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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厂离职之后,我开始重新写作 | 三明治

南山 三明治 2023-08-21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卧室里,出现了一沓绿格子稿纸。我在房间角落的一个收纳箱里发现了它们,箱子的帆布表面已经泛起了白色霉点。这个收纳箱一直放在我卧室的角落里,正对着我的书桌。每天我在书桌上写字、读书,却从未注意到它。


当我打开箱子的翻盖,周围瞬间被一种仿佛来自深海的潮湿烟雾所笼罩。绿色稿纸上的字迹,明明白白地盛放着一个女孩的记忆。从15岁到25岁,她曾潜入心灵的深海,在暗夜浓稠中迷失方向;直到她最终找回属于自己的船桨。


仿佛是海潮的气息将我诱惑了去,我又一次身处水中。为了让自己不再沉溺于这片回忆的海域,我不得不开始书写——K的故事。


K就是我。





K是一个从小就被父母称为“高敏感”的小孩儿。“你太敏感了”、“你能不能不要想这么多”、“你少看点书吧“,是常常能听到的话。每当听到这些,K总能感到迎面投掷过来的焦虑、疲惫和期待。这些情绪像干枯的栗子壳一样,敲在额头上清脆的一响,并不感到太疼,但时间久了难免让人头痛。


K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最喜欢的植物是爬山虎。在外公家铺着凉席的地板上,看着窗外保险笼上苍翠的植物藤蔓,有点点光斑透过叶片投在摊开的书页之间。


她就是从这片凉席上开始写作的——趴在地上,一个字一个字歪歪扭扭。周围摊着的书从《红楼梦》到莫泊桑,在这个漫长、孤独的暑假里,她全都看完了。就像她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一样,她用笔抓住头脑中冒出来的各种想法。


她的这些千奇百怪的想法竟能为她挣取到荣誉和共鸣。那时候她15岁。K常常说那是她的黄金岁月,因为此时她尚且保有写作的天赋。对她来说只是随笔写下的字句,却好像拥有惊艳他人的力量,甚至因为一篇优秀的习作让她在年级里小小地出了名,隔壁班的同学会慕名在教室门口悄悄看她,指望和她搭上几句话。


我有些害怕自己把这写成了每一个老生常谈的“失能文学少女”的故事。15岁的K会愿意我这样书写她吗?用我已经不再轻盈的手指、用我也许已极近枯竭的灵气书写她。


但是我无法停止书写她。与其说是书写,不如说是在寻找。在泛黄的稿纸中寻找她,在失眠的月色下寻找她,在空白的荒野中搜寻她。


就像安妮·埃尔诺在自传体小说中写道:“我也想忘记那个女孩。真正的忘记,就是不再想书写她,不再认为必须书写她。可是我做不到。”





K总以为她可以一直像小时候那样,挥洒自如、随心所欲地使用文字。她从未想过,有一天写作会变成一种痛苦。


那时候她在英国牛津做交换生。最初她是骄傲的,这是一个对写作和研究能力要求极高的项目,和她一同交换的都是英语母语的美国同学,她是唯一一个靠第二语言拿到offer的人。她隐约觉得,那些英国老师和同学,比起面对美国人时骨子里的偏见,对她反而充满了好奇。


读艺术史的她精心选择自己的论文课题:关于民国老上海月历牌中的女性身体形象,关于明清时期《西厢记》版画中的视觉幻象,关于草间弥生和东亚艺术家在西方语境下的生存。


如今回看,只觉得这些课题如同她在无意中为自己编织的一曲隐喻,这些论文课题正契合她自己当时的生命课题:失去链接的身体,过于活跃的头脑的幻想,和出离于文化根脉的彷徨。


夏季的英国并不像传闻中那样多雨,倒是每天都有美丽的晚霞。从宿舍到学院的路上要踏过一段青石板路,跨过一条河,经过2家便利店、1座集市和1家餐厅,还要经过1座拥有直达伦敦线路的公交车站。她常常在桥上欣赏日落倒影;集市里有一家花店,那里面的花朵不间断地装点了她的小房间;她爱上了那家餐厅做的精美的沙拉,还认识了主厨,一位马来西亚华裔,他做得出最好的融合料理。从牛津到伦敦坐公交不过2小时,她因此节省下住宿费,常常在周末做当天来回的day trip。


不过渐渐地,她有时间欣赏日落的日子越来越少;鲜花在她的床头枯萎。她更频繁地在那家餐厅里埋头写论文,更少地和主厨闲聊,以至于主厨问她“你还好吗”。去伦敦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从床上爬起来走到书桌前都无比困难。


她的肠胃也在这时候报警。白天,她只能勉强咽下几片沙拉叶子;其它任何食物都会让她产生严重的胃胀气。而到了深夜,她会让自己步行20分钟到最近的那一家tesco,买一包大份薯片、一整盒打折的曲奇饼干、一罐希腊酸奶。


她每次总是买这三样东西,不多不少。回到宿舍,她就着一部日本搞笑综艺,设法让自己咽下这些东西。有时她来不及咀嚼,咽得太快常常把自己噎出眼泪。她能感受到薯片的边缘剐蹭胃壁的感觉,巧克力曲奇激起胃酸泛着黏腻。她的论文题目就放在手边,再过两天就是交稿日。而她无法写下一个字。





我发现了一个格外精美的文件夹,封面上是牛津的学院名称和校园图片。文件夹里厚厚的一叠书页。最上面的几张是打印出来的表格,铅笔记录着每天在什么时候、吃了什么东西、感觉如何。看来那时候K正在接受一种针对饮食失调的CBT疗法。


她的字迹极为潦草,但我从勉强辨认的语句中,还是能感到她的认真和紧绷。她写道:


“中午12点13分。自制沙拉,2块燕麦饼干。担心饼干里面的麸质刺激肠胃不舒服。


晚上8点30分。5颗葡萄,1袋巧克力脆片,2勺酸奶。努力克制自己。


凌晨1点25分。1包薯片,又5块燕麦饼干。失控。后悔。”


在这些笔记下面,是当时写的论文,还留着教授勾画批改的痕迹。厚厚的一沓,几乎是一本书的厚度。这些论文和印迹记录了K对书写失去自信的过程。她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对语言的精准把握——她总是能知道如何编织语汇,让每一个词发挥最大的效力。但她的这项能力在英语写作中被削弱了。她的教授圈出了每一个使用不够准确的专业词汇。一个个红圈,每一个红圈,她对自己的文字的怀疑就更多一分。有一篇文章上有至少20个红圈,还有教授密密麻麻的批注,每一行字都在指出她行文逻辑上的纰漏。


她的同学们告诉她,这就是牛津教授的风格,大家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她的问题。但她依然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应该来到这里。她觉得自己仿佛套在一个巨大又华美的空壳里面。每天照常去上课,脚步轻盈,谈笑风生。然后回到宿舍,盯着空白的屏幕暴食和哭泣。


K知道自己是抑郁了。或者进食障碍。更有可能两者皆有。她去见心理医生,诉说这些东西夺去了她写作的力气。她诉说自己是多么热爱那些论文题目,这些题目如此契合她自己的人生态度,以至于书写的过程不仅是学术热情的释放,更是探索自我的旅程。而抑郁把这一切都毁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她的旅程中断在最初的地方。


她那天在咨询室里哭完了所有的纸巾,然后自己走回宿舍。路上经过那家tesco。她走过去又绕回来,买了一包大份薯片、一整盒打折的曲奇饼干和一罐希腊酸奶。


她的脸色很差,以至于收银店员问她是不是刚结束一段长途旅行。她回想起自己坐航班来英国,在空中飞行了至少十二个小时,虽然只是躺着什么都没干,但却已经精疲力尽。


K曾为自己规划了一条明确的人生路线:她要继续研究自己热爱的课题,她要读博,然后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或者研究员。但现在,她似乎不再拥有书写的能力。而可怕的是,除此之外,她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即使是今天,此刻当我就在电脑前打字的时候,对自己的书写的怀疑也会像间歇泉一样时不时爆发。如果文字也有质感的话,我总觉得我的文字是黏黏糊糊的,像下雨天被遗忘在阳台的毛巾,湿哒哒的滴着水。





在K留下的稿纸里,我发现了一篇小说梗概。她描绘了一个世界末日到来前的情景。在这个世界,并没有丧尸或者洪灾,只有抑郁症如同病毒一般蔓延。就像海平面的上涨,缓慢而危险,无所觉知的人们眺望着蔚蓝澄澈的海水,不知道他们即将溺死在其中。


奇怪的是,这些文字写于她的15岁。她自认为是“黄金岁月”、充分享受着写作带来的愉悦和荣耀的岁月。而细看那文笔,又不是一个初中生可以写就的。


也许是更高的自我,已经遥遥地看到成年后在深海里挣扎的自己,因此藉由年轻的自己的笔,书写下一封提醒和警示?


我从来不知道抑郁是如何找上K的。我甚至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抑郁症”这个词的。长久以来,“心理健康”这个词从不存在。K粗暴地对待情绪——像是对待背在身上的书包,只要它不碍事,不“影响学习”,那么大可以不去看它,任由它挂在背上。


在大学,K不得不和抑郁正面对抗,激烈缠斗,几乎要一败涂地。寻求帮助是困难的——她在门口梭巡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把自己的双脚挪进了学校咨询室的大门。然而咨询并不总是有效;更多时候,K只有在宿舍静静地躺着,被动地等待一个抑郁低潮期慢慢过去。


K毕业的那一年,北美正在经历疫情浪潮中最严重的一波,而此时国内已在静默之中进入了互联网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两股浪潮的共同推动下,K回国进入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这份工作忙碌到让她没有力气去思考生活的意义,更没有心思去探究她曾经感兴趣的艺术史课题了。K逐渐习惯了每晚一下班回到家就躺倒在床上昏睡一个小时,再在头痛欲裂中挣扎着醒来洗漱的日子。她也习惯了在闷热的会议室和同事battle,从一开始的害怕和抗拒,到最后意识到这些唇枪舌战只不过是一种常规流程。一年下来,她的甲状腺结节从单侧变成了双侧,并且她再也无法在凌晨两点前入睡。


大学毕业后的K像一个谜团。


因为她不再写作了,留给我的稿纸只有空白。探索读书时候的记忆就像跋涉在迷雾中的热带雨林,虽然艰深但尚有空隙可以进入;而从大学毕业到现在的这段时光像是隔着毛玻璃一样,在玻璃的另一面,就算我努力观望,也只能看到自己的手印而已。


不需要再写作了,K一度为此感到庆幸,不必再枯坐在电脑前为几百年前的故事殚精竭虑。只是空虚感也如藤蔓一般逐渐缠绕住她:她看起来是走出了抑郁的深海了,但与此同时,她把自己的天赋和礼物也埋葬在水底。现在,除了一份她在里面毫无竞争力的工作以外,她还剩下什么呢?


随着书写的时间越接近现在,我就越惶恐。我看到K从遥远的岁月向我走来,从海的深处走来,身上挂着沉重的、浸湿的衣襦,头发上纠缠着深色的海藻。她问我:你真的已经在岸上了吗?





重新开始写作,是因为一次极其偶然的契机。


在一个难得不加班的周末,K在家大扫除,想到之前朋友推荐的一个播客平台,鬼使神差地随便点开了一期。要知道在那之前,尽管朋友再怎么安利,K都固执地拒绝“听别人闲聊”。


这期播客中的一个词汇抓住了K的耳朵:“需要”和“想要”。K想到了,自己之所以陷在两难的境地当中,不就是因为分不清需要和想要吗?既想要平衡的工作和生活,又舍不得大厂的薪资和光环,同时还希望能做自己喜欢的有价值感的事情。这三种东西可以兼得的话固然理想,但是当无法兼得的时候,究竟应该先满足哪一个呢?


我在最新的笔记本上找到了K书写的话语。那段时间她写了好多,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图表、模型。可以看出,就像在工作上用项目管理方法建立项目的秩序一样,她在努力地用各种方法和模型去重建自己内在的秩序,试图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和“想要。


她的文字纷纷扬扬,有些字迹过于潦草而模糊不清,有些则理性到冷酷,以至于让我怀疑是否出自她本人的手笔。但无论如何,有一句话映射到了我的心里。她写道:


”我需要的是——内心的宁静。“


如今想来,不论是前往竞争激烈的顶级院校求学,还是选择一份互联网大厂的工作,K一直没有停止把自己塞进那个巨大而华美的空壳。“证明我也可以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样本”,这样的思想她视为人生最重要的意义,一直支撑着K度过大学和毕业后工作的时光。然而当K把自己塞进面具当中时,她真实的内在已经疲惫不堪。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疲惫中,她和自己的内在几乎完全失去了链接,只是觉得麻木。


当K写出”内心的宁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终于将那件华丽的外套脱下。她其实并不情愿——但她实在无法再承受这生命意义之重了(抑或实际上是生命无意义之轻?)。在书写中,她和自己的内在链接了,而她的内在告诉她,再也不要去追求外在的成功模版了,她真正需要的是内在的滋养和修行。


当K从那坚硬的外壳下钻了出来,我看到了她——浑身湿漉漉的,目光清澈,皮肤苍白——


宛如新生。





真正重新拿起写作的笔,是在从大厂离职之后。那时,尽管我已认识到自己需要的是内在的滋养和休息,知道了如何照顾自己,为自己建立内在的舒适家园;但对于自己的“想要”,对于真正渴望前进的方向,我一无所知。我来这个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生命意义在哪里?我陷入了深深的对自己天赋使命的困惑之中。


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也随波逐流般去旅居、去社交,得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答案。但这些都没能回答我的问题。


甚至在这个挖掘和探索的过程中,我屡屡受伤。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向内探索的旅程如同夜航船,灯塔暗淡,月光朦胧,眼前没有清晰的指引,但平静海面之下时时刻刻都有暗流涌动,稍有不慎便容易触礁沉没。这个过程是艰深的,甚至有些时候是残忍的,因为要勇敢地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欲望、渴求、恐惧和伤痛。如同揭开已经结痂的伤疤,如果没有找到保护自己的法门,就会鲜血淋漓。


直到在一次咨询中,“书写“这个词汇终于又进入到我的生命。我听到的是:


“书写,是你的天赋所在。”


“通过书写你可以支持更多生命的成长。”


当这个词的发音触及我的耳膜,我的心又重新在跳动了。


竟然是书写吗?这件事听起来太过熟悉了,熟悉得让我心痛。毕竟这是我曾经拥有、却又在成长过程中遗失了的天赋啊。


然而,我的心告诉我,这一次,书写的意义将和之前有所不同。


过去我都在为了别人而写作:书写古老的历史人物的故事,编织逻辑自洽的工作周报,抑或像15岁时那样为了他人的夸赞和荣誉而写。当我把写作这件事降格为一种工具或者媒介后,这份天赋就已经在逐渐离开我了。当我削足适履般地把自己套进某种不适合我的模版之中,并期望利用写作来达成这一目的的时候,我就已偏离了我的应行之路。


在最艰难的时刻,写作像一种祝福,又降临在我身上;而当我把写作视为一种天赐的礼物时,我可以很自如地与它合作。我重新拿起了写作的笔,不再为任何人而写——只是自由地写下自己当下的思绪。当思绪游走的时候,笔尖的动作又将我拉回,牢牢地锚定在当下手中的纸和笔上。在这样的书写中,我完全地保持正念。我曾读到一本书《与神对话》,作者说,自己正是在书写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温柔而和蔼、充满爱意的声音,他于是把这个声音所诉说的话语记录下来。而我也感受到,在书写的过程中,神明似乎轻轻降临了在我的心上。我的内心在书写中逐渐敞开,一直以来佩戴着的面具被揭开了一角——光线漏了进来。





当然,书写并不是轻松的——并不是吹着空调喝着冰咖啡在电脑前打字这么简单(尽管有时候看起来是这样)。就像我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多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再次沉入那片抑郁的深海,几乎将要窒息。但我知道,只有对自己真诚和坦诚,才能真正“看见”自己的“心”。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即使是在痛哭垂泪,我也从未停下手中的笔。我知道我的笔如同船桨,保护着我安全渡过这趟海域,不至于迷失方向。


神奇的是,书写好像有一种“清理”的效果。写这篇文章的这段时间,我的肠胃一直都有一种淤堵、胀气的感觉,好像过去的创伤一直积压在我的胃部,如今终于被我发现。而当我的书写接近尾声时,胀气逐渐消失了,身体变得前所未有地轻松,甚至腹部也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圈。我想,是写作把多年以来堵塞在身体里的负面能量给释放出去了。


我也没有忘记曾经对艺术的热爱,开始拿起更多的“笔”:绘画、音乐、舞蹈…… 在艺术创作和表达之中,我一次又一次破除之前固化的思维框架。我逐渐意识到:所有创作和疗愈的本质和出发点,都是“看见”:看见过去被忽略的形象、被忽视的声音,看见内心真实的渴望、真实的伤痛。当我内在的声音足够强大,我和它的链接足够深入,最终我能够对自己全然地确信。此时,我再也不受受外界“规范”的影响,不再试图将自己塞进本不适合我的生活样式。


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在文字和艺术中回溯过去的创伤,我看见了曾经的自己——K。那个曾在牛津的街道、在无人的会议室哭泣的女孩儿,曾经不惜伤害自己也要把自己塞进面具的女孩。曾经的她隐入黑夜,而今通过书写,我终于将她的形象照亮。





在我最初决定要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只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促使我去回顾这一切。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过去的我自己想要送给现在的我的最后一份礼物:转化创伤的力量。


转化创伤需要勇气和魄力,也需要深深的看见。如今回头望去,曾经淹没我的深海依然在那里,但它已经化为清澈的泉水,不断带给我灵感和力量的滋养。而当我走在转化创伤的道路上时,不知不觉间已经吸引了一群同行者。现在我也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疗愈事业,将曾经带我走出深海的方式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每当我在做疗愈活动的时候,我都能感到K仿佛就在我的身边。她也会为我正在做的事情高兴吧。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说:“我们当时不知道所经历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这才让写作变得十分有必要。”


也许从来都不是我在寻找K,而是她在寻找我。她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看见她的人。


现在她找到了。



写作就是小心翼翼、持续不断地向下挖掘。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很不容易,有好多次我都感到要写不下去了,之前最艰难时刻的一些躯体反应也卷土重来。但是,我觉得是我在长久以来实践心灵写作锻炼出的毅力,让我勇敢地在最艰深的地方下笔。写完之后我也很犹豫要不要发出来,毕竟里面的内容是我从来没有完整地和别人说过的。但是,我发现最终这是一篇关于陷入深海、又走出来的充满勇气和力量的文字,而我也希望把这种力量带给更多人。哪怕有一个人看到这篇文章、感到ta正需要这种力量,那我的所有书写都是值得的。我也想对所有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或正在经历这些的朋友们说,疗愈和成长的道路从来都是坎坷的,但选择直面人生的惨淡、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都拥有锋利的宝器和坚定的魄力。我们都是勇敢的骑士。




这是南山在六月的“短故事 life writing ”项目中,写下的对自己的经历对写作的思考。她的文字让人想到琼·里斯说的一段话,她说:“我写作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希望摆脱那些快要压垮我的极端悲伤。我小时候发现,要是我把受到的伤害变成文字,那种伤害就会消散。这样会留下类似忧郁的感觉,但伤害会随之消散。我记得萨默塞特·毛姆说过,如果你把某件事写出来,就不会再如此困扰了。你也许还会隐约感到忧郁,但那至少不再是痛苦——我猜,这就类似于天主教徒的忏悔,或者是精神分析疗法。”


在过去的短故事写作项目中,季晨写下自己花了很多钱做心理咨询的故事,饭粒写下自己和朋友被霸凌的故事,jasmine写了自己尝试躺平但依然焦虑的故事,W医生写下了在美国开食疗馆遇到的困难。


写下自己的故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要面对自己怯懦的过去时,很多人会选择逃避,但写作者们直面了过去的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写作者们,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了,而这,就会让人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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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新


三明治创始人。超过20年经验传媒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本科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公共政策硕士。曾任《外滩画报》主笔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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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立


曾经的短故事项目负责人,后来去了北京写非虚构,写了一年,还算勤奋:《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我带我妈一起北漂》《“小花梅”背后的怒江傈僳族女人:被讨走?被拐卖?还是自主婚姻迁移?| 访谈》《2022死亡的尊严》《北京来信:我家的冬奥会与国家叙事》《监控如何走进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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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水崖


三明治驻京记者,曾任《凤凰网》文化编辑。学过六年新闻,正在探索自我表达。对所有角落里的人感兴趣,关心他们的基本生存法和未被述说的个人史。当下的写作是一种历史存档。


主要作品:《骆以军 光阴的故事》《杨潇 步履不停》《混在三和的日子里,我真正认识了这群“底层”青年》《出租屋、怀柔、北京与东北之间,我在寻找自己的空间》彭剑斌:把写作变成职业,容易用一种世俗的标准去判断它



邱不苑


编辑。曾任《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本科、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硕士,翻译出版绘本《爷爷有个魔法指南针》等。现居英国gap year中,用文字、视频和舞蹈与世界打交道。


主要作品:《一个五岁男孩的倒计时人生》《你身后的台湾——给林奕含的信》《李安脸红了两分钟》《是枝裕和 等待一只蝴蝶》《在大理,他们把娃送进了一所没有成绩和排名的学校》《舞者Franklin的中国“战事”》《回古镇的年轻人》《荒原上的杀马特》



童言


三明治专栏作家、签约作者,曾参与出版《破茧001:你未曾体会过的人生》、《我们与我们的城市》等书籍。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专业,瑞典Uppsala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硕士。


主要作品:《瑞典小镇生存记:洗一次牙花了8000克朗》《在北欧小镇,必须学会慢生活,或与冬日抑郁对抗》《第10次跨国搬家,我来到人口不到9000的瑞典宜家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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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住在温哥华。喜欢亨利米勒,纳博科夫的作品。因为很浓郁。而温哥华有时候太阴冷。我认为每一个作者都可以重新发明语言。但是你得照顾好结构,像照顾自己的身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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