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欢呼歌颂过“文革”，也记录了“文革” |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Vol.17 李振盛
▲ 1968年4月16日，虔诚者。
李振盛用十万张“文革”照片保留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图景。而且，他从没有让底片遭受散失与毁灭的结局。在西方主流媒体和权威评论家一致对李振盛历经艰辛、顽强拍摄并冒险保存下来的如此珍贵的历史资料所付出的勇气表示钦佩时，国内仍有些人对此持有疑问——摄影者当时是什么角色？什么动机？为什么他拍到了？为什么他留下来了？在陈小波老师的这篇访谈中，你可能会找到答案。
命中注定我的人生充满艰难与坎坷
陈小波：最初的摄影经历还记得吗？
李振盛：我1940年农历8月21日在大连出生，5岁时随父亲躲避战乱回山东荣成老家。爷爷李杏村一边务农一边教私塾，是十里八村挺有名气的文化人，人们常来找爷爷为孩子起名。爷爷19个孙男孙女都是他起的名。爷爷给我起名“振盛”，他用这个名字测字算命，说我会有“三大”：念大书、做大事、出大名。爷爷说我未来的名声会超过他，但我命中注定会充满艰辛，还好都会挺过来。因为家里生活很艰难，我要帮家里干农活，直到9岁才上学。我成为第一批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我父亲又回到大连工作。天下父母都一样：望子成龙，转年就把我接出去念书，从此开始改变我的命运。
少年时，我喜欢电影、绘画、集邮。1956年春天，我就读的大连六中物理老师组织成立摄影爱好者小组，让我担任摄影小组组长，大家共用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120型方箱相机。我常去大连胜利桥邮局交换邮票。一天，一个中年人很想要我的邮票，主动提出用一台日本制造的120 型相机作价38元，交换我的 200张精美邮票。我从此有了第一台照相机，我是中学生，买不起胶卷，当时一个胶卷8角钱，相当于我每月住校伙食费的十分之一。
这年放寒假回山东老家过年时，我借助窗外射进屋里的一缕阳光抓拍了一张照片：爷爷和妹妹都坐在炕上看书，妈妈在为我缝补袜子。我命题为《农家三代人》。3年后，这幅照片作为我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提交的摄影作品之一。
▲ 1957年2月18日，农家三代人——我的爷爷、妈妈和妹妹。
1960年夏天，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在大连考区招生，摄影系只有一个名额。当报考五个系的三百多名考生集中在一个大教室考公共课时，黑板上写的考题是：“史氏的著作你读过吗？有那些主要内容？”考生中有人举手问：“史氏是谁？”监考老师问：“谁知道这个史氏？”只有我一人举手，老师让我站起来大声回答：“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家都十分惊讶地回头看我，老师问：“他有哪些著作？”我说：“《演员自我修养》，主要内容是……”，老师不让我再往下说了。其实，我是帮学校图书室老师整理书架时看到过本书，只知其书名，也溜了一眼简介，并未读过这本大厚书，要是真的让我再往下说，也说不出什么了。
大概由于我有摄影作品，公共课考试的答问又增加了印象分，再加上我有美术基础，还有多项其他爱好，我成为大连考区录取的摄影系唯一一名考生。
陈小波：听说你在长春电影学院时还惹了一场“风波”，那场“风波”又一次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李振盛：是的，1962年秋，我曾被学院定为“搞非组织活动”。1960年8月到长春电影学院报到，全校五个系150名学生。我被选为摄影系的班长，在教室后边墙上写着“把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的豪迈大标语。两年后赶上“大跃进”造成的全国大饥荒，硬把那几年风调雨顺的年景说成“三年自然灾害”。中共中央为解困局下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各省刚上马的电影厂又纷纷下马。长春电影学院也要下马了，在校各系都要改变专业方向，摄影系由电影摄影改学新闻摄影和图片摄影，同学们对此心有不甘。
1962年8月，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到长影，我召集摄影系24名同学开会，商议要不要就改变电影专业的事上访陈局长，除唯一一名党员同学没举手外，其余24名同学都举手表示赞同。随即推举3名学生代表，我身为班长首当其冲，另两位是摄影系团支部书记李治元和校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书记张雅心。我主张马上就去上访陈局长，比我年长8岁的党员调干生张雅心说，一定要请示院领导才行。我们先去找代院长叶华，由我一人出头说话，那两个代表站在我身后一声不吭。院长一再劝阻无效，她便愤然地说你们去请示长影党委好了。我们又去找长影党委书记，他说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是可以的，但最好别打扰陈局长休息。我决定8月17日中午在教室集合一起去面见陈局长，时间己过，苦等多时不见另两位代表露面。我便独自一人到长影小白楼招待所上访陈荒煤局长，表达我们热爱电影事业、要做电影人的夙愿。陈局长知晓有一批专业扎实的摄影学子，他回到北京向新华社及电影厂推荐摄影系毕业生，改变了我们的分配方向。但是，我上访的这起“陈局长事件”被学院定为“搞非组织活动”。
1963年毕业分配时，心地善良的人事科长吴莉向我透露，新华社摄影部挑选了包括我们三个学生代表在内的5个人，要送到北京二外去学一年英语，培养驻外摄影记者；农业电影厂也挑选4人做摄影师，这9个进京名额占去18名毕业生的一半。代院长叶华说：“李振盛不能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最终，把家住哈尔滨已分配到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的韩居策与我对调换了，他成了新华社记者，我被发配到黑龙江。
▲ 在办公室角落里最小的办公桌前，李振盛偷偷地对着镜头，表达自己的情绪。敞开胸膛，面对敌人的刺刀，就是那个枪口，镜头，直视着镜头。
陈小波：你后来又怎么成为《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
李振盛：半世纪前我曾有一段如同今日大学生自谋出路的择业经历，1963年8月，当我到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报到时，情报处长说，这里的摄影工作就是翻拍科技图书资料，因涉及情报机密，一旦在这里工作便不能调出。我想这项工作该是多么无聊啊，便到人事处说这与我学的专业不符，人事处长将档案退回省教育厅。教育厅一位处长说：“我们同意你自己去找接收单位。”
五十年前，我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哈尔滨开始上街去找工作。我先去省农业展览馆，后去《哈尔滨日报》两家都同意要我。
我又找到《黑龙江日报》去毛遂自荐，到省报社后，人事科赵科长与我面谈。她说从来没有不看档案就先要人的，她问我档案里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告诉她关于越级上访电影局局长的事，她说这不算什么问题。然后，她出去了几分钟，带进来一位有一对长寿眉的老人，让我在他面前来回走一走，又让我在原地转一圈让他看一看。然后，老人与女科长一起离开，过了两三分钟，科长回来说同意接收我了。后来才知道，那位老人是总编辑赵扬。
他为什么要我来回走一走让他看一看呢？原来是当时报社已有4位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又高又瘦，另一位个头不高却特别胖，其余两位个子比较矮,人们戏称他们像当时一部捷克电影《盖克和丘克》中一对矮兄弟。据说有一年春节，美术编辑以这4位摄影记者为原型画了一幅贺年漫画，一高一胖和两个矮人，胸前都挂一个照相机，向读者恭贺新春，一时成为趣话。
赵总编一直认为《黑龙江日报》经常有采访外宾和省委领导活动的报道，他指示人事科要找一名高矮适中、五官端正的摄影记者。这次总编辑听说有大学生找上门来想当摄影记者，他亲自下楼看看是否符合他心目中的标准。
报到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两个决心：一是“决不老死黑龙江”，二是“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我被无端剥夺进京学英语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机会，决心要靠自我奋斗杀回北京去，决心此生不学英语也照样周游世界。这两个“决心”绝对属于鬼使神差的狂想之类的痴话。
陈小波：现在的年轻人参加工作不久就挑大梁，你们那时参加工作的青年人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李振盛：那时候的大学生被称为“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这种人好像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社会的，没完没了地接受锻炼和改造，时时刻刻“夹着尾巴做人”。领导动辄就找我谈话：“听群众反映你最近又翘尾巴了。”
我被分配搞暗房，为四位资深记者冲胶卷、放照片。时间一长会感到烦闷，于是在暗房里一边摸黑手冲胶卷，一边仰头哼唱歌曲，排忧解闷……后来，凡是报社有额外的社会工作都会派到我头上。先到派出所搞了三个月居民户口普查，随后在1964年10月又派我到阿城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陈小波：“四清”这场运动，据我所知留下的影像好像不太多，你拍了吗？
李振盛：我手头有上万张“四清”运动的底片。现在人们都知道，“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序幕。“四清”照片比“文革”照片更稀少。因为中央在农村开展“四清”是先搞试点，下令任何媒体不准派记者采访报道。而后来的“文革”则不同了，只要你有照相机，就可以拍照。
开始时，我私自带一台相机，有时偷偷拍点照片，后来被社教总团抽调到县城里去搞社教成果展览馆，可以公开照相了。这一来，我积累了上万张“四清”运动的照片。第一期社教结束后，报社的社教工作队党支部说我“整天背着相机到处照相，没有与贫下中农很好地三同四清”，接着又派我到巴彦县去参加第二期社教，1966年3月才回到报社。不到两个月，文化大革命在5月份爆发了。
陈小波：你说自己的个性是“敢于向强者挑战，绝不向弱者示威”。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李振盛：我一生经历过很多坎坷，总是在逆境中拼搏奋斗，这其中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客观的诸多因素。许多际遇与蜕变总会有其因果缘由。其实，所谓的人生逆境，往往是一个蕴含希冀的开端，充满了人生的变数，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就会到来一样。
几十年后，当人们看这些成千上万张“文革”的真实画面，它们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与我的叛逆性格不无关系。我始终坚信依靠个人奋斗可以取得自我成功，我从不向命运低头。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留下这些真实的历史碎片。
陈小波：每次逆境到来时，你怎样对待？
李振盛：常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人生道路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狭路”，有为者应当勇敢地去面对逆境，只有闯过狭路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一方绿地。我向来认为，看一个人的实力与能量，不是看他在顺境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中反弹得有多高。
▲ 1975年7月23日，五万农民观看《白毛女》。
我欢呼歌颂过“文革”，也记录了“文革”
陈小波：“文革”年代，你拍到了许许多多的“决定性瞬间”。你拍摄时意识到这些照片会成为历史见证吗？
李振盛：“文革”爆发时，我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相信毛泽东所说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后来，伟大领袖又说，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因此，像我这样未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年轻人都觉得，我们很幸运，才二十几岁, 这辈子能赶上好几次这样的大革命呢。当时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长起来的，谁不愿意把自己“百炼成钢”啊。
说实话，我当年好像是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应当把我亲历的这些场景记录下来，相信将来会有用的。但究竟会有什么用，心里并不十分清楚。当时我只是意识到，应当将这个动乱时代完整记录下来。我并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我自己，或是为了将来。我只知道照相机是最好的记录工具，我拍“正面”照片在报纸上发表，“负面”照片偷偷拍了藏起来。我冒着风险拍摄并保存了近十万张“文革”底片。
陈小波：你当时的身份是什么？你是怎样获得那些拍摄机会的？
李振盛：我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文革”之初，社会上天天都在召开造反点火大会，满大街都是游行队伍，记者去拍照是不受欢迎的。因为红卫兵以为省报的摄影记者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搜集整群众的“黑材料”，交给省委用于秋后算账的。凡是有人拍照，准有人上前盘问，如果你亮出省报记者证会更糟糕，轻者把胶卷拉出来曝光，重者会把人拉到台前示众。我首次经历这种遭遇是1966年8月21日，那天哈工大造反团第一次集会批斗省委书记，我们4名摄影记者前去采访，在操场上刚举起相机拍照，就被红卫兵认出是省报记者，立即把我们揪到台前示众，老组长张戈被揪到台上批斗，我等3人站在台下挨批，后来趁会场上一时混乱收起相机逃跑了。自那次惊魂之后，那4名资深记者再也不愿出去采访红卫兵活动了，那时报纸上已经不署名了，不管谁拍的照片一律署名“本报记者摄”，凡是有这类他们不愿去的采访任务，都会派到我这个“小字辈”记者头上。
陈小波：你戴上红袖标采访红卫兵造反集会，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振盛：在一些造反集会场合，我注意到那些佩戴红卫兵袖标的人能自由拍照，因此我很想有一个红袖标。“文革”开始后，报社成立了不少造反组织，其中编辑部成立了 “红色造反总队”，印刷厂成立了“赤卫队”和“红色造反团”。我要求加入编辑部的“红色造反总队”，他们说我偏于“保守”。我又要求加入印刷厂的“造反团”，他们说只要产业工人，不要“臭老九”。我知道，必须设法弄一个红袖标才能方便摄影采访。摄影组组长张戈和副组长于敏都戴上了“红色造反总队”袖标，我对他们说，你们要么让我也加入“红色造反总队”有个红袖标，要么就临时借红袖标给我戴着出去采访，回来再还给你们。他们说，派活给你这是行政关系，袖标是组织上的事，只有加入了才能发给红袖标。
后来，印刷厂有一好心人借给我一个“赤卫队”红袖标，我出去采访临时戴上，回报社之前摘下来。总是偷偷摸摸借用袖标终究不是办法，我想何不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呢？我串联编辑部七名根红苗正的青年人成立了“红色青年战斗队”，推选我当队长，第一项任务是上街去印制“红卫兵”袖标。自此，我戴着它便能顺利地拍照了。
▲ 戴着临时借来的红袖标的自拍照李振盛
陈小波：你发起成立的这个“红色青年战斗队”算是造反派吗？
李振盛：“文革”初期所有的群众造反组织，都自我标榜是造反派，也都在攻击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是保守派。那时想要搞跨哪个组织，最有效的利器就是说他们是保守派。
我认为，任何人都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历史，不管自己做了什么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要以反思的心态去回首往事，不拔高、不回避、不掩饰、不推诿，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
陈小波：文革期间，中国拿相机的摄影者少说也有几千个，但不是所有的摄影者都留下你那么多“文革”照片。
李振盛：那时几乎天天都派我到乱哄哄的广场、街道去拍红卫兵集会游行活动，“文革”十年里积累了大约近10万张底片。那时，报社每月发给每位摄影记者15 个135胶卷，20个120胶卷。凡见报4幅照片，还能再领一个135胶卷或两个120胶卷。我首先要拍“有用”的“正面”照片发稿，同时还要拍那些“没有用”的“负面”照片，胶卷消耗量自然会比别人多。因此，就要尽力减少片比，增加发稿量。有时，我在家里站在镜子前边，模拟呼喊口号，观察张嘴的口型。我注意到，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型是张开的，而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型则是闭着的。凡是拍到只举拳头而闭着嘴的照片是不能见报的，尤其夜间拍摄大街上散发报纸号外传单的照片时，群众围在卡车旁边争抢号外传单，却看不到他们喊口号。我站在车上带头呼喊会张开嘴巴的口号，用闪光灯能抓拍人们边挥舞传单边喊口号的照片，有时拍一张底片，就能见报一张照片。这样会“赚回”七八张底片呢。
▲ 1967年，松花江举办群众性游泳活动。游泳者水中高呼口号。
▲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主席第五次检阅150万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把见到毛主席的“最最幸福的时刻”记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
黑白胶片，拍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
是墨，是血，还是泪
陈小波：请谈谈你在“文革”中几次重要的拍摄？
李振盛：应当说，我当年拍摄“文革”照片留下难忘记忆的例子很多，只能选其中的一两个例子来说了。“文革”初期，哈尔滨和全国各地一样，天天都有造反派的集会和游行，广场坐满了人群,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破四旧”运动更激起大专院校造反派的疯狂，红卫兵洗劫北方名寺——极乐寺，毁坏珍贵文物，砸碎佛像，烧毁经书，逼迫和尚扯起“什么佛经，尽放狗屁”标语当街示众，自辱门楣。当时在场有好几位摄影师，《东北林业报》资深记者张靖为了拍和尚低头认罪的照片而想让他们放下横幅，并试图将横幅从他们手中打掉。我赶紧说，等我拍完扯标语的照片，你再拍低头的也不迟。我学过电影摄影，深知人的面部表情是最具表现力的，在和尚抬头目视前方的时刻我摁下快门。而后老张拍了和尚放下标语垂手低头的姿势。
▲ 1966年8月24日，捣毁寺庙斗和尚。
说来有趣，1987年底我的20幅“文革”组照在“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获大奖，当年与我一起拍照的张靖已升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常务副主席，他到北京开会时对我说，记得咱们一起拍批斗和尚照片的，怎么我没有和尚扯标语的那张照片呢？我说，你当年一心想拍和尚低头认罪，还上前去把标语打了一巴掌，幸亏你手下留情，把“屁”字打碎了却没有打掉。如果缺了“屁”字，这条标语就会被误读了。
再举一例，我永远难忘拍摄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情景。几十万人聚集在人民体育场（“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兵广场”）集会,红卫兵押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到台上挨斗, 发言的人在逐一揭发他们的所谓罪行。
这时，一名省委机关的年青人悄悄告诉我，今天要当场揪斗任仲夷，批斗方式是预先策划好的，要让人感到好像是临时发生的。一个红卫兵在揭发“黑省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时，突然点到任仲夷的名字，事先安排的一伙人立即高呼口号：“把黑帮分子任仲夷揪出来!”两个壮汉将任仲夷揪到台上，会场响起一片愤怒的口号声。早准备好了一盆墨水、一张折叠椅，在大牌子和高帽子上面写着的“黑帮分子任仲夷”。根据批斗会的程序，被批斗者先是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然后用墨水抹黑脸，再站在椅子上示众。木制折叠椅很难让人站稳，稍有不慎就会栽倒。给任仲夷先戴上一米多长的高帽子时，因帽口太小而撑破了，他们在高帽子后面拴一根绳子，逼迫任仲夷把双手背起来抓紧绳子拉住。
红卫兵端过来一盆臭烘烘的墨汁，逼迫任仲夷自己动手抹黑脸，他两只手指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脸上抹，或许觉得任仲夷涂抹的样子远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使劲一抖，墨汁顺着任仲夷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又一个红卫兵，拿起一支毛笔饱蘸墨汁，在他的白衬衫上写“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过瘾，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从他后脖颈子灌进去，只见墨汁穿过腰间，又顺着双腿流到脚下，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的墨痕。我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拍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墨，是血，还是泪。
▲ 1966年8月26日，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
陈小波：你拍摄的“文革”惨烈事件还有枪毙犯人的那组照片。那是怎么拍摄到的呢？
李振盛：我有两次到刑场拍照的经历。一次是1968年4月5日清明节，我拍摄枪毙七男一女的照片。另一次1980年2月28日，我拍了当时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被处决的照片，记录她从审判大会到刑场枪决的全过程。
处决七男一女的照片中，那个女人与情夫合谋杀害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属于“普通”刑事犯。另外，有两人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技术员巫炳源和王永增，因散发并张贴他们油印的《向北方》小报，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指控“向北方”就是“一心向往北方的苏修”。巫炳源在宣判大会上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仰天长叹，大吼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眼睛。从宣判会场到游街示众，最后到刑场枪毙，一直都没有再睁开眼睛。
刑场照片是绝对不允许见报的，我是背着报社领导又一次去拍“没有用”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血腥场面，气氛极为恐怖。但我还是拍了特写镜头，莱卡-M3只安了一个35毫米广角镜头，要靠得很近才能拍到特写。我看到满地的鲜血和脑浆，还能闻到极剌鼻的血腥气味。在随后的半年里，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面孔，每次在食堂看到一种原先我很愿吃的东北菜——血豆腐，就感到恶心，想呕吐。
陈小波：在暗房里制作这些照片的情形，现在还能记得起来吗？
李振盛：当然记得啦。我在暗室昏暗红灯下放大照片，看到恐怖的影像渐渐显影时，我会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拍这些照片是要记录这一事件，要让社会及你们的后人知道，你们蒙受了天大的冤枉！”应该说，我兑现了对他们的承诺。四十年后，巫炳源子女和孙子从网上看到我拍的这组刑场纪实照片，他们特地留言感谢我。
为政治需要而修改新闻照片
陈小波：六七十年代，中国媒体的摄影师都有修改新闻照片的经历。你修改过吗？
李振盛：当时，修改新闻照片完全是为了适应政治需要。由开始的迫于无奈，渐渐发展成为自觉行为。仅举两例来说吧，1966年8月12日，我在省委大楼门前拍了一张群众欢呼游行的照片，画面里有三处严重“政治错误”：一是群众挥舞小旗子把“最高指示”的两个字遮挡了，不修改会被扣上“恶毒篡改最高指示”；二是群众振臂呼口号的拳头重叠在后边的毛主席像上，不修掉就像是“拳打毛主席”；三是群众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相框，在黑白照片中成为黑框，不修掉就会成为“恶毒诅咒毛主席”的严重罪行。为了让这张照片能发稿，我赶紧用广告粉修整，最终见报了。幸亏我读中学时曾在大连群艺馆业余学习了三年绘画，修整照片时把绘画的本领都派上用场了。
1969年冬天，我在柳河五七干校拍了一张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学毛著的照片，背景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由于焦点对准主体人物，致使背景的毛泽东像虚化了。审稿时，工宣队女队长说，“毛主席像怎么能虚呢？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我找一张清晰的毛主席像贴上去，这样才通过了。
为了修改新闻照片的需要，在我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毛泽东像，专门用于修改新闻照片。我所保存的当年经过修改的原始照片，现在被称为是文物级照片了，在我的环球影展中与未修改的原片对照展出，也成为我对新闻摄影道德反思与忏悔的例证。
▲ 地处北国的哈尔滨，每年国庆日已是初冬时节，少年儿童身穿毛衣高举毛泽东主席像参加1968年国庆游行。
荒唐岁月，噩梦一场
陈小波：“文革”不久，你由报社革委会常委的身份到后来成为被批斗和抄家？
李振盛：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由红色造反者联合大夺权的省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有的省委和省政府。随后，哈军工等高校红卫兵接管了黑龙江日报社，他们支持我们“红色青年战斗队”和“工人红色造反团”，在报社成立了革委会，6名常委成员中有一名司机、两名大学红卫兵、两名编辑和我。哈军工红卫兵担任革委会主任，分工时曾让我当副主任，我怕影响外出拍照，主动选择当办公室主任。这样我从一名普通摄影记者成为革委会成员之一。
4月，省革委会派4名解放军代表到报社，并任命军代表当革委会主任。报社按照军队体制设立了编辑、政治、生产三个勤务班。 我作为常委兼办公室主任，试图以人性化方式处理事务性工作。例如，曾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罗姓职工，“文革”时在“牛棚”里劳动改造，一天他到办公室来找我，请求开具一份证明他是报社职工的介绍信，他妻子凭此信可找一份为街道办事处烧开水的临时工作，每月挣18元钱补贴家用。我让王秘书给他开介绍信，老罗看到他姓名后边的括号里写着“摘帽右派”，他哭丧着脸又来找我，他说如果写明这一点，他妻子就无法找到这份工作了。我立即将这几个字划掉，要求秘书重写。一年后，在我遭到“支左小将”批判时，这位秘书揭发我划掉“摘帽右派”是不坚持原则。
讲述以上故事，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崇高，我只是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而已。在“文革”最初一年多时间里，我的确当过造反派，但我从未打过人，反而是被别人打了；我没有抄过别人的家，却被人抄了我的家。
陈小波：我看过你自己的结婚照，其中有一幅照片新婚夫妇脖子上还挂着牌子。
李振盛：1968年1月6日晚上，报社为我和祖莹侠举行一场典型的革命婚礼。同事杨福栋按照当时挂牌子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模式策划了一个黑色幽默，在我们俩脖子上挂了牌子，红纸牌子上写着黄色字“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
▲ 1968年1月6日，黑龙江日报社记者李振盛与编辑祖莹侠举行简朴婚礼，报社同事突然为他们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牌子。
我当革委会常委一年之后的1968年4月间，黑龙江政治风向突变，省委书记潘复生在全省发动“反右倾”运动，我在这场运动中被打倒了。国庆节后，报社楼道里贴满摘抄我日记的批判大字报大字报：“打倒李振盛！粉碎地下黑司令部！”12月26日晚上，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师生”组织批斗大会，我被押到台前，被迫弯腰低头，揭发我“反三红的罪行”，批判我日记里写的“决不老死黑龙江”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的狂言。在300多名职工面前被批斗6个多小时，主持批斗会的青年教师陈延政带头高呼：“打倒李振盛，迎接光辉灿烂的1969年！”我记得当时在想：“怎么会呢？难道不打倒李振盛，新的一年就不会来到了吗？”
从被批斗那天开始，彻底停止我的常委资格。他们不允许我拍照片，我的照相机被拿走，让我到资料室一边剪贴报纸，一边彻底交待“罪行”。
我手头保留的一张照片，令我感触良多。报社编辑部最早成立的“红色造反总队”头头是年轻有为的工业部记者梁树棠，我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文革”前我们还一起采访过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与王铁人一起拍合影。但是，当我发起成立“红色青年战斗队”之后，我们两个朋友在政治观点上开始对立起来，互相攻击对方是“保守派”。哈军工红卫兵接管报社以后，把“红色造反总队”定为“保守组织”被打垮并解散了，梁树棠被迫在我主持的全社大会上揭发站在旁边低头挨批斗的“黑后台”——总编室副主任范昌武。这幅照片记录下了这一情景。时隔一年之后，我又被在报社“支左小将”押到同一场合批斗，大会主持人陈延政就坐在我曾经坐过的位子上，而我则弯腰低头站在那名“黑后台”曾经站过的地方。
“文革”后，梁树棠先生调到新华社云南分社工作。30多年后，我们俩又都来到美国，笑谈起那一段荒唐岁月，好像是昨天的一场噩梦。
▲ 这张照片是李振盛和女友唯一的一张合影。当时的人们在情感上非常含蓄，女友说没有结婚就不能合影，李振盛于是哄骗女友，要给她拍一张照镜子的照片借机将自己也放进了构图当中。
底片埋藏地板底下躲过一劫
陈小波：“文革”中，因为种种原因，许多摄影记者都不被允许拍摄红卫兵组织的造反集会和游行活动。也曾有人拍到了“文革”照片，但没有保留下来，这些底片最后的命运是被毁掉。你的那些照片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
李振盛：“文革”期间，一律不许新闻记者拍摄所谓的“负面”照片，那些打砸抢、批斗游街、戴高帽子以及刑场处决等等都是“负面”的，都属于“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后期，省革委会宣传组和大学红卫兵曾多次下令，要求摄影记者交出所有的“负面”底片。很多人听从命令上交了底片，结果都被烧毁了。
我一向是自己冲洗底片并印放照片，每次都注意把“负面”内容的底片先剪下来，存放在资料柜的暗藏隔层里。有时被同事看到我拍这些“没有用”的照片，有人会向领导打小报告，说我浪费公家胶卷拍报纸不用的照片。
1968年秋天，我预感到自己将要被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师生”打倒，便开始悄悄将“负面”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我把家里地板锯开一个像书本大小的洞口，当时没有塑料布，只好用黄油布将底片和西班牙画家戈雅《裸体的玛哈》邮票及有袁世凯、蒋介石头像的两块银元等犯忌物品包好，埋藏在地板底下，盖好洞口再用一头沉书桌压在上面。1968年12月26日晚，我在全社大会上被批斗6个多小时之后已是第二天凌晨，由“支左小将”王文盛带领几个人押着我，连夜去抄我的家，那时我的妻子正在家休产假，他们抄走了十几本集邮册和像册，还有私人通信等等，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没有被发现，终于躲过一劫。
1969年秋天，我和妻子祖莹侠都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临行前我想到万一我们遭遇生命意外，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将永远无人知晓了。我们夫妇俩商量要托付给一位绝对可靠的人，最后找来曾与我们一起在农村搞“四清”的李明达，搬开桌子掀开木板，让他看地板下面那一包底片。我像刘备托孤似的对他说：“明达兄，万一我们俩出事了，请你设法把这些记录历史的底片取走保存好，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用的。”他神情凝重地接受了我们的托付。“文革”后，李明达升任黑龙江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老实厚道的他对我当年“托孤”一事始终守口如瓶。直到28年后的2006年5月，日本NHK电视台跟随我到哈尔滨采访“文革”老照片主人公时，李明达才第一次面对镜头说出这个秘密。
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年后，赶上落实干部政策，我们又回到报社重操旧业。我把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取出来锁在一个柜子里。1982年举家南迁北京，后来又搬过几回家，每次都丢弃一些东西，但这十万张底片一直完好地保存下来。
▲ 李振盛当时的见报照片剪贴簿
陈小波：我知道，你保留下来的不仅是照片，还有其他物品，有你在国外影展中展出的30多年前你任职的《黑龙江日报》的10多个完整版面的照片。此外，还用4个大玻璃柜展出你当年使用过的许多实物：黑龙江日报社在“文革”中颁发的印有“最高指示”的两个《记者证》，由毛泽东手书的“红色新闻兵”和“红卫兵”的红袖标，你保存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宝书”，下放柳河五七干校时所填写的“五七战士”登记表，采访毛泽东主席逝世追悼大会时佩戴的白布黑字记者条，为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而改头换面的新闻照片原件，你任摄影记者20年所发表照片的剪报本……据称这些“文物”成为参观者极感兴趣的“聚焦展品”。人们对你能够细心地将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却完好保存下来表示惊讶，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却又令人敬佩的事情。
李振盛：我算是一个有心人吧，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丢弃，包括我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的笔记和摄影作业等等，它们都是我从影的见证。这只是一个习惯而已，没有什么值得“不可思议”和“令人敬佩”的。我当年保存这些东西只是为了一种难以忘却的纪念。
陈小波：你一共存了关于“文革”的多少照片？
李振盛：十年浩劫期间，我拍摄并保存了近10万张历史见证照片。
▲ 1965年4月28日，黑龙江省阿城县群众欢送知青上山下乡。
“红色新闻兵”走向世界
陈小波：1987年12月，你的20幅“文革”系列专题照片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在“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荣获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我们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地看到这样真实的“文革”照片。那你的“文革”照片是通过什么渠道被世界认可？
李振盛：我的“文革”组照获得“艰巨历程”大奖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随后，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编辑《中国新闻摄影50年》大型出国展，其中“文革”十年主要是我的作品。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通过上述途径得知：中国有个李振盛拍了一批“文革”图片。
1988年秋天，应中国当代摄影学会邀请，普雷基率领一干人马到北京举办首届国际新闻摄影周，他向主办人杨绍明提出想要见见李振盛，并要求看看我的“文革”照片。当时他只看到60幅八英寸样片，他感到十分震惊，并表示要与我合作。转年赶上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此事便搁置下来。同年10月，我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访问讲学。1999年末，由在联合国工作的江融从中联络沟通，使我与普雷基在纽约重逢了，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我的作品被普雷基签约作为全球总代理，从此开始走向世界。
陈小波：随后，普雷基为你编辑了《红色新闻兵》，这本还被评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
李振盛：从1999年末开始，联系图片社组成一个编辑小组，五名成员是普雷基、李振盛、雅克、江融及我女儿笑冰，大家共同合作长达三年多时间，普雷基从我的3万多张底片中挑选出285张图片编辑《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历程》，这本画册采用图片编年史方式讲述我所亲历的事件和故事。普雷基在画册的前言中写道：“我们首先与李振盛一起确定相应的编辑原则与线索：任何图片均不重新剪裁，以便使观赏者不仅能够与拍摄者的观察同步，也能反映出胶片真实的记录。与此同时，图片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以便增强历史过程感。”
陈小波：《红色新闻兵》书中的文字部分怎样完成的？
李振盛：书中文字是我口述的自传体回忆录。由美国作家诗人、记者雅克•蒙纳什在3年里对我作长达200多个小时的访谈，由江融协助翻译，录制了几十盘录音带，雅克用英文撰写了3万多字的长篇访谈文章。
陈小波：近年来，你的“文革”摄影展在世界很多国家巡展。
李振盛：2003年6月，我的环球摄影展览首先由法国政府文化部主办，以《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为题，在巴黎摄影历史博物馆首展109天。随后陆续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国、德国、荷兰、墨西哥、美国、葡萄牙等国家的40多座城市巡回展出，展期大多都是两个月或三个月，其中在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三地的参观人数均超过10万人，欧美观众数已远远超过100万人。国际主流媒体对此多有报道。按普雷基的策展计划大约需要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在五大洲的巡展。
陈小波：2003年7月10日，世界摄影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看过《红色新闻兵》画册，对你的纪实摄影作品给予了这样评价：“李振盛的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图像文献资料，书中的照片和故事看后令人激动……”
李振盛：2003年6月下旬，在巴黎出席我的摄影展开幕期间，我多年来所景仰的世界摄影界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看过《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此为《红色新闻兵》法文版的书名)，盛情邀请我与他会面。布列松认为我跟他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破例让我为他拍照并合影。
我最初接触布列松的摄影理论及其作品，是1960年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期间，当年8月中国文化界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内部展览《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其中把布列松当成主要批判对象，他的13幅代表作品均遭到批判，其中有9幅是1958年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拍摄反映“大跃进”的照片，全部都成了“反面教材”。
我至今仍然完好保存50年前北京这个展览会长达16页的摘记，记录的是批判布列松的原始材料。当年，我们全校特别是摄影系的师生，在公开场合都要故作姿态地狠批布列松，我私下对他的作品构图及其“决定性瞬间”摄影理论十分欣赏。在我此后20年的记者生涯中，我默默地实践他的摄影理论，并以他为我心目中的导师。
陈小波：美国《读者文摘》向来只采用文字加图画的方式报道，除广告之外从不刊登照片，但他们对你作专访报道，破天荒地首次采用文字加图片的方式报道了你的故事。
李振盛：《纽约时报》著名摄影文化评论家薇姬•戈德堡（Vioki Goldoerg）2003年采访我时说，《读者文摘》特约她撰写对我的访谈稿，她说拥有一千万读者群的这家杂志，首次报道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人艺术家的故事，同时，也打破了该杂志向来不用照片的惯例，第一次在发表这篇专访时采用了我的自拍像和多幅摄影作品。
《红色新闻兵》在国际间反响强烈，《美国摄影》杂志总编辑大卫•舍诺尔(David Schonauer)在2004年第一期公布“世界最佳摄影画册”评选结果时撰文称，“2003年是全世界的摄影画册丰收年，中国摄影家首次入选并名列纪实摄影画册榜首”。他说《红色新闻兵》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摄影画册之一，它成为20世纪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同年4月，此书又获得美国外国记者俱乐部第65届“欧利维尔•罗博奖——最佳摄影报道奖”。
陈小波：你一直在国外讲演，我想知道你讲演时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李振盛：现在，我每到一个国家或城市去出席影展开幕式，总是程式化的三步曲：出席开幕酒会，接受媒体访谈，应邀到大学作演讲。演讲内容是讲述我所拍摄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我所闻所见的人与事。每次演讲会上令我最兴奋的时刻是提问阶段，西方听众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令我感动，他们也与我一样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应当重演，他们的思维是非常活跃的，常常提出许多让我受到启发的问题。
当然，在演讲中也对亲历过的历史作反思，对当年的愚昧行为作坦诚的忏悔，比如：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为了适应政治需要，我多次主动修改新闻照片，这些违背新闻职业操守的事情，都是搞新闻摄影之大忌。
陈小波：在法国巴黎一所医院的“图书朗读会”上，你的作品还成为为病人“疗伤”的一剂良药。
李振盛：2004年初，普雷基告诉我，巴黎一家大医院的图书馆每个月为病人举办一次优秀图书朗读会，这是一家专门治疗车祸和遗传病的医院，病人来自世界各国。医院采取朗读图书的方式为病人疗伤，增强战胜伤痛的勇气。普雷基说，医院图书馆馆长已经选中了法文版《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等到我再次赴欧洲其他国家路过巴黎时，这家医院会邀请我去参加这场朗读疗伤活动。
这年11月底，我飞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出席影展开幕式，返程时在巴黎多住几天。12月13日晚，这家医院举办我的图书朗读会，普雷基亲率联系图片社巴黎编辑部人员与我同车前往。汽车直接开到医院图书馆门前，馆长与一位青年女演员迎接我们进入图书馆，朗读会场挤满几十个坐轮椅的伤病员，四周书架和墙上挂满几十幅我的作品。这里没有演讲台，大家围坐在一起，馆长简短介绍我之后，那位女演员开始朗读我书中五个章节的摘录，每每读到欢快处她会爽朗大笑，读到悲伤处她时而拭泪，伤病员的表情也跟随她的情感在变化。在法国她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话剧演员，经常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每个月定期到这家医院义务为伤病员朗读。馆长说，他们每年从法文版图书中挑选12册，凡是被列为优秀朗读图书的都会购进几十册，分发到各病区由义工念给卧床的重病号听。在伤病员基本熟悉了图书内容之后，再邀请作者来医院与病人见面，作演讲并回答提问。这项读书活动已有20年历史了，据说对车祸伤病员及遗传疾病的疗伤有明显效果，欧洲其他国家医院也在仿效这种做法。
首次亲历这次疗伤朗读会，我感到既兴奋激动又新鲜奇特，第一次感悟到摄影图书的另一种社会功能。
▲ 下水前，健儿们先诵读一遍“毛主席语录”，以免在水中“迷失方向”。
▲ 1966年4月25日，哈尔滨，民兵
面对质疑，我心无愧
陈小波：但也是因为“文革”照片，你也被无数次怀疑当时的摄影动机。当你遇到这些怀疑的声音时，如何回答和面对？
李振盛：是的，这类杂音我听到不少，实在不值一驳。面对质疑，我心无愧。君不见，凡有人获得成功，准会遭遇酸话、谩骂、攻击。靠骂别人沽名钓誉，已成一股歪风邪气。恶意骂人者，应以人性和道德自我拷问：良心何在？须知，人是骂不倒的。凡是倒下的人，都是被自己打倒的。
陈小波：国内有人说你因为“文革”照片而在国际上“一鸣惊人”和“红得发紫”，你当年有这种预见性吗？
李振盛：当年，绝对没有这种预见。自我的《红色新闻兵》以英、法、德、意、西、日6种文字出版以后，自我的环球影展在世界各国巡展以来观众远超百万人，这证明我的图书和影展确实在国际间引起轰动效应。毫无疑问，我的作品走向了世界，我李振盛在国际上成功了，也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和红得发紫”吧。想当年，我曾努力争取“又红又专”，但始终被批评是“只专不红”，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现在人老了，反而说我“红”了，还“红得发紫”，呵呵。
陈小波：你在和普雷基合作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李振盛：你这个问题要是细说的话，恐怕作一场演讲也说不完。简而言之，普雷基所表现的那种敬业精神和认真态度，是我几十年来在中国从没有见过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他为了编辑我的《红色新闻兵》画册和环球影展，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的图书，他把我3万多张底片一张一张地反复看了5遍，加起来就是看了15万次，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他每看一次会在底片袋上贴一个红蓝黄不同的标记，每一次都在找寻新感觉。我坐在他旁边陪着却有痛苦之感，在异国他乡编辑一本画册和一个影展，竟然花费了三年多时间还看不到具体成果，我能不着急吗？普雷基看出我的急躁情绪，他劝我不要着急，还说“我们是在编辑一本一百年、二百年后还有人在读的好书，策划一个会让世界震惊的摄影展览”。我心想他是在“忽悠”吧。中国的编辑有谁会去想一百年、二百年后有没有人在读自己编的书？中国的策展人有谁策划的影展敢说会让世界震惊？
后来，英国菲顿(PHAIDON)出版社总裁史莱克曼到纽约与我商谈出版事宜，我借机说普雷基要编一本一百年、二百年后还有人在读的书。史莱克曼说，“错了……”我以得意的眼光看着普雷基，心想“让你忽悠我，这回你错了吧”。谁知这位总裁稍作停顿之后又说，“要是一百年、二百年有人看的书，我们是不会出的。我们出版的书是三百年、五百年后还有人在读”。这时，普雷基兴奋起来了“我还说少了两三百年呢”……
咱们常说，编辑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一向被认为还算是一个挺敬业挺认真的人，但与普雷基的敬业与认真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陈小波：你以争强好胜的性格以及卓绝的记录改变了人生。
李振盛：几十年来，我在逆境中艰苦卓绝地自我奋斗，最终证明我是争到“强”了，也得到所好的“胜”。对我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是无悔的。
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就历史而言，唯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名族，方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
采访时间：2006年—2008年
采访地点：北京—美国
▲ 1966年10月1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国庆节，小学生们扛着木制扎枪参加游行。
以上内容来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网络。如需转载请微信后台联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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