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负责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事务的人民日报秘书长郭渭告诉笔者，人民日报编辑部成员没有参加1947年下半年在当地的土改，报社领导对当地土改中“滥杀滥打”的做法也明确表示“不赞成”，要求编辑部成员不参与。9月16日，“红8月戴袖章人”宋彬彬走完了77岁的人生之路。她的离世又一次引发人们对1966年“红8月暴行”的记忆和讨论。这年8月5日，宋彬彬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卞仲云被该校女学生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红8月”中第一个殉难的中学校长，而且死于一群女学生之手，当年该校学生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宋彬彬与此有关联。在宋彬彬离去导出的网络文字中却又一次出现“回旋镖”描述，说卞仲耘在1947-1948年间的土改中迫害甚至参与打死多名地主，因此暴力“回旋镖19年后伤及自身“云云。友人王明远先生就此与我交流后推出文章，旨在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卞仲耘在土改中曾有事如此。他的“阜成门六号院”公号发文后，不少朋友和读者向我继续求证。为此，我愿意进一步加以阐述，统一回复，毕竟我和卞仲耘、王晶垚前辈有比较接近的关系，但主要在于曾对他们的历史做过专题研究。

对于如何认识日本，国内认知呈两极化，一种是把目光停留在过去，认为日本仍是一个狼子野心，右翼军国主义主宰的国家，随时还要侵略中国；另一种是把日本的历史与现实又想的太美好，贴上各种玫瑰色幻想，认为当下中日关系的波折，主要在于中国人误解了日本。尤其是最近的暴力事件，以及国内对暴力的谴责话术，衬托出这两种脱离实际的幻觉分别主宰言论市场。笔者认为如何认识日本，是我国国民世界观构成的重点话题之一，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认识日本，才能有助于处理好中日关系。笔者就最近社会上关于日本讨论较多的几个话题，表达一些个人观点。第一,

最近几年，现实主义的美国逐渐打倒了怀揣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美国，现在美国官员们普遍对与中国交流已经没有兴趣，更极少有人愿意欣赏中国，并且愿意抱着宗教式的热忱，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改变中国。耶伦此行与中国民众的密切互动，是近些年难得的孤例，某种程度也是过去二十年价值观外交的回光返照。耶伦这次来华访问，双方高层人员都释放了自2018年3月贸易战以来的最大善意，虽然美国媒体的揶揄依旧，但是中国官媒对美国官员的这次访问，出现了难得的正面温和报道。受此影响，港股、A股都出现大涨，对于中国人来说，诚所谓，中美关系好则信心兴也。不过对于这次耶伦的访问，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她的一系列亲民举动。这位全球最有权势之一的女性，在下飞机时，一手拎着提包，肩上又背着帆布包，加上她朴素平和的外表，在弦梯旁向前倾身与中国副财长廖岷握手的景象，活像一个邻居大妈来串门。当晚，她又去天河商务区的国金中心陶陶居就餐，笔者曾经来过这家餐厅，虽然地段显耀，但不过是shopping

这种极端主义力量最终是要吞噬整个社会，你我他之间只不过顺序不同而已。美国在进步主义时期曾经涌现过一场“扒粪运动”(muckraking)，Henri

俄罗斯国民内心实质存在着浓厚的“受害者”意识，他们认为从远东到顿涅茨克失去了太多本来属于俄罗斯的领土，他们的仇恨对象不仅仅是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当然还有中国。最近俄罗斯各地在举行一场不大不小的纪念活动，这场活动从2月底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的现在。他们在纪念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媒体上所谓的达曼斯基岛（Даманский）保卫战胜利55周年，对这场冲突，中国人则称之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或“珍宝岛事件”。从谷歌新闻和俄罗斯最大搜索网站Yandex的搜索结果看，纪念活动范围很广，从最东部的滨海边疆区，到中部的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到最西部的罗斯托夫地区；参与者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军方人士，还有文化机构、学校等等。显然是一场全国性、官方民间都参与的活动，而不是孤立的，或少数民间人士自发组织的个别事件。俄罗斯人是如何定义珍宝岛冲突的呢？我们从俄罗斯的历史书和新闻报道中，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逻辑：贪婪的中国人强夺苏联的国土，苏联士兵忍无可忍不得不对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最终教训了中国侵略者。这几天俄罗斯还有多所中小学，以及远东国立图书馆、远东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等文化教育机构，都举办了专门展览、讲座，教育学生们、市民们勿忘国耻，加强保卫边疆的忧患意识。（俄罗斯各界丰富的纪念活动，以上图片均来自俄罗斯新闻网站）而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真相又是什么呢？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外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并且贪婪成性的俄国人还要完全控制两江的航道和江中的岛屿。位于乌苏里江虎林段的珍宝岛，本是与中国境内国土连接的一个半岛，只不过在1915年因被江水冲刷，与陆地分离，成为江中一所岛屿。显然，即便是按照沙俄及苏联不平等领土谈判规则，这个岛屿也理应属于中国。（美丽的珍宝岛，显然是位于乌苏里江航道中国一侧）但是苏联强行驱逐中国边防士兵上岛巡逻，多次开枪射杀在岛屿周围开展捕捞的中国公民。针对苏联方面的骚扰行动，1968年1

1989年春节：再回湖南、广西会故人，系统表达自己从政多年的感慨和思考，冥冥之中这次春节南行成为人生告别之旅，所谈之话，也成政治遗言胡耀邦同志于1987年春节前夕被迫辞去中央总书记一职，这其中遭受了极大的委屈。1987年和1988年的两个春节，为了减少给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都是闭门谢客，默默与家人一起过节。1988年底，胡耀邦同志身体出现明显衰老迹象，已经不能适应北京严寒气候，遵照医生的建议，南下修养，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休年假”，也是最后一次。胡耀邦先在长沙小住，他派人把哥哥胡耀福从浏阳老家接过来。胡耀福到来时身着黑呢子上衣，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手提着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面装着胡耀邦最喜欢吃的红南瓜、茄子皮、苦瓜条、户豆片等。兄弟都进入暮年，见面格外亲切，尤其是胡耀邦想起哥哥此生为了支持自己参加革命，为了配合自己的工作，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次终于开口向哥哥道歉，说“过去有些事对不起你”。胡耀邦担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担任总书记后，胡耀福进京看望弟弟闹过几次不愉快。受伤尤其深的事有两次，一次是胡耀邦的老下级，岳阳市领导许志龙听说耀邦哥哥一家都在务农，家境贫寒，不过小儿子胡德资是个中学毕业生，又很勤奋，符合招工条件，给安排到岳阳当工人，还把德资的爱人安排进市委招待所当服务员，胡耀邦得知后立即阻拦，说不能坏了规矩，德资还是务农好；另一件是，家乡浏阳领导请托胡耀福进京给弟弟求个情，让国家多给浏阳建设一些项目，多给一些化肥、钢材等指标，这件事也被胡耀邦拒绝。胡耀邦并且告诫胡耀福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对不起革命的初衷，一个新官上任，一群苍蝇就会飞来，围着你要吃蜜糖；亲属关系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不能搞什么家族关系、裙带关系，这些是农民小生产者自私自利性的反映。胡耀福难免对弟弟的铁面无私很不理解，有几次见面都是不欢而散。（浏阳苍坊胡耀邦故居，哥哥胡耀福一家一直居住在这个破旧的百年老房子内，直到90年代被评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才搬到政府给安排的新居）不过，以往的抱怨和不解，在人间最亲密的真情面前，都瞬间释然，兄弟多次回忆幼年时困苦的情形，胡耀邦有次跟侄子讲起父亲和姐姐所遭受的苦难时，不禁潸然泪下。胡耀福陪着胡耀邦在长沙住了两天便告辞，上车时，胡耀福突然老泪纵横地说，不知我们以后还有没有见面机会！胡耀邦宽慰他说，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没想到，胡耀福的预感是准确的，这是兄弟两人的最后一次相见。听说胡耀邦来到长沙，湖南各界名流，以及来长沙出差的北京领导同志，争相拜访，胡耀邦也都热情接待他们，并与他们深入探讨，这些也是胡耀邦对从政思考的最后一次系统表达，可以看做他的政治遗言。他在与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尚同谈话时说，

内容提要：1.这次选举没有绝对赢家，也没有绝对输家，每一方都勉强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也都有遗憾。背后也表明，在国际局势、两岸关系和选民世代更替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台湾政治又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未来将进入“大选”的加时赛。2.随着民进党的第三次胜选，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达到三十多年来的最高。3.虽然两岸关系挑战加剧，我们仍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克服不理性急躁情绪，立足于中国崛起的全球战略框架高度思考台湾问题，在深化改革和开放中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一、关于选情的分析1月13日晚间，台湾两项最重要选举结果揭晓。在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方面，民进党候选人获得556.8万选票，得票率40.05%；国民党候选人获得467.1万选票，得票率33.49%；民众党候选人获得369万张选票，得票率26.49%。在“立法院”选举方面，国民党获得52席，民进党获得51席，民众党获得8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2席。（近三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各政党候选人得票情况，图片来源：联合报）这次大选是对民进党执政成绩，各政党政纲，以及大陆台海政策的一次最全面、最直观的民意检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1.

民进党和台独崛起，是1987年台湾解严后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它们根本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也极大重塑了台海关系。关于民进党和台独，无论是反对者，还是同情支持者，对他们的认识都是呈脸谱化、意识形态化、极端化，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至今尚未有人用历史的、政治学专业中立眼光分析这个问题。不能正确认识民进党和台独，就不能正确认清台湾最近三十多年的变化，也事关我们思考后发地区到底应该如何推进社会民主化这一根本问题。为此，笔者试做一些研究分析，请各位行家批评指正。本土势力主流本来属于左翼进步主义范畴民进党虽然只有30多年的历史，但是民进党根植于台湾1920年代后期就逐渐兴起的本土运动和1950年代后兴起的党外运动，这不是学术界的自我联想，民进党的历史叙事溯源也是这么讲的。不过，与现在民进党等本土政治组织的右翼光谱不同，这些本土力量，乃至早期民进党本来都是属于左翼范畴的，并且与中国大陆保持紧密联系，对中国认同不那么抗拒的。1920年代，台湾小知识分子群体和工人群体开始出现，并开始觉醒，这时候台湾本土运动的主张虽然形形色色，但是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奉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理论的左翼，他们成立了

大学、政府机关、文体科教场馆等公共机构的公众开放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相关主事方自信开明的重要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了邓小平总揽全局，胡耀邦主持一线工作的权力秩序。新的领导集体不仅仅是实现了拨乱反正，做出了改革开放一系列具有高瞻远瞩历史眼光的部署，更从细节上吸取历史教训，避免脱离群众，推动政治文明化、亲民化、公开化。比如，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坚决不住中南海，而是分别选择住在景山后街和北长街胡同里面，与民一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住着很多民户，胡宅只是窄巷的其中一家；米粮库胡同现在还有很多民户，倒垃圾的大妈、遛鸟的大爷不时在邓小平故宅门口经过，甚至还有快递三轮车经常停在门口，显得平和接地气。再一个为人称道和怀念的就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推动下，陆续开放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等之前普通群众没有机会进入的“禁地”，主动打破围栏和禁令，让社会大众也能近距离感受这些向往已久的建筑的魅力。人民大会堂建于1959年，当时有很多名称备选方案，比如“国家大会堂”、“大大礼堂”等称呼，中央领导人亲自为之命名为“人民大会堂”，暗含属于人民之意。但是建成后20年里，只有进入大会堂开会的人才能近距离感受这座建筑的雄伟，普通群众只能在广场上远距离观望。1978年12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中，胡耀邦担任召集人的西北组联名向中央建议部分开放中南海、开放人民大会堂，中央机构不能搞特殊化，要多接触群众。这个建议获得了很多老同志的赞同，邓颖超说人民大会堂不应该是人民的禁区，而应该回归人民怀抱。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举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他开始落实这个提议。3月开始，人民大会堂周边的警戒围栏被拆除，7月15日正式向公众开放。1984年人民大会堂还对游客开放了食堂，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群众有机会尝尝“中央首长”吃的菜，虽然都是普通菜谱，但是依然满足了群众的好奇心和自豪感。更敏感的是开放中南海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地，兼领导人住宅区的问题。1950年代，周恩来曾经对在中南海施工的工人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但是这一朴素伟大的想法，一直因种种原因没有被落实。1980年2月，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频频邀请刚刚获得平反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著名学者、科学家等来中南海看看，这些人被打倒一二十年，好久不没有来过中南海，胡耀邦很诚恳希望他们得到更多温暖关怀，也感受一下中央的新气象、新变化。这时候胡耀邦萌生一个想法，那就是周末和节假日，能不能把部分区域对公众开放？（中办老工作人员、杨尚昆秘书苏维民的回忆）。1980年5月，中南海开始通过给部委、高校及北京市属各机构发送请柬的形式，准许在京干部和职工进海参观。1981年4月11日，中央书记处率先做出表率，将怀仁堂在五一、六一等重要节日，对在京学校、工会开放，四千多位普通群众手持中央办公厅的请柬，兴高采烈地在中南海观看了演出，召开了庆祝联合会，《北京日报》曾经以《党中央带了个好头——记怀仁堂开放的第一天》为题，报道了此事，引来群众一片好评。继而中南海里的国务院、中央警卫局等也纷纷响应，把自己部分办公区开放。在这个基础上，1982年起中南海开始向全国群众开放。在周末和节假日，来北京旅游的群众，均可以从南长街81号小门进入，参观瀛台、静谷、颐年堂、菊香书屋、丰泽园等核心建筑。中办还用心地给游客印发了中南海导游图，游客可以有充分时间在开放区域逗留，并且可以从中南海门市部购买烟酒特产等带回老家，送给亲属。胡耀邦本来有在南海边每天走1万步的习惯，为了不影响群众参观，主动在开放日到内侧的区域散步（原中办工作人员徐中远的回忆）。（中南海参观券，以及进“海”参观的游客）不仅仅是对党中央驻地的开放，1982年2月，胡耀邦主持第155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决定，将西二环内平安里大街原属于中央机关驻地的端郡王府旧址园林，还给人民，作为新建设的中国儿童中心的用地。这片地方占地达近十万平方米，交通便利、环境典雅，是京城核心区内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但是胡耀邦只把一小部分留给了新成立的中纪委，作为办公用地。随着各个具有象征性的地方都向群众打开大门，只剩下天安门城楼因为修缮和缺乏旅游配套设施等原因迟迟没有开放。1984年9月，一位署名“华兴”的上海老知识分子致信胡耀邦，要求开放天安门城楼给群众参观，华兴在信中说，我自从1954年以来，多次来北京，但是从没有机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希望我的这个“幻想”和“白日梦”能够实现。华兴还提到所谓安全顾虑问题，他说，要开放天安门城楼必须确保安全，但只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万一有坏人想破坏，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胡耀邦看信后，即指示中办主任王兆国与北京市政府沟通落实此事。北京市政府经过三个月的研判，拿出了详细的开放方案，首先是增加了旅游服务部和厕所（即城楼两侧的厕所，相信来过天安门城楼的朋友都到过这里，或者在门口空地集合等人），继而1986年开始试运营，向部分人开放参观。1988年元旦，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公众开放，从此，上天安门不再是领袖的专利，普罗大众也能风光一把。（向公众敞开大门的天安门城楼）在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推动下，首都核心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三个地方，终于全都打开大门，成为公民可以享用的资源。在中央率先示范下，北京的很多部委礼堂、食堂，外地很多省市政府礼堂、食堂，都在这一时候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既是人民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是有利于高效合理利用公共资源，更是官方开明、自信的表现，只会给执政者们加分，不会丢分。正像当时中央一个总结报告中写的“过去一些机关的设施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确的成为高高在上‘闲人免进’的‘衙门’，要密切政群关系，要改善政府形象就要从小事上做起，人民大会堂等的开放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放下架子，走向群众的一个具体行动”；也正如当时全国人大代表庄庆汉呼吁地那样，天安门等地的开放，是我国社会文明化、开放化的重大标志。笔者不禁想起最近讨论很多的大学开放问题，其实这种本来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却成了社会口诛笔伐一年多仍旧无法解决的“难题”，任凭群众的呼喊，中央媒体的催促，大学依然纹丝不动，向公众开放的大门紧闭，这本身反映了我们很多领域治理思维的倒退：我有权就任性，群众能奈我何？其实我国的多数大学本来并不存在围墙。根据笔者阅及的资料，在民国时期，最起码南开大学、北洋大学、辅仁大学、华西大学、交通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名校都是没有围墙的。清华、北大和燕京大学即使有围墙，也是象征性意义的，而不是今天这种警备森严式高大围墙。比如燕京大学的东墙和南墙都是透明栅栏，仅有有个小门与今天的中关村大街隔离开来，只是在西墙上，改建了原来王府的大门，建造了巍峨的正校门（也就是今天北大西门）。（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全貌，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主校区所在地，那时候燕园与周围浑然一体，没有明显的物理分割）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更提出北大要破除围墙，不要办成衙门。他还出去破除教学制度的围墙，工友和社会上的人都可以旁听，以至于青年毛泽东这样的“北漂”，才能在最高学府学习，得到思想启蒙的机会。奈何院系调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社会在发展，大学围墙却越来越高，进出管理制度越来越复杂的悖论。以笔者曾经就读的五道口某大学为例，在21世纪初大家可以自由出入，外面的人也可以在食堂办卡吃饭，后来开始查验身份证，再到后来必须预约，到疫情后社会人员从此丧失了进校机会，只有本校师生、教职工才可以凭严格预约制度进出。甚至连进出经管学院的大楼也要看有关证件，可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无数游客在戒备森严的清华西门外，望门兴叹）有人说，外地人都来名校参观，会扰乱教学秩序，大学应该关闭大门。以笔者在该校读书经验看，虽然暑期人员来参观打卡的多，但是平时根本丝毫不会影响教学秩序。笔者以前亦曾经在哈佛大学访学，该校更是全球各肤色人种打卡膜拜的地方，但是这里连个围墙都没有，任凭各地的人进来参观，哈佛坐像前的草皮都被络绎不绝合影人员踩光了，也不见有保安来阻拦，甚至部分图书馆，普通游客也可以进入参观阅读。(没有围墙的哈佛校园）还有人说，大学又不是公园，是私域场所，不是老百姓想来就可以来的。我国名牌大学，无一例外都是公立学校，本来就是人民用纳税金建造和养活的。现在清华、北大一年办学经费都在三四百亿，虽然中央政府直接拨款不过50亿左右，但是其他事业收入很大部分也来自各种财政渠道和国企。这两个学校每年各自接受的人民税金性质资金不下一两百亿，几十年下来，按照购买力水平，人民估计得花了至少上万亿资金养活这两个学校，难道这些钱还买不来入门参观门票？

香港中文大学诞生于中华民族的时代大变革之中，堪称最充分保留了中国近代知识传统和教育传统的一所高校，又是一所深深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思想文明轨迹的高校。2023年是香港中文大学60周年校庆年，学校刚刚在湾仔香港国际会展中心，也就是香港回归典礼举办的地方，举行了盛大庆祝晚宴，把校庆活动推向高潮。笔者虽然因故没能身临其境，但下半年先后参加了北京和上海校友会的庆祝活动，段崇智校长皆亲自率团来参加，显示出校友网络的紧密团结；同时，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港中大北京中心隆重开幕，上海则为中大校庆举行了盛大的陆家嘴摩天大楼灯光秀，亦反映了中大在内地影响力的日益上升。笔者系2008年入学香港中文大学，山海相映的吐露港风光，七个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资料（并都可以随时取阅），科大卫、梁元生、梁其姿、李欧梵、北岛、王绍光、周保松等名师的认真治学，同学之间的互助友爱，都让我受益不尽。笔者参加工作后又曾攻读中大另一学位，两段学习经历累计达四年，中大无疑深深影响了我，笔者深为作为中大一学子感到自豪。（港中大校门及山顶秘境——依托山势和海景建造的天人合一亭）现在恰逢母校六十生日，在中国文化中，“六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字，代表着一个甲子、一个时段的轮回，因此，这是梳理中大历史和它的成绩的重要时刻。笔者作为钱穆先生缔造的中大历史系的一学子，姑且尝试用用中大教育我们的文明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做些梳理，不周之处也望方家及校友包涵批评。香港中文大学是两岸三地保存近代思想传统和教育传统最浓厚的学校总体来说，香港中文大学最重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很多科技界或政商界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大聚合及培养了影响民族精神的大师（无论是人文界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时、金耀基，还是科学界的高锟、丘成桐、徐立之等），是像民国时期北大、清华那样，能够在思想和文明的高度上影响国家的大学，这已经超越了一般高校的社会意义和使命。所有这些还得从香港中文大学厚重和独特的历史谈起。香港中大虽然正式历史只有60年，但是其香港办学历史已经74年（如果按照内地大学乱认祖宗、乱溯源的做法，它又妥妥是一个100多年历史的老校）。它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新亚、崇基、联合三家书院早在1949-1956年之间创办了，它们都是中国大陆政权更替、秩序再造的产物。新亚书院系由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以及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所创办的。新亚早年教授中包括徐复观、张其昀、牟宗三、吴俊升（民国政府教育次长）、左舜生（民国政府农林部长）、梅贻宝（梅贻琦之弟、燕京大学代理校长）、董作宾、饶宗颐、李天命、严耕望、全汉昇、余协中、李杜、胡应汉、劳思光、张丕介（我国土地经济学创始人，西北农学院创始人）、蒋中一（我国数理经济学创始人）等人。（新亚书院早期教授合影，包含钱穆、左舜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丕介等）以上任何一位都是思想巨擘，甚至有的可以称为国宝级大师，能够云集这么多学界宿儒的学校，除了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外，就是1949年之后的新亚了。而新亚早期学生亦普遍是内地大学较为优秀的流亡学生，比如从燕京大学来港的余英时，中央大学学生王庚武亦曾考虑入读，但是因为父母在南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来亚大学。（余英时的新亚书院毕业证）中文大学的第二个历史基因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1949年来港的内地13家教会大学师生组成了崇基书院，主要组成人员来自岭南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崇基学院第一任院长李应林，1937年至1948年担任岭南大学校长，第三任院长容启东曾任岭南大学院长和代理校长，如今崇基书院仍有纪念岭南大学的岭南体育场，可见岭南大学对其影响。第二任院长，也是崇基书院最重要奠基人，则是圣约翰大学校友、著名植物学家凌道扬（中华民国植树节发起人）。此外，港中大成立后，前两任校长李卓敏和马临也分别是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毕业的。所以，香港中文大学又是充分继承了近代中国基督教知分子传统的学校。（崇基书院校门，上书凌道扬先生撰写的对联：“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才当海山胜境有怀胞与陶铸人群”，这也可以视为那代知识分子的初心）中文大学第三间创始学院——联合书院则是近代私立大学的集合。其中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大夏大学流亡香港的师生（由教务长王裕凯带领），广州大学流亡师生，广州华侨大学流亡师生（总体来讲，私校在民国高等教育中是最薄弱的，因此联合学院的历史也就是没有新亚、崇基辉煌）。（联合书院校园）所以，香港中文大学是中国三大流亡知识分子群体组成的大学，他们既不愿意跟着蒋介石走，也不愿意与新中国政权合作，而是选择到香港这个英国人统治的“自由租界”延续他们的使命和梦想。1949年之后，不消说在大陆发生了院系调整和教育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台湾高校也受到国民党党务和警特机构严厉控制、几无自由可言，香港中大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近代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硕果仅存的学校。即便是笔者就读的21世纪时代，中大浓厚的人文之精神，师生经世济民之情怀，严谨之学风，以及与民国学派的密切传承（业师几乎全都是民国大师之弟子或再传弟子），诸多建筑的中国近代史渊源，让人感到这是从近代教育传统中走过来的一所学校，而不像内地高校与传统之间有巨大的历史断裂。香港中文大学的新儒家、自由主义学派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再造这些来港知识分子亦延续了中国近代思想的三大传统，即新儒家（文化复兴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决定了中文大学的独特基因和办学风格。首先讲新儒家和文化复兴主义。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化运动，无论是以英美为师派，还是以苏为师派，本质都是否认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制度，抛弃被视为腐朽无用、阻碍进步的中国传统文明。而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认为，儒家或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价值与现代文明是相通的，只要进行现代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可以适应现代文明。他们提倡东西方文明对话和交融，反对将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完全对立起来的简单粗暴做法。钱穆创建新亚书院的时代，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处的最低潮时期，不仅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达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中国大陆也在试图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让很多知识分子产生浓厚的“文明危机”，因此，新亚创立之初，就将其使命定位为“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于世界”。（钱穆在授课）虽然新亚或之后的香港中大并非新儒家发源地，但是新儒家学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比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民族与文化》、《国史新论》、《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中国学术通义》、《中国文化精神》等等，唐君毅的《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几乎都是在新亚或中大这片思想乐土上完成的。而1958年元旦新亚三教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及新亚书院另一位重要幕后人物张君劢所联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则可视为新儒学成熟，以及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标志。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新亚或香港中大毫无疑问被视为新儒家的最重要摇篮，是新儒家最重要的学院符号。在香港自由的学术气氛中，这些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学者由于甩掉政治包袱，重新让儒家呈现出几百年未有之活力，新亚之儒家颇有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原始儒家的气概，这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灿烂篇章之一。新亚新儒家学派的努力，在十几年后终于开始得到回报。台湾蒋介石集团藉对抗大陆文化革命，以此获取海外华人中的正统地位，

当美国发生“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时候，当欧洲出手营救叙利亚难民的时候，当英国人声援第三世界平民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或华人喜欢骂“白左”，貌似他们突然懂得了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似的。在这些中国人/华人心中，“白左”就是一群道德婊，一群愚不可及的人，一群葬送世界文明（实质是西方白人主导的文明）的人，在上演现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他们是这些中国人/华人最痛恨的人，恨不得“生啖汝肉”。如果说当初发明和使用“白左”（Baizuo)这个词汇的人，是出于对左翼主张的天赋人权、平等、包容、多元等价值的否定，是整体上反普世价值、现代文明的那个群体。不可理解的是，这几年这个群体的对立面——很多一贯拥护人权、平等、包容、多元价值的，亲西方现代文明的人（他们往往被人称为“自由派”），也开始加入骂“白左”的大军。不过——那些骂“白左”的人，可否知道？近二三十年中国知识界口口感恩、颂扬的，那些给中国兴办第一批大学、医院的传教士们，正是“白左”的近代先驱，这些基督教左翼认为中国人也应该被救赎，而在“白右”心中，“中国猪”只有被欧洲人奴役的资格。那些骂“白左”的人，可否知道？帮助中国摆脱殖民主义压迫，逐步获得国际平等地位的恰恰是“白左”。威尔逊这个现代“白左”鼻祖，提出去殖民化和“十四点计划”，为中国遭受列强欺压打抱不平，被陈独秀称为“世界第一好人”。小罗斯福这个民主党“白左”总统，坚持给予中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这也是近代以来一次有非白人国家跻身全球管理董事会，即便是在最弱的白人国家苏联眼中，中国也不配享有这种资格。那些骂“白左”的人，可否知道？让华人在西方摆脱贱民、猪仔地位的是民主党籍“白左”华盛顿州议员Warren

笔者前不久发文对张秦二教授的一些推论逻辑，及违背事实的地方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是似乎触犯了很多读者，他们心中两位教授是永远正确、万事通晓的神明，并且留言大骂：“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评价秦晖老师”！张平教授、秦晖教授当然在他们领域是极其优秀的学者，为社会广泛尊重，这些都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但是二人对谈及巴以问题时，是很不严谨的，没有对事实就进行考证，就口开河，他们基于一些想象和错误的史实，进行的“正义链条”推论也因此是经不住推敲的。笔者再次论证两位教授的一些史实错误，并不是有意抹黑他们，主要原因是：很多坚持偏执、极端观点的人，以二人的错误史实作为“权威依据”，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研究者有公共责任，对这些说法进行澄清，也希望张秦二教授理解包涵。第一,

新一轮巴以冲突产生以来，国内舆论场上对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及其虚伪“正义性”做了很深入地分析、揭露，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国内的知识阶层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他们选择性忽略巴以冲突的复杂现实，以及形成中的是非曲直，对以色列无尽的道德美化、合法化辩护，对巴勒斯坦则是无尽的道德丑化，认为一切问题责任都在巴方，并否认其生存发展权利。这其中影响最大的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张平教授关以色列领土问题的短文，以及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关于巴以冲突来源的演讲。张平教授专业是中以跨文化比较研究，秦晖教授的专业则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二人关于均非巴以问题研究专家，他们的分析充满常识错误（多处与事实完全相反），以及含有明显情绪化色彩。但是鉴于二人的学术地位很高，相当影响了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巴以问题的认识。此外，最近笔者跟很多人——其中不乏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的良心学者，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相当多数拒绝接受更全面的真相，沉浸在过去对世界的二元判断中，并表现出很多种族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澄清，在知识阶层颇具有市场的几个关于巴以问题的错误传言。在文章开始之前，笔者有必要画蛇添足地再次声明，本人丝毫不同情哈马斯，也从来没有反以、反普世价值情结，这些不用过多自辩，以前文章就是证据，仅仅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历史史实真相和有价值资料，以备大家全面认识巴以问题做参考而已。观点一：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本来是没人定居的无主之地，现在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近代迁徙过来的，因此，犹太人具有天然合法拥有权。巴勒斯坦地区在我们看来的确是不毛之地，但是在中东地区确实相对条件较好的沃土，北部的地中海气候区甚至降水可以达到800毫米以上，又加上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自然不可能成为无主之地，一直为各民族所垂青。自从135年以色列人被大驱逐之后，罗马人、希腊人和波斯人先后定居在这里，但是自从7世纪中期之后，这里绝大多数时间（除了十字军东征的百年）的人口主流是阿拉伯人。按照1878年的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这里有约有47万人，属于中东人口稠密地区（偌大的沙特阿拉伯1900年才有214万人），其中阿拉伯人数量为40.4万，占总人口的86%，而定居的犹太人（多数是1830年代之后的新移民）只有15011人。（1878年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次人口普查情况，以及此后巴勒斯坦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19世纪由于欧洲各民族的迫害，犹太人产生了复国主义思潮，先后有40多万犹太人以阿利亚（aliyah，希伯来语回归、上岸的意思）形式移民巴勒斯坦，然后逐渐从阿拉伯人和委任统治政府（其中以阿拉伯人为主，约占86.6%，数据来源：Middle

1.自从2003年以来，中央给予东北三省提供的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补贴和项目资金，累计不会少于10-20万亿。2.中央对东北的大力支持，虽然帮助解决了很多燃眉问题，但是总体看，东北的自我发展能力越来越差了，正在由20年前的中上游坠落为今天的中下游，对中央财政越来越依赖的趋势愈发明显，越来越与西北地区并列成为中央补贴最多的地区。3.东北其走向全域性的衰落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是全球产业迭代、经济地理格局演变、人口、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交织的结果，各种因素叠加阻碍了东北发育出新的产业，使其完全错过近二十年的历次产业浪潮。4.东北国有经济比重仍然过高，国企经营效率全国最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辽吉黑三省国企创造的利税不如上海市属国企1%，近万家地方国企纳税额不足华为三分之一，必须进行二次国企改革，东北经济才会有新的增长空间。5.长期以来东北亚的分裂对峙严重阻碍东北发展，使得东北越来越”孤岛“化，中国必须改变朝鲜、俄罗斯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不主动的局面，只有把东北区域发展战略和东北亚国际战略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东北参加全球化、参与全球技术贸易体系的难题。6.东北近二十年的历史，是“未富先老”、“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国内版预演，东北的教训值得从中央到地方充分吸取，未来多数城市经营不好都有“鹤岗化”的风险。一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是为中央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开始。这也是世纪之交，党中央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另两个是2000年的西部开放战略和2004年的中部崛起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已经20年了，这期间党中央可谓高度重视，各方面不遗余力的大力支持：先后出台四份总体纲领性文件，推出上百种优惠支持政策；中央领导人密集亲临东北视察，为东北发展出谋鼓劲。单从显而易见的在财力支持上，我们就看出国家对东北振兴这一战略做出了巨大投入，这些投入大致分以下几类：第一是财政转移支付。2003年至2022年之间，中央先后给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转移支付总额分别达32553亿、28628亿、58847亿，累计转移支付规模近11万亿。当然这三个省份也向中央每年缴纳不少税收，但是综合近十年数据看，黑龙江每年平均接受的中央净转移支付平均在2500亿左右，吉林在1300亿左右，辽宁也从财政净贡献省转化为净补助省，2020年中央净转移支付已经达到944亿，东北三省该年接受的净转移支付已经达到5480亿。因此，粗略估算这20年间东北三省获取的中央净转移支付在6-7万亿。（2011年—2022年东北三省对中央的净上缴变化，单位：亿人民币。可见财政缺口越来越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也就越来越大，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第二类重点项目建设支援。主要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枯竭城市转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等。比如，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内含139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近两万亿；2016年8月，国家发改委印发《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内含127项重大项目，总投资约1.6万亿。其中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民生保障工程，一般中央由中央财政兜底；而机场、高铁、高速公路等，由中央、地方共同承担，从一些项目实施情况看，中央承担约三分之一左右。第三类央企定向帮扶项目以及国有金融机构的支持。比如，今年6月，国资委召开“央企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参会央企与东北三省一区签约合作项目111个，总投资超5000亿元，用于发展新型制造、新能源、农业等产业；2006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核销东北国企历史欠款3110亿；2018年，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16家银行向中国一汽一次性授信10150亿元，用于企业脱困和新项目投资；今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重要机构，与辽宁省政府签订战略协议，未来三年向辽宁授信5万亿元，用于重点项目建设。第四类是其他中央预算专项拨款和税收减免等。比如，2004-2005年，中央拨付东北三省破产工业企业补助金387亿，粮食农业类补贴240亿；2006年，国务院批准豁免经营困难的企业历史欠税，总额度超过百亿，豁免各种机器设备采购税费93.6亿，用于支援提高产能；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专项金和职工养老保险补助金621亿，城乡低保补助金129亿，水利专项补助87亿；2014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3.5亿，支持在黑龙江试点林区停止商业性采伐；2015年，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474亿，用于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城镇基础设施、城区老工业区和独立工矿区建设等。可以看出，中央的支持可谓事无巨细，既有发展性的，也有保障性的，既有民生性的，也有生态公益性的；支援主体也是多元的，既有中央部委，也有央企、金融机构。对于所有的支援类目，我们虽然不可能一一查询出来，但是大致估算累计也不会少于10-20万亿。那么这些政策施行下来的效果如何呢？不可否认这些投入对于国企脱困，改善下岗工人民生，缓解资源枯竭城市和工矿区衰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东北农业产业化能力和少数重点国企经营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但是总的来说，国家希望实现塑造内生经济增长力，恢复经济发展动能，使基础良好的东北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反而这些年东北的自我发展能力越来越差了，正在由20年前的中上游坠落为今天的中下游，对中央财政越来越依赖的趋势愈发明显，越来越与西北地区并列成为中央补贴最多的地区。具体而言，在GDP总量方面，东北三省的全国占比从2002年的11.4%，降低到2022年的4.8%，下降了一半还多。20年前东北三省GDP总量与广东不相上下，而如今加起来仅有浙江省的75%左右，河南省的90%。在人均GDP上，东北三省与全国之比也从2003年的133%左右（全国9030元，东北12900余元），降低到2022年的69%（全国8.57万元，东北5.94万元）。2003年，辽吉黑三省分别是位居第8、13、10，2022年则分别下滑至19、27、30位。如果拉长历史比较范围，黑龙江省在改革开放前是除了三个直辖市外，人均收入第二最高的省份，现在跌落为全国倒数第二（仅高于青海），不到半个世纪发生从天上到地下的变化，这种跨度剧变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东北三省人均GDP位次变化，图片来源：粤开证券研究院）企业500强方面，2002年辽吉黑三省分别有17家、6家和9家入围，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辽宁仍然居全国第7位，黑龙江居于第10位，系上游省份。2022年企业500强榜单中，三省数量分别萎缩至4家、1家、1家，排名分别下跌到第23、26、26名。这说明，东北过去虽然是全国大型企业最密集的地方，但是如今影响力已经急剧衰落。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东北在全国产业体系中的严重边缘化，即便是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工厂中都离不开东北制造的机器设备和元件，但是，现在的工业生产供应链已经很少与东北企业发生联系，东北企业雄踞价值链顶端情况更已不在。城市竞争力方面，2002年，东北三省共有3座城市排名全国前20，5座城市位居前30，大连、沈阳等虽然已经被苏州、杭州等后来居上城市超越，但是总体差距不大，经济总量仅仅比其落后20-30%左右，仍高于南京（杭州、大连、南京三地GDP分别为1782亿、1406亿、1298亿）。2022年，东北所有城市已经跌出前20，前50强中也仅有3座东北城市，其中排名最靠前的大连位居第29位，GDP仅仅相当于苏州的35%或杭州44%，如果放在江苏仅在13地级市中居于第7名。财政自给率方面，分税制改革后，1994年-2002年之间，辽吉黑三省财政自给率分别为64%、45%、54%（《中国经济转型：基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第78页），处于全国中游水平；2022年则下滑至40%、21%、24%，吉林、黑龙江两省财政自给程度已经全国垫底，仅仅高于情况特殊的西藏、青海两省，比贵州（32%）、新疆（33%）这些补贴大户还要低不少。如果说西部边疆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又加上有重要国防战略任务，对国家财政依赖度高是常情，东北是全国自然天赋和工业基础最好的一个区域单元，也沦落到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度日，实在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总之，东北振兴投入是巨大的，但是与同时实行的西部开发战略、中部战略崛起相比，收效却是最小的。现在中西部虽然还有很多发展问题，但是至少已经形成成渝、关中、长株潭、武襄宜、合芜马等新兴经济带，这里拥有大量吸引年轻人的强二线城市或准一线城市，不乏具有全国一流影响力的产业和企业，东北显然是乏善可陈的。（近20年来东北和西南在全国GDP占比的变化，西南逐渐后来居上，远超东北）二

对于巴以冲突，国内呈现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笔者认为评判是非曲直，应该基于完整地事实，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斗争手段这些外在东西所迷惑，也不应该脱离整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从某一历史片段中的所作所为去评判。所以，尊重事实（必须是完整地事实），是做出价值判断的基础，脱离事实真相谈正义邪恶都是妄作评论，本文就从巴以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谈起。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欧洲的反犹主义及其刺激下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现代巴以分治和以色列的产生，根源是犹太人的复国主义，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诱因是什么呢？是欧洲历史上一以贯之对犹太人的歧视、压迫，尤其是近代的反犹主义以及引发的各种血腥事件。自从135年犹太人被罗马统治者彻底驱逐去故地后，开始了长达1800多年的大离散（diaspora）苦难时期。这些犹太人大部分流亡到欧洲，少部分流亡到埃及、埃塞俄比亚等近东区域，以及中东的两河流域。（被毁坏的犹太圣殿）罗马帝国虽然在5世纪灭亡了，不过欧洲各民族的封建领主们都继承了罗马人的反犹传统。尽管犹太人善于经商，对封建主有一定利用价值，当一个国家或城邦刚刚建立的时候，统治者往往对犹太人比较欢迎，但是经济繁荣起来后，犹太人这个夜壶就不需要了，驱之如牛马，中世纪对犹太人被大驱逐发生了十几次，比较著名的1290年英格兰排犹、1394年法国排犹、1492年西班牙排犹，都是一个不留地将犹太人集体赶走。（中世纪欧洲各国排忧事件及犹太人流亡路线）尤其是如果一旦有灾难，人们下意识认为“一切问题皆在犹方”，战争失败、瘟疫、贫困往往被认为是犹太人的阴谋，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犹太人集体迫害，中世纪犹太人数减半以上的种族屠杀，发生了好几次，所以一直到17世纪犹太人口一直难突破100万人的天花板。就连最具有人文关怀进步作家莎士比亚、狄更斯笔下的犹太人，都是人间最狡诈、龌龊的代表。欧洲中世纪民族不分大小，不分文明野蛮都有一笔反犹史。法国大革命后，犹太人虽然在各国开始获得公民权，但是处境并没有改善。这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除了把历史宿敌作为不共戴天之仇外，普遍也都指向犹太人。同时，随着报纸传媒的发达，以及公众集会的增加，反犹主义开始向平民阶层扩展，很多政客利用攻击犹太人，作为拉选票的利器，

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度进步的最大体现是权力使用的科学化、规范化，如果这方面做得好，人民就安心，社会就有活力、创造力；这方面做得不好，则影响社会的预期和信心。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持续很短，但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话题，因为这个事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太突兀，与改革时期和谐开放奋发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改革史的时候，往往都会讲到这个事。促使“清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新旧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党内的很多高层干部，以及知识界在越发深入反思“左”的错误根源，希望以此解放全体社会的思想活力，更好推动现代化建设；同时，随着社会管制的松动以及国门的打开，国外及港台生活潮流涌入内地，出现了很多新思潮和新风尚，主要体现在：第一,

最近跟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朋友聊天，这位朋友感叹，现在我们国内言论越来越极端化，大家只讲立场，不讲事实，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从来不惜去伪造事实，来证明自己坚持的价值是对的——多数人不自觉成了自己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奴隶。我对他的总结深以为然。对于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国内的观点像往常一样，又陷入两个极端的空对空：一种是宣扬阴谋论的，把日本说的一无是处，散布民族仇恨思想，甚至还捏造说日本用轮船偷偷把核污水运到中国海域排泄；另一种是为日本排放核污水千方百计寻找合理理由，淡化其危害性，并且想尽办法对本国倒打一耙，凡是归结为中国人民狭隘愚昧，中国政府在无理取闹、误导舆论。前一种观点，自然不值得驳斥，过去十几年思想启蒙运动，已经对这些观点背后的逻辑进行了充分批判；而持后一种倾向的群体，通常是具有很高学历，平时所以客观理性、坚持实事求是自居。不过，他们搜集的那些证据或者理由是否能站的脚呢？是否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日本排污问题，真地是他们说的那样荒唐、无理智呢？笔者忍不住做一些简单分析。第一种看法：福岛核污水没有危害，中国抗议纯属“逢日必反”，政治凌驾于科学至上现在说福岛核污水是达标的，主要依据是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集团（TEPCO）所提供的数据，即便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IAEA)报告引用的数据，也是由东电提供的，而缺乏第三方机构的客观研究。其实东电是一家“问题公司”，2002年，因被揭露篡改和伪造核电厂安全记录，高层被迫集体辞职；2007年该公司又因安全数据造假，被政府问责；2011年核泄漏发生后，该公司的应对更是步步失策，由日本各界精英组成的福岛核电事故调查委员会在600多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事故酿成今日地步完全是公司管理层官僚主义导致的“人祸”。即便东电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是结构上又明显避重就轻，它一直强调自己ALPS系统处理氚元素的能力，排泄的核污水中的氚含量明显低于国际标准。但是对核污水中其他放射性物质，比如铯-137、锶-90、钴-60、碘-129、和钌-106等是否达到同样清除效果，日本未能提供有信服力的数据，这还需要等废水排出几个月，甚至数年、数十年后持续跟踪观察，才能得到可靠结论。再者，福岛核电站厂区核污水存量达134万多吨，每年仍会新增数万吨，按照目前排污速度，需要30年才能排泄干净。即便是这个批次的核污水安全，也很难保障东电公司能够在未来的几百次、几千次排放中，都能安全达标。以及，我们不得不考虑，如果日本开了向排泄核污水的先例，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那到时候，可能将全球海洋系统变为一个核污水池，诱发环境灾难。（福岛核电站密密麻麻的核污水储水罐）因此，现在我们尽管没有证据去断定核污水的危害性多大，但是更没有理由完全相信它是安全的；在美国主导环太平洋秩序政治话语权情况下，尽管多数太平洋沿岸国家政府未明确表示抗议，但是科学界和环保界的反对声音一直相当激烈。比如，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环保NGO之一的绿色和平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研究最强大的学术组织机构的美国国家海洋实验室协会（The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归因理论”，它的发明者美籍奥地利心理学家海德在总结人的归因倾向时指出，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不好处境，归咎于外因。比如，这次足球比赛成绩不好，是天气的原因，而不是本人训练地不好。韩国、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他们会把历史上的不幸或现在的一些问题，归因于中国；类似的还有希腊往往喜欢把本国问题归因于土耳其，墨西哥人习惯归因于美国。河北人则喜欢把不好的事情归因于北京，凡事几乎都可以归结到“为了保障首都，不得不牺牲我们”。这种归因机制符合人性，因为更容易让自己接受不好的结果，也更容易形成内部感情共振，以及赢得外部同情，占据道德有利位置。笔者早就在以前文章做过专门分析，河北（乃至整个华北）的贫困主要是明代以来人口暴增，自然遭受系统破坏，环境根本恶化的结果。又加上海河水系支流太多，而出海口太短促狭窄的奇葩构造，使得整个海河流域（也就是京津冀）像个闷葫芦，在古代几乎逢雨就涝，清代民国洪水频率几乎不到两年就一次。洪水退后往往又导致蝗灾和土地盐碱化，造成河北和鲁北，是全国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也是出流民最多地区，闯关东就是这么来的，北京南城的老市民也往往是海河流域逃荒灾民的后代。（海河水系图，来源：地理公社）所以，河北的贫困问题本质跟北京无甚关联，不是北京搜刮的结果。从元代定都北京开始，帝都运营的庞大支出，就是依赖东南四省财政。反而，河北乃至整个华北，因为有首都资源的外溢效应，改善了处境，不然跟南方差距更大。尽管为了保障北京的安全、重大国际活动、庆典、环保，河北很多方面受到了限制，付出了很多牺牲，但如果实事求是分析，该省从北京获益的东西更多。（外国传教士记录下的海河大水和灾民，这种情况在明代以后，华北地区是司空见惯）比如通往北京的交通网都需要路过河北，河北因此成为全国高速公路、铁路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北京聚集的全国工业、金融、服务业资源外溢，首先受惠的就是河北，河北大企业基本是北京搬迁过来的；河北总体每年接受中央4000亿左右的转移支付补贴，是财政净受益省，而不是倒贴中央的省份。言归正传，再说本次河北洪灾，从媒体报道和自媒体反映的情况看，受淹比较严重的是与京西南毗邻的保定易县、涞水、涿州一带；另外，廊坊文安、永清、广阳一带，沧州献县，以及邢台宁晋一带开始泄洪。其中涿州受灾最为严重，整个城区都被淹没。现在关于河北部分地区被淹的原因，网上流传最多的是两个说法：1.

淄博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并不是在于它的营销手段多么有创意，烧烤多么好吃，恰恰是发挥了最传统的那一面，即强政府社会的优势。1.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个地方基本可以依托本地充足的人口红利和土地资本，利用工业化、城市化两个驱动力，不需要怎么努力就能实现高速发展。但是最近几年，人口红利基本耗光，工业化和城市化也都进入收尾阶段，加上全球化加速逆转，民营经济活力下降，资本供应也越来越紧缺，各种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都呈现紧缩状态。因此，对于多数地方来说，“躺赢”的时光已经不再，维持经济正常增速的压力骤然加大，仅靠本地资源根本无法维系正常经济增速，各城市间争夺资本和人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城市营销，打造城市品牌越来越成为一个地方的必修课题，就像一个企业，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内，你不去对外营销自己，你就无法得到生存。2.

今天是胡耀邦同志逝世34周年纪念日。从昨天起，胡耀邦同志家属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自发而来的上千祭扫人员，就聚集到共青城，以至于富华山胡耀邦陵园附近的几个酒店都满房，很多人不得不去远一点的地方去住。今天上午9时，大家来到耀邦陵园，向耀邦陵墓前敬献鲜花，并三鞠躬致意，然后环墓一周瞻仰耀邦纪念碑。德平同志代表家属做了简短发言，他说，非常感谢大家从各地赶过来，甚至有人从陵园建起之后，都年年过来，这让我们家属很感动，但是，大家工作都很忙，以后不必亲自过来，大家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改革事业结合起来，就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下图为2019年纪念胡耀邦逝世30周年仪式旧照）今天，在共青城的一些高等院校和小学也组织同学来瞻仰纪念胡耀邦，德平下山时正好遇见一群小学生，他们请求与德平合影，德平欣然同意。老师们邀请德平站在中间，德平执意不肯，一再邀请老师们也都过来站在一起。德平所说的每年都会过来瞻仰纪念胡耀邦的人，的确有不少。据我所知武汉大学的王一鸣先生和湖北省社科院的贺绍甲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贺绍甲先生当年是荆湘神童，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没想到这位高材生大二时被打成“娃娃右派”，此后尝尽人家辛酸艰苦。在最绝望的时候，受到耀邦的鼓励，渐渐恢复人生信心。拨乱反正后，贺绍甲利用劳动改造期间自学的德语、英语，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翻译进入我国，其译著的《逻辑哲学论》被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贺先生没有外语基础、哲学基础，完全靠自学，尚可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者，如果当年不遭受人为强加的挫折，能够完成物理专业研究，相信也一定有不凡的成就。（德平代表家属对前来祭扫人员表示感谢）有很多人问，胡耀邦为什么葬在共青城呢，是不是他的遗愿？这还要从胡耀邦与共青城的渊源谈起。共青城是1955年来自上海的98名共青团员垦荒队员建立起来的，他们刚到的时候，这里尚是鄱阳湖边上的一片荒地，这些共青团员搭起草棚住下来，进行垦荒、养殖。胡耀邦听说了他们的事迹，在他们到来后第40天就来看望，与他们一起在草棚内吃盐豆、喝稀饭，并给他们垦荒的地方命名为“共青社”。不过，这些上海来的垦荒队员既能干，又有商业头脑，他们先是把这里建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农场，改革开放后又大力发展工业，建立起鸭鸭羽绒服等大型企业集团，将一片荒野滩变为一个现代化城市。胡耀邦1984年第二次来这里视察的时候，看到这里欣欣向荣的景象，非常高兴，又给这里提名“共青城”。（共青城现在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生态新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至于葬在哪里，他自己生前也没有交代。夫人李昭和子女都反对葬在八宝山，觉得耀邦一生最牵挂普通老百姓，最后应该回到人民身边。当时，老家浏阳、共青城、井冈山和延安领导都表达了希望耀邦葬在他们那里的愿望，最后李昭选择了共青城，理由有三：第一，耀邦祖籍江西，江西又是其参加革命的第一步，因此对江西有特殊感情；第二，耀邦30多年来一直牵挂共青城的发展，他和共青人之间已经有一种难舍难分的亲情；第三，团中央是耀邦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共青城是唯一一座以共青团名字命名的地方，也算归得其所。李昭做出了这个决定后，德平和李恒就在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长杨德中陪同下，去共青城选择墓地。共青城的干部群众听说耀邦要葬在这里后，非常感动，他们愿把城里最好的公园，最好的田地贡献出来，建造耀邦墓地。江西省领导毛致用、吴官正和共青城领导先后带德平、李恒看了七处地方，尽管这里环境都很好，但是家属都拒绝了，他们的想法是：“在你们绿化过的山上修墓，免不了要砍掉很多树木，这是农场工人辛辛苦苦栽培出来的，在这里建墓是与民争利，父亲在天之灵知道的话，一定会不安的。”最后，家属选中了远郊区的一坐40米高的荒山——敷阳山（后改名富华山），当时石头袒露、红土斑驳，同行人员都说太荒凉了。但是德平毫不介意地说，只要有个地方安放骨灰、旁边做个标记就行了，不必要求那么多。德平和李恒再三叮嘱：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墓地不要大兴土木，也不要建灵堂、纪念馆等建筑物压在他身上了；他生前是个解放了的人，死后也不要被大理石或钢筋混凝土的墓穴缚住，只须将骨灰深葬地下，让他与养育过自己的土地融合在一起就行了。随后，中央办公厅批准了家属的选墓方案，并委托江西省政府建造。不过，江西的干部群众对胡耀邦具有深厚感情，他们认为应该更加庄重地纪念这位受人爱戴的革命家。当地群众自发为墓地建设义务劳动，很多艺术家也自愿为墓地建设提供设计方案，仅仅用了8个月时间，简单大方庄重的墓地就建成了。（陵园正门刻着胡耀邦早年所书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从陵园入口处到墓碑前，是两条弧形通道，各铺有73级石阶，象征着胡耀邦73年人生。整个墓碑像一面直角三角形的旗帜，高4.43米、底边长10米、碑重73吨。墓碑的右上方，是胡耀邦头部雕像，栩栩如生，从正面看，面带微笑，从侧面看，则是忧国忧民之态。在紧靠墓碑右侧的一块石头上，有李昭亲笔题写的“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八个字。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以后二三十年，陵园又进行了绿化、改造，但是这都是当地群众自发完成的，没有花国家一分钱。1990年12月胡耀邦正式安葬在共青城后，尽管这里早年交通极为不便，但是每年仍有40万以上各地群众前来瞻仰，高峰期，如1999年逝世10周年纪念日，有多达2万人来祭扫墓地。同时，也有一百多位国家领导人到陵园祭拜参观，其中包括两位总书记、四位总理和二十余位正国级领导人，很多人在墓碑前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更有很多年迈的老同志，在行动允许的情况下，一定坚持要来共青陵园看看，了却一番心愿。原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屡次想来祭拜，奈何因年老体衰不能成行，后来专门委托我国外交部带来90株樱花，载在耀邦墓周围。今天下山时，看到陵园停车场内，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车，有一位老人带着一家三代从外地过来，看着大家手持鲜花，拾级而上，心中想起那句话：活在人民心中便是永生！

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地理上唇齿相依，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后院，历史上每次蒙古高原的环境变化，都会深刻影响中国内地的历史进程。蒙古国的荒漠化如果不能遏止，中国将是这场环境灾难的最沉重买单者。（1）本来刚刚过去的周末风和日丽，整个北京碧空如洗，一副怡人的大好春色，然而，周一又是另一个极端，天气昏黄，狂风大作，浮尘夹杂柳絮，让人难以呼吸。这已经是北京今年入春后的第五场沙尘暴了。过去十多年，沙尘暴在华北几乎绝迹，但是从2021年起又开始闯入北京，尤其是今年成为常客，几乎每十天就回来扫荡一次，让大家过一个完美的周末成为奢望。（晴日的北京国贸商务区和沙尘下的国贸商务区）北中国的这个春天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沙尘暴？是北方没有做好环保导致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二十多年来环境治理和北方气候暖湿化的双重影响下，三北的荒漠化得到根本控制，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从2000年的276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55万平方公里，大约减少了一个半山东省的面积。华北主要沙源地内蒙古的治理效果最明显，2000年以来，内蒙古荒漠化土地每年减少约200万亩，这几乎相当于内地一个县的面积，中国北方成为全世界防治荒漠化最成功的地区。笔者曾经在内蒙古投资和经营农业项目，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以前内蒙古与河北、山西、辽宁交界的地区沙漠化都很严重，现在经过二十年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已经是到处绿意葱葱。沙化最严重的科尔沁沙地，在中央大笔生态治理专项资金下，生态也有了根本逆转，从翁牛特旗县城乌丹到开鲁县的沿西拉木伦一带，过去是黄沙漫天，沙丘比山还高，现在都栽上了灌木，沙丘得到固化，一些野生动物也回归，开车时不小心就会撞上野兔子。（2）那么当下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我们更北的后院——蒙古国的环境出了大问题。蒙古国自从1921年与中国事实分离后，开始了国家现代化历程，它的两个主题是：废除喇嘛教，解放劳动力（过去蒙古族三分之一男子出家，长期人口负增长），发展牧业生产；开采矿产，发展工矿业。从1921年到现在，蒙古国人口从54万增长到341万，增长了6倍以上，而同期中国内地人口只增长了2倍左右。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蒙古国终于逃脱了俄罗斯人的控制枷锁，走向了独立发展道路，人口增长更快，1990年其人口是216万，到现在增长了60%左右，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自从1990年代废除了苏联强加的集体牧场模式，实行“包产到户”后，蒙古国牧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存栏牲畜数量从2590万头增加到现在的7100多万头，而生态条件更好一些的内蒙古，牛羊存栏数量只有6800万头，这还是基于内蒙古有1.7亿亩耕地，粮食饲料丰富的基础上（谷物产量3840万吨），而蒙古国几乎没有耕地（谷物产量只有42万吨），单靠低温的贫瘠草皮，供养这么多的牲畜，实在是非常困难。根据草原生态学的测算，大约每1公顷标准草场供养一头羊，草原常见动物都可以换算成为羊单位，一匹骆驼等于7个羊单位，一头马等于6个羊单位，一头牛等于5个羊单位。总体来讲，蒙古国草原承载量都是6000万个羊单位左右。其实蒙古国的牲畜量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指标，到2019年的牲畜存栏数量更是超过1.1亿羊单位（马420万匹、牛480万头、骆驼47.24万峰、绵羊3230万只，山羊2930万只），环境承载量已经超标80%以上。（蒙古国牲畜存栏量增长图，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蒙古国家统计局）加上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过去在苏联控制的经济贸易体系下，蒙古矿产只能出口给苏联和东欧国家，并且是以物易物贸易，这些矿产的价值得不到体现。而自从蒙古国加入世界市场体系后，马上尝到出口的甜头，于是奉行“矿业立国”的政策，现在各种矿产资源采矿点达8000个以上，产量达到5000多万吨，由此每年导致的荒漠化面积也达到上百万亩。（采矿给蒙古国带来惊人财富，也带来环境破坏）在这种现代化的驱力下，蒙古国荒漠化越来越严重，72%的土地出现荒漠化，500多条河流断流、400多个湖泊干涸，全国草场面积减少了20%以上，尤其是环境最脆弱的中蒙边境地带，65%以上的草场都出现不同程度退化。随之而来的是极端天气增加，1960年代，蒙古国每年沙尘天气天数只有20天左右，到2010年代就增加到100多天；暴雪或极端干旱也是轮番登场。（3）历史上漠北高原环境承载极限约100万人，即便是当今的城市化带来环境容量增加，整个蒙古国的环境承载量其实也不过200万人左右。而蒙古国人口仍在以较高速度增加，到2050年达到500万级已经不是问题。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就不得不养更多的牲畜，开采更多的矿产，蒙古的自然环境持续恶化也是定数，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环境灾难，我们的沙尘天气或许就是以后春季的家常便饭。蒙古国在地球上是一个存在感较低的国家，它的环境灾难并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因为从地理上讲，蒙古高原和中国东部平原是东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东亚历史的变迁基本是这两个板块区域文明互动的结果，任何一方生态发生大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文明秩序产生剧烈冲击。两千多年来，每一次北方草原的环境恶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游牧民族南下浪潮，导致中原王朝的覆灭。虽然工业革命以来，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形势有了根本改变，蒙古草原荒漠化不再会引发游牧民南下的事情。但是，蒙古高原生态变化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冲击，依然不可小觑，如果不加遏止，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总体看，中国东部气候是由蒙古高原冷高压与西太平洋低气压互动的结果，地表植被严重破坏，会导致蒙古高原气流情况发生改变，进一步影响中国北方气候：不仅增加沙尘天气数量，也会增加极端天气的数量，带来大旱和大涝问题。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气候恶化还会影响到投资和人口流动走向，对一个地方兴衰产生多方面影响。（在东亚的四个地理单元中，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的环境和文明关系最密切，二者具有高度互联性）所以，蒙古高原荒漠化也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看似是一个气象学小事，但是导致的长期效应，或许数百年后回看，就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气候变迁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致命影响一样，其历史威力可能不会弱于当下大家所聚焦的中美竞争加剧、老龄化等问题。（4）蒙古高原与华北地区唇齿相依的实质特性，决定了没有蒙古国稳定的环境后院，就没有北方中国安定和繁荣。而蒙古国土面积大，政府财政能力又弱（不及中国一个地级市），根本无力应对这么庞大国土的荒漠化问题，只有中国等周边环境相关的大国介入，才能扭转这个趋势。详细来说，中方有以下几点工作值得做：第一，中蒙高层交流中，环保列为双方领导人探讨的重要议题，中方要对蒙方表达对环境恶化的关切，让蒙古高层感受到治理环境的压力。第二，加大对蒙古国环境治理资金援助力度，比如在给蒙方提供的贷款中，增加环境治理专项贷款。这一点过去日本对华开发援助贷款（ODA），以及世界银行对华贷款中，也都有治理荒漠化的专项资金。第三,

首先笔者极其不赞成举报，举报对改善教风没有好处，反而助长学生不正之风，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期末教学测评上反映，过去学校也有种种监督或反映渠道，而不是用这种手段；更不赞成网络上很多上升到民族主义去批判，把被举报的教师贴上“美狗”、“汉奸”之类的标签，进行网络审判。但是笔者这两年也留意到被举报老师的具体言论，完全抛开政治价值，单从乐观事实看地话，这些老师的观点很多也是站不住脚的，传递的都是老年聊天群或过去X涯贴吧里随处充斥的廉价、浮夸信息，存在明显的常识漏洞以及思维的浅薄。且看本次南航老师被举报的讲课内容：1.中国经济70%靠出口，如果外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一大半中国人都没有饭吃。2.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最为民主的时期，因为段祺瑞给刘和珍君道歉了，而且那一段时间换了很多总统。3．我们用的所有电子产品，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欧美的，包括你们的手机、电脑、相机等。4．在电动汽车上投入再多，也赶不上特斯拉。数学物理成果全部来自西方，连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大学这么多定理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命名的。5.美国流浪汉多是因为一犯罪就找不到工作，不管哪里招职员都要查背景。而中国即便犯罪也没人查你背景，不久后照样找工作，所以流浪汉少。6.

改革世代的政治家们倡导理性、宽容、自由、合作，他们开创了全球化的、和平繁荣的新时代，他们的政治遗产值得我们珍惜。今年是个送别的年份，7月份日本历史上担任首相最长的安倍晋三遇刺身亡，8月份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冷战的重要终结者之一戈尔巴乔夫撒手人寰，9月份在位长达70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世长辞，而11月的最后一天，曾经领导中国长达15年的第三任领导核心也去世。大家都感到，今年走的政治家特别多，并且都是长期驰骋于政界的大腕级政治家。尤其是后面三位领导人的去世更让人感到唏嘘：他们都是结束一个动荡对立的旧时代，开创一个新的和平繁荣全球化时代的灵魂人物（虽然英国女王不直接干预政治，但她是全球化和自由主义者忠实拥护者，用她的道德影响力一直在推动这个潮流）；他们几乎都是同龄人，不约而同走向历史舞台，聚到一起，又不约而同离去，历史总是这么玄幻！他们在充满了疫情和动荡的时刻离开，更让很多人感到悲伤，不由让人产生一个时代真的走向结束了的喟叹！人类历史发展总是充满波折反复的，大体而言，一战前的半个世纪是全球化加速时代，一战之后，尤其是1929年大萧条后，世界陷入逆全球化，同时各种极左或极右的思潮广泛传播，在此后半个世纪里，全球充满战争、撕裂和内耗，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都发生在这半个世纪。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推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市场化的大幕徐徐拉开，人类又逐渐回归到一个光明、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创者大致都是1910年左右出生的人，比如政治家邓小平、里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曼、科斯等，而他们推向高潮的则是八九十年代活跃在政坛的，出生于1930年左右的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希拉克、江泽民、金大中、科尔、叶利钦、霍克、马尔罗尼等，我们姑且称之为“1930世代政治家”或“改革世代政治家”。如果百年之后人们回顾历史，那个时代很可能是个群星璀璨，很难被超越的时代，是一个被人缅怀的、充满希望的时代。（自由主义繁荣时代的政治家们：里根、马尔罗尼、科尔、撒切尔）总体上讲，这一代政治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受过较好的教育，性格较为温顺，是人类规则的遵从者，而不是挑战者，他们希望运用人类的普世价值建设新社会，而不是像他们的上一代一样去挑战常识和规则。这一代人执政期间，大致留下了以下政治遗产：1.

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为代表的1930一代学人，群星璀璨，是百年来人文思想界学术造诣最优秀的一批，他们这一代人的奇迹出现，是多种历史机缘重叠的结果。昨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林毓生先生去世的消息，林毓生先是师从中国最优秀的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又师从全世界最优秀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做了他的关门弟子。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博士后，林毓生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工作，主讲中国思想史，1994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认为如果评选中国当代十位最优秀的人文学界大师的话，林毓生算是一个。我印象中与林毓生先生见过两面，其中有一次是李欧梵与他的对谈，谈话主题是反思“五四”。我听了他的演讲后，觉得人间怎么有这么深刻的大脑呢？跟这种人学习才叫做学问。回去之后，我很兴奋，跟邱立本先生说：林毓生真厉害。邱先生说那你可以以后跟他念博士啊，实在不行念香港科大张灏教授的博士，这位老先生也很厉害。我接着就找来张灏先生的书来看，记得后来还通过邮件。当然，终因视四年或五年博士生涯为畏途，没有跟二位先生产生师徒缘。这里要牵扯出张灏先生，张灏基本与林毓生同龄，张生于1936年，林生于1934年，都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但是张比林毓生早毕业一年。张灏大学毕业后去哈佛深造，师从巨擘史华慈(Benjamin

珍惜来之不易时间窗口，避免无秩序的破防。再次重申拒绝躺平，只是讨论另外一些科学问题。（一）疫情的演化有两条道路，一种是随着疫苗的推广以及特效药的成功，大流行能够较快停止，这样中国可以完美躲过疫情，以全世界最惊人的低代价，渡过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这种情况下，动态清零可以当做我们的目的，只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零感染，就可以安全渡过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疫苗基本普及后（全球已经接种了129亿剂疫苗），大流行并没有终止，特效药也迟迟不能问世，不过，病毒危害性下降了很多，逐渐过渡到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态度，疫情演化朝着第二种方向发展：新冠疫情可能将长期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这种情况下，动态清零仍是必要的，但是无法再成为我们的终极目的，只能作为一种策略或手段，为我们创造时间窗口去争取更多应对资源，减少死亡。（二）总体来讲，在疫情第一阶段，中国的动态清零是全球最成功的抗疫模式，这个模式有效克服了中国医疗资源的不足，创造了世界最低的死亡率。如果按照当时病毒的死亡率，中国发生大流行的话，至少要死亡三四百万人。同时，动态清零有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延缓了全球经济衰退，不可想象全球两大经济体同时出现衰退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场面，中国生产的稳定运行，也为西方国家抗疫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源。但是随着疫情演化为第二种模式，原有抗疫政策的损益表出现了巨大变化，我们不得不面对三个现实的问题：1.

胡耀邦等人对“一胎政策”的纠正，累计让我国多生了近1亿人口，为推迟老龄化危机，以及延续21纪初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拨乱反正时期，出于对人口情况的担忧，中央接连提出了“计划生育”和“只生一胎”的政策。事后来看，这些政策提出是过于仓促，缺乏详细论证，急于求成的。从1978年2月，华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到1979年1月的全国人口计划生育会议提出“一胎化”方针；紧接着各省制订《计划生育条例》，确定政绩考核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见注释一）。可以说是仓促上马，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情绪化的产物。此时，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被介绍到国内，文中提出的人口爆炸思想，引起国内相当多人的共鸣。田雪原、宋健等学者的“人口控制论”，更从学理角度论证了“一胎政策”的合理性。这些思想都加重了高层对人口形势的担忧（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反改革的“凡是派”和改革派取得了罕见的共识），强化了他们推行计划生育的决心，并且将计划生育上升为与改革开放同等重要的“基本国策”。但是，自从“一胎化”政策提出，中央内部亦有少数不同的意见，他们以胡耀邦为代表。胡耀邦同志认为，应该防范人口无节制增长的状态，但是反对用一刀切、强迫地方式推广一胎政策。并且，在其1980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顶住各种压力，想方设法对一胎化政策进行力所能及的修正及改变。一、推动“女儿户”可以生二胎1980年6月26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健也出席了这场汇报会。根据近年宋健在接受哈佛大学教授Susan

一、国内关于俄乌战争的两极化认识乌克兰战争是自媒体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自开战起就产生了以往战争所不具备的强大信息流，最近几天，微博和微信所有热点话题几乎都是关于乌克兰冲突的。有心人可以发现，这些自媒体或通讯工具中传播的最新战报之类的信息，多数是未经核实的假消息。很多学者都认为俄乌战争开创了战争的新形态，自媒体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交战双方都不断制造符合人们胃口的虚假信息，利用传播效率极高的自媒体投喂给受众，左右大众情绪，进而影响各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受这些充斥于自媒体的假消息的影响，国内对乌克兰战争局势的理解呈现出两极分化（或撕裂）的状态，一些人把俄军想象的太不堪，一些人把乌军想象的太不堪。人们夹杂着自己的情绪、价值判断及虚虚实实的消息，构建乌克兰战场上的画面，其实，这两种认识与事实真相出入都很大。乌克兰局势到底如何，未来朝着什么方向演进？是大家普遍关心，又缺乏可靠信源的两个问题。本文综合俄罗斯、新加坡、以色列、德国、美国等权威媒体的报道，以及对乌局势具有深度研究的智库（主要是CSIS及ISW）的相关报告，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些初步总结分析。

（一）北京时间昨天上午11时左右，俄罗斯发起了对乌克兰的全面武装进攻。乌克兰战争这个话题，迅速取代X州事件，吸引了互联网绝大多数流量。在中文媒体世界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战争被描述成一部浪漫史诗：俄军开战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摧毁乌克兰的海军、空军力量，在敖德萨登陆，在基辅空降；开战7个小时后（下午6点左右），诸多主流媒体，在不求证信息源的情况下，又说俄军已经进入基辅市区。似乎乌克兰溃不成军，比当年科威特军队还废柴，而俄军所向披靡，T90坦克车进展速度比法拉利赛车还要快，仅用数个小时就可以占领一个中等国家。无数人的朋友圈都在赞叹俄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普京也被中国人封神，亿万人争相顶礼膜拜这位“普京大帝”。中文媒体中的西方是另一幅场景：欧美诸国政府应对无措、颛顼无能、懦弱不堪，民众麻木、一盘散沙。各种段子铺天盖地，似乎西方根本不可能奈何得了俄罗斯，二战及冷战以后的地缘政治格局，俄罗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击溃。于是网上又出现一波言论，认为中国武统台湾、收复藏南根本不在话下，似乎今天出兵都有点晚了。微博上有个关于统一台湾的段子：“早上出兵，中午结束战斗，下午核酸检测发身份证，晚上与大陆同胞一起看新闻联播，第二天一大早唱《义勇军进行曲》、升五星红旗。”似乎无数先辈梦寐以求却不能完成的祖国统一大业，在24小时内就可以轻轻松松交作业了。（二）不过这些与乌克兰战争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中文世界对乌克兰战争的信息呈现严重失真，显然这是轻信了俄罗斯战争信息烟雾弹（这是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常规行为），或者一些网民出于臆想，自行杜撰的结果。笔者综合包括俄罗斯塔斯社在内的世界十几个最权威主流媒体信息，初步梳理了乌克兰战争第一天战斗的真相：1.“俄罗斯一个小时就摧毁乌克兰海军，然后在敖德萨登陆，并且占领敖德萨”。其实俄罗斯只是远程袭击了敖德萨，并没有在敖德萨登陆，乌克兰海军基地受到袭击，但是并未全军覆没。2.“俄罗斯一上午就摧毁乌克兰空军，取得绝对制空权”。其实乌克兰空军共约3.6万余人，至少225架战机，是欧洲第七大空军力量，在没有大规模升空作战，或地毯式轰炸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将其全歼。事实情况是，乌克兰空军主力尚存，自称第一天击落7架俄罗斯战机，俄罗斯也承认有一架坠毁。3.“俄罗斯伞降兵在乌克兰十几个主要城市降落，并将当地军队缴械”。实际这是数年前俄罗斯军事演习的视频，除了被分离的顿巴斯地区外，乌克兰每个城市都还在自己控制中。4.“俄白联军已经进入基辅郊区”。实际情况是，俄罗斯距离基辅最近的部队，即从白俄罗斯境内进攻乌克兰的部队，仍然在白乌边境切尔诺贝利与乌克兰激战。我们从央视的直播画面也可以看到，基辅市内晚间仍然灯火通明，比较平静。（今晚电视直播中的基辅，夜间依旧灯火通明）综合外国媒体，以及俄罗斯国防部、美国国防部的信息看，俄罗斯第一天的进攻仍是“有限战争”，共发射了约

徐州事件令人发指，揭开了现代文明表象下，仍有相当数量女性受到中世纪式压迫的冰山一角。全国人民在这个事件中，展现的对正义、真相的执着追求，有助于督促责任有关方，做出认真调查，并让罪犯得到应有惩罚，这是个好事。徐州事件的更重要意义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视社会上种种歧视、迫害女性的现象，探究其根源，并作出系统改变措施的契机。丘吉尔说“不要浪费一次危机”，每次苦难都应该是我们反思和进步机会。因此，我们应该站在以解决问题，而非泄愤的立场上，去思考徐州事件，这才能对得住“铁链女”这些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更有价值。一、不应该只着眼于徐州，而应该着眼于全国所有拐卖和虐待妇女严重地区现在很多人对拐卖和虐待女性，并不认为是在全国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而认为这只存在于徐州及周边其他苏北地区，并将不自觉与“苏北人劣根性”这些刻板思维挂钩。由此从一个社会问题，转移为“地域黑”，甚至为了“地域黑”而“地域黑”，把徐州描述的一文不值，甚至还要发起抵制徐州。我在关于《由人口普查数据看徐州及周边买卖婚姻的普遍性》一文就指出，拐卖妇女不仅仅限于徐州或苏北，在山东、安徽、河北、河南等地都很严重，后台收到不少很愤怒的留言。有的说，你非要扯上这些“无辜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其心可诛吗？但是在笔者查阅到的所有人口拐卖研究成果中，河南、山东、河北及安徽都被认为是拐卖妇女最主要的流入地。比如，在北大法学院制作的“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涉及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罪司法案件有1.5万余例，其中，河南、山东、云南、福建是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多发地。具体为：河南2041例，总占比为15%；山东省1800例，占13%；云南省1681例，占12%；福建省1107例占8%。其次为四川省、河北省、安徽省、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也都占比在3%以上。再比如，我国最大的法律AI公司——擎盾集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网中24283件拐卖妇女儿童罪案做了统计，案发地域依次为：云南省（3982件）、山东省（3090件）、河南省（2555件）、福建省（1767件）、河北省（1548件）。（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区域分布，数据来源：擎盾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这些拐卖人口案件高发省份中，云南案件多主要是因为它是最大的人口拐出地，而山东、河南、福建、河北、安徽则主要因为它们是人口拐入地，这些省份吸纳的被拐卖人口远远比江苏多。另外，以地级市为单位的话，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拐卖人口案件，前十名地级市分布于山东、河南、河北和福建，里面并没有徐州。因此，最起码从近20年看，徐州并不是人口拐卖最严重地方，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徐州以外的地方。各地官方编纂的地方志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支持了上面的大数据分析。根据山东省志记载，从1979年至1983年，流入山东的妇女就有3万多人，其中一半是被拐卖来的；1988年6月-12月全省打击人口拐卖转向行动中，抓获人贩子12844人，解救妇女16414人。笔者曾经在上篇文章中，通过归纳统计徐州市在人口普查中登记的西南少数民族人口数据，来推算该地买卖婚姻的普遍性。如果我们查阅山东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也可以发现，这里很多地级市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并不徐州少。为了增加比较的全面性，我们不仅选了跟徐州文化习俗相似的鲁南A市，还选了距离徐州较远的鲁中B市。统计数据表明，这两个地级市来自西南云贵川的少数民族女性与徐州不相上下，并且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要比徐州多很多。比如徐州只有傈僳族39人，而这两个地级市却分别有285人和457人。有人说，这些西南少数民族人口都是打工者或官方组织的水库移民，但从人口性别结构看，女性明显占绝对优势，说明这种人口迁徙是以婚姻为主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山东A、B两个地级市西南少数民族人数统计，数据来源：《山东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1）徐州位于苏鲁交界地带，本来绝大人口都是汉族，除了有些回族外，基本没有什么其他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徐州有18个少数民族，共9000余人。但是短短18年以后，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徐州少数民族增加到47个，共20268人。这期间徐州市人口仅仅增加了30%左右，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多。为什么少数民族增长如此迅猛呢？是徐州经济发达，像广东那样吸引了各地打工人口吗？显然不是。徐州经济原以煤炭、机械等重工业为主，改革开放后就不断衰落。这些新增加的少数民族，无疑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婚姻迁徙方式而来的西南云贵川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比如江苏“五普”对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怒族、拉祜族人统计显示，其中女性为3116人，而男性仅有227人，不足总数的7%）。有必要先指出的是，这些以西南少数民族女性为主的远程地域通婚，普遍都是买卖性质的，或者是非自愿、强迫性婚姻。远嫁东部的女性一般具有学历低、年龄小的特点，根据《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作者陈业强教授，对小龙梅所在的福贡县100位跨省婚姻女性所做的调查，只有两人是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其他都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或文盲。因此，这些女性对婚姻选择缺乏判断能力，即使出于人的本性来讲，也不愿背井离乡来到陌生遥远的地区，她们往往都是都是父母贪图买婚者的彩礼，或者受他人胁迫拐骗而成婚的。另外，根据专门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流动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的调查访谈，这些远嫁东部的女子，家人一般都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她们走之后也很少跟家里联系，更凸显了这种婚姻的买卖交易性质。徐州发布的八孩母亲调查报告，展示的细节显然符合这些特征。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徐州市人口的民族细分统计（表一），揭示了这种买卖、强迫性婚姻的一角，结合社会学者们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表一，徐州市2000年“五普”民族人口统计，来源：《徐州市志》第1169-1171页）第一，这种买卖、强迫性质的婚姻不是偶发个例，而是广泛存在、成千上万，仅官方统计的徐州市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就多达近6000人。如果加上近二三十年来自西南贫困地区的汉族女性，及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女性，数量更为庞大，可以说买卖强迫婚姻几乎每个村都有数例。并且，官方的人口普查统计也不完整全覆盖的，徐州发布的调查结果称小龙梅为来自云南福贡县的傈僳族，然而，2000年及2010年的两次人口调查均显示，风县没有傈僳族人口。因此，可以说明，在人口统计之外，本地仍有不少被拐卖的妇女。第二，这些买卖、强迫婚姻女子，普遍进入苏鲁落后地区的乡村，比如“五普”显示，嫁入来江苏的傈僳族789名女性，仅有18人来到城市，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嫁入苏北农村。她们婚姻匹配的家庭，又无一例外都是当地最贫困的家庭。因此，这意味着她们在婚姻迁徙中，一般都是流落到当地社会最底层，注定了她们很多人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第三，由人口统计数据倒推到他们的来源地，可以发现，这些迁徙婚姻涉及了几乎所有西南少数民族，甚至连基诺族、普米族、怒族、布朗族此类居住在最边远深山、人口稀少的民族也都被裹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买卖婚姻洪流中。可见当年西南地区人口拐卖是多么严重，几乎渗透到云贵川桂的每个角落。（2）现在人们把矛头都指向徐州，似乎这是徐州特有的现象，其实买卖人口（不仅包括买卖妇女，更包括买卖儿童）这在苏南以外的整个江苏，以及附近的山东、皖北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甚至在一些地方比徐州更严重。比如，江苏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比1990年的“四普”增加了62%以上，增量为10万余人，最主要来源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其中苗族1.7万人，侗族7394人，彝族6284人，布依族6167人，哈尼族1926人，白族1847人，傣族993人，傈僳族789人。这些外来女性的流向又集中在封建意识较为浓厚的苏北苏中地区。以彝族在江苏的分布情况为例，70%分布在苏北和苏中地区，最多的依次是徐州934人、宿迁856人、连云港689人、盐城575人，而苏南地级市都在400人以下。显然，这种人口迁徙不是经济务工因素驱使，而是婚姻迁徙因素所导致的。跟徐州毗邻的山东省，改革开放以来流入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数量要比江苏更多。从2010年的“六普”统计看，山东是全国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女性第二多的省份，仅次于他们的主要聚居地云南；也是普米族女性第三多，布朗族女性第四多，傣族女性第五多的省份（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处于最东部沿海的山东与西南地区，远隔千山万水，按照人口自然分布辐射规律，本来不应该有什么西南少数民族人口；从经济上讲，山东是人口总体迁出地区，外出务工经商的多，吸引的外地人口少。山东有如此规模突出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显然也是非自愿性婚姻迁徙的结果。（3）为什么徐州，乃至苏鲁两省的非自愿性婚姻如此普遍，并且屡禁不止呢？从根本来讲，这是长期重男轻女的恶果。首先，重男轻女导致严重性别失调。实行计划生育之前，苏鲁新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3－107的正常范围，1990年山东和江苏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6和114，2010年分别为119和117。作为封建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最顽固的苏北鲁南地区尤其高，比如徐州达到121。徐州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男女人口差异就在30万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是本地婚配的话，有30万男人找不到媳妇。其次，重男轻女加剧了那些过剩的男性必须要结婚、传宗接代的意愿，进而加剧这些地方婚姻市场上的供需不平衡。为了解决这种婚配不平衡，像董志民那样的、在本地没有婚姻竞争优势的男性，通过买卖的方式，从比本地更落后的西南边远地区引进女性，成为解决婚姻供给短缺的最重要途径。我们可以看出，同样作为东部省份的浙江以及东北地区，因为女性地位相对高，社会风气相对开化，流入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就少的多。比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山东、江苏两省的哈尼族女性分别是2938、1926人，而浙江789人、辽宁74人；佤族分别是山东4424人

我国最迟将从2024年起进入漫长的人口下降期，人口的负增长对我国未来的挑战将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国家安全、国际竞争等方面。昨天（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人口数据，显示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亿，比上年末仅仅增加4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历史新低，我国人口净增长幅度甚至还不如非洲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小国。这说明去年推出的“三孩政策”并没有收到期待的效果。这个政策刚出台时，经济学界抱有一片乐观情绪，笔者通过对我国台湾、日本、美国亚裔的新生儿孩次结构的分析，就在财新撰文（《三孩到底能增加多少新生人口》）指出，当下人口生育颓势，主要是人们的一胎生育意愿低，而不是三胎需求没有被满足，正像一些网友说的那样：“我没有买三辆劳斯莱斯并不是因为限购”。因此，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大胆生一胎，放心生二胎，三孩政策只能是起救济补充作用，顶多让我国每年多生40万，也就是说，仅仅使每年新出生人口增加3%，或者使得社会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加万分之三，对于我们14亿人口规模的体量来说，杯水车薪。最近官方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印证了这篇文章的判断。最近十年，我国新增人口总体呈急剧下降趋势，其中2012年净增1006万，2018年减少到530万，2020年进一步减少到204万，而去年仅仅为48万。照这个趋势看，很可能今年、最迟到2024年中国人口就将进入负增长状态。（1962年以来全国历年人口净增量走势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进化论）做这个结论并非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而是有数据在背后支撑的：从2010年“六普”到2020年“七普”，15-49岁育龄女性人口减少了4591万（这相当于美国育龄女性数量的60%），去年一年又减少约500万。按照每年新生儿总量与育龄女性总量比4.4%计算（过去五年育龄女性总量3.6亿左右，每年新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少出生22万人口。那么，即便不考虑社会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以及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增加的问题，我国最迟2024年将人口负增长；如果上述两个变量加入进来，可能2022年就实现人口负增长。另外，社会经济的深层次变化，也使得生育率只能会进一步走低，而不是回弹：1.现在人们的生育越来越是基于经济状况的理性判断，而不是以前那样受集体无意识或传统家庭伦理观驱使。通过对比过去10年的新生儿数据可以看出，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性，2012年至2017年之间新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中产群体扩大，使得人口出生率出反弹，出现了二十多年未有的小高峰。很多人把这次生育高峰归结于二胎政策，其实城市中产阶层敢多生还是源于对经济形势向上的预判。而现在看，未来几年经济形势下行的概率会更大，家庭总收入有可能降低，因此，生育率也只会走低。2.城市房价及教育成本高居不下，以及中产基层上升渠道狭窄等问题，造成人们生育意愿很低。以房价为例，我国目前房价收入比是全世界最高的，尤其是大城市已经达到畸形状态（北京、上海、广州中心城区房价收入比分别为41、32、28，而纽约、伦敦、东京中心城区分别为7、10、10），多生育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以后要多买一套房子，对于一个收入不错的中产之家来讲，买一套房子尚且是负担，买两套或多套根本无法承受，这就意味着不敢多生孩子。3.社会物质条件进步及城市化也会带来结婚和生育意愿降低。与我们文化背景相同的日本及“四小龙”的人口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每增长一倍，出生率就会降低40%左右。中国大陆的表现也差不多，2012年到2020年，人均GDP几乎翻番，结婚人数也从1323万对下降到813万对，下降了40%左右，目前我国有4000万左右育龄女性未婚，这意味着每年至少少生数百万人。总之，在未来两三年内，我国人口将达到历史最高峰，转入下降通道，即便是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达峰时间也不会晚于2028年。这意味着我国历史上首次通过自然的，而不是通过战争、饥荒或瘟疫的方式实现人口负增长。这更意味着我国人口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下跌状态，即使未来有所反弹，也很难回复到今天14.12亿的水平。人类的人口周期往往是非常漫长的，汉元帝时期的人口巅峰（约6000多万），到了700年以后的唐代才赶上，北宋时期的人口巅峰（约1.2亿），到了明末才赶上。虽然未来技术变革会缩短这个周期，但是我们今天见证的中国人口巅峰，可能未来一两百年内都很难重复。人口是文明的基本载体，人口变化会对一国文明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其深度甚至有时候大于制度变革所产生的作用力。我们可以通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谁是美国人》可以看出，人口基数对文明竞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可能要超越制度和技术，这是亨廷顿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也是他对技术、制度处于优势，而人口增长处于劣势的欧巴罗人种的前景产生无穷担忧的根源所在。因此，人口负增长是深刻影响未来我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大事，如果未来书写中国近500年来的历史，2020年代的人口达峰将是一个必不可忽略的事件。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学界从文明史高度分析社会变革的传统，对人口负增长导致的老龄化、财政负担加重、消费市场萎缩以外的深层影响，做出研判。第一，城市衰败问题。对于先发国家来讲，城市人口减少带来的衰败问题，是其最重要经济社会难题之一。这些年我先后有意识考察过美国五大湖“锈带”、俄罗斯乌拉尔—新西伯利亚工业区、德国鲁尔区等著名城市衰败地带，深深感觉到克服这个痼疾的艰难。70年代以来，美国东北部很多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左右，大量社区成为“鬼城”，房子卖不出去；俄罗斯东部40%以上小城镇面临被废弃，新西伯利亚这种大城市也是半死不活。他们陷入往复的恶性循环中，人们丝毫看不到重新振兴的希望。（美国著名“破产城市”底特律，鼎盛时期有180万人口，现在不足68万）我国城市衰败问题亦在上演，“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共有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52个与2010年“六普”相比出现人口萎缩，其中整个东北只有沈阳和大连人口有所增长，其余全部是“收缩型城市”，最严重的齐齐哈尔、绥化人口在十年间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城市衰败还蔓延到中部绝大多数地区，安徽14个城市中，8个人口在减少；山西11个城市中，9个在减少；湖北13个城市中，8个在减少。由于过去我们城建步子太大，多数城市建设面积远远超过实际需求，也为此欠下巨额债务。未来中国城市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像美国或西欧那样吸引外来人口，填满城市，维持现有的繁荣；另一种，可能是像俄罗斯大部或中国东北一样，逐渐败落、萎缩，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从先发地区的经验看，城市衰败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塌陷：不仅经济规模缩减、财政衰竭，无力维持城市繁荣，还导致城市生活环境的系统恶化，居民精神状态的颓化，以及社会治安变差等诸多问题。现在我国很多城市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危机，“抢人大战”就是重要预防措施，但是能抢到人的毕竟是少数。（黑龙江鹤岗，因为人口流失，现在平均房价已经跌破3000元/平方米，甚至很多老旧小区一套房产价格跌破5万）第二，区域经济格局重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史表明，劳动力最充裕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最有前景的地区。建国初三十年，劳动力向东北和西北倾斜，因此这两个区域是当时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向东南沿海倾斜，因此这些地方成为新的经济重心。而现在人口形势是：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以及中部的山东、河南增长快，华北、东北、陕甘地区人口在减少；省会及以上城市人口在增加，而地级市及以下在减少。近几年，在人口指挥棒的作用下，经济资源的地理分配正在实现重组：未来东北、华北经济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而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的西南、中原地位会上升；地级市及县城前景看淡，而省会及以上城市会更繁荣。总体而言，成渝、中原、济青、长株潭、武汉城市群是以后区域经济的新亮点。第三，边疆人口结构稳定问题。中国在百年以来激烈的政治激荡中之所以维持了国家统一，根本上源于汉族人口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的优势。从清初到1980年代，汉族人口不仅表现为多，还在增长率上高于其他多数民族，因此，汉文化在这300多年内一直是强势向边疆地区扩张的形势，使得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可以随着汉族移民延伸到各个区域，保障了清代以来奠定的疆域的完整。然而，这种增长优势随着汉族率先进入工业化及城市化（类似还有满族、东部回族及朝鲜族），以政府及对汉族的实行更严厉计划生育政策而结束。目前，汉族人口虽然仍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但是就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区域来看，汉族人口优势在丧失，很多地方汉文明在收缩，少数民族人口则有反超趋势。（总体看，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地区人口增长率远比东部高，西藏和南疆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从1982年的“三普”到2020年“七普”，青海汉族人口仅从236万增加到299万，而少数民族从153万增加到299万，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追平汉族人口，汉族占全部人口的占比从61%将至50.2%，其中0-14岁年龄段中，汉族人口已经降至35%左右；同时期，川西阿坝州汉族人口从30.1万减少到16.7万，而藏族从30.6万增加到53.5万。另根据2011年以来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虽然汉族人口占全疆40%左右，但新生儿占比仅为15%左右，比如2014年新疆总出生63.5万人，而其中汉族只有9.3万，如果没有移民性增长，仅靠疆内汉族自然繁育，新疆汉族人口比例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可能降至25%左右。苏联中后期在边疆地区就面临俄罗斯族人口比例不断减少，以及俄罗斯族人口负增长的问题，1959年至1989年，俄罗斯族人口占苏联总人口比例从59%降至50.3%，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如果汉族人口比例在西部持续下降的情况不能得到改观，虽然中国未必面临苏联解体那种厄运，但是对国家治理来讲确实是不小的挑战。第四，国际竞争优势下降问题。目前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很大程度是人口规模成全的。由于我们拥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及最大的国内市场，即便教育、科技、管理上有明显劣势，仍可依托体量优势产生世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按照目前人口增长速度和老龄化速度，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2.5亿左右，占全球总人口比重下降到13%左右；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7亿左右，占全球人口比重进一步降至6.4%，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预计中国2083年的新出生人口总数低于美国，而2100年新出生人口将至美国三分之二左右。（据联合国的估算，中国到2100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被印度和尼日利亚赶超）中国自明中叶以来形成的在全球人口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可能会在未来一百年消耗殆尽（其实同样的故事曾在俄罗斯身上上演，1900年俄罗斯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8%左右，而今天仅剩下不到1.8%）。届时中国只能像今天的瑞士、日本、美国一样，依托制度、管理和科技优势，产生数倍于世界平均生产率的效率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地位，如果做不到的话，中国的国际地位将逐渐下降，GDP全球占比有可能从目前的18%降至7%以下，沦为一个二等强国。总之，最近两年在我国现代化转型大历史中将是一个重要转折时刻，国际关系、国内经济发展环境、人口形势等都呈现出数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人口形势的长期向下，将放大各种风险因素，加大我国发展转型以及扩展全球影响力的成本。过去英国、美国的崛起都是有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作为后盾，而我们的崛起历程还未过半，就已经开始人口衰退，无疑增加了中国崛起之路的新变数。

哈萨克斯坦事件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的空前胜利，距离其恢复苏联秩序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而对中国而言，挑战大于机遇，“一带一路”战略和上合组织架构都受到潜在威胁。中亚作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大国角逐的地缘政治热点。一千多年来，唐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俄罗斯—苏联帝国的历史表明，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有资格问鼎欧亚大陆的霸主，而没有控制中亚的，只能是一个区域性帝国。中亚传统意义的中心在河中地区（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然而，在近代工业化和铁路革命作用下，中亚的经济中心和欧亚交通线路都北移至哈萨克斯坦境内。加上哈国能源和稀有金属丰富，导致哈萨克斯坦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其对于大国的实质重要性要大于阿富汗，这些年来中俄美欧在哈萨克斯坦展开了激烈的地缘利益竞争。因此，哈萨克斯坦的这次政局突变，也必将引起外部力量的重新洗牌。毫无疑问美欧是利益受损者，但是由于西方在哈国社会深耕已久，在投资、文化软实力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其地位很难被撼动；托卡耶夫政权对国内民主化改革及西方的态度仍不明确，所以事件对美欧的具体影响尚难研判。本文先谈谈哈萨克斯坦最重要两个邻国——俄罗斯和中国在这场骚乱后的得失。（一）俄罗斯毫无疑问是哈国事件公认的最大赢家，莫斯科隐忍多年，一朝成势，如今哈萨克斯坦可谓其地缘战略囊中之物，逆转了前些年俄罗斯在哈影响力受挤压的状态。在之所以这么讲，还要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哈萨克斯坦的内政外交政策谈起。苏联解体后，在民族国家建构和维护国家独立方面的种种措施可以归结为两点：“去俄罗斯化”和“多边平衡外交”。显然，这两点都是以削减俄罗斯在哈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正如韩国、越南、蒙古其现代国家建构以“去中国化”为中心。哈国之所以要拼命摆脱俄罗斯的阴影，首先是因为哈萨克斯坦独立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除了俄罗斯以外，唯一一个俄罗斯族是第一大民族的成员。哈萨克斯坦被俄罗斯吞并后就被划为帝国行省，源源不断涌入俄罗斯移民，苏联成立初期人口占比就达到20%左右。加上1930年代的集体合作化与大饥荒，导致哈萨克族人口锐减200万左右，俄罗斯族一跃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民族。1970年人口普查中，俄罗斯族人口约550万，占总人口的42%，而哈萨克族人口仅有416万，占总人口的32%，是自己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即便是此后20年哈萨克族人口增长比较快，苏联解体前夕，其人口占比仍然不到40%。哈萨克斯坦建国伊始，俄罗斯族人控制着主要城市、厂矿和交通线路，学校、商业机构、科研单位里也都是俄罗斯人居多，可以说上层建筑层面还是受俄罗斯人主导。（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聚居区，主要集中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大大增加了分离风险）在俄罗斯，更是很多人对丢失了哈萨克这么一大块地盘耿耿于怀，普京在2014年在公开场合说哈萨克斯坦是“从来不曾建立过国家的土地”，言外之意就是哈萨克斯坦的独立没有历史合法性，以至于引发纳扎尔巴耶夫的当面抗议；俄罗斯老牌政客、国家杜马副主席日里诺夫斯基直言不讳说应该吞并中亚五国，成立莫斯科管辖的“中亚联邦区”；国家杜马议员哈扎姆斯基公然宣称哈萨克斯坦应该“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骨子里都是梦想有朝一日重新占领中亚两海七河之地。因此，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充满忧惧，坚决实行“去俄罗斯化”的国策。在民族政策方面，发起“回归祖国运动”，千方百计增加哈萨克族人口，同时排挤俄罗斯族人口。到2021年，该国哈萨克族人数已经从独立初的653万上升到1276万，增加了近一倍，占比从39%上升到68%，而俄罗斯族人口大量返回俄罗斯或移民国外，总量从622万减少到345万，比例降至18%。在语言文化上力推“哈萨克化”，排斥俄语。哈国独立初期，有三成哈族人已经不能熟练讲本民族语，只有33%的哈族儿童就读于哈萨克语学校，为此议会专门制订新的《语言法》，用法律的形式推广哈语，明确规定说哈语是“公民的义务”；还在宪法第41条规定，只有熟练掌握哈萨克语的人才能竞选总统。苏联时代哈境大量地名都是俄语名字，后来也纷纷改为哈语地名，比如阿克纠宾斯克改为阿克托比，这个抗议运动发源地阿克陶原来的俄语名字是“舍甫琴科”。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还将首都从位于哈族人口重心的阿拉木图，迁徙到俄罗斯族人口比重较高，并且与俄罗斯接壤的北部地区，颇有“天子守国门”的意思，以希望带动哈萨克族人口北迁，降低该区域的俄罗斯族人口比例。在外交上，哈萨克斯坦则实行多边外交政策，来消抵俄罗斯的影响。90年代，纳扎尔巴耶夫先后四次访问美国，与美国签订《民主伙伴关系宪章》，并且将大量石油资源让给美国公司开发。纳扎尔巴耶夫也非常重视对华关系，任内访问中国20多次，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国高官以俄语教育背景为主，他退休之时选择有汉语背景的托卡耶夫担任继承人，显然也是担心这个国家跟俄罗斯走的太近。哈萨克斯坦还努力走出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框架，积极参加多边合作，其中包括：加强与北约合作，加入北约的独立伙伴行动计划（Individual

胡耀邦不仅是“共产党的良心”，他还是时代的先知，为我们留下丰富的价值遗产和政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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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总统业已出逃，塔利班即将重新统治阿富汗。全世界的人都在追问，塔利班会变得温和吗？还会像以前那么极端反世俗、反现代文明吗？会彻底与恐怖主义切割，放弃对外输出原教旨主义吗？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塔利班已经洗心革面，放弃了以前的极端主义主张，正在变成一个相对温和的、“专注于内政”的政权。那么，塔利班真的是弃恶从善了吗？笔者根据掌握的一些资料，做一些简单判断分析。塔利班战士占领总统府一、塔利班的核心领导阶层仍然主要是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士欲了解一个政权的政治光谱，最直观的参照物是它的领导阶层的出身背景和政治主张。塔利班的领导阶层，以乡村毛拉（مَوْلَى,，Mawla，教士的意思）为主，他们顶多上过初级宗教学校，甚至其中不乏是文盲。前塔利班高官扎伊夫出版的回忆录称，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是个丝毫没有现代知识的人，塔利班政权里面更没有懂得理财和管经济的，他们就连对《古兰经》都能不完全了解，更多的是原始的宗教狂热。塔利班的这种情形，跟伊斯兰世界其他原教旨主义组织还不太一样，伊朗伊斯兰革命派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其核心多是精通宗教义理的高级毛拉，对现代文明尚有接纳和兼容的部分。但塔利班根植于社会最底层，阿富汗又是伊斯兰世界最落后的区域，其保守主义色彩尤其明显。奥马尔病亡后，较为温和的曼苏尔接替他担任塔利班最高领袖，仅仅两年多后，曼苏尔又死于美军的空袭。塔利班目前最领袖是阿洪扎达（Haibatullah

理性、中立、深刻、用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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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安徽查出了个95后7000万级巨贪，也是该省最近几年涉案金额最多的贪污犯。这名贪污犯叫张雨杰，是滁州市房地产交易监理处工作人员，在2016年至2019年4月期间，共侵吞399户买房人缴纳的托管资金6288.75万元，加上其他贪污金额共6993.2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张雨杰生于1995年2月，所有这些贪污行为发生在其21岁至24岁之间。安徽有史以来查处的最大贪官是前副省长杨振超，涉案金额8802万，而这个95后办事员，一下子就贪了将近7000万。（95后贪污犯张雨杰）无独有偶，最近几年被纪委揪出来的90后娃娃巨贪们，可谓层出不穷，一个比一个厉害：海南三沙市船管局90后报账员廖静，任职不到2年，采取虚构交易、虚开发票等手段，贪污近180万元；四川省马尔康市人民医院原会计季某（生于1992年），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侵吞公款547.1万元；江苏昆山市社保中心王新民（1991年生），先后46次共贪污丧葬抚恤费共计270余万元；北京市东城区某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出纳王雪（1990年生），15个月内侵吞、骗取公款720余万元；浙江杭州余杭区不动产交易窗口工作人员田琦浩（生于1995年），参加工作仅仅11个月，侵吞国家财产达595万元；贵州毕节市织金经济开发区财政局90后出纳王红梅，先后50余次从单位公款账户划转了1500余万元到自己账户……（贪污了1500万的王红梅）中央这几年肃贪雷厉风行，吓得很多官场的“老油条”们纷纷收手，不敢再贪。没想到，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90后、甚至是95后娃娃们，“初生牛犊不怕虎”，远远胜于他们的前任，可谓“出于蓝而胜于蓝”，让人大跌眼镜。如果再深入了解这些90后“贪腐新秀”的所作所为，他们与过去传统的腐败行为相比，表现出很多新特征，颇值得琢磨。总结起来具有以下几点：1.老贪官们一般是受个贿、入个股，打打擦边球，还不敢明目张胆直接把国家的钱揣到自己兜里。这群在互联网时代长大，崇尚暴富的新新人类，哪管你是什么钱，老百姓省吃俭用的买房钱，救命的社保医疗费，甚至丧葬费都敢贪，吃相太难看，贪污起来“不讲武德”。2.老贪官们都是低调，闷声发大财，那个抄家清点中烧坏4台点钞机的魏鹏远，上班穿布鞋、骑自行车，丝毫不露富。而这些90后新贪们，获取财富后，唯恐天下人不知。贪污720万的王雪，乐趣就是买包包，然后晒朋友圈。（王雪被查处后家中发现的手提包）3.老贪官们也许是年轻时穷怕了，贪了钱不舍得花，顶多买几套房子，被抓后往往原封不动还给国家，等于替国家保管了一阵子。而这些幼崽新贪，很聪明、很现实，贪了钱就马上花掉，做美容、买衣服、赌博、打游戏，并且这些消费不是“投资性”的，花完就无影无踪，国家追赃都难。4.老贪官们以男性为主，新时代贪官男女比例平衡；老贪官流行男人包养小三，新贪官也开始出现女性包养男性（毕节巨贪王红梅一年就给男友转账540万），这从侧面说明客观说明女性的经济意识和经济能力进步了，男女地位更加平等了。5.老贪官一般集中在中央部委、央企或东部发达地区，新贪官集中在基层地方。因为中央部委、央企的年轻人工作忙、苦哈哈，天天加班到10点以后，又都是学历高、脸皮薄，没有机会、也没有胆量贪。反而基层小办事员们直接掌控资金，加上天高皇帝远、缺乏监督，有机会大展身手。6.老贪官敛财手段笨拙，贪来的多是现金、购物卡、手串项链，受贿时怕有录像录音，放在家里怕有贼来偷，最后钱发霉变质，也没有花出去。这些新贪官们，综合运用互联网支付、区块链、比特币等新技术，敛财悄无声息，转移财富无踪无影，老家伙们也叹为观止！新贪官与老贪官的最大区别，恐怕还是在贪污的效率上。十八大之后，级别最大的老虎周XX，人家官至政治局常委，工作45年，不过贪污1.29亿，平均每年不到300万。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工作了36年，管着全国最肥厚的能源领域，不过贪污3500万，平均每年不到100万。赖小民工作35年，守着数万亿金融资产，不过贪污17亿。而这些贪官污吏小将们，芝麻粒的小官，芝麻粒的权力，一年就能贪污几百万，甚至两三千万，简直是给我一个支点，就能吞下地球。年经轻轻，就熟练地把权力的利益杠杆发挥到最大化，你说可怕不可怕！如果赖小民在世，也会自叹不如啊！人称90后为“Z世代”，他们被誉为是中国最有朝气、最有胆量、最有创新的一代。的确，90后在商场上的那股生猛劲已经体现出来了，创造了很多全球知名公司。但是没有想到，这帮新新人类，初一踏入“贪界”，也立刻风水水起，同样是这么生猛、这么创新，横扫之前的那些“同行”前辈们！让人感到：这届贪污犯，的确跟往届不一样，彰显着90后一代的新个性、新思维、新手段、新技术！不过我们又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尽情去嘲讽、奚落这些90后吗？他们这样生猛、这样唯利是图，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坏，而是社会把他们给带坏了。90后一代，从懂事起，就处在一个赚快钱主义、消费主义和精致利益主义流行的世代。父母和社会教会他们更比上一代更“成熟”，更渴望快速致富，更懂得利用潜规则。而这个社会缺乏道德约束机制，更缺乏权力约束机制，无疑很容易让他们尝到甜头，并且深陷进去。贪官污吏常有，而包青天不常有。精致个人主义和互联网思维武装起来的新一代贪污犯们，更是威力无穷。如果再过三四十年，这种人领导国家，将多么可怕！由此看来，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把权力驯服在笼子里，在新的时代更加迫切！这是在保护社会，也是在挽救孩子！（说明：本文并无歧视90后整个群体的意思，仅对90贪官现象做置评。）

最后说一句，互联网时代各种消息满天飞，微信流传的各种所谓内幕消息，多数都不甚靠谱。不过辨别信息真伪也很容易，多留心百度几下就看出破绽了。

理性、中立、深刻、用事实说话

【摘要】三胎生育量的多少，取决于一胎的生育量。目前我国一胎出生人口连年下降的趋势，三孩政策顶多可以增加40万新出生人口。中国生育的当务之急是遏制一胎急剧下滑的状态，近五年一胎出生人数破天荒下降了50%以上，目前很可能不足500万，下降速度远远高于日本、韩国。如果这个趋势没有改变，放开三孩增加的人口，对扭转中国的人口生育颓势不过是杯水车薪。三孩政策出来后，欢呼者众，都认为可以促进生育，但是至于促进意义到底有多大，还未见经济学家或人口学家有精确的计算。正确估算三孩带来的出生增量，对于预测未来中国人口形势非常关键。在这先说一下中国放开二孩后，孩次的生育分布情况，2015年至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万、981万、713万、629万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万、715万、892万、760万和835万，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万、90万、117万、134万和37万。从总体看，除去2019年不正常的超低数字，三孩人口远远低于一孩和二孩，也就是占新生儿人口的5%—8%，这些三孩主要产生在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而国际上那些不限制生育的国家或地区，三孩占新出生人口的比例是多少呢？我们选取了日本、台湾以及美国亚裔做参考。因为这三个国家或地区都是发达社会，参照人群与中国文化背景相似，对于预测未来中国的人口出生趋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从日本厚生省的人口资料中，找到比较详实的纵向比较数据。1985年（昭和60年），全国新出生人口143.1万，其中第一胎60.2万，第二胎56.2万，第三胎及以上26.6万。这个时期日本生育率与当下中国接近，人均GDP也与去年中国接近。2000年（平成12年）新出生人口119万，其中第一胎58.3万，第二胎43.4万，第三胎及以上17.2万；平成28年（2016年）新出生人口97.7万，其中第一胎45.9万，第二胎35.6万，第三胎及以上16.1万。综合看，虽然日本出生人数不断下降，但是各胎次之间比例基本稳定在46：40：16左右，三胎占总出生人口的14%—18%之间。根据台湾内政部门统计数据，2000年新生儿数量30.7万，第一胎14.3万，二胎11.2万，三胎及以上5.2万；2018年新生儿数量为18.1万，其中第一胎人数为9.2万，二胎人数为6.6万，三胎及以上为2.3万。综合看近20年台湾人口趋势，三胎及以上占新生儿比例约13%—17%。美国2019年新出生亚裔人口23.9万，其中第一胎10.8万，二胎9万，三胎及以上4.1万，各胎次之间比例分别为45：38：17，三胎人口占新出生人口的17%。在这里简单说一下美国非拉丁裔白人生育情况，2019年该族群新出生人口191.5万，其中一胎74.8万，二胎64.4万，三胎及以上52.3万，显然美国白人生育积极性比亚裔和东亚任何国家都高，三胎占新生儿人口达到27%，所以美国白人族群的人口出生率是发达社会比较理想的状态。按照以上的参考推算，我们总结出以下规律性的东西，以及相应的测算结果：第一，在一个不受政府政策干预的人口生态中，第三胎及以上占新出生儿的区间在13%—17%左右，而中国仅为其一半左右，从这个角度讲，长期以来计划生育对于大部分地区的大于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很明显，开放三孩应该还有较大的人口增长空间。按照2016年至2019年一胎和二胎平均总和生育量1500万计算，如果三胎新生儿比例达到发达社会的区间均值，即总出生人口的15%，那么应该在270万左右，平均每年要多生150万余新生儿，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积累一个世代，那么25年后，将为中国增加3750万劳动力，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即便是按照去年1200万的出生规模，二孩人数也应该在200万左右，仍旧有将近百万的增长空间。第二，一个正常社会的各胎次比例，应该是一胎多于二胎，二胎多于三胎的递减趋势，大约二胎数量是一胎的80%，三胎是一胎的35%。中国目前二胎多于一胎的情况是暂时的，这种二孩政策的短暂红利，三五年内就会消失。所以，一胎的基数，直接决定了三胎的数量。从这个角度讲，联系到中国近几年一孩出生数量陡降的趋势，那么即便是放开三孩意义也不大。去年中国新出生人口约1200万，但是官方并没有公布各孩次具体人数，参照往年的比例，一胎人数应该约480万（比2016年的981万减少一半以上），二胎600万，三胎120万，这样计算的话，即使放开三胎，未来三胎人数也不过160万左右，每年仅增加40万新出生人口，远远弥补不了一胎率下滑带来的巨大跌幅。所以，中国生育的当务之急是遏制一胎急剧下滑的状态，如果这个趋势没有改变，放开三孩增加的人口，对中国的人口生育颓势不过是杯水车薪。如果未来一胎出生人口能恢复到700万，那么可以维持2019年1460万的人口出生规模；如果一胎人口为600万，仅可以维持今年1200万的规模；如果未来一胎人口在400万左右，那么一年新出生人口也就是在850万上下，即使开放三胎，也将陷入人口负增长。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未来一胎出生形势并不乐观。首先，从东亚发达地区的趋势来看，当人均GDP从1万美元升到2万美元，新出生人口会大幅降低，降低规模在25%—40%左右，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急速降低期提前到来。其次，由于房价、教育成本的升高，及社会观念的变化，年轻人结婚意愿大大降低，中国结婚人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减少达40%，这就意味着每年补充的新生生育力量减少40%。所以，中国现在人口形势主要制约因素不是人口政策，而是社会经济。正像网传段子所说的：“我没有买三辆劳斯莱斯，不是因为政府限购，而是从第一辆开始就买不起”。当前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提高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第一胎的积极性，是三孩政策公布之后的当务之急，没有一孩何来三孩？这个政策有多重要呢？根据统计，中国初婚年龄约25岁，那么意味着2020年结婚登记人口多数在1995年前后出生，这期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2000万，而该年龄段初婚人口仅有1399万，这就意味着另外有600万人口选择不结婚。即便考虑的性别失衡，里面男多女少，以350万：250万计算，也有至少25%的女生在黄金生育年龄没有结婚。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该国50岁以上的女性中有14%没有结过婚，如果中国女性也达到这个比例（早在2006年北京35岁以上未育女性就有11%），那么将有4500万左右女性在育龄期间不生育，按照1.3的总和生育率计算，要少生5800万人口。按照女性黄金生育年龄20年（20—39岁，90%以上新生儿的母亲生育年龄都是在这个区间）计算，每年少出生290万人口。所以，让年轻人结得起婚，生得起第一胎，其效力将是三孩政策的数倍，也只有良好的一孩基础，才会有可观的三孩生育率。（本文原发表在财新网，感谢张帆老师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Magg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