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时期的爱情

From: 王大湿 GS乐点 2019-08-17

08年我19岁，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令人不痛快的年纪，尤其是每天在教学楼一楼通往二楼转角那——“离高考还有xx天”的红色大字，学生会的干部很负责，每天准确地更新倒计时，仿佛在催促我们早点离开。

学校，是全县唯一一个高中，住校生六点就会起来洗漱，七点就要到教室自习，陈，我的发小便就如此。而如我这样的走读生可以稍微偷懒一点，只要七点三十五分前到教室就妥，之后就是早读，英语课代表站在讲台上，他会把today念做“特带“，古怪的口音并不影响他每次英语都能考第一名。新修的食堂墙上挂了两部30寸的电视，12点的体育新闻总能吸引大票观众一边端着碗一边看，同桌老杨那天特精神，说中午会有骑士队的比赛，即便没有时间再打篮球，这个光景每个人都在用不多的时机宣泄压力，从早上7点三十五到晚上九点三十，我们的生活就被锁定在狭小的教室里，陈待得更久，他们住校生在下晚自习后还要在教室待到晚上十点半。

周一到周六，从去年算起来，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大家似乎也慢慢习惯，班主任老刘人很和善，尽管他留着胡子给人以不苟言笑的感觉，可为了照顾班上的每个同学，他让我们的座位按照一定秩序在教室里轮动，也算是贴心的举动。正好我和老杨轮到最后一排靠门的位子，索性便把门开着，灌进来的风缓解了五月闷热的天气，也把课桌上的书吹得哗啦哗啦响。我们高三还算幸运，这栋五层高L型的教学楼是新修不久，长的一隅便被高三年纪“霸占”，短的则作为老师的办公室，至于低年纪的学生则还挤在旧楼里，低矮，也没风可吹。

两节语文课后的大课间，老刘从一墙之隔的办公室过来“串门”，他说跟下午的老师调了课，两点要做一场数学考试，叫我们早点准备，考试对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丝毫不影响中午一下课老杨就直奔食堂，我和陈晃晃悠悠去觅食，等待两点的考试。两点零一分，老刘就开始发卷子，大家轮流把卷子从讲台往后传递，到我这已是最后一排，12道选择题用了15分钟完成，接下来是10道填空题。我摆弄着草稿纸上歪斜的笔记，却再也无法下笔，

先是一阵轻微的晃动，紧接，伏案的课桌，房顶的吊灯，墙壁的黑板，凡是一切被固定的或者没有固定的全部摇晃了起来。等我们从五楼冲下来时，学校已被腾起的烟尘笼罩，砖块和玻璃还有露出的钢筋和血迹满地都是，在场的同学们要么哭喊着要么面无表情，还有几个老师在现场维持秩序，我注意到老杨手里还抓着没做完的试卷，还有他手上那只廉价的电子表，我问他几点了，他说2点31，12日，5月，离高考还有26天。

很快老刘的声音也出现了，他挨个点我们班上的名字，64个人一个未少，感谢那栋新建的教学楼，除了楼体出现了可以把手掌伸进去的裂缝以外，顽强地支撑到我们撤出。一些走读生在报了平安后自行回了家，但陈不一样，他所住的寝室已经从地平线上被干净利落地抹去，我主动邀他去我家留宿，那个钢筋结构的商品房应该还在，但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一同化为瓦砾的，除了宿舍楼，还有旧的教学楼，高一和部分高二的班级就在那里，那里也是哭喊声最大的来源处。

一直等到家长们从四面八方疯狂冲到学校，教室倒塌所卷起的烟尘才渐渐平息下来，老师、家长和部分住校生开始自发地在老教学楼的废墟上挖掘，我才看到跪在水泥块里，已经久未谋面的李老师。他满身是灰，眉毛、睫毛、头发，浑身找不到一处干净的地方，像是一瞬间白了头。老师们走过去拉他，他没哭出声来也没说话，血淋淋的双手抖个不停。

知道李老师是因为文老师，后者在高一教过我们一个学年的语文，他个不高，带着个黑框眼镜，说起话来也是半文半白，穿着衬衣一点也不鲜艳却非常整洁，永远都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被我们起了外号叫老头子。高二分了班，因为是文科所以搬到新楼，教室和年级组办公室一墙之隔，这样的平静，在高二的一个上午被愤怒的家长打破了，他扭曲地冲到办公室对着李老师破口大骂：“你这个飘飘，龟儿子，我日你先人板板，老子的娃儿都是被你带坏咯。”

办公室的争吵声越来越大，我和班上的同学从后门探过去，看到好几个老师架着这个愤怒的家长，而李老师静坐着，一言不发。李老师从未教过我，但这一幕我有点看不下去，刚想迈进办公室就被陈拉住了，他是全班唯一知道我性取向的男生，连一个直男都看得出来，同性恋在这里活不下来。那天是校长亲自前来把这位激动的家长劝到校长办公室，事情才平息下来。

事后我和同学们才一点点拼凑出事情的原委。李老师和文老师是一对，他们在大学里就在一起了，李老师教数学，文老师自然是教语文，他们同在这个学校教学一待就是七年，如果不是这个家长来搞事，李、文二位老师可能还会平静地生活在这里。至于那个来搞事的学生家长，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出柜，而迁怒李老师。我们这儿，同性恋一直都是禁忌，人人心知肚明，可没人说破，一旦有人打破沉默，势必就有了办公室的一幕。后来解决的方式是李老师主动申请调离高中去了别的学校，而文老师继续留在学校教学，看似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震后的晚上，陈和我过得也不怎么好，家里的房子也开裂了，我父母全部按照政府的指示参与救灾，电话则完全是打不通的，好歹陈给他的父母发了信息，双方都确认对方安全，那晚上我从家里拿了被褥和陈在院坝里打了地铺，整个院坝都是人，以及源源不断的余震，没人再敢回屋里。

几乎没有睡的我和陈熬过的第一天晚上，吃了泡面我们决定回学校去看看。学校比昨天的人还多，都在不停的挖啊挖啊，铲子、锄头、箩筐后面是焦虑的家长，老教学楼是粉碎性坍塌，所有的东西挤压成高不过三米多的水泥堆，其中还能看到不少沾满灰尘的课本，挖掘的人全然没有放弃的意思，他们试图在没有工程机器的帮助下，尽最大的力量尝试拯救自己的亲人。

我看到了班主任老刘，在指挥一队人马；不少住校生也在帮忙，搬运被清理出的水泥块，还有李老师，依稀是昨天的模样，徒手在废墟上翻动，他的声音已经沙哑的不能再沙哑，重复着文老师的名字，和前一日相比，他的眼睛出奇的红，那是令人深刻的红，再也无能为力的红。

辗转打听才知道，文老师就在倒塌的老教学楼里，那天下午是他上高一的语文课，而李老师那天下午要去教委办事，正好路过便来看望文老师。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跟你开了一个带血的玩笑，前一分钟的道别，后一分钟竟成了诀别。

最后听闻文老师被找到了，李老师抱着尸体哭了很久，说是尸体，其实已经被砸的不成人形。至于那天下午的作文课，文老师在讲台本来是可以逃出来的，但是他坚持让学生先走，他的班60人，41人幸存。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15号老刘重新把我们全班召集起来，专业的救援部队来了，我们也被安排上了大巴。19号在一个叫长虹文体活动中心复了课，没有升旗仪式，也没有国歌，近一半的同学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们。

之后的高考，老杨发挥得最好；陈考去了东北；我则马马虎虎混了二本。

十年光景，学校、家、我一次也没回去过，或者说压根回不去，因为复课之前，那里就变成禁地，被封锁了起来，县城也异地搬迁了。

即便是隔了那么久，我的记忆还残存一堂印象深刻的课，是高一时的语文课，文老师教我们作文，那天中午下过阵雨，操场上积了好大一滩水，反射阳光到一楼教室的天花板上，一时光影交错。文老师吟诵起：“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给了我们一个命题，让我们记录下这一刻，而我写的作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大一块豆腐渣。

本文基于真实事件改编

王大湿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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