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威 , 王昊晟 | 后人类社会图景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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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科技的冲击下，传统人本主义所秉持的人类本性稳定不可变异的观点被动摇了，"后人类"和"后人类社会"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技术文化思潮中。对于绝大多数后人类主义者而言，技术是引导人类走向后人类社会的关键所在。从人类与技术反身互动的角度出发，可划分出三种不同的后人类社会图景，即工业4.0社会、赛博格社会和技术奇点社会，不同后人类社会图景所依凭的人类中心主义、超人类主义和技术奇点论等技术文化思潮以及人工智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诸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后人类；后人类社会；反身演化；赛博格；人工智能

作者简介：李恒威, 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 王昊晟, 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五期

目录

一 引言

二 不同含义的“后人类”思想

三 后人类社会与技术文化思潮

四 人工智能在后人类社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五 结语

一、引言

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启蒙运动时期康德言说“人为自然立法”，西方近代形成的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与宗教神权的关系)的矫正。与前现代的传统相比，这次伟大的矫正当然是革命性的。人本主义不仅称颂人类自身高度发达的理性(言语逻辑思维)和自由意志(反思、想象以及自我控制和抉择的能力)，将它们视为人性的核心，并因此将人类推至自然的中心和演化的顶端——于自然的众物群品中超乎别类、独乎其上、傲倪万物。然而，人类之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的形象却在一波又一波思想解放、理性和想象力的混合所开辟的现代科技革命面前愈发显示出其自然生理和心智能力的脆弱性和局限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人类智能科技(像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神经科技、信息科技等)更是一再挑战人类于人本主义中设立起来的形象。简言之，人类本身开始成为科技深度改造的对象而被重新思考和定位。当人类发展的科技成为塑造人类自身的根本性力量并构成其生存于其中的生境(niche)的一个重要成分时，人类于这种文化—科技生境中如何反身演化(reflexive evolution) 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以至于人类本身成为一个变量，正如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在《后人类》开篇如是写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一直是人，或者说我们只是人。” 现在，人类向“后人类”和“后人类社会”的演变似乎变得不可避免了。当然，演变刚开始是平静的、缓慢的，但可能会在某一点，人类的存在形态和社会形态将出现飞跃性的转变。

事实上，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些当代技术文化思潮所蕴含的后人类社会图景，其中尤为突出的三种思潮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超人类主义” (transhumanism)和“技术奇点论”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我们发现，这三种思潮分别对应关于技术本质的三种不同看法，并因此对应了三种不同的后人类社会图景的预想。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这三种技术文化思潮及其对应的后人类社会图景进行配对分析；此外，我们还会讨论人工智能在后人类社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二、不同含义的“后人类”思想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是对人类和人类演化的一次重新思考，它是在对人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在其著作《什么是后人类主义》中指出，解构式的“哲学后人类主义”可以上溯至20世纪60年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宣布“人之死”对人本主义发动了攻击，他强调，人类只不过是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的创造物，是意外权力关系的结果，是一种话语(discourse)错觉。所谓话语，是指在特定时期内由思想、信仰、社会与政治实践构成的独立系统，由基于权力关系的内部公认的法规和程序管理。因此，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的最后写道：“人是近代的发明，也许很快就会终结……人将被抹去，就像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一样。” 而在罗西·布雷多蒂看来，后人类主义不仅仅是单纯地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而是由反人本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sm)的融合所引发的，前者批判将人作为衡量所有事物尺度的人本主义思想，后者则对物种等级制度进行批判，要求恢复生态的公正平等。

除却“哲学后人类主义”，建立在控制论基础之上的赛博格(Cyborg)思潮也是后人类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1985年，唐娜·哈洛维(Donna Haraway)发表了《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与20世纪晚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文，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生控体系统，是机器和有机体的一种组合，是社会现实，同时也是小说里虚构的生物” 。对于这种源于控制论、诞生于宇航学的赛博格而言，实现其从生物人本主义(bio-humanism)向后人类主义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混合1.0，混合2.0和混合3.0 。在混合1.0阶段，人们通过外骨骼等装置成为能够更好感知外部世界，增强自身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临时赛博格”，人的生物机体或心智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改进。从混合2.0阶段起，机器开始突破人体的皮肤屏障，对人体内部进行“改造”——人类机体的生化—机械混合预示了后人类的出现，但在这一阶段的混合中，人类仍保留了心智(mind)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到了混合3.0阶段，赛博格不仅突破机体的界限并且开始触及心智“禁区”，人造技术开始作用于脑，它通过脑—机连接、神经调节、神经增强、神经替代等方式全面而深入地影响、增强、甚至修改人的心智能力。这种技术与人的深度混合，正是“赛博格后人类主义”的要义所在。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看来，被技术渗透的人类，其人性也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后人类社会将由那些人性已被改变的后人类所塑造。

事实上，近年来除了“赛博格后人类主义”外，还有一种更加颠覆的后人类主义，即由技术奇点论所推动的“技术奇点后人类主义”。技术奇点论的核心在于认为：技术会因为迭代而指数地发展，而这种发展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技术创造物(creature)会获得自主性(autonomy)；也就是说，技术创造物譬如，人工智能装置——不再是人类的超级工具，而是成为心智超群的自主的行动者(autonomous agent)；而更让人类忧虑和恐惧的是这类技术创造物对人类不是价值友好的，而是价值敌视的。于是乎，这类秉赋敌视人类价值、却具有超级心智的技术创造物给人类带来的不是一般性威胁，而是一种濒临末世的存在性危机(existential risk)。因此，“技术奇点后人类主义”本质上会成为“末世后人类主义”，最终人类将让位给他的创造物。事实上，“末世后人类主义”将不再有人类的味道，技术彻底凌驾于人类之上，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已然无足轻重，甚至彻底消亡。《1984》《美丽新世界》《终结者》《黑客帝国》等科幻影视文学作品，形象地呈现出技术带来的各种可能的末世论(eschatology)场景。

三、后人类社会与技术文化思潮

正如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所言，“我们属于后人类，与技术共存，依赖技术，并由技术指引” 。无论是哲学后人类主义、赛博格后人类主义，抑或末世后人类主义，无一例外反映出技术与人类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反身性互动。技术既可以被视作为人类所用的工具或假肢，也可以被视作不以人类为目的或试图控制奴役人类的邪恶异己。在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看来，这种冲突对立的观点出现的原因是“技术的发展比文化的发展更快”，当代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技术概念和人对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依据人类与技术二者之间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由当代三种技术文化思潮所孕育的不同的后人类社会图景。

1.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社会与人类中心主义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倡导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速度、深广度和系统性上都将远超前三次工业革命：

速度：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这次革命是以指数速度而非线性速度发展的。这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层面、高度互联的世界的结果，也是新技术不断催生更新更强技术的事实。

广度和深度：它建立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了多种技术，使得经济、商业、社会和个人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范式转变。它不仅改变了“事物是什么”和“如何做事情”，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是谁”。

系统影响：它涉及了整体系统的转型，包括国家、公司、行业乃至整个社会。

更重要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具备引领全新一轮“后人类社会”到来的潜质，即人类通过技术革新实现生产与生活的质变，进而完成社会的迁越。近代以来，人类已历经数次利用新技术完成的“后人类社会”变革，也即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的蒸汽社会、电力社会和信息社会。事实上，这种“后人类社会”概念中的“后—”指的是“革命相继”之意。当站在前一个时代的角度上看时，每次新的工业革命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在其之后的人类社会，也不妨名之为“后人类社会”；然而，站在工业革命业已完成时代的角度上看，前一时代的所谓的“后人类社会”又将逐渐褪化为当前时代习以为常的“人类社会”。因此，对处于每一新时代的人类而言，这种“革命相继”意义上的“后人类社会”总是处在尚未到来的下一轮新技术革新之中。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最新来临的“后人类社会”——“工业4.0社会”将使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智能化社会。

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思潮，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技术视为改善人类生活的一种“资源”(resource)，它的价值就在于如何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得到更有效和更彻底的利用——在这里技术仍然保持作为工具的性质，它是被动的。这种技术彼此迭代的指数式发展将实现人类社会空前的革新与突破，人们能够“更自由且健康地生活，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获得更多追求理想生活的机会”，这将会是人类空前的“大趋势与大机遇”，甚至可以实现技术乐观主义者所畅想的技术“乌托邦”(Utopia)。对技术乌托邦来说，技术是人类福祉的关键，如果技术始终被视为被动的工具，那么工业4.0社会确实值得期许，因为它所设想的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万物互联等无不充分展示着人对技术的充分利用。但这种图景是一种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强烈预设。

人类中心主义秉持如下观点：人是世界的中心或最显著的实体，人类相较于其他物种而言，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任何可能对人类有用途的物种都被认为是潜在待开发的“资源”。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信仰人类现象的价值、意义深远性和创造性潜力，这对于参与自然演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促动因素” 。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创世记》的故事，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被上帝指示“征服”地球并拥有对其他生物的“统治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植物的存在是为了动物的利益，一些动物的存在是为了其他动物的利益。那些被驯养的，为人类使用并作为食物；野生动物也是如此。” 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Groundwork to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中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更为完整的阐发：“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要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 康德区分了“人”与“事物”。他认为事物只具有条件性的、外在的相对价值，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只有当它们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时才有价值。另一方面，理性的人或人的存在本身是目的，人是自我存在的存在物，所有人都应被视为具有无条件的、内在的绝对价值的人。所谓绝对价值，意味着这个价值不取决于他们的用途。与事物不同的是，人不能与另一个事物交换，因为没有与之相等价的对象。作为理性的能动者，人之所以被称为“人”，而不是“事物”，因为“他们天生自由且理性，能够设定目标，承认认识客观目的的存在，做出真正的选择，并为自己和所有其他制定和执行真正普遍的法则”。就世界而言，人类与非理性的非人类是其中唯二的居民，但仅有人类本身具有内在绝对价值，因此，对于康德而言，这个世界必然以人类为中心。

2.生命的演进——赛博格社会与超人类主义

“革命相继”之意的后人类社会本质上默认人的本性在演变中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但这种默认在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k)所著的《生命3.0》中被打破了。迈克斯·泰格马克以生命不同版本的形式展示了一种“人”作为变量的快速变化的后人类社会。

在《生命3.0》中，迈克斯·泰格马克将生命定义为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包含着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是身体等物理结构，软件则是加工处理信息和决定行动的算法和知识。依据软硬件的能力的不同，他将生命分为1.0、2.0和3.0三个版本：

生命1.0在其生命周期内都无法重新设计自身的硬件或软件：二者都是由其DNA决定，并且只能通过若干世代的演化来改变。

相比之下，生命2.0可以重新设计自身绝大部分的软件：人类可以学习复杂的技能——如语言、运动和职业技能，并且可以从根本上更新其世界观和目标。

生命3.0尚未出现在地球上，它不仅可以极大地重新设计其软件，而且可以重新设计自身的硬件，而无需等待世代间的缓慢演化。

按照泰格马克的观点：生命1.0指生物起源，其代表是细菌；生命2.0是文化发展时代，其代表是当前的人类；生命3.0则是指未来的技术时代，虽然泰格马克没有给出明确的范例，但从可以自行设计硬件和软件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改造身体和心智的赛博格视作生命3.0的范本。作为生命3.0的赛博格，人类一方面可以通过生化机械技术强化机体“硬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神经认知科技增强心智“软件”。当这种混合3.0的赛博格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时，赛博格社会亦随之到来。

在“赛博格社会”的后人类社会图景中，技术作为一种全面“改造”(reformation)人类身心的力量将深刻地重塑人性从而推动最切实的后人类社会的形成。面对这种可能，既有迈克斯·摩尔(MaxMore)这类狂热支持者认为的，“成为后人类，意味着超越了那些导致‘人之境况’中不太理想的方面的限制。后人类将不再遭受疾病、衰老以及无法逃脱的死亡”。也有类似尤瓦尔·赫拉利式的质疑者忧心这种非自然演化的方式会带来全新的不平等，只有少数人能够凭借政治、经济资源完成这种升级，而剩下的绝大多数人类将沦为“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由于这种技术对生命的改造使得人与技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人类对自身的观念也势必发生颠覆性的改变。鉴于赛博格社会中技术兼具主动性与被动性，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后人类社会称为“二象邦”。拟用“二象邦”一词，旨在类比物理学中的“二象性”概念，意味着技术与人类的融合改造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各种福祉，但也对人类之于自身持久的人性观带来巨大的冲击。

赛博格社会所预想的心智增强、感官模拟、生命长寿等科技甚至科幻主题，随着以生物科技、纳米科技、信息科技、认知科技为代表的技术会聚，正逐步临近现实。而这种后人类社会图景所蕴藏的正是“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思想倾向。所谓超人类主义，是一场正在勃兴的国际性的科技文化运动，其实质是一种未来学的思考方式，它建立在人类目前的形态并非发展的终结，而是相当早期的阶段的前提上。超人类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

通过应用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进人类自身状况，用科学技术来克服甚至消除疾病、衰老、死亡、对地球的物理依赖等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和拓展的消极约束，同时极大地增进人的生理、心理和智力的能力。

研究技术的可能后果和潜在危险，使我们能够克服人类的根本局限，以及研究开发使用这些技术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超人类主义也存在两种前景：“超人类主义是一种解放运动，主张从其生物学本身中彻底解放出来。还有另外一种等价却截然相反的解释，即这种表面上的解放实际上只不过是被技术彻底地奴役。”

超人类主义既可以被视为人本主义的一种延伸，即卡里·沃尔夫所言，超人类主义所倡导的“人类的完美、理性和自主性(agency)理念源自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和启蒙运动” ，同样也可以被当作对人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因为它试图借助技术超越人类生物和心智的局限。在冈瑟·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看来，这种人类对自身的超越冲动源自于“普罗米修斯羞耻”(Promethean Shame)，即我们所创造出的坚固而完美的机器与我们自身的脆弱、不完美之间的差距令我们难以接受。由于人类“被定义得过于严格，无法跟上每天变化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对所有的自主能力发出了嘲笑” ，因此，人成为了“自己成就的破坏者”。雷登·艾思凡第利(Fereidoun M.Esfandiary)则认为：“超人类‘是一种过渡性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技术利用、文化价值，以及生活方式，构建了一个通往即将到来的后人类时代的演化环节。” 也即是说，超人类虽然已经具有超出人类概念的特质，并且拥有朝向一个新物种演进的潜质，但本质上仍属于人类。

值得一提的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到了“超人”(Vbermensch)这一类似于“超人类”的概念。“我教你们何谓超人：人是应被超越的某种东西。你们为了超越自己，干过什么呢？直到现在，一切生物都创造过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难道你们要做大潮的退潮，情愿倒退为动物而不愿超越人的本身吗？” 在斯蒂凡·索格纳(Stefan Sorgner)看来，超人类与超人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相似” ，而尼克·博斯特罗姆则认为二者仅有“表面上的相似” 。我们认为，虽然尼采并未涉及技术变革，但他所设想的“超人”是一种在人本主义理性价值观破灭后，也即“上帝死了”之后，能克服虚无主义困境的人。因此，从对人本主义的超越这个意义上看，尼采的“超人”可以被视作“超人类”的先驱。

3.人类的落幕——技术奇点社会与技术决定论

无论是工业4.0社会还是赛博格社会，技术相较于所在其中的“人”而言，技术总体上是被动的，被动地纳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和人类自身的强化改造中，但在技术奇点论者看来，技术不再扮演“从属者”的角色。

所谓技术奇点是指技术发展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大的、甚至接近于无限的进步，由于技术发展完全超乎全人类的理解能力，甚至无法预测其发生的具体时间或形式。从20世纪60年代起，古德(I.G.Good)、弗诺·文奇(Vernor Vinge)、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等科技界人士和未来学家都阐发过关于技术奇点的观点。

随着AlphaGo在2016年以碾压的态势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人们对于技术奇点的观点几乎一夜之间从中立描述的理论假设变成了对人类存在的实质担忧，正如马克·奥康奈尔(Mark O'Connell)在《最后一个人类》中所述：“技术奇点是硅谷地平线上的一束亮光，现在既像是宗教的预言，也像是科技的命运……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该术语所指的是一个未来的时间节点，当它到来时，机器智能将远远超过它的人类创造者，生物生命也将并归于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技术进步主义的极端表现，即认为技术的普遍应用能够解决世界上最为棘手的各种问题。” 

当技术奇点到来之时，人类与技术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将出现怎样的变化？相较于乐观派技术良善假设以及温和派的技术接管假设，更多学者倾向于技术灭绝假设这种“抹除”人类物种的彻底悲观主义。具体来看，技术灭绝有主动和渐进两种形式。博斯特罗姆的“回形针最大化”(paperclip maximizer)假设以简化的方式形象展示了主动的技术灭绝如何发生。按照博斯特罗姆的假设，存在一种强人工智能，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收集更多的回形针。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将会意识到当没有人类存在时，它将会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一目标，因为人类有可能会选择将其关停，从而导致目标无法实现。同时，它知道人类身体中包含了可以制造回形针的原子，利用这些材料能够制造更多的回形针。那么，当人类的存在与其目标相冲突时，人工智能将会选择消灭人类。在主动的技术灭绝中，技术成为人类的征服者，而在渐进式的技术灭绝的情形下，技术则更多地被视作人类的后裔。“我们人类会从它们的劳动中受益一段时间，但迟早它们会像自然出生的孩子一样，去找寻自己的命运，而作为它们年迈父母的我们，也将静默地逝去” ，由于人类将技术视为比自身更加优秀的后代，这种渐进式的技术灭绝更像是人类自愿选择的结果。

在“技术奇点社会”的后人类社会图景中，技术成为了一种对人类的“替代”(replacement)。技术不再需要依赖于人类的使用或者与改造后的人类共生，它由于获得了自主性并因其本身能力远远超越人类，接替人类掌管世界或者将人类清除都将成为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当技术奇点社会到来时，人类面临着严峻的“风险与危机”，这种后人类社会也极大可能成为“敌托邦”(Dystopia) 。作为“乌托邦”的反义，“敌托邦”是一种不得人心、令人恐惧的假想社群或社会，是与理想社会相反的一种极端恶劣的社会形态；敌托邦常常表现为反人类、极权政府、生态灾难或其他社会性的灾难性衰败；在科技领域，敌托邦侧重于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技术反叛、技术接管和技术灭绝等。

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让人们对技术奇点社会的到来既言之凿凿，也忧心忡忡。以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为代表的知识意见领袖无数次地强调人们必须警惕类似人工智能的超越人类理解和掌控的技术，“一旦人类开发了人工智能，它们将以一种持续增加的速率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并最终脱离我们的掌控……受限于缓慢的生物演化，人类将无法与之抗衡并终将被替代”。这种后人类社会图景实际打上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烙印。

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假设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由技术决定的还原论，该术语被认为源自于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泰因·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出自其1904年出版的《企业理论》(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一书。技术决定论预置了两个假设：(1)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因素，它的演化发展是自主的；(2)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发展决定社会变迁。从对技术发展的态度划分，技术决定论可以分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前者认为技术是解决人类一切现实及潜在问题的手段，能够给人类带来长远且持久的幸福；后者则认为技术的进步不会改善人类的情况，并且这种异己的存在将会威胁甚至毁灭人类。从技术决定作用的大小来看，则可以分为强技术决定论和弱技术决定论：大卫·甘克尔(David Gunkel)指出：“自从上世纪初技术决定论被提出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了两个被普遍称为‘强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和‘弱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的分支。强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充分或必要条件，而弱决定论则认为技术是促进变革的关键因素。”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等都是激进的强技术决定论代表，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将使人类社会趋向一种必然的结果，甚至将技术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雅克·埃卢尔(Jacques Ellul)则是弱技术决定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其1954年的著作《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中，他一方面认为技术是自主性的，“技术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环境，一切现象居于其中”，另一方面，也认为技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共同规约下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

结合对技术决定论的分类与上文关于“技术奇点社会”图景的描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技术奇点社会是人类终结的后人类社会”这一观点是强技术决定论与技术悲观主义共同影响下的产物。这也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霍金等人始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质疑甚至警告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三种技术文化思潮蕴含了三种不同的人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衍生出三种不同的后人类社会图景。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三种技术文化思潮以及可能的后人类社会图景的特征，我们将其总结在下表中：

四、人工智能在后人类社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21世纪的前两个十年，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发展最为迅猛的新兴技术，它所带来的冲击与震动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新。这也让后人类主义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人工智能作为构建他们理念中后人类社会的支持力量。可以说，在上述三种后人类社会图景中，人工智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工业4.0社会而言，人工智能是构建物联网，打通物理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世界的桥梁与纽带；对于赛博格社会而言，身体与心智的升级依赖于智能装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辅助，虚拟空间的实现则依凭于人工智能的算力提升；对于技术奇点社会而言，人工智能更是作为替代人类接管世界的下一任“主人”降临。因而，后人类社会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人工智能社会图景，或者人工智能关涉社会图景。在收获大批拥趸的同时，这样的社会图景也面临着诸多争议。

将人工智能，特别是拥有与人类相似心智系统的“强人工智能”仍作为人类工具使用的观点遭到了“反物种主义”(Anti-speciesism)的抨击。理查德·莱德(Richard Ryder)率先对物种主义进行了批评，在《动物实验》(Experiments on Animals)中，他指出：“很大程度上，‘种族’(race)和‘物种’(species)都是在活体生物分类中使用的模糊术语……开明的思想家有一天会厌恶‘物种主义’，就像他们现在讨厌‘种族主义’一样。两种形式的偏见都存在同一类型的不合逻辑。如果对无辜的人类造成痛苦在道德上被认为是错误的，那么认为对其他物种的无辜个体带来痛苦也是错误的，这是合乎逻辑的。”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则在其著作《动物解放》中进一步推广了这种主张：“种族主义者违反平等原则，当他们的利益与另一个种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更加重视自己种族成员的利益……同样，物种主义者允许他们自己物种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物种成员的更大利益之上。每种情况下的模式都是相同的。” 也正如卡里·沃尔夫所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善意的批评家之间的争论……几乎总是被禁锢在一种未经审查的物种主义框架内” 。即使我们已经意识到人本主义的局限，揭露出动物被误解和剥削的事实，但我们仍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模式中构建我们与其他生物的关系。

将人工智能视作强化人类解决方案的观点则受到了来自“生物保守主义”(Bioconservatism)的诘难。“对一部分人而言，增强技术代表着把人从生物、神经和心理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希望；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增强技术能够设计、加工和建造人类，从而将人类引向非人道的未来。此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分别称作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 莱昂·卡斯(Leon Kass)认为，尽管我们可能已经拥有了改变或强化人类的手段，但“渐进且严谨的演化带来了高度的复杂性和微妙的平衡，几乎可以肯定，不假思索的‘改良’尝试都将置人类的身心于危险之中”。哈贝马斯(Habermas)则从侵犯道德自由和造成不对称关系两个方面表达了对人类增强的反对，就前者而言，“旨在强化的优生干预降低了道德自由，因为这些干预将相关的人困缚在第三方被拒绝的、但不可逆转的意图之下，使其无法自发地感知到自己是自己生命不可分割的执笔者”。就后者而言，“我们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对自身遗传特征的了解可能会限制个人的生活选择，破坏自由平等人们之间的本质上的对称关系” ，例如，父母进行的产前遗传基因编辑修饰就使孩子的基因受到了非自愿的干扰，造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不对称。

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替代者的观点则面临着技术主义批评者的指摘。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中追问技术的本质和人与技术的关系。海德格尔指出：“按古老的学说，某物的本质被看作某物所是的那个什么。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便在追问技术，尽人皆知对我们的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 但这是一种把人类放在支配地位上的技术观，如果依循这个路线，“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因此，只要我们仅仅去表象和追逐技术因素，借此找出或者回避这种机事因素，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经验到我们的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同样，海德格尔也反对“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自身的贯彻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种将一切东西都物质化、材料化的现代技术观甚至把人类也变成了一种原材料，“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从而让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其本质。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本身既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本身也是一种目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人类与世界相互联系的方式，“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我们可以在使用中这样对待技术对象，就像它们必须被如此对待那样。……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我想用一个古老的词语来命名这种对技术世界既说‘是’也说‘不’的态度：对于物的泰然任之”。

五、结语

“后人类”概念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故事，本质上，是人类塑造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后人类社会前景就蕴含于作为人类本性的心智能力中，最终，人类成为受自身能力塑造和改变的一个“变量”。一方面，所有的生命都有适应乃至驾驭和控制环境从而避免不确定性威胁的动机和驱力；另一方面，相比于动物，成熟的人类心智具有高度发达的追求一般性知识的抽象智力，而动物的兴趣只在于外在事物的细节，它们几乎没有表现出获取超越具体需求的对事物一般性知识的兴趣和能力。高度发达的感受能力和抽象理智能力是人类有兴趣和动机去获得一般性知识、并创造性地组合这些知识从而开发各种驾驭环境的工具的基础，它们也是人类技术文化兴盛的基础。换言之，人类技术文化的崛起既要归功于人类有意识的感受，也要归功于人类的创造性智力：“人们所具有的有意识的感受能让他们对发生的状况做出最初诊断，由此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和推理过程，来判断一个情境是否有问题，或者只不过是一个错误警报。主观性是驱动创造性智力所需要的，而文化成果则又依赖创造性智力。” 正因为这样，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地会前进到反身演化的阶段。

尽管后人类社会前景是不可避免的，但后人类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既取决于演化的内在不确定性，更取决于人类的技术文化，取决于人类赋予技术以何种价值的伦理抉择。不过，就后人类社会是人类当前做出的预想的意义上而言，后人类社会仍然是人类的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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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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