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90后：我们的底色其实是一致的

我们来说说包括“第一批90后”在内的当今中国青年。你是否是其中正在经受焦虑的一员呢？

熬夜、加班，持续消耗身体，不知工作的意义何在；漂泊在城市各行各业，挤出地铁，华灯灰暗，老年人已经入睡，而自己皱眉奔波，一事无成，一无所有，感一声“中年”已至，而“老泪纵横”。

同样漂泊且更被消耗身体，甚至可能牺牲尊严的“青年农民工”同样在经历他们的焦虑和紧张。然而他们一直沉于青年焦虑讨论最边缘的地方。

但要知道，近代以来，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或历史之中的青年都不是轻松的。真正的问题，绝非是否焦虑，而是，具体到当下，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其它类型的焦虑。城市的、乡村的，具体焦虑可能各异，但生活于同一片蓝天之下，最基本的底色是一致的。

思考角度不同，底色也可能不同。本文作者生于九零年，是第一批90后，他选择的是经济与社会环境演变：第一层底色是我们的劳动价值观已产生变化，面临意义重建的挑战；第二层底色是我们的时间感已慢下来。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价值观，调整生活的时间感，两层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改变。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将怎样突围？或许在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改变，比如说，抵抗“算法”、飞跃出租屋，保持开放和多元。一个狭隘且封闭的“中年人”，显然无法凭一己之单薄与宏大世界进行谈判。

撰文  |  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 罗东

是谁在定义我们？

网络传播与青年的“中年危机”

没有一个社会是纯粹完美的，没有一段历史是完全轻松的。归根结底，我们这些存在于人世间不过百年的人本身，就不完美，就不轻松。所以，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任何通过改变“人性”来建构一种乌托邦，继而还希望一蹴而就解决全部问题的社会实验，无一例外都已宣告失败。

那么，生活在此间的青年呢？

青年是敏感的、焦虑的，是多愁善感的，因为任何社会或历史之下的他们都会面临自己的问题，迫使他们经历、抵抗、反思和妥协。突破就亢奋，溃败则失落。在此意义上，再来审视当今中国青年的精神状况，是否焦虑，有不危机，很可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命题。

更真实的问题或许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其它的焦虑，为什么是以这样的、而不是其它的方式表达出来。 

“葛优躺”：没有生存压力小的时代，也没有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不批评同时代人是空虚的。不同时期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压力和空虚的不满，但不是每个时期，都要通过劳动和坐姿上的“颓废”来表达。点击图片查看2016年7月文章《“葛优躺”，我们抵抗时代的稻草？》。

我们担心秃顶，担心啤酒肚，担心入错行，还担心未来的生活没有了奔头而已固定，一眼望到头，或者担心工作充满不确定性，因为漂泊和流变使得安身立命变得困难。然而，词库匮乏，踊跃站出来宣布和定义这些焦虑的，不是其它却是这样一些流行表达：第一批90后的中年危机或“第一批90后+已经XX”等等。

制造它们的，不是循规蹈矩的传统媒体，而是更自由更激烈的自媒体。或者个体写作，或者集体创作。与传统媒体不同，自媒体在内容生产上，不只是描述一件事、一个故事，也不只是回答为什么，而是多了一维“情绪”。他们说懂得你的焦虑，表达策略上降低自己而无比抬高读者，读者至上，读者的情绪至上。他们的创作者，要在激烈的内容竞争中发现和表达我们的情绪，但实际上，操作逻辑是颠倒过来的，认同他们的情绪就来，堆积如山成一种集体情绪，不认同就“滚蛋”，而不是交给读者独立自主判断。

传统媒体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媒体思维，是描述、解释，而非情绪渲染，稍不留神还要掉到“理中客”的漩涡。内容是竞争性的，而现在，情绪正在变成最受追捧的内容生产要素，这意味着，需要他们把握情绪，并在图文和排版上以简易直白而具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出来。

历史上，国内外传统媒体都曾经生产过情绪。他们使用“伟大”“永远”等绝对性的词汇表达一种立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拒绝更中立更广阔的多元思维。时过境迁，传统媒体摆脱了情绪生产，现在，面临自媒体的强烈冲击，反而将读者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们平时在微信或其它新闻客户端上，通常很少会去区分报道者谁，写作者是谁，而是统称他们为“媒体”或“小编”。

身上的标签、描述是怎样来的，是由谁提出来的，或许是理解焦虑或危机的第一步。他们没有、或故意不使用数据收集和逻辑论证，制造的标签，可能不符合你，但即便不符合，比如没有啤酒肚、没出家，他们的情绪也可能满足了你的焦虑。两者都不符合，显然就对不起，你不是他们的读者。

究竟谁不是他们的读者，是追求独立思考的群体吗？很难这样说，因为经常被推崇的“独立思考”其实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词，没有人不认为自己是在独立思考。是财富等级上的顶端群体吗？同样很难说，因为我不知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更何况一些领域的商业家或娱乐人物需要降低姿态“亲民”，同焦虑的同辈打成一片，是还是不是真假难辨。

真正不是他们读者的，是当今中国规模更大的一个青年群体，他们因为家庭、兴趣、经济或学习水平等各种原因在高中、初中或小学毕业后便到城市拼搏，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通常在政策和传播上被称作“青年农民工”。 他们中有的是85后、90后、95后，甚至是00后，而同样在经历着自己的焦虑和紧张，然而他们一直沉于青年焦虑讨论最边缘的地带。

我这里把他们作为另外一个群体提出来，绝不是要说更值得关注，因为如果要平衡“公平”和“自由”——两者都重要，却往往难以两全其美，所谓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争议便由此而来——就没有谁更值得关注，生命权、生存权可能比其它权更重要，但没有谁的权利更重要。即便经济收入、职业或文化等层面迥异，我们也都是同一片天空之下青年。最基本的生活境遇，或者说底色，是一样的。

角度不同，提出的底色也可能不一样。我选择的思考维度是影响着我们每一种担心、紧张和焦虑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具体说来，第一层底色是我们的劳动价值观已产生变化，第二层底色是我们的时间感已慢下来。而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如何在个人层面尽可能做出改变，比如说，抵抗“算法”与飞跃出租屋，保持开放和多元。

第一层底色

劳动价值观与我们的工作意义

严格说来，在劳动哲学意义上劳动与工作不是一回事。通俗而言，我们现在说的工作，往往指自由就业市场上经劳资双方签订合同之下的劳动实践，以获取报酬为目的，是一种商业化的劳动交易。劳动还可能是非交易的、公共的、自主的。然而，给两者提供意义解释的都是“劳动价值观”。简言之，是帮助我们说服自己以回答为什么要劳动、为什么要工作，价值和意义何在。

父母辈和课堂上的老师教育我们说，努力读书，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将来的工作选择自由，是为了将来从事更自主更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们可能必须要承认两个事实，一是即便高等教育毕业，也不必然意味着更自主更有意义的工作，二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本身的意义，他们摆脱不了劳动的身体痛苦，搬砖、端盘子，不是他们希望或喜欢这样，而是不得已。优胜劣汰的教育和就业之下，胜出者无法替边缘者说工作是美好的。

这样说，倒不是要否定劳动或工作的价值。按照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思想家的说法，没有劳动，就没有历史。在现代社会完成工作更是一种基本的契约精神。而是说，我们就是摆脱不了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不是完美的圣人，我们的劳动还需要一套意义解释框架。

第一批90后的童年，或许都听过一首流行歌叫《步步高》。景岗山、林依轮和高林生慷慨激昂地高唱“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这是全曲的最高峰，激励过我们的父母辈，60后、70后。甚至可能包括第一批80后。

景岗山、林依轮和高林生演唱的《步步高》MV一幕。

那时候，中国在政策上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确切地说，改革早期的“处处点火，村村冒烟”工业化道路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逐步拉开序幕的以土地开发为中心内容的城市化建设。热血注定要燃烧，城市青年的“下海潮”和农村青年的“打工潮”两股潮流改变了当时的中国。

即便彼时也存在诸种“投机”，然而，真正引领中国劳动价值观的还是“勤劳致富”。他们相信胆识和奋斗能创造财富。

“勤劳致富”的兴起，实际上也是更早的劳动价值观即“劳动光荣”，在日常生活中的谢幕。“劳动光荣”在共和国前三十年，既是一种政治觉悟，也是一种集体伦理，不劳动或不爱劳动是它的反面，是觉悟低、是不爱集体。更不欢迎“不劳而获”，而“不劳”既指偷懒，也指利息、租金等资本收益要素。劳动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任务和道德荣耀。

概而言之，劳动的目的是活着，但在具体的生活之中究竟为什么要劳动？文化精英的理论或诗文或许给出这样或那样的答案，有的漂亮，有的深刻，有的低贱。然而，这些都是哲学家或文学家的解释。

回归最现实的普通人生活，他们的解释很简单，也很纯粹。“劳动光荣”统一全社会的时候，是为了道德上的荣耀，更是为了政治上的集体伦理，不得不劳动，不劳动就被教育、被批判。“勤劳致富”起来的时候，是走出集体伦理，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劳动，为了更上更好的生活而劳动，不得不劳动，不劳动就饥饿，所以《步步高》也要首先唱“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们出生的时候，“劳动光荣”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到了第一批90后出来工作的时候，“勤劳致富”已经慢慢不被普遍信任。我们的身上，不再像祖辈和父母辈一样，还拥有一个统一全社会的解释框架，意义的建筑坍塌。工作的价值何在？我们疯狂地熬夜、拼命地加班，不惜牺牲身体健康，是为了什么？想必不只是为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或许，一些从事艺术性或创造性工作的人们会说，是因为兴趣，因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了价值，生命由此升华。但还是那句话，胜出者无法替边缘者说工作是美好的，他们只是庞大青年群体中的冰山一角。“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在2016年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劳动解释体系已经面临挑战，依靠工资过上想象中的生活、实现阶层向上流动，都变得困难，而解决渠道当然不是回到集体伦理中。

第二层底色

时间感与我们的生活欲望

四年前，我的外婆患脑血栓住院，已经不能说话，医院说再无希望。外婆一直持续不断地用食指掐着大拇指。微弱，但还用力。外婆是“在算最后的（生命）时辰”。我走出医院到茶馆，茶馆里的老人们当时正在这样议论着外婆，按他们的说法，外婆距离最后的生命时刻已经非常近了，早则当晚，迟则一两天。

我毕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古老，很像一种遥远的村野神话。外婆挺过最艰难的一天，扶墙跺脚锻炼、散步活跃筋骨，抵抗血栓，因此继续维持了三年生命，离世时89岁。

这么些年过去了，外婆的时间计算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精细的、统一的时间计算起源于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外婆是一个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时间都是根据日出日落、树叶荣枯和燕子来去而完成计算。习惯用上钟表，时间也是粗糙的，计算单位通常使用两个小时或上下午。然而，临近生命尽头，时间的计算不知以什么单位突然精细起来，像是一种习来的传统，更像是临近死亡的人之本能。

我们的时间计算非常粗暴。确切地说，是学习和工作时间精细，而生活时间粗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全面市场化，与之而来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兴起，精细的时间管理也登场，上班、午休、下班、加班，具体到分钟，“时间就是金钱”，影响到每一个到市场上劳动的父母辈，既有早期IT行业的程序员，也有富士康的第一批农民工。他们必须要精于时间计算。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看见他们“匆忙的身影”，等到出来工作，环境同他们是一样的，计算工具（比如上下班打卡的系统或APPs）可能更时髦，但性质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除了工作时间，属于自己且相对独立的生活时间，我们的计算却正在悄然改变。

席卷而来的“第一批90后+XX”说法，什么脱发、离婚、出家，等等，满天飞。动则半生、一辈子，干脆一眼望到头，我们的时间计算很粗暴。连“佛系青年”这样的词都跳出来，时间计算不只是粗暴，还正在变慢，更像是要停下来。

宋祖英演唱《越来越好》（2001）。

第一批90后是听着“生活好了”“你们这些孩子没有经历过苦日子”等训话成长起来的，它们同宋祖英演唱的《越来越好》一起，象征着一种向上的、满意的生活变迁。中国经济彼时高速增长。人们愿意牺牲包括休息、身体和环境在内的一切投身于劳动之中，并对未来预期颇高。但是，没有一个经济体能保障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制度遇上瓶颈和社会观念变迁都可能带来拐点。等到我们出来工作，中国即将告别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城市化建设，经济结构到了调整到了节点，时间慢了下来，被迫调整生活欲望和期望的姿态。

按理说，到了奔三的年纪，皮肤或头发的微妙变化在国内外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已经回不到十八岁。然而，经济与社会时间慢了下来，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却在走向衰老，更何况，精细的工作时间计算还加速了这一进程。两者的时间之差构成了焦虑的重要因素。反观父母辈，城市的，他们在相同的年纪完成的事业程度，可能远在我们之上；乡村的，他们在相同的年纪非常确定打工的意义，到大城市挣钱回家盖新房，而不是像我们犹豫于是否回家，如果回家，是乡村、小镇还是县城。

那时候，当然了，普通的父母辈也经历着属于他们的焦虑。城市青年，就像翟惠民唱《十不该》《铁窗泪》一样担心自由冲动之下的乱序和“严打”紧张。乡村青年，到城市谋生担心被骗被劳动贩子违法“囚禁”，更普遍地，就像打工民谣中的《打工十二月》一样承受着城市生活的飘零。这些歌，记录下了他们青年时期的一些彷徨和挣扎片段，我们这一辈听来或许已经陌生。

改变的细节

抵抗“算法”与飞跃出租屋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价值观”，调整生活的时间感，两层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改变。但是，对于这些正在经历焦虑和紧张的青年来说呢？此时此刻，我们就在熬夜、加班，持续消耗身体，不知工作的意义何在；我们漂泊在城市各行各业，挤出地铁，华灯灰暗，老年人已经入睡，而自己皱眉奔波，一事无成，一无所有，感“中年”已至，而“老泪纵横”。

同样漂泊且更被消耗身体，甚至可能牺牲尊严的“青年农民工”同样还在经历他们的焦虑和紧张。

那么，假设把问题暂时置于个人层面上，且限于这篇文章的读者，我们可以做出何种改变或突围？比如说，高校毕业后独自到北上广等大城市打拼的青年，我们能否保持、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开放和多元的精神姿态，或许将决定着能在多深层次上与焦虑相抗衡。

宿舍“卧谈会”漫画。图片来自网络。

我会怀恋读书期间的两种空间，一是教室，二是宿舍，正是在这些地方，与同学完成了学校的日常生活交流。教室里的问答、集体讨论，宿舍里的卧谈，还有通往食堂路上的聊天。我们由此得知，世界是多元的，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时候完全同意自己的观点。

然而，毕业工作，我们经由一个学生变成“空巢青年”，一半是出于向往更自由的个人生活，但只是作为一个劳动者身份来到这些城市，相伴随的是一个封闭的独处空间。到这时候，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往往交给了内容客户端的“算法”。他们按需推送。我们在封闭的空间中进行着最隐私的、最原始的、也最本能的信息获取，图片的，文字的，视频的，既可能满足着我们对物欲性欲世界的窥探，也可能满足着我们对自己狭隘世界观的想象。持续看到自己想看的，不断巩固一已之见，误以为真实的世界运行逻辑果真是这样。

社会或个人思维是离散的、多元的，而商业是竞争性的，两者一相比，离散性显然比不过竞争性。如果说一般商品领域的“算法”帮忙缩短了挑选的时间，信息和知识的“算法”则是在挑战一个完整个人的自由意志。跟着“算法”沉浸在自己的单一世界，长此以往，很可能会变得狭隘、封闭，继而丧失掉在学校时期还可能保持的一些开放和多元。

遇见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观点，听见不同的生活经验，我们才可能看到更丰富的可能，即便要痛苦地经历碰撞和冲突。这样的经历，既是“它山之石”，我们遭遇的，不是孤独的，因为还有其他人的生活经验可供参考，也是一颗包容之心的必然承受。劳动价值观已改变，时间感已经慢下来，若非如此，一个狭隘且封闭的“中年人”青年何以用一己之单薄的身体和精神，与宏大的世界谈判。

读书和参加社会公共生活，是保持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常见选择。然而，真正做起来却需要条件。我们的身体与精神已疲惫，更可能、也更普遍的做法，或许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与安排，比如说：抵抗“算法”，跳出单一内容客户端，到外面逛逛帖子，看看或参与公共事件的争议；飞跃出租屋，结识朋友并与他们交往，因为一场简单的便饭聚餐，也可能刷新你的“三观”。将工作与生活隔离，经历一段年华。而这样说，绝非意味着就要放下更宏大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思考。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罗东；编辑：泥菜。作者在由南都公益基金会与《南都观察》项目组主办的2017年度对话“青年危机”表达过文中主要观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

南都2017年度对话“青年危机”，2018年1月7日，北京中华世纪坛。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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