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是法国送给当代世界的一份厚礼。在20世纪出现一位这样的作家，违背了偶然性的所有规则，然而不大可能的事情确实会发生。
西蒙娜·薇依一生短暂。她1909年生于巴黎，1943年死于英国，享年仅三十四岁。她的著作没有任何一本是在她有生之年出版的。自大战结束以来，她零星的文章和她的手稿——日记、随笔——已陆续出版，并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她的著作在世界各地都有欣赏者，却因其严峻，而仅在每个国家吸引数量有限的读者。我希望这篇文章对那些从未听说过她的读者有所裨益。
也许我们生活在一个仅仅是表面上反神学的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数百万人被杀，在革命前后有数百万人在俄国被杀或被折磨至死；还有无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的受害者。所有这一切必然会对欧洲的思想产生强烈冲击。而在我看来，欧洲思想似乎一直在绕着一个如此古老，以致人们羞于提起它的问题兜圈。碰巧有时候人类的古老谜团保持休眠状态或被掩盖了几个世代，然后恢复它们的活力并以一种新语言表述出来。这个问题是：谁能够为无辜者的苦难辩护？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讨论了已在《约伯书》中探讨过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像伊万·卡拉马佐夫那样因为一个孩子的眼泪足以导致天平倾斜而退回我们的入场券？我们是否应该反抗？反抗谁？如果上帝是负责任的，如果他认可被我们的价值观视为丑恶并加以谴责的东西，那么上帝有可能存在吗？加缪说不。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我们人类的命运永远拒绝服从那些盲目的非人性力量，失去在某处有一个盟友相助的安慰，失去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
但是也许如果没有上帝，也会有一位女神，穿过战场和集中营，进入监狱，收集每一滴血，每一个诅咒？她知道那些抱怨的人根本就不理解。一切都是有价值的，一切都是分娩阵痛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将会获得补偿。人将成为人的上帝。在通往这个成就的道路上，他必须经过髑髅地。我们时代在宣告这位女神的名字时，声音是颤抖的：她是历史。
华沙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直言不讳地表示，现代哲学的所有结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世纪就已经被神学家们阐述过了，并说一个留心的观察家可以分辨新表述方式下的旧争论。例如，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以神正论（证明上帝正确）的方式讨论历史。
反讽在这里是不合适的。上帝的问题，或没有上帝的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提出。在那处于生成状态的东西中，是否有任何内在力量，一股朝着完美把人类向上拉的力量？人与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宇宙之间是否有任何合作？这个问题以如此措词提出，是因为它与近期对历史维度的发现有关，这个发现是过去那些较为静止的社会所不知道的。奇怪的是，基督教神学家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是无助的。他们以波舒哀和其他传道士宣传的神意论哲学为耻，根据波舒哀等人的看法，上帝是一个超级国王，帮助好的统治者，惩罚坏的统治者。如果这是真的（而这肯定不是真的），则每个个体的承担这一谜团也依然没有解开。至少有一位法国神学家加斯东·费萨尔神父断言，这是现代基督徒的基本知识弱点。他们一接触历史问题，就屈从于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哲学习惯；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变成了黑格尔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弱点反映了托马斯主义信条中的一处空白。费萨尔神父断言，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就历史维度发表看法的痕迹。他只对理性秩序和自然秩序感兴趣。费萨尔神父说：“如果说历史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很多存在哲学家那里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么按常理判断，它在托马斯主义信条中是没有的，或毋宁说，似乎是没有的。”因此，一个基督教辩证学家就得发明他自己的概念工具。
我的导论就到此为止。它引向西蒙娜·薇依思想的某些重要观点。
西蒙娜·薇依生于一个犹太裔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父亲的家庭来自阿尔萨克；母亲的家庭则是从俄国移民法国的。她在那些尤其尊重学问的人中间长大，终其一生她都对现代物理学和数学保持强烈的兴趣。她很早就通晓多种外语：除了法国学校所教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她对希腊语的深刻理解对她将来的演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外，尚有德语和英语。她不是在任何宗教派别中成长的，在她的整个青年时代她都不关心宗教问题。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她的一位同学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当时波伏瓦是一名天主教徒）完成学业之后，西蒙娜·薇依开始了担任希腊语和哲学老师的短暂生涯。她是一位出色的教授，但因为她的古怪而常常与当局过不去。她对自己的资产阶级环境抱一种礼貌的反讽态度，并支持被法国中产阶级用恐怖的眼光看待的人们：工会的激进分子和失业工人。那些年正值经济危机。她放弃在别人挨饿的情况下赚钱的权利，自己只保留一小部分薪水，其余都捐给了工会的基金会和工人的期刊。在政治上她属于左派，但她与法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她与一个叫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小组织关系最密切，该组织追随法国工联主义的传统。她关于法国工人斗争的机会、关于经济政策、关于德国产生纳粹主义的原因的无数政治文章，以及她关于社会机械论和关于欧洲历史的论著，已于最近汇集成几卷。其中只有少数在她有生之年发表于少为人知的杂志。
想与被压迫者共命运的愿望导致她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她不顾身体不好，到巴黎冶金工厂当了一年普通工人（1934-1935）。她论述这方面的文章（辑成一卷，叫作《工人的生存条件》）是对残暴、冷酷、肉体和精神惨况的可怕控诉。她自己也承认，工厂的一年摧毁了她的青春，并永远在她身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奴隶的烙印（“如同奴隶被古罗马人烙在前额的烙印”）。
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西蒙娜·薇依奔赴巴塞罗那（在1936年），应征入伍，成为无政府主义部队杜鲁蒂纵队的士兵。我强调无政府主义——她选择它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是乌托邦的。但是，由于一次意外事故和因此而来的疾病，她在西班牙的逗留非常短暂。
1938年，西蒙娜·薇依，用她自己的话说，“被基督俘获了”。谁也没有权利把她的生平描写成一个虔诚的皈依故事。我们知道那个模式：转变愈是剧烈，否定就愈是彻底，对教育目的来说就更好。就她的例子而言，我们不应使用“皈依”这个说法。她表示，她以前从未相信过这种事情，也即个人与上帝的接触，是可能的。但她也表示，在她整个有意识的人生中，她的态度始终是基督徒的。用她的话说：“一个人只有在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服从上帝。我怎么会在自称是无神论者的青少年时代接到命令呢？”再用她的话说：“宗教只要仍是安慰的来源，就是对真正的信仰的妨碍：在这个意义上无神论是一种净化。我自己那不是献给上帝的部分使我只能是无神论的。在超自然部分仍未在他们身上被唤醒的那些人中间，无神论者是对的而信教者是错的。”
西蒙娜·薇依在现代世界的独特地位在于她的思想的完美连续性。与那些成为基督徒时必须摈弃其过去的人不同的是，拜那新灵光所赐，她甚至进一步发展她在1938年之前的理念，给这些理念注入更多秩序。这些理念涉及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科学。
西蒙娜·薇依确信罗马天主教会是上帝道成肉身所揭示的真理的唯一合法守护者。她坚信基督存在于圣餐中是真实的而不是象征意义上的。她认为属于教会是一大幸福。然而她拒绝给予自己那幸福。她决定不受洗，继续忠于基督但留在他的教会外，我们可在她这个决定中看出两个动机。首先，是她觉得她的个人使命是服从上帝，上帝要她终生留在“门口”与所有那些新异教徒在一起。其次，是她反对教会针对持异端者的惩罚性力量。
法国战败后，她在马赛住过一阵子，然后于1942年登上一艘开往卡萨布兰卡的船，再从那里前往纽约，希望加入伦敦的自由法国人委员会。她的意图是如果可能的话拿起武器为法国的事业服务。她在纽约待过几个月之后抵达伦敦。1943年，她在阿什福德疗养院逝世，显然是死于营养不良，因为她把自己的食物限制在德国人配给法国人的定额的水平。
这就是西蒙娜·薇依的一生。刻意地做愚人的一生。在她给家人的最后几封信中，有一封评论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愚人的角色。她说：“在这世上，只有沦落至遭受最低贱的羞辱，远低于乞讨生活的羞辱的人，不仅没有社会地位而且被大家视为失去基本人性尊严、失去理性——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讲真话。所有其他人都撒谎。”谈她自己：“对我的才智的胡乱吹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回避这个问题：她是否讲真话？我的‘才智之士’的身份就如愚人被贴上‘愚蠢’的标签一样！”
她的作品不讲策略，并且对时尚完全无动于衷，却能直取当今很多人反复思考的问题的核心。她说：“一个男人，他全家都在酷刑下死去，他本人也在一座集中营被折磨了很长时间。或一个16世纪的印第安人，他是他那被彻底灭绝的民族的唯一幸存者。这样一些人，如果他们以前曾相信上帝的仁慈的话，将要么不再相信，要么对它有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设想。”怎样的设想？西蒙娜·薇依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合那些崇拜历史女神的人的口味；从托马斯主义的观点看，可能也是异端邪说。
应该就西蒙娜·薇依通往基督教之路说几句话。她深受希腊哲学影响。她敬爱的大师是柏拉图，她一读再读其原著。我们可以在我们时代与罗马的颓废时代之间看到相似的悖论，当时对很多人来说柏拉图——那个“希腊摩西”，就像他有时候被称呼的——起到了成为通往基督教徒的应许之地的领路人的作用。西蒙娜·薇依是如此爱希腊，以致她把所有希腊哲学看成是特别地基督教的——除了亚里士多德，在她看来他是“一棵生坏果子的坏树”。她实际上拒绝接受整个犹太教传统。她不了解犹太教，也不想了解，因为她无法原谅古代希伯来人的残暴，例如无情地灭绝迦南所有居民。她是一个奇怪的左派，明确反对任何有关道德进步的概念，这是一个广泛传播的观点，根据该观点，三千年前所犯的罪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因为那时的人“尚未充分发展”。她还认为早期基督教必须对通过“神圣教学法”的理念引进了一种“毒药”负责，它就是道德中的历史进步的概念。她说：“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19世纪的巨大错误是认为径直往前走你就可以升入空中。”在她看来，遥远过去所犯的罪必须跟今天所犯的罪一样被严厉地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她觉得古罗马非常恐怖，它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比希特勒的好不了多少。她觉得早期基督徒把罗马称为“启示录里的野兽”是正确的。罗马彻底摧毁了欧洲诸古文明，它们很可能比罗马人的文明优胜，而罗马人只不过是野蛮人，他们是如此擅长诽谤，以致他们几百年来篡改了我们心中罗马以前的欧洲的形象。罗马还污染了处于早期形成阶段的基督教。“该受诅咒”①的原则就是起源于罗马。唯一真正的基督教文明崛起于11世纪和12世纪的奥克语国家，这些国家位于地中海与卢瓦尔河之间。在法国人从北方侵犯那块土地并屠杀持异端者——阿尔比教派——从而摧毁了基督教文明之后，世上就再也没有基督教文明了。
①原文anathema sit，又译为“逐出教门”。
西蒙娜·薇依判断激烈，且没有妥协余地。至少就性情而言，她可以说是一个阿尔比派教徒，一个清洁派教徒；这是她的思想的关键。她从基督教的柏拉图思潮中得出极端的结论。这里，我们也许触及了她与阿尔贝·加缪之间隐蔽的联系。加缪第一部作品是他关于圣奥古斯丁的大学论文。在我看来，加缪也是一个清洁派教徒，一个纯净的人，如果他拒绝接受上帝，那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因为他无法证明上帝的正当性。加缪最后一部小说《堕落》无非是一篇关于神恩——缺席的神恩——的论文，尽管也是一部讽刺作品：爱说话的主人公让-巴蒂斯特·克雷芒斯颠倒耶稣的话，把“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说成“你们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我有理由怀疑，他很可能就是让-保罗·萨特。
阿尔比派根植于古老的摩尼教传统，并通过它而类似于保加利亚和俄国的东方教会某些教派。在他们眼中，上帝，信徒们所崇拜的君主，是不可被证明为正当的，因为他是一个假神，一个残暴的耶和华，一个低级的造物主，与黑暗之王①相同。西蒙娜·薇依追随摩尼教传统，她曾说过，当我们大声读出主祷文中的“愿你的国降临”时，我们是在祷求世界末日，因为只有到那时黑暗之王才会被废除。然而她立即补充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意味着我们承认世界的存在。她全部的哲学就在这两极之间。
在我们对善的渴望与冷酷的宇宙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这宇宙对任何价值观都绝对无动于衷，受铁一般的因果必然性支配。这个矛盾，已被理性主义者和各种把善寄托于此世、寄托于物质并且往往寄托于未来的进步分子解决了。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哲学使这些企图达到顶点，因为它发明了运动中的善这个理念，它朝着愈来愈圆满的历史成就走去。西蒙娜·薇依是一个忠实的决定论者（在这方面，她与斯宾诺莎没有什么不同），她与这些解决办法作斗争，把它们称为非法。她努力的方向乃是使这种矛盾尽可能尖锐起来。她断言，谁试图通过解决矛盾来回避不可避免的矛盾，谁就是懦夫。这就是为什么她被指控过于死板和缺乏辩证才能。然而我们可以问，她是不是要比很多这样的人更辩证，他们在奉行辩证艺术时把它变成一门妥协的艺术；他们太廉价地接受了对立统一。
她的视域肯定不是令人舒服的。在其视域的中心我们可以找到上帝故意退位、上帝撤离宇宙这一理念。她说：“上帝把一切现象毫无例外地交给世界的机械论。”“必然性与善的距离跟造物与造物主的距离完全一样。”“必然性是上帝的面纱。”“我们必须让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也即机械法则和人所能证明的必然性，栖居在我们可以想象的不管什么地方，以便我们可以揭示它的范围以外到底有些什么。”“上帝的缺席是完美之爱的最奇妙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的必然性，那种明显不同于善的必然性，是如此美丽。”她既不承认传统基督传道者们的神意，也不承认进步的传道士们的历史神意。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完全受重负的摆布，以致我们内心的呼唤永远得不到回答？不是的。尚有一个可免于宇宙决定论的例外，就是神恩。西蒙娜·薇依说：“矛盾是超然性的杠杆。” “不可能性是超自然力量的大门。我们只能敲它。别人来打开它。”缺席的上帝，隐藏的上帝通过劝说、通过把我们拽出重负的神恩而在这世界上活动，如果我们不拒绝他的礼物的话。那些相信必然性与善之间的矛盾可以在神秘性以外的任何水平上解决的人，都是在哄骗自己。“我们不得不置身于沙漠中。因为我们必须爱的上帝是缺席的。”“穿过特洛伊和迦太基的毁灭去爱上帝，并且没有安慰。爱不是安慰，而是光。”
对西蒙娜·薇依来说，社会受必然性的法则支配，如同这世界的一切现象。然而，如果自然只是必然性因而是无辜的，处于善与恶的水平之下，那么社会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被赋予意识的生灵在必然性的盟友和房客黑暗之王的践踏下受苦。她说：“魔鬼是集体的（这是涂尔干之神）。”她的政治立场可用她常用的一个来自柏拉图的隐喻来概括。柏拉图把社会比喻成一头巨兽。每个市民都与那头巨兽有关系，结果是，若问什么是善，大家就会根据自己的职能来回答：对这个来说，善包含替巨兽梳理毛发，对另一个来说，是搔它的皮肤，对第三个来说，是清洁它的尾巴。如此一来，人便失去了知晓真正的善的可能性。从中，西蒙娜·薇依看到所有荒诞和不公正的来源。在社会决定论掌控下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无意识的巨兽崇拜者。她反对唯心主义的道德哲学，因为它是特定社会团体施加于个人的难以觉察的压力的反映。根据她的看法，新教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传统伦理，反映民族利益或阶级利益。至于卡尔·马克思，他是纯粹的真理的追求者；他想通过谴责和揭穿团体伦理的压力如何运作，而把人从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中解放出来。由于马克思的这个初衷，马克思主义对基督徒来说，就要比任何唯心主义哲学来得珍贵。然而，马克思在追求真理和公正的过程中，虽然力图避免一个错误，却犯了另一个错误，而西蒙娜·薇依认为，如果我们拒绝超然性，这种情况总会发生，因为超然性是人可达到的善的唯一基础。马克思以职业革命家的新伦理，还有团体伦理，来反对受阶级主宰的伦理，从而为那头巨兽的新主宰形式铺平道路。这小段格言概括了她的观点：“整个马克思主义，就其正确程度而言，已包含于柏拉图有关巨兽的那页论述中；它的反驳也包含其中。”
但是，西蒙娜·薇依并没有弃历史于不顾，反而是个人承担的身体力行者。她否认有任何“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把辩证唯物主义斥为一种哲学误解。在她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存在，因为辩证原理和唯物主义原理加在一起，无异于使该术语爆裂成粉碎。通过这样的批评，她披露了那个只有共产党核心圈子才知道的不愉快的秘密。相反，充满于数千年历史的阶级斗争，在她看来是最可触摸的现实。对社会决定论的沉思导致她得出关于技术文明主要问题的某些结论。该问题大致如下。原始人受敌意的自然力量压迫。渐渐地，他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获得自由，控制了水力、火力、电力，并把它们据为己用。然而如果没有劳动分工和生产组织，他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非常原始的社会都是平等主义的；他们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状态中。这样的社群不受其他成员压迫，恐惧是在外部，因为社群受到野兽、自然灾害，有时候受到其他人类群体的威胁。随着人与其周围环境的斗争的努力变得愈来愈有效率，社群发生差异化，分成下达命令者和服从命令者。随着人的行动领域增加，人对人的压迫亦相应加大；这似乎是必要的代价。面对自然，某个技术文明的成员占据了相当于神的地位，但他是社会的一个奴隶。对人支配人的终极惩罚是死亡的惩罚——要么死于剑下，要么死于枪下，要么死于饥饿。集体的人类解放自身。“但是，这集体的人类在与个人的关系上扮演了从前自然所扮演的压迫性角色。”
今日，西蒙娜·薇依可以用很多新例子来佐证她的社会分析；常常有人说，欠发达国家只有付出接受极权主义制度的代价才能使自身工业化。例如，中国应可以为她提供颇多可供省思的材料。
20世纪的基本社会和政治问题是：“社会所取得的这场解放，是否可以转移给个人？”西蒙娜·薇依是悲观的。她认为，这场服从者与命令者之间的斗争，仍看不到尽头。占支配地位的群体除非被迫，否则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然而，尽管发生群众的动乱，但是生产组织很快就催生新主人，于是斗争在新的旗帜和新的名字下继续下去。赫拉克利特是对的：斗争是神和人之母。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历史不屑一顾，把它看作是永恒的循环，并对它的种种奇观耸耸肩。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心尽职。我们应该把行动投入到天平上，站在被压迫者这边，尽可能减少那些下达命令者的压迫性力量。不怀太多的期望：狂妄自大必遭命运的惩罚，这是铁一般的必然性固有的规律。
我觉得，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应该在我们共有的缺点的角度下评估。我们不喜欢痛苦地思考到底。我们预先逃避后果。通过在她的生平与作品（古典的、枯燥的、简洁的）中所示范的严格，她能够引起一种有益的羞耻感。为什么她迷倒今日如此多的知识分子？这是我的猜测：如果说这是一个神学时代，那么可以说，它对摩尼教有令人瞩目的偏爱。现代文学证明有某种针对这个世界的狂怒，因为这个世界似乎已不再是一个聪明的钟表师的杰作。那种文学的幽默（想想贝克特、尤内斯库、热内），如果它谈得上有幽默的话，乃是面对宇宙发出一阵嗤笑。迈克尔·波拉尼教授最近提出一个论点，认为最近数十年来最大的特征不是道德败坏而是荒诞文学中和革命运动中爆发的道德狂热。政治暗杀是以人战胜残暴的自然秩序的名义实施的。然而对神奇的历史恩惠的信仰已被那个信仰本身的结果所削弱：工业化。愈来愈明显的是（包括在东欧国家）电冰箱和电视机，甚或送上月球的火箭，并不能把人变成上帝。人类群体之间的旧冲突已被取消，但是它们被新的、也许更尖锐的冲突取代。
我在1958年把西蒙娜·薇依的作品选翻译成波兰文，不是因为我假装自己是一个“薇依信徒”。我在序言中坦白地表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凯列班，太肥胖，太沉重，难以披上一个爱丽儿的羽毛。西蒙娜·薇依是一个爱丽儿。我的目的是功利性的，我相信这是与她关于如何处理她的著作的愿望相一致的。几年前，我在她家的寓所度过很多个下午，该寓所俯瞰卢森堡公园。我坐在她那张布满她的墨水笔留下的污渍的桌子前，跟她母亲说话。她母亲八十多岁了，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阿尔贝·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天躲到这个寓所里来，摄影师和记者到处寻找他。如我所说，我的目的是功利性的。我气愤于波兰被分成两大阵营：教权主义者和反教权主义者，民族主义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不把国家机器工作人员包括在内，他们是只会紧跟来自莫斯科风声的官僚。我怀疑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姑且这样称号）和非民族主义的天主教徒有很多共同点，至少有很多共同兴趣。西蒙娜·薇依抨击那种仅仅是社会顺从或民族顺从的宗教。她还抨击所谓进步人士的肤浅。也许，在准备她的作品选的波兰译本时，我的初衷是恶意的。但是如果一场神学斗争正在进行中——波兰正是如此，尤其是在中学和大学——那么只要能够使各对手目瞪口呆，以及能够向他们证明在一个民族宗教所代表的基督教与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并非今日我们剩下的唯一选择，则每一件武器都是好的。
在被比我们从其表面所能猜测的要严重得多的宗教危机撕成碎片的当今世界，天主教作家常常遭到这样一些人的拒绝，这些人意识到自己作为真理追求者的悲惨，并在他们遇到真理的傲慢占有者时作出本能的防御反应。西蒙娜·薇依的著作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阅读。她通过证明我们不应被现有的意见分歧所欺骗，证明很多基督教徒是异教徒，很多异教徒内心是基督教徒，而给信仰者和无信仰者的生命注入了新酵母。也许她正是为此而活。她的才智、她的风格的精确，无非是一种非常高度的注意力，注意人类的苦难。并且诚如她所言：“绝对无杂质的注意力即是祈祷。”
选自《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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