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一、“忙、累、空”的乡镇工作状态

桂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这几日，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关于基层考核和形式主义的问题。恰好最近一段时间连续跑了几个地方，又是到了年底前后，各地都在忙碌地进行年终考核和年终检查。也在调查过程中，现场体验了几次乡镇迎检活动，以及第三方评估。总的一个感受是：基层考核真严、工作考核真细、评估检查真多。一段时期以来，基层考核在技术上不断升级，造成基层工作越来越卷。一、基层负担重的原因细致而严厉的考核，是造成基层负担重的直接原因：一是考核特别细。以县乡考核为例，过去一般是县“两办”主持年终考核，围绕着年初定下的主要指标展开，包括经济发展、税收增长、基层稳定等，这些是基层中心工作，考核项目不多，工作也比较客观，考核过程相对简单。现在，很多地方采取千分制考核，考核项目特别多。造成考核项目特别多的直接原因是，基层普遍出现了部门和条线业务工作的“中心化”。现在，很多县里的部门都对乡镇单独考核，这些考核贯穿在平时。比如，县某局委办的某个股室平时发一个表格到乡镇，如果填报不及时，就被扣分。这些考核贯穿全年，细化到股室。县里几十个部门的考核，汇总起来，构成县对乡的考核。有些大的局委办提出重要工作，单独考核又特别细。这些几十个条线都比较细的考核，汇聚到乡镇就变得特别多。县级部门和条线的工作中心化，使得业务部门也具有了类似“两办”的职能，成了协调、决策、考核部门，具有了调动全县资源的权力。这方面开先河的是扶贫办。很多地方县扶贫办在脱贫攻坚时期，演变成了全县调动资源的核心机构。近年来，县级其他条线部门也在仿照扶贫办的这种做法，从业务部门变成了制定标准、下达任务、考核乡镇的权力部门。县里那么多部门，每个部门都考核，每个考核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叠加起来，乡镇就变得特别沉重。条线部门中心化，存在两个动力：一是提高本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实现了“行政揽权”；二是通过下发文件到位、通知到位、考核到位来完成“避责”。二是排名问责很严。之前，县“两办”围绕中心工作进行的考核，不仅指标少，而且以达标考核为主。比如，在地方政府最看重的招商引资这个工作上，年初县里定任务，乡镇有可能还与县里讨价还价一番，最后确定一个双方都觉的比较合理的指标数。年底再对照着年初的承诺进行考核，所有的乡镇都完成了就都合格，合格就是合格，合格就是考核通过。所有的乡镇都合格，是最让县里高兴的事情。做的最好的几个，再按照之前定下的规则，给与超额奖励或分成奖励，或是戴个大红花。这种达标考核，目标是确定的，结果也是确定的。各个乡镇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不需要去天天琢磨隔壁乡镇。做的不好，有特殊情况可以解释，解释不通，认罚也心服口服。现在采取的是排名。每项工作都排名。在中部某地调研，每个月民政局对乡镇火花数量也提前下指标，进行完成率排名。乡镇干部抱怨，一个月本地去世几位老人，是无法预知的，也是说不准的啊。这也要排名？！排名的逻辑是，工作本身没个标准，下了任务之后，每个乡镇都要干，要拼命地干，否则就相对落后。问题是，十几个乡镇总有后三名。要约谈，要问责，还要在大会上做表态性发言。不管工作做的怎么样，只要排在后面，就要被处罚。这谁受的了？所以就不计成本、不计代价，蛮干硬上，努力地卷别人，最后也把自己也卷地受不了。实际上，考核就像考试，总是末尾淘汰，那是会把人逼疯的。县里的有些部门很多时候，就是让下边受不了。下边卷地越厉害，累计到县里，各项数据才绝对值高。县里到了市里，也就免得排名靠后被约谈。排名被广泛运用于基层工作中，这是一种十分不合理的管理方式。二、基层负担重带来的后果考核这么严格，乡镇拼命地卷，带来的结果是：一是资源被大量消耗。排名是眼前必须完成的。乡镇面对的中心工作又特别多，每个条线部门都不能忽视，于是，将各方资源动员起来，为了争取不当后三名，在所有的工作都投入主要精力，形成了内部挤压和消耗。二是干部变得“假积极”和“假消极”共存。在乡镇，“假积极”是指承担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包括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必须努力完成任务，才能避免被问责或是通过排名靠前而获得晋升机会。但是，这些资源投入很多时候仅仅是为了完成考核，与改进群众生活的关系不大，这种严厉考核排名带动的积极作为，是干部利己的积极。还有占更大比例的乡镇一般干部，不承担领导责任，一方面是问责多，各项工作要求高，另一方面，很多做回应考核的工作，没有获得感，缺乏内在积极性。使得一些干部的热爱农业农村、关心群众的积极又被考核压抑了，就出现了“假消极”。三是无法持续。排名靠后，往往就要求做表达性发言或被约谈。乡镇干部说，“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被约谈”。也就是说，被约谈的乡镇领导，一定会使出最大力气将指标抬上去。通过高强度动员完成工作，不计代价的结果是在其他地方出现了代价或透支，使得工作不能持续。三、为何要为基层减负面对负担过重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要为基层减负。基层执行的怎么样？从实际情况来看，基层的负担依然还是很重。回到与那位记者朋友的讨论，他问道：如何通过减负，让基层更能干事创业。结合乡镇情况来看，以部门业务工作中心为代表的上级要求多，是考核严和基层负担重的原因。每个条线部门都提出工作高要求，都督查乡村将工作不仅做好，还要做的漂亮，最好还能出经验成果。四、减负积极主义为何效果不好如何减负？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可叫做减负积极主义。也就是，通过减负来让基层完成更多的工作。从基层情况来看，县里几十个条线部门将自己从业务部门变成监督部门之后，下达的“中心工作”已经很多，乡镇的负担太重是各种排名工作太多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减负政策传达下去之后，有可能“减负”本身又变成了乡镇自己需要完成和证明完成的一项工作。如果是这样，那就严重偏离了政策要求，就变成了基层自我增加负担。可能存在的一种基层工作“负向迭代”：刚开始时是工作做好达标即可；后来发展到，在细致的考核下，工作做完之后，还要通过做台账、拍照留痕等方式，向考核部门证明工作做完了做好，将“完成工作”变成了“完成工作+完成工作自证”。如果县里采取减负积极主义，到了乡镇，就会出现进一步的负向迭代：不仅要做好工作，向考核单位提供完成工作的证明，还要提供材料证明是“低能耗”“没有负担”地完成工作。结果简直是成了形式主义的“平方”。现在很多地方的县里，不仅成立考核办，督查办，还成立“效能办”一类的单位。效能办的职责大体可以理解为，指导和督促基层“高效能”地完成工作的办公室。前不久，佛山某乡镇公布8名躺平干部，就是“政府作风效能领导小组”审定的。如此一来，证明高效能地完成工作，本身又变成了在“完成工作”和“证明完成工作”之外，另外一种更高的要求了。乡镇如何能证明自己是“高效能”，而不是很辛苦地在完成工作？五、什么是减负消极主义？还有第二种，可称作减负消极主义。这是指，形式主义、负担很重已经是困扰基层的现实。减负本身因而就是当前工作要解决的最直接问题，减负就是目的本身。减负虽然最终是为了释放基层干部活力，但是，这是迂回之后要达到的间接目标。而不是将减负变成了工具，以成立类似“效能办”的方式推行工作。减负消极主义，将减轻负担本身当做目的：第一步是，让条线部门回归业务部门，条线工作要变成乡镇工作的支持和服务，而不是条线部门变成考核部门和行政权力部门。第二步是，最紧要的是，不能事事采取排名。工作考核以达标考核为主，任务要聚焦，工作要有重点。如果每件工作都是中心工作，就一个中心也没有了。将群众服务好是所有中心的出发点，不能将出发点变成回应上级考核和承担部门转移下来的责任。减负消极主义，采取的是迂回工作方式，虽然是以释放基层活力为最终目的，但是要通过迂回策略实现这一目的。就是说，将减轻负担、减轻心里压力、反内卷、减少消耗、反形式主义本身当做目的。这些都是困扰体系有效运转的不健康症候。先将眼前的症候去了，让乡镇干部感觉轻松、不内卷、不消耗，才能够直面业务本身，也才能够去接触和了解群众。乡镇工作何必要那么匆忙呢？现在国家涉农政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好，农村基层设施逐步完善，农民可以外出打工和进城，也拥有土地和房屋作为兜底。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将乡村振兴一件一件地做，久久为功。这种思路指导下的减负，是以沉下去和慢下来为实质内容。通过减少排名和扭转条线工作中心化，让乡镇干部慢下来，从考核压力和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才有精力沉下去。六、迂回工作思路导向内在活力激发基层干部一旦沉入到村里，就会看到之前没有精力了解的群众真实需求，乡镇干部带着国家资源下村，去组织群众开展村庄公共品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民办公助，做一件成一件。在此过程中，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接受群众的点赞，就逐步积累出良好的干群关系，不仅将具体工作做好了，也极大地巩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基础。站在基层干部本身来说，他们很多是出身农村，成长在本地。任何工作，只要是真正地从群众出发的，组织群众参与了，做完之后也一定会获得群众好评。群众不仅监督基层干部，也评价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有价值的事情过程中获得意义体验。带着国家资源下乡的基层干部，在做好事和办成事中，收获信任、好评。还有比群众信任和点赞，让基层干部更加“积极”的激励吗？减负消极主义，包括了一套迂回的工作方式，实施上：第一步，将减轻负担本身当做目的。减负、降能耗，本身就是成绩。第二步，基层被减负了，县里考核少了、不必要的条线任务少了，乡镇干部中的一部分人才有机会沉入到群众中去。刚开始下去的干部可能连群众不认识，相互之间也不信任，通过做事，就会逐步扭转局面。第三步，做实事改变了干部的心态和体验，焕发出一部分干部的内在积极性，改变了机关作风，改善了工作推进的社会基础，这种氛围和工作基础慢慢地扩大，就变成了久久为功。第四步，切实的乡村面貌改善，群众的急难愁盼被一个一个地慢慢解决，使得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被调动起来。群众越来越愿意参与到涉及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中去，群众就从积极分子占少数变成了积极分子占多数，工作基础越来越深厚。干部在接触群众中，也被教育和锻炼，干群关系变的浓厚，群众路线走向落地。党的政策变成干部组织群众建设美好生活的积极行动。最终的局面是，群众中积极分子占多数，各项工作的社会基础坚实，干部提升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这些叠加起来，还有什么好政策不能落地？还会出现基层“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干部干群众看”的情况吗？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需要很多路要走，过程也不容易。但是，一旦实现之后，就真正变成了整个体系的高效能。追求这种理想，重在第一步起点。第一步是为基层真正减负。中央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沿着基层工作的正确方向推进，一件接着一件干，久久为功，最后才会有大功。所以，减负要采取迂回的工作方法，把减轻基层负担本身当做目的去做。减负消极主义不是真消极，而走向内生积极性的起点和过程。桂华，2024.1.6

陈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近年来到各地基层做调查，一个直观感受是，各种各样的民生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办的“好事”也越来越多。以笔者关注较多的养老工作来看，不仅局限于“兜底”，还要“适度普惠”；不仅要“发钱”，还要“提供服务”；不仅要满足“建设基本”，还要追求“高质量发展”。在这一导向下，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首先表现出超强积极性。“办好事，肯定没错”，并且“容易出政绩”。所以，好事是一定要做的。不过，钱从哪里来呢？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依靠地方财政收入；而广大欠发达地区地方没钱但也要办好事，就只能通过申请中央试点资金、借专项债或者压缩支出等方式来“开源节流”。同时，由于当前政府提供养老服务大多以“购买第三方服务”方式进行，从提供服务到进行评估、监督、验收，都交由第三方完成——据说这种方式能够“激活市场”和“提高效率”——在竞争激烈且高风险的市场中，依靠政府补贴生存至少比较稳定，第三方当然相当欢迎。最后，大多数群众也是拍手叫好的。毕竟，不管是什么形式、不管需不需要，“免费的福利，不要白不要”。于是，在“各方叫好”的动力之下，好事不仅要办，而且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然而，在缺乏对成本和代价的理性考量下，“办好事”的过热倾向可能带来“福利依赖”的严重后果。以笔者近期调研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其基本背景是，在倡导居家养老的理念下，政府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为特定老年人群体（一般包括“特困”“高龄”“低保”等标准）提供上门服务。 为了追求“惠及更多老年人”的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将“服务率”和“老人满意度”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在此导向下，出现了两种无比“吊诡”的现象。现象之一是，“求着老人服务”。对一些老人来说，接受服务不是“享受权利”而是“配合工作”。需要看到的是，政策补贴的对象并非都需要服务，比如身体比较健康，或者有老伴和子女照顾等。但是，在“服务率”的考核驱动下，面对不愿意接受服务的老人，服务方乃至基层工作人员不得不采取各种“策略”来劝说老人接受服务。例如，一位89岁的老人，能够自理，虽然独居，但是儿子就住在对门，平常也经常来看望。最初，这位老人不愿意开门接受服务，表示没有需要。对此，当地社区工作人员亲自上门，专门给这位老人“做工作”：先给老人发烟，和老人聊天拉近关系，再“套”老人的话，问老人平常生活中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期间老人提及只是剪指甲有些困难，但是儿媳妇平时会给自己剪。随即，社区工作人员便和老人商量，约定让助老员给老人上门剪指甲，说服老人签订服务协议。在助老员第一次上门时，该社区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在护理员服务时和老人聊天，听老人发发牢骚，以减轻老人的排斥心理。不过，第二次上门服务时，社区工作人员没有去，老人又不同意了。如此，社区工作人员一共上门三次，这位老人才慢慢适应。不过，也有实在“做不通工作”的老人。调查中有服务方表示，特别是一些“觉悟高”的老干部、老党员对服务的“抵触”很大，认为“不要占党和国家的便宜”。社工作人员没办法说服老人，老人也没办法说服自己，只能将此理解为“配合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干活的人难受，老人也难受”。现象之二是，“提供超标服务”。政府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属性，保障基础性权利，而非针对发展性和特殊性需求。而在发达地区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中，许多老人对服务要求已远远超出基础性范围，为了达到满意度标准，也要尽可能满足这些老人的“超标”要求。例如，有的老人家里是红木家具，要求用特殊材料清洁；有的老人有洁癖，要求使用一套单独的理发工具；还有的老人挑剔助老员清洁做得不好，等等。不管是“求着老人服务”，还是“提供超标服务”，都构成了服务异化的极端之表现。由此，在服务获得指标化“成绩”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难以逆转的福利依赖陷阱。具体而言，这里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服务初期老人的“抵触”，问题是老人对服务的“适应”意味着什么。一旦对服务没有刚性需求或者有超标需求的老人们将政府提供的服务视为“理所当然”，这将造成财政资金的使用将偏离兜底性和基础性的定位。虽然服务对象的需求非刚性，但是政府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福利却是刚性不可逆的。正如地方官员所说，“一旦开了口子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此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基本道理。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现实教训。考虑到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基本国情，福利的“提标扩面”显然要更加慎重。除了直接的财政负担之外，更为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过高过快的福利提升会冲击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念，也即“毁三观”。不管是自力更生的个人品格，还是孝道伦理的深厚传统，都是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积淀，也是广大群众内化于心的行动指南。这些受到广泛认可和遵循和基本价值观念，构成我国实现快速稳定现代化的巨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民生工作表现出的福利依赖倾向，似乎正在消解这些优势和财富。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今天，中国社会陷入了孤岛之中，人人自保、事事防备，每个群体以及每个单位都在创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全然不顾他们同时在给别人制造麻烦。孤岛效应已经成为一大公害，它提高了社会运行成本，减弱了公共性，是社会衰退的征兆。一从2024年1月1日起，北大清华将交互身份核验信息，两校师生实现畅行互通。第一眼看，这似乎是关于“开放”的故事，但看第二眼，却发现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封闭”的故事。很显然，清华北大师生互通的背后，其实是自绝于城市，自绝于社会。这一政策，方便了两校师生，却麻烦了全社会。它向全社会宣示：清华是北大人的清华，北大是清华人的北大，但清华北大不属于全社会。中国最顶尖的两所精英大学，以“兼容并包”文化自傲的学校，却固步自封，带头建立“土围子”，人为设置社会孤岛，让人汗颜。也许，精英大学需要重新定义了，可以比照商业逻辑，越是标榜“私享”、“私密”、VIP、独尊，就越是精英。高校的精英地位，不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而在于其神秘感，师生的尊贵身份。比照清华北大，如今全国有相当部分高校，都在孤岛化。孤岛化的理由简直让人苦笑不得，说是开放校园会影响校园秩序，万一学生受伤了怎么办？这种理由，简直是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侮辱，是对大学生的人格的侮辱。教授把自己当成大学的“业主”，为封闭校园叫好，让人鄙视。大学生把自己当小孩，以为封闭校园是在保护自己，让人遗憾。大学的领导者无视公共性价值追求，校长思维降低为保安思维，考虑的不是如何服务社会，而是自身“安全”，极其短视。

何盼（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老人的老化与养老是一个连续性过程，从较高质量的自养阶段步入完全的他养阶段，还有一段中间过渡的“延长自养”阶段，用老人的话而言，这一段时间就是“磨日子”。夫妻两人搭伴还好，而在老伴去世后，老人的生活质量往往直线下降。这一高龄独居老人群体正成为一个高风险群体。一方面，他们的自理能力弱化，为了给子代家庭减轻负担，绝大多数老人都依靠压缩自身衣食起居的需求来尽可能延长自养时限。另一方面，由于高龄独居老人的社会生活萎缩，他们日益退守家中，存在突发疾病而又难以被及时发现的风险。助餐是村社共同探索的一条既不替代家庭养老，又通过有限介入老人养老秩序，提升老人“延长的自养阶段”养老质量的村社养老模式。其目标在于回应老人吃饭难问题，实现兜底性的养老补充。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城市社区食堂的养老服务模式，理解其运行状况与内部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笔者在C市、B市、X市都关注到了社区老年食堂，却惊讶地发现一半以上的社区食堂难以为继，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两难困境。具体而言，当前城市社区的老年食堂存在三对关系之间的张力。一是福利性与保障性。助餐作为一种兜底性的养老政策，在于实现解决吃饭难的保障目标，然而在运行过程中，却出现绝大部分老人以占便宜的心态来老年食堂就餐，而真正需要助餐服务的群体较少、且在实践中并没有被服务覆盖到的状况，表现出福利性大于保障性、保障性也未能得到保障的“福利-保障”错位。如我们在C市老年食堂看到，大部分来食堂就餐的老人都是有很高退休金的低龄自理老人，他们直言并不是做不了饭，而是觉得政府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而另一方面，在很多社区中，因为送餐上门过于麻烦，社区没有动力为此寻找一个专门的送餐员，反而使得那些因为行动不便难以堂食，同时又真正需要助餐服务的老人没有享受到这一政策的支持。二是公益性与营利性。从全国各地的经验来看，老年食堂都是通过“社区提供场所，引入第三方加政府补贴”的方式来实现运转。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受社区场地限制和资源投入能力的限制，主要有“社区食堂”和“中央食堂+配餐点”两种运营模式。市场主体经营老年食堂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政府则期望通过补贴的方式来同时满足社会公益性和市场营利性的双重需求。这使得老年食堂运行存在两个难以调和的矛盾：1.扩大经营规模与瞄定刚需群体之间的冲突。对市场运营主体而言，规模越大其利润空间才能越大，低于一定规模时市场主体就会面临不盈利甚至亏本的问题。而对助餐这一兜底性保障政策而言，其目标则是针对“吃饭难”群体的刚需问题，规模是有限的。因此，由市场第三方运营老年食堂，不可避免地带来目标群体扩大化的结果。2.政府补贴是否可持续的问题。政府期望以补贴的方式弥合社会公益性和市场营利性之间的张力，然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显然是有限的，该有限性一方面与第三方扩大规模的需求有冲突，另一方面也很难做到常态化、持续性供给。调研中发现，有的社区食堂交由小餐饮老板经营，在投入大量前期成本后，这些老板却拿不到政府补贴，存在被套牢的风险。三是行政性与社会性。与村庄不同，城市社区归根结底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其内部更多是一种“人与空间”的简单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连结较弱。与此同时，社区干部行政化程度更高，不同于村干部，社区是社区干部的工作范畴而非其生活空间，社区干部的社会评价、利益激励等更多来源于体制而非社会。因此，在养老服务事业上，农村往往能够呈现出积极体制加强社会的状态，村干部也往往在社会的监督和推动下能够以相对积极的方式去落实与执行政策。而在城市社区，其表现出积极体制与弱社会的状态，社区工作人员推动工作的动力更多来自于行政要求。对老年食堂这一工作考核较弱，执行要求也不特别严格时，农村地区老年食堂表现出灵活自主、因地制宜的良性状态，而城市社区却表现出干部无动力、简略执行的消极状态。如我们在B市某老旧社区看到，虽然政策规定要有送餐服务，但该小区自疫情后便顺理成章地停止了送餐服务，那些弱自理的独居老人便无法被助餐服务所覆盖，但他们的需求显然更具有刚需性。概括而言，城市社区老年食堂运转存在目标瞄准与运行张力的双重困境。其中，福利性和保障性的关系张力是其目标瞄准困境的实质，而市场主体的公益性与营利性，行政主体的行政性与社会性间的矛盾冲突则是运行张力的表现与原因。这样一种双重困境的产生根源是城市老人非常有限的助餐刚需。相比于农村老人，大部分城市老人没有底线式的助餐刚需。城市老人经济能力较强、且家庭相对完整，可以通过家庭兜底和市场兜底的方式来灵活解决就餐需要。例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老人因为老年食堂饭菜不合口味、没有伙伴就走了，从侧面反映出大部分城市老人有超出底线助餐之外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这很难通过助餐服务得以满足。在此基础上，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助餐需求呈现出规模较小、且较为分散的特征，单个社区没有能力去维持一个小规模助餐需求的日常运转，因此在城市社区中推广老年食堂，必须依靠和借助市场力量。而市场天然的盈利性与扩张性不可避免地与助餐服务的社会性、保障性产生冲突，带来目标群体瞄不准、保障变福利、以及政府补贴压力大的问题。因此，城市助餐的运行需要在多个方面不断介入，包括但不限于新建食堂（配送点不需要）、引入市场主体、达到一定就餐规模、持续的政府补贴等，是以一种相对高成本的方式在提供底线式服务。那么，城市社区老年食堂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从调研来看，城市社区并非没有存在“吃饭难”刚需的老人群体，只是在城市社区中，由于有相对完整的家庭和丰富的市场，刚需群体较少且非常分散，如何为这批老人提供有效的助餐服务，是城市社区老年食堂必须思考的问题。在X市通过比较“社区食堂”和“中心食堂+配餐点”两种运行模式来看，笔者认为后者是一个相对低成本且有效的运营方式。以X市城北区老年食堂运转经验来看。H社区的老年食堂是其中一个配送点，自己不开伙，但提供就餐、取餐场所和送餐服务。该配送点共服务20名老人，只安排了一位管理员，由管理员负责每日登餐报餐、管理场所卫生、和送餐上门三部分工作。除了开始时投入40万改造社区办公空间以腾挪出就餐点之外，每年运行经费大概只需2万多元（包括人员工资、水电、物品添置等）.该配送点由一家本地连锁餐饮企业承包中心食堂的经营。目前，该中心食堂通过为14个社区配餐送餐和10个社区老人堂食就餐的方式，基本能够实现盈利。这样一种方式基本实现了三个目标：一是实现了市场经营的相对规模，二是通过送餐能够匹配刚需群体，三是简化社区经营老年食堂的工作流程。从目前来看，相比于社区食堂，这一模式更具有可行性，且更好地服务于兜底式的助餐目标。总体来看，城市助餐和农村助餐面临多个基本条件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家庭养老能力差异、市场承载能力差异、老人养老需求差异、社区工作体系差异、经营成本差异等。因此，在落实和开展城市社区老年食堂服务时，更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而非单纯地将“社区食堂数量”、“就餐人数”等指标作为衡量助餐服务成效的标准。如何以一种相对简单有效的途径，使助餐真正服务于刚需群体，值得探索和思考。

桂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近年来，连续实施的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和地方乡村振兴工程，深刻地改变了基层体制运行。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和地方乡村振兴工程，涉及面广，工作标准高，过程管理精细，规范性强。这些工作以“政治任务”落到基层，每项工作都是刚性要求，这些锻造了基层，也塑造了基层干部的状态。访谈摘录：1.

夏柱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二轮延包试点正在进行，二轮延包也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完善的窗口期，破解当前农业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农业后继无人。当前的老农民是最后一代农民，是末代农民。这种说法和“无人种田”的观点是一样的，认为要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受到推崇的是外来的、资本化的、企业化的经营主体。农业后继无人显然不是事实。国家政策反复重申，坚持家庭承包制这一基本的农业经营制度，并不是什么制度惯性、意识形态，而源于农户家庭经营是长期的。这是我国“大国小农”国情农情决定的。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保护农户土地承包地位、土地承包权，目的是保护农户经营农业的主体性。在实践中，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快速发展，农户家庭经营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投入方式，现代要素投入是占主导的，农村机械化服务总体是过剩的。农村农民总体上是“无田可种”，一些返乡农民工在村找不到田种，一些在村农机专业户很难扩大经营面积，而不是所谓的“无人种田”。由于农业劳动的特性，目前能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还很多，60-75岁之前的农村老人是很好的劳动力。湖北沙洋农民说，60岁的农业劳动力正值壮年，比年轻小伙子的体力还要好，因为“劳动惯了”。从经济学来看，只要农业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农业就一定有人经营，现实情况是大量农村老年人正在经营农业，只要基础设施良好，农田并没有出现大面积抛荒。老年人经营也很不错，农业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养老保障及其生活方式问题。由于有利可图，机械化发达，在湖北沙洋、湖北宜城，荒山荒坡均被农户开垦出来用于种植粮食，这些荒山荒坡就是新增耕地资源。有的地方不适宜种植粮食，就被农民用于栽种林果等经济作物，成为林地。可以说，中国的农民依然非常勤劳，因为勤劳换来的是收入。某县经管局摸底了11个村庄123个村民小组，总户数是4677户，耕地是58312.37亩，水稻是45873亩，总人口是18203人，常住人口是7981人，低于50%。村庄长期从事农业经营的人是6789人。其中年龄结构是：70岁以上1348人，60-70岁的2637人，50-60岁2025人，40-50岁478人，30-40岁198人，20-30岁27人，20岁以下76人。各年龄段比例分别是：0.1986，0.3884,0.2983,0.0704,0.0292,0.004,0.0112。简单计算表明，60岁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58.7%，50岁以上所占比例达到88.5%。从年龄角度，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超过50%，和基层干部、农民估计是一样的，60多岁是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不仅农村老人种田，而且农民的后代也有种田的人，只要有机会、有农业获利的机会，他们就从事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小大户”，种植一两百亩土地，获得中等收入。目前多数50岁以上大龄农民工的出路大概也是回乡，回乡从事农业是保底性的，至少有饭吃，也就是说，十年之后，农村老人种田仍是普遍的，是主动为之，也是不得不为之。他们在城市生活，没有就业机会，也没有支撑其在城市生活的社会保障收入。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障的比例为22.3%，大多数农民工仍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老之后，他们所能获得的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一般不超过200元。在调查的中部三省九个县中，湖南长沙县是全国百强县之一，其农村老年人的基础养老金也只有233元。在较落后的湖北省阳新县，基础养老金只有115元。农村仍然有数亿的劳动力、半劳动力，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是相对弱势的劳动力，依靠农业获得就业与收入，他们盼望扩大经营规模。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就业人员为73351万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其中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就业人员是17663万人，占比约24%，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在另一个关于城乡从业人员的统计中，又说乡村从业人员53857.88万人，其中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27032.25万人，这把兼业经营的农业劳动力、老年人全部计算在内，更符合农业经营者的情况。在湖北省沙洋某村，土地资源丰富，户均10多亩土地，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形成了典型的“小农户+小大户”的农业经营格局。该村庄人口规模不大，农户有200多户，目前农业种植户还有100户，80户是小农户，20户是小大户。其中达到100亩以上的小大户有5个，其中一户是老年人带40多岁的中年儿子，另一户则是中年人。这个老年人有70岁，他带着40岁的儿子，种了176亩田，其中一半是虾稻，他家的机械很多，有4台拖拉机、3台插秧机、3台皮卡，他一年的毛收入达到40万元。在湖北鄂东山区某镇，土地资源并不丰富，户均不到5亩土地，10年来，李某从经营100亩土地，到经营1500亩土地。李某组织了一个农机服务合作社，有十几个农机专业户。他不仅服务自己的农场，而且服务附近2万多亩农田。他的女儿，才25岁，大学毕业后回乡，选择帮助父母种田，会开各类农机，在湖北省农业无飞机技能比赛中获奖。这个例子表明，只要有田可种、有利可图，农业机械化发达，年轻大学生也愿意回乡种田。对农业经营后继无人这个问题，一个基层干部的回答是，“这个不担心，一个村3000多亩地，10个60岁的大户就够了。”目前留村劳动力还是太多，没有这么多田给他们种，因此很多农民是没有更多的田可种，因此，即使有愿意返乡的年轻劳动力，也没有田可种了。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达，种田不依靠体力，年龄不是影响农业劳动力的问题。60岁以上的老农民，只要勤劳、身体健康、善于管理，就有能力种100亩以上土地。该村书记估计，在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很高了，60-70岁的占一半，50-60岁的占近一半，40-50的农业劳动力只有十几个人，他们一般是“大户”，种植土地面积在50亩以上，兼养鱼、养鸡鸭鹅等。农业具有兼业特征，农业忙闲不均，种植100亩地，农户大多数时间依然是闲的，有半年以上，农户需要从事其他工作，因此农户有动力养殖“稻虾”，或者从事农业机械化服务，或者就近打零工增加收入。因此，不用担心农业后继无人，想种更多田的农民很多，相对于农业劳动力发展程度，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还是太多。但是一些政策，以农业可能后继无人为出发点，培育支持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形成资本式农场，把在村小农户和小大户挤出农业，形成不可逆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替换，那么就真达成了农业“后继无人”的事实，形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后果，可称为“政策性后继无人”。农民从事农业，需要有一定的农业管理经验，需要有基本的农业生产工具。一个农户如果长期离开农业，甚至居住在社区化的“新农村”，连基本的农业工具和仓储地都没有，那么农业就可能后继无人了。这时，政府不得不扶持工商资本成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享有全部的政策性农业补贴，维持农业再生产，由于完全依靠雇工生产，农业风险相应增加，那么国家就不得不加大补贴力度，每亩粮食所需财政支出要大幅度增加。目前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不多，只要稳定粮食价格，农户种田就有利益，就有动力继续种，农业再生产的成本很低，农业就可持续，就非常有韧性，能为农民就业、农村社会稳定做贡献。而工商资本的本身利润就很低，农业是不赚钱的，农业是“弱势产业”，工商资本就要求国家不断增加补贴，否则农地就抛荒了，粮食安全就真成为问题了。

王海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在农村还有5亿口的情况下，农村存在的不是无人种田的问题，而是田不好耕种导致的农民无法种田的问题。随着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各界都认为农村存在无人种田问题。相关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种田。政府将土地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反而使得农民无田可种。并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种田问题。从这个层面来看，真正的农村无人种田问题是政策带来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农村原本有人种田，相关部门自认为无人种田，采取相应措施解决无人种田问题，反而导致了真正的无人种田问题。因此，真正的无人种田是一种政策性无人种田。一、无人种田还是田不好种的问题？在城镇化背景下，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出现农业劳动者老龄化现象和土地抛荒现象，社会各界都认为农村存在无人种田问题，担心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事实上，农民有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农村存在的是田不好耕种的问题。田不好耕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土地细碎化。农民的土地地块小且非常分散。平原地区，农民家的土地也要分散到四五块。丘陵地区，农民家的田块要分散到十几二十几个地方，且每块地的面积只有几分，一块地2—3亩都是少有的大田块了。农民耕种土地要付出很多劳动，还非常麻烦。在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小田块的土地雇请农业机械的成本高且很难请到农机手。二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机械和现代技术难以使用。由于缺乏机耕路，农业机械需要从其他农户的田里过路，就会产生很多矛盾。如果邻居的水稻没有成熟，农业机械从他田里过路，需要进行赔偿。有的农户只能把农业机械拆卸下来，抬到自己田里，等操作完以后再搬出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山区和丘陵地区，过去的集体水利模式基本瓦解，农民个体很难获得水利灌溉。三是土地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将土地流转给亲友耕种。留守农村的农民耕种亲友的土地也是相互插花、分散的，难以进行规模经营。农民耕种的土地越多，土地越分散，越不好耕种。在土地分散的情况下，水稻种植区，单个农民家庭的种植规模上限是30-50亩。尽管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向农村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农业发展，但是效果不佳。在乡村产业振兴上，地方政府关注的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关注的是旅游和高大上的产业，对农民从事的普通农业不感兴趣。国家这几年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每亩的投资标准有2000-3000元，有的地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现了全覆盖。但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上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小修小补，没有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农业设施的使用效率很低，并未解决种田难的问题。有的农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土地上实施了高标准农田项目。有的农民认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作用不大，不想要项目，项目落地困难。二、60岁是种田的主力当前农村种田的主力是60岁左右的农民。60岁的农民完全可以把地种好。湖北省沙洋县2022年对全县12个村的农业经营者进行摸底，发现50岁以上的占比88.5%，60岁以上占比69%，70岁以上占比30%。在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中的重体力劳动基本没有了，60岁左右的农民完全可以种好地。2021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2.03%，其中机耕率、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86.42%、60.22%、64.66%。60岁的农民主要从事大田粮油种植，目前耕地、播种、施肥、收割、打药、开沟等都能够进行机械化。很多地区都是使用无人机播种、施肥和打药。农业生产基本没有重体力劳动，农民只需要负责田间管理就可以了，老人都能够负担。并且，60岁的农民更有动力耕种土地。60岁的农民在城市中难以找到就业机会，正好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农业收入不高，但是60岁左右的农民基本上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子女已经结婚，没有大额家庭开支，他们可以接受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随着人的寿命延长，60岁农民的身体素质都很好，感觉自己就是农村中的壮年。60岁的农民在心态上很年轻，没有把自己当老人，也没有想着要退休。60岁的农民还在想着不能天天无所事事，想着要怎么增加家庭收入。在人的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定义谁是老人。三、小农户退出土地是被动的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小农户在快速退出土地。不管是中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这两三年土地流转率都在提高，而且土地更多地向市场主体集中。小农户退出土地是被动的。一个依据是小农户退出土地后并未增加收入。小农户留守在村庄耕种土地主要是因为难以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退出土地后也不会进城务工，而只能失业。新型农业经营者分享了部分农业利益，小农户获得土地租金的数量肯定要少于自己亲自耕种土地。并且，小农户不耕种土地后，需要花钱购买生活物资，家庭生活的商品化程度就提高了，生活开支就增加了。在全国农业利润相同的情况下，农民根据土地好种与否决定是否抛荒土地。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规律，好种的土地都没有抛荒，抛荒的都是不好种的土地。平原地区，耕种方便，水利条件好，基本没有抛荒。丘陵地区，耕种不方便，水利灌溉更加困难，抛荒比较多。中部地区一个乡镇，水田抛荒比例占比50%。我们调研了5个村庄，靠近湖边的3个村庄，水利灌溉方便，都没有抛荒。靠近山边的2个村庄，无法进行水利灌溉，都抛荒了。四、政府介入推动无人种田的实现当政府看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小农户退出土地以及土地抛荒现象时，就认为农村存在无人种田问题，就鼓励青年农民工或者工商资本下乡耕种土地。政策部门强调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农业项目分配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使得原本在种田的农民丧失了土地经营权或者更加缺乏农田基础设施，土地更加难以耕种，产生了真正的无人耕种土地。这印证了无人种田的预言。中部地区某县2个村庄采取不同的做法，完全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该县是平原地区，户均土地面积11亩，户均土地5.5块。地方政府从2020年开始推动“小田并大田”改革，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克服了土地细碎化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田不好种的问题。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A村一块田最小的有5亩，最大的有81亩，平均一块地有20—30亩。B村分田到户时有4860块土地，2012—2017年发展小龙虾，农民自发将旱地改为水田，通过自发调整和换地的方式将土地整合为2100多块，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后土地块数减少到492块。2个村庄采取不同的土地经营权配置方式，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A村将土地经营权直接流转给市场主体，导致本村农民无田可种。A村土地确权面积6944亩，17个村民小组，570户，2640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前，基本上都是农户自己耕种土地，自发土地流转的面积不多。2018年开始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第一期有1900亩，涉及7个小组。2020年第二期高标准农田建设，1100亩，涉及3个组。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村集体将土地收回村里进行统一建设和规划，实现了小田并大田。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后，村集体倾向于将土地流转给市场主体。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后有20%的农户退出土地，1900亩土地中，村集体自己种800亩，流转出去1100亩，全部给外来的市场主体。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结束后，全村有50%的农户退出土地，农户不耕种的土地流转给外来的市场主体。目前全村的种植户有200多户，其中本村的只有60户，其他的都是外来的市场主体，面积最大的是稻虾连种300亩。稻虾连种的最优规模是30—50亩左右，超过50亩就超出了普通农户的经营能力。B村则将土地给本村农民耕种，吸引了60多户农民回来种田。B村2021年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土地整治面积6000亩。土地整治前的土地流转比例是62%，土地整治后土地流转率下降到38%。原来种地的农户有430多户，现在种地的农户有492户。有60多户农民回来种地，在县城兼业种地的有40户左右，完全放弃打工、彻底回来的有20户左右。种植户全部是本村人，现在一户一块田，田块最大的面积50亩，最小的面积10亩。村集体将种植面积低于10亩的农户的土地划分到一块，将10亩的田块进行分割，分配给他们种植。从B村的案例来看，只要解决了田不好种的问题，农民就有种田积极性。在A村，当地方政府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种田后，本村农民就无田可种了。五、农民种田是否可以代际传递有人还认为，现在是年龄较大的农民在种田，未来就会产生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相关部门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是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业接班人。从我们在全国的调研来看，只要田好种、农业有收益，就有人返乡种田。农业后继有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在城市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会返回到农村。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都较大，部分农民工在陆续返回村庄。如果土地好种，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的速度就会加速。B村解决了农民种田难的问题，就有60多个农民工返乡种田了。当然，农民工可能是返回县城，一边打工，一边种田。等时机成熟后，就彻底返回农村。我们在全国调研中，遇到很多农民工返乡的案例。B村做完高标准农田建设后，有一个农民在外地开餐馆，这几年餐饮行业形势不好，他的年龄也较大了，就返回农村耕种土地了。另一方面，如果越来越少的农民工返回农村，农业经营者的土地规模可以扩大，农业总收入会增加，就会吸引农民返回农村耕种土地。很多农民不愿意耕种土地是因为无地耕种。如果村里有足够的土地耕种，农民何必到城市去打工呢？如果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就可以扩大，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就有农民回村种田。只要农业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年轻人也愿意留在农村种地。B村的农业是稻虾连种，亩均农业收入较高。根据当地农民的说法，种植10亩地以上就可以过日子，30亩以下还需要打零工，种植30亩以上就可以不用打零工。一个村民小组长60岁左右，原来耕种了23亩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结束后，他流转了部分土地，耕种面积有50亩地，分为2块，土地平整，基础设施完善。50亩稻虾连种，每年收入20万元左右。他的儿子26岁，在深圳打工，每月收入6000-7000元。这个收入水平，在深圳很难存下来钱，更加难以在城市扎根。他的儿子就回到农村耕种土地。这个小组长目前主要辅助儿子种地，要将自己的产业传递给儿子。六、如何利用好土地二轮延包政策我国的土地承包政策向来强调保护农民的利益，试图通过土地产权的稳定乃至土地确权保护农民利益。在分田到户初期，土地的质量有差异，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土地分散承包有一定的合理性。当前阶段，土地质量的差别在缩小，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提高，继续延续这种分散承包格局已经严重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土地承包政策强调通过土地确权的方式保护农民利益，将分散、细碎的地块都固定化了，反而导致土地无法耕种。这就是一个悖论，强调保护农民利益的土地政策反而导致了农民利益损害。当前我国正在开展二轮延包政策，可以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小田并大田”改革，推动土地按户连片承包。我国在“十二五”和“十三五”分别建成4.03亿亩和8亿亩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2022年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十四五”提出到2025年建成10.75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解决土地质量、农田设施的差异问题，解决田不好种的问题，可以为土地按户连片承包提供条件。村集体可以在保持土地承包面积不变的基础上集中连片分配土地经营权，即“不动面积，动地块”。在平原地区，可以采取“一户一块田”的做法分配土地经营权。在丘陵地区，地块有落差，土地平整成本太高，做不到“一户一块田”，就可以采取“一户多块、地块连片”的做法。在丘陵地区，只要将农民分散的地块集中到一个位置，也能极大地方便农民种田。当前阶段，土地二轮延包除了要强调保护农民的土地面积不变之外，还要着力于解决田不好种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对农民的利益的保护。

陈义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一、农业人口老龄化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在粮食作物种植区，55岁以上的老人是农业生产的主力，60多岁、70多岁仍务农的老人并不在少数，我们在调研中也不止一次遇到80多岁的务农老人。这其中固然有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因为近些年以农机作业服务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迅速发展，使很多农业生产环节不再需要人力投入，因此身体健康的80岁老人仍然可以做田间管理，可以务农。但老人们也有普遍的忧虑：年轻人不愿意种地，甚至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里。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10-2020年，5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从24.8%，增长至44.9%，提高了20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作物种植区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根据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2006-2019年，粮食主产区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从46.6岁增长到55.3岁；60岁及以上务农劳动力占比从15.0%提高到39.7%。就当前来看，这一趋势并没呈现出减缓的迹象。当老年人逐渐退出农业生产时，将来谁来种地，近年来已经引发了诸多关注。在粮食作物种植区，要使农业生产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左右，种植规模需要达到300-400亩。从我们2023年的调研来看，在皖东地区，一位60多岁的村民小组长从2014年开始，流转了全小组的400多亩地来种植水稻。在他接手这片土地之前，已经有3位种植大户先后来流转过这片土地，但由于这片地水源比较紧张，因此每个种植大户种植两三年后就退出了。由于无人接手，这位村民小组长以300元/亩的流转费将这片地流转过来，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因耕作条件不太好，他们的所有经营环节都依靠雇工来完成，除了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各环节的作业费共380元/亩）外，他们还需要雇人打药、施肥、灌溉，雇工成本是180元/亩；此外，种子、农药、化肥的成本是500元/亩。产量大约是1100斤/亩，每亩的纯利润是100-150元。也就是说，他们夫妻二人种植400多亩水稻，一年的纯收益也只有6万多元。由于当地水稻种植已经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因此在耕作条件更好的村庄，种植户如果可以自己完成打药、施肥、灌溉等环节，成本可能会减少180元/亩，但每亩的纯收益也只有300多元。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在村务农的年收益低于10万元，他们通常不愿意选择返乡。如果将农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必须发展规模经营才能实现。二、经济作物种植区年轻一代务农户仍在接续在经济作物种植区，情况有些不同。2021年，我们在山东寿光调研时，得知最年轻的大棚蔬菜种植者是一个1998年出生的小伙子，村民认为，再过两年就该有00后来种大棚蔬菜了。在寿光，80后、90后种植大棚蔬菜的，并不在少数。根据一项报道，在寿光市一个以彩椒种植为主的村庄，到2023年，全村返乡创业的“80后”有160人，“90后”有34人，其中大学毕业生21人。年轻人之所以愿意返乡，是因为他们发现，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的收入很难养活一家人。2021年，我们访谈了一位1992年出生的大棚蔬菜种植者，他从2016年开始回乡种地，此前他在外地务工的月收入是4000-5000元。回乡后，他通过流转土地、购买他人大棚，短时间内获得了4个大棚，占地面积共10亩左右。其中3个是温室大棚，占地面积为8亩，棚内种植面积是4亩；还有一个拱形棚，面积是1.5亩。他管理这4个大棚，一年纯收入大约是18万元左右，远高于其在外务工的收入。不过，年轻人种地的思路和老一辈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这个小伙子夫妻两人都在种植蔬菜，但他们与全靠自己劳作的父辈不同，一些费体力的重活，例如要长久蹲下做的活，他们全部靠雇工来完成。也就是说，对年轻一代而言，“不计成本的劳动投入”已经不再适用于他们，对年轻的农业种植者，凡是能“省力”的农业生产环节，他们都更愿意花钱雇工完成；但对老一辈而言，凡是能“省钱”的环节，他们都更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投入替代现金投入。年轻一辈不是不愿意从事农业，但他们对农业收益有更高的预期。这意味着，农业后继无人问题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农业生产成本日益增加，农业收益不断缩减。同时，年轻人雇用的仍是村庄中的中老年人，但当这一代中老年人也逐渐退出农业生产时，年轻人的经营方式仍会面临挑战。三、不是农业“后继无人”，而是农业中的“人口红利”在减退仅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老人逐渐退出农业，还会有规模经营主体来接手，因此不一定无人种地。然而，今天中国农业的一大挑战是，保持农业生产低成本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减退。“农业后继无人”之问，事实上指向了农业领域的一个关键变化，即农业中的代际更替。正在退出农业生产的老一辈生产者，他们愿意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因为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形成之时，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并不是他们的考量因素，他们愿意尽可能用自己的劳动力投入来替代现金投入，减少现金成本。年轻一代则成长于全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十分成熟的时期，他们会计算自己的劳动力价格，因为任何劳动力投入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年轻一代即便务农，也不会再如父辈一样不计成本地投入自己的劳动力，而会精确计算自己的劳动投入是否划算。他们会如上文所述寿光的年轻蔬菜种植户一样，更愿意用雇工的方式来解决重体力劳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低成本农业生产的“人口红利”正随着老一辈的退出而在逐渐消失。当大户时代到来时，农业生产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将增加。规模经营的特征是高投入、高风险，规模经营主体由于资金压力，通常选择赊购农资、农机作业服务费，还需借贷一部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自然风险或市场风险，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尽管最近几年国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入逐年增多，保险额度也不断提高，这对于减少规模经营主体的损失来说是有效的，但难以逆转农业高成本的大局。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近几年农资价格暴涨的情况频频出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颇大。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调控农资价格，试图稳控农业生产成本。例如从2020年开始，国家启动了春耕化肥商业储备工作，以确保化肥的保供、稳价，并在2022年将此储备工作扩展到全年。我们在最近的调研中也探寻了一些地方的化肥商业储备工作，但或许因为此项工作启动时间尚短，储备量也相对较小，因此尚未能在“稳价”方面发挥明显作用。国家如何介入农业生产成本的调控问题，值得密切关注。更值得讨论的是对农业生产的定位问题。如果我们持续强调农业生产的商品性，那么前文讨论的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的计算就是关键，在这一思路下，要提高农业收益就必须规模化、集约化，且必须依靠国家财政的大力投入。但这种发展思路解决的往往只是少部分人的收益问题。如果我们看到农业生产的保障性功能，看到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弱势农户仍需要依靠农业收益作为生存保障，看到今天农业仍吸纳了全国近25%的劳动力就业，则农业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收益分配的问题。今天农业生产对GDP的贡献已经不到8%，这部分日益微薄的收益应该分配给少数能人，还是分配给三四亿弱势农民作为保障，涉及对农业生产的宏观定位。

王德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近日，河南周口发生所谓“抢药材”事件，舆论哗然。当地农业部门及时发布情况通报，意思是事出偶然，村民与种植户间已有多年“默契”，相安无事，这次是村民“误判”造成哄抢，事后药材基本追回，种植户也表示对处理结果“满意”。但网友不满意，不依不饶，牵三扯四，将诸多其他事件串联起来，展开猛烈地域攻击，俨然“洪桐县里无好人”，似乎若不将中原百姓开除球籍，就要“鲁难未已”。有些话不吐不快。讲这样几个方面：拾荒问题、哄抢问题、土地流转问题和谁来种地问题。核心就一个意思，“地域黑”混淆了问题，这件事反映的本质问题是谁来种地。一、拾荒问题据我了解，“拾荒权”似乎曾经普遍存在于世界许多地方，属于乡土社会道义经济的一部分。所谓拾荒权，就是农作物收割完成后，土地所有者允许其他人捡拾未净的残留。拾荒权的实现，有赖于拾荒者与所有者对非正式规则的默契，即拾荒者应在所有者收获完成后才有权进入，所有者自愿放弃对残留的占有。过去，拾荒者主要是家境困难者、老人、妇女和儿童。在社会舆论中，拾荒一直兼具“有点丢面子”和“勤劳节俭”的双重评价。所以，一般青壮年劳动力不会参与，以老年人为主。拾荒的范围，也会突破村庄边界，辐射到周边相邻村庄。有经验者，知道哪个村哪一家干活比较粗线条，残留会比较多；哪一家干活比较仔细或者比较介意别人来捡拾，也就不会到这家地里去。拾荒行为当然不仅仅有乡土社会温情脉脉和勤劳节俭的一面。有的拾荒者会故意“擦边”“越界”，或偷或抢，都是存在的。过火了，发生冲突在所难免。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人，逃不过乡土熟人社会的社会监督，只会是极少数。我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农村偷盗现象还比较普遍。那时候我的老家还是重要的棉花种植基地，每到棉花成熟季节，由于无法做到及时采摘，就会给偷采者以可乘之机。偷采者当然不是拾荒者。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早年农民还是在棉花完全成熟吐絮时才摘回家，棉花盛开，大地如雪。后来被偷采行为逼的不断提前，以至在棉桃七八成熟时，便开始提前抢采回家，靠日晒催熟。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民普遍外出务工，农业收入重要性相对下降，大面积偷抢现象基本上没有了。这时候，农民也从过去精耕细作、颗粒归仓，慢慢变得有些粗放，粮食作物的收获残留反倒增加，加上实行机械收割后，由于作物倒伏或者田块不规整等，更容易造成收割粗放。也由于实行机械化，农时缩短，拾荒周期也在缩短。加上农村老龄化程度加重，大量中低龄老年人加入到拾荒队伍中，拾荒期间的竞争性反而加剧。直到这个时期，乡村社会的拾荒秩序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有序的，特别明显突破乡土规则甚至法律规则的行为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还是少数。主要原因在于，拾荒者面对的主要还是乡里乡亲的普通农户，基本的乡土伦理还能够起到约束作用。二、哄抢问题与土地流转再后来，一些地方大力推动土地流转。本来，随着农民外出务工，村内农户之间早就产生了私下流转，这种流转规模有限，且弹性大，有乡土伦理保障，属于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一部分。但有一类流转，承包者或者是外来承包大户，或者是有一定势力和活动能力的本地强势群体。他们往往借助基层政府或村干部力量，承包规模比较大，且集中连片，要么种植经济作物，要么即使种粮食作物，也能获得政府补贴。在有着悠久自耕农传统的华北地区，这些“矗立”在小农户小田块中的承包大户，就成了乡村社会的“显眼包”，也成了拾荒群体的重点针对对象。拾荒群体也在扩大。一方面，大规模土地流转将更多农民“解放”出来，原本那些中低龄老年人还可以继续种田，现在都成了闲散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机械化水平提高，农忙时间大幅缩短，农民在收完自家庄稼后，有足够农闲。相比之下，承包大户经营规模大，收获时间更长，自然就成了已闲下来的中低龄老年人为主体的拾荒者的重点对象。拾荒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就这样结合了起来，并且总体上是有序的。正如周口事件中政府通报所说，“药材二次收割完成后，种植户允许村民到田地内捡拾遗留药材已是多年来的习惯”。但是，不同于过去，面对承包大户的“拾荒”确实也容易“擦枪走火”。这里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简单来说有这样几个：一是承包大户经营更粗放，承包规模超过自营能力后，都要在本地雇工。农业生产中对雇工劳动质量的监督是一大难题，耕种、管理、收割都更容易出纰漏。二是有的承包大户的承包经营可能造成普通农户的“相对剥夺感”。比如以相对低廉的承包价承包土地后种植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流出土地的农户会觉得“吃亏了”；比如承包经营过程中存在“强迫”“欺瞒”等不当策略，或者获得了明显不合理的政府补贴，拿了不该拿的好处。三是有的承包大户没有处理好与周围农户的关系，或者是外来者“水土不服”，或者是本地人“霸道惯了”，可能会激发农民报复情绪。四是可能存在大户放任当地人抢采抢收的先例。种植经济作物尤其可能发生，比如当年种植的作物价格大跌，采收成本高于收益，大户放弃采收，索性放任农民自由采收。一旦有了这样的先例，或者几次先例，就可能给当地农民造成一些“误会”，发生“误判”。五是现场竞争氛围激发的集体“疯狂”。承包大户的规模大，自然目标大，吸引力强。发生人员聚集后，就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张的竞争情境。一旦有人有意无意发出信号，就可能刺激在场者做出非理性行为。这时，他们竞争的其实已经不是大户本人，而成了同时在“抢”的其他人。从我的调研和经验来看，针对承包大户的“暗中偷盗”、“蜂拥哄抢”并不鲜见，其原因可能是上述因素之一或若干组合。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化到“地域黑”。如果在某些地区这类现象比较多，那也主要要从当地土地流转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承包大户与普通农户的关系上去分析，而不是简单归结为地域性格。当然，这些行为都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拾荒，对于已经涉嫌违法的，交给法律去裁决即可。简单化的“地域黑”，批判一通，不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三、谁来种田更值得去思考的，是土地流转给基层治理带来的挑战。一般来说，自发的小规模土地流转很少出问题，原因很简单，流转建立在乡土伦理基础上，是人口大流动时代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组成部分。大规模土地流转则是对乡村内生秩序的挑战，若是由行政力量主导，则更会加重问题的复杂性。大规模流转后形成的承包大户与普通农户的关系，也改变了乡村社会自然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可能会诱发次生问题，比如各种冲突、纠纷。当土地流转出现明显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时，纠纷冲突发生的概率会更大。而更根本的，是到底谁来种田。无论是发生抢药材事件的周口，还是其他农业地区，土地的首要功能是种粮食。粮食等大田作物种植方面，小农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形成的农业经营方式，要比大规模流转效率更高。在粮食主产区，土地还是留在农民手上的好，还是让农户家庭种植的好。手里有田，碗里有粮，农民不慌，农村就稳。

赵祖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化发展学院）随着数字乡村建设运动的展开，村两委的数字硬件设施不断完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好村两委的数字化设施成为一重要现实问题。从调研情况来看，随着信息化基础设施在村庄的普及，全国各地的村两委也基本都配备有数字化电视，以便于展开远程教育学习，提高村民数字修养，提升党员干部服务能力，更好助力乡村人才振兴。但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借助数字媒体展开乡村远程教育也存在着“给墙看电视”、“花钱买表扬”等问题。“给墙看电视”十月份在豫南调研发现一个诡谲的现象是，村干部每天去村部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会议室里的电视机，播放央视7频道、13频道的新闻，以及各大卫视、全国党员远程教育频道上的学习视频，晚上下班的时候关掉电视机，甚至有的村庄专门安排负责每天去村委开关电视的村干部。但现实中，除了召开村民代表或村两委会议以外，村里的会议室一般没有人去，所以整个村部除了办公的干部以外，天天都飘荡着会议室里电视机新闻的声音。村干部也调侃，“在给墙看电视”。乡村远程教育建设远未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助力乡村振兴功能，反而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空荡的会议室与播放视频的电视机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何村里的远程教育“只有墙看”，其次是，为何没人看还要播放，“给墙看”。就村里的远程教育“没人看，只能给墙看”的问题而言，首先是因为硬性的远程教育学习任务与农村日常生产生活不符。由于远程教育学习任务多为自上而下布置，是常态化的行政任务，没有考虑农村的生产生活需求。“平时白天大家都在外面忙，没人有时间来学习，农忙的时候连党员、村民代表会都要为农忙让路，而有较多空闲的多为高龄老人并无学习需求，所以常年只能让墙学习。”且学习内容也多为理论性、时政性的新闻，对村民生产生活并无太大帮助，学习内容对村民缺乏吸引力。其次，远程教育获得途径的多元化，也降低了村民对去村两委接受远程教育学习的需求。当前农村农民家庭数字化普及程度高，《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5.6%，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同比缩小2.5个百分点。电视机、手机等数字设备在农村早已十分常见，其知识学习渠道来源更加多元便捷，且村两委电视播放的学习内容和村民在手机、电视上看到的并无太大差异，所以农民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而不必专门去村委学习。花钱买表扬至于为何会出现远程教育没人看却一定要“给墙看”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远程教育的硬考核。调研了解到，上级政府对村庄有远程教育学习任务，并纳入对村干部的考评中，每月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长，否则就会被乡镇通报批评。累计学习时长成为衡量基层远程教育学习状况的唯一标准。在远程教育学习界面内，后台实时滚动更新着村、乡镇、县、市以及全省的学习时长排名，虽然这类排名并无每月最低观看时长的约束，但是每月排名靠后的村庄则要被批评，使得各个村庄都被迫努力刷时长。起初，有些村也并不当回事，村支书发现没人且不会有人来村部看电视学习，就认为没必要打开电视机。但是后来发现，每月排名靠后村庄则会在乡镇召开的大会上通报批评，还要面临“领导约谈”的风险，使得村庄不得不必须学习，即使没人看，但电视机一定要打开。以调研所在村庄为例，因为没人去看电视，所以一开始该村并不重视远程教育学习，结果被乡镇通报批评，且村书记也被乡镇约谈，村书记马上整改，要求值班干部每天打开电视机，刷时长。到下个月果然成为了“进步很快的村庄”，并得到了乡镇领导的表扬，而村书记则调侃，“自己是掏点电费钱，花钱买表扬。”而据了解，在县乡两级也是类似的考核逻辑，即如果某乡镇或某县的总体累计时长排名靠后，则该乡镇政府或县政府会作为一个整体被通报批评，“领导是首要责任人”，所以县乡两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到村里则变成了无条件执行。后台滚动的学习时长统计给“墙看电视”，除了每月多花了几十元的电费以外，对村庄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是，远程教育理念被异化。提升后的硬件设施与教育资源本应该是结合基层实际需求以提升普通村民、党员干部的数字化素养与为人民服务能力，更好助力乡村人才振兴。但是在现实中却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刚性化要求与行政任务，成为基层的常规工作安排，难以发挥远程教育应有的功能作用。其次，加剧基层体制空转，助长基层应付心理。调研所在的村庄，从10/1日至10月15日，累计观看时长为150小时，全省十月份前半月排名最高的村庄观看时长更是高达250小时以上，这也就意味着，15天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在“刷时长给墙看”。对村干部而言，因为上级考核的存在，他们从可以有选择性的忽略掉一些形式主义工作，变成必须完成这些工作，从不理解这种形式主义意义何在转变为一种“麻木”配合上级形式主义要求的状态。久而久之，村干部每天也都习惯了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工作，只要不被月底考核问责，上级让干啥就干啥，“应付也要有应付的样子”。针对上述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合理安排远程学习任务。当前农村远程学习教育多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导向的学习安排，“上级让看什么就看什么”。为此应更注重农村基层的实际状况，灵活调整远程教育学习安排，软化远程教育考核要求，以避免农村无效化、形式化的学习。第二，创新远程教学习内容。让远程教育学习更贴合农民生产生活实际，提升学习的吸引力。也就是提供与当地生产生活需求相匹配的学习资源。当前远程教育学习特征过于千篇一律，要么多为思想教育学习，要么只能以播放新闻的形式学习，学习体验差，应针对农村发展短板，不断创新远程教育学习内容，让远程教育能更贴合农民实际需求，更好指导农村生产生活。（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梁伟（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如何延包是农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国有15亿多亩的农村承包地，涉及近两亿农户，第二轮土地到期后的延包政策影响重大。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于1993年，到1999年基本完成。按照30年承包期计算，各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的延包工作将在2023年开始，到2029年基本结束。对于第二轮土地到期后如何延包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9年11月26日发布《中共中央

周娟（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韩国农业的基本形态与中国很相似，是小农经济形态，农户经营具有高零碎性和分散性。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韩国经济发展，韩国不断加入各种多边协定，逐渐嵌入世界市场体系，随着各种协定的签订，尤其是1995年韩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韩国农业面临巨大挑战和竞争。从1988年开始，韩国政府就在推动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以期提高农业竞争力。但从1988年至今，韩国政府出台了系列支持政策，投入了巨额资金，土地集中和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效果并不明显。虽然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其中两个比较重要。一是土地财产属性下的高流转成本在韩国政府积极推动土地流转之前，韩国因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已大幅度减少，但农地并未随农业人口的减少而流转和集中，户均耕地面积并未增加。有韩国学者将原因归结于农地价格的上涨，其增长率高于农地生产性的增长率，从而使买入农地的经济性很低，并且因农地价格很高以及地价的上涨预期，使农户即使为了保有农地，也愿意持续农业经营，而不是卖出，即农地的财产属性强于了农地的生产属性，从而使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难以得到发挥。而在政府投入巨资积极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后，这种趋势被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减弱。一方面是政府在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项目下为农户购买农地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另一方面是农外资本的流入，尤其199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城市资本变相进入农村购置土地，以土地、地租作为保值、生息手段，导致2000年后地价大幅上涨。地价上涨后，使大部分农户无力承担高额的农地购买成本，有意扩充经营规模者只能转向租赁土地，从而又抬高了地租的价格。以上过程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滋生了一批农村土地食利群体，即大量的拿高地租的不在村地主。二是恶化了农业经营者的境况，根据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数据，2015年在水稻种植户中，在耕种规模达10公顷以上时，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使用成本甚至达总成本的48.3%。韩国民主党专门委员在2007年时就曾指出，高昂的农地价格负担是农业收入恶化的最大原因，如果不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很难提升韩国农业的竞争力。韩国农业经营者虽大部分是小农户，但普遍负债较高，与此无不相关。但韩国还能进行怎样的土地改革呢？无解。两相对比，就显示了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了。首先，土地集体所有阻碍了甚至断绝了农地的财产属性的膨胀；其次为土地的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想象和操作空间。韩国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政策主要是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以鼓励其购买土地，以及一些项目补助，他们也只能是这些经济或金融手段。但看看我们中国，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依托村集体就可有太多的组织手段了，返租倒包、土地托管、联耕联种，哪种不是组织方式的创新？二是老龄化社会下农业的养老功能韩国很早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农村的老龄化和高龄化尤其严重。但韩国农村的养老制度也就那样，大部分老人无法靠年金维持生活，仍主要靠自己的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收入来养老。在韩国统计厅2012-2014年的一项抽样调查中，户主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户中，超过75%的农户生活费都主要是依靠家庭成员的劳动获得；在2015年时，其农业经营者中，60岁以上的占比就已达到70%；在老龄农户的家庭收入构成中，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龄农户，家庭纯收入中近一半是来自务农收入。即高度老龄化和高龄化的韩国农村，老龄农户很大程度是在依靠农业养老。另一方面，当大部分农业经营主都是老龄人时，老龄人的社会生活其实就变成了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也意味着社区生活、社会交往的参与，这使老年生活更有活力、更有意义和乐趣。笔者曾去韩国村庄调研过，那还是十多年前，但无论是种水稻的村，还是种苹果的村或渔村，基本都是老年人在从事农林渔业，村长也都七八十岁，一群老年人一起劳动、管理田地和村庄，氛围融洽、精神矍铄。韩国学者针对高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显示，高龄农户不转出土地的主要原因依次是生计维持和养老（57.6%）、作为生活方式（26.1%）、和兴趣爱好（9.8%）等。所以即使政府推出了用流转土地换取生活费的农地年金制度，调查显示，在生活困难的老龄农户中，也有82.7%的老龄农户表示要继续务农。即使韩国政府从推进土地流转之始，老龄农户尤其是高龄农户就是政府政策的着力对象，还专门针对高龄农户实施了经营转让直补项目，但实况是高龄农业经营主的比重一直持续增加。即在高度老龄化和高龄化的韩国农村，土地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且在农民的认知里，其意义和重要性是肯定是高于金钱的。所以，这就不仅让人思考，对于正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尤其是老龄化更快更严重的农村，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多元化点？如果农业能为政府和社会节省了大量的养老成本和社会成本，难道不是重要贡献吗？促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土地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而土地的养老功能，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在韩国政府看来这两者是冲突的，且认为农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所以其试图通过金融的方式让土地从老龄农户手中流出。但在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这两者其实是可以统一的，比如很多村将土地进行功能分区，既实现了老人种地的需求和土地的社会功能，又实现了土地连片耕种的效率提高。

“一家三制”，就是一个家庭，三个地方生活，年轻的丈夫在大城市务工，年轻的妈妈可能再加上奶奶在县城里面带小孩，然后爷爷以及可能还有其他老人，在村子里面生活，像这种模式可能占到百分之八十。

徐亮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人们都说在大城市混不下去，要回家养猪”。但让某知名985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晓虹震惊的是，自己不用回家，在城市干着白领的工作也养起了猪。这里所说的猪场养猪，是晓虹入职某大型私企人力资源岗位后的新员工培训，该企业所有新员工的暑期培训中都包含了企业猪场养殖这一培训内容。刚进企业猪场的晓虹，在穿过一堆120天+的大猪里来回挤蹭寻找最优种猪，各种屎尿臭气混杂在她厂区工服上的时候，回想起自己一个多月前还在大学里的快乐时光，顿时感到人生的一阵幻灭。“人们都说在大城市混不下去，要回家养猪”。一、都市丽人的“入职养猪记”晓虹是今年上半年通过校招进入的这家国内生猪养殖等的龙头企业，据她自己介绍，当时核心的选择依据就是这家公司给的薪资最高。不错的薪资加上对口体面的人力资源岗位工作，让晓虹对之后成为都市丽人、高级白领的工作生活充满着向往。当然确定入职前，她也知道企业在暑期的员工培训中会有公司猪场养殖的培训，她当时的想法还是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岗位和生产端的工作完全没关系，到时候自己可能不用参加培训这样。企业的新员工培训是7月初开始，两个月的时间包含有新员工军训、企业文化、岗位内容、个人愿景、工作方法与猪场养殖实操等。因为公司的大力重视，所有入职的新企业员工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过程，并且在各培训环节中都会再被评级打分筛选等。其中猪场养殖是属于该公司主营业务的特色培训，新入职员工们都要根据自己岗位的差异进行不同时间长度的养殖培训。晓虹所在的人力资源岗位是需要进行两周的生猪养殖培训，公司法务、财务部门是最少要一周，而智能化养猪技术人员等则要在猪场待够两个月。晓虹在进入猪场的养殖培训前，在企业总部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工作培训。因为是来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晓虹对于公司培训知识的学习掌握驾轻就熟，从企业文化、专业知识到个人愿景、工作方法，晓虹的考试成绩都是数一数二。但主管培训的大经理却对晓虹亮起了“红灯”，在工作培训的最后一周，她直接找到晓虹，开门见山地就提出“你还没有真正融入企业，哪怕考试总是第一，但你的心还不在这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没过多久你就会离职”之类的话语。听到这样评价的晓虹顿时面如死灰，不只是培训考核的压力，更多的是她不理解大经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直到晓虹进入猪场生产培训一段时间之后，她才渐渐领悟这个问题的答案，领悟到自身对于工作职业意义的答案。企业的养殖猪场在城市远郊企业的养殖猪场在城市远郊，离总部约两个小时车程，周围就是乡下了，来培训的新员工们也就住在猪场里，宿舍与食堂环境等都较为落后。尽管猪场养殖已经做到了智能饲喂、无菌注射等技术，但养猪场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恶臭的气味，这让晓虹及其他培训的新员工们在一开始非常不适应。养殖猪场会根据猪的生长状态分为不同工段的工作，有为母猪准备怀孕约30天时间的后备段，母猪受精怀孕约114天时间的怀孕段，到生产小猪后约21天时间的哺乳段，再到小猪成长约49天时间的保育段，再然后到小猪约100天时间的育肥段等。不同工作段的母猪和小猪都需要进行非常细分的不同程序的养护照料，这些参与培训的新员工们也就被分到不同分段跟各分段一线的养殖员工们学习养猪的具体工作内容。跟着分段的师傅后，晓虹在猪场的作息也就和一线工人师傅们的作息保持一致了。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进入厂区洗澡换工服后进入养殖猪圈，上午10点出猪圈，下午的工作时间是3点到7点，晚上一般都是养殖技术的学习时间。晓虹在猪圈内的工作，基本就是根据养殖师傅们的要求做事，最早是猪圈清粪，后面慢慢地也会学习疫苗注射、打消炎针等技术性工作。因为来之前就带有较大的、“已经被约谈了”的工作压力，来之后劳累的工作、又脏又臭的环境，以及学了几乎和岗位工作不相关的养猪技术，晓虹和周围培训的朋友们在最开始都表示不能接受。这期间也有一些隔壁部门的培训员工受不了后辞职，而晓虹则是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周围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慢慢适应了这个环境，并在这一系列养猪培训的生产实践中渐渐悟出了自己之前就业认知中的问题与工作的意义。晓虹能够产生这样心态的转变，首先是来自养猪生产实践中一线工人师傅们生产劳动的感染。虽然刚进入猪场的晓虹非常劳累，但她慢慢注意到带她一起工作的养殖师傅们却更加辛苦。这些一线的养殖工人，都是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工，虽然已经有了智能饲喂，但他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是被计算安排得满满当当。一个一线的养殖工人，往往要带4个段的生猪，而一个段就有600头猪，每个段的生猪每天都有非常繁琐的工作程序。以为母猪准备怀孕的后备段来说，这30天时间里，一个养殖工人需要通过给母猪做抗体免疫、加大母猪食量、延缓母猪发情时间、确保母猪一起发情后的7天配种等多个阶段完成后备段这2400多头母猪的工作。当亲眼目睹一线工人们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后，晓虹才真正理解了上个月企业文化培训中公司创始人所说的大学生必须“一帮三”工作的责任感，即整个企业中只占1/3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必须要有责任意识去帮助企业另外的一线工人们。晓虹之前还以为这样的企业文化只是公司的倡导方向，真的是在生产实践的第一线，真实看到与成为这些忙碌的身影，她才感悟到企业精神的真正含义，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责任与动力。虽然已经有了智能饲喂，但他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是被计算安排得满满当当。其次，在猪场养殖培训的生产实践也大大加深了晓虹对自身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及专业上的认识，她开始越来越主动地思考企业当前对一线生产工人们薪资管理的模式与问题。能够产生这样的理解深入，得益于猪场实践培训中全身心进入生产车间，和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工作的最真实体验。在某种情况下来看，晓虹的猪场生产实习不亚于一场深刻的工厂车间调研。在这样的猪场培训中，晓虹充分了解到自己所在人力资源部门对公司生产端一线工人们的薪酬结算机制。其具体是将员工的绩效与养猪利润强关联起来，将生产工人所在分段的生猪投入成本与收益精准计算后算出各分段生猪养殖获得的利润，再按这个利润的系数计算员工具体奖金。虽然这套一线员工工资激励的计算方案非常精准，但晓虹却在和生产端工人们的深入接触中发现了问题。这些一线员工往往只能了解到自身每月工资的差异，却并不能很好理解工资差异背后具体是受自己哪方面养猪行为的影响。即当前工资绩效影响背后的个体养猪行为很难让一线员工深刻认知，这也就不能让这些一线员工更加明确地在生产端调整自己的养猪行为，工资绩效的意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基于此，如何利用这样精准的绩效计算模式，将更准确的养殖差异信息反馈到一线员工手中，切实提高公司生产端的养猪效率，逐渐成为晓虹在专业岗位工作中所想思考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后，在猪场生产实践的培训中晓虹更是深刻感受了“共患难”般的同事友谊。区别于“办公室政治”般内卷式的同事关系，晓虹和同部门一起来养猪的7位同事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她们每日一起下车间铲粪养猪，一起吃饭学习，共同交流工作内容，对彼此既熟悉又亲切。除了同届入职的同事，养猪培训的新入职员工们也都会参加和部门高管一对一的“结对拜师”工作，晓虹就是向部门内其非常尊敬、能力超强的部门经理拜师。这位师傅自晓虹培训起就经常指导她的工作内容与认知思考，这种“老带新”的模式也更深层次地帮助晓虹融入了企业、认知了自我。晓虹也是在猪场培训的众多情感支持下，反思出自我在工作认知与工作培训中的问题，理解了培训大经理对其“约谈”判定的原因。“之前的培训我基本都是靠脑子在工作，很多东西我学了，但没有走心”，“回想自己整个学生生涯都是这样过来的，我总是会很深入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关系，而并不会真正地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与关系之中”，“这样的自己是缺少了感情的投入的，只用脑子工作，而不是身体工作，就会在个人情感上陷入冷漠，对这个企业没有感情，我自然很快就会离职”，晓虹如是说。最后，经过在猪场生产实践的培训，晓虹也重新描绘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她之前认为自己应该只会在这家公司工作两三年，等到职业瓶颈，大概率要再出去换工作，有这样的想法也主要是之前晓虹一直没有找寻到自己最终所要寻找的工作方向。但或许是在猪场后备段给母猪打完一针针“蓝耳”疫苗，或许是在猪场怀孕端努力照料后看到一窝窝新出生的小猪，或许是在生猪育肥段看着大猪一头头健康出栏，晓虹无比坚定了要在企业努力工作、长远发展的目标。“目前我们企业猪场母猪怀孕一窝一般能生13只小猪，已经是国内最高水平了，但世界最厉害的养猪强国丹麦，能够通过基因培养等选育方式一窝生21头小猪”。“我现在就希望通过自己在企业努力地工作，帮助一线员工们提高生产养殖的效率，为我国养猪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晓虹还坚定地表示以后正式入职了自己也要常回猪场切实应对相关工作里的问题。没跟任何人商量，晓虹自发地把自己在猪场培训的时间延长到一个月，她的部门领导对此也非常认同，这位都市丽人就这样在城市远郊的猪场继续又脏又累又快乐地养猪了。二、青年人的就业困境从晓虹刚刚入职培训时的迷茫困厄与问题暴露，到参与培训后的自我反思及方向坚定，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优秀青年就业者在就业实践中的认知转化与自我蜕变。晓虹初次面对工作及培训时的震惊与不适应、参加培训过程中体现的学生考试思维、投身工作的计算与非情感投入及晓虹部分同事们面对猪场环境直接离职等工作现象充分展现着当代青年在面对就业工作中的种种困境与问题。这些青年人的就业困境并不仅仅来自于青年个体的认知与发展不足，其与所处企业环境及社会结构等的影响都息息相关。这个暑期，笔者从祖国中部山西、河南一路访谈到东部苏南、上海，访谈了数十位青年的就业与生活，发现青年人的就业困境比比皆是，以下将具体表述这些处于时代发展与变化中的青年就业困境。青年人的就业困境比比皆是第一，青年人“就业难”，难以进入让自己满意的就业企业和工作的困境。青年人的就业本质上是一个个体劳动要素与劳动力市场选择匹配的过程，在以学历、年龄、资源及个人能力等符号的劳动要素去匹配薪资、岗位、企业、行业等劳动力岗位中，不少青年人很容易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困境。和晓虹这样高学历起点的名牌大学生不同，大量一二本毕业的青年大学毕业生们往往很难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薪资待遇还满意的工作。再加上人尽可言的“当前经济环境不景气”、“史上最差就业年”等紧张性氛围及日趋饱和的就业市场结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没有对自己个人劳动要素进行很好评估或较高职业期待的想象中碰壁时，常常会陷入不想选择、逃避就业的困境。为了更好的就业预期，考研、考公、考编等考试成为这些青年逃避就业的主要方式。来自武汉某大学已研三的小秦同学再一次陷入了自己的就业困境，当年本科毕业的她就是为了更好的工作选择而去上了研究生，现在再一次选择来临，她只能通过不断地海投简历，在焦虑的等待中期望找到一个她满意的工作。而在南京某大学毕业已三年的阿飞正在准备自己的第三次考研，其报考的目标也一降再降，三年考研光报班就已经花费了十余万元，考研、考上研的观念已经成为他就业选择前的先决条件。第二，青年人就业“竞争风险大”，受时代与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多的激励、考核出现在年轻人工作的内容中，竞争、绩效、晋升、裁员等的风险始终萦绕在就业青年们的大脑里。就如晓虹参加企业培训全过程评比一样，在前期工作培训的环节里，很多员工不惜耍赖都要加上那一分两分。同样，培训文化考试总是考第一的晓虹在面对领导负面评价后会很长时间都陷入低迷的情绪中，害怕自己的培训结果会处于末流。为了应对就业风险，年轻人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单一，活出自我几乎不可能，每个人都要在内卷的环境里参与竞争。苏州某国企管理部门工作的大林表示，每个月的绩效竞争非常激烈，同部门评比处于末流的工资就是最低，其工资悬殊的差额超过三千元，且总是处于末流的员工还有被辞退的风险。这些就业工作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倒逼青年的就业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稳定性的工作，考公、考编进体制内的工作热度越来越高。殊不知体制内工作青年们的压力一样巨大，入职中部地区乡镇近两年的青年小张表示，“每天要做的工作和材料非常多，和自己一样进来的二十多个年轻的事业编干部最终竞争三个事业编副科，晋升机会渺茫，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强撑而已”。第三，青年人就业“意义感薄弱”，很多青年受工作内容及自我心态的影响很难找到自己工作的兴趣与意义，进而影响工作的积极性与获得感，常常感觉工作得身心俱疲。进入猪场生产培训之前的晓虹，还仅仅是用“脑子”计算式地工作，并没有深刻感受到工作的意义，这也是其被培训领导约谈的原因。若就业工作缺少意义，青年也就不会在工作中身心投入，晓虹也是后续在生产培训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后才非常有主体性地开展与规划自己的工作的。而若一直找寻不到自己工作意义的反馈，青年的就业工作就会始终缺乏主体性，工作真的就只变成了一项只为工资的无意义重复劳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工作与生活是高度割裂的，他们往往以工作“摸鱼”为荣，着迷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与兴趣中找寻自己的意义。某小型国企党建专员阿伟就是这样，他一个人负责了整个公司的党建工作，每个月都要上交大量的活动台帐与材料，伏案写作是他工作的常态。甚至上交材料前他还要再上交一份材料审查的自查报告，这使得他极少能从工作中感受意义。于是阿伟只能在工作之后发展自己的兴趣，他痴迷于美食和调酒，每天都在打卡下班后才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青年就业的意义获得感薄弱还会影响青年个体整个的发展规划，使得青年就业完全以一种利益驱动、功利计算的方式进行，获取工资逐渐成为青年就业唯一的目的来源，个体长远性的工作和成长易于陷入发展的困境。晓虹那些进入猪场培训没多久就辞职的同事们，他们本身也都属于个体劳动条件优越的青年，不少都是该公司技术部门招聘的员工。他们之所以离职，就是在就业意义感获得缺失的情况下，单纯比较自我收益与付出的失衡。这些善于比较、利益计算的青年可能会在后续不断变动的职业中找寻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或兴趣，但不断的就业选择也会成为他们思想行为中的一种惯性。每当面临困境，他们往往都会下意识地进行工作付出与收益的再选择，进而不断地进行工作调整，他们个体的成长心态也会在这种变动中愈加趋向于浮躁，甚至陷入恶性循环。本科毕业后在上海做码农的军军工作三年已经换了五家公司，他现在的工作优势就是非常善于参加公司招聘，而现在能打动他工作的核心要素就是工资与工作时间的具体比较。在这五家公司的职业变动中，军军基本都是做前端工程师的工作，工作待遇和时间是越来越让其满意的，但公司的档次却越来越低。自称为“数字民工”的军军并不期望之后的就业会有多长远的发展，他满不在乎地表示，“能升职就升，不能升职就想着再跳槽，就业就是贩卖自己的劳动时间”。三、实践意义下的青年成长晓虹能够在猪场深刻感悟自己就业工作的问题与意义，离不开其猪场生产实践里各类即时性的意义反馈。这些生产实践的意义反馈和晓虹前期工作培训中的企业文化与认知思考相辅相成，形成了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而帮助晓虹更加坚信自己的就业选择与工作意义。青年人的就业是需要不断在实践与认知中感受意义反馈的，只有不断获得这样的意义反馈，才能让青年人在就业的各种现实问题与困境中更加坚实自己的步伐，坚定自己的成长。而晓虹能在实践就业与工作中产生这样强烈的意义反馈，和其在生产实践端全身心的工作投入不无关系。正是在这样具有主体性的工作投入里，晓虹才真正感悟了最真实的生产实践，获得了最真实的实践意义。这样的实践意义，不仅有工作习得忙碌踏实的快乐，也包含着对个体成长与工作价值意义的认同。在这样实践意义的激励下，青年个体也将真正感悟就业工作的意义，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主体性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与就业中。这样的意义认同也将不再是任何简单的功利主义的金钱计算，而会是一种更加附带个体情感与主体性价值的生命深刻。青年们也会在这样就业的实践意义中深刻反思与认识自我，不断进行更加具有深刻意义性的职业规划与发展选择，进而真正实现劳动就业对个体与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青年时期是个体发展中最向往真实与成长的阶段，青年们会觉得一生最糟糕的事情是重复别人的人生，最绝望的时刻是说出连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话语。对此，我们青年在就业与发展的认知中要更加坚定实践意义的重要性，这是一种体悟最真实、成长最深刻的意义感受。对于就业选择，要在充分认知与衡量自我的前提下大胆选择工作与就业，不要畏惧与逃避任何的就业选择，要在观念上明确，只要是能产生价值意义的工作就是值得投入与实践的好工作。而对个体寻找最合适工作的目标，往往也要在实践中去真实探寻，大胆尝试、不断转变、勇于超越才是个体职业选择及规划的可行之路。对于就业竞争，青年们要在飞速变动的时代洪流中锚定自我，深刻认知自己与职业的价值意义，在就业实践意义的不断获取与坚定中真正成长与发展自我，这才是真正有效率与真实的竞争式发展。对于就业意义，全身心的工作投入是获取实践意义的必要条件，唯有个体最真实与深刻的投入方能获得工作意义与价值最真实的体悟。在经过全身心投入感受到某项工作就业最真实意义之后的青年，其所做的任何就业选择都应该是值得被肯定与认同的，这同样也是就业实践意义对青年成长发展最好的助力。面对青年实践意义下的个体成长，众多企业公司也要深刻认知就业实践意义的重要性，在工作选择与就业安排的内容中要充分推进青年人进行最真实的工作实践。晓虹所在的公司并不是企业大力推进青年实践成长发展的特例，无锡某新能源汽车公司也有推进新企业员工下电池生产车间培训的惯例，甚至企业或部门内部“老带新一帮一”的机制也非常普遍。但青年就业的困境不只是企业有相应工作培训的内容就能得到解决的，如何让企业青年真正能在就业的实践工作中获得成长与意义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值得所有企业公司在提供青年就业选择与工作内容时认真思考。纯粹依靠激励的方式要求青年工作只能达到最基础的收益，年轻的人才都不是被选拔出来的，选拔的背后代表着强烈的竞争，易于造成群体内卷与个体内耗，缺少集体与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成长。真正的人才应该是在企业集体与生活实践中被培养与成长出来的，企业有让青年人获得成长的培养渠道，每个青年也都能在实践工作中感悟工作的意义性与自我的主体性，这样的公司企业和部门才是真正有活力与前景的。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人的就业深刻关系着一个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稳定与繁荣。对于青年人的就业困境，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社会出台一系列鼓励就业、就业优惠的政策法规等，国家和社会更要从青年就业困境产生的深层结构中找到企业与个体问题的根源。从就业劳动的本质来看，就业所能带来的实践意义是个体认知发展最高级与最深刻的感受，而个人的主体性是能感受这样意义的最重要来源。正确认识青年人的就业困境，大力促进企业部门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推进青年人就业工作中的意义感获得，让每一个个体和企业都能真正有主体性地在劳动就业意义的生产获得与发展成长中壮大繁盛，这才是青年就业困境问题最高效与可行的解法。青年人的就业深刻关系着一个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稳定与繁荣。（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一、

发于腾讯新闻<u>@新乡土</u>一、图斑整治之“拔树”任务今年5月份笔者来到北方某省份一个普通乡镇调研，当我想要了解该镇规划办的主要工作内容时，我被忙碌的工作人员带到了一处执法现场。出于好奇，我询问了此次外勤的工

任亮亮

日结工人居住的出租楼房

关于耕地“进出平衡”整改乱象，讲一个真实案例，一个现实版的黑色幽默。现如今，武盛村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挖塘被填，种田被淹，左右为难。武盛村位于莆田市东部沿海，全村陆域面积3.1平方公里，人口7600人。2022年成为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后，该村的干部群众积极性都特别高。2022年春节期间，村两委召开了外出乡贤茶话会，募集了326万元公益基金。村里用这笔钱，再加上政府项目支持，开塘明渠，挖了大小12个池塘，恢复水域总面积45亩，池塘连通总长3860米，修复了水系，解决了周边1660亩农田灌溉问题。这本是天大的好事，农业水利部门看了之后，一个劲表扬村里干得不错。但2022年底的时候，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就传话过来，这十几口塘有问题，是基本农田。村里还很淡定，觉得不对呀，每一口塘在挖之前都详细调查过，老生产队长都一一指认，当年这些地方都是水塘。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些水塘可是农业灌溉的保障啊。并且，现在恢复水系，开塘明渠，怎么着都是利益农桑，功德无量的好事啊。但卫星图斑不答应。2023年开年，上级部门的确切消息就来了，说根据“三调”图斑，这些水塘原来都是耕地，必须整改恢复。村干部觉得很是蹊跷，“三调”图斑到底长成什么样？但看不到。只知道，这些水塘被圈起来了，不仅是耕地，还是基本农田！通过村干部的仔细比对，这个图斑把农民填水塘“开荒”的地变成了基本农田。最近十多年时间，因为大量人口外出，一些土地就荒废了，留守农村的老人出于“占地”的心理，就在水沟池塘里乱开荒，随便种上了花生地瓜之类的旱作物，这些地方在二调时可能还是水塘，但三调时就成了耕地。而那些被建筑垃圾等填了的，种了香蕉，有遮挡物的地方，则成了“林地”。总归，在卫星图斑看来，这些地方不是耕地，就是林地，绝对不是池塘。村干部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确定，三分之一的水塘得整改。没办法，刚刚过完年，村里在枯水期的时候，把仅有的一点水放了，变成了耕地的样子，让它自然长草。今年二月份，上级下来一看，不对，整改不到位。按照要求，村里花了几千块钱，把水塘里面的土地耕作成一厢一厢的样子，装模作样做了田埂，然后撒上玉米种子，这样总算过关了。可是，最近当地又在下大雨，池塘自然而然会蓄水，很多玉米都被淹了。得亏，村干部在撒玉米种子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去管理的，更不会想着去收成，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骗”过卫星，让验收通过。塘是必须存在的，但又要应对卫星遥感。在专业人士的指点下，当地学会了一些障眼法。比如，挖塘的时候，尽量挖成大斜坡，在坡上种点荷花和水草之类的，这样，卫星遥感一来，水一放，就成了“绿色”的耕地。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法解决。武盛村的干部群众都觉得“图斑”真神秘，卫星遥感真牛。据说，全村有百分之七十的耕地是基本农田，但村干部和群众都不知道。于是乎，一搞乡村振兴，到处都是红线。比如，村里的机耕道有一米多，本来可以硬化一下做步道，但因为是基本农田，就不能搞。甚至于，基本农田都到别人院子里面去了，群众都哭笑不得，但又不能怎么着，实在是没办法。群众都调侃，自然资源管理真厉害，天上飞来飞去的，就自然资源和环保部门的最多，都能比拼公安和应急部门了。卫星遥感一用，法力无边，可把基层给吓住了。卫星图斑成了金科玉律，自上而下搞官僚主义，自下而上就搞形式主义，一点实事求是精神都讲不了了。

尹辉煌年初八的时候，我和一群亲戚吃饭。其中一个亲戚是多年的农村中学校长，认真负责。当我问到现在的初中生和十年前的初中生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他回答了一句简单的话：“现在农村孩子好像没有野心了，打架都打不起来。”在其他地方调研的时候，我也听说过类似的答案。对于老师来说，相对于90后来说，同年龄段的00后少年越来越“乖”了，他们不再拉帮结派，不再打群架，最大的问题只是玩玩手机。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失去活力满满的少年感，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农村少年不再狂飙了。一、校园暴力与此间少年我是90后，出生于鄂东南、相比于80后，我的初中校园环境已经好了很多，但是校园暴力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上大学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同省其他地区长大的同学也把校园抢劫称作“擂肥”。简单列举两个擂肥的典型场景：一、晚自习后骑车回家，在某个路口被几个大孩子拦住，直接要钱，不给就会被打。二、偷偷去网吧或游戏机室，陌生社会青年拍一下自己背部示意跟他出门。网吧、游戏机室内部一般不敢直接要钱，因为网吧老板至少保证内部的秩序才能期待稳定的客源，所以和常来的社会混混有约定，如果不出门，这些社会青年会一直守着，出门之后会迎接一顿暴打。如果出门，他就拉到厕所，递过一根烟来，要求认识一下新朋友，给他一些钱付网费加零食，并示意往后可以成为他的小弟，在外遇到麻烦可以喊他。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会搜身，实在身上没钱会要求你退掉网费给他。前一个场景是偶然性的，建立局部的暴力压制获得金钱利益。后者则更为典型，将一种暴力场景为一种社会性的联结。与社会上的陌生人的一次性的抢劫不一样的是，这种“擂肥”往往会成为一种灰色关系的新起点。可以推想的是，被抢劫者可能会认为，通过这次认的大哥摆脱下一次的暴力欺压。长此以往，校园内部就会形成一个个的灰色空间。县城的司机曾告诉我，当年晚上九点之后司机们几乎不敢让几个初中生一起上车，“一般都是一起去网吧，到了之后一溜烟走了，追上去也打不过他们。”在中部地区，一个普通的80后、90后的初中生大致是这样的，父母外出打工，读初中后开始在乡镇住读。他们在影碟机中已经充分了解了浩南哥和山鸡的行动方式，在初二初三后迅速具有了成年人的身型。乡镇意味着初步的行动自由，可以摆脱村里熟人社会的监督。乡镇意味着更多的诱惑，租影碟机、打台球、上网、打游戏机这些对于初中少年的诱惑是难以想象的。乡镇也意味着同龄群体的扩大，成绩上的竞争，异性之间的朦胧，各种新奇的体验开始进入大脑。对于这群青年来说，校园暴力是弥散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校园暴力并不专属于没出息的坏孩子，相反一群兄弟组织之中不乏成绩优秀者，他们甚至会负责引开老师为其他朋友打架制造空间。打架受到老师和家长的严厉惩罚，但是对这群青年来说，校园暴力是校园灰色空间内权力格局的分配。一个小矛盾，可以会引起双方不断往上找“大哥”支持，小学的可以找初中的，初中的可以找社会青年。在谋划打群架时，为了争夺胜利，必须认真评估对方的实力，是否有武器，钢管还是刀具等等。“大哥”的实力评价标准非常简单——“一次能叫来多少人”。社会上的大哥在集结了足够多的小弟之后，就可以收取寝室、网吧游戏机厅的保护费，甚至向当地强行承揽工程。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这些毫无资本的学生来说，“学”是一种前途，“混”也是一种前途。这也意味着，学校和社会之间是高度连接的。初中生和社会的联结极其密切，两顿晚饭不吃就可以节约出六块钱，翻墙去网吧从晚上十点通宵至第二天六点，别人的大哥可能欺压自己，自己认大哥又可以保护自己，这都将社会青年和初中生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义务教育落实并不严格，今天的初中生可能就是明天的社会青年，我附近的初中，中考人数是当时初一人数的一半，这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在这种密切联系之中，整个社会的灰色空间的逻辑全面渗透进初中。二、乖孩子的生成不打架的00后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成长空间。00后的小孩基本没有村庄生活经验，童年开始就与周遭世界关联度就很低。我和00后的弟弟妹妹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有同村的同学，但是没有同村的玩伴。90后小时候跟着大孩子去玩弹弓，偷偷斗地主，打弹珠，烤红薯，钓龙虾，00后几乎都没有体验过。90后同村后仍然可以招朋引伴，对00后而言，这些非玩伴的同学在长大之后基本是陌生人。90后辨认村庄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是某位同伴的父母，小时候去他们家里玩过。社会性游戏的缺失，使得00后与整个村庄都极其陌生，仅停留在少数亲戚之中。项飚所说的“附近的丧失”，可以描述许多人成长之后进入陌生人社会的失落感，但对00后来说，他们从童年开始似乎就没有附近。从进入小学开始，00后也遭遇的是一个极其纯粹的校园。在一轮又一轮的扫黑除恶行动之后，校园越来越安全和纯粹。校园的周边也不再遍布黑网吧和游戏机厅，有一段时间，校园门口都有公安驻守。偶发的争执和打架不可避免，但是像之前社会青年到校园之内的系统性校园暴力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对学生而言，他们不用动脑筋避免被欺压，与调皮捣蛋的同学周旋，要思考的是学习本身。安全校园同样克制老师的行为，禁止体罚是一种进步，但是与之伴随的是老师管教权的式微。另一方面，老师需要承担愈发繁重的行政任务和愈加杂乱的检查，还有各种“进校园”活动，学校中师生关系的主线被冲淡。我的高中老师在列举了各项任务之后，有点气愤地告诉我：“这也进校园，那也进校园，从来都是教育引领社会，现在是社会压制教育。”管教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对青春期孩子的行为习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修正，这对血气未定的初中生尤为重要。面对后进生时，老师们更加无计可施。亲戚告诉我：后进生读不进就想辍学，国家要求控辍保学，老师就只能去家里求他们回来读，回来之后他们还是调皮，对其他同学影响更差。不少老师告诉我，越来越多的老师选择上完课就走，师生关系降格为单纯的课堂授课关系，初中生的成长就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很难说初中生拒绝了社会性，毋宁说他们已经进入一种新的社会性，这集中体现在手机进校园。小小的手机可以代替游戏机、网吧、MP4等等所有的产品，令老师头疼的是，十年前只要守在校园里那个低矮的墙头或者是进附近的网吧，就可以抓到偷偷上网的同学并严厉处罚，现在只能在第二天课堂上看着学生布满血丝又惺忪的眼睛才能判断出这个孩子躲在被窝里玩手机。从校园与社会的关系上，手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手机高度集成，成本极低。在00后进入高中后，手机硬件迭代基本到达瓶颈期，千元机就可以有128G内存，满足日常所有需要，而且在未来几年内都基本不会落后。90后开始上大学用手机时，手机在快速更新，今年买的手机可能隔年就打不开新版的微信。即使家长没有买手机，有些初中附近的商家已经开始购买一些二手手机出租给初中生。我上次回家时就惊讶地发现，我表弟和其他同学一起合租一个手机玩游戏。不用翻墙，不怕被擂肥，也很难被老师抓到，几乎毫无成本。更重要的是，在物理空间上，学校与社会的区分愈加明显。但是以手机为载体，整个社会直接涌入校园之内。学生在摆脱了附近的混混和调皮学生之后，直接进入了王者峡谷、吃鸡战场和各种短视频与直播间。手机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参与感。以游戏为例，对90后农村孩子来说，在家里买电脑基本不可能。即使家里有电脑，也不可能像网吧一样安装各种类型的单机游戏、网络游戏。更重要的是，网吧能够和一起逃学的兄弟联坐，键盘声此起彼伏，配合着各种战术安排的前呼后应、在手机上，无论是王者荣耀还是抖音，这些大众化的流量产品基本能在各个型号的智能机流畅运行。手机使得开黑的成本大大降低，随时实现线上和线下的联动。之前访谈的初中老师曾谈到他的困惑，虽然教书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但是也确实越来越不知道这些课堂上的初中生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手机让学生可以保持随时逸出的状态，这反过来使得已经十分稀薄的附近感更加破碎。三、无名之辈2018年上映了《无名之辈》，章宇扮演的胡广生的一句台词一度广为流传——“老子整把AK，给你弄把莱福，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在影片的最后，他被警察扣倒在地上，努力抬头看着漫天的烟花，反复苦涩地迷惘地念叨：“耍老子”，似乎一切都是命运开的玩笑。对80、90后来说，鸡冠头发型的胡广生并不陌生。初中同学中，总有一些孩子留长发，甚至十分“杀马特”。这群青年正在稚嫩地表达自己的独特性，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见证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家里从一层楼到两层楼，从黑白电视到网络大电视，也急切地加入到这个快速变化当中。那个时候，老师们仍然会反反复复在课堂上跟学生们讲，城里小孩条件好，所以不努力，乡下孩子可以努力读书，这样才能从穿草鞋到穿皮鞋。不认真学习的同学并不觉得自己未来就低于成绩好的，他们从父辈听说了很多没读小学的南方有钱老板和村里某某人因为什么机遇成为了大老板，“读书无用论”甚至一度非常流行。像胡广生说的，“我们为啥子要进城，就是在乡下呆不下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说白了，进城就是要换个活法，就是要奔命！”几乎所有同学都坚信，他们的未来会换个活法。有人高喊“fuck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能的建议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按语】过去20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数千人次，在全国近1000个村庄开展调研，累计驻村超过10万个工作日，近距离观察乡村变化。在理论研究之外，还以随笔和政策报告的形式将一线情况记录下来，部分编辑为内部报告《田野来风》（每周1期）。近期将选取部分“田野来风”报告在“新乡土”发表。

《田野来风》，2022年第25期（2022年5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发表时有删节。

鉴于当前全国很多城市都有疫情，而新的防控政策又意味着很多感染者将不再统一集中隔离，社区传播具有普遍性。即将到来的返乡潮，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疫情传播也许是不可避免。而农村医疗资源少，脆弱人群又多，再加上现在还来得及准备，我们建议还是要尽量防控。毕竟，无论是从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角度，还是从保持农村经济社会活力的角度，“防输入”还是比“防扩散”划算。哪怕是有聚集疫情了，农村也有其天然优势，只要组织得力，“防扩散”也并非难事。一、原则1，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2，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3，疫情防控需要坚持公共性原则。4，坚持依法依规防控。5，有备无患。二、基层政府1，做好政策宣传，把二十条讲通讲透。不加码，但也别大意。在既有政策范围里，做得更加周全。2，向社会公布本地（县乡村）疫情防控组织和人员信息，公开疫情处置流程。最好也把本地的医疗资源、隔离资源等也一并公布。普及奥密克戎感染症状和应对方法。3，当前，农村疫情防控重点是“外放输入”。（1）落实交通卡口落地捡、重点行业和人群常态化核酸；（2）现在就需要做好流动人口（流动地、返乡意愿、交通工具、大概时间）登记，以便春节大规模返乡潮是沉着应对；（3）提早组织动员乡村干部，今年春节会比较辛苦。4，为万全准备，制定“内防扩散”预案。（1）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制定分级分类诊疗方案。根据奥密克戎特性，又农村居住独立而分散，大多数居民可以居家隔离治疗，因此，最关键的是让乡镇卫生院配置好预防和治疗的药物。（2）一旦县城发生聚集性疫情，可以考虑制定市民自愿疏散回村里的预案。现在也可以宣传有条件的市民把农村居所准备好。（3）每个县或乡镇可以准备一些物资供应基地，尤其是肉蛋奶和蔬菜，南方农村可以准备一些速生蔬菜的种子。三、村级组织1，做好群防群治。提倡通过村民自治和志愿服务，把疫情防控和村规民约结合起来，由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防控方式。村两委是链接政府和农民的桥梁和纽带，除了服务好农民，最主要的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自力更生、共同应对。2，建立好疫情防控/服务应急队伍。依照2020年初疫情防控的的操作方案，村干部、党员、返乡大学生等，都可以组织起来。3，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庄，今年年终最好还是别发完了，留一点用作疫情防控。4，做好在外村民的联络工作，要真心实意地欢迎乡亲们回家过年，也要配合基层政府做好登记工作。四、家庭和个人1，从城市返乡，别有侥幸心理，配合做好地方疫情防控政策，登记好，落实落地捡、居家隔离观察等措施。只要家乡是合法合规的措施，尽量配合；如有不合理，可以提建设性意见。当然，维护自己的返乡权益，理所当然。2，树立个人是第一健康责任人意识。正确评估自己的环境，戴好口罩、勤洗手。春节是团圆的时刻，如果自己有风险，尽量不参与聚集，得对亲朋好友负责。3，保护好老人和病人。多跟老人普及奥密克戎知识，不信谣不传谣，减少恐惧心理。4，有点准备。适当储备食物、药品，老家有房子，可以稍微收拾一下；有菜地，可以请人种点速生蔬菜；过年准备点腊肉，也是可以的。总归，过年不耽误防疫；防疫也不影响过年。5，讲公德。乡里乡亲还是要互相互助，大家回家过年都不容易，尽量不给人添麻烦，但也别歧视别人。尽量尊重基层干部的付出，有条件也可以多参加村里倡导的志愿行动。6，留点退路。老家有田有地有房的，还是尽量保留。快倒了的房子，稍微修缮一下；田地也尽量不荒着。最坏的情况，回村里饿不死。要是情况好了，村里也是休假的好去处。

农村在破防。近日，城市疫情防控政策如同过山车，不仅很多城市居民感到不适应，也连带让农村被迫进入临战状态。目前，疫情高发地的大量务工人员开始返乡，学生也提前回家（继续上网课、网上期末考试），农村疫情防控将面临严峻形势。农村医疗资源有限，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更是有限，而相较于城市，农村的脆弱人群更多。切忌疫情防控政策急转弯，从而导致基层无所适从，农村防控失陷。“二十条”并没有政策转向的功能，中国政策的特点也是渐进式的，它只是对第九版的优化。三年的经验证明，农村地区因为人员密度小，流动性不强，经济活动比较少，疫情防控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农村医疗资源虽然比较少，但其自然屏障有利于疫情防控。因此，在考虑“动态清零”政策调整的时候，得有城乡差异的视角。客观上，农村的确是适合动态清零方针的，将来哪怕城市适度放开了，笔者都认为农村还得坚持较为严格的动态清零方针。在应对经济和社会风险的时候，农村向来是战略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病毒演变还不确定的情况下，保留农村这一块“净地”，至关重要，它为化解疫情风险，保留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为未来可能的政策再次调整，留有余地。1，闽西几个县区，这两天均出现外省输入病例。因当地坚持了半年的严格常态化防控“落地检”和重点人员检测，实现了“早发现”，疫情在可控范围。但预后未知。武平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通告（第1号）武平县融媒体中心

按：关注超龄农民工！2022年7月，贺雪峰教授在《人民论坛》发表“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一文。2022年11月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为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免费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由此看来，此文具有现实意义，所以重新在本公众号发布。【摘要】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我们应当如何设计中国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未富先老”背景下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问题。无论是对于超龄农民工还是未来即将超龄的第二代农民工，当前中国的制度需要保留农民工的选择空间，需要对农民工采取友好善意的制度。另外，除了城市以外，农民工的选择空间还包括农村。对农民工友好的农村制度，核心是允许农民进城，同时允许农民工返乡。允许农民工返乡的意思是要限制资本下乡。【关键词】超龄农民工

【摘要】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我们应当如何设计中国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未富先老”背景下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问题。无论是对于超龄农民工还是未来即将超龄的第二代农民工，当前中国的制度需要保留农民工的选择空间，需要对农民工采取友好善意的制度。另外，除了城市以外，农民工的选择空间还包括农村。对农民工友好的农村制度，核心是允许农民进城，同时允许农民工返乡。允许农民工返乡的意思是要限制资本下乡。【关键词】超龄农民工

1.7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达到2.43。”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北京7省（市）

Abstract摘要中国发展不平衡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如何理解当前阶段中国城乡差距，涉及包括“三农”政策在内的中国现代化战略优先序的排列。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的主流意见认为：当前中国城乡差距已经非常严重，必须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办法：一是加大国家“三农”投入力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是打破城乡要素市场壁垒，加快土地和资本市场流动。实际上，城乡差距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正是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户进城，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留守农村的相对弱势农民才有了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村收入的可能。只有经过城乡不平衡发展，才能达到高水平的城乡平衡发展。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保留农民返乡退路，是避免形成城市贫民窟的前提。目前国内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的主流政策建议值得商榷。About

本文发表于《关东学刊》2021年第四期一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要为人类社会事实提供理论解释。现代社会科学具有某些“科学”要素（比如它借鉴了某些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但它本质上并非科学。尽管社会科学研究要以观察到的社会事实为基础，但如何建构对社会事实的理解，则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且人的行为、社会的结构，都具有较大变动性，随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等条件而异。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实质上更多属于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研究者的价值、立场不可避免地会投射到研究过程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既然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主观性，不同研究者对同一社会事实的理解就可能存在差异。同时，研究者还可能按照自身的标准来审视各种“异文化”。研究者可以提供不同的理论解释路径和模式，并互相竞争。社会科学理论竞争的实质，就是话语权争夺。在看似多元的学术体系中，某些国家因为经济、技术、语言等方面优势，而在学术竞争中占优，享有学术话语霸权。早期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就深受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将他们所观察的原始部落视为“落后”“矇昧”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所谓“落后”的文明需要具有“普适性”的“先进”西方文明予以改造。此后，一些人类学家尝试摆脱西方中心视角，主张对非西方社会文化进行“在地化”“同情性”理解。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曾出现了传统中华帝国停滞论、冲击－回应理论、现代化理论、革命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等多种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都具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都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和立场理解中国。当然，在海外中国研究学界，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家柯文强调“在中国发现历史”，“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指出：“事实上，中国的近代既没有超越欧洲，也没有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近代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和欧洲、日本不同的独自的历史道路，一直到今天”（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pp.12），“今后我们在思考亚洲的近代时，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要结合各自以前近代为基础的‘异’于欧洲的独特性来考虑”（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pp.29）。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争论中，部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也有一定的“中国中心”学术自觉。比如魏斐徳（Frederic

章：贺雪峰｜农民没有“乡愁”，只有“城愁”：《大均衡》后记新书推介：贺雪峰著《大均衡：进城与返乡的历史判断与制度思考》夏柱智

【导读】2022年6月10日凌晨，唐山市某烧烤店发生一起暴力打人事件，现场监控视频记录的恶行，令人愤慨。人们在激愤的同时，也在心头沉闷：这起恶劣事件究竟折射出什么？扫黑除恶在一些地方到底有没有彻底落实？本文分析指出，城乡基层治理往往面临黑恶势力的挑战，黑社会利用规则和资源，演变为可以影响基层治理的地方势力。对于黑社会而言，与一些拥有“社会控制力”的地方官员形成特殊的利益与权力的联盟，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混混一旦拥有财富，并且垄断地方特定行业或产业，便摇身变为成功商人。而以商人身份与基层政权形成结构性关系，则是黑社会老大成为地方势力的最后一步，这无疑威胁着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全。本文原载《南风窗》2015年第5期，原题为《县域黑社会的生存之道》，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县域黑社会的生存之道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组织结构较为严密、犯罪手段带有暴力性、反侦查能力较强，使得其社会危害性也比较高。认定一个犯罪团伙具有黑社会性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即便某一犯罪团伙的社会危害性够得上“严重”，其组织特征也不一定符合黑社会性质。因此，公安机关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时候就会非常困难。在警务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黑社会团伙是在其内部组织状况被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受打击的，公安机关恰恰是从普通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侦查、打击，最后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对其加以清除的。为什么这样说？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乃至犯罪团伙，要有效率，都会很自然地采用等级制、部门制等科层组织的管理手段。因此，一个“成功”的黑社会团伙也必定是“企业化”运营的。但是，一旦黑社会团伙达到规范的企业化运营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基本上摆脱了暴力等低水平、风险高的谋利手段。而一般的犯罪团伙最多只是松散的犯罪联合体，根本够不上“组织”要件，也不能被认定为黑社会组织。因此，真正能够被公安机关认定为黑社会组织的犯罪集团并不多。▍熟人社会网络要准确认识黑社会的“生存之道”，需要有一种生态学的视角。黑社会不是单个犯罪集团，而是由众多犯罪个体、松散的犯罪团伙、有经营头脑的组织者整合而成的体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的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笔者在县城调研时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个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他们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就可以不费力地找到。事实上，笔者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由此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县城里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公安局的保驾护航。说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的一些情况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笔者访谈了多个公安局的中层干部，他们在掌握信息上绝对是专业的。关键在于，信息要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就变得复杂了。一般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以犯罪分子头目的脸面示人，他们都注册有公司，或从事一些正当职业，许多老大都是跨行业经营者。这些老板也因此交游甚广，肯定可以进入这个县的经济圈子，和正经生意人相熟。他们也会因为从事经济活动，和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相熟。事实上，仅仅从生意的角度上说，黑社会老大也必须嵌入到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中。▍产业灰色地带黑社会生存的基础当然是暴力，但纯粹以暴力为生的黑社会，则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黑社会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益，而暴力获利的成本实在是太高。黑社会要长期存在，必须有赖于产业支撑；只不过，其产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由暴力威胁所维持的垄断市场。从笔者的调研来看，在地方社会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具有一定特点。黑社会成员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不太可能出自大资本，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这就注定了这些黑社会组织只能从事一些低端产业，比如经营宾馆、娱乐场所，从事建筑等行业。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会组织因此具有一定优势。比如，宾馆、娱乐场所往往是黄赌毒等黑色产业的聚集地，一般生意人不愿意冒风险。排除干扰的最好办法是，和那些有势力的地方力量合股经营。再比如，这些年城市资本开始大举下乡，各个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做一些资本运作，进行产品营销即可，也不在乎低端产业的一点小利益。但这些高端行业要在地方社会顺利发展，又少不得低端产业的配套。典型如碰到征地拆迁问题，大企业当然不愿意碰这个矛盾，而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是最保险的做法。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必定有黑社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个垄断产业或者是由于地域闭塞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产业单一性造成的，抑或是由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笔者调研的这个县还没有星级宾馆，但有名的一家宾馆就是一个有名的“混混”开的。总之，只要稍微耍点暴力威胁之类的手段，黑社会便可以方便快捷地控制这个产业。笔者调研的这个县，由黑社会控制的产业大致有三个：长途班线、米粉批发、土石方工程。长途班线的营运需要交管所颁发客运许可，这就决定了每条线路可营运的客车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客运利润非常有保障。交通局当然只能把客运许可颁发给具有营运资格的客运公司，可绝大多数客运公司自己并不投资购买客车统一营运，而是让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加盟”，客运公司获取管理费，而客车老板则自负盈亏。有资金实力营运客车的老板不少，但能够有效管理线路的老板却不多。为了避免被滋扰，绝大多数老板都愿意和黑社会势力合股。他们之间分工明确，台面上的老板负责规范经营，黑社会势力则负责维护垄断市场秩序。2010年，该县交通局引进了10多台出租车，但营运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三轮车市场挤垮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改走长途，尤其是从县城到市区之间的线路。很显然，这对长途客车市场是个巨大冲击，从而导致两个行业之间冲突不断。笔者调研的时候，就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围堵县政府大楼的群体性事件，原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被一位客车乘务人员打了。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位乘务人员的行为是当地黑社会势力授意的。米粉批发也为黑社会所控制，这多少让人奇怪。不过，仔细分析发现也符合常理，因为米粉市场太适合黑社会势力介入“管理”了。笔者调研的这个县的人喜欢吃米粉，尤其是早餐市场，米粉的销量极大。可以想见，米粉虽然不起眼，但利润却可观，也有保障。然而，全县大部分米粉都来自县城几个较为大型的批发店，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了这几家店的米粉销售，全县米粉的垄断利润就容易获得了。这就为黑社会势力创造了空间：当地黑社会势力派人上门给这几家店的老板“做工作”，要求每斤统一提价2毛钱，这2毛钱的额外利润给黑社会。2毛钱的差别，对老百姓而言几乎没什么影响，批发店的老板也没什么损失，黑社会势力却在不知不觉中获取了可观利润。于是，当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县的物价和周边县没什么区别，唯独米粉价总是要高个几毛钱。土石方工程的利润上升，则与近些年来县城房地产热有直接关系。县城房地产除了一两家外来大资本，很大一部分由本地资本投资。而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地资本，其大多数下游产业土石方工程都由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承担。土石方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垄断业务：河道砂石开采和拆迁。河道砂石开采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础，它之所以容易被垄断，与这一产业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它同样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控制，一般老板难以进入这一领域。至于拆迁业务，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突破”钉子户抗争难题：在政府对于使用暴力越来越慎重的情况下，黑社会的非法暴力已经成为一些地产商的依靠。▍黑社会的两条“底线”黑社会要长期生存、“发展”下去，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团伙之间、老大之间，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二是来自精英网络内的变化，一个老大过于嚣张，或其保护伞意外落马，都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三是来自产业经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于这个内陆县城的娱乐业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黄、赌、毒，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极高。但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前两年元气大伤，势力最大的团伙老大被抓，他们所控制的娱乐行业当然也再难成气候。一般情况下，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局长、政委）都必须是异地任职，这会对黑社会势力的生存网络造成冲击。如果新局长实力雄厚，且很想有一番作为，当地黑社会团伙要么屈就，稍微收敛一些；要么就想尽各种办法，尽量与其勾连上关系。在笔者的调研中，负责治安的干警和派出所所长就直言，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有团伙头目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前来套近乎、请吃饭。甚至有头目明确请求，每年自愿缴纳一定费用，但要让其经营的色情场所少受检查。这当然遭到了严词拒绝。除了公安干警无法被收买之外，这个团伙承诺一年缴纳的费用，还不如被抓一次罚的款多。在公安局内部人士看来，完全将黑社会根除困难重重，因为黑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网络很难拔出，需要非常艰苦的努力和高超的博弈技巧。一个管理得当的黑社会团伙，马仔们犯事一定不会供出其小头目，而小头目犯事也不会供出老大，大多数老大被抓进去了，也会尽力保护其保护伞。为什么?这得益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保障机制。有经验的团伙成员都知道，供出其同伙很难减轻自身刑罚，严守秘密却会得到“组织”的奖励：不仅其家人会受到团伙的优待，出来后本人也会受到重用。而老大们之所以不会供出其背后的保护伞，主要是基于维护团伙的生存网络考虑。老大们如果出来还要混，就不可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否则有谁还愿意提供保护?因此，江湖义气并不仅仅是黑社会的意识形态，更是团伙生存的技术要求。前些年，该县最大的黑社会势力被端掉，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团伙组织失败所致，而是黑社会生存网络剧变所致。这个团伙被端掉的导火索是团伙的一个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证据无法指向团伙老大，但从逻辑上看，这个命案肯定是团伙的“组织”意图。命案发生之时，刚好新市委书记到任，于是他很快将此案件作为典型，掀起了打黑除恶的运动。市局和县公安局联合破案，花了很大精力将这个团伙所有犯过的案子整理出来，先以开设赌场的治安处罚为名将“老大”抓起来，然后放出风说这个老大因命案被抓起来了。被抓凶犯信以为真，终于招供了。至此，该黑社会团伙被连锅端，但却没有涉及一个政府公职人员。这个团伙的覆灭虽然不是组织失败的结果，却是技术失败的典型，因为他们破了这一行的两条“底线”：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只要发生了命案，地方政府很可能将之从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来处理；而只要没有命案，就很难有这个可能性。从技术角度上说，黑社会团伙如果不犯严重的刑事案，安全性就会大大增加。从公安局破案的内部视角看，案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治安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队管辖，他们办案的技术条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踪普通案件的背景。而如果让刑侦大队来主办案件，则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种刑侦技术（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并挖掘出案中案。理论上，只要刑侦大队不计成本地投入，绝大多数案件是可以侦破的。因此，老道的黑社会团伙，一般都会尽力避免采用非法手段来做事。即便不得已采用暴力，也会有效规制暴力程度，尽量不发生刑事案件。他们都知道，一旦出了人命，就会把事情搞大，后果便难以预测。黑社会团伙也要懂政治。现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识已经融入公安局的办案规律中，这个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知道。比如，在“严打”时期，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懂得这个时期要收敛一些。一些善于经营的团伙势力，甚至还会主动给公安局提供合适的“战绩”。但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就要考验老大的智商了。在笔者调研期间，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正下决心把该县的一个黑社会团伙打掉。因为他们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干预征地拆迁工作，一方面怂恿村民做钉子户，另一方面又和乡镇政府接触，要求承包园区土石方工程，试图“吃了政府吃村民”。这种染指重点工程，影响县里中心工作推进的做法，等于是在公然露头，挑衅政府权威。结果必然是引发公安机关集中兵力侦查，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加快打击的进程。

唐山打人事件的几个看法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1/这起事件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说它“普通”，并不是说它不值得关心，而是说这起治安案件在定性上并不复杂。可以确定的是，打人者犯了寻衅滋事罪，涉嫌故意伤害罪（得看受害者的伤情鉴定）。但凡是涉及暴力的案件，公安机关在接警后，都会按正常流程处置——比如，首先是制止暴力，让受害者送医，其次才是锁定证据，控制或抓捕施暴者。2/当地公安机关恐怕没想到这起“普通”案件会成为轰动全国大案要案。某种意义上，这和公安机关一开始的处置方法有关。哪怕是寻衅滋事，因为有人受伤住院，比较合适的处置办法是当时就应该将此定性为刑事案件，在将受害者送医后第一时间控制施暴者。但在此案件中，舆论发酵之时，当地公安机关也才锁定犯罪嫌疑人，直到今天（案发第二天）才陆续将犯罪分子抓获。公安机关的处置办法可能符合程序，此案又发生在深夜，无法积极采取即时措施，但这也是事件发酵的重要原因——毕竟，“全网都在等犯罪分子落网”，本身就在调动人们的关注度。3/把这起事件贴上不相关的标签，是不合适的。很多评论都将这起事件往“性别暴力”解读，这除了挑拨大众神经，对正确认识这起事件毫无益处。这起事件缘起于性骚然，但并不能反映社会的性别歧视。这起暴力事件之所以恶劣，并不是性别暴力，而是施暴者在公开化日之下恃强凌弱——性别差异只是“强弱”的自然表现而已。类似案件中的施暴者，并不特别针对女性，而是针对所有的“弱者”（包括男性）。4/真正要关心的是，社会如何控制暴力。中国是一个社会安全感极高的国家，人们普遍珍惜社会安全这个公共产品。也因此，但凡看到公开的社会暴力，普通人都很难接受。客观而言，这几十年间中国社会治安状况的改善成果，有目共睹。乃至于，一个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也可以触动社会神经。5/人们怀疑施暴者团伙是黑恶势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些施暴者的实施暴力的娴熟程度、相互之间的协同性，以及他们所投射出的社会戾气看，他们平时恐怕就是一个暴力团伙。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正常人看到同伴对他人施加暴力，肯定是劝解，但这起事件中的同伙竟然是协同欺凌弱者。这不能用喝酒误事来解释，只能说这是他们的身体本能。6/就笔者的调研观察，这几年扫黑除恶的效果极为彰显，社会安全感极度上升。但是，黑恶势力的生存逻辑本来就是依赖于灰色空间。一些暴力团伙在被打击过程中，因不符合法律要件，被从轻处理或成了漏网之鱼，这是符合常态的。更多的情况是，大多数理性的暴力团伙也懂政治，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较为收敛，甚至停了涉黑涉灰的“生意”，转而从事正当生意。在这个意义上，扫黑除恶需要有常态化机制，一旦放松或掉以轻心，那些暴力团伙就有可能原形毕露。7/暴力份子和社会暴力事件的产生，是社会边缘化机制的产物。正常社会都是建立在将部分群体和现象“边缘化”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让社会暴力支配社会秩序，但也不能指望社会暴力消失殆尽。过去，在某些灰黑行业和社会秩序溃败的地区，的确是出现了私人暴力支配的社会秩序的情况，比如，在某些地区，解决交通纠纷的不是警察，而是社会上的老大；地方社会中最有面子的不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人，而是黑社会老大——连普通百姓也要给他们送礼，目的仅仅是“万一有事”，防止其找茬。当前，这种非正常的社会形态已经不再存在，但社会暴力还有，关键是要通过国家机关打击和社会文化谴责来加以边缘化。

❖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ABSTRACT摘要：当前，中国农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在城市化和人口快速流动的大背景下，仅靠家庭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农村养老需求。农村养老应当基于三个原则：低成本、原住地以及互助。以H省F县养老实践调研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养老实践各有利弊，以村庄为依托的互助养老模式具有五个显著优势。要借助熟人社会中村社共同体的优势，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制度。关键词：老龄社会；农村养老；互助养老；家庭养老原文出处：贺雪峰.农村养老实践模式及其应对——以H省F县调研为例[J]求索,2022(3):13-20.一、导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年轻人大量进城，中老年人留守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其实远比城市严重。中国部分农村老年人尚未纳入到高水平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每个月只有不足百元，远远不能满足体面养老的需要。同时，中国传统农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在过去相对稳定封闭的时期，农户家庭结构完整，基本上没有家庭分离，家庭养老相对较有条件。当前，农民家庭存在普遍的家庭分离，这对家庭养老构成了严重挑战。目前，农村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必须认真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讲，当农民失去在城市就业优势时，他们不愿与子女在城市共同居住生活，而是愿意回到村庄，与土地结合起来，过相对自在的生活。甚至有农民讲，到60岁再回村种田就是回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因为这个时候不再有家庭压力：父母去世了，子女成家了，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虽然他们在城市务工已无年龄、体力优势，与土地结合起来种田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农忙种地、农闲打麻将跳舞的日子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即使年龄再大，参加农业生产也可能力不从心，只要他们生活还能自理，他们在农村的养老也就还不错。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失能之后怎么办。学界和政策部门关于农村养老有很多讨论。目前，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尚未并轨。《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人数是1.2762亿人，领取了5.13万亿元养老金，平均每人每月养老金3349.9元。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领取人数是1.6068亿人，领取养老金3355亿元，人均每月为174元。若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水平计，由国家财政给城乡居民发养老金，国家财政每年得增加支出6万多亿元，这相当于中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显然压力很大。将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还会提高，但幅度尚未可知。因此，当前农村养老仍然主要得靠家庭，靠农村老年人自己。一般来讲，只要生活能自理，农村养老并不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生活不能自理情况下如何有相对高质量的养老保障。任杰慧认为，农村养老最好的办法是原地养老，这样就可以让老年人保持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从而提高养老质量。福建、广东、江西等宗族型地区，农村发展基于宗族的互助养老比较容易，很有潜力。李永萍等学者有大量关于福建基于宗族互助养老的案例研究。河北肥乡县在全国最早推进农村互助养老，主要是基于村庄基础。农村互助养老具有“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养老在乡村、享受家门口”的特点。总体来讲，农村养老应当基于三个原则：第一，低成本；第二，原住地，即不脱离村庄熟人社会，不脱离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不脱离农业与土地；第三，互助。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从河北肥乡县发源的互助养老已实践20多年，却一直没有在全国推广普及，而当前现实又特别需要回应农村养老问题。2019年12月，笔者到H省Y市F县调研了农村养老问题。该县目前有着十分丰富的养老实践，本文拟通过对F县不同形态养老实践的讨论，回应学界既有研究，探讨未来中国农村养老之策。F县养老主要有机构养老、互助养老和家庭养老三种。机构养老又分为民办养老与政府办养老，民办养老中有相当高端的社会资本投资的康养一体养老机构和数量众多的民办非企业私人养老机构。政府办的养老机构主要是县一级的福利院和每个乡镇都有的敬老院。乡镇敬老院主要是为农村无子女孤寡老人提供养老服务，也为其他农村特困群体提供服务。F县农村互助养老有两个典型，一个是G村由村集体主导建设的互助养老，另外就是在整个Y市正在推行的村庄幸福食堂。家庭养老方面，F县是比较典型的传统宗族型地区，有比较好的赡养老年人传统，家庭养老质量也较高。总的来说，当前F县农村养老有着相当丰富的探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亦值得深入讨论。二、F县的机构养老F县地处H省西北部，面积1935平方公里，辖16个乡镇（场），人口30万。2018年，全县生产总值130.16亿元，财政总收入20.5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78亿元。F县机构养老包括政府主办、企业主办和私人主办三种。（一）乡镇敬老院F县共有16个乡镇、15个敬老院。目前共收591名孤寡老年人，主要是无儿无女的高龄老年人、五保户。一般来讲，只要身体健康，五保老年人仍然愿意住在村里，自己种点田，国家每季度发放1035元特困救助金。五保户失去生产能力尤其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一般都要到敬老院。乡镇敬老院一般有院长、副院长、会计，聘用若干护理人员。五保户进了敬老院，特困救助就不再发给个人，而是留给敬老院统一养老。当然，每季度1035元特困救助金远远不够支付敬老院的支出，政府每年都要为敬老院提供比较大额的补助。同时敬老院也会组织老年人种菜、养猪。敬老院还会安排相对年轻的老年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国家对正规养老机构有严格的消防要求。2017年，H省13部门联合印发《H省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115项达标要求，除建筑面积低于300平方米、床位少于10张的小型养老机构不需要配备专门消防设施外，其他养老机构必须三年内达标，不达标一律关停，其中消防设施配套是最重要也最费钱的。2018年，F县花费480万元为15个乡镇敬老院配备了消防设施。从当前来看，乡镇敬老院养老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村五保户除非生活不能自理，一般都不愿意进入敬老院养老，而是愿意在村庄散养。（二）康养综合体2017年，港商投资在F县建设了一个高档康养综合体，其中一期二期投入6000万元，综合体占地50亩，建筑面积达4万平方米。建设用地由政府按每亩10万元划拨，位于南城区，区位良好。政府每年给综合体20万元运营补贴。目前正在投资建设三期项目，主要是建配套的康养医院，规模是医疗床位100张，护理床位60张。三期建设完毕，综合体将可接纳1500人养老。目前，真正入住老年人不足200人，主要是本地退休人员。综合体设施比较完备，收费也高，以中高端老年客户为主，收费标准是一张床1700元/月，一个标间3500元/月，入住老年人平均年龄80岁，其中大约一半为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20%为生活半自理的老年人，另外30%为失能老年人。失能老年人收费比标准收费有较大幅度增加。F县综合体目前聘有工作人员25人，一年工资支出约80万元，其中运营院长1人，年薪6万元；副总经理1人，年薪1万；护士长1人，年薪4万元；护理员12人，主要为当地50岁左右农村妇女，人员不稳定，每月工资2700元。另有门卫、保安、电工等10人。按综合体负责人的说法，康养综合体一定要办医院，医院主要给来养老的老年人治疗，也可以对社会营业。入住康养机构的老年人一般都有医保，康养综合体治疗的医保渠道十分顺畅，从而保证老年人治病的方便。综合体为F县重点引进的民生项目，地方政府以10万元/亩划拨建设用地。来综合体养老的老年人大都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退休干部。目前F县综合体项目正与当地家政公司联系，试图动员需要请保姆在家照顾的老年人入住综合体。（三）民办养老机构F县私人办养老机构非常发达，全县有8家办证的民办养老机构，每家养老规模在60～100张床位。另外有几十家未办证或办证后不达标而被要求关停的民办养老机构。这里重点介绍其中四家。一是阳光托老中心。系将过去养殖场改建而成，总投入大概200万元，其中仅消防一项即追加投入20多万元。有100张床位，入住76名老年人。2017年开始营运，2018年10月办证，共有护工等12人。托老中心负责人说，五年内不考虑盈利，只要能维持就不错。二是仁寿养老所。租废弃二层楼房带一个小院，投入约100万元，有床位50张，入住有老年人10多人，负责人加上护工一共3人。消防设施未达标，正在筹钱整改。养老所负责人说，只要入住老年人超过30人，养老所就可以盈利。三是X镇私人养老所。X镇建了新的比较高标准的敬老院，旧敬老院废弃，被私人以每年3万元租金租借办了民办养老院，目前有床位50多张，入住20多位老年人，负责人加上护工一共4人。四是摩西托老院。摩西村前任村支部书记与人合伙创办的养老机构，累计投入50万元，主体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两层小楼，空间相对封闭，可以供30多名老年人养老。摩西托老院建在村庄，独立空间，四周为稻田与水面。成立时间为2013年，2018年获得营业许可。2019年冬至这一天笔者到访摩西托老院，共有11名老人入住，全部为失能老人，有3人在前一天被家人接回家中过春节，春节后再来。目前工作人员为负责人加上两个护理。摩西托老院之前是合伙，因两个合伙人在托老院发展目标上有分歧，2018年底分开，前任村支部书记继续领办托老院，目前正对周边环境进行改造，以建设“休闲式托老院”，分出去的合伙人则租借G村幸福院场地另建了一个托老所。从这些民办养老机构来看，入住老年人几乎都是8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有96岁。入住老年人收费分三个等次，即生活能自理、生活半自理、生活不能自理。一般包吃住和护理，生活能自理老年人每月收费1000元，半自理1500元，不能自理2000元。当然，这是一个大概的收费标准，具体还要看身体状况。有老年人入住，身体好，还可以协助养老机构做护理或打扫卫生等工作，收费可能就只要几百元，重度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收费可能就要超过2000元。民办养老机构主要集中在县城，原因之一是县城有比较多的可以出租的废弃场所，交通也比较便利，生活就医都方便。不过，县城环境比较复杂，在县城的养老机构必须封闭管理，养老机构老年人与自然环境高度隔离。办在县城的养老机构接受入住的老年人来自全县各地，老年人之前互不认识，入住后很难再建立相互熟悉的信任关系。相对来讲，摩西托老院建在农村，周边是稻田，环境比城市宁静安全且接触自然。同时，入住老年人也多为当地老人，老年人之间以前就比较熟悉，容易建立信任关系。民办养老机构聘请的护理员一般为当地50～60岁妇女，月工资2000元，相当辛苦，人员变换很频繁。三、F县的互助养老和家庭养老F县农村养老主要靠家庭，且95%以上是在家庭完成。除了家庭养老外，F县还有比较丰富的互助养老实践。（一）互助养老F县的互助养老主要是推行Ｍ市创建的村庄幸福食堂计划。F县所在的Y市计划2019年在全市建1000家村庄幸福食堂，又称“党建＋乐邻”中心，其中F县72家。每家由县乡两级投入3万元，利用废弃村部、学校等场所改造建设。每个幸福食堂都由村干部与老干部组成理事会管理，村集体负责幸福食堂水电柴火和炊事员工资，每个老年人每月交200元就可以一天三餐到幸福食堂就餐。有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还可以由其他身体健康的老年人送餐。C镇G村利用征地补偿款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养老服务中心，总投入620多万元。G村养老中心占地10亩，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有标间79间，可以容纳158位老年人养老。G村养老中心聘请了两个管理人员，一名炊事员，管理人员工资为900元/月，炊事员工资为1000元/月，管理人员和炊事员都60多岁了，也在养老服务中心吃住。入住G村养老服务中心的年龄条件是超过65岁，且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就不接收。从实际支出来看，平均每个老年人生活费支出最少350元/月，养老中心曾按200元/月收取生活费，老年人普遍嫌贵，只有10多位老年人在服务中心就餐。后来降到100元/月，全村有40多位65岁以上老年人在服务中心就餐。目前全村接近一半65岁以上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中心，每月只需要出100元生活费。养老服务中心主要经费由村集体承担。因为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G村养老互助中心护理任务就不重，相当于幸福食堂，或党建＋乐邻中心，只是因为建了较好的养老房间，可以让本村65岁以上老年人能吃饭住宿，但有很完善的娱乐设施。F县学习江西省XY市幸福食堂经验，在村庄开办幸福食堂，为村庄中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提供低价伙食，大大便利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确实很值得推广。幸福食堂表面上看是由村集体主持办理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的新形式，因为管理人员由老年人民主推选产生的理事会产生，办事员由理事会聘用，且管理人员和炊事员一般都是本村老年人。参加幸福食堂的老年人自己也承担部分伙食费，只是民办公助，县乡村各级给幸福食堂一定补助而已。从F县实践来看，条件好如G村者，可以办很高质量的农村互助养老性质的幸福食堂，条件较为简陋的村庄也可以办满足老年人吃饱饭甚至吃好饭的互助养老基础上的幸福食堂。幸福食堂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无法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护理帮助。（二）家庭养老F县是宗族型地区，农村孝道传统浓厚，很少有老年人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就自杀的。因为自杀会给子女带来不好声誉，且老年人认为自杀不是好死，不是善终，对于来世不利，也不能为子孙带来好运。目前农村养老中，只要老年人生活能够自理，就可以有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尤其是每个村建幸福食堂后，老年人吃饭有保障了，在村庄生活就会比较舒服愉快。问题是老年生活不能自理，子女又在外工作，如何养老就是一个大问题。大量民办养老机构在F县兴起，就是要应对家庭养老的不足。F县良好民风决定了家庭养老的较高质量，以及子女愿意在老年父母生活不能自理又无人照料时，花钱送老年父母到民办养老机构养老。当然，这也是F县民办养老机构兴起的重要前提。四、农村养老实践中的辩证关系农村养老绝不是一件小事。当前农民尚未纳入到高水平的职工养老保障中，一般农村老年人每月基本养老保险费较低，仅靠这个显然不够。因此，当前农村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不过，农村家庭养老并非一到60岁就退休，然后由家庭成员支付老年人退休金，退休老年人拿着家庭成员（子女）支付养老金离开家庭去养老，而是一般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同居共财，子女承担父母生活、治病等开支，父母有生产能力就仍然参加生产劳动。在农村，只要老年人有劳动能力，他们一般都愿意参加生产劳动，劳动可以带来收入，同时劳动也是证明个人价值的需要。也就是说，当前农村养老始于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按农民自己的说法，现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农村已是老人农业，70岁仍然可以是农村壮劳动力。只要具有劳动能力，农村老年人70岁都还不“退休”。70岁以后劳动能力渐渐丧失，生活可以自理，这些老年人往往会留有积蓄，子女也会支付一定钱粮，国家有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这个时候农村老年人消费不多，生活不错。在村庄熟人社会生活，住在自己家里，亲朋邻里关系都在，生活比较悠闲自在。农村老年人养老最大问题是在生活不能自理那段时期，那个时候可能不仅需要有大额资金支付医疗费用，而且需要有人陪伴照料。这是当前农村养老中仅靠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存在子女进城进而与农村父母不住在一起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农村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时，子女要么将父母接到城市一起生活照料，要么不得不轮流回到农村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成为家庭拖累负担。在有一些地区，成为家庭拖累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可能选择自杀。F县老年人很少选择自杀，一些家庭子女无力照料陪伴父母，因此就有了强烈的将父母送至机构养老的需求，F县养老机构因此发展很快。（一）不同性质的养老从F县来看，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养老。第一种是最值得关注也是F县发展最快的以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为主的民办机构养老。第二种是康养综合体养老，和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幸福食堂（党建＋乐邻中心）。康养一体养老主要针对高端养老群体，这里的养老目标是让老年生活更有价值，因此就会有书法协会、老年大学和各种较高标准的运动场所。幸福食堂主要是为留村老年人提供生活便利，为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便利。民办养老机构养老，入住的绝大多数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些失能老年人之所以被送入养老机构，主要原因是子女在外工作，缺少照料父母的时间，子女又愿意付高价将失能父母托养在机构。不过，从我们调研的机构养老情况来看，机构养老的托老质量不高，虽然可以解决基本温饱和护理问题，精神照料远不如家庭。离开村庄熟人社会进入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相对来讲，在康养综合体和以家庭养老为依托的幸福食堂，老年人有真正的养老生活，其中的关键是他们有精神生活。康养综合体收费昂贵，很少有农村老年人入住。结合家庭养老配合村庄幸福食堂，农村老年人可以保持熟人交往关系，比较受农村老年人的欢迎。现在的问题是，幸福食堂或一般互助养老往往只面向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或许，将机构养老中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养老与互助养老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农村养老新局面。（二）机构养老与互助养老机构养老尤其是民办机构养老，一般都是由个人租房子配设施，聘当地村民做护理员，再收取入住老年人养老费，收住的大都是年龄很大又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F县绝大多数民办养老机构建在县城，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入住老年人收费相对都不高，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也仅收2000元/月。因为护理任务繁重，民办养老机构很难支付得了昂贵的护理费，聘请护理人员多为当地50～60岁农村妇女，护理员队伍十分不稳定。民办养老机构收住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收费可以很低，因为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可以协助护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参与机构养老的管理与护理工作，比如门卫。民办养老机构是正式机构，必须要经过上级审批核准。一些老年人安全意识差，出现事故尤其是火灾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如前已述，国家对养老机构有严格的基本规范要求，H省也对所有养老机构提出了115项标准要求，尤其是消防要求，达不到标准的养老机构一律关停。F县已关停多家民办养老机构。从调研来看，一些民办养老机构资金往往有限，规模也偏小，完全达标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民办养老机构一般都会严格限制老年人外出。虽然如此，民办养老机构的养老质量还是普遍高于乡镇敬老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民办养老机构收费高于敬老院。二是民办机构是竞争性的，一家服务不好，老年人就可以转到另一家。乡镇敬老院不是竞争性的，进入敬老院的都是本地享受特困救助的老年人。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不一定很好，但基本护理和服务还是有的，这比生活不能自理却又只能待在家中“等死”要好得多。当然，相对于农民收入，每月2000元甚至更高护理费，再加上医药费，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相对于民办机构养老来讲，互助养老主要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的互助和养老，典型就是集体搭台、老年人自己唱戏的幸福食堂。互助养老是老年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养老。因此，他们不需要政府审核批准，只要能改善现有的状况就可以坚持，而非一定要达到较高标准。互助养老首先要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再逐步解决好与差的问题。举一个风险承担的例子，老年人年龄大了，出现意外是高频事件。如果老年人在家庭中出现意外，家庭就自己担责。如果在互助养老中出现意外，因为互助养老是老年人自治的，意外责任也由老年人自己承担。如果在机构中出现意外，机构就要承担责任。因为要担责任，机构就必须要将意外控制在极低水平，就要限制老年人外出活动，就要有达标的消防设施和防护设施。所有这些降低意外事故的措施会大大提高机构养老成本，最终会提高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收费。虽然老年人集中到机构养老出现意外事故的可能性要大大低于居家养老，或者说居家养老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意外事故，但因为责任分担的差异，对机构却有高得多的安全要求。高安全要求意味着高收费，但也就意味着部分老年人可能被排除在机构养老之外。互助养老有可能克服机构养老与家庭养老之间的这个矛盾，即互助养老不存在一个第三方，所以互助养老不存在机构养老那样的风险责任承担，较家庭养老又可能形成互助效应，从而可以弥补家庭养老能力的不足。（三）康养综合体F县引入综合体康养综合体，低价划拨50亩黄金地段土地，每年还补贴20万元运营费。康养综合体主要是针对中高收入群体，尤其是针对有医保的退休群体。康养综合体是要解决高质量养老而不是养老保底，因此收费很高，远超一般农户承担能力。正因此，综合体入住老年人基本上都是收入较高群体，一般农户几乎没有入住的。因为超出了基本保障的水平，康养综合体用的是市场办法养老，理应受到鼓励。不过，也因为超出了基本保障水平，政府应不应当给康养综合体以特殊资助，还是值得商榷。（四）养老、医疗、“等死”与有尊严的生活一般来讲，城市退休人员从退休开始就进入养老阶段了。他们有退休金，退休时身体一般还很健康。如何让退休生活更有意义，是有城市退休金的老年人所要考虑的。农村老年人不存在退休一说。不过，一般超过60岁就丧失了在城市务工机会。若父母已去世，子女又已成家，他们愿意回到村庄生活。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过相对轻松的生活。农村老年人只要有劳动能力，他们就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过好自己的生活。只要生活能够自理，他们就可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一般情况下，农村老年夫妻双方中，只要有一方身体健康，就会为另一方提供较好的护理。若老年夫妻生活都不能自理，或一方已去世，一方生活不能自理，就需要由子女来照料护理。问题是，“久病床前无孝子”，长期卧床，子女照料就成为严重负担。有退休金的城市老年人可以入住条件较好的托老院，没有退休金的农村老年人就只能依靠子女出钱入住民办养老机构。条件较好又能获得充分医疗的失能老年人一般可以生存很长时间，缺少医疗、养老条件又不好的失能老年人存活时间就要短得多。家庭养老中，对失能老年人精心照料，失能老年人可以有质量地再活好多年，不过这个家庭的主轴可能就要围绕老年人来转，家庭经济就可能变得紧张，甚至家庭关系也可能变得紧张。缺少精心照料情况下，失能老年人可能很快就去世了。对于失能老年人，在精心照料和充分医护与缺乏基本照料和缺乏基本医护之间有着巨大的中间地带。在农村调研，听很多农村老年人讲，他们希望有个好死，不要有一个长期失能卧床生活的状态，因为这样的生活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活就健康地活，死就痛快地死。”如何让老年人有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养老生活，确实是要讨论的大问题。五、农村互助养老具有显著优势农村养老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养老，且在村庄中完成。只有少数情况下农民家庭才会将老年人送入机构养老。未来一个时期，应对老龄化和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主要思路应当是开展以村庄为基础和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农村互助养老。F县的幸福食堂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之所以说幸福食堂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是因为幸福食堂可以低成本地为村庄老年人解决吃饭难的问题。幸福食堂可以为所有超过一定年龄（比如65岁）的老年人提供较高质量、较低成本的伙食，尤其可为缺少生火做饭能力的高龄老年人解决温饱。村庄中超过65岁的老年人一般要占到总人口的10%，一个1000人的村庄，超过65岁的老年人就有100人。如果有一半人参加幸福食堂，就有50人。这50位老年人绝大多数身体是很好的，不仅生活能自理而且有劳动能力。幸福食堂炊事员可以从身体好、做饭技术高的老年人中选出。可以给一部分工资，比如每月1000元。按F县幸福食堂每月伙食成本350元，实际上老人只交200元就可以吃食堂。当炊事员的老年人每月交了伙食费还可以有800元收入。幸福食堂的不足部分可由村集体或政府补贴。幸福食堂可以为居家无法走动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当然，幸福食堂也可以与老年人协会结合起来，或把幸福食堂建在老年人活动中心。F县K村旧居自然村幸福食堂就建在宗祠旁边，宗祠正好为老年人提供了娱乐场所。围绕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幸福食堂，可以建集中养老中心，让村庄中生活半自理及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入住，收取一定费用。同时由村庄中相对年轻的老年人当护理员，并给护理员一定报酬。报酬不是很高，但护理时间记入记录，存起来可计算为将来自己失能时入住养老中心时的费用减免。村庄中真正失能老年人是不多的，大量老年人不仅生活能自理而且有生产劳动能力。由村庄中占绝大多数的低龄老年人来轮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对低龄老年人就不是很大的负担。同时，可以对被护理老年人适当收费，政府也可以给予一定的以奖代补经费支持。也就是让参加护理低龄老年人不仅可以获得时间券，而且可以获得一定护理收入。这样就可以相对较好地解决村庄中失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不至于让失能老年人进入到民办养老机构“等死”。这样一种村庄互助养老，优势至少有以下五点。第一，互助养老可以形成风险自担的风险管理，较低风险以及有能力自担风险，使互助养老具有顽强生命力，低成本而高效能。第二，互助养老既不脱离家庭，又不脱离村庄熟人社会。这样的养老就没有脱离老年人的生活圈，他们就觉得生命仍然有价值，有意义，养老就完全不同于“等死”。第三，互助养老是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中进行的，与自然亲密接触，不脱离土地，使得老年人可以亲近自然，可以享受较好的环境条件。第四，互助养老中低龄老年人照料高龄老年人，大家都是熟人，非亲即故。这种互助就是有感情的，而不是冷漠麻木的。第五，政府给互助养老以补贴名正言顺，比补到康养综合体上效果可能要好一些，也可能比补到老年人个人身上有用得多。老有所养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理想追求。中国农村有村社共同体传统。借助于村社共同体来建立基于熟人社会的村庄互助养老，政府给予补助，村社集体给予支持，农村就可能建立起一个低成本、有效率、温情的互助养老体系，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如果离开了村庄，将养老完全推向市场（包括各种康养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或推向国家，这样养老成本就可能极高，再高的养老金也可能无法填满市场养老的“高消费”。因此，农村养老不能走城市养老的路子，而是要借助熟人社会中村社共同体的优势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制度。推

▲养老院的后院，也是村民跳广场舞的地方❖红星新闻记者｜王震华

❖长平经研公众号按：本文转自知乎-陆鱼，作者以基层数据和事实，展示沿海某县财政供养困局。管中窥豹，供大家参考。我称这种现象为财政供养困局。例如我县实际常住人口九十万人，拥有五家A股上市企业，另有三十几家制造业上市企业在我县开立了分公司，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四百多家，三个省级工业园区，一个国家级战略园区。全国百强县排名前三十。单从账面数据来看很不错，但是！但是！我们整个县的工资收入极度不均衡，造成了问题中的困境。举例，我县上市企业的一线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六千多，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月休四天。办公室研发人员工资全包也仅只有二十万一年，而且学历普遍为研究生学历，996很正常。更不提普通工厂打工的工人及自由从业者了。据我了解，我县人均工资收入2021年是四千多每月，对应政府发布的我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五万四千多是匹配的。但是，我县财政供养人员是一万五千余人，普通事业单位员工第一年收入全包是十六万，普通公务员第一年收入全包是二十万，财政局，也就是女性公务员居多的单位第一年收入全包是二十二万。而等到五年后，工资收入全包分别为十八万，二十万和二十五万。而普通主课老师，第一年工资收入全包是二十万，但是我县潜规则每年每个学生是两千元到五千元不等的红包，而一个班有三十名学生，大家可以估算下他们的收入。在我们县，靠着财政吃饭的一群人和贡献财政收入的一群人的工资收入是完全倒挂的。而且我相信，这种现象放眼全国都是适用的。例如我熟知的河北某县，属于较为知名的旅游县，其中普通新入职公务员全包年收入是十万元，但是该县常住人口80万人，全年GDP还没超过300亿元，全县人均可支配收入刚过两万五千元。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国有平台下辖的混改旅游公司，给景点售票员开出的工资是1800元每月，就这样的工作居然还要托关系找门路上下打点五万元才能进去。而每当我跟当地的公务员朋友深夜从市里回到县城，看到沿着古城墙开着的一排排小吃店都亮着灯，就为做那么一单或者两单生意时，我心中是酸楚且不解的。我那时还很好奇为什么当地不发展轻工业或者其他制造业，他们总是笑笑不说话。后来我住到当地亲戚家时，才惊讶发现当地居民居然在2020年还没普遍安上洗衣机，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为了保障北京供水，所以三点以后就集中断水了，而且还会时不时停水，如果买了洗衣机，很容易就把洗衣机洗坏，所以还是干脆手洗。当地公务员可以买房子买到市区，那里自来水是二十四小时不会断的，但是普通人呢？普通人如何生活？制造业如何在当地发展？如果我的女儿考上北方的公务员，她愿意嫁进普通的，连洗衣机都不能装的家庭吗？说回我现在所处的县，我县财政供养人员这么高的收入依托就是收税和卖地了。我县2021年全口径税收收入是一百四十亿元，其中每年上缴70%到80%不固定。而我县出让土地收入才是大头，每年工业土地出让收入是六亿元左右，商业土地出让收入是十亿元，住房土地出让收入基本在十二三亿元左右。所以我县园区内工业用地价格是十五到二十万元一亩，住宅最高价格是一万四千元每平。对于普通人，需要不吃不喝十五年才能买的起一户60平米的小房子。对于企业主，开办一个普通企业前期投入就需要两百万元。而对于新入职的公务员，他们眼中永远对标的是苏州的公务员，银行支行行长，上市企业财务负责人，烟草局科长和特级资质建筑企业项目负责人的收入。每次在饭桌上他们跟我探讨的都是他们的工资如何低时，而我只能埋头一饮而尽。我县每年新招聘财政供养人员在三百到四百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二为女性，而应届毕业生又占到三分之二。恕我说句不讲道理的话，她们完全不理解也不想理解整个县是如何运作的，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因为，他们只看到老一辈的公务员当年新城改造三千买到的住房现在因为是学区，涨到了一万三。只看到老一辈的公务员拿着上百万积蓄去买国有平台的私融产品，三年利息是8%，五年是10%。只看到老一辈女性公务员遇到车辆违章只需要打个电话给交警老公就能销掉违章。想看电影，想吃蛋糕，想做SPA，想干洗衣服，只需要打个电话给从公务员调到国有平台企业做领导的老公，而国有平台领导再去问银行客户经理要各种兑换券，她们只需要让银行客户经理把券放在政府大门的门卫那里，她们去取就行。为什么不让银行客户经理直接送到办公室？是她们不想吗？不是，是进政府办公大楼需要专门的进出证件。她们的生活已经跟正常人的生活完全脱节。那你让这种情况下的女性如何去向下选择？换作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去选除体制外或者资产不超过五百万元的配偶，因为那意味着阶级下降，信息渠道减少，满足感下降，可支配收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了。那这种情况可持续呢？目前我县新建未售住宅两万余套，二手房挂牌一万六千余套。八个外部评级为AA级及以上国有平台共有银行负债一千四百余亿元，每年支出利息八十亿元。外加各类公开，非公开公司债，美元债等各类金融负债六百余亿元。我县每年新增出生人口一千四百多位，但每年人口流出及死亡近万人。我县2022年截止到今天倒闭关停企业七十几家，新增个体户和企业创历年新低。我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员工平均年龄已经到了四十周岁，而我县每年过年返工的包车在一年年的减少。覆舟水是苍生泪，不到横流君不知。当去企业走访时，我面对的一线员工是满脸皱纹，穿着粘上油污的工作服的中年人和在硕大的办公室里抽烟，跟我侃侃而谈如何走出疫情困境，两鬓斑白的企业老板。然后再去政府时，我看到的是青年才俊在那里做着精美的PPT，商讨着平台承接县保障房项目，用底价接拍今年新挂牌的土地时，我真的觉得这个我呆了三十年的县城很陌生，短短十五分钟的路程，铁栅栏里面和外面是天地悬殊的社会。说点题外话，十年二十年前，我县公务员虽贪但是做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某局员工周六周日去开垦滩涂，问大海要土地，开垦农田，保住农田红线，这样才能有多出的土地去建厂房。某局局长能跪在省里发改委的办公室里，只为求一个能源指标。工商局的公务员在每年招工时期都愿意陪着企业主坐硬皮火车，去往西部城市的各类中职中专院校招工。现在呢？我接触到公务员，尤其是部分的年轻女性公务员，只把躺平写在了脸上。反正工资不能少，因为需要每周去苏州，上海购物。市里有什么小京都适合拍照一清二楚，但上级部门要什么数据，就把表格直接发给企业会计去填，而真的需要填什么却一问三不知。我做为一个生于小县城，长于小县城，大概率会死于小县城的普通人，面对这个问题只能说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为普通人，如果我也有个女儿，我也会倾尽所有让她在家看书复习考个公务员，如果西部县城财政崩溃了，那就让她考东部县城的。如果东部县城甚至百强县的财政崩溃了，我会让她考地级市的，地级市的财政崩溃了，我会让她考北京，上海的，然后再让她找个同为公务员的老公。因为做为普通人，我知道，普通人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在这里祝福所有人都能考上公务员，衷心祝福大家。分线割线1、我这里说的工资收入全包不光指拿到手的工资，还包含五险一金，年终绩效，工会福利，创文明城市奖金等，很多人觉得我说的太夸大其词了，我这里截取了我县某单位的决算报告，该单位核定编制人员25名，人员经费是1206万元。下面截图为证：2：如果大家猜到是某县就是某县吧，因为我觉得我说的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意不是去攻击体制内的女性。因为体制内的某些男性更烂，如果我写了他们做的事，那么我就在写真正违法犯罪的办法。相较某些男性公务员，虽然某些女性公务员不愿做事，但是她们也不徇私枉法，化公为私。3：针对老师收红包这个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困惑，我以为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我县是教育百强县，大家普遍对孩子的教育很上心，如果想要帮我举报的请私信我，我能提供的证据远超想象。举例：我县有一家综合贸易体，其中一楼开设有SKII、毛戈二线品牌，二楼则是均价在一千以上的休闲服装。每到九月一日开学或者教师节前，该综合贸易体会较常规月份多进账三千万到五千万元不等，销售商品多为不记名消费卡。而这个综合贸易体也会在开学及教师节后出账很大一部分流动资金用于补货。而最妙的是该综合贸易体是采用会员制的。中国太大了，大家遇到不理解的事情很正常。言尽于此，请大家多多点赞。本文转自知乎，作者陆鱼，版权属作者所有推荐阅读吕德文：反思基层安全“真空，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的背后杜靖

5月6日，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搜救结束。事故现场被困、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10人获救，53人遇难。同日，国务院宣布成立调查组。特大事故背后，居民自建房安全问题再度进入公共视野。一居民自建房大多存在于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城中村”。由于在选址、施工、使用、改造等环节缺乏统一规范，随意性较强，一些自建房留有不小的安全隐患。首先是建造标准不高、缺乏严格质量监控。有的自建房在建造之初就出现选址不安全、无设计和技术指导、选用民间施工队、按“常识”施工等问题。随着城镇化推进，一些房主强行改变房屋用途，将质量本就不达标的自建房用于出租或其他经营活动，加剧房屋使用环节风险；更有甚者，一些房主擅自对经营性自建房进行违规改造，包括加盖楼层、拆除承重墙等操作，使房屋变成“不定时炸弹”。此次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经初步调查，除7、8两层为居民自住所用外，其余几层要么是饭店、咖啡馆，要么是家庭旅馆，且“承租户对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结构改动”。2020年福建泉州欣佳酒店事故中，事故责任单位曾将原有建筑物由四层违法加夹层改建成七层，超过房屋极限承载能力，使其处于坍塌临界状态。这都是违规改建的经营性自建房威胁公共安全的重大教训。从监管层面讲，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存的不少居民自建房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甚至建于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前，建造时处于法律监管的模糊地带。此后在农村地区，居民自建房需申请宅基地，具体建多大、多高，由自然资源部门审查，形成了一套农村自建房行政审批与安全监管流程。但相关审批管理标准只适用于居民自住用房，对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

杜靖，青岛大学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每年芒种前后是我国北方收割小麦的季节，此时距离芒种还有一个月，小麦正在秀穗，初具模样的麦粒正在孕育乳白色的浆水。然而，近两日被北方一些省份的农民卖麦禾给肉牛或奶牛公司作青贮饲料的多段网络视频闹得手机刷屏，一时间各种评论都出来了，其声浪盖过了俄乌战争和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红场大阅兵的消息，农业农村部也专门发文全面排查，禁止毁麦乱象。之所以成为各种媒体的舆论焦点和国家有关部门关注的问题，乃因有违常理。中国人多地少，历来都非常重视粮食生产与节约。几乎每个人自小成长过程中，不论在饭桌上落下饭粒还是在田间踩倒禾苗，都会被父母或大人苛责以“糟蹋粮食”。因而爱护庄稼和节约粮食被我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当然也被民间普遍视为“天良”。一个人若是毁坏庄稼或浪费粮食，会被视为“丧尽天良”，甚至犯罪。自宋代以来产生的乡约制度，特别是各地青苗会，目的就是保护庄稼。这一行为若深究起来有“数典忘祖”之嫌。笔者如此作这番判断，并非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而是出于良知说话。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这些出售秀穗之谷给奶牛场或公司的农人或农户不正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吗？因为出卖一亩秀穗小麦作青贮饲料可以得1500元，而扣除麦种费、播种费、浇水费、化肥钱以及收割费等成本，最后每亩撇不下1500元收益。既然如此，出售收割在望的灌浆期小麦有何过错？这些农民或农户不正是按照市场“利益最大化”规律办事吗？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向市场社会不断挺进，不就是引导我国群众遵循市场规律吗？所以，从市场角度来说，卖麦农民农户无任何问题，逻辑上也站得住脚。从饲料或营养角度论，用麦穰做牛饲料一直是我国北方农村地区的一个传统和习惯（按：从食物习性来说，羊对干黄的麦穰没有都多大兴趣，但却喜食用青绿麦苗）。特别是糖化的麦穰含有丰富的营养。远的不说，就拿集体化时期，北方哪个村庄不在麦收季节堆一垛或数垛麦穰做生产队耕牛的饲料？何况灌浆期的小麦籽粒含有丰富营养：主要含有可溶性糖、蛋白质、淀粉等物质。牛羊食用了这样的饲料犹如人类使用了奶液，自然会增膘长个。有人在网上评论说，秀穗小麦青棵做饲料营养不如玉米青棵做饲料营养更高。事实可能会如此，但这类网友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即这个季节的中国北方有正在生长中的玉米吗？显然没有。春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加之疫情造成的交通不畅，可能会导致有关的养殖场或公司动了购买秀穗小麦做饲料的想法，才有了眼下这场闹剧。当然，也可能是受了西方养殖技术的影响。但要知道，人家用作饲料的玉米青棵或小麦青棵是专门培育的，不是我们理解的普通品种。从这个角度论，我国有些养殖户也只是在学样，或出于某种想象。另外，一个地区喜欢或习惯用什么做牛羊饲料与其认知或信仰习俗等有关，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是营养师。大量民族志报告告诉我们，世界上许多民族有特定的饮食与营养偏好，往往在我们看来含有丰富营养的东西他们不一定吃，相反，没有多少营养价值的东西却成了他们食物。所以，我觉得网上说“事出有妖”的说法未必靠得住。当然，不排斥有些自媒体或视频平台为吸引流量故作收割机收割秀穗小麦的场景。若是这样，其资本逐利之心不仅可恶而且可诛。我们现在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事实来讨论（不然，农业农村部为何紧急下文？），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出在最近几十年我国社会发展设计上。我们的社会本来有一套判断事物和行为的“良知”，但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几十年来就特别强调融入国际社会。从发展的角度论，这样做无可厚非，我们总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我们总要与世界共在，互通有无，并适度融合，且在整个世界生产与供应链中占有一定位置。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政策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至少意识到，任何“物”或商品，甚至技术都附有一定价值观念。当我们在消费物、商品和技术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吃进”了物、商品和技术里的价值观念，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人变成他们的人”。我指的是变成“逐利”的人。当然，从法律赋予公民的自由权来说，只要其不违法，逐利也不是个问题，也不应该动辄拿起道德大棒拍人。否则，就是不讲道理。不过，这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与我们文化传统的冲突。笔者主张，西方市场的渗入应有底线，不能任由市场来牵引一个社会，并定义一个社会。如果任由西方市场逻辑在中国运行，那就最终造成在文化上改写中国。这是谁也无法承担的。尤其是把人放在市场氛围和语境下去培养或成长，或放任不管，很可能最后会使得该社会产生深度悖乱和结构性颠覆。我认为，应该在整个社会教育上进行制度设计与实践，以矫正市场化带来的各种价值观偏失。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文化消化西方市场经济逻辑，我们要有这份文化自信。我这样说，似有保守之嫌，愿意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生存、演化与适应的综合学科。过往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最初是靠采集过日子的，因为大自然的资源无限充沛（相对于少量的人口数量而言）。待人口繁衍多了，大自然的恩赐不够了，于是人类发展出技术，将那些不能被人类的肠胃消化的植物通过驯养动物和技术加工而被人类吸收。比如人类的胃不能消化青草，但牛羊可以吃青草，青草含有的能量被转移到牛羊身上，然后人类吃掉牛羊。小麦是人类肠胃能够直接消化掉的食物，但现在却偏要通过牛羊来消化吸收，再以肉奶的方式“反哺”人类。试问：这不是折腾，是什么？网传冀鲁豫三省卖秀穗麦棵一事，深度颠翻了人类学已有认知，超出了人类学既有理论解释范围。不由得让人赞叹马克思的智慧：商品或市场已将人类异化。又，如此糟践粮食，给我国带来了国际负面影响。第一、我国目前仍是粮食进口国，每年要从世界各地购进大量小麦，前不久还从俄罗斯进口了不少小麦。第二，非洲仍有大量人群处于饥饿状态，而我们却在拿即将成熟的小麦喂牛。我们有必要拍拍良心，甚至有必要对涉事养殖公司进行法律追究。同时，也要对地方一些管理部门问责，属于“不作为”性质。笔者真正想传达的意思是，即在综合研究和平衡后，我们必须切实以适当的方式提高粮食价格，最大程度地保护农民利益，保护我国农业，促进农业发展。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议。假定种地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哪个农民还愿意昧着良心出卖秀穗小麦？我觉得当前现象，不是个别卖麦毁麦农民脑子里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设计出了问题，或是没有预想到的问题。至少这是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所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最后，我声明一点，以上评论完全是建立在出售秀穗小麦做饲料是一个真实历史事件基础上。如果不是，那么，上述议论便成枉然。2022/5/10

刊于《东南学术》2022年第3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提出县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凸显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城镇化战略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意见》出台意味着，今后几年甚至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县城将成为城镇化的主战场，这必将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我们需要准确定位县城建设和县域城镇化。县城建设首先是新型城镇化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依靠大中城市在拉动。大中城市由于有产业聚集，公共服务水平较高，且市政建设也比较完善，吸引了一大批农村转移人口，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口安家落户。但近些年来，沿海和大城市的一些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且一些地方通过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县城聚集，开始吸引大量农民进入县城。截至2021年底，我国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可见，县城已经是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主要空间。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和以大中城市为载体的城镇化，存在显著差异。大中城市城镇化的主要转移人口是大中专毕业生。近些年，一些省会城市放开了落户限制，也还有一定的学历条件。但县城城镇化的主要转移人口是农民和农民工，具有就近城镇化的特征。由于大中城市的城镇化有产业支撑，且人口素质较高，城市配套服务也比较完善，其城市化的质量比较高。但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则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服务牵引的城镇化，农民为了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资源，不得不在县城买房，多数农民工仍然要到沿海或大中城市务工，老年农民仍然要在农村务农和养老。因此，相当部分县城的城镇化质量其实并不高。在农民自发进行的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中，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合理安排家庭劳动力，通过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以及亦城亦乡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加家庭收入，减少家庭开支，从而维持县城的城市生活。简言之，在地城镇化的优势是农民在进城的同时，仍然保留回乡的退路。农民家庭可以通过持续努力，根据家庭再生产周期，一代一代“接力”完成城市化过程。这一有弹性的，且同时享受城市和农村发展红利的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方式，是建立在城乡融合发展基础之上的。县城通过发展合适的产业赋能乡村，吸引一部分劳动力在地就业；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让农民就地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减少其生活成本；通过发展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但部分县城在建设过程中，往往通过聚集医疗、教育等资源，在没有任何产业的基础之上，吸引农民到县城买房定居。一些贫困地区还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的项目，让最没有能力进城的贫困户率先实现城镇化。而由于县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在建设县城的过程中大量融资，欠下巨额债务，导致公共服务不可持续。农民为了子女教育等目的，亦不得不透支进城。其结果是，城镇化看似得到推进，但县城并没有实现高质量发展，农民也没有提高生活质量，这样的县域城镇化并没有带来乡村振兴。归根到底，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要兼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目标，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可预期的将来，哪怕我国完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仍然有数量庞大的农民需要依靠农业和农村生活。县城建设并不仅仅是要服务那些进城人口，更要服务仍然留守农村的人口。唯如此，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才具有可持续性，才能真正把农村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压舱石和蓄水池。（作者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部分村干部反映，“九成精力投入行政，一成时间联系群众”已是工作常态。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村干部出现心态上的摇摆，向上看得多，向下跑得少，由此也产生一些村级治理新问题。还有少数人把村干部岗位当成进入体制的“跳板”，“考试通道比较窄，经常出现上百人争一两个指标的情况”，村干部“向上流动”的意愿强，村里留不住人的现象不减反增。——半月谈《全职村干部，官瘾有多大》说明：文章标题是半月谈知乎认证帐号发起讨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下文是一位知乎用户对半月谈文章的回答作者：匿名用户

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77篇文章文丨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从基层治理角度看，社会转型一方面意味着新旧社会规范的交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两相交汇，巨变中的基层社会就像是一个竞技场，不同群体各显神通，争夺属于他们的那份利益。乡土远去，使得地方性规范逐渐解体，情、理、法、力都找到了用武之地；开放社会，使得竞技场门槛较低，每个个体都可一显身手。因此，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却又处处孕育着风险。基层社会权力竞技场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系统，议价系统和定价系统相互交织、转化，各个利益主体因掌握着不同的定价权，具有不同的议价能力，而在社会议价系统中占据不同的位置。一、基层权力竞技者大体而言，基层社会权力竞技场的竞争者主要包括政府、地方精英、普通民众、“钉子户”及灰色势力。其中：1.

【导读】

精致的社会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几乎现时代的关于“人”的最流行的概括，一批经过精心打扮的伪装的利己主义者，被这个时代生产出来。客观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个人成就的结果，而是社会的产物。世道易变，我们不能用道德去评判这种现象，而应该探究这一社会事实的土壤何在。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机器隐喻，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理解往往源自于物理学思维。概言之，社会是一个机器装置，社会中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个个体则是零件。每一个社会系统都处在特定的结构位置，都发挥着其独特功能，而每个人亦无法离开系统而存在。曾几何时，机器所具有的精细、准确，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表现。韦伯就用理性化来概括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客观上，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扩张的过程。官僚化主导了国家机器。“国家”本身变成了一个由一系列技术和制度所构筑的机器装置，一切与“人”有关的统治形态都被看作是需要被改造的，“法治”战胜了“人治”。哪怕是那些与社会生活重叠的共同体组织，也逐渐被官僚化，一种按部就班的、切事化的组织风格，取代了那种非正式的、人格化的治理实践。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也逐渐被市场理性所殖民化。人情、面子、互惠等社区原则，逐渐被算计、势利和交换所取代。因此，理性化的牢笼总是随着理性化扩张而来的。当我们想象社会是按照效率原则建立的一套精致的运作系统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将个人当作机器零件，将一切可能影响机器精准性的感情、信任、认可等都视作威胁。如此，个人和社会永远无法统一。事实上，无论是个体主义的社会还是集体主义主义的社会，都是理性支配的社会。只不过，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强调个人安于本分，甚至于为大我牺牲小我，是一种社会进步。乃至于，“螺丝钉”精神一度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在个体主义社会中，人们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天经地义，甚至有利于社会机器的高效运转。以今日社会机器的精密程度，个人的自私自利的确很难再挑战抽象社会的宰制。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社会本身会发育出一套基于法律、道德的惩罚机制，而在于现代技术已经足以将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规制于机器之中。概言之，个体就是零件，且是一个可以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而已。反过来，倒是个体必须充分发挥零件的功能，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机构，企业还是别的社会组织，都在加大力气精致编织理性的牢笼。这个牢笼，是通过KPI考核来实现的。上至国家，下到单位，乃至到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围绕着各种各样的KPI精心运作。国家有中长期规划、五年规划、年度规划，企业有年度、季度目标，基层单位则要开周会、早会明确工作任务。社会都是按照实现给定的KPI来运作的，只要进度表能够作出完美的曲线图，就算成功。至于说完成质量如何，是否真促进了社会进步，那倒是不重要的。以至于，个人已经被抽象为一个个数字，个人的价值、意义、情感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符号来标识。学生表现好不好，不在于老师和同学对其日常生活表现的评价，而是由考试成绩、活动、奖励等转化而来的绩点来规定的。当一些欠发达地区还在学习引进政府绩效考核和评估制度，设置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百分制来激励基层工作效率时，发达地区已经在使用千分制，事无巨细考核基层，力图通过“干部战斗力指数”对每个干部的工作表现进行数字画像。在一个粗糙的社会中，多数人是“率性而为”，无论是努力还是颓废，都是出于本心，其行为和内心高度一致。也因此，工作是有价值的，喜恶分明。但在一个精致的社会中，多数人都被数字所指挥，他们看似都积极努力，为着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而精心算计，但内心的迷惘和颓废却不可抵挡。更麻烦的是，精致的系统已经脱离的社会实际而有了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就比如KPI考核和绩点计算，其本意是为了更好地评价一个人的工作实绩，但围绕着数字的生产、评价、运用等，几乎成了一个庞大产业。乃至于，人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追求实绩，而是为了让数字更加好看。也正是在这个系统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产生了。客观上，越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被系统控制的程度就越深。他们是可以获得系统的反馈，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但如果社会系统本身就在空转，这种成功也会变得脆弱不堪。在早期现代性产生之时，社会还不够精致的时候，人们已经预见到了理性化扩张的不可遏制，以及在理性支配下人类生活的异化问题。很可惜的是，信息社会的一系列技术和发明，并没有缓解早期现代性的困境，反而是将理性的牢笼越扎越紧。在这个意义上，寄希望于通过现代技术来实现人的解放并不现实，现代社会更需要的是回归生活本身的价值。一切和精心设计和计算无关的，瞬间的冲动、持久的感情、自然的交往、看得见的善良、不自觉的信任，都无比珍贵。原文发表于《南风窗》2022年第9期。

近些年来，基层治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疫情背景下，更是颇为迫切。而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吕德文教授在新作《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中，基于多年对基层治理的调研与思考，提出一系列问题与见解。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吕德文教授，勾勒基层治理的“画像”。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研究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我知道您长期关注基层治理，在您看来，这几年的基层治理有哪些新变化？吕德文：总体上，近年来的基层治理的最大变化是负担加重。一是治理事务的质和量在发生变化。治理事务急剧增加，比如近些年国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基层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关的是，治理事务的类型多样化，很多以前不太重要的治理类型现在变得重要。比如垃圾分类、人居环境治理，成了很多地方治理事务的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治理事务的质发生了变化，基层治理事务从简单事务变成了复杂事务，很多治理事务都是牵一发动全身，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要解决，治理的难度越来越高。二是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总体而言，治理行为越来越规范化，基层治理从粗糙走向精细。在这个过程中，治理的回应性也在增强，各级政府都越来越注重群众满意度。因此，治理在规范的同时，也得满足群众的多元诉求，对治理的包容性在增强。高明勇：您借用“留痕管理”的理论，指出“痕迹主义”成为新形式主义的根源，这种现象在基层治理中很严重吗？吕德文：“痕迹主义”在基层比较普遍。这是基层治理规范化的要求导致的。由于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上级对基层治理行为的掌握，绝大多数情况下得依赖于留痕信息。对于基层而言，“痕迹主义”还是避责的有效手段，是自我证明的必由之路。概言之，无论是上级监督，还是下级避责，都依赖于留痕，他们共谋制造了“痕迹主义”。高明勇：您还提到“盒子治国”，批评一些基层政府部门热衷于整理材料，事事都要有台账，钻到办公室和盒子里做工作，难以出效果。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度”的把握问题，还是工作方法问题，抑或工作认知问题？吕德文：问题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基层政府部门一般还是不愿意整理材料，基层工作的天然属性还是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但由于留痕等要求，基层就不得不做材料。更深层次的是，上级的制度不接地气，基层如果实干，肯定达不到要求，还不如做材料自证清白。当然，如果基层的认识到位，且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还是有办法和上级沟通，因地制宜地完成任务。只不过，这样做的制度成本实在太高，风险也大，基层犯不着这么做。又因自上而下都依靠材料来证明实际政绩，这客观上也激励了基层想尽办法整材料。高明勇：一些媒体也在批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治理“创新”，热衷于搞一些新提法、新政策，实际工作内容和方式并没有什么改变或创新，其实是包装材料、玩概念。但也有一些地方确实在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创新，如何区分“微创新”和“伪创新”？吕德文：“微创新”是结合实际进行的创新，不变体制变机制的结果。一般而言，这种创新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在不增加治理资源的情况下，简约高效完成任务。评价一个治理方法是否为创新，不在于是否提出了新概念，而在于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是否是无谓的折腾。大多数“微创新”都是花小钱办大事，但“伪创新”都是花大钱办小事。高明勇：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困境”，究竟难在哪里？吕德文：难在基层组织的体系性错位。简单而言，基层本来是链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自治的交换空间，但现在的基层组织越来越行政化，越来越像行政机关，按部就班、老气横秋、不活泼，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做得少了，悬浮于基层社会之上，无法真正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就导致，一旦遇到难事、急事、大事，就没法回应群众的诉求。高明勇：您说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便是要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认为“动不动就用法律和行政措施，事实上是一种惰政行为。”依照您的调研和观察，这种现象普遍吗？除了媒体报道，还有哪些方式可以有效监督？吕德文：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多基层领导实际上都希望基层能够规范化，能够科层化，这样基层工作就可以轻松简单一些。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对基层进行准确定位，让基层回归面对面做群众工作的常规，不能给人误解。依法治国和行政理性化并不意味着基层的官僚化。高明勇：基层治理法治化是重要途径之一，可是对于基层来说，既有管理，也有自治，“法治化”需要补的课太多，您有什么建议？吕德文：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前提是基层社会的“法治化”。简单而言，只有将基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以及不同时期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清理清楚了，才谈得上“法治化”。毕竟，“法治化”的实质就是用清晰明确的规则来锁定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就现实情况而言，基层治理“法治化”要从政府自身做起，那种违背法律的权宜之计还是要少用，唯如此，才能规范人们之间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法治和自治、德治并不矛盾，自治水平的提高，以及德治要发挥作用，都建立在法治的前提之上。高明勇：您提出要“警惕基层折腾式治理”，在治理迭代的过程中，如何减缓激进政策的危害？吕德文：我认为，当社会在巨变时，治理行为就要保守。当前，基层社会处于巨大的变迁之中，可以说，无论是表面上的治理秩序，还是深层的社会结构，乃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今天还能保持社会稳定，得益于总体上社会的基本制度没有大的变化。但这些年，基层折腾比较多，一个一个不切实际的政策，每出台一个，就是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比如，前几年有地方平坟，搞得民怨沸腾；有地方抢群众棺材，搞得矛盾极大；有地方赶农民上楼，制造人间悲剧；有地方为了环保，不让农民养猪养鸡。这些事情都是得不偿失，毫无意义的折腾，且完全是超出时代和实际的做法，应该谨慎。高明勇：很久以前，听说过一个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相信您也听说过，这个民谣说明了基层治理的什么问题？吕德文：这主要是指以前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说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过去的治理体系中，由于主要采取的分权秩序，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也不对称，使得基层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中央的政策在基层执行中经常会被扭曲。这本质上是国家能力较差的表现。但今天的基层治理，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比较多的是，随着监督下乡，基层越来越成为机械的执行者，基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不再是自行其是、积极谋求自身利益，而是为了达到上级要求而去消极作为。高明勇：您说基层治理要有价值观和方法论，您认为分别应该是什么？吕德文：我觉得群众路线不过时。基层治理说到底就是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的结合，前者是价值观，即基层治理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基层得真正和群众一条心，站在群众的立场看问题；后者则是方法论，即任何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让群众参与，实现高质量的民主。高明勇：您理想中的基层治理，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一个“画像”？吕德文：我理想中的基层治理是“大道至简”，节俭、高效，不用花费那么多资源，不依赖于所谓的现代技术，也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能够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这样的基层治理返璞归真，也是现代化的治理。如果要有一个“画像”，就是基层干部都活跃在田间地头、工厂学校和群众家里，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开会、整材料。

【导读】

一、今年春节回荆门老家，与好朋友刚松交流一年的生产情况。刚松现在种了80多亩田，其中有十几亩稻虾连作。种一季稻，不计劳力投入成本，每年每亩纯收入1000元，稻虾连作，卖虾纯收入5万多元。一年纯收入超过13万元，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刚松现在是全村第四种田大户，能种上80多亩田，且租金普遍就二三百元/亩，刚松觉得是自己人缘好，运气也好。有些人出去务工，愿意将小块土地让给刚松种，他还得挑一下，因为有的土地位置太偏，关键是与他现在的土地不靠在一起，耕种起来太麻烦。刚松现在种的80多亩土地也分散在全村各个角落，有十几片，最大一片有20多亩。地块细碎，耕种与灌溉都不方便。如果将80多亩耕地集中为一大块，管理成本大幅度下降，投入劳动可以减少四分之一甚至更多。本以为刚松会希望小块并大块，将十几片土地合并到一块来的，他却说千万不能小块并大块，因为只要小块并了大块，田太好种了，城市资本就会下来租种，自己就种不上地了。且既然小块并了大块，机械耕作很方便，土地租金也会涨，种地也就不划算了。二、刚松的话引起我的深思。本来将小块土地并大块，方便耕作、灌溉与管理，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真正种地的“中坚农民”却缺少小块并大块、分散变集中的动力，这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之所以刚松不愿小块并大块，是因为他从种地中得到了利益。土地分散、细碎，种起来不方便，种少了没法养活自己，所以，一般农户都不种地而进城打工去了。因为耕种不便，一般农户不种地，将土地流转出来，租金不可能高。刚松正好将这些租金不高且与自己正在耕种土地连片的耕地流转过来，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经营格局。这种小集中使他比一般小农户更有生产力，这种大分散又让资本进不来。这样刚松就可以不多不少当一个种田大户，种田收入不低于进城务工收入，成了当前农村最为重要的“中坚农民”。三、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普遍担心没有人种田，所以要想方设法通过政策支持大户种田。问题是，当前中国仍然有2亿多农户，几乎每个农户家庭中的老年父母仍然要从土地上获得就业、收入与生活节奏，他们缺少进城就业机会，农业就是他们的就业机会啊。2亿多户的国家，只有不到20亿亩耕地，真的会没有人种田？总有一部分农户进城不再种田了，他们愿意将土地流转出来，因此给了如刚松一样留守农村青壮年农民扩大经营规模的机会，他们抓住机会，成功扩大规模，变成了中坚农民，生产很好，生活惬意。可见，现在农村不是没有人种田，而是没有田种。田太少，种田没有办法获得基本收入，就只能进城去。若有合适规模的耕地，种田并不是坏事，也一定会有不愿进城的青壮年农民愿意种田。四、当前土地政策上存在的大问题有二：一是政策鼓励资本与农民抢地种，往往是政策支持外来资本打败村庄社会土生土长的小农及中农。全国几乎所有进行国土整治的地方都引进城市资本搞规模经营，农业因此变成了高风险的产业，农业保险就显得很重要。而我从来没有听刚松讲过什么农业风险的问题。二是过度强调农户土地承包权，忽视了土地集体所有权，以及土地的生产属性。如何让农民保留土地的权利，又将土地真正变成生产性的，变成便于种地农民耕种的生产要素，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2022年3月16日推

上海疫情依然严峻，物资是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保供是防控的底线问题，最近却有几起负面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一是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保供物资出现劣质猪肉，警方通报称，犯罪团伙用300万元购入猪肉，转手以760余万元高价卖给政府，利润超过150%；二是上海静安区某犯罪嫌疑人将批发食品高价销出，售价175万元，获利150余万元，利润率几乎达到600%；三是有网友反映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发放的防疫物资存在质量问题，目前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此外，上海相关负责任人表示，近期受理的投诉举报中，发现了部分保供物资尤其是生鲜食品出现质量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天上海市民的朋友圈似乎在开3·15晚会。这说明，平时只能在市场监管较为薄弱的乡村地区泛滥的假冒伪劣产品，已经打通了进入大上海渠道，且还是通过政府保供渠道进入的，这算是疫情期间比较诡异的一件事了。民生底线为何成为某些人牟取暴利甚至是发“国难财”的“肥肉”？如何有效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和价格平稳、质量达标？为何会出现行政和市场双失效的局面？我们需要去追寻答案。一疫情防控期间，整个城市的物资供应从日常状态转向“战时”状态。平时运转自如的“菜篮子”工程，包括物资供应、储备、配送等在内的全链条闭环体系可能在此过程中被打乱；短时间内，物资发放组织者、物资生产经营方也确实不容易做到“乱中有序”；极端的，还可能有人借机生乱、趁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因为，一方面，物资保供工作千头万绪，市场监管难度增加。平时，有关部门通过检查抽查等常规手段，就能对市场实施有效监管，但在紧急状态下，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畅通保供的关键性、支撑性问题上，对于食品质量、食品价格的监管难以做细做全，这就给了不法分子获利空间。另一方面，保供工作高度分散。例如上海不少保供工作由乡镇完成，各乡镇分散行动，彼此差异很大。这次警方查处的梅陇镇劣质猪肉案，就是当地镇政府自己联系企业购入物资的。通常来讲，市、区两级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设立物资保障组，建立专门的服务保障体系。做好保供，要靠市、区两级集中对接大型供应商、完成统一采购。一旦各地各自为战，你联络你的，我对接我的，整个保供工作就会出现混乱，市场力量中相对可靠的大型商超、电商难以发挥作用，反让食品安全质量不达标、甚至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小商贩抢占先机。同时，由于保供链条过长、枝蔓过多，政府与企业间的中间商也会加剧风险。有的中间商是真黑心，趁机发国难财；有的可能是赶鸭子上架，平时不熟悉相关行当，随便找了个供货渠道，最后出了问题。说到底，一旦保供工作模式设置不当，各种中间环节就容易出现“灰色空间”，影响群众生活和防疫大局。二当前，上海多地提出对不同等级的疫区进行“提级管理”。其实，保供工作同样可适当提级。如前所述，市、区两级政府在物资保障方面既有相对成熟的专设机构，又有对口部门对接企业，可以尝试将乡镇保供提级至市、区层面，统一管理、集中调配，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样做的好处是，物资发放组织者能与相关部门及时对接。比如涉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可以通报市区监管部门，涉及食用农产品种养殖基地的，可通报农业部门；如此，物资发放组织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安全管理责任，就能在专业监管下得到落实。此外，市、区两级物资保障组还可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合规供应商并提供名单总录，供乡镇一级选用。另一个解决思路，是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市场力量。例如，应发挥平台企业作用，让专业市场力量直接与保供需求端对接，省去中间商加价牟利环节；事关民生保障的超市、卖场、药店等，只要符合防疫条件，应开尽开，积极鼓励在各地设前置仓、供货点，更好地方便群众。但要注意，健康的市场力量不仅仅是市场内生自发的秩序，更在于政府的有效调节和有力监管。做好保供工作，不能只对基层提要求，还要为他们提供资源支持和专业保障。就上海保供而言，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不在物资总量，而在“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的配送问题。疏通堵点靠什么？一靠行政力量与群众组织的有效结合。例如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由党员干部、专业人士、志愿者团队、物业人员组成的社区保供队伍。无论是行政调配还是市场介入，都需考虑“交易成本”，以单个社区而非成百上千户个体家庭为交易对象，可以更快更好落实保供工作。二靠标准化技术手段。相较于社区人员逐一统计各家需求，再针对性进行采买，以套餐形式发放保供物资显然更高效。一些超市卖场推出米面粮油、蔬菜瓜果、洗护用品等各类套餐，都是通过标准化供应，让市场保供体系同群众需求在交易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及时对接。在稳价方面，目前上海已出台相关指导意见。要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不仅要明确哄抬物价等行为的具体认定标准，更要综合运用行政指导、约谈警示、承诺整改、行政处罚等监管方式，用硬手段、下硬功夫，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2500万市民生活物资保障工作，是上海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不遗余力解决问题。

编者按：上海市在这次疫情防抗中暴露出种种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比如居民生活物资供应“最后一百米”难以打通，社区管理混乱，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疲于奔命，医疗资源挤兑，等等。这些难题，2020年初的武汉都曾面对过。武汉大学吕德文教授2020年2月20日在微信公号“侠客岛”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再现了武汉基层社区当初的混乱，以及武汉的各级干部和居民是如何克服困难、走出困境的。武汉的应对思路和办法，对于今天的上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摘自吕德文教授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一书。2020年2月17日开始，武汉用三天时间开展了新一轮“大排查”。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很重视这事。2月18日，他放出狠话：“如果再发现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区委书记、区长是问。”事实上，2月9日，武汉曾开展过一次“应收尽收”大决战。10日，时任市委书记马国强宣布，全市实现了99%的排查率。19日晚是最近这轮排查定下的截止时间。王忠林要求各区区委书记、区长都要签“责任状”，对确诊病例一个都不居家等问题进行承诺，如果出现疏漏，立马追责问责。一些读者可能好奇，武汉虽大，但是对未隔离、未就医的确诊和疑似患者的摸排工作为何这么难？为什么要排查两遍？为什么新任市委书记如此放狠话？一在武汉，摸排病患这事有多重要？自“封城”以来，武汉的疫情防控战已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疫情，至今仍处于高位运行的持续增长期、攻坚克难最吃劲的关键期、重中之重决战之地的窗口期。其中的关键是，“四类人员”的底数一直搞不清。所谓“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两次摸排，对象都是“四类人员”。如果这些人就算有一例放任在外，没有做到“应收尽收”，那病毒的传播就会继续，疫情防控就没有尽头。病患不能收到治疗地点，病情因拖延加重的概率自然也会变大。换句话说，一切防疫工作的基础，都在于“四类人员”的摸排。这是整体疫情防控的需要，更是救治每一个普通生命的需要。武汉的摸排工作主要靠谁呢？从专业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四早”原则里，“早诊断”和“早治疗”是医护人员的职责；“早发现”和“早隔离”，则主要依赖社区工作者。武汉的社区工作者要排查留在全市的900万人，确实很难。但应该说，摸排的“社区之难”首先不在社区，而在于整体疫情防控体系。从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开始，武汉就面临一个矛盾：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几近“无限”的扩张性之间的矛盾。尤其是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几乎一直是医疗资源“挤兑”。以往报道中常见的是，武汉的社区工作者频频反映，他们只能不断地接电话——无穷无尽的电话；他们能给病患登记、排队，但是无法给病患安排住院——因为医院没有床位。这一结构性矛盾，客观上造成了基层尤其是社区超负荷运作。从数据看，武汉市每个社区大概万人，配备社区工作者只有1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武汉市的社区工作基础并不算扎实，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社区除了完成社保、民政、计生等必要的行政工作外，只能为老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其结果就是，此次疫情发生之前，社区和居民之间并无密切互动，社区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和能力都较为欠缺。可以说，疫情的到来，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武汉整个市政体系来了一次“平战转换”——对社区来说，这种挑战近乎极限。中央指导组20日在武汉指出：在工作协调的过程中，整个指挥系统需要提升，需要提高效率；如果指挥系统的工作依然是常态下的节奏，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战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这场战役和战争。灾害治理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要治理灾害，仅靠常规体系是搞不定的，必须动用“运动式”机制。但“运动”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动员的力度，更取决于常规体系是否长期处于“准备”状态。从现实角度看，武汉绝大多数社区工作者都是本科以下学历，拿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