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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行纳粹礼,无知不代表豁免

2017-08-08 吴强 新京报书评周刊

“狂热-犯病”的怪圈,从历史上看,总是很难打破。曾几何时,公共气氛一热烈,便有少许人忘乎所以起来了,近期有中国游客在柏林的国会大厦前行纳粹礼,不仅迅速被逮捕,后续还面临德国警方的刑事控告。罪名是“使用非法组织标志”, 问候礼和旗帜、图形、制服、口号都在此列。


德国国会大厦。


这两位中国籍中年男子也许只是开玩笑开过了头,但他们好像忘了,五年前“915”西安的那位被U型锁砸瘫的男人至今还躺在医院病床上。他们也忘了,在中国,基本每一年,从官方到民间,都要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胜利。


社会记忆缺失只是狂热的一方面,各种无知也许才是当下各种五迷三道盛行的原因。这两位旅德游客可能既不知道德国的反纳粹法律,也厌恶各种政治正确,对反纳粹无感,也对身边发生的各种歧视无感。


但事实证明,无知不代表豁免。



文  |  吴强


是常识教育缺失吗?


就像多次发生的传销组织致人死亡事件,除了暴露出传销组织多么无良、杀熟,而且,令人惊诧的是,如此之多卷入传销的普通民众居然敢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从1640年英国人身保护令、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布《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所界定的人类社会基本准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社会最为基础的原则之一,居然在21世纪仍未能照亮每一个角落。

不少知识分子对类似现象总是痛心疾首,归咎为常识欠缺,甚至所谓“智商税”的问题。他们总是热衷把道德的偏见归因为智力低下问题,随时以智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种族达尔文主义和阶级歧视,幻想再度依靠常识启蒙来搞定现实问题。这不过是一种二阶鄙视。恰恰是这些人,效仿川普对各种政治正确嗤之以鼻,陷入了另一种狂热和无知之中。

这两位以身试法在德国国会大厦前行礼如纳粹的中国游客,在这意义上,大概也算是“反政治正确”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反对政治不正确并且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伦理,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逐渐转型、形成的新社会运动逐渐深入人心的结果,一个温和左翼的进步主义价值体系随着各种具体的对政治不正确的批判而逐渐植入欧美社会的主流。这是今天被某些人嘲为“傻白甜”的政治正确的来源。

而无论1968年的法国,还是后来形成的左派政治伦理,其根源都可追溯到德国学生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反纳粹运动,包括对当时阿登纳政府内部老纳粹政客的反对,和对大屠杀、对现代性的反思。他们在反思中重建了德国和欧洲战后的公民社会,也重建了反思性的思维模式,以及行动。

直到今天,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每年五一节还会在街头与极右势力展开对殴。他们是绿党的最初支持者,也大力支持容留难民的政策。他们的反纳粹主张,如反对纳粹的一切标志、表达和集会,得以在1968年的革命大潮中通过立法表决,成为刑法86a的法条,取代了稍早(1960年)且较狭窄的96a条款 。

之后的社会进步我们都知道,社民党的勃兰特总理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历史性地下跪,揭开了东西方缓和的序幕。中国对西方的缓和政策,也几乎同时发生。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跪在波兰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


政治正确不是一天形成的


类似的,无论法国的女性堕胎权,还是战后北美黑人民权运动,都伴随着抗争——(司法审查)——立法的路径,然后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政治正确观念,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相互作用,在对政治不正确的批判和摒弃中,政治正确也才可能进入新的所谓常识,塑造大众共识,推动社会进步。

还以德国为例,刑法86a条款规定的“违宪组织和标志”,是由德国宪法法院历年裁定所积累的禁止清单,包括1952年禁止的“社会主义帝国党”、 1982年禁止的德国人民社会主义行动党/劳动党、1983年禁止的民族社会主义行动前线、1992年禁止的德国另类和民族前线、1994年禁止的维京青年、1995年禁止的自由德国劳动党、和2000年禁止的血和荣耀(德国分部)等。

围绕这些党派是否损害德国基本法、是否危害德国民主,德国宪法法院对公民社会和政党提出的禁止极端主义政党的要求极其慎重,有的裁定和解释文本超过300页。这些繁复的法理解释,通过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的翻译和转介,才逐渐形成普遍的政治正确观念,将那些极端政党的支持者始终约束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不致危害德国秩序。少数人的狂热和极端主义也因此不仅可能通过“军事民主”也就是“长牙齿的民主”手段得到遏制,更因公民社会所支持的对这些极端政治不正确观念的批判,而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扩大影响,社会主流得以保持倾向进步而能克服一次次难关。

如汉堡大学政治学教授Peter Niesen所说,那些极端的政治不正确所代表的排外、歧视和民族主义狂热等,其实完全无法在那些内部人和大致并无歧视所谓“他者”的人们之间构成一个可靠的认同理由,而且是对一个无需认知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的背叛。


嘲笑政治正确,

可能滑入另一种危险

只是,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也止步于此,并不肯继续深入、扩展现代人类共同体更多的政治正确。他们继续以常识,而不是以与那些政治不正确斗争的方式引入更多的进步主义观念。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主体,那些倡导常识革命的,仍然停留在自发式的思维模式里,尽管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一人类原始的自发思维模式也被进化心理学所包装。

人们或许不相信五行中医,却相信自私的基因, 然后继续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控制其心智,倾向于将一切都归结为利益,还是物质主义的利益。

如此继续自发性的思维模式中,自然更乐意顺其自然地沉浸在各种常识概念和口水话语中,早就忘却了许多所谓常识其实来自人类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各种对政治正确的倡导中, 例如,相比德国法学家更为激进的意大利宪法学者罗伯托.博比奥,他的论文集《权利的时代》最近也出了中文版。几乎所有的政治不正确都能在博比奥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当中找到根源,历史经验也无数次地证实。比如,川普当选后的几个月,3K党就变得异常活跃。

在一个严格禁止纳粹的国家行纳粹礼,不仅仅是对常识的无知,也相当于是一种对政治正确的嘲笑。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也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腾讯《大家》专栏公号“大家”(ID: i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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