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淮远：独行莫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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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远黄灿然小站 2019-04-14

淮远新书《独行莫戴帽》发布会（讲者：淮远、黄灿然），将于2018年10月13日周六下午5时至7时在商务印书馆尖沙咀美丽华支店举行（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美丽华广场一期低层地下B108-B113，B115 & B139号铺）

我们那一伙

——有点伤感的图片说明

终于从多年来没打开过的唱片杂志柜里翻出这两张裱在一个纹理好看的木框中的连环黑白照片。

时间是1974年冬天，地点是钟玲玲夫妇在太子某大厦的寓所，人物是我和那伙常常见面的朋友。

说说下面那张比较清楚、也比较“正经”的照片吧。后排坐着的唯一一个驴头就是我。向右数过去，依次是张灼祥、抱着年约半岁儿子梁以文的吴煦斌、抱着年约两岁儿子张海活的钟玲玲、手里拿着不知甚么的适然，以及久违的黄楚乔（李家升妻子）。

忘了说最重要的一点，这连环大合照是除写诗外也钟爱摄影的小克定时自拍的。他是前排左边第二人，坐在地板上，在当时的妻子骆笑平身畔。要逐一写出这一排的朋友们的名字，实在无法不伤感起来了。因为从小克起往右数，四个人（小孩除外）如今都不在了。小克不在。也斯不在。翟爱莲不在。长相“鬼鬼地”身材健硕的庄庆生也不在了。如果说第一排的人好像被机枪扫射一样逐一倒下，也许有点冷血，可是，事实不幸如此。

发车时刻

在商场外的巴士终站跳上一部开着门的968路车，问还有多久开车，以便估算一下进商场小解的妻能否赶上。四秒。司机狠狠地说。四秒。如此精准的时限，只够我走下车，或者最多边走边骂。

现在想来，到底赶甚么呢？活着需要时间。把电子体温计插在舌头底下监察退烧情况，也需要四十秒。四秒只够剥一个土耳其无花果的皮。四秒不够我进电影院时以湿纸巾干纸巾揩拭靠背和扶手。四秒不够我写一句快乐的诗。四秒可能只是那年表哥从十楼跳下来争取到的时间。

独行莫戴帽

上一回戴帽子，是二十三年前，踏足加拿大头一个星期的事。那时独个儿租住唐人街一栋亚洲移民聚居的公寓，跟五弟夫妇同一层楼、相隔一个门牌；晚饭到他们那里搭伙，午餐多半在对街的一排饭馆解决。那年多伦多的冬天不比平常的冬天冷，但也不比平常的冬天暖，街道往往因融雪而变得湿漉漉脏巴巴。有天午膳时跟同桌一名陌生老头闲谈起来，他教我滑倒也不致受伤的窍门──要在失足与倒地之间及时调整反应，要不在乎，要放软身子。我并没有在融雪的街上摔过，倒曾经让头一回戴的一顶阿曼尼牌带徽章厚呢鸭舌帽在狂风中飞掉。它一个劲在半融的薄雪上溜冰，我追上去，眼看可以手到擒来，它又往前窜了。我想起中学时看的《独行侠江湖伏霸》中的射帽──奇连依士活一枪打飞鹰勾鼻正在俯拾的宽边帽，后者缓缓走去再拾，刚一俯身，它又在枪声中跳得更远了，如是者四五次，直至超出射程。可惜我的帽子并非在干地上逃逸。虽然经过一番追逐我还是最后的胜利者，却又没有严守呢帽只能干洗的规则，拼命浸洗，使它变形报废。

经此一役，我确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再没有买过帽子，但主要不是害怕风吹，而是不喜欢帽子戴久了把头发压得扁搭搭的，既碍眼又可笑，尤其是当头发越来越少的时候。

重作戴帽人，已是另一种心情、另一种天气。今年六月到布拉格时，洪水已退，不晓得是彼埠的阳光太炙热，还是吾发太稀，我在鼓励痴爱帽子的妻向露天市集上一位她觉得“有点忧郁”的中年制帽匠买了三顶棉麻帽子之后，自己也破例戴走了一顶米色棉线参杂枣红色麻线的厚猎帽；离境之后还悔恨没有向他要电话号码或者请他量一下脑袋尺寸，方便再访前订制若干式样相同颜色不同的有边女帽和猎帽呢。事实上他卖的男用帽子全是猎帽，包括盖着他那个大脑壳的那一顶。至于只花了我四百克朗的这一顶，不仅十分合我，而且在遮阳以及营造风尘仆仆感方面非常称职。虽然如此，戴着它走来走去，总有点不自然──并非觉得自己戴得不自然，或者不想看到脱帽后显得更薄更少的头发，只是它令我想起两个死人。S教授病殁前的一段日子老是戴着猎帽。老爸生前也常常戴这种猎帽，他初到香港时曾在站满了人的巴士上被扒手故意挤掉帽子，但他死不弯腰捡拾。不晓得老爸是否看过了黑泽明的《野良犬》，汲取了戴白色猎帽的三船敏郎在拥挤的巴士上被偷去佩枪的教训，也不晓得老爸戴的，是否也是一顶猎帽。至于老爸七年前过世后，有没有帽子陪同火化，我也不记得了。

在布拉格没有把另一顶也很合我的棉麻猎帽也买下来，除了嫌它有点土之外，还有一个理由。方莘有一首诗，最末两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