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新著先睹⑰|杨国荣：从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看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

栏口词

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18期，汇聚了23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各科领军人物。栏目“嘉宾新著先睹”，选取部分学者、嘉宾，刊发他们2017年内新著的序和精彩摘要，展示学者们在各自领域中的最新研究，凸显丰富多彩的学术成果和文化自信。栏目从2017年10月16日起至2018年春节。

今分享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杨国荣（文汇讲堂第96期嘉宾）著作《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这是一本学术论集，编选了作者自1990年代至2015年左右的主要学术思考，聚焦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四个面向。本期摘编了有关如何在中西对话中丰富中国哲学，并让其具有世界维度的部分。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杨国荣学术论集》杨国荣著，孔学堂书局出版，郭齐勇主编、责编姚云凤、栗启程 2016年10月，定价58元 

自序

25年间的中国哲学思考

本论集收入了我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论文及相关论著的部分章节，这些论文和论著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最初十五年之间。

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是就广义而言。自金岳霖以后，人们往往趋向于区分所谓“中国的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事实上，两者很难判然相分。任何一种哲学的形态，都既具有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也蕴含其独特的个性特点，如果说，“在中国的哲学”中的“哲学”体现了哲学的普遍性品格，那么，“中国的哲学”中的“哲学”则突显了哲学的个性特点，而广义的中国哲学则同时包含以上二重规定。

从内容上看，论集所收文著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哲学观与哲学史观。何为哲学？何为中国哲学？如何做中国哲学？这是反思中国哲学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性与天道为指向，中国哲学既展现了哲学之为智慧追求的普遍品格，也内含自身的个性特点。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不仅是既成之“史”，而且也是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中国哲学的这种性质，同时规定了做中国哲学的方式。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既应当避免没有历史的哲学，也应该避免没有哲学的历史。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收入了杨国荣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论文及相关论著的部分章节

论集的第二部分以中国古典哲学为考察对象。在中国哲学的历史演进中，儒家与道家逐渐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干，所谓儒道互补，也有见于此。通过对儒道奠基性文本的诠释，论集探讨了儒道对人、天（自然）、道以及人禽之辩、天人关系等根本性问题的不同理解，阐释了这些理解所内含的多重意蕴。在魏晋玄学中，儒道相分而又相融，论集中的相关论文分析了这种独特的思想景观。至宋明时期，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论集以心物之辩为主题，对此作了具体的历史考察。中国古典哲学包含深沉而多方面的内容，本书所涉及的以上论题，只是从若干侧面折射了我在相关领域所作的研究。

中国近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风格以及形态上既有历史的承继性，又呈现出多方面的差异。传统的天道观在近代开始与本体论、宇宙论相关联，人道观则具体地展开为伦理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论域，传统意义上的知行之辩，开始走向现代意义上的认识论，名实之辩则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学，如此等等。哲学论域的不断分化和哲学逐渐走向近现代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往往呈交错的形态。论集的第三部分既以概览的形式，考察了中国近代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演进过程，也以金岳霖和冯契的思想为对象，作了个案性的研究。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系统，冯契的“智慧说”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上承了中国哲学的智慧历程，并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哲学在智慧之思上的绵绵相继。从更广的意义说，现代中国哲学既从新的层面上回到了智慧，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智慧的沉思。

作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中国哲学本质上展开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同于已完成的系统。从历史上看，每一时代的创造性的思维成果，都不断地融入中国哲学之中，并构成了其新的内容，这一过程并没有终结，它在今天依然在延续：与历史上的哲学沉思一样，当代的哲学思考也构成了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论集的第四部分收入了我在哲学理论方面的若干思考，其内容包括《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以及《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四部著作的导论。

杨国荣的哲学著作《道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

前三书构成了我所提出的“具体的形上学”的主干：《道论》着重从本体论方面阐释具体的形上学，《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以道德形上学为侧重之点，《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则主要关注于意义领域的形上之维，三者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其共同的旨趣，则是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形上学在宽泛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存在的理论，然而，对存在的理解和把握如果离开了人自身的知与行，便难以避免思辨的走向。另一方面，对实践过程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于现象的层面，同样无法真切地把握其具体意义。在这里，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既表现为以实践哲学扬弃对存在把握的思辨性，也展开为以形上之思超越对实践理解的外在性。

在此意义上，以实践哲学为论域的《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可以视为“具体的形上学”的进一步展开。从中国哲学具有生成性这一视域看，《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以及《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所讨论的内容，则可归入今天依然处于生成过程中的中国哲学。

（李念编辑于《自序》并标题）

2015年，郁振华、陈卫平、杨国荣、顾红亮（从左至右）做客第96期文汇讲堂，共话冯契其人其学

正文精选

在“学无中西”中理解中国哲学

这一部分涉及哲学观与哲学史观。何为哲学？何为中国哲学？如何做中国哲学？这是反思中国哲学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性与天道为指向，中国哲学既展现了哲学之为智慧追求的普遍品格，也内含自身的个性特点。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不仅是既成之“史”，而且也是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中国哲学的这种性质，同时规定了做中国哲学的方式。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既应当避免没有历史的哲学，也应该避免没有哲学的历史。

理解作为现代学科意义的哲学的中国哲学的两重背景

从“哲学”的视域理解中国哲学，有其历史的背景，后者可以从中西两个具体的角度加以考察。从西方哲学的视域看，自黑格尔始，西方主流哲学对中国哲学便视之甚低。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提到中国哲学，但并未把中国哲学纳入他所理解的哲学之列。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的哲学家”，但他的思想只是一些“常识道德”，“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易经》虽然涉及抽象的思想，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黑格尔之后，主流的西方哲学似乎沿袭了对中国哲学的如上理解，在重要的西方哲学家那里，中国哲学基本上没有进入其视野。

另一方面，自哲学作为学科在中国现代形成之后，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便存在不同看法。晚近以来，中国哲学是否为“哲学”进而成为有争议的问题。这里可以简要地提及所谓“以中释中”之说。“以中释中”的本来含义是以中国的学术或中国的学问来解释中国的学问，在“以中释中”的视野中，如果用“哲学”这样的范畴来讨论中国的学术和思想问题，便意味着将其西方化。从逻辑上看，这一主张所蕴含的前提是，“哲学”为西方所特有，从而，一旦运用“哲学”的概念、术语来分析中国的思想，便会使之失去本来的形态和内涵。在比较极端的“以中释中”论那里，同时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把哲学还原为哲学史、把哲学史还原为思想史、把思想史又还原为学术史。这种还原的背后，内在地蕴含着关于中国哲学是否为现代学科意义上之哲学的质疑。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提到中国哲学，但并未把中国哲学纳入他所理解的哲学之列

以上两重背景，使如何理解中国哲学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佛学的中国化是理解中西哲学相遇相融的典例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西方哲学的东渐以及中国哲学对此的各种回应，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反观中国哲学历史演化的前提。

从历史上看，印度佛教传入后，一方面，魏晋时期佛学的玄学化，便可视为佛学中国化的一种形式或阶段，禅宗的出现则是佛教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佛教理论传入中国以后，相对于汉代哲学家对先秦经典的理解，宋明哲学家们对这些经典的诠释便有所不同，这与宋明哲学家具有佛教的传入这样一个背景无疑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近代的人文学科，是在西学东渐以后逐渐形成的：我们以“哲学”去指称历史上的某种观念形态，基本上是近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我们的学科分类常常用“子学（诸子学）”、“经学”、“理学”、“道学”等等。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观念，而是指这些观念在当时没有以近代以来“哲学”的概念、范畴来概括、阐释。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西学东渐以来一切西方的概念，那么，我们只能形成“子学史”、“经学史”、“道学史”等，而无法产生作为近代学科的哲学史；若要以“哲学史”去疏理历史上的哲学观念，那就无法割断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一方面在“哲学”的形态下回溯以往的哲学，另一方面又试图从中净化一切西方的概念、范畴，这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要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中国哲学，恐怕就只能回到先秦或秦汉时代，但这已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中国哲学。

西哲更注重形式化体系，可为中哲提供怎样的理论思考资源

从最一般的层面来看，哲学都涉及对存在问题的沉思，关于存在的沉思，中西哲学无疑存在某些差异。在西方哲学中，它常常以ontology为形式，其特点在于通过对“ being”（或希腊文on）的逻辑分析而展开的，而中国哲学对存在的考察首先是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而展开，两者提问的方式和解决问题方式确实有所不同。但不能因此而断言中国哲学没有关于存在的学说。

既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或相近的对象和问题，那么西方哲学就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参照的背景，从表现的形态来看，中国哲学尤其是传统哲学注重的是一种实质的体系。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旨，但不太重视从一个形式化的层面来建构一个演绎的系统，而西方哲学家除了有自己的宗旨外，还注重从形式的层面对命题进行逻辑的论证；我们在柏拉图（Plato）的对话中就不难看到这一点，尽管它常常以对话体的形式展开，但却有严密的论证系统。

不妨说，西方哲学比较注重形式化的体系；注重逻辑分析的现代分析哲学可以看作是对这一传统的充分发展。这种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中国哲学注重论证、分析的严密性、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理清我们的思路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以中国哲学发展所形成的思维成果也可以回应西方哲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现代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之间的两极对峙，更广意义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野等。

王国维的“学无中西”可以引向世界哲学的观念

事实上，随着西方哲学的东渐及中西哲学的相遇，中国哲学已开始获得世界性的维度。所谓世界性，包含两重涵义：一方面，中国哲学所积累的思维成果，可以为世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设性的理论资源，而它本身也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世界的意义；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其他哲学传统（首先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也将越来越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参照背景和视域，并在实质的层面与形式的层面使其不断取得新的形态，后者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生成性与开放性。

以上两重意义上的互动便可以视为世界哲学视域下展开智慧沉思的重要方面。在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这一哲学至今仍是很有意义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学无中西”就是要确立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并从世界哲学的角度，考察、定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这一哲学至今仍很有意义

从中西马对话来看哲学如何超越知识局限通向智慧之思

在西方的哲学界，除哲学史外，哲学的分支一般被区分为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等等；自20世纪的下半叶，在中国的哲学界，中、西、马在哲学领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已经成为一种本体论的事实。上述区分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我们今天的哲学思考提供了多重的理论资源。

如所周知，西方的主流哲学往往从宗教学或哲学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则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加以评判，而不愿或不十分愿意承认其哲学上的原创意义。可以说，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成果，基本上在西方主流哲学的视野之外。忽视多元的哲学智慧，似乎也导致了西方主流哲学的贫乏化、狭隘化。按其本来形态，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包含着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也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然而，作为哲学变革的产物，它又不同于主流的或正统的西方哲学，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创造性意蕴的哲学系统，在世界哲学的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近年来所提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也应当从上述角度去加以理解。

从更内在的层面看，哲学对话的真正意义涉及哲学究竟是什么，如何达到或回归哲学的真实形态等本原性的追问。作为智慧之思，哲学以性与天道为对象，并指向统一的、具体的存在。与智慧相对的是知识，它主要限于对存在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层面的把握。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彼此划界的背景之下，往往意味着将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降低为作为知识形态的哲学。这种状况的形成，从理论上看，和哲学本身的职业化、专业化，以及哲学家的专家化趋向，无疑有相当的关系，它在历史与逻辑双重意义上导致了哲学的知识化。以此为背景，所谓回到哲学的真实形态，也就是超越对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而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真形态。可以说，正是这种回归，构成了哲学对话的内在意义。

（李念摘编并标题于第一章《理解中国哲学》中的《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两节）

栏目嘉宾阵容（刊发不分先后、继续扩容中，颜色标注者已刊发）：

文化社科：赵启正、江晓原、谢宇、彭凯平、季卫东、杨燕迪、文军…

国际：苏格、俞新天、刘鸿武、杨剑、潘光、王义桅、冯绍雷…

历史：熊月之、苏智良、郭小凌…

哲学：冯俊、杨国荣、倪培民、吴新文、童世骏、顾红亮…

经济：权衡、陈宪、高帆  …

文学：孙甘露、汪涌豪、戴从容、蔡天新、罗岗 …

（感谢新著责编及所在各大出版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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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策划、编审|李念

微信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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