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通勤4小时，治好了我的心高气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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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将通勤时长超过60分钟定义为“极端通勤”。“我怎么被挤上来的？这班是非上不可吗？我能不能搬到一个步行5分钟到公司的地方？”成为许多睡眼蒙胧的极端通勤者常常拷问自己的问题。
早晨8:30，小段站在立水桥南地铁站厅，望着四周拥挤得几乎凝滞的人流，感受着列车进站时微微晃动的地面，挪动着靠近车门。地铁站好比蛇形水马阵，在眼看着3趟列车开走后，她笃定这一趟轮上她了。她熄灭手机屏幕，取下无线耳机塞入口袋，防止匆忙中其中一只留在某位陌生人的帽子里。地铁员工催促的声音尚未落下，她就会被人群裹挟进入车厢。车厢内，她双手下垂笔直站立，双脚则被挤得微微踮起，在人群中“漂浮”摇晃，四周是粗重的呼吸声。小段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和她相似的呆滞、麻木的面孔。她的极端通勤，从早晨7:30开始。
小段不情愿地按掉闹铃后，将昨天晚上就已收拾好的衣服匆忙地往身上套。水声，哈欠声，踱步声，柜子嘎吱声在早晨如常奏响。8点，关门声和下楼的脚步声几乎同时响起。步行8分钟抵达公交站，坐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的公交车，再乘40分钟地铁，中途还需要从5号线换乘2号线，从地铁站下车往工作地点疾走10分钟左右，这是小段每天都要经历的90分钟的“流水线”。
“极端通勤修炼秘籍”
“试过其他交通工具，但还是地铁好，它舒服、便宜还快”，江宁说。
刚刚从学校毕业留在北京工作的江宁最先选择公交作为通勤工具，因为公交站就在公司宿舍楼下，公交车又可以直接开到公司附近。那时候是夏天，他先坐上公交晃了1个半小时，然后骑一辆共享单车到达公司。夏天公交空调开得特别低，他穿得又少，吹得起一身鸡皮疙瘩，头也昏昏沉沉。有时甚至连有座位也成了一件坏事——他必须在座位上呆着，看公交车在早高峰像蜗牛一般费劲移动。要是起身在车厢里走动，要么被司机叫住让他老实扶好把手站定，要么就会招来其他乘客的侧目。
后来他尝试乘坐地铁，尽管要站立很长一段时间，但地铁不会堵车，他也不怕晕车，这便成为他首选的通勤工具。
早上6点左右，江宁就从家骑车前往地铁站，将单车停在地铁站附近的单车棚后进站。他享受骑行时短暂的可控与自由，一切方向就在手中。有时黄色的路灯灯光和晨曦会让他突然感慨一句“奔向曙光”。冬天，当冰凉的手碰到冰凉的车把时，他感到毛细血管收缩，肌肉无意识地绷紧；当骑到兴头上时，他还会放声歌唱，任歌声被呼啸的风带走。最后在进站前，他知道一定要把鼻涕擤干净，否则一旦上车便难以在拥挤的人群中抽出手清理，只能尴尬地半仰着头用嘴呼吸——像是在口罩后面装了个高速运转的风扇
他曾换乘三趟，从位于昌平区的家到达西城区的广安门，单程通勤2小时。现在他的办公地点已经因客户变动变成只用转乘一次即可到达的西直门，时间缩减到1个半小时。江宁的地铁通勤线路是许多住在北边的打工人“进城”的同一选择——昌平—西二旗—西直门。许多像他一样迫于准时到岗压力的人争先恐后上车，也顺带将他推入车厢。
不习惯紧贴人群的他常常将自己肩膀向前缩，一只手置于胸前，在拥挤的人潮中人工制造一些得以喘气的空间，他形容“感觉自己像那种罐头里的沙丁鱼”。 如果幸运地拥有一个座位，他只坐在椅子前端，因为那张椅子显然已经超负荷，如果往后靠，很可能肩膀就被旁边的人挡住，他觉得这样“被束缚了”
早上的车厢被不间断的困意和间歇性抢座位的警觉充塞，耳膜被枯燥的轰隆声和此起彼伏的哈欠声撞击，手机屏幕的光打在一张张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脸上。
而回家的地铁则更热闹，一天的工作成了车厢中打工人的谈资。江宁就在“今年年终奖又少了”“我那个老板又让我加班”“老板整天让我克服问题”的吐槽中乘地铁回家。同时，他的行囊也不断精简：从曾经塞《逃避自由》《通向奴役之路》两本书的双肩包到单肩包，再到单带证件和本子。这样可以减少安检时间，避免后背因为紧贴书包在拥挤人群中闷出汗，也可以尽量避免长时间负重站立之后腿部无法弯曲，走路一翘一翘的窘态。
后来进入12月，累积了更多通勤经验的他选择了一个像塑料袋一样轻便的双肩包，包里简单放一串钥匙，一个水杯，一本书和一些零散的物件。他也不再为在公共场合看书的格格不入而感到羞怯，又开始“肆无忌惮”地看书了。《理想国》《去另一种生活》是他现在的极端通勤读物。
“8点出门，可以错过相对的高峰期，太早出门地铁要等至少四趟才能上去，8点出门地铁只需要至多四趟就可以挤上去了”，“8号线转2号线的时间恰好够玩一把游戏”，“不要从天通苑南上地铁，在立水桥南人少一些”，“出地铁站后往左拐进小路能更快到达公交站”，“公司在市中心，会堵车，最好先坐大巴或拼车到达就近地铁站，再挤地铁到公司，虽然又要换一次交通工具，但起码时间可控不堵路上”，“在东直门地铁站就得排空膀胱，要不然接下来2个半小时膀胱可要遭老罪了”……悟到这份“极端通勤修炼秘籍”往往要经过多次试错与权衡，且一旦外传也不见得适用。
冒险与妥协
老家在十堰的路遥，年轻时曾在以重工业为主的厂里干了三年，自感没什么前途，就想来北京试一下，这一试就是八年。现在从事新房渠道销售的他是意外加入极端通勤大军的。为了离公司近一点，他在五福堂附近找了个房子，租期为两年。结果公司又在怀柔接了个项目，而房子租期还没到，他只能在五福堂和怀柔两地进行极端通勤，6点出门，21点回家。他从五福堂出发，后换乘两次，在东直门坐916公交车。如果项目地点临时变更，还需要骑15分钟自行车或搭一程公交。单程通勤时间至少为2个半小时。
为了尽可能省钱，他还在各种平台上发布找合租舍友的消息。他会在空白备忘录上用醒目的红色手写“转租”、“有房找合租”、“找室友”、“好房出租”、“求租”等字样，附上颇有诱惑力的字眼，如“下楼就是五福堂站”、“做饭嘎嘎好吃，可以随时蹭饭”等。
路遥来到北京，怀抱着一个想法：只要能挣钱，怎么着都行，趁着还年轻，累点就累点。就像他的微信签名表达的一样：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2023加油！“如果在路上半个小时月薪8000块，现在来北京在路上花2个半或3个小时你能赚上2万，那就值啦。”
小段在北京读大学，随后回老家辽宁工作过一段时间，去年年初才回到北京。在辽宁找工作时，哪怕她学的是护理这种就业受限的专业，她还是只在求职APP智联上筛选离家五公里以内的公司，也就是不超过30分钟的单程通勤，最后也顺利找到一份课程顾问的工作。但她越发觉得在小地方工作前景有限，生活节奏太慢，适合养老而不适合年轻人奋斗，受人情关系约束太多，身边的人脉资源也不够优质。她向往北上广深这种极具包容度和充满机遇的城市，尽管目前的生活让她笑称“北京赚钱北京花，一分别想带回家”，但她依然庆幸自己在还年轻时来北京闯荡。
“穷”是她来北京后转而接受这么长时间通勤的主要原因。某天下班，小段看到公司大厦旁边的小区贴着“房屋出租”的海报，忍受极端通勤和合租压力的她想：要不要拍下来联系一下？她向小区里望了望，马上为自己泼了盆凉水：哎呦，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像这样的地方要租一室一厅得至少8000块一月，两室一厅至少一万三四一月。
她是个不喜欢合租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放大了一切生活的细枝末节，卫生间、厨房这种空间的共享也让她不习惯，摩擦时常发生。但北京高昂的房租让她选择在亚洲最大的社区——天通苑与人合租，房租每个月2000块左右，两人住一间平摊下来每人1000块。“刚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有社区可以这么大，从我这个门到小区相反方向的门公交要坐三站。”去年疫情，她楼下的门封住了，她只能从另一个门绕出去。“冰天雪地的，我们还得骑15分钟的共享单车。”天通苑附近各种交通工具一应俱全，三个地铁站，各路公交线，出租车，小电瓶车……每天早上，以天通苑为中心，人们流向北京城的四处，这里也成了人流集散地。
天通苑，南，挨着北五环，北，遥望北六环，江湖人称“睡城”。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昌平226.7万常住人口中，回天地区（即回龙观、天通苑）约85万人，其中天通苑常住人口约30万。昌平区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口为13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57.7%。小段对这个数据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上班路上。一天上班途中她发现一个地方围了大概三四层的人，一开始她以为是有人晕倒在实施急救，挤进去后才发现就是个卖地瓜的，她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买烤地瓜的也能排这么多人。“生死天通苑，决战西二旗”的说法她也切实体会着。“如果我有钱，我是不会选择极端通勤的，太消耗人的精力了。”
不过，小段对这周围的配套设施挺满意，并且觉得因为这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都是来这打工的，许多人也都在极端通勤，住在一块还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尽管如此，一天花大把时间在路上的极端通勤还是加重了她“漂”的感觉。她回家累得不愿回微信，没有精力和朋友联机打游戏，甚至一些好友也因为小段经常加班、到家太晚或地理位置太远没法常聚而渐渐疏远。去年一次下班回家，朋友要和她一起吃晚饭，她在公交车上定好奶茶，朋友点了她最喜欢的外卖。两个人坐在一张不大的床上有说有笑，桌上有热腾腾的饭菜，“这种感觉像夫妻，坐了这么久的车回家，有人在家里等你，特别幸福。”
在她回家路上，像老家辽宁路边大爷打着扑克麻将、下着象棋，串串店里觥筹交错，玻璃酒瓶映射出五彩绚丽的灯光的场景不那么常见。“这里听到的都是送外卖的或者上下班的电动车的声音，晚上还是比较安静的。”
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
“请轻轻闭上眼睛，让身体保持最舒服的姿势，自己越来越沉静放松，慢慢把气吸进来，再慢慢把气呼出去。跟随着自己的呼吸，想象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道亮光，亮光进入了你的头部，亮光沿着你的颈椎经过你的整条脊椎骨到尾椎……”过着双城生活的小花正戴着降噪耳机坐在汽车上进行冥想。
去年春运到来之前，高铁站已经有许多人拎着大包小包去旅游或是回家，而小花则提着公文包汇入穿梭在人群中，匆匆赶往熟悉的进站口，甚至没有心思去羡慕他们。在昆山居住超过10年的小花需要每天在昆山和上海两地往返上班，单程至少1小时40分钟。
对过着双城生活的小花来说，极端通勤的困扰从出行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在她心头盘绕：明天是否有大雾等极端天气，高速路口会不会因为上海的一些大型活动关闭……她经历过错过大巴改地铁，结果地铁线路短路起火的尴尬，也经历过第二天早晨和她约定拼车的同事临时请假不去公司的无措。双城生活需要她在大巴，地铁，拼车之间进行排列组合，目的只有一个——准时上班。
刚开始极端通勤的时候，她试过刷B站消磨时间，但已经被上班时间电脑办公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眼睛显然不乐意：当眼睛在颠簸中还要费劲保持落在手掌大的屏幕上时，整个眼球涨得疼，顺带揪着太阳穴，闭上眼后的眩晕感也要缓一段时间才消失。所以她选择依赖耳朵。
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在上海工作，工作也相对稳定。在选择住在苏州之前，她和丈夫一起在上海租房。因为不想和别人合租，两人就只能住三十几平米的一室户，没有客厅，进门就是过道，右侧是厨房和卫生间，左侧一个稍稍空出的地方就是餐厅，再往里走就是一张床。一到晚上，隔壁和楼上吵架、挪椅子甚至踱步的声音都能听到。这间房还经常跳闸漏水。那是2010年前后，租这样一间房大概要花3000块，现在上海中环内的一室户至少也要5000块。
后来，按老家习俗，两人结婚成家必须买新房。而上海房价太高，他们就在昆山市区购入一套房子。起初她只在周末到苏州住，后来因为上海上涨的房租和老破小的居住环境，她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双城生活”。在孩子要上幼儿园时，她一度考虑为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搬回上海。但学区房价位太高，她又不想挤在一间太小的房子里，户口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头绪，索性还是留在苏州，等孩子要上小学再挑一个好的私立学校。
刚开始极端通勤时，她不止一次计算着：每天在路上3至4小时，一周5天，一个月按20天算就有至少350个小时，即14天在路上。“我是不是在浪费生命 ”这个问题在她每天望向车窗外看太阳一点点落下时都萦绕在她心头。
她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野心和冲劲在大城市扎根，而上海这个相对稳定还很少加班的工作她也不想放弃。就在这样的撕扯下，她坚持着极端通勤的生活，安慰自己，“如果住在上海郊区通勤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可能房子还小不少，住花桥生活成本没那么高，我过得也挺好的。”
每天晚上她到家至少也要7点半了，孩子还要在21点左右洗漱睡觉，所以她只能草草吃完爸妈做的晚饭后给在上二年级的儿子辅导英语功课。。等孩子睡下，10点以后的夜晚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她不想自己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孩子，所以她在午休时间悄悄去附近的瑜伽馆练瑜伽。在路上的这段时间是一种另类的逃离，也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极端通勤也促使小花接触了冥想，她觉得这是与身体的对话。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花时间听自己的一呼一吸，反而让她有种从烦琐中短暂抽离、面对自我的自在。极端通勤碰上冥想让小花意识到，无论哪件事情都是有正反两面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情，也没有绝对的坏事情。
作为天平的极端通勤
下午5点，南瓜抽空从办公桌起身提着一个袋子前往母婴室，袋子里面有吸奶器、储奶袋、湿巾、纸巾、记号笔和哺乳内衣。吸完奶后她会将吸奶器放进大号密封盒中，随后将储奶袋放在公司专门用来冻奶的冷冻层。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她都会尽量保证完整重复这一系列操作，否则她很可能因为没有及时排出奶水而面临胸部衣服湿透的尴尬和涨奶带来的不适。
南瓜，一位乘坐34站地铁，往返于相距55公里左右上海金海湖与大柏树之间的哺乳期妈妈，为了在重返职场后继续为宝宝提供母乳喂养，选择成为一名“背奶妈妈”。等两三天奶水累积在一块后，南瓜会从公司的冰箱中取出冻奶，乘坐至少2小时的地铁把奶背回家。她会将所有的工具清洁好并留在公司里，只把奶装在轻便保冷的袋子里提回家，这样不会给她的极端通勤造成太多负担，也能保证3小时内奶水不因温度升高而变质。尽管来回超过4个小时的极端通勤已经让她疲惫不堪，南瓜仍坚持在晚上8点、晚上12点和早上6点左右再抱着宝宝亲自喂三次，纵容宝宝肉嘟嘟的小脚在怀里肆意地蹬着，仔细看着他蜡笔小新一样胖乎乎的侧脸，感受他有没有长大变重。
公司换址前，她选择开私家车上班，一般1个小时去，45分钟回，这条路她开了两年。后来处于孕晚期的她不方便自己开车，便搭了一段时间的顺风车，100块钱一天。修完产假后，她的公司换址了，她需要每天6点半起床，7点出门，从上海郊区乘坐地铁5号线、1号线和3号线。这条线路在高德地图上总显示为“非常拥挤”。
2个小时10分钟的单程通勤时间意味着她陪伴宝宝的时间也被大大压缩。“家里人对我极端通勤意见还是挺大的。他们希望我找一个离家近一点，不要这么累的工作。”还处在哺乳期的她想了各种破局方法，但都不可行。换工作是第一个进入南瓜脑中的想法，但疫情下用工市场释放岗位较少，哺乳期女性应聘更是困难重重。至于换个离公司近的房子，南瓜既担心这么做丈夫上班难以坚持极端通勤继而放弃了相较而言工资更高也更为稳定的工作，也担心离上海市中心近的房子没有现在适合宝宝长大和老人休闲的居住环境。自己租个在公司旁的房子对哺乳期妈妈来说更不现实。于是极端通勤成为家庭与事业的天平，让她不至于过度倾向任何一方。
极端通勤后，她的“时间留给通勤、老人和孩子”，原先的跑步，游泳频率减少，只能挤时间和丈夫跳健美操。之前她会和丈夫去黄浦江边看看展，遛遛弯，吹吹风，在小酒吧里喝喝酒，现在也很难实现了。
南瓜计划母乳喂养到宝宝矫正胎龄满一岁，也就是13个月大的时候断奶。哺乳期结束后，她还是会努力找个离家近的工作，为了陪伴孩子，也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
同为妈妈的小花在成家后变得更按部就班。她觉得生活本来就已经不那么可控了，总归还是要有些稳定的东西——比如她现在的工作与家庭分工。她的丈夫想要在经济上有更高的回报以便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因此他选择住在公司附近，周末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她有时候会有一点心理失衡。相比于放弃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她还是选择极端通勤。
对于已成家的小花和南瓜来说，极端通勤是一道通过排除法做出的题。她们排除了孩子换学校、重新融入一个新公司、花一笔不小的费用租个近点的房子等种种可能性，最后选择“牺牲自己通勤的时间，来满足各方面的平衡”。而这个选择背后通常是整个家庭的默契：有父母为孩子做好早晚饭、有人接送孩子、有人下班后先陪伴孩子……
而对未成家的小段、路遥、江宁来说，极端通勤更像是一道直接的选择题：选择更有前途的工作、更便宜的房子、攒下更多的积蓄。这似乎只是年轻人的一场冒险，他们期待发现升级生活的宝藏。
通勤造梦
小段在回家路上最喜欢发呆放空，幻想她很幸福：在北京有个自己的房子，让现在种盆里的菜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有一辆拉风的跑车和一张可供居家办公的大餐桌；养只猫或狗，平时可以出去旅游……但这一切在她看来都离现实太远了。要在朝阳门有一套房至少得准备500万；要在北京买跑车首先得摇上号，对她这种外地人来说甚至都不是钱的问题；要让一个鼻炎患者养猫狗更是不着边际了。每当她在挤地铁时发呆做梦，她都会暗暗笑自己：“越是得不到就越会幻想” 。
“其实人幻想的时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每天从朝阳门回到天通苑，她看到高楼大厦被紧密排列的居民楼取代，柏油路被水泥路取代，西装革履的人们不见了，只看到房屋一盏盏亮起的灯光。“北京真是太大了”，这是极端通勤带给她的感受。
北京对她来说不是终点，极端通勤让她无比向往慢下来的日子。她喜欢六朝古都南京，或许等她真正到那里也会失望，但未抵达之前，那里的生活就像她在地铁上无数次设想的那样：一猫两人，三餐四季。
江宁刚开始并不适应从学生到打工人的身份转变，仍抱持着上学时期“高效利用时间，天天向上”的信条，强迫自己看一些考试的书。现在再提起这个已被放弃的习惯时，江宁语气里有一丝对曾经天真到不切实际的自己的戏谑。到最后他也放弃了学生时代坚定地要通过的考试，既因为极端通勤消耗了太多精力，一下子无法平衡备考与工作，也因为工作之后觉得心里有底气了，能自己赚钱了，好像就不需要再通过考试来去证明自己。
或许正如杰克·凯鲁亚克在《在路上》所说，“不过没关系，道路就是生活”。现在江宁会在B站上刷和网球相关的视频精进技术，思考今天的工作事务。他还试着成为一名B站up主，有时会将手机调成低电量模式后随手录视频作为素材。在他的镜头下，有由霓虹灯、交通信号灯、车尾灯、大楼加班点的灯织成的夜景，喷薄或渐没的金黄的太阳，地铁站内低头赶路的人们，汽车排成长龙的高速路，各式各样的路牌……“我喜欢看路口和车辆，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我喜欢绚丽的色彩，因为它让我看到这个城市还是充满了这种勃勃的生机，你会感觉这种城市蕴含的力量。当然我也会想自己什么时候能有一辆车，虽然我还没有驾照。”
现在他获得最多评论的视频仍是那条《每天通勤4小时，治好了我的心高气傲》。没有躺平抱怨，也没有鸡汤口号，只是记录一个二十出头小伙一个平淡的工作日。
“我想去看一看世界。我还没有好好看过世界，就被绑在了铁皮车厢里”，江宁进行极端通勤后觉得自己人生的可能性被消磨了。总是在路上的他并没有失去为出发而热泪盈眶的激情，他渴望出发并永远追求在路上的自由。极端通勤是循规蹈矩，于是他在节假日骑自行车旅行，骑到山里听虫鸣鸟叫，骑累了就推车上山。极端通勤有很明确的目的地，而骑行只有方向，只用向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上班是很固定的、程式化的，而骑行就像开盲盒一样。”
在周末他也尽量尝试不同活动：打网球，滑滑板，去年双十一他还购入人生的第一台电子琴。或许就如这句话所说，“当你可以和不确定性安然共处时，无限的可能性就在生命中展开了”。他在确定性中寻找不确定性，又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可能性。
路遥独自在外奔波，漂在北京的晃动车厢里的时候，他常常想着允许自己动手煮饭的小厨房。这里可以缓解手头紧的窘迫，也可以给他家的味道。来北京的这几年路遥习惯了面食，也习惯了用带子把早餐一套，抓在手中边走边吃的便利。但匆忙之余，他仍期待一个不紧不慢的早晨，能让自己做上一碗家乡的凉面。
路遥时常想家，“等赚到足够多的钱，我还是想回老家。那样就不用天天有很大压力，每个月想着交房租、还房贷，地铁加公交的交通费差不多也要六七百块。”他现在从北京回老家会有种难得清闲的感受。在老家，他总能在路上碰到熟人，看了19年的景色也还是新奇的。城市里的极端通勤让他速速成长为“一个不能出错的大人”，不能容忍任何的懒怠与拖拉。而家乡永远拥抱自己，拥抱那个爬上树，弄个钩子，钩子上面挂篮子，把树枝往下一揪，手抓着树枝，手摘樱桃放到篮子里，一边摘樱桃一边吃，吃饱了再下树的“懒小孩”。只是路遥知道，通往向往生活的路仍漫漫其修远兮。
极端通勤太过现实又渐成常态，一时无法改变，以至于正在经历的人们在其中造梦，向未来或过去寻找灵感，把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车厢里，用短暂的理想主义做窝。
春节一过，在难得的相聚过后他们又开始新一年的工作。交通工具上又开始人头攒动，新的愿景与希望在晃动的车厢中抽枝。
小段搬家了，新家离公司更远但不用再坐公交车通勤。这意味着不用担心堵车时间不可控，理论上出行时间会缩短。但她没想到，由于地铁站人太多，算上排队进站的时间，通勤的总时长反而增加了。“现在北京的通勤不分周几，不分几点，不分几号线，全部都是人。”为了错峰，她甚至特意每天加班到晚上7点半，这样一趟车就可以上去了，到家时间也和晚上6点下班相差无几。
看着孩子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的南瓜也快结束母乳喂养了。路遥又开始在朋友圈里发送房源信息，在地铁上回复客户信息，期盼已久的在路上看的读物《黄金时代》也终于到货了。
江宁听说地铁昌平线可能要南延，不换13号线也可以往南边走，可能届时交通压力会缓解一些，但他可能体验不到这个变化了。春节结束返岗后，他6点半出门，8点半到岗无休息地持续了一个多月。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咬咬牙在公司附近找了个房子。之前因为公司的补助，房租一月只花500块，新找的房子每月2400元，电费要自己负担，加上其他的费用，大约每个月2500块。新房子是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平房。门前摆着各种瓶瓶罐罐，里面填满了泥土。屋子外观是红绿配色，和故宫配色相近。推开斑驳的绿色房门，一眼望过去是一张木制床，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衣柜，一个转椅和一个简约的书桌，屋外晾着红色棉被。尽管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公司，他还是保持着记录通勤的习惯。在周末坚持练习的网球终于有了新进展——初次尝试德约科维奇的转肩启动，只是那架电子琴暂时还没摸过几回。小花的双城生活也进入第九年，她的瑜伽动作在挤出的时间里不断精进。
不论怎样变动，他们仍要出发，他们仍在路上。或许正如江宁的微信签名所说，“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这是来自电影《至暗时刻》的一句台词。就算在新的一年保有前行的勇气，值得走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这或许是所有参与极端通勤的人在路上的思考。
责校｜王奕昕
美编｜陈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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