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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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威，配图：来自网络
本文摘自《橄榄古典音乐》杂志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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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由此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如同人民群众要求自由平等一样，作曲家们也没有作壁上观，纷纷走出贵族保护者的官邸，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以音乐会、歌剧等各种方式响应革命。同样，音乐在大革命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以《马赛曲》为代表的各种爱国歌曲作为大革命的象征，随着共和国军队的节节胜利也四散传播到了欧洲各地。
被称为“最著名国歌”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如同其他不少音乐杰作一样，诞生于一个激荡的年代。1792年4月，法国政府向反法同盟宣战，但初战不利，很快反法同盟就入侵法国本土，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当时在战云密布的边境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市长请求驻防军官德李尔（Rouget de Lisle）为将士们鼓舞士气而作一首曲子，德李尔回家后奋笔疾书，当夜便将词曲谱就，题为“莱茵军团战歌” （Chant de guerre pour l'Armée du Rhin），很快在军民中传唱开来。五月底，马赛的志愿军唱着这支歌曲进军巴黎后，使它在巴黎声名大噪，因此被命名为《马赛曲》，并一举成为革命与进步的象征。
虽然当时的著名作曲家格雷特里（André Grétry）认为这首曲子出自一位“无品位，也不懂和声的业余作曲家之手”，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后世不断被各大作曲家引用，在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威尔第等的作品中都能听到它的影子。
梅于尔创作的《启程之歌》海报
这首左翼、进步的歌曲在1795年成为法国第一首官方国歌后，也开始了其命运多舛的旅程。拿破仑上台后废止了其国歌地位，改由他喜爱的作曲家梅于尔（Étienne Méhul）所谱写的“启程之歌”（Chant du départ）作为非正式国歌。波旁王朝复辟之后，自然也容不下代表革命的《马赛曲》，即便是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时期也没有恢复其地位。直到1879年第三共和国时期，《马赛曲》才再次成为法国国歌，并沿用至今。
由于诞生于战时，这些爱国歌曲都带有军歌进行曲的特质，《马赛曲》与《启程之歌》在军乐队中经常以纯管乐形式演奏。现在的法国第五共和国（1958年至今）在重大仪式时也会由军乐队奏响这些曲子。
大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王室被人唾弃，天主教会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共和国为了树立新的文化与信仰，规定了各种新节日取代过去的宗教节日。于是，诸如“农业节”、“儿童节”、“世界自由节”、“正义节”，甚至“斯多噶主义节”等符合革命价值观的节日被确立，再加上一些革命事件纪念日，可以说节日构成了共和国时期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为繁多的节日谱写颂歌和爱国歌曲，成为了当时作曲家们的新任务——于是，18世纪时期并不十分流行的歌曲写作一下子受到了重视，在革命最高潮的1794年，一年间居然产出了700首歌曲。不过，随着1794年“热月政变”推翻雅各宾恐怖政权后，爱国歌曲创作直线下降，到了1799年也就是拿破仑上台那年已经不满100首。随着革命的高潮退去，这些歌曲由于强烈的政治工具性和时效性，在革命后迅速被遗忘，现今也很少有录音或演出。不过，还是留下一些传唱至今的歌曲，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深受拿破仑喜爱的《启程之歌》。
《启程之歌》的歌词由著名诗人约瑟夫•谢尼埃（Joseph Chénier）所写，主旨是为共和国军士鼓气，并歌颂为之牺牲的著名人物，以战士、母亲、老者、儿童、妻子、少女等不同人物的口吻来鼓励革命。而梅于尔所配的曲调简洁、优美而有力，与歌词相得益彰，使之成为第一帝国时期的国歌，现在也依然是法国军乐队的保留曲目。
爱国歌曲有其盛衰，但戏剧舞台作为巴黎人音乐生活的核心地位没有因革命而变化。忙碌的革命活动之余，他们也会在歌剧院里忙里偷闲，真可谓“白天断头台广场上人头如山，晚上歌剧院内座无虚席”。因此，在“恐怖时代”以监狱、政治阴谋、营救等内容为主的“救赎歌剧”（Opéra à sauvetage）自然受到大家的欢迎。
在革命之前，作曲家格雷特里就写出了最早的救赎歌剧之一——《狮心王理查》（Richard Coeur-de-lion，1784），而在革命时期，救赎歌剧完全占据了戏剧舞台。梅于尔描写希腊化时期叙利亚的《斯特拉托尼斯》（Stratonice，1792）、勒絮厄（Lesueur）根据恶汉小说改编的《山洞》（La caverne，1793）、凯鲁比尼（Cherubini）描写马扎然主教时期的《两日》（Les deux journées，1800）等作品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作品情节紧凑简洁，乐队效果出众，声乐线条直白，充满着紧张与阴郁的气氛。
虽然这些作品现在已经很少演出，但在当时影响甚广。贝多芬唯一的歌剧《费德里奥》就深受法国大革命时期救赎歌剧的影响，而后来梅耶贝尔等人的大歌剧则是这些歌剧的进化版，继续统治着19世纪中期巴黎的舞台，满足了巴黎人民一贯的口味。
虽然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但一场歌剧界的大革命早在1760年代便已显露端倪。这场由德国作曲家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Ritter von Gluck）引领的歌剧革命在1774年登陆巴黎，并将对大革命及革命后19世纪的歌剧产生重大影响。
格鲁克可以说是18世纪涉猎最广泛的歌剧作曲家之一，早年在意大利学习作曲并以正歌剧出名，1740年游历英国并拜访亨德尔（虽然亨德尔对他印象一般），中期在维也纳写了不少法语喜歌剧（Opéra Comique），但他最为后世铭记的成就在于歌剧改革。
在18世纪60年代，格鲁克便与意大利诗人、剧作家卡尔扎比吉（Calzabigi）合作，在维也纳写了几部改革歌剧，在其学生——后来成为法国王后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嫁到法国后，巴黎的大门向他打开了。自1774年4月《伊菲吉妮亚在奥利德》(Iphigénie en Aulide)上演，到1779年《埃可与纳尔西斯》(Echo et Narcisse)的惨败，格鲁克共为巴黎写了4部歌剧，并将2部意大利语旧作改写为法语。
这些作品高度简洁有力，把剧词与整体音乐戏剧效果放在首位考虑，摒弃花哨的返始咏叹调与清宣叙调，大量加入合唱与乐队伴奏，目的是为了恢复理想中的古希腊悲剧。
他针对当时所流行的正歌剧形式中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主张音乐应该克尽其以表情服务诗歌之职，也就是音乐为戏剧服务，简化音乐及情节，摒弃传统的炫技要求，提倡自然纯朴的表现。他强调歌剧要有深刻的内容，追求戏剧的真实性，并把原由古钢琴伴奏的宣叙调改为用管弦乐伴奏，以此缩短了宣叙调与咏叹调之间的差距。
格鲁克的歌剧对巴黎音乐界犹如重磅炸弹，一些反对者从意大利找来了著名作曲家皮琴尼，期望其那不勒斯风格的作品能够与之抗衡。但皮琴尼也不是格鲁克的对立面，两者在很多地方也有相同之处。这次论争本身没有谁赢谁输，但确实是大革命前夕巴黎最大的一个音乐事件。
格鲁克虽然在大革命前夕的1787年就已经去世，但他的歌剧改革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简单但感人的旋律，整体而连贯的戏剧性，这些都是大革命时期歌剧的基础，可以说格鲁克的改革为大革命时期的歌剧做了铺路人的工作，直到19世纪瓦格纳与柏辽兹都在沿着他的道路前进。
格雷特里
（André Modeste Grétry，1741 - 1813）
格雷特里生于神圣罗马帝国列日采邑主教领（现比利时），在大革命时期没有特别著名的作品，但他在法语歌剧史的地位早在革命前就已奠定，并一直影响着革命时期的音乐。
作为一个多面手，格雷特里早期的作品有着莫扎特般优美的旋律，如（《美女与野兽》（Zémire et Azor，1771）《嫉妒的恋人》（L'Amant jaloux，1778）等。中期更是开创时代先河——无论是革新的抒情悲剧《安德洛马刻》（Andromaque，1780）还是后来一系列救赎歌剧的元祖之一《狮心王理查》，都是极富戏剧性的作品。后者的一首咏叹调“哦理查，我的王”在大革命时期还被作为保王党的赞歌传唱。另外一首选自他1783年芭蕾歌剧《开罗的沙漠商队》（la Caravane du Caire）的咏叹调，则被改编为当时革命军队的军歌。
格雷特里在大革命后得到了拿破仑的庇护，在巴黎郊外安度晚年。
（Étienne Méhul，1763 – 1817）
梅于尔是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也是拿破仑最喜爱的作曲家，早期深受格鲁克影响，大革命开始后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其中，《斯特拉托尼斯》、《梅
里多与弗罗辛》（Mélidore et
Phrosine，1794）等剧以大胆的和声出名，1799年创作的歌剧《阿里奥当》（Ariodant）是第一个使用主导动机的歌剧作品，遥启了瓦格
纳的作品。1811年，他在《亚马逊人》(Les Amazones)首演失败后半退休，波旁王朝复辟后不久病逝。
值得一提的是，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国歌之一《启程之歌》就是由其谱写。
戈塞克
（François - Joseph Gossec, 1734 – 1829）
戈塞克在器乐交响曲与室内乐方面的成就更为后人所铭记，他写了50多首交响曲，被认为是“法国交响曲之父”。早年在各个王公贵族乐队任职的他，在大革命到来 时已经年近60，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革命热情，为庆祝瓦尔米大捷写了一幕剧作《共和国的胜利》（Le Triomphe de la République，1794），还为攻占巴士底狱20周年写了17声部交响曲。
戈塞克最终活了95岁，但晚景不佳，由于谱写革命作品，使他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郁郁而终。
勒絮厄
（Jean-François Lesueur, 1763 - 1837）
勒絮厄是大革命时期十分成功的一位作曲家。1793年，其处女作《山洞》（La Caverne）一炮而红，连续上演14个月，超过100场演出记录。1806年，他的歌剧作品《莪相》（Ossian）也是第一帝国时期最成功的歌剧之一。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勒絮厄也照样担任宫廷乐长，身居高位，在当时十分难得。除此之外，他还任巴黎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十余年之久，柏辽兹、古诺、夏尔•托马等作曲家都是他的学生。
凯鲁比尼
（Luigi Cherubini, 1760 – 1842）
凯鲁比尼是一位出生于意大利、在法国度过其大部分创作生涯的作曲家，以创作歌剧和基督宗教圣乐著名，曾任杜伊勒里宫皇家剧院音乐总监、法国王室音乐总监以及巴黎音乐学院院长。贝多芬认为凯鲁比尼是自己同辈当中最伟大的作曲家。
与柏辽兹笔下暴躁迂腐的老作曲家不同的是，凯鲁比尼当年也是革命的热烈支持者。其早期创作的救赎歌剧《洛多伊思卡》（Lodoiska，1791）获得巨大成功，并由此奠定了他的艺术地位。《美狄亚》（Médée，1797）是18世纪末又一部深受欢迎的歌剧，在20世纪由卡拉斯的传奇演绎而重新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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