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之后，我们如何迎接2020东京奥运会？ | 土逗专栏

1964年，日本东京举办“亚洲首次”奥运会，那一年也正是福岛核电站完成土地收购的年份。如果“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被视为动摇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与能源供给之间平衡关系的决定性事件，那么2020重回东京的奥运会，这一被视为日本“从废墟上站起来”被给予厚望的奥运会，能否打破发展主义的魔咒？战后60年代，日本经历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发展背后的能源供给平衡问题，却不断建构着“诸如东京－福岛核电站、大阪－敦贺核电站、日本本土－冲绳美军基地之类的结构关系”。

作者 |  朱奇莹

编辑 | 耄耋

美编 | 黄山

2013年9月8日凌晨，国际奥委会宣布日本东京获得2020年第32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2016年8月21日，里约奥运会闭幕。在闭幕式最后，播放了作为下届举办地的东京的介绍宣传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一身来自任天堂的“马里奥”形象从屏幕一端穿越地球，突然亮相于现场。比起此前一身传统和服接过奥运会旗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安倍的卡通造型和“跨时空”出场，显然引发了舆论更大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在历届奥运会的闭幕式中，“从未听说过”下届举办地的国家首脑登台表演，还因有批评指出安倍此举有政治干涉体育的嫌疑，欲借奥运彩妆下的政治表演，暗示其想要执政到2020年的强烈意志。对此东京奥组委做出的解释是，请安倍出演是“为了向全世界的人们传达日本举国致力于2020年奥运会这一强烈讯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扮演“马里奥”，出现在里约奥约闭幕式，受到舆论广泛关注。

一、时隔56年的亚洲首次“同城奥运会”

大舞台和聚光灯总是愿意热火朝天地演绎过去和幻想未来。“举国”办会，全体动员——这种将东京奥运会视为国家级项目和国民性盛会的做法，虽然在事实上有可能是政治家的一厢情愿，与国内民众舆情相背，但这种动员机制在日本的近现代史上颇有渊源，例如1964年的“亚洲首次”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的“亚洲首次”大阪世博会（世博会被视为“人类智慧”的奥运会）。不过准确来讲，无论是东京奥运会、新干线、高速公路网亦或是大阪世博会，这些全国性大项目的全面开花，虽然是在日本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六、七年代，但其项目的构想本身，其实都诞生于日本“总体战体制”下的1930年代。若不是因中日战争的局势影响和日本军备扩张的需要而导致诸项目“中止”或“延期”，那么原定于1940年同时举办的世博会和奥运会就会作为日本“纪元2600年”庆典的重头戏（以传说中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之年——公元前660年为纪元元年）而载入史册，获得更多层的时代意味。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1964年，日本举办了“亚洲首次”奥运会，这一年也被视为日本“国际化元年”。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东京大学副校长吉见俊哉曾指出，所谓“总体战体制”是由中央官僚对社会提出课题，并带领产业界、地方社会和媒体有组织地前进的体制形式，但这一体制并没有因二战的失败而告终。战后，因为军部这一不确定因素被排除，反而使日本的行政官僚系统在整个被占领期得以保存和强化，需要达成的课题仅仅是从军事课题转变成了经济和文化课题。当人们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延期或重新迎来人类的“文明盛典”时，以首次东京奥运会、大阪世博会、筑波科技博览会等为代表的“举国”盛事，既是某种历史连续性的表征，也加入了战后语境下开发时代的新色彩。

日本学者吉见俊哉曾指出，所谓“总体战体制”是由中央官僚对社会提出课题，并带领产业界、地方社会和媒体有组织地前进的体制形式，但这一体制并没有因二战的失败而告终。图片来源：网络

二、“收入倍增”的修辞梦与地域开发的富裕意象

二战后，日本借助朝鲜战争的“特需”动力快速实现了经济重振，自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就达到了年均8.5%的经济增长率，进入高速增长期（1955~1973）。随着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以及伊奘诺景气的连续到来，人们逐渐感到美国占领期的现实已经成为过去，忘却了在世界史意义下《旧金山条约》与《日美安保条约》互为表里的现实，也不再拘泥于日美“拥抱”关系的连续性，不断确认着“已经不是战后”的认识。

支撑起这种大众意识的，首先是在池田勇人政权下（池田执政期1960~1964）提出的国家核心政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巧妙地抓住了六十年代因“安保斗争的后遗症”而渐露疲态的国内大众的政治意识，将政治上意兴阑珊的人们拉进“收入倍增”的经济梦想中，通过语言修辞法转移了时代的政治情绪，从而大大激发起人们对“富裕”和“夺金梦”的渴望。宫泽喜一曾说，“池田政权以后，收入倍增中凝聚的大众欲望已经超越了个别政权和政策的层面，开始如浊流一般翻滚奔腾起来了”，纵然这一雄心勃勃的口号的真实情况不过是“在凯恩斯看来理所当然的”日本经济的增长条件（即战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基建城建的刚需互为经济腾飞的乘数效应），它呼应的仅仅是一种在当时经济结构下前提已经获得保证的必然趋势罢了。

在这种语言修辞政治的规划、引导下，日本政府将此前地方层面进行的资源开发、填海造陆、新工业地带增建等发展动向，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管理，上升到了国家战略计划的层面，制定出“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在重点部署大城市产业战略的同时，还先后开发建设了诸如筑波学园城市、鹿岛联合企业工业园区等大规模的新产业城市和工业区。因此，整个六十年代的十年，成为了日本经济扶摇直上的高峰期，也正是在这一持续繁荣中，日本人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比原来减半（由15.2%滑落到7.5%），第三产业人口比重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席卷全国，人口涌进大城市而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等。

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基建城建的刚需。图片来源：网络

1964年曾被称为日本“国际化的元年”，除了因为这一年东京奥运会的承办使日本在世界的注目下“重获了自信”以外，也与日本在同年加入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事实有关。从结束战后占领期到回归国际社会，这种“自信”的实感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基础之上的，也是通过政策意识的引导并借助电视（1964年日本电视普及率达到93.5%）、报纸等大众传媒的广泛宣传而从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确立起来的。上述的“收入倍增”计划作为一种语言政治，发挥了良好的“造梦”作用，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开始享受经济增长成果的日本社会中，收入倍增的国民梦想便开始转化为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从“语言政治”逐渐变为更具现实性的“意象·文化政治”，催生出七十年代以来的世博会和地方博览会热潮，在以科技企业为中心的地域开发过程中，为人们继续提供发展愿欲的有力证据。在这种开发主义范式的意识形态引导下，人们将战败过程中破碎的民族认同和政治季节里无法寄托的复杂情绪，依托到科技、经济、地域开发等新的象征物上，把讳莫如深历史记忆和意兴阑珊的政治情绪逐渐推到了历史的彼岸。

三、科技神话背负的幻想及其败露

尽管围绕富裕之梦的金光成了时代的流行色，但温暖并没有如阳光般公平地漫洒铺陈至每一个贫困的角落。相反，以开发为中心的工业化和城市建设，席卷万众的消费文化生活，却总是需要有源源不断的能源动力和安全保障才能得以维系，这就使奥运会、世博会、高效迅捷的都市消费生活，与作为其稳定能源供应和安全保障的区域政治紧密地关联了起来，形成了诸如东京－福岛核电站、大阪－敦贺核电站、日本本土－冲绳美军基地之类的结构关系。

普遍认为，从1945年至1950年代中期，日本确立了战后核能利用的政策。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敏锐地把握住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政权下的核战略政策转换契机，成功地将核电站建造的预算编入国家预算案中，并在1955年制定了核能基本法，两项内容得以并行落实。此后建设起来的众多核电站的运营起始时间，大都集中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与经济高速发展期相重合。而且在一号核反应堆建成后，大部分核电站又推进了二号、三号的建设，核电站的增设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1964年，也是福岛核电站完成土地收购的年份，1971年开始正式运营的核电站有4座，到九十年代中期总数增长至54座，日本成为核电站数量仅次于美、法的世界第三核电国。

动摇日本这种战后经济发展与能源供给之间平衡关系的决定性事件，是2011年的“311东日本大震灾”这场“天灾”之后发生的“人祸”——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这场与安全科技神话有关的“人祸”，难免让人联想到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发生的地铁沙林事件，两次灾祸均暴露出在安全富裕的发展话语背后，被扭曲和夸大的“知”的虚假，而核事故尤其暴露了战后日本发展结构下常在的“牺牲的体制”，事故后延续至今的核辐射、核污染、家园丧失和能源矛盾等问题，成为了现代发展主义的身体上又一道再也掩藏不住的深刻裂痕。

四、相互缠绕的历史与现在

对于曾遭遇过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经历和被害感情的日本，为何会在战后接受了核能的和平利用，早已有过众多的研究讨论和反思。一些看法认为，“核能和平利用”的国策之所以能在日本社会中得以推进，首先与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保守势力对美国核战略技术的倾心有关，另外也是因为与中曾根齐头并进的《读卖新闻》报社社长、核能委员会首任委员长正力松太郎，利用旗下的《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台强力开展核能和平利用的宣传攻势而造成的。还有一部分看法则认为这其实与“和平宪法”一样，美国的“核保护伞”无非是被强加到日本头上来的，是美国一手为日本各地的核电站铺平了道路。 

日本核电站分布图。图片来源：网络

的确，自195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石油资本的斡旋下，日本的煤炭能源结构遭受冲击，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强有力的能源产业。然而，在本就受制于美国能源资本控制的情况下，日本选择的却是积极接受美国的“核技术”输出和核能的“和平利用”，走上了一条将美国更深地植入自己内部的悖论之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种主动选择的背后，核能的“和平利用”是与其所能带来的“富裕生活”意象是紧密无间地缠绕在一起的，在“牺牲的体系”和“安全神话”暴露以前，这种缠绕的意象一直为人们持续地提供着此岸的幸福实感和可靠的发展保证。

五、从1964到2020，再度激情燃烧的岁月？

如今，关于安全科技和富裕生活的幻想意象已然破绽百出，核能的阳光抚慰着人们，却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健康。2020年，奥运会又将回到东京，这是一次被视为“梦想之力”的同城奥运，也被寄予为“311大震灾”之后的日本再次“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契机，机器人村、无人驾驶出租车、人工流星雨、超速列车等高科技已被提议展出，东京奥组委还提出了在福岛举行棒垒球赛事的计划，正在推进灾区办赛事的工作。在东京奥运上将使用福岛生产的氢气能源一事最近也被海内外媒体热议，但是当我们转到国际媒体定格的镜头之外，对于核电站的再次启动和福岛受灾地被害状况的关注，对于灾难与自身关系的思考，对于以开发主义为中心的消费文化生活的反省，却有可能随着奥运热的繁华升温而淡出旁观者的关注视野。

东京奥组委提出了在福岛举行棒垒球赛事的计划，正在推进灾区办赛事的工作。图片来源：网络

安倍内阁将“第四次产业革命”作为自己政权下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政策，致力于推进现有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度转型，实现日本经济的“复兴”。科技高新，AI前卫，不断涌来的又一次“工业革命”浪潮重塑再造着日常生活的几多便利，同时间夹着危险、牺牲与吊诡。当翻涌之潮退去，我们是否还来得及全身而退，是否还有余力收拾好所有内在于自身的残局？从自身的日常经验中发现精致幻想的破绽是不容易的，正如我们往往将灾难局限于灾难本身，而很难从他者的经验中看到人类生存模式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很难注视到自己的境况并非外在于教训本身的真切事实一样。然而，在相互缠绕的历史与现实中，我们唯有通过不断走进他者与自我的互通之处，耐心重寻内生与外物的通途，进入不断流变的复杂的历史张力关系之中，才有可能打开一个连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更生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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