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关于科学的“李约瑟之问”被人熟知，但关于哲学的“李约瑟之问”却鲜为人知。由于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厚渊源，李约瑟提出了哲学的“李约瑟之问”，即为什么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李约瑟之问”，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通过系统深入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有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契合性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这是“内在论”视角；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近现代革命进程选择决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这是“外在论”视角。其中“内在论”视角的回答颇具创见，不仅如此，这还有助于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对增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稳定和巩固世界政治秩序的需求刺激了区域国别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资助和系统发展，现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也因此被打上了深刻的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烙印。冷战结束之后，区域国别研究进入了一个“边缘替代”和边缘化的发展时期；而21世纪初以来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变迁，则重新激活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地缘政治维度。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超越地缘政治并服务于学科整合和文化对话的潜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有赖于认识论层面的创新，其中一个有意义的路径是通过关系性思维来重建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即将区域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关系—过程空间。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提供现代社会科学开放发展所需要的观念，而且能够超越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更好地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

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实体，国际法律无法对国家行为形成强约束力。因此在博弈论话语中，国家间的互动是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当今世界，全球挑战日益严峻，各类风险急剧上升，国际社会亟须开展有效合作。与此同时，国际权力格局加速演变，大国战略竞争激烈，全球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国际社会治乱矛盾鲜明。

提要提高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这凸显了政治能力建设在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面领导中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政治能力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政治能力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其基本经验包括：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的关键是提高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能力；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的落脚点是提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提高各级各类组织政治能力要抓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这个重点环节；将政治能力过硬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首要标准并发挥其政治“风向标”作用；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教育、政治历练作为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

提要政党多元主义是内生型政党（体制）的价值规范，一直以来，政党多元主义一直被西方民主理论中的政党理论视作一种自然。然而，那些后发现代化、仍需完成政治系统重构的政治共同体的政党（国家）体制建立逻辑并非政党多元主义。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法，通过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苏、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的波兰和中国，可以发现一种非竞争性的双层政党（国家）体制的生成逻辑。这种体制可以被称为“共识型领导党制”，它不应被视作一种与主导党制相对立的非民主类型，而应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考虑其政党（国家）体制类型学。

提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不仅没能纾解人类与自然、人类与本身之间的矛盾，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冲突并为解决这一问题增添了新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和解”方案，对于消解资本逻辑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破坏，探索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以“两个和解”为核心的解决西方现代化弊端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创新发展，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理论指南和实践方略，也为人类选择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核心范畴进行探讨与重构的过程中，围绕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概念、是否用正义价值规范评判资本主义制度等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理论探讨。以正义议题为核心，柯亨、伍德等人以马克思是否建构道德理论体系以及剥削理论是否蕴含规范价值等为各自的理论进路，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论争有助于促进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深化发展，但争论双方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和各自的理论预设，形成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与其正义思想之间逻辑断裂的误解。我们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其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关键词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重构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全面复兴，以规范性论证为主的政治哲学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唯物史观在阐释路径上或兼容或对立的话题得以重启。在此理论背景下，分析马克思主义透过正义等核心范畴积极解读马克思政治哲学，对马克思规范性理论进行重构。围绕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是否用正义价值规范批判资本主义等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理论探讨，并以马克思是否提出了道德理论以及剥削是否蕴含规范价值等为各自的进路，拓展了争论的广度与深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探讨推动了学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关系的思考，促使学者深入探讨、还原马克思正义观的原貌。然而，针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还是规范理论的问题，争论双方陷入二分思维，他们在各自的理论预设中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马克思正义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逻辑断裂的误解，其研究论据及论断显现出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如何彰显马克思正义观独特的理论特质？如何破除分析马克思主义在重构马克思正义观过程中呈现的“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假象？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正确理解马克思批判正义概念并肯定正义价值的逻辑自洽性基础上，理清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症结及理论限度。一、分析马克思主义围绕马克思正义观的争论与症结强调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进行辩护，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指向。但是，在关于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概念、是否用正义价值规范评判资本主义制度正义与否的议题中，柯亨、伍德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概念的不同理解，产生了理论分歧，并在以下理论维度中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第一，判定制度正义与否的根本标准。作为马克思正义观“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伍德指出，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脱胎于经济基础，是具有欺骗性、虚幻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但在旧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生产始终占据主导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只有考察交易、分配制度等是否与生产方式相适应，才能对社会制度的性质做出有效判定，这正是马克思拒绝以正义等法权概念为标准，评判制度正义与否的根本所在。胡萨米作为马克思正义观的“赞成方”代表，认为伍德的“生产方式倾向性论”错漏百出。他指出，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与利益分配方式，统治阶级往往把维护其利益的正义规范描绘成特殊的正义规范和天然的绝对正义。但无论统治阶级如何确立思想霸权地位，“用不同的价值理念和理想来评判社会却依然是可能的”。马克思从未否认，盛行于某一生产方式中的规范，不能被合理地用来评价其他的生产方式。胡萨米进而指出，无产阶级根据其自身利益形成的正义观，既与资产阶级立场相对立，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第二，阶级利益与正义概念的互斥或兼容。伍德认为，阶级道德是阶级利益采取的神秘的意识形态形式，而阶级利益作为历史变革的杠杆，绝对不从属于道德范畴。当历史主体根据道德概念设想自身的行动目标时，必然将沦为意识形态幻想的受害者，其能动性也会变得自我模糊(self-opaque)。“唯有包含着对阶级利益的追求，我们的行动在历史上才是有效的，其历史意义在于它们在谋求阶级利益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功效。”伍德表明，任何历史目标的达成都不是基于正义的考量，而是取决于历史主体对阶级利益的谋求，马克思理论体系绝不包含超阶级、超历史的正义原则。佩弗和尼尔森则对阶级利益与正义概念的兼容关系予以细致论证。佩弗认为，正义概念不应被当作追求阶级利益的工具，基于正义的理由，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谋求阶级利益是完全合理的。尼尔森也指出，没有明确的文本支撑可以断定，道德行为者必须与阶级利益相对立，从而在追求“无私之善”与追求阶级利益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推动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等同于推进社会主义正义事业，两者之间不存在不兼容性。第三，共产主义是否与正义规范无关。伍德提出，共产主义指向的是超越正义的社会，从应然性角度论证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将消解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与激进性。他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人的环境改变而实现的。人们是自由还是遭受奴役，是自我实现还是自我异化，取决于其对生存条件的理解和控制程度，以及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程度。在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与正义等相关的法权概念都无法容纳。布坎南持有与伍德相似的观点，即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不在于它是正义社会的化身，正因如此，马克思拒绝把正义等道德概念作为共产主义的辩护工具。柯亨、罗默等人积极挖掘马克思理论中的规范性理论资源，以解决社会主义理想的前途命运问题。他们力图通过构筑正义蓝图唤醒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追求，进而为共产主义的可行性、优越性进行辩护。柯亨认为，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有赖于正义感等道德意识的引导和约束，社会主义者“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以激励人们主动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罗默也强调从应然性角度论证和增强共产主义的可行性，他认为，“现存的问题不是实证历史的问题，而是关心什么才能构成一种正义的社会的哲学问题”。囿于抛弃辩证思维而各执规范性与科学性一端的固有症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论争在内在逻辑、研究结论上均有失偏颇。就生产方式是否构成评判制度正义的唯一决定因素而言，分析马克思主义两派的观点呈现出宿命论和类似唯意志论的倾向，其结论是独断、片面的。伍德一派的宿命论倾向体现在，他们认为不惜代价发展生产力，必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生产方式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因素，人们也可以通过历史发展的横截面审视生产方式的弊端进而展望未来。伍德等人将正义锁定在既有生产方式之中，忽视了马克思对既定生产方式的辩证批判。柯亨、胡萨米等人的观点则体现了类似唯意志论的倾向，即把人的价值追求绝对化。他们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唤醒阶级意识、坚守道德信念以促进实现社会正义的观点，把“以人为本”混同于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本，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性，极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消解。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利益与正义概念能否兼容的争论，存在着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伍德在对阶级利益的笼统谈论中，制造出无产阶级利益与正义概念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问题，具有明显的逻辑缺陷。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始终是事实上的阶级压迫而不是概念上的正义原则，无产阶级出于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认识和捍卫，不排斥正义概念在得到“妥为安排”之后的出场，更不会因此就被蒙蔽或遭到扭曲。佩弗等人的偏激之处则在于，他们认为被压迫阶级基于正义的理由投身革命、谋取阶级利益的观点，过度强调了正义与阶级利益的“先天性”相容，这种把基于正义追求的道德考虑视为阶级革命主要根据的论点，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忽略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重要观点，即“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正义问题的争论有待进一步探讨。柯亨等人把正义诉求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后资本主义视角论证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做法，不能准确地把握到，马克思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提，并不是要先验地将共产主义设想为正义的制度，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剖析，勾勒共产主义蓝图。意图通过正义原则修补资本主义矛盾问题的理论预设，不仅不合理，反而是一种马克思所不能接纳的“倒退”。伍德、布坎南等人通过设定共产主义超越正义以强化马克思拒斥正义概念的论证，具备两方面的理论张力。其一，存在自我矛盾的逻辑缺陷。依据“正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观点，伍德推导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结论，但当落脚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他又认为共产主义与正义无涉，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其二，对共产主义及马克思正义观的僵化理解。伍德等人未能理解的是，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蕴含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双重逻辑：以经济发展的物质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体现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逻辑；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政治实践的现实力量取缔一切剥削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出共产主义的应然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深陷二分法思维模式，他们对各自理论预设的阐释，必然导致正义议题在其学派内部纷争不断、难以定论。二、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性重构围绕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概念这一核心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是否建构了道德理论体系、剥削是否蕴含规范价值等为理论进路，分别在各自的理论预设中对马克思正义观进行解读与重构。然而，由于争论双方未能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此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和对道德问题的历史性思考，而是选择性地截取马克思的文本片段展开分析，导致其论据论断在合理性、有效性等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性重构。首先，在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叙事逻辑之间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重构。伍德一派（包括米勒、卢克斯等）力证道德批判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空场”，佩弗、尼尔森等人则致力于解决道德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张力问题。伍德认为，道德意识通常掩盖其真正的基础，它们本身只是源自上帝的意志或理性的先验法则。统治阶级正是将道德规范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强化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马克思因此拒绝以正义等“道德善”（moral

摘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关键词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城市新陈代谢；社会空间论；后现代转向城市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分支，是在对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反思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并在欧美世界得到广泛关注，形成了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著作和理论思想。本文试图梳理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历史脉络，总体性地把握其核心议题及方法论，并阐释其作为一种“红绿”理论所具有的变革潜能及未来发展趋势，为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本土化”阐述与建构奠定基础。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的两大历史阶段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Erik

摘要随着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与平均气温的不断上升，碳中和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减排行动的重要组成与发展目标。本文系统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规律与碳达峰国家的阶段发展特征，并在对比各国碳中和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剖析了现阶段中国低碳发展的主要难题，阐明了开展碳中和发展力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一套量化评估中国碳中和发展力的特色指标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碳减排路径面临着诸多困难挑战，反映出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经济结构全面转型、竞争能力有待提升、协调机制亟待完善与持续减排动力不足五大主要问题。结合低碳发展难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反映地区特征的碳中和发展力评价体系，有助于厘清各地低碳发展条件与现实基础，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统筹谋划与综合部署。关键词碳排放轨迹；碳中和；发展力；中国当前，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一项重大且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大气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重要原因。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750年的935.05万吨增加到了2020年的348.10亿吨。世界气象组织（World

—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访谈丁国峰:欧美减贫立法实践对我国后脱贫时期减贫法治的启示国外社会科学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经济全球化的走向：政治思潮的风向标意义余明锋：数字全球化与数字主权——以德国和欧盟为视角马立明丨从信息全球化到信息地缘政治：互联网思维逻辑的演进与趋势国外社会科学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历史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之间的逻辑——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访谈录国外社会科学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格·阿·瓦西列维奇（76）政治传播从信息全球化到信息地缘政治：互联网思维逻辑的演进与趋势马立明（84）网络政治时代美国总统新闻管理策略的转变易妍（96）中西政治视觉修辞的表征差异探析

Meetings），该会议涉及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以及国际组织等。该会议每年召开两到三次，大约有100个组织参与；第二个论坛是反对贫困年会（Annual

Kellner）所说的足以辐射全球的“媒体奇观”——资本、技术和信息娱乐工业高度结合。也就是说，掌握了资金与技术优势的国家，就有了在网络上大力推行其文化的基础。2.

Strange）等都可归入此列。所谓“怀疑论者”则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在他们看来，超级全球化论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国家不是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而是它的主要建筑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一种自然史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考察陈永森、张埔华：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推全球化进程国外社会科学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Technopolis）。除此之外，中国还正在将现有城市改造成智慧城市。而在欧洲和北美，建设者也在逐步把19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留下的“前数字化”城市结构升级到5G城市，开发物联网（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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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全球化【作者信息】王卷乐，1976年生，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00101。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数字全球化技术体系构建贺日兴

9月3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公示了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及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立项名单，共计5150个项目拟获立项。从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来看，2021年总立项数最多的单位为厦门大学，以68个拟立项项目数位居榜首。其中包括11个重点项目、48个一般项目和9个青年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各有有57个拟立项项目，仅次于厦门大学，并列第二。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包括14个重点项目、24个一般项目和19个青年项目；四川大学包括7个重点项目、27个一般项目、14个青年项目和9个西部项目。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等9所高校的总立项数都在40项以上，表明了这些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突出实力。据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要资助学术分量厚重、创新性强、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研究成果，每项资助金额为30-35万元。一般项目主要资助学术价值较高、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每项资助金额为20-25万元。申请重点项目未达到立项要求、但达到一般项目标准的可立为一般项目。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青塔公众号

2021年9月14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立项名单》，共151项，其中139项一般项目，12项重点项目。公示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至9月20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方式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提出异议者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个人信息予以严格保密)，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电话：(010)55604800；电子邮箱：yj@nopss.gov.cn；通讯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全国社科工作办研究处，邮政编码：100806。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摘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4期。引用格式：王张华,颜佳华.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行政的公共性审视——基于“人机关系”的视野[J].探索,2021(4):82-95.摘要：人工智能与公共行政融合的不断加深，推动着公共行政范式向“算法行政”转换。从人机关系视野来看，算法行政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人工智能体嵌入以及人类(公共管理者)角色被替代，人类必须在场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面临重构，人类不必在场的情景越来越多，使得围绕人类所建构的“人际秩序”逐渐被围绕智能技术所建构的“机器秩序”取代。人类的主体角色和理性价值开始被弱化，潜在滑向算法支配的隐忧，存在公共性流失的可能。为确保算法行政朝着改进公共治理绩效、提升公共治理价值以及优化公共利益分配的目标行进，需要高扬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旗帜，塑造人机和谐共生的链接机制，划定算法介入治理的现实边界，搭建智能算法向善的平台系统。作者：王张华，男，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颜佳华，男，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工智能与公共行政的日益融合催生了以算法权力为核心的行政范式变革。无论是从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场景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具有的治理赋能潜力都是被广泛宣扬和热情追捧的。人们似乎更愿意为如何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掌握人工智能应用和发展的先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不愿花时间停下脚步好好反思人类社会是不是已经陷入福柯所宣称的“全景敞视”的智能监控型社会情景之下。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算法权力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算法权力正开始在公共行政领域悄然兴起，传统紧紧掌握在人类手里的权力也开始出现松动，人类的“治理权”已然在悄无声息中逐渐被算法接管。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权力接管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远没有人类之间权力争夺所展现的残酷和明显，算法权力的许多被接管者反而表现得欢呼雀跃和满怀期待，深深地陶醉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巨大便利之中。这种变化已然逐渐开始从一般的社会领域传递到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系统愈来愈走向一种“算法驱动”的智能化形态，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下以一种“算法行政”的样态得以呈现。出自人类之手所建构起来的公共秩序开始受到算法权力支配，“算法辅助甚至代替公权力，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算法决策”。不能忽视的趋势是，传统由人类牢牢掌控的公共行政权力正在部分“让渡”给算法，智能算法不但成为一股冲击“旧秩序”的先锋，反过来又成为建构新秩序的助力者，“传统的人机界限模糊化了，人的唯一主体地位正受到挑战，人机关系存在被颠覆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算法嵌入公共行政领域改变了传统稳固的人际关系，冲击了传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公共性。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本文聚焦于算法介入公共行政可能带来的公共性流失问题及其内在生成逻辑，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为推动人工智能与公共行政的进一步融合探索可行之径。1

landowner）等抗辩制度。同时，在司法实践中，美国各级法院通过判例对“污染场地、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采取了谨慎的、缩限性的解释。如在美国诉奇迹公司案［United

1996）。具体到环境犯罪方面，美国的《环境应对、赔偿与责任综合法案》（Comprehensive

Inc.）,主审法官依据此设定了一个风险确定性的判断标准，有害物质的暴露有可能导致癌症风险的激增。在斯特林诉维尔斯科尔化学公司（Sterling

Inc.）,主审法官依据此设定了一个风险确定性的判断标准，有害物质的暴露有可能导致癌症风险的激增。在斯特林诉维尔斯科尔化学公司（Sterling

difference），就可以被视为一个能动者。而对于一个认知能动者，总是会涉及到信息加工，它可以凭借信息加工来对其他能动者的行动施加影响。根据贝特森的定义，所谓的信息就是可以产生影响（make

Newell）发布了一个能够模拟决策过程的系统，也是第一个人工智能程序，这个“会思维的机器”的成功为符号主义赢得了十余年的政府资助和大型计算机使用权的垄断地位。罗森布拉特（Frank

governance)的理论逐步成型。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治理(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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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顾元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安全治理——基于全球主要国家新冠疫情防控的实例分析仇华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新时代外交实践研究国外社会科学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China（2000年）以及《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2005年）等书。多年来专注于理学的历史角色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他于2008年出版了《历史上的新儒家》（Neo-confncianism

按：2008年10月1日，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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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el）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聚焦城市空间流动，并将人的流动和资本的流通提炼为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元素，为揭示城市新陈代谢运作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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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惠赐学术佳作，详情请点击征稿启事受众商品、数字劳动之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04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译者按丨新自由主义和商品化逻辑因全球经济危机而遭受重创。回归马克思，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在媒介和传播领域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聚焦当代马克思主义媒介和传播研究，重新关注数字劳动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商品理论。有学者认为，批判理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过于片面，本文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一种选择性的阅读，忽视了这两条路径对媒介商品化、受众、意识形态和可替代性的不同关注程度。批判理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互补的，并且应该与媒介和传播的批判性研究结合起来。达拉斯•斯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为讨论互联网企业对数字劳动的剥削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即数字劳动的剥削包括胁迫、异化和侵占三个动态过程。作者简介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传播与媒体研究所主任。译者简介丨汪金汉，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潘璟玲，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01代编者按受众商品理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其提出者达拉斯•斯麦兹是加拿大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被公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斯麦兹认为，在资本主义商业传播体制下，媒介机构、受众和广告商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三角关系，即媒介机构生产大量优良的电视节目来吸引受众，并将它们售卖给广告商，从而获取利润。因此，媒介经济的本质在于培养和强化受众对广告商的忠诚度。正如本文的作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述，很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拓展和完善了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福克斯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受众而言，媒介机构不仅是内容的提供者，也是生产内容的平台。一方面，受众有意识地上传图文和音视频，这些成为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另一方面，受众的浏览习惯、社交网络甚至是个人消费信息等数据，有助于企业获取更为精准的受众画像，有效地引导市场消费，从而谋取更多的利润。当前，国内外与受众商品理论相关的著述已十分丰富。这一理论也是笔者长期关注的学术领域，故此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与读者分享三点思考。其一，如上所述，受众的价值在于其在使用新媒体技术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根据受众特点通过算法进行分层和归类之后形成庞大的数据库资源，成为广告商实现有的放矢、精准营销的“利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前媒介机构生产的真正商品是受众的注意力与数据。其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能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此，从受众商品理论的视角出发，资本和社交平台对粉丝劳动的剥削清晰可见，但如果将受众商品理论与文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分析粉丝参与无酬劳动的动因、深描他们在应援偶像过程中的个体经验，探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青年文化的变迁过程，将极大地有益于拓宽研究者视野，激发理论创新。其三，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受众不仅是对商品有需求的消费者，而更应该是公民。因此，在此背景下，媒体机构如何担负起培育公民公众意识的社会责任，让他们便利地获取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各类信息，为其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创造各种条件就变得尤为关键。当前，并未有太多研究者关注到这一点，这或许可以成为受众商品理论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发表了具有开创性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在文中，斯麦兹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给予传播在资本主义中的复杂作用以足够的重视。这篇论文的发表直接引发了一场媒介社会学的奠基性争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盲点之争”。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人们不再关注阶级与资本主义，进而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盲点。02达拉斯•斯麦兹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批判理论的贡献斯麦兹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他开设了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并强调用一种批判性、非行政性的方法来研究媒介和传播的重要性。他在《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一文中论述道：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传播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政策来评估它们的传播效果，并分析其在社会环境中的结构和政策”。1981年，斯麦兹明确提出了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和批判理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或者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他确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八大核心议题：物质性；垄断资本主义；受众商品化与广告；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媒介传播；劳动力；技术决定论批判；对意识的辩证分析；艺术和科学的辩证法。斯麦兹认为，了解马克思的作品对于批判性地理解和认知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他看来，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意识形态、意识和霸权这些概念的讨论充满了主观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法兰克福学派应该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实现互补。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概念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技术合理性”概念构筑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连通之路。这两个概念都源自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资本主义媒介的物化形式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商业媒体使个体成为广告的消费者。其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很大程度上与商品形式挂钩。其三，为了复制其存在，资本主义不得不将自己塑造为最好的社会系统，并且利用媒体来维持其信息霸权。其中，前两方面构成了工具理性中的经济维度，而最后一方面构成了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维度。斯麦兹强调，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出发点是商品交换论。商品和商品交换是批判理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于“商品”这个概念与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紧密关联，所以这两条研究路径都应该以媒体商品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为其研究起点。部分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一种悲观与精英主义倾向，且忽视受众。斯图亚特•霍尔在批评卢卡奇时说道：“虚假意识这个概念充斥着简化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色彩。”同时，霍尔提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受众的观点上，霍尔认为：“普通人不是傻瓜，他们完全有能力认识到工人阶级生活的现实是可以通过他们在《加冕街》中的再现来进行重组、重构和重塑的。”而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经济学都存在一个简单的统治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受众被认为是被动操纵的“文化傻瓜”，而“文化更像是一种商品和意识形态的操纵手段”。与这种论断相反，斯麦兹对于受众有一个相对平衡的观点：资本尝试去控制受众，但受众具有抵抗的潜力。斯麦兹对在传播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感兴趣，所以不能仅仅把他的研究局限于批判的传播研究，而应该对其进行超越，将他的研究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斯麦兹的重要性，也不能认为斯麦兹构建的只是一种批判性的经验研究的方法论。03关于受众商品之争及其复兴根据斯麦兹自己的讲述，他在1951年的《广播电视中消费者的利益》一文中第一次形成“受众为广告商工作”这个观点。在这篇论文中，斯麦兹回答了广播电视真正的产品是什么。在艾琳•米汉的研究中，她发现：商业媒体的商品不仅只有信息和受众，还有收视率。在她看来，回答“电视收视率的评级以及评级行业是如何适应信息商品的生产”这个问题，比回答“大众传播生产的商品是什么”更为重要。收视率行业是高度垄断的，并且占据垄断地位的资本家会制定测量的标准。苏特•加利认为，斯麦兹的受众商品概念是不准确的，广告商购买的商品是受众的观看时间。他的核心假设是，我们应该将“观看时间视为媒介商品”，“当受众观看商业性电视节目的时候，他们是在为媒体工作，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电视台购买的是受众的观看力。2012年，笔者和莫斯可策划了一个特别专题：《马克思归来——马克思理论与传播学批判研究的重要性》，这一专题的论文发表在期刊《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上。超过500页的专题内容说明了当下马克思的作品对于批判性地理解媒介和传播的重要性，同时也彰显了学者们对于斯麦兹作品的浓厚兴趣。这些讨论说明斯麦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数字劳动之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现有的讨论都是基于数字劳动受资本剥削的逻辑。数字劳动的剥削包括三个动态过程：首先是胁迫。在意识形态上，用户被迫使用商业平台来进行交流、共享以及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否则，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其次是异化。公司拥有平台并且创造利润，而非用户。最后是侵占。用户在平台上花费时间，而这些时间就是他们无酬的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剥削在商品的生产和占有过程中就已经存在，它先于商品的售卖。04数字劳动：资本积累与社交媒体的商品化许多社交平台的资本积累都依赖用户个人数据和根据用户行为量身定制的定向广告。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资本的积累过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或者提高生产率。提高生产率就意味着资本家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社交媒体的用户是商品化过程中的双重客体：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商品；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化过程，用户的意识受广告商品化逻辑的支配。如果互联网用户成为生产性的产消者，那么根据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这就意味着用户成为了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马克思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所以，不仅仅是那些被互联网企业雇佣，工作人员的剩余价值被剥削了，生产内容的用户和产消者也同样被剥削了。互联网产消者的劳动被资本无限地剥削。无限的剥削意味着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在线活动和时间都成为商品的一部分，并且这些活动和时间都没有被支付报酬。斯麦兹将受众商品描述为“思维奴隶”，我们也可以将社交媒体的用户称为“在线奴隶”。马克思区分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用户的劳动时间没有被支付，所以他们没有钱来购买生存的必需品。也就是说，花费在谷歌或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加利和李凡特主张，“观看（电视）是工厂劳动的延伸”，并且今天的起居室已经成为工厂之一。也就是说，工厂是有偿劳动的空间，但是在起居室中，有偿劳动同样存在，且今天，有偿劳动无处不在，甚至整个地球都成为了资本主义工厂。在这其中，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网络成为了一个生产受众商品的重要工厂。不可否认，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模糊了全球工厂的围墙，社会已经变成了工厂。莫斯可和凯瑟琳•麦克切尔强调，斯麦兹“通过描述人们向广告商出售注意力来考察受众在家中的劳动”，从而为自愿、低薪或者无酬劳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来，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这种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剥削群体之间团结的基础。特雷伯尔•肖尔茨认为，与社交媒体相关的种种现象表明：互联网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互联网用户商品化是一切事物商品化趋势的组成部分，这种趋势导致了工厂和剥削的普遍化。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一下媒体经济价值的创造过程是如何与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联系起来的。用户之所以使用社交媒体，是因为他们想在一定程度上去努力实现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时间在决定广告价格中扮演着决定性作用。通常我们可以说，关注广告的时间越长，脸书和谷歌的利润就越高。广告的注意力时间通常由目标群体的规模以及花费在平台上的平均时间所决定。社交媒体的在线时间既是劳动时间，同时也是注意力时间：用户的所有网上活动都被监视并且生成数据商品。在上述情况下，在线时间对于数据商品的生产以及通过售卖数据商品而实现利润都十分关键。对广告的在线时间和注意力时间的监视在企业社交媒体的资本积累模式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马克思在探讨价值规律时，阐述道：“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长，它的价值就越大。”在社交媒体中，价值规律同样适用。社交媒体的价值定律也可以通过以下情况来考察：与谷歌上频繁搜索的关键词有关的广告，往往价格相对较高。总之，资本的积累过程离不开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攫取。05意识形态、游戏与数字劳工进入21世纪，脸社交平台纷纷出现。这些互联网平台提供在线服务，是当今世界上访问次数最多的互联网平台，它们的涌现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民主和参与文化的兴起。阿克塞尔•布伦斯认为，脸书、油管和我的空间积极营造了“公众参与”的环境，并产生了“基于生产使用的民主模式”。约翰•哈特利提出了“传播的对话模式”，每个人在这个模式中都是生产者。克莱•史基提出，“Web2.0”意味着“生产民主化”。唐•泰普司各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则发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崛起，即“维基经济”，从而孕育出“新经济民主”。所谓社交媒体的力量，不仅是为了吸引商业投资，也是为了在用户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乔迪•迪恩认为，在互联网被盲目崇拜的情境下，假定互联网本质上是政治的，并且“Web2.0”本身是一种政治形式，这种假定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然而，意识形态不仅表现为夸大“社交媒体”的民主含义，同时也存在于媒介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并且作为社会关系的剥削往往隐藏在社交媒体“玩乐”的结构中。2005年，尤里安•库克里奇首次引入了“玩工”这个概念。对数字玩工的剥削瓦解了工作时间与玩乐之间的差别。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玩乐和劳动、爱欲和死亡、享乐至上和死亡驱力已经部分地融合在一起：工人们被期望在工作时间内得到快乐，并且他们的娱乐时间能够和工作一样变得富有效率。娱乐时间和工作时间相互交织，导致人类所有的生存时间都被剥削，深深嵌入到资本的积累机制中。马尔库塞辩证地认为，异化的劳动、统治和资本积累已将现实原则变成了压制性现实原则，即绩效原则：异化劳动构成了对爱欲的剩余压抑。对快乐原则的压抑超过了文化上必要的压抑。同时，马尔库塞将马克思关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概念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论中人的驱力结构联系起来，并提出驱力水平上的必要劳动相当于基本压抑，剩余劳动相当于剩余压抑。这意味着，为了生存，一个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必要劳动，因此也需要相应数量的对快乐原则的压抑。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不仅导致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迫为资本免费工作，而且导致了快乐原则必然被进一步压抑的境况。如今，有偿创意产业的工作越来越像游戏，大卫•赫斯蒙德夫和萨拉•贝克揭示了许多创意产业工作中的矛盾性，这些工作虽不稳定，但因其可能包含的乐趣、人脉、声誉、创造力和自我决定权而备受大众的青睐。劳动就像游戏，娱乐和剥削因此变得密不可分。游戏和劳动在今天的某些情况下别无二致，也就是说，爱欲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压抑的现实原则中。游戏基本是商品化的，不被资本利用的空间和自由时间几乎荡然无存，它们很难被创造和捍卫。当前，游戏是生产性的、被资本剥削的、不停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包括游戏在内的人类所有活动都趋向于被资本所吸呐和利用。作为爱欲表达的游戏也被破坏了，人类的自由和生产力被削弱了。因此，互联网企业代表着时间被完全地商品化与剥削。06对数字劳动批判的批判在赫斯蒙德夫看来，由于社会上很多的文化工作都是无酬的，所以互联网劳动没有被剥削。赫斯蒙德夫进一步阐述道：“在脸书上联系朋友并上传照片是某种受剥削的劳动这一主张更像是在争论：我们应该要求向所有业余足球教练支付费用，因为他们奉献了宝贵的业余时间。”在他看来，上述主张存在一种危险，即它有可能商品化那些我们想将其远离市场原则的活动形式。受众和数字劳工受社交媒体剥削有三个条件：其一，积累的利润剥夺了受众和用户的物质利益；其二，受众和用户被排除在媒体组织的所有权和利润积累的范围之外；其三，资本侵占了利润。在马特奥•帕斯奎内里看来，谷歌是通过网页排名算法来创造和积累价值的。谷歌的利润以认知租金的形式存在。互联网的租金理论用租金这个概念替代了阶级、剩余价值和剥削等概念。马克思认为，租金是用土地交换的，并指出商品价值的三个方面：利润、租金和工资。利润与资本相关，租金则对应着土地，工资则与有偿劳动相关。这三种收入与商品、土地和劳动力的售卖紧密联系在一起。租金是通过借地或者房产获得的，并不是剩余价值和人类劳动的直接结果，在出租过程中没有生产新的产品。租金间接地来源于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通过攫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而得以购买房产。所以，如果使用租金概念来描述商业媒体、互联网实践及其结果，那就意味着在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上的活动，也不是一种劳动形式。理解和使用租金概念对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帮助。反之，由被剥削的知识劳动者所创造的互联网产消者商品这一概念更为可行。亚当•阿维德森对数字劳动假说和斯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提出了批评。作为一种结论，劳动价值理论只能在劳动具有价格以及劳动转化为商品，并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很明显的是，我们很难将劳动价值理论运用于没有定价以及在工资关系之外展开的生产实践中......数字劳动没有价格，并且也无法区分生产时间与非生产时间。数字劳动不仅仅只是历史上的那些无酬工作。在奴隶、家政工作者以及互联网用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奴隶受到肉体的压迫，家政工作者部分受到暴力以及爱与感情的压迫，而互联网用户是一种思想上的压迫。但是这三种劳动形式都生产了价值，并被别人侵占。他们没有获得报酬，即他们的劳动时间被剥削。阿维德森假设只有支付工资才会出现剥削，这种错误假设低估了剥削的可怕现实，同时也暗示着奴隶和家政劳动者未受到剥削。因此，在种族主义生产模式和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下，他的假设很难站住脚。平板电脑、电脑等都是“血淋淋”的。许多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是由金属材料制作而成的，而这些金属材料是工人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矿井中提取出来的。互联网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信息与通信工具，它的存在基于多种劳动：相对高工资的软件工程师的劳动、互联网企业低薪工作者的劳动、用户的无酬劳动，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硬件以及提取金属材料的高度被剥削的体力劳动。不难发现，阿维德森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是一种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价值观念——伦理价值被理解为“创造各种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能力”。这就忽视了物质的不平等、劳动力的不稳定和贫富差距这一客观的现实。07结语我们将本文的重点总结如下：其一，斯麦兹提醒我们，马克思的著作对批判性地研究资本主义媒体至关重要。其二，部分学者认为，批判理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认为是单方面的。批判理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互补的，并且应该与媒介和传播的批判性研究结合起来。其三，斯麦兹的受众商品概念在数字劳动是否受互联网企业剥削的争论中获得了新的关注。数字劳动的剥削涉及胁迫、异化和侵占三个动态过程。其四，社交媒体企业使用资本积累模式，该模式的基础是：对互联网用户无酬劳动的剥削、对用户生产的数据的商品化，以及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商品化。其五，定向广告和经济监督是资本积累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六，社交媒体和“Web2.0”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化，而是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新型的资本积累模式，从而有助于吸引投资者。其七，对互联网产消者的剥削是资本主义阶段性的具体表现。在这个阶段，游戏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对“玩工”的剥削成为一种新的剥削方式。其八，对数字劳动进行批评的学者将不同的工作混为一谈，他们倾向于淡化剥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剩余价值、价值、价格和租金等核心概念。资本主义在今天矛盾重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客观矛盾的体现。对于经济危机的反应也是充满着矛盾的：从超新自由主义到骚动、抗议、示威、占领以及革命。这些抗争和政治形式反映了危机时刻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今天，批判学者参与学术和政治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建立包括传播在内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随时查看本刊发表动态。在公众号菜单栏“往期目录”，也可查看历年发表文章。投稿系统：gwskqy.cbpt.cnki.net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联系电话：021-54908089日常联系邮箱：gwskqy@sass.org.cn刊号：CN31-2161/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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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等在线平台向科技公司、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制造商出售健康信息，以提供其研发产品临床数据支撑。同时，Health

上述三种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问题的分析与推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为学界探讨与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阐释路径，但也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的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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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评价方法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评价，通过模型的构建从不同的细分维度对系统的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另一种是主观评价，通过使用者对系统的满意度进行打分，进而得到系统运行的整体满意度。

进一步，数字经济时代基于需求驱动的全球公司分析框架包含11个重要的分析维度，本文的第三部分已结合在数字经济时代观察到的国际商务新事实，对这些分析维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数字化是机器实现人的计算能力的核心技术，那么要搞清这种技术，需要追问什么是数字化？数字化和机器及人的计算能力有什么样的关系?数字化引发了资本的哪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