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海子的膜拜，或许正合了诗人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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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春天谈起海子，仿佛成为一种习惯。诗人西川曾为海子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如今，27年时间过去了，海子神话依旧，甚至愈演愈烈：他的诗歌不断被膜拜与模仿，他的自杀被不断重复谈论，诗迷去海子家乡祭奠或张罗仪式，有人主张将他的诗歌或剧本导出来、拍出来，还有人提议把海子忌日3月26日设立为中国诗人节。

在作家/诗人的死亡之后，一定是被读者误读、被市场消费、被大众神化这种结局吗？诗人海子单纯只是一个被动接受的、无力辩白的“景观”吗？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海子的希望便是通过藏于诗歌的玄机完成他自己的神化？今天对海子的热捧，是否亦有可能是海子自身所建构的神秘语境之必然结果呢？

如果以大卫·格里芬的过程宗教哲学角度看，我们对海子的神圣化接受，或许更是一种“复魅”之旅，它弥补着人们在长久“祛魅”语境下的灵魂荒芜和价值虚空。海子的诗歌仿佛温柔春日对人类灵魂的垂怜与安慰，他将永远留在每个人此刻与未来的春天里。

海子：自我成就的魅影光环

撰文  |  俞耕耘

又到海子祭日时，阳春三月又念君。一个人如何能以死亡的缺席，赢得永恒的在场，海子做到了。在每年3月26日，读海子之诗，写怀念文字，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绝不仅是缅怀，而是已成为一种情感仪式，它的主题叫“伟大的归来”。诗人曾预言他的归来，我们也相信他的复归。这就是意义所在：海子的约定，我们的执着。

诗人海子

诗人去世后，其人其诗受到无数爱好者的推崇与膜拜，以至于成为了持久的文化现象。如果按惯常思路看，这些现象不过是被大众神化、读者误读和商业消费的结果。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海子对大众接受的导向性、参与性作用。诗人的死亡，并不意味成为被动的“景观”，因为他早已在诗句中“引诱”我们做出符合他预期的解读。换言之，海子本人也许渴望被崇拜、神圣化。我们的膜拜或许根本不是误读，而是正合诗人的心意。

海子与屈原：

人们愿为诗人“招魂”，因其美丽的残忍

海子更像是楚辞传统的承继。他生于安徽，在历史上正属吴楚交界之地。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不同，楚文化很晚才融入礼乐文化的大语境中。它有别于中原温柔敦厚、平和中正的传统，不同于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楚地自古喜“娱神”，重“淫祀”，巫风盛行，它在客观上造成先民将神鬼崇拜融入日常话语体系、民族心理结构之中。这既是经验的，更是先验的。海子与屈原地缘文化上的相似，使他在诗风上直通屈骚传统。海子看重绮丽诡谲的浪漫想象、人神共在的神秘体验、上天入地的时空感受，九死不悔的英雄主义，美人芳草的至真至纯，正是这一传统的映现。

屈原所处的时代正值战国末期列国倾轧高度白热化，大一统格局甚不明朗的历史时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也经历着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价值冲击、信仰真空危机带来的普遍焦虑与空虚迷茫。浓重的时代关切、强烈的现实挣扎、理想的无以寄托、价值的无从实现都是他们跨越时空的共通。屈原的故国之思，以香草美人譬喻政治理想，开创了政治主题唯美化的典范；海子也将生存苦难、前途迷惘、爱情失落、价值不存的残酷叙事，用风清云淡的牧歌书写浪漫抒情化——美丽的残忍正是共同的精神映象。

海子

选择自杀，是二者最终的巧合。强调个体的绝对价值，以极致形态成全自己的终极完满与理想，既不符合儒家的“平和”、也不符合道家的“重生”。然而，正是这种“非主流”的屈骚传统，使海子主题带有了神圣性，语言彰显着神秘感，死亡蕴含了仪式化。历史上，人们隆重纪念、愿为其“招魂”的诗人，极为少见（屈原即是首例）。海子受人推崇膜拜的现象并非偶然，正是这种情结的当代演绎。

与屈原在后世被推崇一样，海子在接受上的规模效应，是语言艺术与行为艺术的共同作用，是他文本暗示与读者情感体验的“完美合谋”。它呈现在海子诗歌的神谕启示、神话书写，自杀行为建构的死亡仪式中，导引我们将其推向神圣、不朽和完满的境地。

他使自己成为神：

神谕箴言般的诗，使读者沉浸迷狂

如果仔细品味海子的诗句，你甚至会发现诗人既是神话中的英雄、又是《圣经》里的上帝，既如教堂里的神父、又如无所不在的自然神。因而，读者大众对诗人的神圣化，并不是偶然的狂热崇拜，而是海子自身建构神秘语境的必然。他用一种神谕箴言般的代拟口吻，壮丽恢弘的英雄神话和富有象征的死亡仪式，推动着读者的沉浸式体验和迷狂化高潮。

海子诗句的潜台词无处不在，也是理解诗人神秘化之路的钥匙。“今夜我不关心人类”，那么海子其它的夜晚在关心什么？是否都在进行普世的人类学观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恰是对人类祝福的名作。不难理解，为何这首诗传诵度如此之高。这不仅因为它被收在语文课本里，或是印在售楼部宣传广告上，更因为它像上帝对每个人的指引、召唤与祝福。它让你不得不读。表面平静的田园牧歌，却总深藏死亡迫近前的静谧。诗人属于未来和彼岸，“从明天起”这一时间限定的反复出现，让我们不禁追问海子的昨天在做什么？他为何不从即刻当下的此在开始？海子为我们描绘了无法开端的焦虑，一切开始皆存于未来。“面朝大海”与“春暖花开”更是一种表象的分离，因为面对大海，也意味着“背对”花开。诗人担荷了人类苦难，把幸福留给他人。当他在诗里向所有人散播福音，无视个人幸福时，只会让人想起基督的声音。颇有意蕴的是，海子死时所带《圣经》、《瓦尔登湖》和康拉德小说，似乎暗合了这首名诗的精神来源——《圣经》中的神谕，梭罗的远离尘嚣，还有《黑暗的心》中来自马洛的死亡召唤。

海子手稿

海子的叙事往往超越庸人，即使没有神的在场，也必是超人的降临。在“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诸神退隐后，又迎来尼采般的超人。诗人不在意“末人”肤浅庸俗的幸福痛苦，“从此再不提起过去，痛苦或幸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同时，描绘了一种强力意志下的永恒轮回，“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地方”。诗人渴望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这种强大的权力意志产生了自诩君王与太阳的尼采式谵妄，具有强悍冲击和主宰气场。

太阳对海子的重要性，在于它象征诗人在语言王国里的造物力量。“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这种对自然布置、施予的口吻，仿佛来自《创世纪》的语言，使诗人在诗歌中逐渐抹去肉身，化泽万物。《春天，十个海子》以中国先古神话的叙述模式，成为海子给我们的最后自白。“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这句预言成为我们等待海子复归的依据，那种法老木乃伊般等待唤醒的诏示，让每个热爱海子之人心旌荡漾。它启发我们重新理解诗人之死背后的隐喻系统。为什么要死于春天？而不是肃杀之秋，或荒凉之冬？因为诗人暗示，他的死必如春之生发，死即是为了活（新生）。“十个海子”又意味什么？有人认为“十”代表完美，但这只停留于表层的数字内涵。当你看到“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时，海子再次暗示了“十日并出”的神话场景，通往了后羿射日的那个遥远时刻，照应着他成为“最后一个太阳”的主宰神话。

于山海关卧轨：

诗意与残忍参半的死亡仪式

海子的悲剧在于身份的双重幻影。他在语言王国里渴望成为太阳和君王，然而诗歌却无力承担其“救世”和“自赎”的负重。他只是一个语言的孩子，却要做充满父性影响的上帝形象。然而，他却成功构建了关于自身死亡的意义系统。每个热爱海子之人，在内心结构上都呼应了海子的仪式召唤。

这是一种什么仪式？这是海子选择设计的死亡仪式。诗人自杀的实质就是搭建一套兼具固定性和完整性的指意象征系统。他深谙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理解范式。自杀确是超越死亡的选择控制，3月26日建立起他与其他伟大艺术家共同离去的历史汇通。

海子画像

自杀地点的选择则显得有些突兀，耐人寻味。为什么会是“山海关”？一方面，山海关的地理尤为特殊，是群山与大海的环抱交汇。在此逝去，是身体化于山林湖海，获得不朽的诗意表述。另一方面，它也以同名形成了一种“双关”，再次指涉，致敬了《山海经》中先古蛮荒的英雄神话。那么，诗人为何选择最为惨绝的“卧轨”，它看似极度酷烈，毫无诗意可言。然而，若以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仪式背后的死亡美学参照，诗意也许正和残忍相连着。

大多数读者都难以抗拒诗人死亡仪式深藏的强烈情境感、震撼力和高峰体验。他诗句的神圣与行为的仪式，带着神秘主义的历史先验感应。我们置身其中，生出对“英雄主义的诗歌烈士”、“诗歌耶稣”殉道而死的膜拜就毫不奇怪，甚至理所当然。

海子受到推崇膜拜，他的诗歌被视为神圣，并不意味就是读者的简单误读与过度阐释。事实上，那种传统意义上“作家已死”的零度书写，作品完成只依赖读者接受的反应批评，只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即使按阐释学意义上的“视阈融合”来看，诗歌接受也是诗人视阈和读者视阈的交融。海子诗歌文本中内置的神谕气息和神话书写，海子自杀营造的死亡仪式，正如一个又一个“路标”，构成了“前理解”，导引着我们将其神圣化。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阅读只是填补了海子意义路标间预留的虚空，选择了自己的接受路径。如果以大卫·格里芬的过程宗教哲学角度看，我们对海子的神圣化接受，更是一种“复魅”之旅，它弥补着人们在长久“祛魅”语境下的灵魂荒芜和价值虚空。

海子诗歌关切生存、悲剧、人性和神性，包含了心灵的所有疼痛和原初开端。他将残酷叙事和唯美追求相结合，形成了美丽肯定和痛苦否定的双重悖论。他的诗是治愈系的，仿佛来自神对人的镇痛与安慰。他将永远留在每个人未来的春天里。

本文为独家文章，撰文：俞耕耘，编辑：方格、禽禽，图片来自于网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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