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西方人士，观点存在偏见，发上来仅供大家借鉴，知己知彼，了解对手2023年10月7日，一个非国家行为体，控制着贫穷加沙地带的暴力巴勒斯坦组织，给中东军事最强国家造成了惨重的失败。在以色列大家喋喋不休的反思，10月7日最常见的问题是：“军队在哪里？”哈马斯当然要为它所犯的暴行负责，这些暴行造成12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成千上万人受伤，并导致250多人被绑架，包括我的表哥及其妻子。然而，巴勒斯坦组织能够这样做，直接是以色列政府及其防御机构失职的结果。由此引发新的中东战争，因此，现在坦率地讨论这些非常重要。10月7日的灾难是一系列长期、复杂和多系统错误的结果。一些以色列领导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已经声明他们将承担责任（尽管这个声明的具体含义尚不完全清楚）。其他人，其中首要的是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拒绝承担责任。以后随着调查更加深入，灾难的原因很可能会更加详细。现在，初步评估指出在不同决策层面上有七个并行的失误：阻止和平伙伴的出现、威慑的误解情报分析失败内塔尼亚胡政府错误忽视防御转移作战焦点打错战争阻止和平伙伴的出现自第二次起义以来，大多数以色列政府在假设现状是理想状态下行动，任何外交进展或和平倡议都是对以色列利益的威胁。这一假设削弱了温和的巴勒斯坦力量，加强了极端分子。这使得以色列更容易辩称对方“没有人可以谈判”。用右翼财政部长贝扎勒尔·斯莫特里奇的话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一个负担，哈马斯是一个资产。”这一趋势包括总理阿里埃尔·沙龙，他在2005年选择单方面撤军，将加沙交给哈马斯，以避免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带来外交成就。包括所有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内，近年来他们非常公开地偏好哈马斯而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塔尼亚胡拒绝就除以色列安全安排之外的任何事项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谈判，同时允许卡塔尔和其他资金不受阻碍地流向哈马斯。总理纳夫塔利·本内特采取了类似立场，如果亚伊尔·拉皮德掌权时间足够长，他可能也会这样做。过去二十年中唯一的例外是埃胡德·奥尔默特作为总理的短暂时间。这一现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认为可以“管理”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这转化为加深在西岸的占领，允许以色列定居点繁荣，促成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增加军事活动，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付钱哈马斯以“买平安”，以及不时进行“威慑行动”以报复哈马斯的导弹袭击。这一政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破坏任何严肃的外交倡议，如2000年代初的沙特倡议或巴拉克·奥巴马第一届政府期间的和平推动。到了10月7日，明显的是，最终导致了一个更强大、更极端的敌人。威慑的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军事和防御体系中的威慑概念越来越脱离其理性起源。它不再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假设。时不时地，政治家或高级军官会对“以色列威慑力量的丧失”发出警告，然后军队会进行“威慑行动”假装自己还行。据我所知，没有对事后评估这些行动或小规模战争是否真的让以色列的敌人感到被威慑。假设是敌人遭受的损失越多，就越会被威慑。至少就哈马斯（以及真主党）而言，这种假设是根本错误的。这些组织将他们的成功衡量在政治支持上，而不是在保留他们的基础设施或人力上。因此，以色列的“威慑行动”只是增加了它们的政治支持，并帮助了极端组织，而不是伤害它们。结果是，在过去18年的每一轮战斗中，哈马斯都展示了更高的能力和改进的战斗能力。显然，威慑没有起作用。情报分析失败假设哈马斯被威慑住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想法，也阻碍了对情报数据的严肃评估。我们现在知道，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拥有大量关于哈马斯为在加沙地带进行广泛而特殊行动的训练和准备的信息。以色列实际上获得了攻击的蓝图（没有具体细节和日期），但情报官员将其视为幻想和一厢情愿的想法。从人类情报、信号情报和图像中有迹象显示，有重大事件在酝酿。例如，军事情报知道10月6日突然激活了大量在加沙的以色列SIM卡。一些信息达到了高级官员，但显然没有引起警觉——至少没有足够地改变以色列国防军的准备状态或警戒级别。在袭击前的周五晚上，参谋长、南部前线指挥官和其他官员的会议得出结论认为风险最小，并没有采取重要的特别措施或警告部队。哈马斯在规划10月7日行动时的独创性和机智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以色列情报组织无法连接众多线索的能力，显然受到了上文讨论的威慑失误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政府错误哈马斯长期以来一直在为10月7日做准备，然而，以色列历史上最极端的政府为其提供了一个显著的机会。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以及其他削弱和侵蚀以色列民主的步骤，在以色列公众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分裂。这种裂痕造成了体制弱点和对多方面攻击（包括来自真主党和伊朗，以及西岸力量）的脆弱性的形象，这最终将使以色列遭受毁灭性打击或被击败。当然，内塔尼亚胡政府会试图（并且已经在试图）将责任转嫁到反政府大规模抗议活动上。然而，很明显，责任在于内塔尼亚胡，他发起了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行动，并忽视了以色列安全机构许多高级官员的警告。包括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内的军队高级官员试图警告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民主的侵蚀构成了安全威胁。总理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甚至在加兰特公开表达这一威胁后试图解除他的职务。内塔尼亚胡及其联盟伙伴应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被忽视的防御在以色列国防军的精神中，没有所谓的防御。以色列军队名称中的“D”（代表Defense，即防御）早已被遗忘，转而倡导“最好的防御是积极的进攻”。的确，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加沙边界的防御措施进行了重大投资，包括“铁穹”导弹防御系统、阻止哈马斯隧道进入以色列领土的措施、私人住宅的防弹房以及加沙包围圈内的避难所等。这些措施多年来挽救了许多生命。然而，这些防御措施在以色列安全机构看来，并不是自身的目标。相反，这些措施是为了给进攻行动提供更多时间和行动自由，使其不受日益增加的平民伤亡压力的影响。而且，较少的伤亡也使政府能够避免外交解决方案。此外，自当前以色列政府成立以来，防御投资大幅减少。在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单位中，与进攻和占领相比，投入到防御上的时间、资源以及作战和战术注意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进攻在操作上比防御更为复杂，但政府对防御的忽视超出了这一点。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因此，当西内盖夫的基布兹和城镇绝望地等待军队数小时来抵御哈马斯的残酷和大规模攻击时，以色列空军却在其他地方，已经在攻击加沙的目标。要清楚，战斗机和轰炸机不是用来对抗自己领土上的入侵的工具。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袭击发生的几小时内，只有两架攻击直升机（在以色列国防军空军指挥下）可用于保护以色列领土，而此时对加沙的强力轰炸已经开始。转移作战焦点在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期间的所有年份里，以色列政府优先考虑了西岸而不是与加沙地带的边界。自2022年当前政府成立以来，这一趋势急剧加速，这一优先事项在资源分配中被明确表达。加沙师及其对西内盖夫的防御的投资逐渐恶化。边境村庄的民防队也被视为麻烦而非防御资产。结果，他们被剥夺了武器和训练。以色列在与加沙分隔的围栏下建造的地下屏障增加了军队和政府提供的安全幻觉。许多这样的资源被重新定向到西岸，那里不断增加的定居者挑衅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准备预期的反击。10月7日，一个被削弱和忽视的师在一个庞大、装备精良、准备充分且灵活的哈马斯部队面前毫无准备。同时，西岸的定居点安然无恙。打错战争在10月7日关于“军队在哪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整个日子里，长时间内，一群杂乱无章的人勇敢地战斗——在基布兹的民防队、城镇的警察、音乐节的保安，以及普通平民。但军队却无处可见。即便考虑到上文讨论的转移作战焦点的失误，以色列地理上很小，整个团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从国家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他们完全可以从西岸到加沙边界。部分解释可能是哈马斯成功中和了本应协调此类力量移动的加沙师，在入侵的第一行动中遭到破坏。除此之外，很大一部分答案源自以色列国防军及政治领导层计划和预期的是有限的、针对性的恐怖袭击，而不是沿整个前线的大规模打击。尽管不断有信息从战场上传来，以色列的高级决策者直到为时已晚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军队为其准备的战争而战，而不是实际在地面上展开的战争。在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的原则要求特种部队执行任务，这些部队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和装备。这样的特种部队确实在几个实例中相对快速地到达。例如，警察特警队Yamam帮助挫败了对基布兹亚德·莫尔迪凯的重大哈马斯袭击，阻止了恐怖分子进入基布兹。Shaldag部队的战士对抗了对基布兹贝里的哈马斯突击。但这些都是装备轻型武器的小型单位，不足以应对10月7日所需的防御规模。正如《纽约时报》调查所结论的，“以色列国防军甚至没有计划应对哈马斯在以色列领土上的大规模袭击”，因此并没有对袭击进行有效和协调的广泛以色列国防军反应。结论以色列在战争的第一天，即10月7日，就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一次毁灭性的失败，付出了巨大的血和许多人质的代价。那些仍然留下的人面临着严峻的条件，包括酷刑和强奸。以色列公民也失去了对他们国家的信心，这是一场将对西内盖夫的村庄和城镇产生长期影响的危机。错误并没有在那天结束。以色列国家的系统性功能失调在袭击后的几天内显而易见：放弃人质，没有明确政治目标就开战。然而，对10月7日如此多层次和多系统失败的初步分析表明，以色列不能等到战争结束才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错误背后的许多主要原因继续侵蚀国家的基本利益。以色列应该审视其安全体系的核心假设，并彻底改革其领导层。继续盲目前行将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生命的损失。本文作者为西方人士，观点存在偏见，发上来仅供大家借鉴，知己知彼，了解对手

瓦格纳领袖普里戈津宣布兵变，他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从政治上讲，基于军事力量的革命发生乃是俄罗斯现实的必然结果，他主要是俄罗斯决策者三个重大失误造成的。第一，瓦格纳在战争中急剧扩大。俄罗斯决策者在战争中为了避免动员的政治后果，允许瓦格纳私人军事武装集团疯狂扩军，瓦格纳的兵力在战争中从3000多人扩充到5万以上，而俄罗斯真正具备野战能力的精锐部队实际上也就是二十万人左右（现在可能不足20万人），这赋予了瓦格纳领袖普里戈津敢于蔑视克里姆林宫的根本力量——克里姆林宫本身的军事力量在当前战争环境下实际上不足以对抗瓦格纳。这一点，在战争初期我们就讲过《俄乌战争的另一面：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阀化》。第二，严重低估了前线军人的不满和苦难，但普里戈津看到了这一点。俄罗斯决策者为了讨好民众，严厉削减前线军人的基本待遇，很多士兵缺衣少食，在没有起码生活后勤保障的情况下作战，这使得前线军人对克里姆林宫极度厌恶，他们同情并支持普里戈津，这种情绪被身在前线作战的普里戈津捕捉到了，并试图利用起来。这一点，我们在年初讲过了《最大的地缘隐忧：俄国革命的风险为何不可低估？》即前线军人的怒火以及这种怒火被克里姆林宫忽视，足以点燃革命的恐怖。克里姆林宫用对付知识分子反对派的方法来应对强悍的瓦格纳武士，以为一纸文书就能降伏之，这几乎是自杀性的政策第三，毫无准备的严厉削藩引发藩镇叛乱。俄罗斯决策者在没有基本军事力量保障下，就试图剥夺普里戈津的兵权，并试图置其于死地，这迫使瓦格纳领袖拼死一搏，赋予了他走向革命的决心。说起来，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思维，就跟当年的梁武帝萧衍在缺乏起码准备情况下试图拿侯景与北齐交换一样。最终，精锐的瓦格纳军团走向叛乱之路，并向莫斯科进军，我相信昏聩的俄罗斯决策者对此将毫无准备，就像梁武帝面对侯景，唐玄宗面对安禄山一样被动，不论其是否能够消弭叛乱，这种后果都将不是俄罗斯政府所能承受的。《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就像大多数网络战争爱好者一样，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本质上缺乏对战争的真正理解。一个在战争中试图取悦无用民众的战争统帅是必然失败的，一个真正的战争统帅，首先必须做到高效的利用战争资源，尤其是必须大大降低后方民众的粮食、能源等资源消耗，并驱赶他们走进战壕和工厂，而不是在战争中浪费资源给这些后方无用之人——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做得完全相反。俄乌战争进行一年多了，通过网络，很多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看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现象：乌克兰后方大量使用暴力征集民夫，严厉地拉取壮丁，输送前线，再对比俄罗斯国内风平浪静，老百姓安居乐业，除了部分预备役和监狱囚徒外，绝大多数军队以外的人基本不受影响。一些朋友据此认为，俄罗斯基本不会战败，因为俄国领袖爱民如子，相比之下，乌克兰政府则是不折不扣的驱民以战，暴虐成性。从对老百姓的态度来看，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政府的确是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乌克兰政府则称得上是视人命如草芥。但是，这对战争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古今中外，除了马基雅维利式的胜利者篡改历史，在真实的战争中，从未听说过过爱民如子者的军事统帅，能够赢得残酷群雄争霸战争胜利的。楚汉争霸，汉高帝发“关中父老悉旨荥阳”，用毫无训练的民众血肉之躯填壕以抵抗项羽精锐部队的锋锐，最终铸就帝王的霸业；“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未被征发入伍者）悉诣荥阳”《史记》汉末，曹公的军队后勤不济，于是屠戮烹饪百姓填补军粮之需，创造了人肉后勤，最终击败缺粮而尽的吕布军队，奠定了霸业；“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魏晋世语》晋末，东海王司马越率先突破道德底线，以中原的妇女和财帛相诱，借助鲜卑骑兵的力量扫荡了强大的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最终笑到最后；“弘（祁弘司马越部将）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晋纪八

（本文写于2022年7月28日）这场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被人忽略的最大影响，其实是对俄罗斯军队的影响。在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正规军队占据俄国武装力量的统治地位，至少形象上乃是不可挑战的强大存在，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和持续，俄国正规部队尤其是其中的精锐部队VDV空降军和第一近卫坦克军等所谓王牌（实际上与晚清的八旗部队一样，都只是阅兵王牌）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且表现拙劣，到了北顿涅茨克战役时期，俄国正规军队已经无力承担主要的攻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越来越倚重非正规且私人公司性质极强的雇佣兵公司的雇佣军作为进攻的主力——譬如大名鼎鼎的瓦格纳雇佣兵公司部队。与正规军的无能相比，这只私人雇佣兵则展现出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在北顿涅茨克战场上横扫对手，并被乌克兰人视为最可怕的敌人。俄罗斯企业家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iy

俄乌战争爆发马上就要一年了，尽管战场的形势值得关注，但另一个问题也绝不能忽视，那就是俄国国内的革命风险——战争往往带来革命，他们是孪生的兄弟。截至目前来看，俄国国内的形势还算平稳，对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并未出现明显下滑，很多人由此认为：革命的风险排除了。这个看法其实非常幼稚，对风险的低估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俄国革命的危险依然存在，原因很简单：第一，一场最危险的革命主要孕育于武装的士兵而非手无寸铁的市民。法国大革命、法国七月革命、清帝国的辛亥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愤怒，而是因为全副武装的军人叛乱，只有武士才有资格发动改天换地的大革命。俄乌战争对克里姆林宫最大的伤害，在于严重破坏了克里姆林宫在军队尤其是基层前线军队中的威望，甚至使得俄国部分将领丧失了对领导层能力的信任。战争中俄军远比大部分人预期更糟糕的表现毋庸置疑，这会使得相当多俄国军官将战争困境归结于领导层的无能，目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股愤怒在蔓延，最开始是斯特列科夫为代表的失意军人，现在则是手握重兵的瓦格纳集团军领袖普里戈津，尽管这些人当前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国防部的邵伊古和总参谋部的格拉西莫夫，但必须意识到，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本身就是克里姆林宫在军队中的影子，对此二人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体现——当前的形势发展还不至于让他们这么快有胆量直接攻击国家的领袖，但战争和国内形势一旦继续恶化，就保不齐了。如果各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你就会意识到，俄军高层在二月革命中对沙皇的集体倒戈，实际上就是从1916年后半年对俄军总参谋部高级将领古尔科的猛烈攻击开始的，表面上是攻击沙皇的亲信，实际上就是直指沙皇。更重要的是，在俄军的前线基层士官中，由于战争胜利根本看不到尽头，部队轮换慢，装备弹药甚至食物医疗物资供应不足，前线士兵不仅仅极为危险疲倦，而且境况极端艰苦，我一直在观察俄国前线军事士兵博主们的情绪，他们从战争刚开始的意气风发，到去年的迷茫，但到了现在，反复失望之后则是普遍的愤怒，尽管大多数愤怒针对的是俄国国防部，但未来进一步发展是必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革命、俄国革命和奥地利革命，都是从士兵的前线怒火中开始点燃的，武士阶层是真正且唯一的决定性政治力量。如果你了解革命，就会明白，这个情势的苗头非常危险，而且还将继续发展。大革命托洛茨基搞革命靠什么？靠鼓舞市民？笑话，那是蠢材的作为，真正的革命家永远是依靠强悍有力的军人，尤其是前线越来越不满战争的基层士兵，正若他自己所言“那些没有武装的人，不值得革命家片刻的关注。”近日，俄罗斯著名军人媒体“退伍军人手记"愤怒抨击俄国军方管理人员的贪污导致对军队薪资的欠发（其实是因为俄国财政极端困难），宣称前线的动员士兵和爱国志愿者都没有得到适当的报酬，有些人甚至六个月都没能领导可靠的薪资，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这种情况俄罗斯瓦格纳军头普里戈津为何敢于如此直接赤裸裸地挑战克里姆林宫亲睐的邵伊古等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位投机者在俄国前线的军人中看到了普遍对俄国高层的不满和愤怒，这给了他跋扈傲慢的胆量第二，在经历一年的残酷战争之后，俄国政府用来平衡物价和抚慰军队的财政储备正稳步接近枯竭，苏联时代庞大的军火库存也走向消耗殆尽。克里姆林宫用来控制风险的资源即将用完。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俄国民众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当前的局面，主要在于俄国政府通过财政对居民生活水平和公共开支的巨额补贴，俄国物价上涨幅度非常有限，日常水电医用开支并未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冲击被暂时延缓遮蔽了，但是，这并不会持久。原因很简单，俄国政府的财力资源和储备资金是非常有限的，俄国财政近几个月不断创下俄联邦成立以来的最大赤字，为了平抑财政支出，俄国不惜大量抛售黄金储备——我们不应该忘记，俄国人向来最看重黄金储备，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抛售，1982年苏联政府开始在伦敦交易市场上大幅度抛售黄金，这被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捕捉到了，并意识到——苏联财政接近枯竭，由此下定了灭亡苏联的冷战战略。一旦这些二十多年和平累积下来的盈余消耗殆尽，俄国政府不仅仅将丧失补贴物价和公共开支的能力，也将进一步急剧恶化前线军人的待遇。1985年，苏联因为阿富汗战争的财政困难而开始逐步降低对居民生活用品的补贴，进而导致物价飞涨和居民支出急剧攀升，这在原本平静的苏联社会中最终带来了什么后果？答案很简单，史无前例，层出不穷的民变，最终带来了一场使得苏联崩溃的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妇女暴动原因很简单：面包价格暴涨法国大革命的实质原因就是法国财政在与英国长期对抗下的崩溃所以，俄国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不需要什么太多高深的道理去阐述。1914年7月底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在1915年是基本平静的，但进入第二年1916，则出现了动荡的苗头，到了该年年底，由于财政崩溃导致的物价飞涨和前线士兵待遇急剧恶化，连俄国最保守的政治家也不禁担心俄国的革命危险，结果进入1917年仅仅过了三个月，革命就在俄国爆发了。1979年的苏联之所以会在阿富汗败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战争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毁灭了军队对苏共的信任，而战争加剧的财政崩溃则严重削弱了苏共维持国内居民物资保障能力，等到了战争爆发的五年之后，动荡的苗头就在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显而易见了。需要指出的是，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财政得到了英国和英美的鼎力支持，进而稳定了局面。今天乌克兰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战争，就在于英美主导下的全球金融市场人为流动性支持俄乌战争的规模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大于阿富汗战争，然而，今天俄国人承受艰难困苦的能力远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低于阿富汗战争，再加上今天俄国更加虚弱，其财政的储备远低于沙俄，更不如强大的苏联，所以，我们可以意识到，今年将会是俄国非常艰难的一年，未来俄国的政治风险将会随着时间的增加急剧扩大。石原莞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论断说的很好，"战争永远是烧钱的游戏，这场战争（太平洋战争）如果是一场需要一万元才能玩的游戏，那么日本只有一百块，而英美则有一百万。"战争从来都是实力和资源的比拼，是绝对唯物主义的真实体现，人类的可悲预期在真正的战争面前毫无意义，在可怕的革命的暴虐面前徒增可怜，这也许是人类历史的悲哀之处，但也是人类政治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最后，需要告诫的就是，如果你觉得战争很残酷，那是因为你从来不了解革命。《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伟大山巅之城的根基正在走向崩解。那些沉醉在她美轮美奂文明光辉下的外国崇拜者们，就像罗马灭亡前夕，无限仰慕意大利城邦的英格兰的贵族；明帝国临终时刻，以敬畏的眼神望向北京的朝鲜士大夫。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不管拜登如何努力，但事实上，无论是谁就任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挽救正在走向衰微的美国。这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是结构性的：这个伟大帝国的财政体系、人口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可逆崩塌，而其备受推崇却极为僵化的体制则正在无情地加速这一灾难性进程。首先，美国的财政体系正在不可逆的败落。自从比尔克林顿就任总统以来，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趋窘迫。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全球化外迁，美国政府曾经的重要税源的公司税迅速锐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报告，仅2003年，美国的公司税相比上年度就锐减了11.1%，到了2015年，曾经占据美国联邦税收总额近乎半壁江山的公司税收已经下跌到仅仅10%左右；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流通，以及避税体系的完善，美国超级富豪的合法避税已经蔚然成风，这严重损害了美国政府的财收能力。（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这场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被人忽略的最大影响，其实是对俄罗斯军队的影响。在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正规军队占据俄国武装力量的统治地位，至少形象上乃是不可挑战的强大存在，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和持续，俄国正规部队尤其是其中的精锐部队VDV空降军和第一近卫坦克军等所谓王牌（实际上与晚清的八旗部队一样，都只是阅兵王牌）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且表现拙劣，到了北顿涅茨克战役时期，俄国正规军队已经无力承担主要的攻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越来越倚重非正规且私人公司性质极强的雇佣兵公司的雇佣军作为进攻的主力——譬如大名鼎鼎的瓦格纳雇佣兵公司部队。与正规军的无能相比，这只私人雇佣兵则展现出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在北顿涅茨克战场上横扫对手，并被乌克兰人视为最可怕的敌人。俄罗斯企业家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iy

日本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1939至1940年，任日本外相。1941年，任驻美大使，他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负责对美外交的主要官员摘要：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主要列强被欧战所吸引。这让当时的日本智库认为，欧战乃是日本的历史机遇，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都认为，欧战将为日本的进一步崛起提供机会。然而，恰恰是在这些美好的错觉中，日本帝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危机漩涡。这就是日本太平洋战前外交带给今天中国的教训。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世界地缘政治进入了一个癫狂的时代，对于远东地带的各个主要实力国家来说，来自欧洲的烽火，显然对其构成巨大的影响，这种冲击不下于1940年欧战全面爆发后对远东各国的冲击——这是今天中国人需要有所警觉的。实际上，中国当前面临的抉择困境，实际上类似于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至1941年7月23日英美对日本石油禁运之前的日本，这样的比喻并非基于偏见，而是阐述其中的危险性和敏感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抉择都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无所作为和鲁莽行动都可能带来灾难，这就需要极为冷静的远见、审慎和明智，才能安然度过危险的局面。从纯粹的现实主义去看，1939年9月-1941年7月之间的日本外交实际上能够给当今的中国很多有益处的经验，尽管当时的环境与现在有着一些不同，但共同的借鉴意义显然更大。1、日本的教训：无论初衷如何，中国对英美的和解努力都不会有希望；1939年8月23日，德国在未知会日本的情况下，突然与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在随后出兵波兰，此举使得日本外交陷入孤立，日本帝国的亲德政府平诏内阁被迫提出辞呈。为了避免陷入欧战灾难，日本推出亲英美派的米内光政海军上将担任首相，试图寻求与英美的和解。需要指出的是，米内光政海军上将寻求和平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很简单，1939年初开启的日本东亚新秩序政策实际上已经使得其与英美的关系不可调和，米内光政的和解努力不可能取得成功，只会损耗其政治声望和资源。今天的俄罗斯，同样在未与远东大国盟友协调的情况下，鲁莽发动了一场难以收拾的战争，并使北京外交陷入难以抉择的处境。但无论如何，未来中国对英美的缓和努力不会成功（假如有所尝试的话）。日本海军三杰之二（左

毫米弹药。如果没有更多的弹药，一旦现有的弹药库存用完，乌克兰的火炮——以及乌克兰为保持这些枪支在战斗中所建立的所有支持网络——将毫无用处。为了继续战斗，乌克兰的炮兵部队必须转向西方标准的

摘要：乌克兰将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场胜利是露西亚领袖的盲目无知赠送的给他们的，这位领袖被自己的宣传蒙蔽了双眼，他对乌克兰人的力量不理解，他对自己军队的弱点不理解，就像1940年10月希腊人竟然击败看似强大的意大利军队一样，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对敌人和自己的双重无知，带来了希腊的荣耀和意大利的耻辱，以及领袖自己的灭亡。中国对此必须要有准备。北京时间2022年2月24日上午11点左右，当露西亚军队在其领袖的号令下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时，笔者就对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悲剧命运深信不疑——这是无知的决定，俄军必然遭受灾难性的惨败。入侵乌克兰很可能成为露西亚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低能决策之一事实上，只要我们基于纯粹的现实，记住，是基于现实因素，而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偏好，就会从一开始意识到，露西亚的领袖对这场战争的苦涩程度是完全没有预期的，这使得俄军几乎不可能在乌克兰赢得胜利。首先，与1940年10月墨索里尼的希腊入侵一样，露西亚对乌克兰的进攻在兵力上严重不足，这也是我开战前不断反复强调的，这种兵力进攻乌克兰只会招致灾难——只有脱离现实的蠢材才会相信战前俄军能够实现所谓的快速征服。根据美国人在战前的披露，露西亚在乌克兰周边的兵力大约是18万人，但与之相应的是，乌克兰的常规兵力也在20多万，此外还有45万左右参加过实战的民间武装志愿者，以及100多万接受过完整军事训练的后备军，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乌克兰是欧洲除了露西亚以外领土最大的国家，国土纵深辽阔，背靠西方，战争援助源源不绝。露西亚竟然想用18万军队就想扫平这样的国家，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兵力根本不够。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露西亚军队几乎没有能力攻克乌克兰大城市，只能顺着公路向前推进，这就是兵力严重不足的结果，比1937年入侵中国的日军还要捉襟见肘。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露西亚领袖在战争爆发前对乌克兰这个国家发自骨子里面的蔑视，他声称对方只是傀儡殖民地政权，是不堪一击的一小撮的纳粹余孽，是不存在认同的地理概念，这样的认知假如用作国内宣传，那没问题，但如果决策者自己深信不疑，那必然在重大决策中招致严重脱离实际且无可挽救的毁灭性误判。这种情势与1940年10月的意大利希腊战争是惊人相似，都是因为一个领袖的傲慢和无知而发起了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战争——墨索里尼认为希腊人是不堪一击的废物，只需要大炮响起来，他们就会奔逃。如在1940年10月意希战争爆发时，希腊人拥有14个经验丰富的满编师，而墨索里尼能够拿来进攻的兵力不足6个师，即105000名意大利新兵在墨索里尼的强制命令下向350000名希腊老兵发起不可能成功的必败进攻——尽管意大利在飞机和坦克数量握有优势。战前意大利军方告诉墨索里尼，意大利至少需要20个师才能负担这场战争，德国人也反复劝诫，但墨索里尼拒绝接受——目前没看到有人在战前劝诫露西亚的领袖，试图阻挡他的无知。1940年10月28日（希腊报纸），墨索里尼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对希腊宣战，面对意大利大使的通牒，准备充分、严阵以待的希腊总理Metaxas用法语做出了回复：“很好，让我们给你战争，一场真正的战争”，这点颇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前对俄国人的俄语临战演讲其次，与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入侵希腊时的意大利军队一样，2022年的露西亚军队同样也是一支严重缺乏后勤和补给能力的短板军队，纸面上他们看上去武装到牙齿，但后勤能力的匮乏，使得这只军队在实战中无力负担大规模战役。我曾经阅览过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和意大利军事领袖巴多格里奥关于希腊战役的回忆录，其中尤其提到意大利军队在后勤补给能力上的严重匮乏，在军队建设上，领袖重视提升军队的纸面数据以增强国内外的军事形象，却在基本的后勤保障上吝于物力和资源，这就使得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从一开始就无法展现出来。在希腊战争中，由于糟糕的后勤补给，意大利的飞机和坦克这些损耗弹药和油料巨大的装备大多都难以发挥作用，进而使得意军的装备优势也聊胜于无，对战事几无影响。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同样如此，众所周知，当前的露西亚军队是一支后勤保障能力极其脆弱的军团，美国亚里克斯

美俄之间围绕着乌克兰的对峙，使得很多人猜测会爆发战争。其实这个大可不必。不仅仅是现在不会发生战争，就是真的擦枪走火，也不会发生战争。这个危机是新冷战走向现实的一部分，在新冷战逐步落地的过程中，历史需要一场场类似于当前危机的事态来改变人类沉浸和平的心态，逐步适应对抗，以及对抗带来的一系列对撞和改变。在旧冷战落地的过程中，欧洲和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发生了三次柏林危机和一次古巴导弹危机，每次都接近战争边缘，但战争并没有爆发。在这些危机中，西方内部尽管分歧非常多，但总体而言是不断强化美国领导权的过程，当前的危机也是如此，对美国来说，这场危机对他是有好处的。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在珍宝岛危机中，都发生了擦枪走火，但都没有爆发战争，这是为何？因为现代大国领袖都明白，一场真正的大型战争一旦爆发，那么他自己的命运，将不得不将交付两个风险：第一种是战争失败带来的灾难；第二种是战争引发的革命洪潮；普京之所以能够统治俄罗斯，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前两个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阿富汗战争中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战争严重削弱了统治者的国家机器，带来了扫灭统治者全家的大革命，并让普京上台。普京并不愚蠢，他亲身经历过阿富汗战争对俄罗斯的冲击。我记得赫鲁晓夫在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都曾对美国进行过核威胁和战争动员令，当时整个世界比现在还要窒息，但战争并未爆发，反而在接近高潮后迅速结束。这一次也不会例外。没有哪个政治家会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做烟花，去取悦不值依靠的群众看客，如果有，那么这些人最终只能是尼古拉二世和蒋介石的结局。后来人早已借鉴了这个愚蠢的选择。《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甲部）》（点击即可）《王陶陶文章合集阅读（乙部）》（点击即可）《改革开放的另类风险：大发展的反噬》（点击即可）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对此，我不止一次地与研究欧洲历史的研究者交流，发现他们都将这些灾难性的失策归咎于当事人的愚蠢，却忽略了英美均势外交对大陆国家来说的目标抽象和保证模糊使得后者常常陷入重大误判。

隆重推荐：西野君的《日本的迷失》，这本书讲述了1992年日本企业种种虚假财务报表背后的严重债务问题，以及种种超出管理层和市场预期的风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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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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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表面上是两种“爱国舆论”的冲突，实质上是政府权威与反权威的较量。第一种本质是服从大局、有纪律的“爱国舆论”，另一种是自行其是、难以控制的“爱国舆论”，从胡锡进被围攻的情势来看，后一种已经存在失控的可能性，尽管大部分爱国者本身并无恶意，但这并不影响潜在的“北一辉”式失控风险。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在展开叙述之前，我首先提出一个有趣且相似的问题：如果1941年5月，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为了避免陷入德日的东西夹攻，开始不断向日本示好，试图与红色苏联的敌国日本修复关系，签署对苏联利益生死攸关的《日苏中立条约》时，却出现一群苏联编辑突然自行其是公开发表侮辱敌视日本的官方文章，而且使得斯大林大元帅这项决定性的外交战略失败，那么斯大林会如何处置这个问题？实际上，斯大林绝不会容忍这种没有纪律之对外宣传队伍的存在，当1932年苏联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他就始终以严厉手段牢牢控制着涉外舆论宣传的方向，避免涉外舆论影响甚至挟持外交。而这也是他能够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围、横扫群雄，支配半个世界的原因之一。这不是斯大林多次为了避免影响外交，枪毙缺乏纪律的涉外舆论宣传人员，这是他在1932年的亲笔信，足见其敏锐性和重视程度1941年5月，日苏中立条约签署现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松冈洋右代表苏日双方签署条约说起来，这次胡锡进先生被“爱国舆论”围攻，很多朋友让我评估一下这对我们国家意味着什么风险，说实在，我本来不愿意写这种东西，因为写出来很容易被人误会与胡总捆绑，胡编是金刚不坏体，见过大场面，我可没有他那种高度。但是，为了不负朋友的嘱托，为了国家利益，我还是说一下吧。在理解这个事态之前，我们必须理解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爱国舆论领袖胡锡进被另一波爱国舆论疯狂围攻，被不懂事的一些海外媒体人说成是周扬旧事，但本质却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国舆论之间必然出现的对撞。第一种爱国舆论，是胡锡进代表的有大局观、服从性强、有纪律的舆论队伍，这是一支能够始终服从国家内外战略方针的舆论团体，最重要的是有纪律性，这是现今非常难得的。我观察胡锡进文章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人观点不论，总体而言，是非常有纪律性和大局观的舆论工作者。另一种爱国舆论，则是民间桀骜率性、自行其是、复杂多变的爱国舆论人群，这里面鱼龙混杂，目的多变，有的是单纯的爱国，有的是怀有经济目标，有的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令人搞笑的是，他们对胡锡进围攻的实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者的纪律性和大局观让他们厌恶和蔑视，这些人厌恶服从和纪律，包括对政府的权威也是如此；当这两种都以爱国面貌呈现的正能量发生冲撞时，如何衡量其中的风险，则相当考验政府对事态实质的理解。在这里，我有必要重申一个我多年来不断重复的概念：那就是一种浪潮是否对体制存在危险，绝不取决于它的口号是否贴合体制的偏好，更取决于它是否激进，是否可控，是否容易驾驭，意识形态口号只是形式，真正的实质是可控性。举两个例子：1、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借助斯托雷平的改革和铁腕消灭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风险，由此在俄国掀起了黑色百人团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浪潮，但是这就稳固了沙皇权力了吗？绝对没有，在1914年7月危机的关键时刻，原本绝不愿意投入战争的沙皇最终走向了战争，为何？因为黑色百人团的激进民族主义领袖舒尔金向自己的君主发出了威胁，他说“如果陛下选择对祖国怯懦，那么人民（激进民族主义者）将不得不发起革命”。舒尔金（Vasily

摘要：所有的奇迹都存在代价，这种代价无论多么隐蔽，都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被支付。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这是一段非常值得借鉴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初，在持续四十年的飞速发展后，日本竟然拥有了堪比美国的经济规模，世人称之为日本奇迹，而美国著名的学者傅高义甚至专门写下了吹捧日本的书籍《日本第一》，里面有很多现在看来啼笑皆非的夸赞之语，这本书也迎合了当时的舆论情绪，成为一时间洛阳纸贵的畅销书，备受吹捧——傅高义也因此得到了名士的雅号。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为何当奇迹的朝阳黯灭之后，日本的发展不仅没有稳住，反而在长达三十年里如同流星一般迅速掉入深不见底的衰退之坑呢？尽管很多人提出了各种理由，但其实最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日本层级的奇迹般发展，乃是建立在剥夺或者说压榨日本普通人作为一个生理人的正常空间之上的。有一本描述日本经济鼎盛时期民众生活的书籍叫《饱食穷民》，里面详细讲述了当时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境况，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日本为何在某段时间内超越英美，也可以看到日本经济为何最终不堪一击的完败——主要说了当时日本人生活以下几个特质。第一个特点，乃是日本企业对员工的严厉要求——不仅仅要做到正常上下班，而且要做到普遍加班，大多数日本人凌晨起来上班，直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去休息，周末同样要随时待命准备加班。这种疯狂的加班和极限工作状态，使得日本企业相比于英美具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足以使日本企业在同等技术条件下比对手做得更好。这就是日本企业战胜英美的原因——也是傅高义极为称赞的地方。第二个特点，乃是日本人极为重视孩子的教育——日本小孩和他的父母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激烈的教育竞赛，他们需要尽可能地投入资源以保证自己孩子成为相对优胜者，这意味着日本家庭需要透支巨大的成本来抚养孩子，尽管日本孩子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并比肩英美。这种教育模式为日本提供了大量优秀的高素质劳动力，使得日本经济迅速腾飞，酿就了日本经济奇迹。这也是傅高义极为称赞的地方，更是日本人自得的地方——虽然这必然带来自我阉割的强化。第三个特点，乃是日本市民的住房巨大生活压力。与美国这种国家相比，日本民众在70年代晚期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供房压力，他们需要透支自己的一生财富，来购买房产。这种疯狂的购房诉求，不知道是不是源于东亚文化，总之，这促使日本房地产在八十年代成为推升日本经济的关键支柱。总而言之，日本人极度疯狂的工作狂文化、极度疯狂的教育竞赛文化和极度疯狂的房地产经济，大大提升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大大提升了日本劳动力的素质、大大提升了日本经济的上升速度，这些共同推动日本经济长达40年代的增长奇迹，实现了飞天式的奇迹改变。问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日本到底为这种奇迹支付了什么代价？当时的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总觉得自己已经尽善尽美了，完全不在意有什么后果，也想不到什么后果。说起来，这种奇迹的代价，事实上直到21世纪初才变得清楚——那就是日本人作为一个正常动物的生育力——即相比于其他国家，日本人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被自己的奇迹阉割了。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上世纪80年代，一个日本人，早上6点钟起床上班，晚上10点钟下班回家，那么他实际上只有8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除去6个小时的最低睡眠时间，那么他事实上只有2个小时可以用来自由活动（如果还存在这种广义自由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根本没有时间去谈恋爱，更别说生孩子，陪孩子了。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如果这个日本人生了孩子之后，需要给他的孩子最好的教育，那么也必然会透支掉他的所有盈余精力和时间，这意味着一个日本人将很难再去生第二个孩子，或者说更可能不生孩子。再次，如果这个普通日本人购买了房子，考虑到高昂的月供，那么他几乎不可能再有空间养活孩子了。所以，从这三个角度看，制造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奇迹的日本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以日本人这种非常变态的生活模式中维持的，而生活模式的极度变态在为日本带来奇迹的同时，也对日本人这种生物进行了残酷的社会阉割——即日本奇迹背后支付的成本就是日本民族的正常人生育本能。那个时候，美国曾经全国上下对日本心怀恐惧，认为这个民族将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地位，并胆寒到近乎发狂的程度，就连乔布斯都曾对日本企业家的管理模式感到钦佩不已。据野口悠纪雄回忆，曾经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这样绝望对他说，“在你们这个能够如此挖掘员工潜能的国家，我们的企业真是看不到希望。”然而，一切成本终将被支付。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无情的历史刺破人类的浅薄之后，那些所谓的观察家才拙劣地意识到，曾经日本经济神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逐渐被神话阉割的民族。那一时的喧嚣带来的是永恒的残破，而昔日奇迹的废墟下，埋藏的不过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夫。“一个没有年轻人的民族，能有什么算得上财富？一个连后代都不存在的国家，还谈什么未来？没有日本人的正常延续，就没有日本的一切，包括日本的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谈日本经济的问题是故，东洋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必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点击二维码加入

摘要：谁都可以支持特朗普，华人绝不可以，就像谁都可以支持纳粹，但犹太人绝不可以一样，华人不能仅仅顾忌自己对大陆的政治偏见，更要努力避免自己和子孙将来走进奥斯维辛。

黑死病期间，欧洲人处决被他们视为罪魁的犹太人

摘要：在17世纪以来的现代地缘政治斗争中，假如世界各民族都是斗狗，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唯一一条百战百胜的恶犬，尽管这个民族也曾屡次犯下重大错误，但它总是笑到最后，这绝不是一种偶然，必须引起中国人重视。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我最喜欢看重大斗争之中时人关于局势的思考与回忆（俾斯麦的回忆录就叫《思考与回忆》），从中我能够以身居庐山的当事人心态回溯那些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历史片段，这能够帮我跳出事后诸葛的心态看问题。这么多年来，最让我最感震撼的，乃是几个片段的当事人对在历史重大关头当时局势的评价言辞。第一个，乃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在经历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越战失败和社会分裂后，遭遇了1979年11月的伊朗人质危机。当伊朗人公然劫持美国外交官，美国却无力反应时，这对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他在当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随着苏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并不断崛起，我们（美国）的相对地位注定要衰落。我们的军事和外交地位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20世纪40年代末遏制政策刚刚开始时更有利了。”在当时对当时事件的回溯中，基辛格无疑是极为悲观的，当他看到苏联势头如强风一般席卷而起时，美国的力量、威望却无可置疑地倒头向下。当时的情势和心态，恰如苏联领导人苏斯洛夫充满自信的所言，“力量的天平正向我们倾斜”。第二个，乃是一些震荡人心的战争时刻回溯。1806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和耶拿战役、1807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和1809年瓦格拉姆战役的诸多时刻，当我打开当时的英国首相珀西瓦尔的很多内阁讲话稿时，我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里面全部是绝望、沮丧和痛苦，英国的最高统帅已经不再相信孤军作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能够打赢拿破仑这头科西嘉怪兽——与此同时，拿破仑本人则坚信自己的王朝将永远传承，如同查理曼大帝的后裔那般，除了他的外交大臣塔列朗表示怀疑。“天哪，这个人（拿破仑）究竟是怎样的存在？难道他真的能够逆天行事？莫非一切规律都在他的天才面前失效了？”——英国外交家卡斯尔雷得知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打垮强大奥地利兵团后的反应，他对法国的实力和拿破仑的天才感到近乎绝望“看来这幅地图十年里没有任何用处了。”——英国首相皮特得知拿破仑以弱胜强扫荡奥地利、俄国两强联军，英国举国泄气事实上，在强大无敌的法王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一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超越其他欧洲国家总和），他的对手英王威廉三世之回溯中，同样充满了苦涩和不幸，几乎看不到太多希望——后来的胜利者往往绝没有自己宣传的那样气定神闲。同样的片段，还有二次大战最艰难的时刻，当1941年上半年德国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扫荡巴尔干，在希腊俘虏大批英国人，而隆美尔的军团直逼阿拉曼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写给罗斯福的信札中，感叹道，“盎格鲁撒克逊人怕是要失去这场战争，你我可能不得不目睹德国人统治欧洲。”与大多数人不一样，我很少被自身所处的舆论环境影响，就在于我更看重历史的记忆，从中使我能够理解在变幻莫测的历史迷雾和舆论鼓噪中，究竟是怎样的因素在起着恒定不变的根本作用。当拿破仑的大军一次次扫荡盎格鲁撒克逊的军队时，当法王路易十四的威势如太阳般耀眼时，当轴心国的无敌军队几乎不可战胜时，我阅览过当时的法国报纸的狂喜、凡尔赛宫大臣们不可一世的讲话、德国、日本媒体的近乎疯狂，以及这些国家目睹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惨败延伸而出对后者的蔑视和不屑——事实上，这种情绪仅仅只是使他们低估了自己面对的挑战。10月17日读者成都线下会欢迎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温斯顿丘吉尔以这样的笔法阐述他对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1940年对英国宣战政策的回溯，英国首相写道，“墨索里尼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一支不败斗犬的背后是什么，意大利统帅只看到了眼前的胜败。”如果自17世纪以来的世界乃是各个现代民族的斗狗场，那么大国对抗就是一场场巨大的博弈，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是至今未遭败绩的恶犬——这样的斗狗，肯定有它超出常人的过人之处——而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些。那么这条恶狗究竟厉害在哪里呢？实际上，在我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三个方面：第一，自查理一世被砍头以来，英美再未发生过革命，无论经历多么大的冲击，英美民众都能默默忍受，关键时刻的耐受性极强，这使得大革命的灾难从未冲击英美国家——此乃英美远超其他国家的地方（这里并非单纯的温饱，而是同样幅度的冲击，英美社会承受力更强）。从1792年到1814年，英国与强大无敌、涵盖欧陆的拿破仑法国进行了整整22年战争，到了1811年，由于法国的封锁，英国经济陷入了萧条，英镑贬值严重，出口遭受重击，民众生活水平严重下滑，政府财政濒临崩溃，物价飞涨，但当时的英国从未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在法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经济冲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尽管美国公众出现了严重的不满，但同样从未形成灾难性的政治危机。此次疫情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当700万人感染、21万人死亡之后（相当于中国2300万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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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三个掌控世界的巨人，他们曾经在生死时刻，并肩作战，休戚与共，但是，当失去控制的现实激发起无可回避的对撞时，他们只能以无比冷酷的决断，将过往的深情厚谊永远埋葬，用自己的历史巨手，把整个世界划为两半。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1945年2月，美英苏三强领导人在雅尔塔举杯共饮，会商即将到来的胜利。三个强国在战争期间打垮了共同的敌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拥有了共同的友谊。从留存至今的会议记录和私下谈话，我们可以看到，当莫洛托夫谈到俄国农民的饥馑时，美国国务卿Stettinius竟然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举起酒杯，宣称战后美国一定会帮助俄国摆脱饥荒；而斯大林则发自内心地尊敬他的老朋友罗斯福和丘吉尔，并在与贝利亚的谈话中，相信英美苏很可能建立真实的伙伴关系。双方的友谊不仅仅体现在最高领袖的身上，还展现在民间和基层的好感。1945年4月25日，美苏两军的士兵们在德国易北河边的托尔高会师，这两支从地球两端进攻纳粹魔王的军队，相互握手、跳舞、欢呼、喝酒，两国士兵们为战友之情而喝彩；与此同时，美国报刊充斥着对俄国人的赞美，他们将苏联红军描述为“伟大的战友”，而苏联则称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当德国宣布投降后，莫斯科街头竟然出现了大量人群高呼美国万岁，以至于斯大林不得不下令驱逐。当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斯大林亲自致电美方，以沉痛地口吻请求道，“请问，我可以为富兰克林做些什么？”当时，没有人认为苏联与西方会走向冷战，包括斯大林、丘吉尔和杜鲁门都不这么认为。美国决策者认为，战后的苏联满目疮痍，经济凋敝，被饥荒、贫穷笼罩，既没有能力扩张，也无法离开美国的支持；而斯大林同样知道，苏联的实力远远不如西方，无论是基于真诚，还是基于现实，她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而非对抗。因此，在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宣布从欧洲撤出军队，将西欧留给当地政府；而苏联则忠实履行了他的承诺，斯大林不仅严厉地禁止了中国同志的八月革命计划，而且还宣布将按照雅尔塔协议的精神，在东欧各国举行选举——苏联允许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返回被自己解放并占领的东欧国家，参与选举并组成新政府。这一刻，双方怀抱的都是善意和真诚，但历史自有她的不可抗拒之处，现实的挑战很快接踵而至，摧毁了鲜血凝结的信任。实际上，真正使得冷战变成现实的关键因素，就是欧洲战后的处置问题，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在各自欧洲占领区政府组织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偏谬，这很容易引发天大的麻烦，但挽救措施却必然会导致双方的决裂。以苏联为例，战后初期，斯大林同意波兰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匈牙利蒂尔迪的小农党、保加利亚佩特科夫的农民联盟等反苏政治力量在东欧参加选举甚至组建政府，但他很快就发现，如果苏联不对这些国家的选举方式进行严格的挑战，那么苏联支持的政党就永远无法上台，而这些国家相对受欢迎的政党都是厌恶苏联的，这也意味着，如果按照雅尔塔协议规定的选举方式，那么苏联必然会在不流血的情势下失去用鲜血夺来的东欧影响力——即斯大林要么违反雅尔塔的承诺，要么失去英美的信任。“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你们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西方就有了反对我们的新理由。”——斯大林1946年前半年要求波兰亲苏派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忍耐，因为他不想与西方因此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该怎么办呢？在1945年后半年到1946年一季度，斯大林还致力于抵制东欧亲苏政治力量的选举操控行为，但到了1946年后半年，随着东欧各国非亲苏政党和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反苏倾向和越来越强势的影响力，斯大林只能通过操控选举，甚至抓人的方式，强行使亲苏力量当选。无论在波兰，还是在捷克、匈牙利，亦或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是如此。通过这些违反对英美承诺的举措，斯大林彻底巩固了苏联在东欧的控制力，但与此同时，也逐渐摧毁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苏联的信任基础。“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们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为了赢得1947年1月的选举，在斯大林支持下，波兰亲苏力量开始对反对派进行暴力打击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阐述地就是当时东欧这种情势，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苏联打压当地反对党的深深不信任当西方目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时，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为了对冲苏联在东欧行动的影响，美国采取了三种针对性措施：第一、美国违反了对苏联的承诺，开始恢复在欧洲的驻军，并对西欧各国的安全做了保证；第二，美国开始推动马歇尔计划，提升西欧国家的实力，稳定西欧国家的社会安定，以抵消苏联可能支持的革命风险；第三，美国开始鼓动甚至推动西欧各国排除战后兴起之西欧共产党势力。1947年3月，比共退出联合政府，比利时成为了第一个抛离亲苏政党的西欧国家；1947年5月5日，法国政府发表公告，宣布终止5名法共内阁成员的职务，作为法国第一大党的法共失去了在政府的影响力；1947年5月13日，在美国的强烈暗示下，意大利将意共清除出政府。总而言之，截止1947年夏，西欧亲苏政党基本失去了政府中的位置。美国的背信之举让斯大林怒不可遏，他决心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1947年9月，斯大林宣布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曾经宣誓发动世界革命之共产国际的替代品，苏联重启输出革命计划。这也意味着，美苏关系开始走向对抗，冷战的寒风开始扑来。至此，美苏两国的信任荡然无存，随后就是无比严酷的大冲撞开始：中国革命、柏林危机、朝鲜战争接踵而至。事实上，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杜鲁门和丘吉尔，都是当时那个时代一等一的大人物，他们深知彼此的友谊和信任对各自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然而，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真诚，都无法躲避一个现实，那是这些决策者都面临着他们无法做主的事态。在东欧，曾经生活相对优渥的当地人民厌恶并蔑视据支配地位的苏联，他们憎恨苏联带来的计划经济和军事占领，渴望融入西方。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如果遵守对英美的承诺，放开选举，那么只能任由东欧产生一大堆反苏国家，如此无异于将二战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这是他无法承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违背对西方的承诺，采取严酷措施，操控甚至改变东欧的选举，严密打击反对力量，如此才能巩固俄罗斯民族付出巨大代价拥有的战略缓冲，尽管这撕毁了对西方的承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这与他的性格无关，是现实决定的。同样在西欧，战争摧毁了欧洲的经济，一大堆民众饥寒交迫，革命危机若隐若现，战后的西方政府颤颤巍巍地面对着危险的局势，他们心怀惶恐，以忧虑地姿态瞻望者斯大林在东欧看似肆无忌惮的作为。当他们亲眼目睹斯大林的冷酷和无信，倾听了大量东欧民主政党的残忍结局之后，就不能不萌生兔死狐悲的哀鸣、恐惧和愤怒，进而采取同样冷酷无情行动。毕竟，无论是为了反击，还是为了清算，亦或是为了生存，他们都必须果敢，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决策者同样并没有多少选择。总而言之，跨越半个世纪的冷战悲剧并不是盲目激进的结果，而是审时度势、冷静计算下的走投无路，决裂不是出于政治家的愤怒，而是出于决策者的无奈。他们明知灾厄，却不得不对抗，才是这段历史最残酷、最发人深思的地方。更多内容，请点击链接搜索：王陶陶文章搜索推荐系列：《忠君爱国塔列朗系列》王陶陶私货分享《私货分享》的大概目录1、对政策风险及机遇的预判分享（事前、准确、不模棱两可）2、对政策预判之具体逻辑的分享3、提升政策认知之系列课分享4、网友政策事件投机的收益（补充）《私货分享》的具体内容介绍及部分内容分享：《主要内容的具体介绍》加入《私货分享》的二维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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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为他具有对局势变化逻辑的深刻理解；

摘要：本文写于2019年9月13日。当众人最恐慌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转折已到，且快的超乎想象。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两位乘客与一位司机坐在一辆老破车上行驶。其中一位乘客天性偏好冒险（鹰派），主张司机尽可能快地行驶，另一位乘客生性谨慎柔和（鸽派），主张乘车很破败了，容易出事故，希望司机慢慢缓行。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司机会怎样回应两个人的意见呢？如果汽车行驶稳定，那么鸽派所言之“事故”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幻影，鹰派的意见就会占上风；但是，如果突然间汽车嘎吱一声巨响晃动，车身巨震震惊了车上之人，那么鸽派所描述的“事故”就会变成车上之人眼里清晰可见的梦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冒险车手也会冷静下来，缓缓而行。所谓的大戏就是这样，鹰派之所以是鹰派，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鸽派的忧虑不会成为现实，但是，一旦鸽派忧虑有落地的征兆，并变成清晰可见的魔影，那么鹰派就会迅速消退，缄口不言。所以，当幻想中的灾难变得似乎咫尺之间时，当可怖的魔鸣清晰可闻之时，那么从政治角度看，你根本无需悲观，因为这就不是什么破裂之境，而是局势正面发展的最大推力。即当众人最恐慌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转折已到，且快的超乎想象。弓满回抽，即是如此。这就是1905年摩洛哥第一次危机、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等真真正正惊涛骇浪中所发生的使世人恐惧、震惊及错愕的往事之逻辑，同时，也将是此轮风暴即将展现的逻辑。总之，历史的经验表明，局势就像一张首次被拉到极限的弓，不但不会持续紧绷，反而会迅速回抽，但这种极限拉升也会对弓本身造成致命损伤，再拉几次，就会真正崩裂。我相信，黎塞留政治学的伟大，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必将再次证明。参考链接：《一份临时就在不远处》更多内容，请点击链接搜索：王陶陶文章搜索王陶陶私货分享《私货分享》的大概目录1、对政策风险及机遇的预判分享（事前、准确、不模棱两可）2、对政策预判之具体逻辑的分享3、提升政策认知之系列课分享4、网友政策事件投机的收益（补充）《私货分享》的具体内容介绍及部分内容分享：《主要内容的具体介绍》加入《私货分享》的二维码链接

摘要：俄罗斯帝国曾经也有“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两个民族，一个君主。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1813年初，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亲率强大的俄军越过边境，进军欧洲，追击败逃的拿破仑，并致力于解放法国军队压制下之欧洲旧君主们的国家和权力。在波兰亲王恰尔托雷斯基的劝诫下，亚历山大一世严令他的军队，不得无故骚扰欧洲民众。就这样，在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甚至波兰人目睹一支谦虚善战的俄国军队越过自己的国家，以解放者的姿态扫荡了拿破仑的残军。在1815年瓜分战利品的维也纳会议上，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维系战胜国的团结（也可能是慑于塔列朗、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联合），宣布放弃直接吞并波兰的企图，而是成立独立的波兰宪政王国，以沙皇自兼波兰国王，最终将西方化的波兰与东方专制的俄国奇妙地整合起来，并得到了西方的广泛认可。然而，两种完全相反政治原则整合起来的共生体注定无法持久，双方互相疑虑厌恶，誓要消弭彼此。由于打败拿破仑、解放欧洲的功勋，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欧陆各君主国奉为“神圣王”，波兰亲王恰尔托雷斯基（后来波兰独立运动的领袖）在其回忆录中表示，“（进军欧洲）沿途的人民高喊万岁，其所带来的震撼非言辞所能形容，从涅曼河到圣彼得堡，再到巴黎，都是对神圣王的赞颂，能够侍奉陛下令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不同原则下互信的削弱亚历山大一世活着时候，这位狡诈的政客久经残酷无情的地缘海啸考验，虽然他后期的保守使他越来越厌恶波兰议员对他的不恭以及华沙媒体的胆大妄为，但是，拿破仑战争中磨练出的政治直觉使他在直接插手华沙事务的过程中保持克制，倾向于尽可能在波兰宪法框架下限制波兰反对派，这就使得波兰人还对议会王国保持着信任。然而，随着1925年亚历山大的逝世和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情势发生了变化。尼古拉一世是一位伟大的俄国爱国者和君主制度信奉着，他对波兰议会王国的存在心怀不满，认为这有违其君主神圣的政治原则。与之相应的是，由于波兰文化上属于西欧，当时西欧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浪漫文化，使得波兰人对落后的俄国愈发不满，并激发出不可饶恕的蔑视。而实际上支配波兰的俄国君士坦丁亲王在其严苛且开明的统治中，亦不能体察这种变化。即位后，尼古拉一世逐渐下令禁止了波兰各个反对党，同时将波兰议会王国军队中的波兰军官予以罢黜，以俄罗斯人替代。事实上，这产生了两个具体后果：波兰反对党将不再议会中以言辞抨击沙皇，而是在密室或街道上，以暴力冲击沙皇的权威；波兰军人丧失晋升之梯后，对沙皇不再抱有希望，加入反抗者的行列。总而言之，尽管俄国在波兰的统治相比其国内要开明得多，但两种不同的观念原则在这里反而冲突最严重，这就使得双方互信的不断恶化，只等时机的到来。1830年波兰十一月大暴乱1830年7月，法国发生大革命，沙皇的盟友查理十世抛弃了自己的王冠，逃离巴黎，法国人民撕碎了波旁王朝的鸢尾花旗，举起了象征民权独立的三色旗；不久，比利时起义者举兵相呼应，向荷兰君主发动进攻。11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心基于神圣同盟原则帮助法国旧君主和荷兰君主，他下令调集波兰军队出兵两国镇压起义。然而，这个举动违反了沙皇亚历山大在维也纳会议上拟定的波兰宪法，并激起了波兰人的恐慌。波兰人担心沙皇将借波军离开之际彻底废除波兰议会，事实上，后来披露的俄方文献表明，沙皇并没有这种企图。但不信任环境下的谣言点燃了波兰。1830年11月29日，在几名波兰低级军官的率领下，驻扎在华沙地区的波兰军队率先叛变，攻击君士坦丁亲王的官邸，毫无防备的三万俄军被击溃，叛军攻克华沙。1831年初，波兰议会宣布废除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波兰王位，并以曾经效力俄国的名将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为波兰元首。波兰贵族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青年好友，担任过沙俄总理和外交部长，同时也是1830年波兰叛乱的领袖面对众人的拥戴，心情澎湃的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在会场跪下，高举十字架向莫斯科方向深深一躬（致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随后吐出了波兰历史上著名的谚语，“各位，波兰并没有灭亡，而是在等待重生.....”，就这样，波兰历史上最庞大的叛乱爆发了。到了1831年10月底，沙皇调集了所有能够集结的军队，历经一年的鏖战，最终打败了恰尔托雷斯基，结束了波兰的叛乱。波兰叛乱及镇压的外交后果波兰叛乱震撼了整个欧洲，叛乱中波兰人的形象和俄国人镇压被当时的世界舆论分别视为勇气和残暴的象征。而且，波兰叛乱失败后，大批波兰人流亡英法普奥等国，这些流亡者不乏著名作曲家肖邦这样深受西方世界崇拜的名流，波兰人大批聚集在一起，通过各种文学社向西方倾诉波兰人的亡国之痛，同时添油加醋般地痛斥沙皇统治的残酷。这产生了两个影响：1、西方人认为俄国破坏了维也纳协议，俄国在西方眼里不再是一个能够恪守条约的伙伴，这改变了西方特别是英法等国政府及普、奥外交界对沙皇的看法，使得西方愈来愈倾向于以实力而不是信赖来作为其与沙俄打交道的基础；2、波兰人的宣传，使得西方社会愈来愈将沙皇体制视为一种不合法的体制，进而催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最终，这两种后果导致了英法奥等国对俄国逐渐加大的敌意和恐惧，最终强化了西方列强的反俄情绪，并最终引向了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此乃俄国历史上最沮丧的国家悲剧，英法奥意土等国联合扼杀俄罗斯，帝俄国运从此一败涂地。”波兰人的悲惨命运就是石刻的雕像一样深深印在英国人的心里，使得大英帝国奉行任何对俄宽容的政策都不再成为可能。“——英国首相阿伯丁，俄皇尼古拉一世的好友，克里米亚战争前曾试图倾向于俄国或保持中立，但最终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联合多国对俄宣战更多内容，请点击链接搜索：王陶陶文章搜索王陶陶私货分享《私货分享》的大概目录1、对政策风险及机遇的预判分享（事前、准确、不模棱两可）2、对政策预判之具体逻辑的分享3、提升政策认知之系列课分享4、网友政策事件投机的收益（补充）《私货分享》的具体内容介绍及部分内容分享：《主要内容的具体介绍》加入《私货分享》的二维码链接

的行动来看，特朗普已实在不愿意承受更多的风险，具体体现在……与之相应的……具体细节，在私货分享中。二维码：

现代政治的圣杯，讲述了从沙俄末期到十月革命的全部

①譬如2019年3月初两会前对大减税政策的预判，尽管事前各方消息认为减税力度并不大——但笔者基于政策逻辑意识到减税必然超预期；（注意图中发文时间）

摘要：中国对俄外交的最大忌讳是什么？在我看来，那就是与俄国合作的同时，不能被其过于绑架。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随着中美正面摩擦的逐渐增多和美俄纠纷日益复杂化，中俄两国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呈现出愈发明显的合作倾向，双方的协调越来越完善，从中国当前的国家利益来看，这种趋势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其避免了最糟糕的结局——即俄国加入可能形成的列强对华围扼。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与俄国不断协调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力避在外交问题上被俄国牵着鼻子走，从而陷入所谓的“弱势盟友陷阱”，引发诸多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风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首先，当今的俄国不仅是一个对现有秩序极为反感、怀有极强修正欲望的大国，更是一个不断衰败的大国，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真正受益者，这是中俄两国的本质区别。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民族从未向现在这般衰败过，这个国家失去了乌克兰，失去了白俄罗斯，失去了波罗的海，失去了外高加索，失去了中亚，更糟糕的是，她曾经令人生畏的庞大人力储备和工业实力，现在都变得越来越不值一提。所以，俄国不仅是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失意者，更是失败者，这决定了俄国外交致力于通过激烈手段来改变（更准确地说是破坏，因为俄国无力改变）当今国际秩序。对于俄国来说，这一方面可以获得一些虚幻的快慰，舒缓现实衰败的挫折感；更重要地是，还可以掩饰自身的衰败事实，起到巩固内外的心理效用。笔者曾多次在人类的外交史上目睹过类似的情况，一个不断衰败的大国，在实力越来越有限，手段越来越单一的情况下，往往倾向于不断通过最激烈的措施，来震慑因恐惧而依附它的弱小民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延缓衰败的目标。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890年之后的奥匈帝国——实力的不断衰败，迫使逐渐虚弱的帝国在波黑问题上采取越来越激进的立场，按照当时奥匈外长艾伦塔尔的话说，就是“必须将帝国愈发明显的衰败事实掩藏在愈发强硬和激烈的外交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俄国的外交很难不强硬甚至极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系这个国家依然强大的印象，否则其衰败的事实就无法掩盖。然而，中国的情势完全不同，她本身是在现有秩序下不断崛起的大国，所以，中国既不需要修改国际秩序，也没有必要通过代价高昂的激烈措施证明自己的实力——就像中国外交所不断宣称的那样，中国将致力于维持现有的全球化国际秩序，而非破坏之。这就意味着，俄国式激进修正现有秩序的外交政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俄国因乌克兰问题与欧盟、美国敌对；因叙利亚问题与伊斯兰世界陷入过深的地缘纠葛；因委内瑞拉出兵与拉丁美国各国陷入冲突。这本质上是一个走向外交孤立的大国。一旦中国被俄国捆绑过甚，从而不得不完全支持俄国的立场，那么中国就不得不过多陷入这些完全不必要的矛盾之中，这对现有秩序下不断崛起的中国是有极大伤害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潜在问题就会出现：一旦中国外交被俄国过于捆绑，不得不追随于俄国所热衷之破坏性激烈外交政策，那么，中国就有可能陷入损坏自身利益的“盟友陷阱”之中。那么，在当前国际秩序下，中国外交应如何避免被俄国绑架呢？在笔者看来，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始终恪守的原则就是：确保中美矛盾要小于俄美矛盾；确保中美关系的回旋空间大于俄美关系的回旋空间。这是因为，只要俄美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俄国对中国的依赖就会大于中国对俄国的依赖；只要俄美关系的回旋空间小于中美关系的回旋空间，俄国在于中国交涉过程中的筹码就会越少，其只能义无反顾的仰赖于中国。所以，中国外交避免被俄国绑架的关键即基于此。即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方面，致力于使中美矛盾处于可控境地，同时力促俄美矛盾不断激化，要实现这一点，中国应积极鼓励俄国在委内瑞拉危机中扮演反美先锋的角色（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但不要太多、太明显地牵涉其中；另一方面，尽管中美关系存在很多问题，但尽可能不要用“敌对”标签处置两国关系，必须始终保留两国关系的回旋空间。而这就是复杂情势下“俾斯麦”式模糊外交的价值，看似盟友却不是盟友，看似对手却谈不上对手，盟友和敌人的模糊性，赐予了巨大的外交回旋空间，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了自身国家利益。与之相应的是，过于明确的外交，往往意味着风险巨大之绑架外交的开始。事实上，当前中国对俄外交，即是典型的兼具模糊与倾向的外交，至少在笔者看来，是相当合理的——中国数十年来不断崛起的事实也从结果上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合理性。1890年3月，举世无双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俾斯麦辞去了德国首相的职务，永远离开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随后，德皇俾斯麦命令新首相卡普里维咨询资深外交官荷尔斯泰因关于俾斯麦之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问题，荷尔斯泰因表示：“俄国人是如此地贪得无厌，奥地利（奥匈帝国）却如此地与我们亲近，所以，继续维系过去（俾斯麦时期）的模糊外交已经不合时宜且不受欢迎，德国必须对奥地利做出更明确的承诺”。由此，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外交政策的基轴确立了，奥地利成为不可动摇的盟友——这迫使俄国成为不可回避的敌人，这反过来加剧了奥地利对德国的不可或缺以及德国对奥地利的依赖，最终这个衰败的老迈帝国（奥地利）也最终绑架着德国走向毁灭的战争。总之，模糊外交是无聊且令人生厌的，但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明确外交是壮烈且风雷激荡的，但增加国家的地缘风险。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曾经承受过这样的灾难，这是历史的教训，后人不可不鉴。更多内容，请点击链接搜索：王陶陶文章搜索王陶陶的知识星球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尽管政策风险极为重要，但正确预判这种风险的有效分析逻辑，往往远远超出其认知范畴。这种缺憾不但导致了无数因低估政策风险引发的重大投资损失，也引发了无数因错算政策利好而导致的投资踏空。而且，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政策对我们国家市场的影响更大。因此，事前准确地预判政策风险，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然而，受限于知识短板，大多数投资者却难以有效地分析政策风险。从2015年到现在，笔者对历次重大事件和重大政策都做出了准确、明确、不模棱两可的事前预判（2018年初的伊朗革命除外）——关于这一点，各位可以搜索前文验证。这一成绩，在当前国内外的智库中，至少暂时正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2018年笔者对中美贸易摩擦发生、转折、缓和等诸多转折点的准确预判，以及2019年对中国两会超预期大减税的准确预判，更是为参与市场的粉丝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这些预判，目前大部分留存于知识星球。如果你的投资需要事前、明确、准确的重大政策预判，那么你可以通过加入我的知识星球获得；如果你想学习真正能够事前准确预判局势的思维方式，那么你可以通过学习知识星球中的系列分享去感悟。我相信，只要你具有以上两种追求，就一定会在这里获得前所未有的真正收益。知识星球二维码链接

这是纳粹恶魔用犹太人受害者尸体制作灯罩，地毯，燃油和肥皂的冷藏室，可以看到尸体的各个部分堆放得井然有序，显然人体每个不同的部分，都被当作不同的加工原料，分开摆放，俨然就是极为正规的工厂。=====

我们人类，几千年来可以为了虚幻的乌托邦梦想，进行各种各样的残酷社会实验，动辄互相残杀几千万甚至上亿，事后还毫无愧疚地自诩进步的代价。为何科学实验，每次突破观念瓶颈的时候，却都会引来各种各样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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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权术的角度阐释资治通鉴的本质，欢迎大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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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敌人永远比英国拥有更多的敌人”——大英帝国最杰出的外交家卡斯尔雷（V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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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奴隶们握紧双拳之前，观念已经将反抗的念头消灭了。克莱武在孟加拉饿死了一千多万穆斯林，却没有遭到反抗；杨增新军备松懈却能够轻松搞定新疆。为何？因为他们运用了观念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制服了穆斯林。

主体思想的宗教性质和绝对性，构筑了绝对统治秩序的社会观念，但也彻底抽离了民众的叛逆性和思考能力，使得对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的创新变得困难重重——而创新恰恰源于叛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