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西方人士，观点存在偏见，发上来仅供大家借鉴，知己知彼，了解对手2023年10月7日，一个非国家行为体，控制着贫穷加沙地带的暴力巴勒斯坦组织，给中东军事最强国家造成了惨重的失败。在以色列大家喋喋不休的反思，10月7日最常见的问题是：“军队在哪里？”哈马斯当然要为它所犯的暴行负责，这些暴行造成12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成千上万人受伤，并导致250多人被绑架，包括我的表哥及其妻子。然而，巴勒斯坦组织能够这样做，直接是以色列政府及其防御机构失职的结果。由此引发新的中东战争，因此，现在坦率地讨论这些非常重要。10月7日的灾难是一系列长期、复杂和多系统错误的结果。一些以色列领导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已经声明他们将承担责任（尽管这个声明的具体含义尚不完全清楚）。其他人，其中首要的是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拒绝承担责任。以后随着调查更加深入，灾难的原因很可能会更加详细。现在，初步评估指出在不同决策层面上有七个并行的失误：阻止和平伙伴的出现、威慑的误解情报分析失败内塔尼亚胡政府错误忽视防御转移作战焦点打错战争阻止和平伙伴的出现自第二次起义以来，大多数以色列政府在假设现状是理想状态下行动，任何外交进展或和平倡议都是对以色列利益的威胁。这一假设削弱了温和的巴勒斯坦力量，加强了极端分子。这使得以色列更容易辩称对方“没有人可以谈判”。用右翼财政部长贝扎勒尔·斯莫特里奇的话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一个负担，哈马斯是一个资产。”这一趋势包括总理阿里埃尔·沙龙，他在2005年选择单方面撤军，将加沙交给哈马斯，以避免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带来外交成就。包括所有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内，近年来他们非常公开地偏好哈马斯而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塔尼亚胡拒绝就除以色列安全安排之外的任何事项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谈判，同时允许卡塔尔和其他资金不受阻碍地流向哈马斯。总理纳夫塔利·本内特采取了类似立场，如果亚伊尔·拉皮德掌权时间足够长，他可能也会这样做。过去二十年中唯一的例外是埃胡德·奥尔默特作为总理的短暂时间。这一现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认为可以“管理”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这转化为加深在西岸的占领，允许以色列定居点繁荣，促成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增加军事活动，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付钱哈马斯以“买平安”，以及不时进行“威慑行动”以报复哈马斯的导弹袭击。这一政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破坏任何严肃的外交倡议，如2000年代初的沙特倡议或巴拉克·奥巴马第一届政府期间的和平推动。到了10月7日，明显的是，最终导致了一个更强大、更极端的敌人。威慑的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军事和防御体系中的威慑概念越来越脱离其理性起源。它不再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假设。时不时地，政治家或高级军官会对“以色列威慑力量的丧失”发出警告，然后军队会进行“威慑行动”假装自己还行。据我所知，没有对事后评估这些行动或小规模战争是否真的让以色列的敌人感到被威慑。假设是敌人遭受的损失越多，就越会被威慑。至少就哈马斯（以及真主党）而言，这种假设是根本错误的。这些组织将他们的成功衡量在政治支持上，而不是在保留他们的基础设施或人力上。因此，以色列的“威慑行动”只是增加了它们的政治支持，并帮助了极端组织，而不是伤害它们。结果是，在过去18年的每一轮战斗中，哈马斯都展示了更高的能力和改进的战斗能力。显然，威慑没有起作用。情报分析失败假设哈马斯被威慑住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想法，也阻碍了对情报数据的严肃评估。我们现在知道，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拥有大量关于哈马斯为在加沙地带进行广泛而特殊行动的训练和准备的信息。以色列实际上获得了攻击的蓝图（没有具体细节和日期），但情报官员将其视为幻想和一厢情愿的想法。从人类情报、信号情报和图像中有迹象显示，有重大事件在酝酿。例如，军事情报知道10月6日突然激活了大量在加沙的以色列SIM卡。一些信息达到了高级官员，但显然没有引起警觉——至少没有足够地改变以色列国防军的准备状态或警戒级别。在袭击前的周五晚上，参谋长、南部前线指挥官和其他官员的会议得出结论认为风险最小，并没有采取重要的特别措施或警告部队。哈马斯在规划10月7日行动时的独创性和机智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以色列情报组织无法连接众多线索的能力，显然受到了上文讨论的威慑失误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政府错误哈马斯长期以来一直在为10月7日做准备，然而，以色列历史上最极端的政府为其提供了一个显著的机会。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以及其他削弱和侵蚀以色列民主的步骤，在以色列公众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分裂。这种裂痕造成了体制弱点和对多方面攻击（包括来自真主党和伊朗，以及西岸力量）的脆弱性的形象，这最终将使以色列遭受毁灭性打击或被击败。当然，内塔尼亚胡政府会试图（并且已经在试图）将责任转嫁到反政府大规模抗议活动上。然而，很明显，责任在于内塔尼亚胡，他发起了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行动，并忽视了以色列安全机构许多高级官员的警告。包括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内的军队高级官员试图警告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民主的侵蚀构成了安全威胁。总理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甚至在加兰特公开表达这一威胁后试图解除他的职务。内塔尼亚胡及其联盟伙伴应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被忽视的防御在以色列国防军的精神中，没有所谓的防御。以色列军队名称中的“D”（代表Defense，即防御）早已被遗忘，转而倡导“最好的防御是积极的进攻”。的确，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加沙边界的防御措施进行了重大投资，包括“铁穹”导弹防御系统、阻止哈马斯隧道进入以色列领土的措施、私人住宅的防弹房以及加沙包围圈内的避难所等。这些措施多年来挽救了许多生命。然而，这些防御措施在以色列安全机构看来，并不是自身的目标。相反，这些措施是为了给进攻行动提供更多时间和行动自由，使其不受日益增加的平民伤亡压力的影响。而且，较少的伤亡也使政府能够避免外交解决方案。此外，自当前以色列政府成立以来，防御投资大幅减少。在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单位中，与进攻和占领相比，投入到防御上的时间、资源以及作战和战术注意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进攻在操作上比防御更为复杂，但政府对防御的忽视超出了这一点。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因此，当西内盖夫的基布兹和城镇绝望地等待军队数小时来抵御哈马斯的残酷和大规模攻击时，以色列空军却在其他地方，已经在攻击加沙的目标。要清楚，战斗机和轰炸机不是用来对抗自己领土上的入侵的工具。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袭击发生的几小时内，只有两架攻击直升机（在以色列国防军空军指挥下）可用于保护以色列领土，而此时对加沙的强力轰炸已经开始。转移作战焦点在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期间的所有年份里，以色列政府优先考虑了西岸而不是与加沙地带的边界。自2022年当前政府成立以来，这一趋势急剧加速，这一优先事项在资源分配中被明确表达。加沙师及其对西内盖夫的防御的投资逐渐恶化。边境村庄的民防队也被视为麻烦而非防御资产。结果，他们被剥夺了武器和训练。以色列在与加沙分隔的围栏下建造的地下屏障增加了军队和政府提供的安全幻觉。许多这样的资源被重新定向到西岸，那里不断增加的定居者挑衅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准备预期的反击。10月7日，一个被削弱和忽视的师在一个庞大、装备精良、准备充分且灵活的哈马斯部队面前毫无准备。同时，西岸的定居点安然无恙。打错战争在10月7日关于“军队在哪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整个日子里，长时间内，一群杂乱无章的人勇敢地战斗——在基布兹的民防队、城镇的警察、音乐节的保安，以及普通平民。但军队却无处可见。即便考虑到上文讨论的转移作战焦点的失误，以色列地理上很小，整个团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从国家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他们完全可以从西岸到加沙边界。部分解释可能是哈马斯成功中和了本应协调此类力量移动的加沙师，在入侵的第一行动中遭到破坏。除此之外，很大一部分答案源自以色列国防军及政治领导层计划和预期的是有限的、针对性的恐怖袭击，而不是沿整个前线的大规模打击。尽管不断有信息从战场上传来，以色列的高级决策者直到为时已晚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军队为其准备的战争而战，而不是实际在地面上展开的战争。在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的原则要求特种部队执行任务，这些部队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和装备。这样的特种部队确实在几个实例中相对快速地到达。例如，警察特警队Yamam帮助挫败了对基布兹亚德·莫尔迪凯的重大哈马斯袭击，阻止了恐怖分子进入基布兹。Shaldag部队的战士对抗了对基布兹贝里的哈马斯突击。但这些都是装备轻型武器的小型单位，不足以应对10月7日所需的防御规模。正如《纽约时报》调查所结论的，“以色列国防军甚至没有计划应对哈马斯在以色列领土上的大规模袭击”，因此并没有对袭击进行有效和协调的广泛以色列国防军反应。结论以色列在战争的第一天，即10月7日，就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一次毁灭性的失败，付出了巨大的血和许多人质的代价。那些仍然留下的人面临着严峻的条件，包括酷刑和强奸。以色列公民也失去了对他们国家的信心，这是一场将对西内盖夫的村庄和城镇产生长期影响的危机。错误并没有在那天结束。以色列国家的系统性功能失调在袭击后的几天内显而易见：放弃人质，没有明确政治目标就开战。然而，对10月7日如此多层次和多系统失败的初步分析表明，以色列不能等到战争结束才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错误背后的许多主要原因继续侵蚀国家的基本利益。以色列应该审视其安全体系的核心假设，并彻底改革其领导层。继续盲目前行将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生命的损失。本文作者为西方人士，观点存在偏见，发上来仅供大家借鉴，知己知彼，了解对手

摘要：保持政策定力，不仅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这一点，乃是今年及往后政策定力不变的原因。这是笔者在2023年年初对2023年全年政策方向的一个看法类文章——《2023年的基调：修生养息，与民更始》，现在看来，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值得推敲地方的。然而，到了2023年1-3月份，笔者就逐步意识并确定，2023年的政策定力实际上是不可低估的——当前资本市场投资者热烈预期的那种大规模财政刺激基本不可能出现。因此，在评估政策方向的时候，尤其是在2023年3月两会、7月24日政治局会议、8月28日印花税之后，笔者对于政策方向的判断基本都是尽可能不断强调政策定力不变：（如下）这一点其实是今年关于国内市场最重要的关键因素。从2023年3月开始，资本市场在7月24日、8月28日、10月25日和12月初的几次反弹，其原因都是基于对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的预期，但这些预期实际上都最终落空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错判，乃是大多数投资者今年亏损的主要原因。对于明年来说，政策定力很大概率将是保持不变的，不太可能出现超出市场预期的规模性财政刺激。因此，明年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改革，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的一年，这一点，对于理解明年的宏观方向，至关重要。《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为什么房住不炒不可能轻易改变。这就是香港“八万五计划”留给大陆的残酷教训。2016-2018年，笔者因工作原因，多次前往香港出差，对香港的房价高涨颇为震惊。与香港的年轻同事和朋友交流，当地年轻人对当地房价高企和房租高昂的情景也极为怨恨，社会矛盾可以说是极其尖锐，在几位当地年轻同事的愤恨声中，当时我就觉得香港地区的社会风暴怕是难以避免。实际上，香港的房价问题并不是在回归之后才有的，早在1997年回归之前，港英政府因为中英两国的约定，限制每年的土地供应量，使得香港房价节节高升，根据黄显康博士的数据，从1994年-1997年10月，香港房价上涨了68%。在1997年的高峰期，香港人平均把月薪的74%用作供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楼市高涨带来的严重民生问题和潜在社会风险，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提出了针对高房价的“八万五计划”，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000个，通过大量新房入市来打击房价的高涨。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香港住宅土地供应量大幅增加：1997年，香港政府拍卖了24公顷建屋用地，1998年，香港政府拍卖了9公顷住宅用地，并批处15公顷的土地作为居者有其屋计划；1999年，香港政府批出32公顷土地作为住宅用地。随着首批八万五计划兴建的房屋涌入香港房地产市场，再叠加科网泡沫的破灭，香港楼市开始进一步出现暴跌。1998年底，香港楼市价格相比最高峰暴跌了一半，到了1999年反弹了两成，到了2000年又再次暴跌，等到了2003年8月香港楼市谷底的时候，香港楼价已经普遍下跌了70%以上。此种跌幅充分证明，哪怕是在香港这样的地区，政府有形之手的强大影响力。然而，房价的暴跌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反对浪潮。由于香港大多数所谓的有产阶级都是通过物业抵押申请按揭贷款，向银行借取相当于楼价七成的按揭来购买房屋。房价上涨的时候，这些有产阶级财富不断上升，生活越来越好好，但楼价一旦开始暴跌至低于负债，这些人就会沦为负翁。很多香港有产阶级在八万五计划中损失惨重，几十年的财富沦为乌有，而银行也可能被迫承受坏账的风险。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资料显示，香港负资产问题最为严重的2003年6月，当时有105697宗负资产按揭，占所有按揭的22%，涉及金额1650亿港币。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开始疯狂攻击董建华的八万五计划。时事评论员嘲讽道：“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爆发了反对八万五计划的舆论浪潮，等到2002年11月，香港政府被迫向地产经济妥协，放弃了八万五计划，转而开始推出了所谓的“孙九招”（香港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杨）——公开取消拍卖住宅用地一年，结束居民居屋兴建计划。最终，香港每年兴建住房从八万五千以上急跌到2010年的不足20000。香港房价从此掀起了新一轮更加猛烈的暴涨，直至完全失控，香港社会矛盾和代际矛盾空前尖锐，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动荡风险也开始累积。到了2014年11月，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不禁承认，“以今天香港的房价，年轻人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2015年7月，香港高级官员叶刘淑仪感叹，“房价从此好像脱缰野马，一直上升，年轻人可能几十年都买不起楼.....”香港的历史经验表明，地产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香港版房住不炒的失败，不仅仅是香港地产经济改革的失败，乃是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失败，就像2014年7月香港暴乱年轻人所愤怒抨击的那样：如果当年坚持推行八万五计划，香港便不会有今天的困局（2014年之后的多次大规模暴乱）（2014年11月12日《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所以，与曾经的香港八万五计划一样，房住不炒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地产经济政策，而是一个国家迈向稳定和发展的战略底线。无论遇到何等的挑战，都不会轻易改变。尤其是香港“房住不炒”失败及严重后果如此明显的情况下，这一点将更是如此。参考链接：《“房住不炒”为何不会变？》2019年7月《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以武力征服了世界，但其观念中却不存在对凯撒的迷恋。英国人雷德利·斯科特指导的电影《拿破仑》，遭到全世界拿破仑粉丝的声讨，这些历史巨人的崇拜者原本希望看到一部体现拿破仑雄才大略和魅力的鸿篇巨著，结果却看到了一个糟糕至极的蹩脚野心家情史。于是，电影遭到了舆论的炮轰，除了英国，在导演的故乡，相当多的影迷称赞这部电影的精良，并认为电影重现了他们眼里的拿破仑皇帝形象。英国人之所以如此贬损地看待拿破仑，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拿破仑乃是英国争霸世界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强大对手，当然，某种程度上说，英国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是击败了拿破仑，才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英国人轻视拿破仑，乃是有其资本的，斯大林所言之“胜利者不受指责，即是如此”。不论拿破仑的崇拜者如何渲染其军事奇才，但拿破仑不仅仅自始至终都未能在战场上击败英国，而且最终被英国人在战场上击败且沦为英国的囚徒。面对拿破仑，英国人有足够的心理优势。另一个值得注意却往往被忽略的原因，在于英国文化界历来对军事征服者不那么推崇。最简单的事实就是，英国人曾经几乎征服整个世界，在其征服世界三百年的战争中，英国涌现出无数骁勇善战的军事征服者，打败西班牙的德莱克、击败路易十四的马尔波罗、征服印度次大陆的克莱武、征服北美大陆的沃尔夫，这些战功赫赫的军事枭雄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知名度，而威灵顿公爵的威名某种程度上更得益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甚至俄国人的记忆。相比之下，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英国电影或者小说歌颂自己的军事英雄，三百年来，尽管英国有着百战不殆的军事成就，却从未有多少军事英雄被大众文化所铭记。德莱克、克莱武和马尔波罗治下的英国军队真正征服了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相比之下，拿破仑、库图佐夫和腓特烈大帝则具有极强的传奇色彩。更糟糕的是，克莱武晚年被议会聆讯，威灵顿晚年被公众围攻，军事征服者在英国的公众文化中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以武力征服了世界，但其观念中却不存在对凯撒的迷恋。哪怕是传媒文化极度精彩的20世纪，英国名将黑格和蒙哥马利也是以平庸而存于大众视野之中，至少他们并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所以，拿破仑尽管在世界享有盛誉，为世人所倾倒，但在英国，却出奇地没有多少令人着迷的感染点，更英国人所铭记的，反而是他混乱的情史和糟糕的战败结局，以及尤其令英国人厌恶的残暴独断之帝王形象。或许，这个就是文化不同所带来的感观差异吧......《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这是一个朋友骑行游览中国的自拍，他是目前国内真正践行自由骑行的理想主义者，非常令人钦佩，但没有多少人关注，大家可以去支持他一下日本的明治英杰，我最喜欢坂本龙马，因为这个人既不像西乡隆盛那么理想主义，也不像大保久利通那么冷酷现实，反而有着一种非常之士的洒脱不羁。当时的日本幕府末期，面对西方扑面而来的新时代，大多数日本名流处于一种抗拒的心态，但坂本龙马则以一种非常通达的态度看待，他来者不拒，以达者的姿态接纳世间的变化。有一个小故事大概说明了坂本龙马的洒脱心态。坂本龙马曾对土佐勤王党成员桧垣直治说过：“今后在室内乱斗的情况会变多了。我喜欢小太刀，小太刀灵活，比太刀实用（当时流行太刀）。”之后直治带了小太刀再见龙马，他却掏出来一柄手枪：“今后是西洋式手枪时代了。”坂本龙马拜胜海舟为师后，直治带了枪再见龙马，这次龙马掏出一部《万国公法》并说道：“未来是‘万国公法’的时代了”。西乡隆盛目睹龙马的不断变化，曾对坂本龙马这样说：“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么能取信于我？你身为天下名士，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坂本则说：“不是这样的。子曰：‘君子从时’。时间在推移，技术在进步，社会形势天天都在变化。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乡，你一旦决定一件事之后，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注定会落于时代之后的。”坂本龙马的这种洒脱，何尝不是我们当代人面对新时代应该有的心态呢？世事变迁，非人力所能阻挡，过去的经验很可能不适用新的时代，只有跟随时代才能突破过往。正所谓君子趁时，不拘于旧，身处于一个历史飞快变迁的新时代，你我怎能让我俗念困扰呢？像坂本龙马那样，这是勇者面对未来的必然选择。《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我曾阅览过不少当代政客和学者一些关于地缘政治的书籍，但最终发现，他们对政治权力的理解都不曾有俾斯麦亲王在他的《思考与回忆》中那般深刻。第一，俾斯麦深刻地意识到，“一个新权力中心的崛起必然会破坏权力分配的均势，这就意味着激烈的斗争，没有激烈的斗争，就绝不可能排除崛起的障碍，在人类历史上，权力乃是暴力的延伸，没有残酷暴力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新权力的形成”。（俾斯麦《思考与回忆》）这一点，俾斯麦在刚刚担任首相时就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从来不是通过辩论和演说解决的，而是通过战争和流血（充满争议的铁血演说，在1862年9月26日的下议院)”。他力排众议，决心用武力而非道德统一德意志，这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他只能用武力统一德意志，更重要的是，强大的法兰西帝国绝不容忍一个新强国主导中欧，德国的统一必须以武力击败法国作为前提。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德意志，那些德国小清新对俾斯麦的这句话嗤之以鼻，视之为滑天下之大稽，为何？因为这些小清新既幻想德意志的荣耀，又恐惧与法国战争的代价，他们寄希望于法国不会干预德国的统一，期盼法国皇帝理解德国民族的统一，这些小清新认为历史会送给他们一顶免费的王冠。真是幼稚的可笑。就跟自由派知识分子相信通过演说可以夺取政权一样，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小清新同样幻想不经过与法国的战争就实现对中欧的控制权。作为黎塞留现实政治丛林学的信奉者，伟大的俾斯麦深深地知道，自那位天才的红衣主教以来，法国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压倒性优势的大国主导中欧，这是法国根本利益决定的，法国的安全基础有赖于中欧的分裂、均势和制衡，所以法国必然会武力介入德国的统一，阻挡德国的统一，这是一条冰冷残酷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不是德国民族的炙热情感所能感动并使之放弃的。只有一场真正的战争和彻底的胜利，才能迫使法国人改变初衷，就像伟大的黎塞留在三十年战争中以战争撕碎德意志民族并使德国丧失主权一样。第二，俾斯麦同样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大陆强国的崛起若想得到安全，就必须尊重并维护权力的均势，在寻求自身相对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的欲望，否则，一个寻求绝对利益的大陆强国必然会走向拿破仑式的自我毁灭之路，而这就是俾斯麦自制和谦虚的根源，他统治下的普鲁士或许一度被视为像拿破仑那样好战，但他却凭借难以想象的谨慎和自制使得德国的统一竟然从未承受拿破仑胜利之后的代价。今天，追溯俾斯麦的思想就能够轻易看到当代人的稚嫩。冷战之后的当代人承受整整一代人的大国和平，这种和平使得他们变得过于柔软、天真和轻率，他们竟然真的相信世界的王冠能够以不流血的方式免费馈赠，他们竟然真的幻想美国人会因为恐惧牺牲而放弃维持远东的均势，而使得一个东方大国获得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这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人幻想法国会畏惧牺牲并放弃维持中欧均势，从而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一样不可能。事实上，为了世界霸权的王冠，每一个强大的民族都将不惜代价，不惧流血，都将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付诸任何必要的牺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中，大英帝国为了抵挡德意志的霸权挑战，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四个月内损失45万年轻男人，按照英国当时三千万人口的规模的比对，这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损失1700万年轻男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获得世界的霸权，德意志民族在马恩河会战中损失20万年轻男人，在凡尔登会战中损失40万年轻男人，在索姆河会战中损失50万年轻男人，在皇帝会战中损失68万年轻男人，在莫斯科会战中损失55万年轻男人，在热泽夫会战中损失40万年轻男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损失48万年轻男人，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损失36万年轻男人。按照当时德国人口规模6000万-8000万人的规模，这大约相当于今天中国每次损失400万、800万、1000万、1360万、1100万、800万、960万、720万年轻男人。冷战期间，在1958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1961年的第三次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英美与苏联为了争夺优势主导权，每一次都将世界置于核毁灭的边缘，也绝不在遥远的西柏林退让半步，基辛格说过，

瓦格纳领袖普里戈津宣布兵变，他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从政治上讲，基于军事力量的革命发生乃是俄罗斯现实的必然结果，他主要是俄罗斯决策者三个重大失误造成的。第一，瓦格纳在战争中急剧扩大。俄罗斯决策者在战争中为了避免动员的政治后果，允许瓦格纳私人军事武装集团疯狂扩军，瓦格纳的兵力在战争中从3000多人扩充到5万以上，而俄罗斯真正具备野战能力的精锐部队实际上也就是二十万人左右（现在可能不足20万人），这赋予了瓦格纳领袖普里戈津敢于蔑视克里姆林宫的根本力量——克里姆林宫本身的军事力量在当前战争环境下实际上不足以对抗瓦格纳。这一点，在战争初期我们就讲过《俄乌战争的另一面：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阀化》。第二，严重低估了前线军人的不满和苦难，但普里戈津看到了这一点。俄罗斯决策者为了讨好民众，严厉削减前线军人的基本待遇，很多士兵缺衣少食，在没有起码生活后勤保障的情况下作战，这使得前线军人对克里姆林宫极度厌恶，他们同情并支持普里戈津，这种情绪被身在前线作战的普里戈津捕捉到了，并试图利用起来。这一点，我们在年初讲过了《最大的地缘隐忧：俄国革命的风险为何不可低估？》即前线军人的怒火以及这种怒火被克里姆林宫忽视，足以点燃革命的恐怖。克里姆林宫用对付知识分子反对派的方法来应对强悍的瓦格纳武士，以为一纸文书就能降伏之，这几乎是自杀性的政策第三，毫无准备的严厉削藩引发藩镇叛乱。俄罗斯决策者在没有基本军事力量保障下，就试图剥夺普里戈津的兵权，并试图置其于死地，这迫使瓦格纳领袖拼死一搏，赋予了他走向革命的决心。说起来，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思维，就跟当年的梁武帝萧衍在缺乏起码准备情况下试图拿侯景与北齐交换一样。最终，精锐的瓦格纳军团走向叛乱之路，并向莫斯科进军，我相信昏聩的俄罗斯决策者对此将毫无准备，就像梁武帝面对侯景，唐玄宗面对安禄山一样被动，不论其是否能够消弭叛乱，这种后果都将不是俄罗斯政府所能承受的。《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冷战，代表着国际秩序新乱世的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所以值得关注，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此次访问，是中美自2018年以来，美国国务卿的首次对华访问，这代表着中断五年之间的中美外交层面的冰封局面开始有些松动。尽管此次访问，毫无疑问会为中美关系带来些许氛围上的缓释，但是，从实质上来，这次访问并不是中美关系走上正轨的开始，而是中美两国逐渐开始接受冷战现实的呈现。回望过去五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技术、地缘和军事争斗愈演愈烈，虽然说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也曾经尝试修复彼此的关系，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国家就像离婚的夫妻，从最开始争吵的情浓意密到最后离婚打官司时的你死我活，此阶段的感情冲突无疑是最激烈的，双方对彼此的怨愤也是最浓厚的，情绪充斥着双方的外交争锋，几乎不存在彼此互相退让的空间，情绪之下动辄不理睬对方，这也导致了中美两国过去五年来跌宕起伏的关系史。不过，随着离婚终究变成现实，两国最终也就接受了冷战的痛苦局面，两个大国的对抗关系也得以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下来，完成了敌对大国关系的成型。等历史到了这个阶段，中美双方反而能够平静地看待彼此，相互以敌人的视野基于利益来衡量自己在双边关系中的具体措施。历史就是如此，过去五年，中美从伙伴到敌人，感情冲突盖过利益冲突，外交往来难以成形，但现在，中美最终步入伟大的冷战，摆脱了过往情感的纠葛，情已去，雠当前，以敌对的视角从利益出发衡量现实，反而能够进行一定的沟通，进而恢复一定的外交来往。而这，何尝不是这场伟大的冷战，带给世人的最好抚慰。这场伟大的冷战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踏过去，要么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踏过去。《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就像大多数网络战争爱好者一样，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本质上缺乏对战争的真正理解。一个在战争中试图取悦无用民众的战争统帅是必然失败的，一个真正的战争统帅，首先必须做到高效的利用战争资源，尤其是必须大大降低后方民众的粮食、能源等资源消耗，并驱赶他们走进战壕和工厂，而不是在战争中浪费资源给这些后方无用之人——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做得完全相反。俄乌战争进行一年多了，通过网络，很多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看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现象：乌克兰后方大量使用暴力征集民夫，严厉地拉取壮丁，输送前线，再对比俄罗斯国内风平浪静，老百姓安居乐业，除了部分预备役和监狱囚徒外，绝大多数军队以外的人基本不受影响。一些朋友据此认为，俄罗斯基本不会战败，因为俄国领袖爱民如子，相比之下，乌克兰政府则是不折不扣的驱民以战，暴虐成性。从对老百姓的态度来看，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政府的确是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乌克兰政府则称得上是视人命如草芥。但是，这对战争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古今中外，除了马基雅维利式的胜利者篡改历史，在真实的战争中，从未听说过过爱民如子者的军事统帅，能够赢得残酷群雄争霸战争胜利的。楚汉争霸，汉高帝发“关中父老悉旨荥阳”，用毫无训练的民众血肉之躯填壕以抵抗项羽精锐部队的锋锐，最终铸就帝王的霸业；“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未被征发入伍者）悉诣荥阳”《史记》汉末，曹公的军队后勤不济，于是屠戮烹饪百姓填补军粮之需，创造了人肉后勤，最终击败缺粮而尽的吕布军队，奠定了霸业；“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魏晋世语》晋末，东海王司马越率先突破道德底线，以中原的妇女和财帛相诱，借助鲜卑骑兵的力量扫荡了强大的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最终笑到最后；“弘（祁弘司马越部将）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晋纪八

（本文写于2022年7月28日）这场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被人忽略的最大影响，其实是对俄罗斯军队的影响。在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正规军队占据俄国武装力量的统治地位，至少形象上乃是不可挑战的强大存在，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和持续，俄国正规部队尤其是其中的精锐部队VDV空降军和第一近卫坦克军等所谓王牌（实际上与晚清的八旗部队一样，都只是阅兵王牌）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且表现拙劣，到了北顿涅茨克战役时期，俄国正规军队已经无力承担主要的攻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越来越倚重非正规且私人公司性质极强的雇佣兵公司的雇佣军作为进攻的主力——譬如大名鼎鼎的瓦格纳雇佣兵公司部队。与正规军的无能相比，这只私人雇佣兵则展现出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在北顿涅茨克战场上横扫对手，并被乌克兰人视为最可怕的敌人。俄罗斯企业家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iy

俄乌战争爆发马上就要一年了，尽管战场的形势值得关注，但另一个问题也绝不能忽视，那就是俄国国内的革命风险——战争往往带来革命，他们是孪生的兄弟。截至目前来看，俄国国内的形势还算平稳，对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并未出现明显下滑，很多人由此认为：革命的风险排除了。这个看法其实非常幼稚，对风险的低估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俄国革命的危险依然存在，原因很简单：第一，一场最危险的革命主要孕育于武装的士兵而非手无寸铁的市民。法国大革命、法国七月革命、清帝国的辛亥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愤怒，而是因为全副武装的军人叛乱，只有武士才有资格发动改天换地的大革命。俄乌战争对克里姆林宫最大的伤害，在于严重破坏了克里姆林宫在军队尤其是基层前线军队中的威望，甚至使得俄国部分将领丧失了对领导层能力的信任。战争中俄军远比大部分人预期更糟糕的表现毋庸置疑，这会使得相当多俄国军官将战争困境归结于领导层的无能，目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股愤怒在蔓延，最开始是斯特列科夫为代表的失意军人，现在则是手握重兵的瓦格纳集团军领袖普里戈津，尽管这些人当前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国防部的邵伊古和总参谋部的格拉西莫夫，但必须意识到，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本身就是克里姆林宫在军队中的影子，对此二人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体现——当前的形势发展还不至于让他们这么快有胆量直接攻击国家的领袖，但战争和国内形势一旦继续恶化，就保不齐了。如果各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你就会意识到，俄军高层在二月革命中对沙皇的集体倒戈，实际上就是从1916年后半年对俄军总参谋部高级将领古尔科的猛烈攻击开始的，表面上是攻击沙皇的亲信，实际上就是直指沙皇。更重要的是，在俄军的前线基层士官中，由于战争胜利根本看不到尽头，部队轮换慢，装备弹药甚至食物医疗物资供应不足，前线士兵不仅仅极为危险疲倦，而且境况极端艰苦，我一直在观察俄国前线军事士兵博主们的情绪，他们从战争刚开始的意气风发，到去年的迷茫，但到了现在，反复失望之后则是普遍的愤怒，尽管大多数愤怒针对的是俄国国防部，但未来进一步发展是必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革命、俄国革命和奥地利革命，都是从士兵的前线怒火中开始点燃的，武士阶层是真正且唯一的决定性政治力量。如果你了解革命，就会明白，这个情势的苗头非常危险，而且还将继续发展。大革命托洛茨基搞革命靠什么？靠鼓舞市民？笑话，那是蠢材的作为，真正的革命家永远是依靠强悍有力的军人，尤其是前线越来越不满战争的基层士兵，正若他自己所言“那些没有武装的人，不值得革命家片刻的关注。”近日，俄罗斯著名军人媒体“退伍军人手记"愤怒抨击俄国军方管理人员的贪污导致对军队薪资的欠发（其实是因为俄国财政极端困难），宣称前线的动员士兵和爱国志愿者都没有得到适当的报酬，有些人甚至六个月都没能领导可靠的薪资，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这种情况俄罗斯瓦格纳军头普里戈津为何敢于如此直接赤裸裸地挑战克里姆林宫亲睐的邵伊古等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位投机者在俄国前线的军人中看到了普遍对俄国高层的不满和愤怒，这给了他跋扈傲慢的胆量第二，在经历一年的残酷战争之后，俄国政府用来平衡物价和抚慰军队的财政储备正稳步接近枯竭，苏联时代庞大的军火库存也走向消耗殆尽。克里姆林宫用来控制风险的资源即将用完。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俄国民众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当前的局面，主要在于俄国政府通过财政对居民生活水平和公共开支的巨额补贴，俄国物价上涨幅度非常有限，日常水电医用开支并未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冲击被暂时延缓遮蔽了，但是，这并不会持久。原因很简单，俄国政府的财力资源和储备资金是非常有限的，俄国财政近几个月不断创下俄联邦成立以来的最大赤字，为了平抑财政支出，俄国不惜大量抛售黄金储备——我们不应该忘记，俄国人向来最看重黄金储备，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抛售，1982年苏联政府开始在伦敦交易市场上大幅度抛售黄金，这被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捕捉到了，并意识到——苏联财政接近枯竭，由此下定了灭亡苏联的冷战战略。一旦这些二十多年和平累积下来的盈余消耗殆尽，俄国政府不仅仅将丧失补贴物价和公共开支的能力，也将进一步急剧恶化前线军人的待遇。1985年，苏联因为阿富汗战争的财政困难而开始逐步降低对居民生活用品的补贴，进而导致物价飞涨和居民支出急剧攀升，这在原本平静的苏联社会中最终带来了什么后果？答案很简单，史无前例，层出不穷的民变，最终带来了一场使得苏联崩溃的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妇女暴动原因很简单：面包价格暴涨法国大革命的实质原因就是法国财政在与英国长期对抗下的崩溃所以，俄国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不需要什么太多高深的道理去阐述。1914年7月底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在1915年是基本平静的，但进入第二年1916，则出现了动荡的苗头，到了该年年底，由于财政崩溃导致的物价飞涨和前线士兵待遇急剧恶化，连俄国最保守的政治家也不禁担心俄国的革命危险，结果进入1917年仅仅过了三个月，革命就在俄国爆发了。1979年的苏联之所以会在阿富汗败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战争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毁灭了军队对苏共的信任，而战争加剧的财政崩溃则严重削弱了苏共维持国内居民物资保障能力，等到了战争爆发的五年之后，动荡的苗头就在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显而易见了。需要指出的是，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财政得到了英国和英美的鼎力支持，进而稳定了局面。今天乌克兰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战争，就在于英美主导下的全球金融市场人为流动性支持俄乌战争的规模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大于阿富汗战争，然而，今天俄国人承受艰难困苦的能力远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低于阿富汗战争，再加上今天俄国更加虚弱，其财政的储备远低于沙俄，更不如强大的苏联，所以，我们可以意识到，今年将会是俄国非常艰难的一年，未来俄国的政治风险将会随着时间的增加急剧扩大。石原莞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论断说的很好，"战争永远是烧钱的游戏，这场战争（太平洋战争）如果是一场需要一万元才能玩的游戏，那么日本只有一百块，而英美则有一百万。"战争从来都是实力和资源的比拼，是绝对唯物主义的真实体现，人类的可悲预期在真正的战争面前毫无意义，在可怕的革命的暴虐面前徒增可怜，这也许是人类历史的悲哀之处，但也是人类政治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最后，需要告诫的就是，如果你觉得战争很残酷，那是因为你从来不了解革命。《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中国在2023年的基调是什么？个人认为，可以归结于四个字：修生养息。三年大疫，官民俱困，天下希望安稳的生活，就像别家的游子期盼双亲一样，这是朝野之心所在，今年各地跨年，那些走出疫情的人群对正常生活期盼之炙热，几乎前所未有，这就是人心的体现。未来一年，中国一定会修生养息，努力恢复民力和财力，尤其是增强企业的信心，避免大的波动。这是现实的需要和人心的期盼。“天下（大疫）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而已。”明太祖朱元璋这句话，可谓今年中国的目标，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向。当然，中国修生养息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在安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信心之上，在房地产方面，则需要考虑年轻人的看法，而争取年轻人则是国家的重中之重，所以房地产应该不会走特别远。总之，修生养息，与民更始，新时代的桑弘羊舌战群儒，应该是很值得关注的。《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伟大山巅之城的根基正在走向崩解。那些沉醉在她美轮美奂文明光辉下的外国崇拜者们，就像罗马灭亡前夕，无限仰慕意大利城邦的英格兰的贵族；明帝国临终时刻，以敬畏的眼神望向北京的朝鲜士大夫。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不管拜登如何努力，但事实上，无论是谁就任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挽救正在走向衰微的美国。这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是结构性的：这个伟大帝国的财政体系、人口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可逆崩塌，而其备受推崇却极为僵化的体制则正在无情地加速这一灾难性进程。首先，美国的财政体系正在不可逆的败落。自从比尔克林顿就任总统以来，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趋窘迫。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全球化外迁，美国政府曾经的重要税源的公司税迅速锐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报告，仅2003年，美国的公司税相比上年度就锐减了11.1%，到了2015年，曾经占据美国联邦税收总额近乎半壁江山的公司税收已经下跌到仅仅10%左右；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流通，以及避税体系的完善，美国超级富豪的合法避税已经蔚然成风，这严重损害了美国政府的财收能力。（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摘要：激进纯粹的民族主义本身会毁灭一个民族主义的事业，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最大悲剧。在与英美对抗的过程中，我国在坚守民族主义利益的同时，应切忌落入大众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泥潭。“（法国）那些激进（民族）主义者只能看到自己的荣光，却忽略了别人的欲望，所以他们必然灭亡”——塔列朗评价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激进民族主义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思想，但本质上无非是以下几点：第一，本民族最优秀最厉害；第二，本民族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这两种思想一方面会使一个国家在困苦时刻实现团结，共抗时艰。但是，在这个国家崛起过程中，激进民族主义也会导致两个极大的负面后果。第一，这个民族会自视甚高，蔑视其他民族，认为其他民族不堪一击；第二，这个民族认为民族利益不容任何妥协，这会导致她与所有存在分歧争议的民族走向决裂。第二个特质会给这个民族带来无数的敌人，而第一个特质会让这个民族不怕无数的敌人，问题是这么折腾不是找死吗？就像昭和日本、大德意志、拿破仑法国和斯拉夫俄罗斯一样，他们自己就会把自己带进以一当十的绝境中，不管多么强大，最后都难逃败亡。后人看昭和青年奇蠢无比，几乎绝无理解现实的起码认知力，但其实在崛起的激进民族主义国家，昭和男儿以一当十的必胜思维，才是这种叙事体系下最合理、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认知。在太平洋战争中，昭和男儿认为只需要一战击溃英美舰队，就可以迫使英美与之议和；在中日战争中，昭和男儿认为只需要一战击溃中国军队，就可以迫使中国与之议和；每当阅览日本历史，实在想不出明治英杰之后继者如此不堪，几乎毫无常识可言但这也恰恰证明激进民族主义的叙事体系和世界观与现实世界最不协调，或者说最是坐井观天的。所以，只有超脱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带来世界帝国的崛起，英美的现实自由主义即是如此，在三百年现代外交来极端残酷的民族斗争中，你什么时候见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流吹嘘过自己民族优越？什么时候见过英美在外交中不够灵活？基本没有的，可能美国特朗普、英国约翰逊时代是如此，但这种人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灾难性后果。同样，梅特涅、亚历山大二世的神圣联盟和苏俄的共产主义世界，尽管意识形态被人诟病，但也确实是实现了部分世界帝国式的霸权，这可要比自我高估的激进民族主义对现实的理解能力见识高多了。怎么说呢？在国家救亡图存的时候，激进民族主义很有价值，但在国家争取世界霸权的时候，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是最致命的毒药，而且很难避免走向以一当十的悲剧性失败，这个过程或许可能气壮山河，但失败者的故事再感人，意义都不大。民国初期，奉系军阀张作霖天下无敌兵强马壮，为何无法统一中国？原因很简单，奉系本质上是个东北人老乡会，其他各省精英融不进去，他们不愿意被东北人统治，奉系那一套伦理和认同他们不在乎。结果中国无敌的奉军，到了上海、江淮，没几年就人厌鬼憎，各地精英看不惯东北长官的嘴脸，很快被孙传芳联合当地精英一路打爆，毫无战斗力，就是这个原因。相比之下，国共两党更有全国色彩，才能吸纳全国精英，建立全国性秩序。一国激进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世界体系下的奉系老乡会，其若是想建立世界秩序，实际上跟奉系老乡会想统治中国一样不靠谱，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法国人、德国人、沙俄人、日本人都失败了，这是历史早就证明过的。这就是英美的现实自由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和梅特涅的神圣君主远比大多数单纯的民族主义挑战者高明的地方，也是很多激进民族主义者不能理解的所在——让英美天下无敌的原因，不仅仅是英美无耻，还有激进民族主义脱离现实世界叙事导致的愚蠢和无能。当然，在单纯民族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或许会崩出一两个如黎塞留、俾斯麦和斯大林这样超出民族主义偏狭叙事体系、还能驯服国家的民族主义英杰，但这种人太少了，他们死后，他们的国家很快就会被大批激进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下培养的社会性浪潮淹没。我是民族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所以对这种困境是心知肚明、无可奈何——纯粹的民族主义本身会毁灭民族主义的事业，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最大悲剧。在与英美对抗的过程中，我国在坚守民族主义利益的同时，应切忌落入大众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泥潭。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努力对冲超出现实之激进民族主义的原因，这不是为了反对民族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主义的事业啊。今天写这么多中美关系的文章，其意思也恰在于此。大谷吉继明知石田三成和丰臣氏的傲慢注定要败在德川家康手中，但为了心中的大义，他决定去做一个傻子，以义赴难。这也是日本战国历史最感人的一幕：石田三成仍然要坚持己见决意起兵消灭德川家康。大谷吉继喟然长叹：“您真是鬼迷心窍了，您难道非要将自己置于最险恶的情况中么。我很高兴，若我是寻常的朋友，您是绝对不会告诉我这件事的，既然您把我当做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就一定要支持您……我怎么忍心见到您进退维谷而不相助呢？”打定了支持三成的决心。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这场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被人忽略的最大影响，其实是对俄罗斯军队的影响。在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正规军队占据俄国武装力量的统治地位，至少形象上乃是不可挑战的强大存在，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和持续，俄国正规部队尤其是其中的精锐部队VDV空降军和第一近卫坦克军等所谓王牌（实际上与晚清的八旗部队一样，都只是阅兵王牌）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且表现拙劣，到了北顿涅茨克战役时期，俄国正规军队已经无力承担主要的攻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越来越倚重非正规且私人公司性质极强的雇佣兵公司的雇佣军作为进攻的主力——譬如大名鼎鼎的瓦格纳雇佣兵公司部队。与正规军的无能相比，这只私人雇佣兵则展现出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在北顿涅茨克战场上横扫对手，并被乌克兰人视为最可怕的敌人。俄罗斯企业家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iy

《华盛顿横渡德拉瓦河》（Washington

日本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1939至1940年，任日本外相。1941年，任驻美大使，他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负责对美外交的主要官员摘要：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主要列强被欧战所吸引。这让当时的日本智库认为，欧战乃是日本的历史机遇，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都认为，欧战将为日本的进一步崛起提供机会。然而，恰恰是在这些美好的错觉中，日本帝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危机漩涡。这就是日本太平洋战前外交带给今天中国的教训。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世界地缘政治进入了一个癫狂的时代，对于远东地带的各个主要实力国家来说，来自欧洲的烽火，显然对其构成巨大的影响，这种冲击不下于1940年欧战全面爆发后对远东各国的冲击——这是今天中国人需要有所警觉的。实际上，中国当前面临的抉择困境，实际上类似于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至1941年7月23日英美对日本石油禁运之前的日本，这样的比喻并非基于偏见，而是阐述其中的危险性和敏感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抉择都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无所作为和鲁莽行动都可能带来灾难，这就需要极为冷静的远见、审慎和明智，才能安然度过危险的局面。从纯粹的现实主义去看，1939年9月-1941年7月之间的日本外交实际上能够给当今的中国很多有益处的经验，尽管当时的环境与现在有着一些不同，但共同的借鉴意义显然更大。1、日本的教训：无论初衷如何，中国对英美的和解努力都不会有希望；1939年8月23日，德国在未知会日本的情况下，突然与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在随后出兵波兰，此举使得日本外交陷入孤立，日本帝国的亲德政府平诏内阁被迫提出辞呈。为了避免陷入欧战灾难，日本推出亲英美派的米内光政海军上将担任首相，试图寻求与英美的和解。需要指出的是，米内光政海军上将寻求和平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很简单，1939年初开启的日本东亚新秩序政策实际上已经使得其与英美的关系不可调和，米内光政的和解努力不可能取得成功，只会损耗其政治声望和资源。今天的俄罗斯，同样在未与远东大国盟友协调的情况下，鲁莽发动了一场难以收拾的战争，并使北京外交陷入难以抉择的处境。但无论如何，未来中国对英美的缓和努力不会成功（假如有所尝试的话）。日本海军三杰之二（左

毫米弹药。如果没有更多的弹药，一旦现有的弹药库存用完，乌克兰的火炮——以及乌克兰为保持这些枪支在战斗中所建立的所有支持网络——将毫无用处。为了继续战斗，乌克兰的炮兵部队必须转向西方标准的

摘要：乌克兰将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场胜利是露西亚领袖的盲目无知赠送的给他们的，这位领袖被自己的宣传蒙蔽了双眼，他对乌克兰人的力量不理解，他对自己军队的弱点不理解，就像1940年10月希腊人竟然击败看似强大的意大利军队一样，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对敌人和自己的双重无知，带来了希腊的荣耀和意大利的耻辱，以及领袖自己的灭亡。中国对此必须要有准备。北京时间2022年2月24日上午11点左右，当露西亚军队在其领袖的号令下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时，笔者就对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悲剧命运深信不疑——这是无知的决定，俄军必然遭受灾难性的惨败。入侵乌克兰很可能成为露西亚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低能决策之一事实上，只要我们基于纯粹的现实，记住，是基于现实因素，而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偏好，就会从一开始意识到，露西亚的领袖对这场战争的苦涩程度是完全没有预期的，这使得俄军几乎不可能在乌克兰赢得胜利。首先，与1940年10月墨索里尼的希腊入侵一样，露西亚对乌克兰的进攻在兵力上严重不足，这也是我开战前不断反复强调的，这种兵力进攻乌克兰只会招致灾难——只有脱离现实的蠢材才会相信战前俄军能够实现所谓的快速征服。根据美国人在战前的披露，露西亚在乌克兰周边的兵力大约是18万人，但与之相应的是，乌克兰的常规兵力也在20多万，此外还有45万左右参加过实战的民间武装志愿者，以及100多万接受过完整军事训练的后备军，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乌克兰是欧洲除了露西亚以外领土最大的国家，国土纵深辽阔，背靠西方，战争援助源源不绝。露西亚竟然想用18万军队就想扫平这样的国家，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兵力根本不够。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露西亚军队几乎没有能力攻克乌克兰大城市，只能顺着公路向前推进，这就是兵力严重不足的结果，比1937年入侵中国的日军还要捉襟见肘。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露西亚领袖在战争爆发前对乌克兰这个国家发自骨子里面的蔑视，他声称对方只是傀儡殖民地政权，是不堪一击的一小撮的纳粹余孽，是不存在认同的地理概念，这样的认知假如用作国内宣传，那没问题，但如果决策者自己深信不疑，那必然在重大决策中招致严重脱离实际且无可挽救的毁灭性误判。这种情势与1940年10月的意大利希腊战争是惊人相似，都是因为一个领袖的傲慢和无知而发起了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战争——墨索里尼认为希腊人是不堪一击的废物，只需要大炮响起来，他们就会奔逃。如在1940年10月意希战争爆发时，希腊人拥有14个经验丰富的满编师，而墨索里尼能够拿来进攻的兵力不足6个师，即105000名意大利新兵在墨索里尼的强制命令下向350000名希腊老兵发起不可能成功的必败进攻——尽管意大利在飞机和坦克数量握有优势。战前意大利军方告诉墨索里尼，意大利至少需要20个师才能负担这场战争，德国人也反复劝诫，但墨索里尼拒绝接受——目前没看到有人在战前劝诫露西亚的领袖，试图阻挡他的无知。1940年10月28日（希腊报纸），墨索里尼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对希腊宣战，面对意大利大使的通牒，准备充分、严阵以待的希腊总理Metaxas用法语做出了回复：“很好，让我们给你战争，一场真正的战争”，这点颇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前对俄国人的俄语临战演讲其次，与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入侵希腊时的意大利军队一样，2022年的露西亚军队同样也是一支严重缺乏后勤和补给能力的短板军队，纸面上他们看上去武装到牙齿，但后勤能力的匮乏，使得这只军队在实战中无力负担大规模战役。我曾经阅览过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和意大利军事领袖巴多格里奥关于希腊战役的回忆录，其中尤其提到意大利军队在后勤补给能力上的严重匮乏，在军队建设上，领袖重视提升军队的纸面数据以增强国内外的军事形象，却在基本的后勤保障上吝于物力和资源，这就使得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从一开始就无法展现出来。在希腊战争中，由于糟糕的后勤补给，意大利的飞机和坦克这些损耗弹药和油料巨大的装备大多都难以发挥作用，进而使得意军的装备优势也聊胜于无，对战事几无影响。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同样如此，众所周知，当前的露西亚军队是一支后勤保障能力极其脆弱的军团，美国亚里克斯

美俄之间围绕着乌克兰的对峙，使得很多人猜测会爆发战争。其实这个大可不必。不仅仅是现在不会发生战争，就是真的擦枪走火，也不会发生战争。这个危机是新冷战走向现实的一部分，在新冷战逐步落地的过程中，历史需要一场场类似于当前危机的事态来改变人类沉浸和平的心态，逐步适应对抗，以及对抗带来的一系列对撞和改变。在旧冷战落地的过程中，欧洲和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发生了三次柏林危机和一次古巴导弹危机，每次都接近战争边缘，但战争并没有爆发。在这些危机中，西方内部尽管分歧非常多，但总体而言是不断强化美国领导权的过程，当前的危机也是如此，对美国来说，这场危机对他是有好处的。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在珍宝岛危机中，都发生了擦枪走火，但都没有爆发战争，这是为何？因为现代大国领袖都明白，一场真正的大型战争一旦爆发，那么他自己的命运，将不得不将交付两个风险：第一种是战争失败带来的灾难；第二种是战争引发的革命洪潮；普京之所以能够统治俄罗斯，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前两个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阿富汗战争中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战争严重削弱了统治者的国家机器，带来了扫灭统治者全家的大革命，并让普京上台。普京并不愚蠢，他亲身经历过阿富汗战争对俄罗斯的冲击。我记得赫鲁晓夫在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都曾对美国进行过核威胁和战争动员令，当时整个世界比现在还要窒息，但战争并未爆发，反而在接近高潮后迅速结束。这一次也不会例外。没有哪个政治家会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做烟花，去取悦不值依靠的群众看客，如果有，那么这些人最终只能是尼古拉二世和蒋介石的结局。后来人早已借鉴了这个愚蠢的选择。《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华盛顿横渡德拉瓦河》（Washington

“冷战是一个伟大民族走向成熟的磨练，每一代年轻人都应该至少经历一场冷战”——里根的国防部长温伯格，人称冷战武士“在充满敌意的森林里，猎人必须首先追求生存，而不是舒适”——1928年斯大林大元帅驳斥布哈林沐浴于和平年代的人，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无非是米塞思、凯恩斯或弗里德曼这些人，但是如果他很荣幸地生活在血肉横飞的丛林世界之中，那么他就会发现，对于那些风暴中心的大陆国家来说，他真正需要参考的经济学不是什么书本经济学，而是一战德国统帅鲁登道夫管理经济的经验——即战争经济学或者说冷战经济学。1918年法国战场皇帝攻势前夕，作为三军总指挥的鲁登道夫将军视察前线军队，他不仅仅是指挥军队的杰出将帅，更是在外贸毫无保证的情况下精细运用每一点稀缺战略物资的管理天才，他的经济学实践堪称大国对抗时代的典范，乃是斯大林、沙赫特、中原茂敏等效法学习对象不管一个大国曾经的经济初衷目标有多么浪漫，但是，一旦当他进入一个充满敌意、仇恨和恐惧的地缘丛林之中，他就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这里面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安全。在敌人围绕的时代，他需要面临严峻的经济安全问题：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供应链必将被不断证明不再安全，尤其是最关键的经济命脉很可能会掌握在敌人手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在不可避免的残酷斗争中受制于敌人，这个大国就必须使自己的根本经济要素实现自给自足，方能摆脱被敌人压垮的命运，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率，而是为了保证经济的基本安全。1、冷战经济的开创者：鲁登道夫将军以一战期间的德国为例，她当时面临着英美的绞杀，当时德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是原材料（煤铁除外）和粮食几乎完全受制于英美控制的世界贸易体系。但这些贸易在战争期间完全不可靠了，为了在战争期间缓和这个问题。鲁登道夫一方面不断通过宝贵的黄金储备高价从瑞士、荷兰、丹麦等中立国手中购买有限却宝贵的粮食和资源，以维系国内社会的最稀薄需求；另一方面则组织德国工业和科技部门，通过在空气中提取氮素，在谱图黏土中提取铝，通过发明人工橡胶，从木材中提取纺线等办法，解决了相当多贸易资源的国产替代问题，并使得德国经济在完全封锁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四年。事后，鲁登道夫《总体战》的回忆录和德国财政部长Karl

对于今天的中美来说，冷战就是未来。一场古巴导弹危机式的大冲突将是中美无法回避的对撞。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但我们要看到，没有人希望英德战争，没有人希望美日战争，没有人希望美苏冷战，没有人希望中苏对抗，但问题是，这些冲突都出现了。这不是因为双方决策者不够理智，而是这就是命运，这是历史的意志。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两个大国一旦越过某个节点并走向对抗，没有一次能够避免热战或者冷战的。在走向战争边缘之前，双方的关系一定是不断恶化的，无论他们是否努力缓和，都不重要。没有人可以抗拒历史的意志。在2020年中美疫情危机和香港冲突爆发之前，笔者曾是个坚定的缓和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缓和策略，这不是因为我力主妥协，而是我能够看到缓和成功的希望，哪怕只是暂时缓和。但是，一旦历史的车轮偏离轨道，走向另外一条道路，那么就绝无回头之路可言，这就是国家的命运。所以，你会看到，我变成了坚定的斗争派，之所以如此，不是我认为斗争更好，而是我知道，这个国家只有这条路可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没有改变过。事实上，这场斗争的高峰还远未到来，在古巴核导弹式的毁灭危机降临之前，双方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妥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定要摒弃小清新式的民族主义，那些认为吃着火锅唱着歌就可以赢得这场伟大冷战的思想，将是危险的思想毒药，这场伟大的冷战将是极其残酷的，他不仅仅取决于双方的资源，也取决于双方民众的斗争意志和牺牲精神。以这样脆弱柔软的精神面貌面对残酷的冷战考验，将极易重蹈苏联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生代思潮变幻的历史悲剧。在《台海的两种误判风险：英美的均势外交与模糊保证》这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一旦台海危机爆发，美国一定会直接武力介入，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所在，尽管这篇文章遭到了国内小清新的严厉批评，但我并不在意。我深信一点，这场伟大的新冷战将会逐步且无情地验证这个判断，残酷的历史将会用铁与血检来验对与错，真正的成败必将抒求于无情的斗争而非苍白的言辞。说起来，这些民族主义小清新与国内那些自由派本质上没有区别，他们都寄希望于全副武装、身经百战、凶猛狡诈的对手会对自己不战而降，仰赖无知的幻觉而非残酷的现实来树立自己柔嫩不堪的信念，并依靠同温层来强化这种虚浮的认知。但这恰恰是这些人最脆弱且易生变的所在，这是值得担忧的地方。对于这场斗争，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以真正的决心、责任心和牺牲精神来迎接历史的考验，我们必须记住：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走向强大，文明在永恒的和平中堕落灭亡。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理应通过伟大的斗争验证自己。不论最终胜败如何，忠诚的勇者都将实现不朽！“我们的斗争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拉拢中国自由派不会产生什么收益，打击中国自由派不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与武力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不同，中国自由派穷尽自身所有力量和智慧所能发起的最强大攻击，也绝不会超过祢衡对曹公的笑骂。尽管中国自由派往往高估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但实际上，他们本质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金丝雀，尽管这种政治鸟类自诩长着美丽的羽毛，然而，她的存活却只能依赖于对手的怜悯而非自身的力量。说起来，中国自由派的敌人和他们自己常常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政治事实，那就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自由派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属于毫无现实政治价值的存在。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取悦或者联合中国自由派这样的群体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真正的收益、价值和帮助，反过来，如果他决心削弱或者打击中国自由派这样的群体，也绝不会给他带来什么真正的损失、代价和后果。具体而言，就是自由派的存与灭不会有什么影响，就像一股绚丽的空气，手掌在这股气体中的挥舞就像在空气中一样。说起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对胡适这样的中国自由派备极礼遇，只能表明蒋介石本人不够尊重现实，而胡适这样的中国自由派也从未带给蒋介石多少具体价值，包括未能帮助蒋介石取悦美国；而另一位被自由派反复赞颂的中国政治家，也从未在他那段与中国自由派争议重重的友谊中获取任何有价值的实际助益，反而被这些难以控制、毫无力量的团体最终连累。反过来，那些对中国自由派进行严厉措施的政治家也绝不会因此遭受多少真正的损失和后果——即自由派只是一个虚浮绚丽的气体，你能够看到空气的绽放和压缩，却不会真实感受到具体真实的影响。那么中国自由派为何会如此？因为中国自由派本身是没有根基的政治群体，他们自诩具备思想先进，却没有真正有政治价值的具体受众；他们自认文明的方向，却抵制政治实践所需的起码组织和纪律；他们自夸自由的代表，却远离军事义务，只能永远仰赖别人怜悯之下的保护。1912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各省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将到手的权力迫不及待地送给军阀、土匪和黑帮，本身就证明这是一群奴性深重却虚荣自负的演员，口号不能掩盖真实的内涵——他们与2021年8月的数百万阿富汗自由主义者及其市民追随群体一样，都是历史的马戏团，“热爱自由”的背后却是奴隶而非武士的本能。对于这样的群体，任何与之结盟的努力都将是违背政治规律和道德的错误。因为你无法将怯懦的奴隶扶上武士才能负担的统治地位，这是奴隶的本性决定的，而不是他自诩自由就能改变的。他们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空气——任何政治家都会意识到，对付一百万这样的自由派所消耗之资源必然少于对付一百个穆斯林圣战士——美国人依托阿富汗数百万自由派及其追随者抵抗数千伊斯兰圣战者，其不靠谱程度如同摩诃末指挥三十万波斯奴隶对抗铁木真的一万蒙古骑兵一样，这绝不是武器所能弥补的品性。总而言之，迎合不会获得收益，打击不会遭受损失，这就是中国自由派的实质，一群不折不扣的政治金丝雀，或者说一团政治空气。《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伟大的拿破仑历来最看重士兵主要来源的法国偏远省份乡村，这是法国最有价值的政治力量，他提供了大量资源帮助这些省份，这是他的政治基本盘这段时间来，我屡次发文批评自由派，很多人认为我对中国自由派怀有敌意，其实不然，我对自由派没有敌意。我只是指出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就是除了英美之外，其他国家和文化的自由派都不可能建立秩序——除非他们依托英美的刺刀保护。回望二十世纪，这样的情势比比皆是。1912年，清政府将权力交给各个省的咨议局主导者——中国各省最早的自由主义人士，但问题是这些人根本握不住权力，他们软弱怯懦，既没有力量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意愿积极参军保卫自己，最终他们只能把权力送给军阀头领或者黑帮领袖，这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状，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糟糕的时代；1917年3月俄国革命后也是，沙皇的崩溃带来了俄国自由派的掌权，结果这些自由派没有任何武力，只能仰仗沙皇的旧军队和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士兵与武装工人维持秩序，很快，依靠俄国市民大众支持的俄国自由派冠冕堂皇但软弱无能的情状越来越明显，最终真正的权力落到了左右拥有军队的政治力量手中，这是俄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的德国同样如此，艾伯特的自由主义政府毫无武力，面对汹涌的罢工和暴乱束手无策，只能恳请强大的一战退伍军人团体——自由兵团帮助镇压，权力最终落到了更具武力的右派军队和极右翼民间组织手中，也形成了德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历史的浪潮仅仅只是如此吗？1979年的伊朗自由派总统巴尼萨德尔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和政治家，他曾经撰写过脍炙人口的《自由主义与人类进步》的论述，他的上台获得了伊朗市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但却得不到伊朗最具组织暴力的伊朗宗教团体和军队的支持，最终他黯然下台，伊朗自由主义昙花一现。自由派这样的失败名单实在太长了，只要没有英美武力支持，他们往往只能失败：1919年的匈牙利自由主义者、1924年的奥地利自由主义者、1934年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1948年的捷克自由主义者等等，比比皆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没有英美的武力支撑，几乎不可能在非英美国家看到所谓的自由主义政权，各国自由派往往总是哭泣为何英美抛弃他们，却从未反思为何自己没有力量。自由主义者最大的缺陷，就是他们看不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一个没有组织暴力的群体有什么资格和德行觊觎权力呢？权力拥有者作为秩序、规则和公正的输出者，其裁决任何事务的对错是非，归根结底是要依靠暴力作为基础的。没有组织暴力，谁会服从你的说法？清末民初的各地咨议局自由主义人士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根本没有力量裁决地方事务啊，他们的失败难道是因为他们威望不足，名声不好吗？肯定不是，因为没有组织暴力啊，没有刀剑，谁会把你的话当回事？最后，这些民国初期的自由派难道不是跪下来，恳请军阀、黑帮和土匪们把权力拿走吗？我看到俄国自由派总是后悔自己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对列宁、托洛茨基太过软弱和仁慈，但问题是，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组织暴力的群体，俄国自由派除了软弱和仁慈还能怎样？中国自由派总是埋怨辛亥革命后各省咨议局将权力拱手相让，可是他们忘记了，作为一个没有力量的群体，他除了如同一个柔弱女人般在乱世找个好点的壮男外，又能怎样？我从来没看到自由派人士反思自己没有力量，总是抱怨自己过去的仁慈和善良，问题是，自由派的仁慈源于他们的没有暴力，没有暴力的群体当然只能软弱仁慈了。法国自由主义者无力镇压暴民，最后心甘情愿地将权力送给军人皇帝拿破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跟司马南老师、张捷老师等人为联想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犯罪分子，都认为对方必须被打倒，但问题是各有各的道理和受众，这种争论靠嘴巴争辩，一千年也分不清楚，因为双方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属于阶级矛盾。事实上，自古以来，这样的争论从来都是依靠组织暴力解决，谁更有暴力，谁就更有道理。在英美历史上，克伦威尔、麦金莱和克莱武这些资产阶级武士会把质疑其财产合法性的掘地党和平等派屠戮殆尽，然后将他们污蔑为上帝和国家的背叛者，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并把自己劫掠所得之财标榜为神圣私产不可侵犯；在俄国历史上，托洛茨基这样无产阶级组织暴力的强者会把这些财产太多的富豪予以处决，或者让他们心甘情愿忏悔自己的富裕，并将这种夺取视为神圣的功绩。双方的抉择不同源于两个文化群体阶级组织暴力对比的不同。无论是无产阶级秩序，还是资产阶级秩序，本质上是需要靠各个阶级的组织暴力，具有强大武力的阶层才有资格成为胜利者。说起来，恰恰因为被自由主义者厌恶之政府的限制和保护，这种左右争辩仅仅只是言辞的辩论，更是毫无价值的浪费口水，而那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凭什么会认为政府不存在了，他们自己能够赢得与左翼的组织暴力辩论？无论观点差异如何，中国自由派都需要意识到，和大多数国家自由主义者一样，中国自由派及其基础是没有力量的群体，是需要被政府保护和怜悯的存在。很多自由派人士认为，自己拥有几千万粉丝，乃是很有力量的人，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所谓的力量本质上是一种可悲的幻觉，只需要两个受命的武士，就可以随时擒获击垮这样自由派人士中的最强者。从政治角度看，十万没有组织暴力的中国自由派粉丝，绝不会比一百个虔诚好斗的穆斯林更有力量，这是自由派的秉性决定的，毕竟，让两个自由派同心同德，比让十万士兵同生共死还要困难得多。这决定了自由派的天生失败。由此观之，这样的群体有什么实力和希望可言？仅仅只是值得同情怜悯罢了。当然，如果遇到路易十六、巴列维这样的软弱君主，自由派或许能够获得短暂的成功，但随即如历次大革命所展现的那样，他们很快会被更强的组织暴力者撕得粉碎，并在断头台上留下失败的声名。参考链接：2016年文章《民主运动为何收获了苦涩？》伊斯兰教一直是强大的组织暴力拥有者，是天生的统治者，其与自由派截然相反，一个具备强大组织暴力的阿訇尽管名声低微，但其在真实的政治实力上必然强于任何自由派大V《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华盛顿横渡德拉瓦河》（Washington

滴滴上市又仓促退市的最大教训是什么？我个人觉得这体现了国内相当多的企业决策者国家安全意识不足，或者说对当前所处的时代挑战认识不深。他们依然以过去时代的思维运营当前冷战环境下的企业决策，这引发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后果。今年6月10日，人大出台《数据安全法》，这乃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举措，因为冷战时代一个国家的大数据具有相当的国家安全敏感性。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阅览过冷战时代美苏情报战争的历史记述，尤其是比尔凯西团队对苏联弱点的分析过程，就会知道，苏联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对中情局具有相当的价值。这方面威胁，我们专门撰文阐述过。点击如下链接：《冷战的匕首：中情局对苏联科技输液管的追踪、打击与切断》《冷战的锐眼：中情局对苏联经济弱点的洞察与利用》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国家对国内重要企业数据在美的递交严格设限是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这种规则的出台甚至是略晚了。说起来，作为一个重要敏感数据的掌控企业，如果滴滴这个企业有足够的国家安全意识，那么在《数据安全法》出台之前，他就应该对赴美上市保持谨慎态度，这是冷战时代的基本意识。但令人遗憾的是，滴滴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惊人的麻木，我个人不清楚这个企业的政策风险评估部门是如何工作的，以至于《数据安全法》公布之后，依然试图尝试如此鲁莽的危险赌博，这几乎就是一场自我毁灭的灾难。更重要的是，她很可能使得滴滴管理层失去了国家的信任，未来，她需要做出很多事情，以努力恢复这种信任。不过，滴滴的下场对于其他国内企业也是一个警戒。在日渐深入的冷战时代，中国企业的生意模式不能仅仅限于生意，更应该看到冷战的现实性，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不再仅仅追求经济的增长，更需要保证经济的安全，这是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势下，企业应该未雨绸缪，主动增强自己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敏感问题上主动与相关部门交流，以避免不必要情况的出现。这一点，对于当前国内企业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对国家、对企业都是有好处的。《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古往今来具体政治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大都集中在“天赋人权”等抽象概念，以及对这些抽象概念的坚信上面，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一定会实现所谓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其实，这种看法是其巨大局限性的。下面我将阐述现实政治的看法。1、政权的本质：秩序的兜售者什么是政权？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有现实意义的哲学性问题。但是摊开来讲，政权的本质乃是社会秩序的兜售者。即如果把政权比作一个企业，那么政权对外出售的商品，就是秩序。买家通过纳税的方式向政权购买秩序的产品，由此获取自身财富和生命的安稳。与空气、水和食品一样，秩序是一个人类社会维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产品，但能够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或者说群体寥寥无几，摊开来说，从古至今，只有具备武士传统和严密组织的社会群体才能够生产这种宝贵的产品。而这样的人群就是缔造一个政权的关键性基础，这种人群是具有特殊性和稀缺性的。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这个社会没有政府，那么在一个商业街里面，两个比邻的店铺老板之间因为琐事发生纠纷，双方互不想让，这个时候如果要裁决，怎么办？肯定是找这条街的黑帮老大，而且双方一定是根据黑帮老大的规矩来裁决彼此的矛盾；同样，这个商业街发生偷盗、抢劫、强奸等治安事件，也是由黑帮老大出面解决。为何？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暴力，而不是嘴巴说服，你不可能找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能找一个有钱人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人会在乎他们说什么——原因是他们没有武力，而武力是最有威慑力和说服力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发表一万篇演讲，永远不如射出一颗子弹。说起来，戈林元帅有一句经常用来开玩笑的俏皮话，“每当遇到辩论，我就忍不住想拔出我的勃朗宁（手枪）”，很多知识分子由此斥责这位纳粹领袖的粗鲁，但这恰恰体现了戈林元帅作为一个真正夺取政权的政治家对政治权力的深刻理解。公元969年，在埃及被法蒂玛王朝的将军昭海尔·绥基利消灭之后，曾经有一位颇具声望的乌里玛质疑法蒂玛王朝第四任哈里发穆伊兹的血统，认为他不是先知女婿阿里的后裔。穆伊兹拔出宝剑：“这就是我的家谱！”随后，穆伊兹又向大家分发财物，再次说：“这就是我的证据！”。于是穆伊兹成功说服众人，埃及从此成为了法蒂玛王朝的属地。铁木真建立蒙古秩序，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他背后强有力的蒙古武士阶层就是说，对于一个真正理解现实的政治观察家来说，若想判断一个社会群体能否握有政权，最简单的，就是看这个群体是否具有牢固的军事组织习性，如果这个群体具有强大的军事习性，那么她就能够向人类社会生产、出售最宝贵的产品——秩序，或者说这就是天生的统治者；反过来，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军事组织习性，那么她就只能作为秩序产品的购买者，或者说这就是天生的被统治者。这句话听起来很有哲学性，但却是数千年来，人类政治文明恒古不变的基础性真理。事实上，中国自由派学者们之所以厌恶甚至蔑视暴力，不是因为暴力不重要，而是因为中国自由派的政治基础——中国有产阶级自古以来本质上是没有军事能力的群体，中国自由派对暴力的蔑视，本质上是掩饰他们在政治上无法弥补的致命缺陷，只有通过这种刻意忽略现实矫情蔑视，才能继续自我维持他们不可能成功的虚幻梦想。相比之下，拥有最强武力的盎格鲁撒克逊资产阶级作为强大的武士阶层，从来都是暴力的崇拜者，权力这样伟大的事业，怎能离开暴力？杰斐逊说过，“自由之树需要用鲜血浇灌”，乃此现实自由主义大政治家的百战真理。对此，伟大的列宁就曾经说过，“相比强大的英美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不过是孱弱的婴孩儿”，这句话中强弱的实质区别绝不是财产的多寡，而是否具备强大的武士组织传统。“（俄国资产阶级）是如此软弱，如此涣散，直截了当地说，是如此无能，因而即便他们胜利了，也会是短暂的，不牢固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责任内阁会有什么结果呢？右派政党将被完全、彻底粉碎，中间派政党，如集中派，自由派保守党、十月党和进步党，将逐渐被淘汰，至于立宪民主党，一开始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它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以后会怎么样呢？以后革命群众会登上舞台，会出现公社，王朝将覆灭，有产阶级将会受到大摧残”———俄国著名政治家杜尔诺沃预言俄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在沙皇崩溃后将死无葬身之地，原因是因为他们很软弱，没有暴力，后来果然如此2、暴力的转移与权力的流淌从人类政治的具体历史脉络来看，政治权力的归属实际上是随着暴力而不断转移的。一个具备强大的组织暴力能力的群体，一定会是他人命运的主人，一个失去强大组织暴力的群体，则一定会受制于人。以古罗马人的政治权力来看，当罗马的军事力量以罗马有产阶级为主时，罗马将不得不以一个投票权受限的共和国形态进行统治，因为罗马的有产者拥有最强大的暴力，这是一个有产者和富人可以为所欲为且备受尊崇的时代，罗马的统治者也来自于他们（马略改革前罗马军人以罗马有产阶级为主：1、必须达到户口调查的第15等级或以上；2至少拥有3,0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3、能够自行购置所属兵种等级对应的武器装备。）当历史之轮驶入马略时代，随着罗马有产者越来越厌恶战争，在马略的改革下，罗马的军队开始以募兵制为主，大量无产者加入军队，罗马的暴力逐渐掌握在罗马穷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有产者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原本举足轻重的元老院逐渐沦为虚无的闲散机关，马略、凯撒、安东尼等这样的强大军事统治者开始层出不穷，并开启了对罗马有产阶级的严厉限制，罗马逐渐从共和屋大维进入帝国时代。这个阶段的罗马有产阶级慢慢失去了政治实权——最终，罗马的贫困军人而非罗马的有产者，开始选择罗马的统帅。到了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时代，随着罗马人越来越厌恶军事义务，罗马军队开始被非意大利外地人所占据（如高卢人、希腊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为此，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所有罗马帝国出身自由的人将被给予完整的罗马公民权，这代表着罗马权力开始外移。这个阶段的罗马有产阶级沦为被重点抽税的对象，当时的罗马富人最为恐惧被选为元老（议员），因为一旦当选元老就代表着需要交纳他不可承受的额外重税，大量罗马城市的富人为了避免被强制选为元老，出现了持续性的逃亡。等到历史迈入狄奥多西大帝的时代，罗马帝国境内的户籍人口不再愿意承担军事义务，罗马人的军事力量转而依赖于蛮族——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匈奴人、勃良第人等等，这代表着罗马权力的进一步转移。这个阶段的罗马富人沦为蛮族劫掠的对象，他们的财产、妻女被蛮族组成的罗马军队肆意瓜分，在公元六世纪高卢主教Gregorius

立陶宛宣布设立所谓的“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乃是从事实上否认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这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大挑战。很多人因为对英美秉性的不理解，往往会低估其中的阴狠和奸险，今天，我们主要谈一下英美此类策略的目标，以及对中国的外交考验。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做预备。首先，众所周知，立陶宛对台湾当局代表处外交地位的改变，乃是英美策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英美不仅赋予立陶宛全力的外交支持和鼓励，而且在其改变代表处名称后，美国立即与立陶宛签署6亿美元的出口贷款协议，作为初步的奖赏。没有英美的鼓动，立陶宛绝不敢采取这样的行动。其次，立陶宛改变台湾当局驻该国代表处名称，实质上是英美对中国的一次试探，英美正是要以此测试中国的意志，评估中国的实力，至少迫使中国付出外交代价。假如中国为了顾全大局，在这个过程反应不够强硬，那么美国及其追随者将认为改变台湾当局外交地位的后果是可控的，那么美国将顺理成章地推动更多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甚至美国自己跟进改变台湾当局的外交地位，尽可能促成台湾部分外交独立的既成事实——直到中国忍无可忍，做出强烈反应。反过来，假如中国一开始就做出强烈反应，针对立陶宛进行严厉政治、经济和外交报复，那么将会把欧盟和英美牵涉进来，因为这将涉及欧盟体系和西方体系的信任问题。中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所以，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既能够严厉打击立陶宛，同时又避免欧盟涉入，显然考验着我国的外交部门。最重要的是，英美当前通过立陶宛搞出这一套，事实上乃是复制1991年撕裂瓦解苏联的外交诈术——“冰岛承认”和多米诺外交骨牌。1990年3月，苏联领土一部分的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宣布独立，苏联随即施压立陶宛，试图解决这个重大隐患，经过几乎一年的无效谈判后，到了1991年2月11日，冰岛在美国的策动下，率先承认立陶宛独立，苏联对此未能做出坚决反应，戈尔巴乔夫担心破坏与英美的关系，紧接着，在英美的鼓励下，丹麦、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国接连承认立陶宛独立，到了9月2日，目睹苏联反应微弱的美国，在八一九事变后也趁机宣布承认立陶宛的独立，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残酷地遗忘了他对“好友”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领土完整的承诺，冷血地表示，“如果苏联对立陶宛使用武力，美国将作出回应”。这实际上代表着立陶宛的真正独立和苏联大帝国走向解体。“没有人忘记这一刻代表着什么，那就是冰岛实际上作为英美的走卒，扮演了一个分裂苏联的关键性试探角色”，发动八一九事变的伟大苏联爱国者、最后一任真正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评价立陶宛独立与苏联分裂关键时刻的冰岛承认。今天英美利用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过是1991年2月冰岛战术的复制，他们正是要迫使中国做出痛苦的选择，并以此评估中国的真实决心、实力和意志——如果台独等于战争，那么接下来就是双方彰显意志的时候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对消逝的美好抱有怀念，毕竟：这就是残酷的冷战对撞，谁也不要抱有怀疑。这就是无情的实力秩序，谁也不能容忍后退。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纯粹的民族主义本身会毁灭民族主义的事业，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最大悲剧。在与英美对抗的过程中，我国在坚守民族主义利益的同时，应切忌落入大众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泥潭。“（法国）那些激进（民族）主义者只能看到自己的荣光，却忽略了别人的欲望，所以他们必然灭亡”——塔列朗评价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激进民族主义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思想，但本质上无非是以下几点：第一，本民族最优秀最厉害；第二，本民族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这两种思想一方面会使一个国家在困苦时刻实现团结，共抗时艰。但是，在这个国家崛起过程中，激进民族主义也会导致两个极大的负面后果。第一，这个民族会自视甚高，蔑视其他民族，认为其他民族不堪一击；第二，这个民族认为民族利益不容任何妥协，这会导致她与所有存在分歧争议的民族走向决裂。第二个特质会给这个民族带来无数的敌人，而第一个特质会让这个民族不怕无数的敌人，问题是这么折腾不是找死吗？就像昭和日本、大德意志、拿破仑法国和斯拉夫俄罗斯一样，他们自己就会把自己带进以一当十的绝境中，不管多么强大，最后都难逃败亡。后人看昭和青年奇蠢无比，几乎绝无理解现实的起码认知力，但其实在崛起的激进民族主义国家，昭和男儿以一当十的必胜思维，才是这种叙事体系下最合理、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认知。在太平洋战争中，昭和男儿认为只需要一战击溃英美舰队，就可以迫使英美与之议和；在中日战争中，昭和男儿认为只需要一战击溃中国军队，就可以迫使中国与之议和；每当阅览日本历史，实在想不出明治英杰之后继者如此不堪，几乎毫无常识可言但这也恰恰证明激进民族主义的叙事体系和世界观与现实世界最不协调，或者说最是坐井观天的。所以，只有超脱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带来世界帝国的崛起，英美的现实自由主义即是如此，在三百年现代外交来极端残酷的民族斗争中，你什么时候见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流吹嘘过自己民族优越？什么时候见过英美在外交中不够灵活？基本没有的，可能美国特朗普、英国约翰逊时代是如此，但这种人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灾难性后果。同样，梅特涅、亚历山大二世的神圣联盟和苏俄的共产主义世界，尽管意识形态被人诟病，但也确实是实现了部分世界帝国式的霸权，这可要比自我高估的激进民族主义对现实的理解能力见识高多了。怎么说呢？在国家救亡图存的时候，激进民族主义很有价值，但在国家争取世界霸权的时候，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是最致命的毒药，而且很难避免走向以一当十的悲剧性失败，这个过程或许可能气壮山河，但失败者的故事再感人，意义都不大。民国初期，奉系军阀张作霖天下无敌兵强马壮，为何无法统一中国？原因很简单，奉系本质上是个东北人老乡会，其他各省精英融不进去，他们不愿意被东北人统治，奉系那一套伦理和认同他们不在乎。结果中国无敌的奉军，到了上海、江淮，没几年就人厌鬼憎，各地精英看不惯东北长官的嘴脸，很快被孙传芳联合当地精英一路打爆，毫无战斗力，就是这个原因。相比之下，国共两党更有全国色彩，才能吸纳全国精英，建立全国性秩序。一国激进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世界体系下的奉系老乡会，其若是想建立世界秩序，实际上跟奉系老乡会想统治中国一样不靠谱，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法国人、德国人、沙俄人、日本人都失败了，这是历史早就证明过的。这就是英美的现实自由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和梅特涅的神圣君主远比大多数单纯的民族主义挑战者高明的地方，也是很多激进民族主义者不能理解的所在——让英美天下无敌的原因，不仅仅是英美无耻，还有激进民族主义脱离现实世界叙事导致的愚蠢和无能。当然，在单纯民族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或许会崩出一两个如黎塞留、俾斯麦和斯大林这样超出民族主义偏狭叙事体系、还能驯服国家的民族主义英杰，但这种人太少了，他们死后，他们的国家很快就会被大批激进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下培养的社会性浪潮淹没。我是民族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所以对这种困境是心知肚明、无可奈何——纯粹的民族主义本身会毁灭民族主义的事业，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最大悲剧。在与英美对抗的过程中，我国在坚守民族主义利益的同时，应切忌落入大众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泥潭。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努力对冲超出现实之激进民族主义的原因，这不是为了反对民族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主义的事业啊。今天写这么多中美关系的文章，其意思也恰在于此。大谷吉继明知石田三成和丰臣氏的傲慢注定要败在德川家康手中，但为了心中的大义，他决定去做一个傻子，以义赴难。这也是日本战国历史最感人的一幕：石田三成仍然要坚持己见决意起兵消灭德川家康。大谷吉继喟然长叹：“您真是鬼迷心窍了，您难道非要将自己置于最险恶的情况中么。我很高兴，若我是寻常的朋友，您是绝对不会告诉我这件事的，既然您把我当做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就一定要支持您……我怎么忍心见到您进退维谷而不相助呢？”打定了支持三成的决心。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叶利钦曾经认为，只要俄罗斯民主了，英美就会尊重俄罗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多国人有一个认知，那就是：中美对抗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只要中国有一天接受了西式民主，中美对抗就不存在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原因很简单，中美之间走向对抗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因为中国的体制问题，而是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事实上，假如中国施行所谓的西式民主，那么中国不可遏制的民意诉求反而会压迫政府提前十年甚至二十年与英美走向对抗，而非相反。关于这一点，只需要打开地图就会明白，任何一个中国政府，不管什么派，都不可能放弃南海，都不可能放弃台湾，都不可能放弃中印边境的争议领土，都不可能放弃钓鱼岛，这些都是中国左右各派的共同主张。反过来说，这必然导致英美不可能容忍中国的诉求，从英美的角度看，一个清晰的事实就是，如果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控制了南海、台湾，就代表着中国主导远东秩序的形成，这是美国海权利益和大陆均势利益绝不可能容忍的。在蒋介石统治时代，受制于中国的四分五裂和贫穷落后，为了应对苏联和日本，美国还不至于对中国的声索做出多大反应，但即便如此，哪怕是1950年，美国政府在与蒋介石交涉时都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哪怕美蒋之间是盟友也如此。只要了解英美外交的特质，就会清晰地明白，只要中国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国家，美国就绝不可能容忍中国控制南海和台湾——因为这代表着中国主导南洋和东亚秩序。双方必然会因此走向对撞，这是中华世界观和英美霸权世界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何况，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要求如过去两千年一般主导东亚秩序，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将英美从远东排除出去。中国的诉求，绝不会因为中国的体制而发生改变，不管是自由主义政府，还是民族主义政府，包括共产主义政府，都会秉持这个要求，只要中国强大起来，就会追求中华世界观下的远东秩序，中美双方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个必然走向冲突的结局——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战略家约翰·柯林斯就不止一次地抨击罗斯福对蒋介石给予太多，并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不管其政党体制如何，只要他是一个正常中国人的政府主导，都会对英美的远东秩序构成重大挑战。自由派总是抨击中国对美外交不够成熟，可是他们忘了从2001年-2015年，恰恰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喜欢借助南海争端中北京的克制猛烈批评中国政府，将之描述为卖国屈辱，以此打击政府的威信，并将自己描述为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者，今天这些人又调转角度开始反过来抨击。这一点，只需要打开中国网络文章的记录即可看出。实际上，随着越南、菲律宾等国不断在南海改变现状，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过去的搁置立场，必然会采取实力措施改善局面，这是一个强大民族不可逆转的历史朝向，而非几个人的意志。尽管笔者在2016年曾经忧虑中美关系由南海冲突走向对抗，但我也知道，这是大洪流，一个强大的民族绝不可能继续在几个小国的跋扈下漠视自己的利益。收复搁置的领海，统一孤悬的省份，巩固争议的领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诉求，这是中华民族的意志，中国政府之所以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她野心勃勃，而是因为她在兑现中华民族现代精英的百年梦想。这个梦想，也是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下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只要她能够实现中国的强大，她就会去做这些事情，反过来说，也就代表着中国与英美必然走向历史宿命般的对抗。说实在的，尽管很多人抨击今天的中美关系，但我却深深地理解一个道理。恰恰是因为中国现有体制不需要盲从民意，才使得她能够隐忍这么多年，直到强大到如此地步，才推迟到现在从容去做一个西方体制民意压力下几乎不可能迟疑的事情。事实上，假如中国是一个西方选票式国家，那么她就不会有一个能够真正履行外交责任的可靠政府，考虑到中国与如此诸多国家存在领土争议和历史恩怨，中国的外部环境估计在上世纪90年代就会走向真正的四面楚歌，就像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民主时代般，所谓的“民主”中国会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在民意的压力下，对俄国声索领土、对蒙古声索领土、对印度声索领土、对日本声索领土、对韩国声索领土、对南洋各国声索领土，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走向与英美的对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民众支持激进派，那种以下克上挟持国家外交的场景就会在中国呈现，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而中国绝不可能像今天这般崛起。很少有人知道，英美历史上与中国的交好，从来都不是因为中国的西式民主，而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友谊符合他们的利益。反过来，即便是中国接受了所谓的西式民主，中国也必然会因为其中华世界观的诉求而遭到英美打击，甚至是更早的打击。内阁任期执政党总辞理由❚

摘要：两个大革命的宠儿与反对者。拿破仑与塔列朗原本是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他们都致力于维持法国的稳定，厌恶革命的混乱，在塔列朗的支持下，拿破仑夺取了政权，双方一度亲密无间，令人称叹。然而，暴发户的欲望是永无止尽的，胜利带来了收获，收获强化了欲望，拿破仑沉溺于征服的虚荣，肆无忌惮地掠夺欧洲王室的领地，并将它们赐给自己的家族成员，却看不到欧洲大地的均势和稳定被他自己所破坏，这引发了欧洲各国君主的忌惮、恐慌和集结。从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塔列朗将不断地劝说自己的君主，希望他能约束自己的欲望，以免遭到列强的围攻。但拿破仑却认为这是塔列朗对自己不够忠诚，最终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西班牙战争中的政策矛盾最终使得曾经的伙伴走向决裂。正文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为什么两个大国最终走向了濒临战争的危机时刻？重读《柏林危机》很有必要，尤其对于当下我国外交处置如此棘手的问题将很有帮助。第一次柏林危机，英语版，注意针对性浏览，不要受其偏见影响当前中美关系正驶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尽管中美双方正在努力寻求缓和，但这并非一件概率很高的事情。面对这样的情势，如何去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走向和风险，其实是需要一个合适角度的，就像观察一种未曾见过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镜子。唐太宗说过，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而观察当前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海风暴的最好镜子就是1948-1949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从1945年波兹坦会议到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实际上能够给我们很多启迪。当时战后欧洲条约秩序有赖于《雅尔塔协议》和《波兹坦协议》，今天的远东条约秩序有赖于《中英声明》和《中美三公报》。其中：①《雅尔塔协议》下东欧的政党及选举的独立性，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英声明》下今天的香港政治问题；②《波兹坦协议》下关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今天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台湾问题和一个中国原则问题；由于东欧的不稳定迫使苏联不得不干涉各国的选举，使得《雅尔塔协议》中美苏对东欧各国的选举保证名存实亡，特别是1947年对波兰反对党的审判和1948年2月的捷克政变更激发了西方对苏联的深深不信任；作为回应，英美开始违反《波兹坦协议》关于德国地位的保证，打破东西双方的模糊空间，单独组建一个亲西方的联邦德国，这引发了苏联的恐慌，苏联极其恐惧德国与英美结盟对抗苏联，这迫使苏联以武力封锁西柏林试图打断英美的计划。这其实类似于今天的南海、香港事态发生巨变后，美国开始有意曲解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断单方面以既成事实推动独台政策，这迫使中方反过来不得不采取高频率的武力威慑试图阻止对方。双方开始由此推进事态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实际上都是身不由己，就像1948年的美苏双方一样——中方难以理解美方对事态的看法，美方也难以理解中方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他们都将对方的行为视为最危险企图的代表，这种认知反过来强化了他们行动对信任的破坏性。而当年情势更与今天类似的是——一个绝对的大陆强国使得大陆均势荡然无存，而英美对此深感恐惧。彼时刻，强大的苏联压碎了欧洲大陆的均势，英法无力单独面对苏联，1948年6月，当斯大林发动第一次西柏林封锁的时候，整个西方在欧洲只有14个师的部队，但斯大林仅在中欧广大区域就部署了三百个师，这是完全不相称的对峙。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回忆道，“想到这一数字对比，我就因恐惧而无法安眠”。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日本的三倍有余，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有余，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压倒其他远东国家，以至于美国高层忧惧中国随时可能进攻台湾。2020年12月3日，已退休的美国高级将军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士常常对英美怀有莫名的好感，这种好感一方面是可能因为意识形态偏好，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美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在庚子国变中，美国总统西奥朵带头反对瓜分中国；在抗日战争前夕，英国帮助中国进行货币财政改革，增强了中国抗战的实力，美国则在抗战中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支援；冷战后期，英美为首的西方帮助中国改革开放，当前中国的富强某种程度上有赖于此。这些林林总总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英美（尤其是美国）是好国家，因为他们不像侵略成性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日、俄、德，对侵吞中国领土不感兴趣，乃是心怀正义感的强国，更是讲道理的强国，甚至是好好先生。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基于过往战争的经验认为，英美缺乏战争的意志，很容易就会在残酷的斗争中意志消磨而寻求妥协。这种两种心态也使得很多国人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以相反的角度形成共同的看法：鸽派人士认为，只要中国跟英美据理力争，阐述我们的主张合理性，英美就会理解通融我们，清末、民国时代、改开初期，英美不都是友善讲理的大好人吗？鹰派人士认为，只要中国展现出实力硬顶上去，英美就会意识到我们的实力，规规矩矩地对中国妥协，建国初期那一仗，英美不就是欺软怕硬的怂货吗？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存在错觉。这种错觉的实质，都是基于忽略英美外交的关键利益目标大陆力量的均势的忽略——英美外交的目标不光是追求单纯的具体利益，更是追求大陆力量均势的抽象利益。这种外交目标的追求，需要遵循两条路线：第一，毫不犹豫、坚持不懈地全力打击大陆最强大的大国，以此削弱大陆最强国家，直到下一个最强大的大陆挑战者出现；第二，扶植大陆相对虚弱的大国或者尽可能避免其被削弱，以此制衡敢于挑战的大陆最强者；这两条路线是相互统一的，第二条路线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第一条路线，本质上都是追求大陆力量均势利益。落实到具体政策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英美会对威胁欧亚大陆均势的主要最强挑战者极其强硬，除非这个强国被打垮，否则绝不改变其打击政策；英国为了打败路易十四的强大法国，坚持与之间断作战三十多年；英国为了打败拿破仑，坚持与之几乎不间断作战二十二年；美国为了打败苏联，坚持与之冷战五十年，直到耗尽对手的所有财力、兵力和毅力。伟大的战神拿破仑退位时说过，“我最顽强的敌人莫过于英国人，美德使之与我作战了整整二十二年而不言退……希望他们愿意像对待希腊英雄塞米斯托克利斯一样友善于我，我愿意接受他们的保护”反过来，英美对于那些能够平衡大陆均势的相对弱势强国，则表现相对温和甚至友善，不仅愿意尽力扶植。甚至作为敌人，如果能够从中看到服务于其战略目标的潜力，也会不计前嫌的收买。这一点落实到英美对华外交身上，就会体现得淋漓尽致。1860年，英国军队攻克中国首都北京，但并未苛刻地惩罚中国，这让当时的清廷谈判大臣恭亲王颇感意外，实际上，英国随后帮助中国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和阿古伯叛乱，支持左宗棠、曾纪泽在伊犁外交中对抗沙俄，并助力中国组建北洋舰队。为何英国要这样做，因为英国把中国当做抵制沙俄扩张的均势力量，中国的强大，有利于遏制俄国和欧亚均势。这是英美外交对中国的第一次“宽宏大量”和巧妙利用，却非最后一次。1941年，英美将中国视为平衡日本的均势力量，大力扶植；1980年，英美将中国视为平衡苏联的均势力量，极力交好。那些都是中国与英美关系最为友善的时期。里根访华，中美亲善更为重要的是，英美对严厉打击那些相对弱势的地区大国不感兴趣，因为相对弱势的地区大国被严重削弱后，只会有利于主导性强国的扩张——错误的战争与错误的对手即是如此。最简单的就是，1807-1809年英国为了阻止奥斯曼帝国加入拿破仑一方而进攻该国，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英国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事后英国反而寻求与奥斯曼和解，以求建立更好的友谊。英国外长Henry

上文《从条约秩序到实力秩序：走向对撞的中美关系》（点击链接即可）中，我们讲述了远东地区条约秩序的瓦解，以及中美之间不断根据自身利益以既成事实强化推进自己的议程，这必然导致双方在重大关键利害上的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台海问题上，美国将不顾中国诉求不断推动独台的既成事实，更是使得该地区陷入濒临剧烈冲突的危险境地。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样的冲突，实际上难以避免且非常危险，这是两个大国走向冷战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对此，我们国家必须做好心理和物质准备，以充分应对这种挑战。美国的均势利益决定其推动独台政策二战纪录片莱特湾海战中美国战役决策阐述了美国将领在战争期间对台湾的理解，实际上，美国当前对我国台湾的控制和影响力，也是其对日本征服战争的战利品台湾作为一个要地，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决策者的视野中，乃是1944年底美国发动一场目标为切断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原材料供应地的战役前夕，美国太平洋舰队尼米兹认为美军的主攻目标应该放在中国的台湾，但另一位将领麦克阿瑟则说服罗斯福将进攻目标锁定在菲律宾，因为这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他们都视这场夺取台湾或者菲律宾的战役将成为彻底击败日本的关键。但无论如何，台湾地区的归属，基本决定了日本、韩国等地的经济和安全依附于何方，而这就是美国决策者对该地重要性的理解，这一点到今天并不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在美国看来，随着中国在远东的优势日趋明显，从大陆均势的角度看，考虑到台湾对日韩等国安全和经济的重要性，一个更加独立于大陆的台湾显然将有利于强化日韩等国的地位，同时削弱中国的影响，从而避免中国在远东取得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这恰恰是美国外交政策极力避免的。“如果中国掌握了台湾，那么就把日本与太平洋其他国家、南部所有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以及所有东盟国家分割开来，整个远东力量将完全失衡。”——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奥布莱恩11月2日《亚洲周刊》专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会极力改变当前的台海现状，通过强化台湾的“事实独立”，以降低大陆对台湾的影响。从美国角度看，其推动台湾的“事实独立”，存在两个非常阴暗的企图。①通过强化台湾的“事实独立”，能够削弱大陆的和平统一成果以及对台湾的影响力，同时增强台独力量的政治基础，进而强化大陆与台湾的分离趋势。这一点，可以从美方对台湾连续两笔赠送大批莫德纳疫苗可以看出，特别是第一次赠送，几乎完全是为了挽救民进党本被疫情削弱的政治声势而出发——该事件表明美国将台独力量的成败与自身的对台政策相捆绑；②通过强化台湾的“国际存在”，能够在国际上制造台湾“事实独立”的现实，以既成事实推动独台目标。这一点，可以从美国策动欧洲盟友官员不断访问台湾，并支持台湾官员访问欧盟，以及亲自施压中美洲小国不得与台湾断交、设法推动台湾单方面参与国际组织中可以看出。美国千方百计在国际舞台上强化台湾的“事实独立”，目标就是制造大陆与台湾不属于一个国家的国际现实。实际上，根据美国政府的“六项对台保证”（2016年9月公开）和里根备忘录（2019年公开），美国从未真正认同“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方也是极尽模糊措辞回避义务，力求在诱使中国牵制苏联的同时，维持其在台湾的特殊利益。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由国务卿艾奇逊于国安会提出的一份秘密文件，指出小心隐藏美国将台湾从中国大陆的掌控中分离的愿景，交由联合国托管或小心推动台独或自治运动是对美国最好的结果今天，随着中美对抗的大潮拉开序幕，美国必然会倾向其原本的阴暗对台立场，进而根据其均势政策推动危险的独台政策。美国独台的两个边界与中方政策的两个挑战笔者这四年多来观察美国在台湾的独台政策，美国独台政策实际上存在两个明显的边界：①只要有条件，美方就将不断支持台独力量，并通过各种手法强化其国际存在，以既成事实持续压缩中方的空间，从而改变两岸现状；②美方的独台政策将力避触发中国的统一战争，但是在必要时刻美方将以军事威慑拒止中方的行动；这两个边界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并非如此。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了解到美方对抗外交的传统和自以为是的秉性，就会明白一个现实：只要美国的对手不能兑现其摊牌决心，那么美方就将不断以实力单方面推进其政策议程和政治利益（1948年3月德占区政策、1953年西德的北约政策、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81年欧洲中程导弹部署谈判等等），直到其对手无法忍受为止。这被前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称之为刺猬“弹性策略”。具体展现在台海的独台问题上，只要中方不能展现出诉诸战争的真正决心，那么美方就将不断推进其独台议程，制造更多的既成事实，直到中方展现出这种决心为止（譬如不断鼓动各国议员访问台湾，不断邀请台湾地区所谓的高官参加活动，层层升级）。反过来，如果中方真的展现出战争决心，那么美方可以借此攻击中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利用周边国家被强化的恐惧，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反华同盟和军事威慑。值得我国警惕的是，从台海问题的角度看，随着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冲突越来越大，中方将在台海问题上面临着两个非常现实的挑战：①面对美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独台政策，中方目前依然缺乏除军事力量以外的有效手段资源，更重要的是，战争威慑的政策手段与维持现状的利益目标不匹配，反过来会强化国际社会对中方致力于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误解（实际上是美方在改变现状，曲在美方），而且威慑的经济负面影响不可低估；②中方学界可能尚未足够警惕到，一个不久会逐渐显现的具体挑战就是，随着中方不断施加军事压力，美方将在台海越来越清晰明确地展现其军事威慑介阻的政策方向，这会对中方的政策空间构成新的冲击；在1948、1958、1961年的三次柏林危机中，美国特别是鹰派（如杜鲁门和肯尼迪时代的外交官艾奇逊）都对苏联采取了类似的策略，通过隐性既成事实不断改变现状，迫使只有军事杠杆的苏联采取武力威慑，然后再借此攻击苏联的侵略性（实际上苏联只是想维持现状），以此强化反苏同盟进而加大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力度。事实上，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苏冷战对抗烈度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1961柏林危机，美苏两大国为了争夺西柏林进入战争动员状态走向危机时刻：中美不可退让的决心从中方角度看，台湾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民族的信仰，美国不断推进的独台政策，以既成事实不断挑战极限，必然迫使中方采取越来越明显的姿态以表明武统的决心，军事威慑的力度将会不断加大，最终展现决心以拒阻美方的独台努力。从美方的角度看，“保卫”（暂用这个词）所谓的台湾，不仅仅关乎她的大陆均势利益，也关乎她的国家信用和同盟体系，特别是远东盟友更是如此（日韩菲）。这一点，极为类似1958年、1961年苏联大军包围下美国对西柏林的心态（苏联认为西柏林严重威胁华约体系的政治安全，大量东德人借此逃亡西德，冲击极大，苏联乃决心以战争压力夺之，后来苏联解体也是从西柏林墙倒塌开始），当然台湾的防卫情势要比西柏林好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围绕着台湾进入类似于柏林危机式的临战风险，将是难以避免的。说起来，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区域性大陆国家，往往不能理解美国作为世界帝国和海洋霸权的利益目标，所以很容易低估未来风险到来时，美方军事介阻的政策决心，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风险。为何这么多天来，笔者不断提醒国内要注意美方的介入决心？就是因为国内学界对英美的外交决策缺乏理解，无论是其道德动机，还是利益动机，都不了解，这对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说是相当不利的。然而，在台海地区，紧迫的剧烈对撞风险是真实且日渐逼近的，笔者的忧虑将逐步得到展现，我对此毫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真正的理解对方政策的动机，这对于我们有效应对并不遥远的台海风暴至关重要。参考：柏林危机美方决策心态和基准1958年11月，面对第二次西柏林危机，美苏处于战争边缘，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这样谈论西柏林的政策，他说，“柏林从根本上是守不住的……但我们已经以西柏林二百万德国人的名义做出了承诺，我们必须保住那里……尽管形势一团糟”（Memorandum

“三十多年来，革命和战争让我深深理解一个不容置疑的道理，那就是，没有共识的人群不过是一片可怖的兽林。”——梅特涅亲王回忆录这段时间撰写中美关系和台海关系并非为了蹭热度，熟悉我的老读者都知道，我很讨厌蹭热度，也不希望文章引起太多不必要的关注，这也是我平时总喜欢撰写各种奇形怪状文章反复洗粉的原因，我不认为大多数人会理解我的看法。说起来，若不是因为近期听到各种对中美关系过于乐观的看法，我是不会撰写这些文章的，近期文章主要针对的乃是10月中旬瑞士会晤后国内的乐观声音，因为不想在那次会晤前后引热度，才推移至此，只是中间台海话题突然火热才搞出各种争议。老读者都知道，对于中美关系，我有两个基于历史和人性的判断：①中美关系的最好未来，就是冷战；②中美关系必将走向新的古巴导弹危机或珍宝岛危机；对此，我在如下等多篇文章中有过详细论述：2020年7月文章《提高警惕，中美新冷战绝非一场选举游戏》（点击链接即可），讲述拜登上台为何无法缓和中美关系，以及为何中美关系会继续恶化；2021年3月《古巴危机的借鉴：如果走向冷战，那将是中美的幸运》（点击链接即可），讲述中美关系的最好未来是冷战；2021年8月《冷战的尖峰预判：中美必将迎来新的“古巴导弹时刻”》（点击链接即可），讲述中美必将迎来新时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式临战时刻；在以上三篇中，对于中美为何会走向古巴导弹危机式的对撞，我一直以来都是从历史、哲学和人性的角度去推演，对此很多人很难理解，今天，我就从纯粹的现实政治国际关系角度解构这个判断。冷战后远东条约秩序的安排及弱点自从伟大的法国首相黎塞留及其后继者马萨林构建现代国际关系基础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以来，现代世界的规则大都基于构建于共识之上的条约体系，各国交涉依照条约拟定的规则行事，各国是非比照条约拟定的标准裁决，条约贯穿于世界各国外部交流的始终，以至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跨国活动实际上都依赖于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建以来不断完善的国际法规则。若从远东地区来看，该地区的秩序主要依赖于源自大陆的中华世界观和源自西方的条约世界观的相互妥协性共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形成联合反苏的污秽同盟，中国与英美不顾巨大的实质分歧达成了形式妥协，以各自表述的方式，就冷战后的远东秩序做了并不完美的安排，他们分别是：①1984年中英之间就香港问题达成的联合声明；②1982年中美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参考链接：《冷战的中国：一柄顶向苏联后背的利剑》在这两份原则性共识中，大陆的中华世界观与英美的西方世界观就双方最具争议性的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解决了分歧，这种共识使得远东结束了旧冷战时代的大国丛林秩序，建立起有规可循的条约秩序，并一直勉力维系到2019年，成为远东两大力量维持和平的关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远东条约秩序的背后，存在着三个严重的漏洞：①最具争议性却至关重要的南海，从未形成条约共识，各方完全依赖实力维持秩序，极易引发冲突，这实际上形成了最初的冲突点，就像20世纪前半期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对维也纳条约秩序的冲击一样；②中美关于台湾地位的三个联合公报，本质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共识，它是双方各自表述的模糊性产物，与中国不同，即美方从不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以争议性的文字游戏对待对台军售和领土问题（美方刻意将文件中的aknowledge翻译成认识到而非承认），仅仅只是为了驱使中国更好地对抗苏联。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一旦模糊空间不存在，双方将存在巨大的冲突空间，因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共识；1982年里根政府在签署第三份承诺最终停止对台军售的中美联合公报后，曾专门对台湾当局做出六大口头保证，其中明确表示美国将不会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2016年9月，随着中美南海冲突加剧，这六大保证形成文件，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同时里根授意国防部长温伯格起草对台秘密备忘录，表示不会轻易中止对台军售，这些陈述实际上严重不符合中国利益，2019年美方解禁这份备忘录，正式明确了其立场；与此同时，中英联合声明并非严谨的条约，存在相当大的不足。上述文件都存在着法律严谨性和约束力的不足。这实际上反映了英美与中国反苏大同盟构建之时的分歧甚至仓促。③尽管中国在冷战后秩序中获益匪浅，但从领土和主权上看，这两份条约乃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力不足和苏联压力巨大之下的妥协产物，中国对领土和主权的主要诉求并未得到满足，这必然导致中国对冷战后远东秩序强烈的修正心态，随着中国国力的急剧增强，这种修正的动力就会越强。正是这种弱点使得冷战后的远东条约秩序越来越不稳定，逐渐走向崩溃，并迈入唯力是视的丛林秩序。2015年，为了反击越南等国在南海的侵略性建岛，中国被迫开始在南海建岛，中美从此开始在南海发生冲突，远东的条约秩序在其未被涵盖且最具争议性、冲突性的地方出现坍塌；2016年7月，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美方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将包含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六项保证》纳入正式文件，以代表美国国会立场，这代表远东条约秩序出现进一步裂缝；2019年8月30日，美国政府不顾中方不满，解密里根备忘录，代表中美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分歧进一步公开化，远东条约秩序越来越难以维系；2019年7月，英美等西方国家鼓动香港反叛分子发动大规模骚乱，2020年5月，为了应对局势，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被迫推动国安法，这代表着中西方远东条约秩序的进一步坍塌。至此，中华世界观与西方世界观对远东战后秩序已无以维系，远东逐渐进入实力秩序时代；条约秩序的崩溃及其后果条约秩序的存在，实际上是赋予了各方共同的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这就使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得以构建，与之相应的是，一旦条约秩序崩溃，共同的规则荡然无存，各方则以不同的世界观处置利害和审视对错，这必然使得各方难以形成共识，由此逼迫各方将自身利益构建于实力而非信任之上，此代表主要力量之间的冲突接踵而来，直至冷战和热战的必然出现。以下例子代表了历史上条约秩序的崩溃过程及其后果：①1919年的欧洲凡尔赛条约秩序，带来了欧洲二十年的和平，其瓦解的开始，源于德国1936年的进军莱茵河，这是一次公开的实力修约行动，随后就是接连不断的大国冲突，1938年的德国不流血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1939年德国吞并捷克，都是其中的反映，直至1939年8月苏德密约，两大强国以实力彻底重修东部欧洲地图，则是凡尔赛条约秩序的彻底崩溃。②1921年的英美日法四国公约和1922年的英美日法中比荷葡意九国公约，形成了一战后远东秩序的基础，前者规定了列强之间的秩序准则，后者规定了列强在中国的秩序准则：其中最先破碎的是九国公约，1927年南方国民党政府发动革命外交，以实力驱逐或修订列强在华利益，导致中国与英美法日俄等列强关系的急剧恶化，最终引发1928年中国与苏俄、1931年中国与日本的严重冲突，随后日本开始破坏九国公约关于中国领土完整的表述，发动了入侵中国的战争，并公开声言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这代表着九国公约的中国秩序彻底崩溃；1940年9月，随着德国征服西欧，日本与维系法国签署关于其在北越的地位谈判，这代表着四国公约开始破裂，1941年7月日本进入印度支那南部，这代表着四国公约难以维系，12月，日本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四国公约彻底瓦解；③1945年的雅尔塔条约秩序，事实上带给欧洲仅仅三年的真实和平时间，该秩序破裂的第一步，乃是1947年开启之斯大林基于苏联国家利益不得不对东欧反俄反对派的打击，英美随后开始在西欧各国排挤亲苏共产党，这些行动都严重违背了双方在雅尔塔协议中关于两强势力范围内政治组织不受干涉的承诺；到了1948年2月捷克政变后，西欧各国于3月缔结了专门针对苏联的布鲁塞尔条约防御性同盟，雅尔塔协议关于英美苏同盟的规定被淡忘；1948年6月，英美开始抛开苏联，构建联邦德国并发行货币，这实际上代表着雅尔塔同盟的彻底破裂；1948年6月23日，苏联包围西柏林，发动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年7月6日，英美开始起草北大西洋公约的防御条款，这代表着雅尔塔和平秩序的崩溃与冷战的开启。条约秩序的崩溃，本质上是双方分歧难以弥合的结果，代表着实力政治的出现和混沌无序，在缺乏共同的规则下，双方必然以实力不断强化自己的地位，同时极力以实力削弱对方的地位，每一次以实力取得的成功都会强化下一次使用实力的动能，得寸进尺直至对方难以忍受，而反击会进一步加深敌意和冲突的动能——这实际上代表着双方冲突的不断加深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力量比原则重要，互害比互利靠谱，压服比说服有效，既成事实比相互协商更好。冲突将取得协商，驱使双方在逐渐加深的对撞中寻求利益的最大极限。正因于此，冷战甚至战争都将是难以回避的后果。远东条约秩序走向崩溃后的具象远东条约秩序走向崩溃后，随着信任和共识的瓦解，其最大的危险地带，无异于中美各自表述其立场的台海，在这个过程中，乃是模糊空间的瓦解——中方将不得不明确其对台立场，而美方则逐渐展现其对三个联合公报的真实看法——即美方从未正式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表述。双方立场原本就存在的危险分歧只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晰，最终将难以掩饰。从中方立场来看，这将迫使中方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军事威慑，从美方立场来看，这将使其越来越明确对台湾的军事介入决心，这种双向的举措尽管都试图维持现状，却不可避免在互不信任中加剧彼此的决心，恶化现状：北京将越来越清晰的明确其武力统一的意志；美国将越来越清晰的明确其武力介入的政策；这是不可逆的浪潮，双方外交表述的模糊空间逐渐消散，军事政策的指向则越来越清晰，临战可能性越来越大。最终，就像1948年6月的中欧，随着斯大林的三百个精锐师团将西柏林包围，试图将以泰山之势威逼西欧（西方在欧洲只有14个师），美国不得不在这场恐怖的冲突中明确自己的立场，尽管在当时美国从未与欧洲国家签署明确的协防条约，但他依然从本土调集规模巨大的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英国，随时准备进入战争状态。1948年3月，荷兰外长德科斯迪克回忆，“当时，对于美国的支持，我们欧洲国家仅仅只有杜鲁门总统的口头承诺”（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记》之第五章冷战来临）而这就是大西洋公约签署的开始，美欧同盟的大西洋公约是第一次柏林危机协调之后的结果而非原因。这一点，类似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南韩与美国并没有同盟条约，甚至没有美国明确的军事保证，而美韩同盟条约乃是1953年战争结束后的产物而非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冲突将使当前模糊化的台海秩序走向清晰化，双方最终将就此构建新的冷战时代下之远东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需要积累足够的力量，以求在未来不可避免的临战风暴中握有先机。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斯大林乃是俄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领袖，堪称当代彼得大帝，一个绝对现实主义者笔者说美国人会在台海参战，很多大川周明式的舆论家不愿意相信，批评我高估美方胆量，这并不重要，但为了避免被人误会，我今天与大家谈一下如何试探英美底线的策略。如何试探英美底线呢？其实非常简单，向共产主义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斯大林大元帅学习，他老人家对此深有心得，总是能够以可控代价的方式确认英美视野下地缘风险的极限。说起来，二战之后，斯大林必须为了俄国的安全，不断在周边寻求扩张，但是在扩张的过程中，俄国很难避免对英美的误判，与希特勒不一样，谨慎的斯大林对与英美直接战争极为忌讳，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不断通过白手套冲突或者战争边缘手段，试探英美的底线，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英美强硬反击，那么斯大林就会罢手言和，露出微笑说这是误会；如果英美坐视之或者反应软弱，则斯大林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搜刮即尽。而且在这些过程中，斯大林都事先找好足够的退路和回旋空间，设法避免不可挽回的后果。通过这种手法，在东欧、远东和亚洲腹地，斯大林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大扩展并巩固了苏联的利益，直到在西柏林和朝鲜半岛遇到英美针锋相对的撞击，但是，斯大林的扩张并没有引发战争，堪称不流血的典范——而且探明了英美的两条明确底线，当然也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1948年-1949年的西柏林危机使得美国与西欧强国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美国在欧洲的模糊立场从此不复存在，原本美欧之间没有明确的盟约，从此美苏在欧洲刺刀见红的对抗开启——这个过程我会后面有机会详细阐述，供大家参考；第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导致美韩军事同盟形成，美国在远东的模糊立场荡然无存（原本美国宣传不会“保卫”南韩），美苏远东对抗开启。不过，无论如何，斯大林在获得利益的同时，通过这些看清了美国的底线，那就是从1946-1947年，从1949年-1950年，美国的模糊立场隐含着一个底线：英美不能容忍苏联成为欧亚大陆的主导性强国，接下来苏联扩张的每一步都是与英美的战争。在这个基础上，斯大林为苏联赢得了极限利益，这就是红色黎塞留最伟大的地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只需要一次类似于1948年6月斯大林在西柏林式的试探，就可以从西方列强的反应中看清楚美国的真实底线，尽管这个代价可能是新冷战的正式形成和美国对台保证的彻底清晰化。但是这一手法却可以保证避免灾难性的误判，同时试探清楚美国的真正底线。当然，不通过试探就能够准确判断美国立场的判断才是真正的更有价值的，就像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前准确判断俄国和英国的立场一样，但更谨慎、更有说服力的验证策略可以师法斯大林。总之，可选的办法非常多。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策略之谈，当然，我要提醒的是，这个策略也是有代价的，只是代价可控，而且一定要预先准备好回旋空间。但我方若是准确把握对方的底线，那么相应的准备程度就有了更明确的预期。这就是伟大的斯大林最令人敬佩的地方，绝对果敢、绝对理性、绝对冷血且绝对谨慎，就像最杰出的基金经理，永远能把利润放长，风控收紧，堪称黎塞留的现代版。共产主义历史上最杰出的统帅斯大林元帅，征服半个地球的巨人，基辛格称之为“红色黎塞留”，乃是国际关系史上与黎塞留、塔列朗、梅特涅和俾斯麦并称的大政治家，他总能够避开意识形态局限，以更现实的视野看待外交重大利益相比之下，希特勒那种仓促进攻但泽，严重误判局势，结果因为一个破但泽引发世界大战的玩法显然是远不如斯大林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1933年10月，德国退出裁军协议和国联，英法未阻挡；1934年7月，德国支持的奥地利亲德派刺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试图趁乱控制奥地利，但遭到英法意联合阻止，德国被迫放弃；1936年3月，德国进军莱茵，英法未阻挡；1938年3月，德国再次尝试吞并奥地利，获得成功，英法未阻挡；1938年9月，德国与英法意举行会晤，签署《慕尼黑协议》，在英法支持下，德国强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9年3月，德国联合匈牙利、波兰瓜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德国对波兰提出但泽领土和波兰走廊公路的要求，遭到波兰拒绝，双方关系急剧恶化；1939年3月31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议会发表公开讲话，谴责德国违背《慕尼黑协议》，宣布英国将在波兰时（德国）攻击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所有援助”。这被德国元首和外交里宾特洛普视为不具备实质意义的嘘声恫吓，因为“英国既没有利益，也没有力量，更没有渠道保卫波兰！”（1939年4月阿道夫希特勒）1939年8月23日，为了彻底断掉英国直接介入战争的念头，德国元首紧急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苏联和德国达成了联合进攻波兰的同盟，这就使得英帝国不可能有实力保卫波兰，德国元首试图以此迫使英国放弃介入战争；1939年8月24日，德国元首授命驻英大使与英国外长法里汉克斯进行紧急磋商，试图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8月25日，一小部分德军按原定计划进攻波兰，被波军击退，希特勒在最后一刻紧急中止入侵计划，试图避免战争，追求和平。1939年8月29日，希特勒致信英国外长法利汉克斯表示，“请你相信，我从来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盎格鲁撒克逊事业的崇拜者，如果英帝国默许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廊的要求，我将在未来的东方战争中将无敌的德国大军交给伟大的克莱武子孙指挥（注，克莱武，18世纪征服印度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军事冒险家，以骁勇绝伦和狡诈残暴著称，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和温斯顿丘吉尔的共同偶像）”，这种说辞并未打动英国；1939年8月31日，在英国强烈要求下，波兰驻德大使利普斯基最终打电话要求在1939年8月31号与里宾特洛甫见面，试图避免战争，但是在了解到利普斯基只会以大使而非全权大使的身份出席后，里宾特洛甫拒绝会面，最后一次和解尝试失败；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闪击波兰；1939年9月3日，英帝国及其同盟对德国宣战，战争开始向全世界蔓延。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对此，我不止一次地与研究欧洲历史的研究者交流，发现他们都将这些灾难性的失策归咎于当事人的愚蠢，却忽略了英美均势外交对大陆国家来说的目标抽象和保证模糊使得后者常常陷入重大误判。

隆重推荐：西野君的《日本的迷失》，这本书讲述了1992年日本企业种种虚假财务报表背后的严重债务问题，以及种种超出管理层和市场预期的风险暴露。

中美通话，关于其中的市场影响，同事朋友问的比较多，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不知道市场大多数人如何看待其中的影响，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中美进一步走向对抗的风险。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是一如既往的，也是我多次重复的：第一，中美此前的气候谈判、天津谈判和阿富汗问题谈判，并未取得突破，美方的单方面企图不可能获得回应，所以，从美方来看，随着拜登政府眼里的对华接触之实际上失败，鹰派政策的推出是必然的——这也是此前一直强调的冲突性逻辑；第二，阿富汗问题的惨败，重创了拜登政府的威望，拜登政府迫切需要制造新的外交话题和冲突来挽救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对华冲突的提出是很难避免的，这一点，在此前文章《极端鹰派的抬头：喀布尔事变对美国外交的重大影响》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对此不可怀有侥幸。参考文章：《极端鹰派的抬头：喀布尔事变对美国外交的重大影响》第三，拜登政府的对华评估接近完成，其迫切需要改变静默期，制定更主动性的政策，时间也契合。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美方发起新的大规模对华进攻，乃是我们非常需要关注的风险。说起来，中美此前的气候谈判、阿富汗谈判和天津谈判并不顺利，双方接触到此为止，也很难取得进展。从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看，拜登与中方交涉，如果没有争取达成成果，那么就基本只是双方进一步激烈对抗前的沟通性交涉。而拜登事后所言之“在寻求激烈对抗中的避免战争”，实际上是恰恰是为即将到来的对抗敲定基调，更是验证了这一点。所以，我方应该对此保持警惕，随着美方在阿富汗遭遇灾难性挫败和中期选举的逼近，其必然会寻求中美进一步对抗以提振支持率。目前的双方风险时间点，依然是笔者在2021年1月21日拜登上台第一日文章《消极强硬：拜登初期对华政策的实质》中所阐述的那样：“总而言之，在半年到一年甚至一年半时间（虽然这一时间的长度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但中美的缓和都是有可能维持的，不过，随着具体问题上矛盾的累积和信任的削弱，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的到来，锈带摇摆州的争取又将成为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关键性目标，就像2018年的特朗普政府一样，基于选举而推动的一场新对抗就会成为可能。”2020年7月底，笔者在《冷战的商业风险：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中对中美关系未来四年的预估图对此，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为双方的进一步摊牌做好准备。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不同的时间段，笔者对中美关系作出过四个判断：①、2016年12月，笔者根据中美在南海对抗的情势预判中美将走向对抗（原文链接：《航母耀兵的背后

French在他的《Ronald

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和他的忠实战友——契卡领导人叶若夫（左），两人合力推动了对苏联境内潜在不满者的全面大清洗，巩固了苏联的国家稳定和安全斯大林的忠实助手叶若夫，为了节省宝贵的资源和外汇，他执行了强有力的大清洗政策，斯大林搞大清洗，不是因为斯大林残暴，而是因为斯大林别无选择一个资源贫乏的统治者，只能施行残酷的统治，这不是因为他本身残暴，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这是以恶行善的作为，也是塔利班统治阿富汗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的政策。美国人原本并不相信塔利班会入侵喀布尔，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假设。因为对于一个军事领袖来说，喀布尔等阿富汗大城市从来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而不是战利品，塔利班无法像西方那般有实力供养喀布尔等大城市——苏联当年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些大城市给拖垮的。第一，这些大城市的市民阶层都是贪图享乐、毫无军事能力的战争无用之人，而且这些城市没有重工业生产能力，更没有换取外汇的能力，取得这些城市不会增强塔利班的力量，要知道，塔利班的兵员和武器库主要来自于普什图族的部落山村。第二，相比于吃穿住行非常便宜简单的普什图山民士兵，喀布尔等大城市居民生活优渥，花费高昂，维持这种生活水平的成本是塔利班无法支付的。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相当于接纳一个巨大的包袱，却不能获得除了虚荣之外的实际利益。面对这种复杂情势，塔利班将如何采取政策呢？实际上，塔利班能够做出的选择无非是两个：①，至少在刚刚上台时，塔利班要佯装建立所谓的联合政府，努力让塔利班表面温和派和前总统卡尔扎伊这样的人充当政府没有实权的门面，试图向世界各国索取援助，以供养其统治下阿富汗大城市的人口，同时私下里不断采取强力措施巩固统治；在这个过程中，会强化温和派、党外人士在塔利班新政府的政治地位，因为塔利班必须向国际社会索取援助才能维持统治，但同时也会伤害塔利班军事强硬派的地位，因为他们的权力会被温和派主导下的国际援助运输线所挤压。这必然会导致一个情况的出现，温和派为了争取国际社会认可，很可能塔利班要求驱逐各个大国声言的激进伊斯兰势力，以促使各个大国给予塔利班援助，但强硬派则会视温和派的建议乃对信念的背叛，以及削弱强硬派实力的图谋——塔利班内部很多实力派借助外来伊斯兰势力提升其在内部的地位——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塔利班几乎不可能获得他所企图得到的足够援助——没有哪个大国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去帮助塔利班供养那些昂贵的城市战利品，他们担心这些钱会被用来支付给攻击自己的圣战士。②、如同伟大的革命家波尔布特那样，对于真正的强硬派塔利班革命家来说，在他们眼里，大城市的居民不过是累赘罢了，既不能生产出口换汇的坚果，也不能打仗，而且花费非常昂贵，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不是塔利班的铁杆基本盘，信仰也不够虔诚。那些最革命的强硬派塔利班革命家肯定会和波尔布特一样，最终会产生同样的看法，那就是：普什图的山民最优秀，虽然不识字，但只需要脏水、面团和草堆就可以过活，他们在山地之间奔走如飞，更重要的是，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参加军事行动，同时默默无闻地忍受最残酷的辛劳、杀戮和牺牲。相比之下，喀布尔大城市的市民能够干什么？生活奢侈浪费，又不能生产换汇？也不会打仗，更谈不上忠诚，把这些人统统枪毙都会觉得浪费子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到乡下向普什图的山民们学习淳朴的精神，努力种地，至少能够多生产一些粮食，帮塔利班解决一点问题。当然，我相信塔利班不会向波尔布特那么极端，但对于塔利班来说，实际上他也没有多少其他路径去解决这个大累赘——譬如：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塔利班刚开始肯定会试图装作要组建联合政府的温和样子，向各国索取援助，养育他统治下的大城市居民，以努力保持这些人生活水平不要下降太快。但问题是，塔利班很快发现，各个大国不可能再向2021年8月之前那般慷慨，他所获得的援助将根本无法养育那些城市人。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那就是阿富汗各个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会急剧下降，市民们对塔利班的愤怒和不满会越来越多，作为品尝过吃饱的阿富汗市民来说，他们是无法容忍再次陷入饥饿的。接下来，就是各个城市反对塔利班的人会越来越多，反塔利班的活动会越来越激进，对塔利班统治表面上的威胁也会越来越大。接下来，就是强硬派塔利班发现，阿富汗城市人都是些无论如何都养不熟的叛徒，没有任何战斗力，吃我的喝我的，却毫无感恩之心，心怀叛逆。于是，塔利班必然会下令镇压，把那些同情市民的政府内部党外人士送进集中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温和派的影子都是维持不下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波尔布特实际上是最经济的选择，因为波尔布特确实可以通过这种办法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一个城市居民被驱赶到农村山野之后，他对国家物资和外汇的消耗量会急剧降低，这是非常节省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提升了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统治力度，尽管不可避免地因为不适应造成大范围死亡——但我们要意识到，如果不是越南人入侵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几乎不可能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因此，对于塔利班来说，他可能不得不施行大清洗，这不是因为塔利班残暴，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作为一个贫穷的统治者，塔利班如果不进行物竞天择的达尔文统治方式，又怎能有效统治国家呢？就像黎塞留亲王回应质疑时所言，“残酷从不是因为激情，而是因为资源有限的理性，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管理，只能残酷”，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一个真正明断历史的人，从不需要看统治者的言辞，只需要看统治者的资源，即知其未来作为而已了：奉行民主自由的雅各宾政党（基本盘是大城市无裤套汉），因为缺乏供养大城市的资源，不得不对旺代的法国农民进行灭绝和屠戮，以获取宝贵的粮食；奉行左翼激进主义的俄布（基本盘是军人和底层工人），因为缺乏供养大城市的资源，不得不对俄国的农民进行大范围的杀戮，以强征稀缺的粮食；奉行左翼激进主义的红色高棉（基本盘是柬埔寨农民），因为缺乏供养大城市的资源，不得不对柬埔寨大城市的市民进行迁徙杀戮，以节省宝贵的粮食；奉行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塔利班（基本盘是普什图山民）也不会例外，这就是我对塔利班未来执政方式的判断。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铁木真时代的蒙古骑兵骁勇绝伦、天下无敌，当时的蒙古人是典型的自由人，他们不仅仅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部落，而且还享有选举权，他们通过草原大会选举黄金家族出身的蒙古领袖——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的摘要：自由派知识分子像顽固的牧师崇拜上帝一样歌颂自由，仿佛自由就是全能的主，但实际上，自由从来不是靠歌颂、唱吟、赞美、修辞获得的，自由是骁勇善战的武士才配享有的特权，那些怯懦软弱的群体绝不可能握住自己的自由，更不用说建立自由秩序。在此之前，你必须明白，独立和自由绝不只是存在于现代。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曾经以绝大篇幅引述罗马人和波斯人的史料，阐述公元7世纪的古代阿拉伯游牧民族之骁勇绝伦和天赋自由，他说：“奴性深重的罗马人（指的是7世纪拜占庭人）处于罗马暴君的淫威之下，只能吹嘘国家的强大富饶，但勇武的阿拉伯人则具备个体的自由，可以享受人性的福利，而无须放弃天赋的特权……古代阿拉伯人重视口才的运用和技术，通过辩论来说服同胞，这是因为，阿拉伯人是好战的，也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每一个人都有权且有能力拒绝主子的不合理意愿……”事实上，若是阅读过伊斯兰前四任哈里发的历史，就会明白，在伊斯兰世界的早期，阿拉伯人的哈里发领袖是通过部落的选举——四大哈里发的登台过程，都是以辩论取胜。不仅如此，早期的哈里发在礼拜时，他也要与公众共享礼拜朝堂，并不会受到太多的区别对待，否则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也不会被一个波斯奴隶在礼拜堂里杀死。而且在早期关于四大哈里发的穆斯林文献记载中，阿拉伯人大骂哈里发的场景是稀松平常的，这在当时阿拉伯人看来是很正常的。那么，阿拉伯人什么时候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了呢？很简单，等到阿拉伯人沉迷征服世界带来的繁荣和美好，丧失了好战的锐气，堕落为需要奴隶保护的弱者时，他们就逐渐失去了主掌自己自由和独立的权力，最终被支配叙利亚奴隶军团的穆阿维叶家族所统治。阿拉伯早期历史简单陈述，展现了这个过程蒙古人同样也是如此，在铁木真的蒙古帝国刚刚崛起的时候，是以召集草原武士部落，通过库里尔台大会当选为可汗的（库里尔台，在突厥语中代表议会，当代突厥国家的议会都叫库里尔台，始于草原部落），库里尔台大会作为蒙古武士代表的议会，不仅仅能够决定蒙古的领袖归属，也能够决定重大政策——譬如1235年规模巨大的西征等重大军政事项，就是通过库里尔台大会商议决定的。在忽必烈之前的历任蒙古大汗也都是通过库里尔台大会选举出来的，所以当时的蒙古大汗对各个部落极为尊重，在早期蒙古历史中，你可以轻易看到蒙古人斥责成吉思汗、窝阔台的言辞记载。那么蒙古人什么时候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呢？那就是蒙古人征服世界之后，渐渐沉溺在了巨大的财富和享乐中，慢慢丧失了曾经无敌的锋锐，而那些强大的将帅因为据有了庞大的资源，反过来能够借助被征服的资源挑战蒙古人堕落之后的权威。1260年，忽必烈在亲信部将、汉人降军和财富的支持下自立为蒙古大汗，挑战库里尔台选举出来的大汗阿里不哥，最终击溃了蒙古本土在酒色财气中走向衰败的武力，从此库里尔台大会失去了实际影响力，也就意味着蒙古人丧失自由和独立，沦为帝王的臣仆。罗马人也是如此。罗马人的自由是从他们骁勇善战的征服开始的，也是从他们堕落为不堪一击的市民乌合之后失去的，而且后期罗马人越怯懦软弱，他们所受的内外奴役就越严厉，尽管罗马人后面越来越善于修辞，并以修辞文学来歌颂自由，但这只是对他们软弱的无力掩盖，因为真正的自由一定是源于武士的刀剑，而不是诗人的修辞，即：一群尝试用言辞追求自由的市民绝不会是自由人，他绝也不能理解自由，这些人哪怕再富裕，也不过是不值一提的战利品；相反，一群骁勇好战的武士们尽管沉默不言，哪怕贫穷不堪，却必然会受到君主的礼遇，也必然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懂得自由何在。事实上，哪怕是罗马帝国后期，至少在罗马帝国的军团中，也依然拥有更多的自由，罗马皇帝的苛暴只会强加于奴性深重的怯懦市民，但他绝不能也绝不敢对军人肆无忌惮，实际上，从来都是军人的利剑选举皇帝的归属。自由的本质逻辑依然在发挥作用——罗马的武士从来不曾失去他的选举权。在中国唐代，魏博镇的武士们骁勇绝伦，乃是当时最善战的军团。这些军人往往蔑视天子的诏书，自行选举倾心的领袖，傲慢对待来自长安的使者，肆意挥洒属于自己的风采。当时人以“长安天子，魏府牙兵”来指代当时的权力格局。若是回溯历史的记载，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长安城里手无缚鸡之力的儒家知识分子愤怒斥责魏府武士对待天子的傲慢，称之为寡廉鲜耻，不知忠君。他们却不知道武士本身的骁勇善战，已经使他们摆脱了依附的地位，拥有了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曾经有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跟我讲述自由选举的大道理，好像这东西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灵丹妙药，几乎包治百病。看着这些人的言辞，我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愚蠢的虔诚，他们像教士信仰上帝一般信仰自由，却浑然不知自由和独立的第一原则是什么。自由的基础是武力，独立的基础也是武力，自由独立是靠刀剑获得的，而不是靠演说施舍获得的，真正能够把握自由的是武士，而不是自由派。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从来不是靠演说和著作得来的，而是靠杀戮和征服得来的。征服大洋的勇健、屠戮土著的残暴、掠杀强敌的狠毒和骁勇绝伦的好战，才是构成盎格鲁撒克逊人自由和独立的基础。若是有人问我，谁才是英美自由的缔造者，我会回答，是砍遍大西洋的武士商人德雷克、是征服印度次大陆的武士商人克莱武、是屠灭印第安人的武士商人麦金莱、是打垮墨西哥举国军团的武士商人休斯顿、是征服非洲大陆的武士商人西赛尔罗兹，只有最骁勇的武士才配拥有真正的自由，只不过缔造英美自由秩序的武士恰好很多又是商人罢了。1836年4月21日圣辛哈托战役，美国农垦商人移民武装袭击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墨西哥正规军，歼灭了墨西哥军队，并俘虏了墨军指挥官、墨西哥总统桑塔·安纳，从而逼迫墨西哥承认这些商人武装对德克萨斯的统治反过来，怯懦的人是不配拥有自由的，他们不仅无法握住自己的自由，更无法保障别人的自由。而这就是为何阿富汗自由派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他们只有歌颂自由的嘴巴和眼泪，却没有维护自由的力量和意志，又怎配享受真正的自由呢？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伊斯兰圣战主义未来绝对是影响欧亚大陆地缘平衡的重大力量，如果读过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就会知道这种思想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强大的朝野基础，今天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溃败和30多年前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溃败一样，都是为圣战主义思想在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壮大提供现实依据和发展基础。上面是伊斯兰世界对伊斯兰大帝国哈里发征服世界过程的追捧视频，追溯了穆斯林打垮罗马帝国、灭亡波斯、挺进欧洲、折服突厥、统治印度、横扫非洲、进军中亚的“丰功伟业”，象征着其圣战野心。我们要把握另一种思考方式。要注意里面的黑旗、绿旗和白旗，实际上都是ISIS和塔利班用的旗帜底色起源摘要：合作很重要，但提防也需要早在2017年8月的文章《特朗普增兵阿富汗：中国西北安全的大幸》，笔者曾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时增兵阿富汗的举措，做了三个判断：①、美国一定会撤出阿富汗，并以失败的面貌离开这个地方；②、阿富汗政府一定会在美国撤军后迅速崩溃，圣战者将接管整个国家；③、圣战革命的威势将在中亚和巴基斯坦等周边伊斯兰国家迅速壮大，并溢出阿富汗，向周边伊斯兰社区输出；目前，前两个判断已经得到验证，最后一个判断我们可以查看事态的发展情况。在这里，我主要谈论以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有必要基于哪怕是有限的信息但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参考文章链接：《特朗普增兵阿富汗：中国西北安全的大幸》2017年8月23日1、塔利班会不会变得世俗化，或者说放弃圣战精神？众所周知，塔利班在2001年之前掌控阿富汗的时候，乃是中亚地区地缘稳定的一大祸害，大批的伊斯兰激进革命分子以阿富汗为基地向周边输出革命，当时规模庞大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激进武装在塔利班的支持下，不断向中亚脆弱的小国发动奇袭，恐吓打击当地的政府和民众，对当地造成相当大冲击——当时中俄印等国联合支持北方联盟遏制塔利班的输出革命。这一情况客观而言，直到911之后才得以改变。今天，北方联盟的军队已经瓦解，被美国人这群笨蛋解散了，塔利班基本控制了整个阿富汗，暂时没有了内部牵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会不会变得更加通情理，会不会拒绝那些激进圣战组织，就很重要了。在这里，我要说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塔利班既不会改变其对圣战革命的热衷，也不会放弃输出圣战革命。尽管这个组织目前做出了很多看似宽容的宣传或仪式性措施，但这些本质上都是一些权术——就像1979年霍梅尼在夺取权力的初期佯装宽容和开放的那段时光一般，仅仅只是对外界极具迷惑性的宣传罢了。原因很简单：①，塔利班本质上是一个依赖于乡村穷苦、保守的部落式革命性政治军事组织，他的根本政治铁盘过去不在，将会也不会在富裕的现代化大城市——塔利班的革命（如果称之为革命的话），从经济上来说，是穷人对有产者的反击，从文化上来说，是乡村极端保守派对大城市现代化的反击。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塔利班集团的必然激进性。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阿富汗经济资源极其有限的现实下，塔利班夺权后巩固权力的唯一抉择就是对城市富裕阶层进行残酷的清洗，效法同样乡村崛起的波尔布特一般，严厉地打击城市富裕阶层，无情地消灭那些外来现代文化，才能得到基本盘的支持，才可能获取这种资源并维持这种统治。这是塔利班政治上唯一可行的选择，当然即便塔利班足够仁慈，也必须进行选择性的清洗，否则就必然会被更能够获得塔利班铁盘支持的力量取而代之。回溯阿富汗自达乌德执政以来半个世纪的残酷历史，实际上有一个无比坚强却不愿意被外界承认的铁律：谁最能够迎合伊斯兰阿訇阶层，谁最能够无情地打击市民阶层，谁最能够取悦骁勇善战却穷困潦倒的部落乡村保守信徒阶层，谁就能够成为阿富汗最具实力的统治者，谁要是反其道而行之，谁就必然灭亡。塔利班如果明智，就必然会走向激进化，不管这个过程如何曲折，因为这是他唯一可能幸存下来的路。总而言之，塔利班必须迎合伊斯兰原旨主义的本能就像特朗普必须兑现竞选承诺一样，这是不能打折扣的，反之，塔利班对外允诺不输出革命的主张，就像特朗普对外允诺不打贸易战一样，是不可靠的权术，如同塔利班去年与美国签署的条约一样，随时可以根据形势修改适用范围。②，塔利班必然向周边输出革命，这是革命政权的本能；打开托洛茨基撰写的《俄国革命》，你会发现一个只有真正革命者才能理解的真理，即一个以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缔造新国家的革命团体，面对周边各种疑虑、敌意重重的旧式国家，她会被深深的不安全感所包围，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亦或是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这个革命政权不管他的承诺如何，不管他的初衷如何，必然会不断向周边输出意识形态革命，制造更多的伙伴和屏障，以增强其安全感。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革命，到卡斯特罗和越共，再到霍梅尼，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政权在掌权之后首先就像尼德兰地区输出革命，随后向莱茵河和意大利地区输出革命；俄国革命掌权之后向周边所有国家输出革命；古巴的卡斯特罗掌权后向美洲和非洲输出革命；越共掌权后向整个印度支那输出革命；伊朗的霍梅尼掌权后，则向阿富汗、伊拉克南部、也门、黎巴嫩输出革命。实际上，为了让塔利班给我一丝不输出革命的幻想可能性，我这几天翻阅了自1789年的所有现代革命史，最终发现，没有不输出革命的革命政权，革命政权必须也必然输出革命。所以，无论从革命的逻辑，还是革命的历史来看，塔利班必然会向周边输出革命，实际上，我们应该比西方更理解这一点才对，对此绝不要怀有侥幸。③，塔利班绝没有改变其圣战革命的本性，原因很简单，如果塔利班放弃了圣战革命的理念，变得庸俗化了，那么他早就在残酷无情的斗争中瓦解并灭亡了，而非壮大。一个走向庸俗化的组织，是不可能在如此艰苦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任何一个与世俗妥协的革命政治力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将很难维持自己的信念和组织，他要么被更纯洁的力量所取代，要么被强大的敌人打垮，不会有第三种结果。所以，塔利班不可能变，战争的结果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拥有最狂热信念的武装团体才能在斗争中活下来。现在，塔利班最多变得更狡猾，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在尸山血海里面与美国、苏联和其他圣战者整整杀戮了三十年的胜利者，肯定是最狡猾的斗争高手，至少远比网络小清新奸诈，她是政治丛林的超凡英杰和达尔文世界的历史宠儿，早就学会了合理隐瞒自己的初衷。2、塔利班为何要装作宽容和理性的样子？原因很简单，这是高明玩家常用的手法，他们常常无情地利用对手的犹豫，以仪式性的退让获得实质行动的时间。①、当前，美帝的军团依然在喀布尔机场，塔利班有必要保持宽容理性的姿态，以防刺激不甘、愤怒却将很快离开的强大敌人，从而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残酷的斗争中，这是一个成熟掠食者的理性表现，时间将是圣战者的朋友，塔利班这一点堪称老练。②、塔利班尽管夺取政权，但前朝的世俗军阀和什叶派部族依然保留着强有力的武装，他们抵制激进的宗教政策，在完全控制局面之前，塔利班有必要保持理性宽容的优雅姿态，肢解潜在对手的团结，为真正的肃清做好准备，积攒实力，这些是伟大的伊斯兰革命家霍梅尼曾经对他国内敌人做过的。③、外部大国依然对阿富汗抱有疑虑，尤其是具有潜在的干涉能力，在彻底控制局面之前，没必要招惹。事实上，伟大的革命家列宁和霍梅尼在刚刚据有政权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姿态面对敌人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向全世界和俄国少数民族发出公告，“布尔什维克将归还俄国侵略得来的领土，将允许少数民族独立”，此举让围攻俄国的十四国联军瞬间在政治上土崩瓦解，同时使得布尔什维克获得了俄国少数民族的支持并打败了白军，堪称大政治家的典范。霍梅尼则向他的敌国和人民允诺，“我将发誓保护妇女的权利，我绝不会打击那些批评伊斯兰的人……伊朗反对的是以色列，美国永远是伊朗的盟友”，霍梅尼的言辞使得他的敌人松懈了反抗的双手，并使得美国人放弃了对伊朗军队抵制伊斯兰革命的支持，最终霍梅尼赢得了历史。事实上，塔利班去年5月就曾与美国达成协议，宣称只要美国撤军，他就会保持停火状态，但历史走向如何呢？事实证明，塔利班只是想借这个协议，更快地促成美国军队的撤退，这个协议只是圣战革命家们实现伟大胜利的工具，而非目标。这一点，美国人或许无可奈何，但我们一定要对此心知肚明。就像特朗普一样，一个伟大圣战革命家的行动空间，除了对他自己的支持者之外，是不会也不应该被任何承诺所限制的。我相信，一旦塔利班完全控制局面，那么塔利班就会恢复一个圣战革命家应有的作为。3、塔利班会不会抛弃外部圣战者？很多人认为，塔利班会为了争取世界的认可，会放弃对外部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支持，譬如基地组织、乌伊运等。但事实上，这是可能很难实现，从政治上，塔利班这样做的可能性并不大。塔利班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从90年代崛起，到2001年被西方联军打垮乃至几乎覆亡，最后卷土重来，在这个过程中，塔利班唯一的可靠的支持，就是来自基地组织、乌伊运等外部激进伊斯兰势力，不可否认，这些势力与塔利班在艰难的斗争中共进退。塔利班很难为了迎合不可靠之世俗世界的支持，而抛弃最可靠的合作者和支持者，这是塔利班在政治上很难做到的。之所以塔利班做出这样的承诺，可能就像塔利班对美国的停火协议承诺一样，都是缓兵之计。4、谁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尽管都对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众说纷纭，但事实上，最大的赢家实际上是伊斯兰圣战主义者。自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圣战主义就不断壮大，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圣战者在西方支持下打败苏联，更使得这种思潮成为伊斯兰世界年轻人中的引领者。今天，圣战者在阿富汗打败为了强大的西方，那些景象在世界看来可能仅仅只是西方的失败，但在伊斯兰世界年轻人看来，这不仅仅是西方的失败，更是伊斯兰圣战主义不可抵挡的证明，这将大大鼓舞全世界的伊斯兰圣战者。更重要的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圣战者组织完全控制了一个国家，他们可以借助这个国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传他们的主张，可以通过这个国家的领土和资源，为其他国家的圣战者公开提供经济支持、人员培训，这很可能使得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富汗周边伊斯兰国家出现更大的伊斯兰圣战浪潮。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电视台以圣战者的旗帜公开向世界宣传其意识形态所以，无论从各方面看，这都是值得注意的情况。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美国在阿富汗犯了什么错误？这似乎是一个问题。说起来，美国在阿富汗最大的错误，跟他在南越所犯的一样，就是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偏好，更大程度上说为了推卸必不可少的责任，抛弃并消灭了更具实力和根基的同盟，支持了除了嘴炮以外毫无实力的民选政府，最终使得强有力的盟友被无能的包袱取代。这是最不可饶恕的灾难错误。2002年，英美支持下的北方联盟各个实力派军阀击溃塔利班，据有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阿富汗政治重建问题上，美国却不顾北方联盟和各个部族的反对，在阿富汗推行总统选举制，选择了与阿富汗社会基础不相适应的制度——美国人试图通过一个他们理想中的民选总统政府来有效控制阿富汗，或者说他们认为只有民选的政府才能控制阿富汗。更糟糕的不只是如此，美国还听取了所谓的人权专家建议，解散了积极主动却凶残有力的各部族军阀部队，取之以缺乏国家认同、毫无战争意志和不具备斗争精神的阿富汗国民军（相当多国民军官兵都是亲塔利班的普什图族，甚至是前塔利班军人），这实际上是替塔利班解决了他最强有力的对手武装。此乃最具灾难性的错误——和平时代的知识分子常常忽略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战争就是人杀人，战争需要敌我，若是一支军队想要在一场战争中维持广泛的道德认同，那和自取灭亡没什么区别。实际上，阿富汗的北方联盟军阀部队在与塔利班作战过程中，不仅战争欲望强大，而且为了个人恩怨和部落利益，能够冷酷无情地打击塔利班及其追随者。从2001年到2005年，正是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军阀们让塔利班生不如死，损失惨重，军阀杜斯塔姆、法希姆的部队经常主动追击捕杀塔利班武装嫌疑分子。相比之下，阿富汗政府军则毫无战斗精神，自2009年改革以来，该军在与塔利班交战过程中极为消极，而且在2021年7月开始的溃退中，是阿富汗政府军而不是军阀残余的民兵，扮演了率先倒戈溃逃的角色，最终裹挟军阀民兵倒戈。实际上，美国人、苏联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在1963年，美国人发动政变杀死了南越最强大的残暴独裁者吴庭艳，换上了混乱无能的新政府，结果使得整个南越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政府就这样被美国人自己捏碎了。据报道，当胡志明听到吴廷琰被兵变杀死的消息时说道：“我几乎不能相信美国人会如此愚蠢。[Moyar,

美国人要从阿富汗撤军了，与此同时，规模庞大（30万人）、武器先进的阿富汗政府军在农村民兵组成的塔利班里面去一溃千里，接连丧师失地，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支占据大城市、资源相对丰厚的政府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无独有偶，当年苏联在阿富汗扶持的傀儡政权，尽管也是看上去兵强马壮（33多万），飞机坦克大炮样样都有，盘踞着主要城市，但为何同样也是在阿富汗的农民部落民兵面前不堪一击？再往前，我们会看到美国在南越扶持的南越共和国军（110万，拥有规模世界第三的空军），同样在1975年春季攻势中27万装备落后的南越游击队和北越军队面前不堪一击，一触即崩。从越南战争到两次阿富汗战争，超级大国为了扶持一个能够自己保卫自己的政府，不惜代价地在阿富汗和南越，倾尽财政和军事资源，试图将自己的小弟武装起来，但事实最终证明他们仅仅捏造为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泥塑。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在越南战争1972年的复活节攻势中，南越军队已经证明了几乎不可能在没有美国人支持的情况下保卫自己，哪怕她拥有更强大的武器和数量（南越25000

上个月，我国在巴基斯坦大坝建设人员遭到恐怖袭击后，个人就一直认为，这个事件离不开美国、印度情报机构和巴基斯坦当地恐怖组织的作梗。昨天，巴基斯坦政府公开表示，这场恐怖袭击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分支机构在印度、阿富汗情报机构的支持下所为。这显然与我们当时的判断是相符合的。在印度人看来，无论是达苏大坝还是巴沙大坝，都是严重威胁其战略水资源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自这些项目确立以来，印度政府一直是极力反对，然而随着中巴双方在这两个项目上的持续推进，印度为了迟滞建设，采取恐怖袭击乃是很正常的策略。同样，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项目，对其既是挑战，同时也是良好的打击目标，在冷战时代，美国有足够的动机打击中国的海外利益。据巴基斯坦政府公开的信息，阿富汗情报机构参与了这场恐怖袭击，实际上，由于阿富汗情报机构的背后boss是美国人，那么可以说这就是暗示美国人介入其中了，阿富汗情报机构就像阿富汗战争期间的三军情报局一样，都是美国的白手套。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美国和印度，巴基斯坦普什图族为主的巴基斯坦塔利班部族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反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中央政府之主张，具体表现为抵制伊斯兰堡借助中国支持在普什图族地区扩张势力和影响。巴基斯坦普什图族在巴基斯坦建国后一直奉行特殊地位的自治，巴基斯坦600部法律，只有屈指可数的法律适用于普什图族的部落内部，这些部落历来保持着自治地位，更重要当时，阿富汗战争带来的难民和军火使得巴基斯坦普什图族部落拥有庞大的军火和武装，这些构成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基础。与之相反，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中央政府一直试图将自己的控制权深入普什图族的自治山区，这显然遭到了普什图族的抵制，而中国则不免牵涉期间。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和美国利用巴基斯坦普什图族塔利班分支发起对中国项目人员的恐怖袭击，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印度情报机构和美国情报机构在此地渗透良久，很难想象其他国家有这种能力和动机推动这样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反映出几个重大隐患：1、随着冷战大潮的不断深入，未来中国在海外的项目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美国及西方政治力量的打击，在南亚的项目则可能遭到美印两国的使绊子，对此我们需要做好应对准备；2、塔利班组织是非常松散、派系林立的力量，巴基斯坦普什图族组成的塔利班历来是阿富汗普什图族组成的塔利班最重要的盟友和亲胞，中国在巴基斯坦普什图族地区的项目很可能与该组织出现更多的冲突，这将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与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关系；3、阿富汗最具威胁的力量不是塔利班，而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P），该组织具有强大的资金储备和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该组织乃是东突等激进分裂势力的积极支持者，经常招诱塔利班军队，而且在塔利班和美国军队的长期打击下生存下来，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后，随着美军的撤离，阿富汗内部社会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ISKP可能乘势壮大，中国必须予以警惕；总之，西部和南亚的情势正在变得复杂，中国必须警惕这些风险，尽早做好应变的准备，尤其警惕美印与恐怖组织之间基于反华的合作可能性。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