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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舞剧《骑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尝试跨越传统与现代的壁垒,大胆表现红色主题、革命精神,对有效引领人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随着当前受众审美意识的觉醒,人民在文化消费方面的需求结构升级,传统艺术和美育教育的加强不断提高着大众的审美层次。与此同时,剧场艺术也在通过用符合当下审美的新样式,将舞蹈艺术与融媒体相结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优势,以增强舞剧表现力,探索少数民族审美与大众审美深度融合的可能,为中国舞剧带来新活力。荣获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剧《骑兵》,不仅在舞台舞美、灯光和视频技术等方面加入了导演别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也以其真挚的情节内容和浪漫的舞蹈力量赢得了各地年轻观众的好评。同时,《骑兵》作为一种舞蹈与戏剧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现场性是直接影响受众观演体验的第一要义。我国少数民族艺术本身是在中华传统社会土壤之中孕育产生的,并直接受到特定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因此,内蒙古少数民族艺术在传承传播过程中会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而现代媒介虽适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少数民族艺术在传播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突出的矛盾。其一,少数民族艺术的原真性(不可复制性)与现代媒介的复制性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艺术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原生力量,这种原生力量来自区域,表现为独一无二、不容复制性。离开了这种特质,往往很难传达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精神。其二,少数民族艺术的共时态性与现代传播媒介的超时空性之间的矛盾。所谓共时态性,是指在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活动中,创作者、表演者与观众各方通常都是同一时空下共在且直接参与的。在此时,同一空间中的各方主体通过直接交流、彼此激发、互相感应,于情畅意达之中才能既发展和谐的人与人关系,又凝聚群体精神。这是少数民族艺术与其他现场性艺术的极大区别。例如,话剧的剧场性要求现场观众与表演者之间形成一个“此时此刻此地”的封闭交流场域,无数个瞬时场域的双向交流形成不可重来的在场体验。可以说,现代媒介不仅使直接信息反馈变为传播,还阻断了这种现场的封闭交流场域的生成,而少数民族艺术对这种在场性体验的要求只能说是更高。就个体而言,它需要形成对每位观众的此时此刻的开放交流场域;就群体来说,个体之间的多向交流与联动是进行少数民族艺术传播活动和产生效果的重要行为。其三,少数民族艺术仪式感特质与现代审美接受随机性的矛盾。少数民族艺术往往具有神圣感、仪式感,且具有一定规范性,而当代社会受众的艺术审美接受凸显为消遣型和随意型,可以说,这种消遣随意性就是对剧场艺术的消解和对观演感受的破坏。在舞剧《骑兵》中,草原骑士骑马奔腾而来,配合着大银幕沉浸式电影观感的开场为整台舞剧点出主题,随后,不论是水乳交融的欢快双人舞,还是鼠疫来袭后通过大面积黑布象征牧民处于水深火热灾难中,以呈现压抑窒息的效果,直至尾幕白布铺陈,象征主角回归故里、安抚亡魂,观者不禁潸然泪下,都使剧场空间的观者可以瞬间置身万马奔腾的辽阔草原,随主人公一起体验那荡气回肠的岁月。红色革命题材的定位符合受众保守性的定向期待视野接受美学理论代表学者姚斯曾说:“期待视野就是一部作品出现时,人们对它的反应、预先判断、语言和其行为的总和。”也就是说当读者在阅读某一作品时,会根据以往的生活经验和经历、受教育水平及其思想观念形成一个定向预期。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不同的期待视野便使读者产生不同的作品需求,并且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同一个人的期待视野也会不同,它所赋予作品的意义也随之改变。舞剧《骑兵》是一部以骑兵成长过程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讲述了蒙古族青年朝鲁在经历草原鼠疫以及抗击外敌入侵草原的革命战争中与恋人珊丹、爱马“尕腊”参军入伍,最终历练成为骑兵战士的故事。期待视野细分为定向期待视野和创新期待视野。其中,定向期待视野是指受众的鉴赏趣味习惯于按照某种传统的趋向进行,具体表现为受众在鉴赏活动中的偏好与选择,以及各种不同的欣赏方式与习惯常常会有某种定向或趋向。而创新期待视野则是指在此基础上受众更专业化、更艺术性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那么,舞剧《骑兵》作为红色革命题材的定位是符合受众保守性的定向期待视野的。而在表演中,在舞蹈的叙事语言形态之中融入电影镜头感的开场、话剧的空间分割手法,利用舞台灯光来区别情感空间,从而作用于观众的感性经验,这样多重艺术语言、审美形态叠置的虚拟现实体验感,是舞剧《骑兵》不同于以往蒙古族舞剧的对于受众的创新期待视野的满足。例如,在《骑兵》中,重中之重是怎样以舞蹈的语汇去处理人与马的关系,最终舞台呈现是采用以人拟马的方式,在舞蹈编导中大胆放弃常规马舞步态,配合服装、妆效及演员的生动表演技巧创造出全新的、有血有肉的、有神有情的战马形象,这可谓是跨越传统与当代的壁垒,突破定式,进行了真诚、大胆的艺术创造。革命精神打动人心舞剧《骑兵》最后一幕《骑兵魂》中,草原终于迎来了永久的和平。冬去春来,大雁北归,恋人再相逢,奈何光阴荏苒,青春不再,牺牲的战友和战马就像一座座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舞剧的结尾就是朝鲁和珊丹相互搀扶着在一座座丰碑中渐渐远去……一幕大戏就这样戛然而止——正是这样写意式的浪漫让人回味无穷,同时也为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舞剧是心灵情怀的艺术表达。值得点赞的是,英雄主义的呼唤,与鲜活的舞剧人物形象并行不悖。《骑兵》式的英雄人物,绝不是假大空的贴片符号,也不是片面的人物形象塑造,而是旨在让艺术笔触深入古往今来的英雄情怀,让崇高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这种革命精神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折射,能够走进观众内心,引发思考。专家观点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舞剧《骑兵》创造了超越自身的、对于中国新时代文艺创作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经验。该剧用成功的艺术实践,实现了创作资源的最佳配置,不是急功近利地进行公式化、概念化的表现,而是讲求审美化、艺术化,这对全国来讲是一条重要的经验。舞剧《骑兵》找到了内蒙古革命传统里极富象征意义、集中表现党和人民关系的以及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标志性的动物——马,并靠着一种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优势和特征的自觉把握,成功营造了“骑兵”形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知名文艺评论家包明德:舞剧《骑兵》让观众感受到了具有史诗意蕴的交响乐章。单人舞纵情矫健、放飞想象;双人舞搭配契合、刚柔相济;群舞姿态造型变化万千,内在韵律悠扬,起伏快慢和谐。历代蒙古族优秀文艺作品中,马的形象发展成为比兴手法中隐喻最丰富、运用最多的形象。这种审美观念的深层表达在舞剧《骑兵》中得到完美的演绎和呈现。原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博士生导师于平:舞剧《骑兵》真正实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戏剧性和舞蹈性的高度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高度统一。作为舞剧高潮的“人马双人舞”,与既往种种双人舞相比,可以说是一段特异双人舞。为此,它不仅创新了舞蹈形象,而且创新了舞蹈的编创理念。与人、马同台这种实体形象和“拟物”形象相对应的,《骑兵》还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舞剧《骑兵》的创新点颇多,而最吸引我的是写意舞蹈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写意舞蹈语言在全剧整体上的大胆运用,应当是全剧美学独创性的最突出标志。这部舞剧的创新点在于,精心设计了写实舞蹈语言与写意舞蹈语言相结合的方式,并且在写实舞蹈语言与写意舞蹈语言的结合上,高度突出写意舞蹈语言的原创性和在全剧审美表现上的统摄力,由此让过去被讲述过的草原骑兵英雄故事开放出前所未有的新的意义空间。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潘志涛:舞剧《骑兵》时长两个多小时,应该是篇幅很长了,但是观看时并没有让人感到长,反而有点不舍得结束,还没看够!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剧中的3名主要演员,男生表演得非常精彩,女生也是我们理想当中最美丽的蒙古族姑娘。而剧中的那匹马神了,非常灵动。在舞剧《骑兵》这么一个主旋律题材中,体现新的马和人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一个形象,是极大的飞跃。《骑兵》男女主人公的双人舞没有炫技,而是进行情感交流,是跟情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表述。而更精彩的是人和马,没有让人感觉到有任何的隔阂,这个是创作亮点。(文内图片均为舞剧《骑兵》剧照,内蒙古艺术剧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