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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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并不认为疫情过后人类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不同的人类社会依旧会延续着过往的惯性继续滑行向前。正如黑格尔所说：“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这就是常识。
在第四篇里，我提到疫情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的新习惯21天就可以养成”。读者们可以扪心自问：疫情期间，你养成新习惯了吗？半个月过去了，看起来我们应该尊重另一个常识，那就是：“我们往往会高估短期的变化，而低估长期的影响。”鉴于疫情在全球仍处于进行时，我们不妨开开脑洞，猜想一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怎样的变化，同时可以记录下来，过一段时间根据事实进展再回头看，看看我们的大脑对未来的预测是如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美国疫情大流行初期（3月上旬），我曾和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讨论过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观念上的分歧。我们认为，个人权利、隐私保护的边界与生命和健康权的权衡抉择（trade-off）也许是双方重大分歧的一部分。关于个人权利，我在社交网络看到过很多朋友的评论，讽刺西方社会“要人权、不要命”。他们用一句话概括，“Human Right or Human Left”。有才的中国网友翻译为，“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用一句话足以解释此岸一切行为的逻辑：“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举世公认的基本人权；（我们）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并以此作为疫情防控中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如果“抬杠”地看，广义的、不可退让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落到个体层面，却往往又成为可以权衡甚至必须权衡的问题。有过老人病重的贫困家庭往往会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抉择：是投入更多经济资源延续老人一段时间的生命，还是将有限的经济资源节约下来保障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发展。这种权衡实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同的家庭会根据自身情况做出选择。疫情当前，社会成员往往也会基于自身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同样的个体在不同的时间，也会做出大相径庭的选择。穷人和富人对生命权的考虑维度是不一样的。以美国为例，衣食无忧的富裕阶层往往倾向于谨慎行事、恪守隔离规则，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蓝领工人则对导致他们无法外出工作的各种禁令极为愤怒。用通俗的话讲，对于一部分民众而言，“上班也许会有千分之几的概率生病去死，但不上班一定会饿死”。
▲ 4月15日，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些持枪民众在州议会大厦前示威，要求打开“锁城”禁令。© Jeff Kowalsky / AFP
老人和年轻人对生命权的考虑维度也是不一样的。同样以美国为例，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说：“没有人问过我，‘作为一名老人，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你的子孙后代换取一个全美国人民都热爱的美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完全愿意。我不是想要以此彰显自己有多高尚或勇敢。……我不能代表每个70岁以上的老人发言，但是我认为很多当了爷爷奶奶的老人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帕特里克出生于1950年4月，刚满70周岁。虽然无法排除“作秀”的成分，但这确实反映了不少美国老年人的看法。奇怪吗？说好的众生平等呢？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对近代社会以前的“命价”做过考证：人命是分尊卑贵贱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事实上，在近代社会以后，对于生命权的权衡依旧存在，只不过更加隐蔽、更加讲究“政治正确”——都说生命无价，但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做出权衡。这样的权衡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个别家庭、个别个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痛苦抉择，从来不至于合流为全社会层面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这就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如果抉择已经自上而下地被做出，那么社会也只能去努力“合理化”这样的抉择；如果需要自下而上来讨论如何抉择，那么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意见的撕裂就会更加显性。如何抉择本身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从全社会到每个个体，抉择的成本、得失都太难以计算。而抉择机制之间的差异，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这是一个“正当性”（legitimacy）的问题，在此不赘述。只不过，看清楚这一点，大致也就能理解这次举世瞩目的全球事件里众多观点冲突的一部分了。说回到生活方式，个人权利里面有一样东西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隐私权。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一场疫情，大数据在流行病学里的实践意义恐怕不会显现得如此明确而现实。很多国家尝试使用互联网数据、移动通信数据、航空信息、移动支付信息等来追踪病人的可能行动轨迹。例如，在中国疫情传播期间，支付宝、微信等各大平台都推出了专门针对新冠肺炎的行程路线查询工具，能够利用查询者曾乘坐的交通工具的时间、号码等专属特性实现大数据搜索，检测是否匹配确诊者的路线，继而便于决策者能够快速对疑似感染者进行预警防控。在国外，像脸书（Facebook）这样的全民社交网站，覆盖率同样高出天际。菲律宾一位资深媒体人去年告诉我，他们全国总共只有1亿人口，脸书用户却高达7200万。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能上网、能阅读的民众，都是脸书的用户。各类数据公司如果想要获取用户的登陆地点统计，在技术上是易如反掌的事，如果用于追踪流行病学的轨迹，想必大有裨益。但技术，永远是双刃剑。为保护用户隐私，一般大数据的使用都需要适当处理，但层出不穷的隐私泄露事件总会让公众警惕。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一种无奈的声音：“泄露点就泄露点吧，又有什么办法呢？”对于个人而言，面对滥用大数据一方的强势，以个人名义起诉、追偿的成本往往远远大于自己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视而不见、被动接受有可能成为常态。在另一些社会，民众则试图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表达。“我很想知道，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苹果公司（Apple）和谷歌（Google）将如何确保消费者的隐私权与公共卫生官员的合法需求之间达成平衡。”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这般质疑这些科技巨头：“公共卫生危机不能成为压倒隐私法的借口，也不能让科技公司侵入性收集美国人个人生活数据的行为变得合法。”当然，有人在意，自然也有人不在意。即便是在美国，也有民众表示愿意牺牲一部分隐私来助力抗疫。
▲ 脸书因为泄露用户隐私，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2018年在美国参议院受到了参议员们的“狂轰滥炸”。© Pablo Martinez Monsivais / AP
在一些幻想小说里，社会经过重大冲击后，人们对于各种个人权利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有人担心这次疫情过后，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也将进一步侵占各国民众的隐私空间。疫情初期我也考虑过这一问题，从目前看，虽然无法排除这种奥威尔式（Orwellian）的可能性，但我觉得应该也尚不至于更糟。
对未知的恐惧会让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交给更强有力的集体，对死亡的恐惧则会让人们暂时忽略尊严与权利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于新冠病毒的了解日益加深，恐慌必将随之开始消退。不同社会对于隐私权与生命权、健康权的权衡，很有可能沿着原有的轨道延续下去：在一些极度重视隐私权的社会，对让渡隐私权暂时的容忍将随着疫情平缓而缩减；在另一些民众原本并不十分看重隐私权的社会，我个人认为，也许这次疫情过后，反而会更加提升民众对于隐私权的认识。原因是，一项权利，往往只有在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后，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权衡抉择的边界，也只有在反复的实践和触碰中才会越来越明确。5月2日，沃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在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股东大会上，说他已经“卖出美国四大航空公司”的全部股票持仓。巴菲特还承认，新冠改变了他对航空公司看法，不清楚未来三四年人们是否会像去年那样坐飞机，而航班现在太多了。当然不同的投资者和观察家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但生命与健康考量是否会达到改变民众的飞行习惯，还是未定之数。如果非要我拍个脑袋来预测，我会猜：影响不大。尽管不是专业的数据分析员，但我们还是可以大略地知道，航空公司利润主要来自于商务乘客。例如，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占总旅客数12%的商务乘客，贡献了一些航空公司高达75%左右的净利润。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个已经发明了电话150年的星球，人们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地飞行开展商务活动呢？打个微信电话、用Zoom（一款疫情期间广受欢迎的视频会议软件）开个视频会议不就行了吗？有商务经验的朋友往往知道，辛苦来回机场、排队安检、飞行颠簸，赶到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有时候只是为了面对面和几个重要的人说上那么若干分钟的话。说到底，“面对面”就有这么重要吗？还真就这么重要。“面对面”的沟通也许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阿尔伯特·梅拉比安（Albert Mehrabian）提出过著名的“7-38-55”理论（"7%-38%-55% rule"），亦即人类在表达“喜欢”时，单词占7%，语气占38%，肢体语言占55%。为了有效、有意义地交流情绪，信息的这三个部分需要相互支持——它们必须“一致”。在任何不一致的情况下，来自两个不同渠道的消息可能会激怒消息的接收方。这就是为什么仅仅是打电话，人们往往不欢而散，或者无法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视频沟通比电话沟通强一些（因为能看到面部微表情，以及一部分肢体动作）；而面对面沟通则往往事半功倍，收获颇丰。除了沟通效果，人们往往还对自己所谈论事情的重要性和隐秘性极为看重。一项重要的沟通，人们往往会由于出于保密因素而偏好面谈。尽管面谈也有信息被泄露的风险，但人们显然更加信不过电话、网络沟通。疫情期间，商务人士已经被迫开了太多电话和视频会议。从我身边的朋友们来看，疫情才刚刚消退，他们已经纷纷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远途出差的旅途。“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面对面会谈需求的这类民众，将会如何权衡健康风险与工作压力，大家可以自行观察。商务旅行之外的休闲旅行也是类似的道理。没错，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已经可以戴上虚拟现实眼镜，近乎于逼真地感受海底世界的美妙。然而，这与真正的“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幼”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个“十万八千里”，只有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飞行才能跨越。正如疫情期间可选消费品消费量大幅滑落一样，人们在艰难岁月可以切实降低自己的欲望——能在家简单填饱肚子，你还需要米其林餐厅的山珍海味么？但疫情过后，我们应该能看到休闲需求从零开始的逐步爬升，最终回到原点。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会琢磨：之前每年一两次的长途旅游，是否还有必要？但我的猜测是，即便考虑到长距离飞行的危险性，中产阶级家庭还是会发现，“消费降级”后的周边游终究无法替代长途游的万般风情，以及蕴藏其中的炫耀性和区分性的心理需求。毕竟，长途旅游并不仅仅是旅游，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将自己与更低的社会阶层相区分），以及对自己辛勤劳作的犒赏和炫耀（决不能“衣绣夜行”）。这种人类深入骨髓的“贪嗔痴”，绝不是一次疫情大流行就能够改变的。总结来看，我似乎并不认为疫情过后人类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不同的人类社会依旧会延续着过往的惯性继续滑行向前。正如黑格尔所说：“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这就是常识。因为多数民众觉得不够痛、不够危险，远远没有达到“亡国灭种”的程度，所以在很多社会里，对生命权与健康权的考量并不足以成为压倒个人隐私和其他权利的理由。这是常识。因为按概率折算下来的生命和健康成本（“命价”）不足以改变每日都必须面临的权衡抉择，所以在很多民众心里，高强度的航空旅行和近距离的人际接触都依旧不可或缺。这也是常识。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略加思索就会做出的平淡无奇的选择。当我们展望未来时，相信常识的力量，在风狂雨骤中就不会找不到方向；而常识也告诉我们，无论需要多久，历史终究会真正汇聚到“同一条奔涌的河流”，人们也终将过上真正拥有“选择的权利”的生活方式。从这一角度看，这次疫情终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小小插曲。从结果而言，人类也许会将这场疫情当作一场震动更大、更厉害一些的流感，“有过伤、有过痛”，却依旧善于遗忘，依旧匆匆向前。用法国人的话说，"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当然，也许我最终还是低估了短期的变化，又没有能力评估长期的影响。无论如何，且看历史如何验证个人的猜想吧。*本文为“美国疫情日记”系列的第六篇，点击下方图片可阅读系列往期文章，作者联系邮箱：chao@sunchao.org；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治理：中国人复杂思维的9大原则》（中信出版集团）图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