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31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中国人在争论时，往往攻击他人的观点失之偏颇，只有自己才代表着更完整、公正的看法。正因此，中国人特别容易踏进“虚假同感偏差”的陷阱——这是1973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李·罗斯（Lee Ross）等人提出的概念，认为人们常常高估或夸大自己信念、价值、判断的普遍性。在中国社会中，很多人正是无意识中自居为“公”来反对“私”，或自居看法“全面”反对他人“片面”，却很少意识到自己所论的，也只是个人主张而已。
由新冠疫情引爆的网上论战，可以说是近二三十年来少有的激烈。无论其立场如何，这些观点将来都可以成为可贵的史料，见证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在对这些观点加以分析时，我也意识到，中国人往往在论争中抱有某些特殊的逻辑，这些逻辑支配着他们的思维，使得他们更难反思自己的立场。
在争论中，常能发现有许多人指责他人的看法是“片面”的、或是未能“客观”地看待问题；而其论战手段，也往往是找出对方的论述中所遗漏的、或细节上的不够准确，甚至认为攻其一点，就足以否定全部。的确，一个例外往往就能动摇整个理论的基础，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很多时候反对的并非某个定律式的理论，而是一种个人主张。要求对方的立论必须全面、准确，这实际上意味着假定对方必须“像神一样全知全能”，而这当然是无人能做到的。由此来看，中国人在意的其实是一种整全性的全面评判，这恐怕源出于传统思想中的一元本体论——简言之，就是相信百家争鸣的所有“道术”，均是从同一个母体衍生出来的。战国时代诸子各道其所道，“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韩非子·显学》），但“各家之道均是割裂不完整的，但因其本出于一元，故内部又有可以相通之处。只有统合会通这些割裂不完整的道，才能重新恢复原初大道的完整性”（龚鹏程《国学入门》）。中国人在争论时，往往攻击他人的观点失之偏颇，只有自己才代表着更完整、公正的看法。正因此，中国人特别容易踏进“虚假同感偏差”的陷阱——这是1973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李·罗斯（Lee Ross）等人提出的概念，认为人们常常高估或夸大自己信念、价值、判断的普遍性。在中国社会中，很多人正是无意识中自居为“公”来反对“私”，或自居看法“全面”反对他人“片面”，却很少意识到自己所论的，也只是个人主张而已。在这种“公”的意识影响下，中国人所说的“客观”评价，其实很多时候也并非是指“不受个人意志、偏见或立场影响”，而是指在立场上“不偏不倚”。这是因为，在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达成共识还相对容易，比如“这是一块石头”，毕竟看见的人都难以否认。但中国社会历来感兴趣的却是人际关系，这就很难有撇开主观性存在的事实陈述了——例如“他是一个好人”，这究竟是一个客观评价，还是主观认定，有多客观、多主观，可能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同样的，很多人所说的“就事论事”，其实也不是讨论事实的中立原则。有一次群里激辩，一位勃然大怒：“不肯就事论事，但凡说到西方国家的不好，就一定要拿国内情况来比较一番，不是阴阳怪气是啥？明明是指出他言论中的漏洞，他非要扯出国内如何，这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吗？”——双方的是非且不论，但显而易见，标榜“就事论事”的人自己也没能做到，因为他批驳的理是对方“不肯就事论事”。换言之，在这里，“就事论事”是一种道德要求，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很多人自视“就事论事”、持论公正不偏颇，而贬斥他人没有正见，这其实是改头换面的威权主义。很多人受此影响而不自知，这也确实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中。汉语所说的“偏见”，乃是指偏颇之见，暗示割裂不完整的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但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则迥然不同：英语的prejudice出自拉丁语praeiudicium，本意是指“事前的评判”（prior judgment），强调偏见源于不假思索的刻板印象。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顺着这一意涵，西方文化突出的是“反直觉”，因为直觉反应往往是本能、迅速的，来不及理解，进而认为批判决定必须要冷静地运用理性。意大利文艺复兴巨人但丁曾说过：“往往有这么一种人，他们的意欲远远超出理性的判断力，所以他们一发脾气，就要失去理性；而且他们实际上是盲目地受脾气所驱使，同时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盲目性。”这可以看到理性思想的传统：克服偏见就是尽量少受情绪支配，要多倚赖自己理性的判断力。当时代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一个人全面、准确地了解所有信息再阐述观点，这是不可能的。所有人的看法都只是个人主张而已，不能、也不必、更不要自居“全面”，倒是应当尽量放下本能的直觉反应，更多地理性判断。与这种对“全面”的偏好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客观”和“就事论事”。本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双方的讨论就拥有共同基底，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在现实中，事情却并不这么简单。例如，对公众人物公开发表的记录，有人提出要检验其真实性，这本身没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感兴趣的并非真实性本身，而是试图借此“整人”。这种对公共发言有一点偏差就上升到全盘否定的做法，实际上与那种对“完美受害人”的苛求出自同一心理。有人引用易中天的话：“当一件事情发生后，第一要先学会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进而要求对方“先清空脑里内存”再谈。这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是无法做到的理想状态。因为没人能真的“清空自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常常混在一起，我们都无法例外。做到“事实判断”有个前提，就是双方都对事实本身感兴趣，不然的话，在中国的语境下，其结果是以此为由要人“清空自我”，实际上就是否认对方的价值判断。新冠肺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传染性、致死率之类的信息都是在过程中慢慢浮现出来的，在事情的开端，并不存在“充分了解”这回事，甚至根本无法想象。也就是说，在那时，大家都像在盲人摸象。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完全透明准确的信息，因为信息到了接收方，会因为对方的思想发生扭曲偏移。由于信息是动态变化的，透明与否也是相对的，所以对结果的影响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因为就算透明，好像也仍然无法幸免。这不是说透明化不重要，及时公开掌握的信息当然比释放错误的信息要好，透明化也永远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只不过在面对空前复杂的环境中，信息/判断是对是错，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被逐渐认定的。很多信息和判断在被公布的时刻是谈不上对错的，它们是竞争的，最终哪个会胜出，是由事态的走向决定的。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在其自传《羊之歌》中曾提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如何在信息封锁之下辨认实情。他对战争走向的判断大致准确，但这是因为他深信倒行逆施者必定不能逆历史潮流：“归根结底，这些都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基于价值判断所做出的假定，跟我所知范围内的事实之间确实不存在矛盾之处，而我所知范围内的事实，却是极为有限的。如今回过头再看，总免不了有一种印象，觉得自己当时所做的判断多多少少有点占卜问卦的味道。……对于一个普通市民而言，有关天下大事，能到手的相关信息常常是极为有限的。即便如此，为了将眼前的形式变化和将来的趋势走向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多多少少还是要建立一个跟价值判断有关的假说。”换言之，理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的主观性和已有的价值判断。相反，真正的坦诚，是承认自己和别人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抱有价值判断，否则很容易陷入中国文化心理中那种自居道德高地的盲点：总觉得我代表着“公”，而你代表的却是“私”。在公共讨论中，另一种常见的话语也是由此衍生的，那就是自视不偏不私，而指责别人是在“政治化”，这根本无视正当的个人选择和社会要求。不可否认，很多争吵其实就是在价值立场之间的抉择。但正是由于现代社会太复杂了，才更需要信息公开，让人们基于理性做出自我判断。所谓“透明化”并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结果，确切地说，它应当是一个程序。否则，如果“不透明”的结果更好，“透明”是不是也可以被牺牲掉？作为现代国民，我们能做的，应当是尽可能地获取充分可信的信息，做出理性抉择，并在变动中不断验证、校准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苛求有人能全知全能地提供标准答案，甚至自视为永远客观全面。如果领会到这些，那我们这次的苦就没有白吃。
疫情防控：美国疫情日记I、II、III、IV｜救助网络｜“完美病毒”｜医生日记｜复工｜意大利防疫｜蜂农转场｜医护人员｜志愿者权利｜团菜｜疫情志愿者｜辟谣｜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民间救助｜吹哨人｜环卫工人｜疫情管理｜寿光蔬菜｜民间互助｜红十字会｜公益基金会行动｜探寻真相｜政府信息公开｜防疫体系｜社会捐赠归集政策｜危害公共安全罪｜紧急筹款
现代生活：N号房｜东京奥运｜AO3｜偶像崇拜｜公司年会｜“加速社会”｜中医药｜消费文化｜女性“夜行权”｜摄像头｜人脸识别｜扫地出门｜社会拟剧｜“流量圣战”｜对话金观涛｜四种消费观｜独立婚姻观｜应对虚无｜个人信息保护｜被误解的95后｜商品信息告知｜App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