逻辑虽然成立，但它的发声方式确有“洗脑”之嫌。无论我多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我都不喜欢被洗脑。好在，影片整体的戏谑风格和浓稠的梦幻歌舞色彩还是削减了一部分说教的刻意。同时，我其实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选择忽视，或者说原谅这部片子如此明显的教条风——在美泰工作的母亲格洛丽亚那段台词说得挺做作的，却在世界各路社交媒体被疯转，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她确实是在陈述一个全球共识：做女人可真累，外界总是既要又要还要。当然，这也是在影片第一幕就浓墨重彩地用“芭比”形象揭示的女性困境，也就是芭比所说的“女性身份的认知失调”：在原始“女人的黎明”，玩宝宝玩偶的女孩看到穿泳装的巨型芭比，义无反顾地砸毁了手里的娃娃，开始了女性的进化：从母亲到芭比，从父权规训走入男性凝视。哎，砸毁了娃，却砸不碎性别角色的铁链，这也太气人，太无奈了，吧！因此，女人们需要宣泄。世界各地的女人都很愤怒。2022年在世界各地都是个很奇葩的年份，在美国发生的大事是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取消了人工流产的宪法保障。生育自由向来是女性主义的重大议题，也是女性身份的关键问题。如果说《芭比》开头提出的困境是母亲/芭比的认同困境，影片中间部分的闹腾里就充斥着现实世界的女性在这个困境中——在被控制的女性身体和被控制的女性身份中——寸步难移的沮丧、恐慌和愤怒。影片最后走出困境的答案烂俗老套，但确实抚慰人心，一场母亲与芭比的和解：你可以生娃，也可以不生；你可以风骚迷人，也可以看妇科医生；只要做自己，你就是芭比，无所不能。不管怎样，Michelle没说错。《芭比》是一部烂片，但是一部得去看看的烂片。它就像那占领2023年美国夏日影院的室内冷气，充足，舒适，优越。对于在烈日下待太久的人来说，能进来吹会儿冷气实在太爽了，解暑，简直振奋人心！炎热得气人的夏天，谁不需要冷气呢？可它吹得太过了，出风口高高在上，迫使所有进入影院的人接受、享受这种宣泄性的舒适——那归根结底由过量的资源和庞大的资本堆出来的凉爽与舒适。我给Michelle发了个消息，说我看了《芭比》，但还没想好怎么评价。她没回我，我就开始上网刷影评。观众打分两极化分明。文艺影评主要是好评，但也挺分裂的。《纽约时报》夸了夸葛导的才，批评剧本的女性主义批判太弱；《民族》周刊夸了夸葛导的才，批评剧本的女性主义批判太过。然后我又看了个葛导的采访，她在里面说，所有人都在注意芭比的踮脚，但建议大家也关注一下芭比的手——影片有个镜头，发明芭比的露丝和芭比的手碰上了。那是按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里上帝和亚当的姿势拍的，她说。我不记得那个镜头了。我只记得芭比跟露丝的对白，以及芭比对路边老人说“你真美”的那一幕，又突兀，又矫情。我还记得以前艺术史课讲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老师说，《创造亚当》里那个飞在空中的上帝，身着的红袍形成了子宫的模样。于是我去搜了高清图。果然，上帝周围有一片极其温柔的浅红，贝壳状，像夕阳的余光。这倒是一个挺好的场景，我想。她的子宫挣扎着飞了出去，变成了上帝的红袍。

1962年9月，我毕业留校，被安排至复旦大学第八宿舍3号楼414室。3号楼为已婚青年教师住区，殊感不便，至1964年春，凑巧遇到一个机会，我得以调往2号楼四层中文系单身教工宿舍，遂搬入404室与施昌东同住。有关施昌东的情况，我在当学生时就有所耳闻。他是中文系50年代的高材生，长在红旗下，当过团干部，理论功底扎实，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惜在此前的两场运动中都犯了错误，后被安置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主要职务是通过阅读报章杂志，分门别类制作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资料，兼为系里的黑板报做些抄写和美化工作。他做事认真，很少与人说话，通常紧缩眉心，一脸忧郁。我搬入404前，对日后能否与他处好关系还是有些担心。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全无必要。我搬家那天，他态度相当热情，与在工作场所不一样，他在宿舍里说话较多。一个星期住下来，彼此尚能习惯，一是两人的作息安排没有明显的扞格，平时差不多每天晚上11时左右熄灯就寝，二是双方对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比较马虎，绝不会向同住者提出苛刻的要求。熟悉以后，施昌东尝作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从浙江温州文成县山区里走出来的人，出身于贫苦手工业劳动者家庭，父亲是一位打造铁锅和犁头的铁匠师傅，他家的亲戚朋友也都是农民和工匠。鉴于解放以前生活贫穷，故经过土改，产生了很强的翻身感。他说山区里的人不但朴实，也很坚强，掌握武术既能健体又能防身，他幼年即随长辈练习武术，说完便起身当场摆了一个架式，又随口吆喝一声。合住时间稍长，就感觉到施昌东的思想并不复杂，反而能熟识其直率单纯，偶尔犹有“童心”的彰露，特别是他展颜一笑之际，脸上辄会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透现出这位来自浙南山区的青年人一种纯正和质朴的人情味。系里老师皆道施昌东的专长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我和他同住，有机会参观他满满的一架子书，当然是以哲学、美学理论的书籍居多。经典著作有《马恩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论文艺》等；西方哲学美学论著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康德《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美学》、克罗齐《美学原理》等；俄罗斯的理论批评著作有《别林斯基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等。论艺术修养，施昌东的书法、绘画均有较好基础，其行书盘纡矫激、纵敛自如，描摹人物仿效丰子恺的笔法，充满稚气而又力透纸背。我与他话及华君武的漫画，其谓华之漫画长于构思，唯素描基础不大好，这一批评非常中肯。他在日常生活里一言一动，无不体现出美学研究者所具有的趣味和敏感。有天中午他把饭菜打回宿舍，手里拿着一枚剥去蛋壳的鸡蛋，放在窗口一照，显得晶莹可爱，由此感叹大自然造物的无比精美。其时我参加校工会评弹兴趣小组，在宿舍里学唱丽调开篇《情探》：“梨花落，杏花开，桃花谢，春已归，花谢春归你郎不归。我是梦绕长安千百回，一回欢笑一回悲，终宵哭醒在罗帷。”昌东说这段唱词反复低徊，感情深挚，饶能打动人心。他作为一名学者，处在不同场合，咸能从美学理论高度去欣赏和品味实际生活中具有美感的事物。我入住2-404的最初阶段，施昌东同我交谈，话题颇杂，除一般寒暄外，也谈些工作和专业上的事情，但留给我印象最深者乃是倾听他对故乡温州的赞美。他说“温州”一名得来主要是因为本地气候温暖，气候温暖则物阜民康，文化与教育亦随之发展。从文学史上看，温州为晋宋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又是产生我们所知中国成熟最早的古典戏剧南戏的地方。唯温州三面为重叠大山所包围，对外交通主要靠海轮。温州外出求学的青年数量甚众，他们刻苦学习又互相关怀，悉皆怀有一腔永难割舍的游子乡情。施昌东每次从上海搭乘海轮回家，待至能够看见家乡的海岸线时，都会欢呼雀跃，内心充满喜悦。诸如此类有关温州的话题，他说得最多的是给我介绍温州自然风光的绮丽幽美。自其故里文成县玉壶镇说起，再说到温州其他地方的名胜古迹，他自己亦往往尽情陶醉其间。由于我当时尚未去过温州，连施昌东所列举的一些地名都很陌生，尽管他讲得头头是道，非常投入，我这个听者却时常产生混淆与错位，所以难以从中获取清晰具体的印象。不过其中有两点一直保留在我记忆里。其一，说到某个地方高耸的山体上流下一条瀑布，蜿蜒曲折形成一个巨大的“之”字，他一边说一边摆动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之”字。其二，温州市瓯江的江心屿上有座寺庙，山门两旁有王十朋所题一联，上联为“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连用八个“朝”字，“朝”在这里作动词用，下联为“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连用八个“长”字。过些时候阅读朱自清的散文《温州的踪迹》《梅雨潭三日》《绿》，散文作者撰写的温州景色固美，唯与施昌东所说的景物并无重合和贯连。直至昌东身后，我读他的遗著《一个探索美的人》，才知道“之”字形瀑布即是其家乡玉壶镇的标志性景观。1999年丁淦林、谢遐龄及我等四人被温州大学聘为人文学院助建专家，时谷超豪先生任该校校长。那年秋末我随老丁前往温大讨论筹建方案，事情结束后由温大同志带去江心孤屿一转。最后坐在江心寺前的石磴上休息，彼时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让人觉得暖洋洋的，我对王十朋这副名联端视许久，是年距昌东的逝世已经16年了。施昌东生活态度比较乐观，在碰到“乡土”和“亲人”这类事情时极易动情。有一天中午他回宿舍，刚进门就扑到床上嚎啕大哭。我急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只管哭，好久才慢慢缓过气来，擦拭眼泪告诉我，刚接到电报，他老父亲因胃癌恶化不幸逝世。我劝他快去系里请假，准假后他忙着买轮船票，匆匆赶回温州去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后他回到上海，心情尚属平静但形容略显消瘦，稍事整顿即取出一张足有18寸大的照片供我观看，其背景为一栋山坡宅屋的大门前，施昌东有两个哥哥、三个弟弟，一家人再加上主要亲戚，共计三十余人的合照。他母亲端坐于第二排中央，第一排是席地而坐的孙儿孙女，其他人或坐二排母亲左右，或站立于第三排。照片中人的面相皆质朴憨厚，透现出劳动人民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过了一两个月，昌东的弟弟昌继从温州来上海，就在我们房间临时搭铺住下。昌继体型、面貌颇似昌东但更壮实些，其艺术修养亦佳，又好摹绘戏剧人物，风格颇接近关良的画作。施昌东建议我坐下来，让昌继为我绘一幅肖像。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坐下请他画，费时四五十分钟，成品有六七分像，而昌继态度之认真令我十分感动。一位熟悉情况的朋友曾说，施昌东床底下的皮箱内只有一个布包，里面盛放着他父亲的骨灰。大学时代的施昌东风华正茂，年少成名。三年级时即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他的处女作《论“美是生活”》，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接着他又完成了《鲁迅美学思想》近二十万字的书稿，以及毕业论文《朱自清论》。此后，《文汇报》又特约他写了十篇连载的谈美的文章。由兹而在上海文艺界崭露头角，并破例被吸收为上海社联成员。1955年大学毕业前夕，因为他与贾植芳教授关系密切，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严格审查，连团籍亦被开除。1956年6月中旬审查结束，留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不久恢复了团籍，他旋即发表了《试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悲剧的艺术特色》《鲁迅论讽刺》等多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1957年整风时又因在座谈会上讲了几句话，很快就被定为“右派分子”，人生道路上连遭两次重大挫折。但他没有像当时许多失落者那样一蹶不振，甚至完全丢弃自己心爱的业务，而是下决心认真阅读《列宁全集》，经过一段时间沉寂，重新执笔耕耘，并因呈献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广受学术圈关注。其果能臻于此境者实则得益于一人之倾力相助，他就是长期执教于复旦哲学系的潘富恩先生。潘富恩先生是温州瓯海区潘桥镇人，与施昌东属温州老乡，两人年龄又大致相当，且是施昌东在复旦中文系学习时的同班同学。1955年潘富恩毕业留在中文系，翌年因哲学系筹建工作需要调往哲学系，骤即派往北大跟随张岱年先生进修中国哲学史。过一年回沪又下放到郊区劳动锻炼，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始在哲学系履新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潘富恩胸襟豁达，待人宽容，并不因施昌东身处逆境而疏远他，并且一直把他当作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两人的合作始于60年代初，1962年末，他俩合作的第一篇论文《论老子“道”的学说》在《文史哲》上刊出，一炮打响，《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作了摘载介绍。自此时至“文革”前夕的三四年内，两人又有《简论〈周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学说》《论名家从朴素辩证法走向诡辩论》《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等数篇重头文章陆续发表，让众多关心社会科学的人们记住了这两位新锐作者的名字。当时有个别人在背后风言风语，说像潘富恩这样一位很有前途的骨干教师，去同政治上有问题的施昌东合作，显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此潘富恩不予理会，坚定地和施昌东继续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施昌东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两人合作的情况，动情地说：“尽管我身处逆境备受压力”，潘富恩“仍然情同手足一样关怀着我”，所以这批学术成果乃是两人“在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加深真挚友谊的结晶”。“文革”内乱狂飙陡起，读书治学完全停顿。最初的两年里，施昌东并未遭到严重冲击，自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他被作为“浮在水面上的阶级敌人”打入牛棚，以此令其感到绝望而产生厌世轻生情绪。某日他到潘富恩家诉说自己的想法，老潘闻言立即大声呵责，说“你这样做能解决什么问题吗？”叫施昌东千万不要这样想，转而又以老友的温情对他进行劝喻和开导，鼓励他“积极、坚定地活下去”。听了老潘这番话，施昌东大哭一场，放弃了原来消极的想法。爰至“文革”后期，他俩仍有机会再度合作，继续在中国古代哲学史范围里一起做点研究。那时我正在参加“二十四史”中《旧唐书》的点校整理，盛夏的星期日，潘、施二人在宿舍里讨论问题，赤着膊，一边抽着烟，屋内云雾缭绕，一边挥动手中蒲扇驱除暑气，似置世间纷扰全然不顾。此情此景令我联想到历史上的阮籍、嵇康，我将老潘称作“潘籍”，将昌东称作“施康”，施昌东咧嘴笑了起来，脸颊上立刻显出两个酒窝，说道：“还应该有个钟会呢，那你就叫‘陈会’吧！”至于施昌东单独从事的学术研究，起始于美学理论这一领域，他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掘和融会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精华，力图对美的本质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他筹划撰写一本系统阐发美学理论的著作，最终拟定书名为《“美”的探索》。此项写作任务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步，其后五六年间从未放松。考虑到自己政治处境不好，他讲究实效，避免声张，利用业余时间一章一章慢慢地写。我搬入404后，深感他对晚上这段时间的利用是很充分的。夜深人静正好伏案写作，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有时还要连续开上几天夜车。为不影响我休息，他尽量不发出声响，并用报纸将电灯泡遮盖起来，第二天一早还得准时去资料室上班。基于坚持不懈的努力，至“文革”前夕，他业已完成全书的撰写。“文革”中书稿曾被红卫兵抄家搜去，但施昌东居然能从垃圾堆里把它捡回来。再说六十年代初他和潘富恩的合作，实际上是他跟着潘富恩一起学习和搜讨中国哲学史，而对中国哲学史丰富知识的掌握和积累，也为施昌东日后转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从“文革”末期到粉碎“四人帮”后最初的几年，他从事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和汉代这两个阶段，其成果最终辑成两本新书，即《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和《汉代美学思想述评》。我刚与施昌东同住时，他的年龄已抵33岁，对自己过去的恋爱经历鲜少提及。系里有些知情大姐说，施昌东在大学本科读书时，不仅学习上出类拔萃，政治上亦要求进步，还担任过团干部，打过入党报告，思想改造时作为学生骨干参加了部分工作，所以很受一些女同学的追捧。上世纪50年代，施的命运几起几落，造成他的几段恋情悉以分手告终，由此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同施昌东一起毕业的几个老同学倒很热心，给他介绍过对象，然而对方一听到他政治上有问题，就立刻退缩了。随着年龄增大，施昌东找对象成了老大难问题，好在老同学热情依旧，1967年春末又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在苏州工作的女同志，虽已属大龄女青年，但比施小好几岁，各方面条件还可以，不啻性格温和文静，长相亦比较秀气。施同她面谈过一次，较为满意，唯对方右边手腕上有块疤，令他有些犹豫。老同学责怪他患得患失，说只要人好就可以，什么疤之类根本不必考虑。施昌东觉得老同学的话很有道理，决定择日再去苏州和她深谈，争取把两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为准备这次约会，施昌东做了不少功课，譬如见面后什么该谈，什么不该谈。我对苏州的街坊布局比较熟悉，根据施与对方上次会面沿着苏州的街道边走边谈的特点，替他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供其参考：临顿路→凤凰街→公园路→宫巷→观前街→临顿路。周六下午他带个挎包去苏州，翌日下午返回，一脸倦容，放下挎包只说了一句：你那一张地图画得相当准确。看来此次姑苏之行并未取得成功。当晚熄灯后，施昌东与我对床夜语，才为我略述此番去苏州与对方面谈之始末，说：见面后沿着你地图上标出的几条马路缓缓散步，重复走了好几个来回，开始时她态度蛮好，边走边谈令人兴奋。然而当我鼓足勇气切入正题，讲我以往政治上所遭遇的那几桩事儿时，她的反应宛似听到迎面打来一个闷雷，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我想再做些解释，她根本不想听，推说身体很累，要回家去了，我说让我送送你，她头也不回径自走了，最终消失在远处迷濛的夜色里。这一宗缘分至此就算划上了句号。是夜施昌东辗转反侧，破例同我谈起他在50年代中后期的几段恋情。他说这些经历莫不是由对美学和文艺的共同爱好而起，又同样是因他个人在运动中被列为挨整对象而终止，其时女方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别无选择的处境下只能决绝而去，她们理应获得同情和谅解。“以后每当我想起此类逐渐被灰尘覆盖的往事，心头仍不免勾起一份淡淡的哀愁。”不过，通向婚姻殿堂的大门不久即被打开。有位在内地工作的老同学，替施昌东介绍一个对象，小杜。她是四川省金沙江畔公路养护队的一名青工，人家不嫌男方有啥政治问题，建立通信联系之后，哥呀妹呀热络非凡。1967年岁末，小杜便来上海与昌东喜结连理，朋友们在八舍2号楼腾出一间屋子权作新房，稍加布置就平添许多喜气。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说新郎是才气横溢的美学家，终于从蜀中娶了个娘子回来。有的说新娘年轻貌美，她床头柜上那张相片简直可与影星的照相一比。待等结婚假期垂将结束，小杜打点行装择日西行，新郎则必须继续在运动的泥途上不停打滚。1968年秋冬间，小杜生下一个男孩，昌东为其取名“金瓯”，“金”指孩子母亲在金沙江畔工作，“瓯”指孩子父亲是温州人。金瓯的降生使施昌东备享初为人父的幸福，同时也让其清晰感受到维持一个三口之家在经济上所需担荷的压力。小杜工资较低，昌东则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加过工资，将两人的收入加在一起应付家庭各种开支还是不够，须不时向友人借些钱来纾解一时困难。在这以后五六年内，这对夫妻分处沪蜀两地，殊难达成生活上的相互照顾。施昌东人到中年身体各种机能转衰，长期伏案写作和饮食起居失调，都在明显程度上损害着他的健康。1974年秋，施昌东在崇明五七干校锻炼期间，因过度劳累而导致胃溃疡严重出血，随之被送回学校。他孤独一人身罹重疾，愈加思念远方的妻儿，经反复考虑决定给郭绍虞先生写一封信，吁请德高望重的郭老向市里反映一下他的困难，俾能把小杜和金瓯的户籍从四川调来上海。郭老向来以热心济助后辈排忧解难著称，收信以后对此事看得十分认真，因施昌东读大学本科时他恰好担任系主任，了解这位同学学习用功，积极上进，于是就给市里写了一封信鼎力促成其事。1975年小杜和金瓯成功调入上海。学校安排一家三口搬入第六宿舍暂建的过渡房内，尽管这里的条件还是差些，但毕竟可以与家人团聚一起过日子。1976年施昌东因胃溃疡转为胃癌，住院第一次动手术，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医生估计他最多活半年，少则三四个月。不久，他在医院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坚决拥护党中央英明决策，预示着和暖的春天即将到来。出院回家后，他不顾病体疲弱，“披着一条旧毛毯”“坐在板凳上”，将已经写成的三部美学论著初稿仔细地修改了一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灿烂光辉的照耀下，他政治上得到彻底的改正平反并恢复名誉，所有诬枉不实之辞悉皆推翻，缘此精神大振，心情舒畅，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80年，他最具代表性的论著《“美”的探索》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观贯穿全帙，系统地论述美的本质以及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被誉为当代中国一大美学流派的奠基之作。另外，他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和《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两书，也分别在1979年和1981年由中华书局刊印出版。它们以断代为范围肆力爬梳、讨汲原始材料，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做了大量拓荒工作。当施昌东拿到《“美”的探索》3000多元稿费时，高兴得把它称作“一笔巨款”。经他和小杜商量，除还债及替曾经接济过自己的亲友解决些燃眉之急外，其余全部用来添置衣服、家具，购买营养品给施昌东补养身体。快过年时，原第八宿舍一位邻居在六舍碰到施昌东，见他穿了一件新棉袄坐在家门口，气定神闲地晒太阳，回到八舍后跟大家说：“施昌东终于走出了寒怆的窘境，可以尽情享受温暖的阳光了。”未几施昌东因癌症复发而做了全胃切除手术，出院后又完成或参与完成了《在美学研究的道路上》（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哲学论稿》（重庆出版社）、《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三书的编撰工作，其中第一部是他美学研究论文的辑集，后两部则是他和潘富恩合作探索中国古代哲学史成果的汇编。据潘富恩先生说，昌东生前只看到这三部书的清样与封面设计，而新书的出版行世乃是他身后的事了。在此期间学校确定施昌东为副研究员，并按高级职称的标准给他分配一套住房，中文系又把他从资料室调至文艺理论教研室，小杜也被安排到复旦管理学院工作。施昌东所奉献的最后一本书是有关他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个探索美的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它创撰于作者顽强与死神搏斗的时刻，是“用血和泪培育起来的花朵”。小说通过摹述主人公坎坷不幸的遭遇，努力向人们揭示作者自己所认识的世界和人生，在时代大背景下凸显出一个美的探索者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当时施昌东的事迹通过新闻报道、采访特写，在媒体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不断有一些读者给施昌东写信，有的要他保重身体，有的向他表达敬意。有一位温州籍的著名女作家，曾给中文系组织上写信，详细询问施昌东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同时还直接写信给施昌东本人，希望他一定要全力医治疾病，并用诗一般的语言鼓励他：“勇敢地生在美中，微笑地死在美中；而美是永存的，希望之火是不灭的。我深信你这个美的探索者，在与病魔的战斗中，最终会取得奇迹般的胜利的。”1983年施昌东的癌症再次复发，病情很快进入惙顿危阽阶段。党组织根据他先前提出的申请，批准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毕生之最大愿望遂得以实现。那年8月21日，施昌东病逝，终年52岁。自1955年以来，他在政治上备历艰难曲折，却从未动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一贯以其高扬的生命之火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这一切都彰显了新中国培育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卓越品质。本文由陈允吉

今年是范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汪家明先生以新著《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三联书店2023年7月出版）来纪念这位杰出的出版家。当读了书中第四章《最后的书时光》，我想起了一部范用未完成的书稿，也许值得写出来我知道的一点儿细节，并以小文来怀念范用先生。汪家明写道：“《存牍辑览》是范用最后编纂的书稿，没等到这本书的出版，他就去世了。这部书稿，他大约编了五年，从2005年就开始了。”我约略知道一点儿《存牍辑览》书稿的事，在范用这里似乎是2004年春已经有了成熟的具体做法。事情还要从范用给我的几封信说起。2004年3月31日收到范用的信，信封落款是三联书店总编室，我纳闷呢，三联给我写什么信？拆开一看是范用，又惊又喜。现在应该把范用信全文抄下来：其章先生：前承惠赠《创刊号风景》一书，甚感。此书介绍了七十多种期刊，叙述其特点，还讲了有关的故事，娓娓细谈，很有味道。由此想到我也存有一批旧期刊，也可写本《我的创刊号》。但要翻箱倒柜，找出这些期刊，然后一篇一篇地写，更为困难的是把这些创刊号拍摄书影。如果北图出版社还愿意印这本书，我就着手做这件工作，花年把的时间完成它。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