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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o Chen, Xiaohuan Lan, 2020. Tractor vs. animal: Rural reform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Better institutions do not always advance technologies. China's rural reforms during the early 1980s secured land tenure for peasants and dismantled large collective farms into small household farms, which transformed tillage technology. Using a novel data set of 1755 counties from 1976 to 1988, our event study exploits the county-by-county rollout of the reform. We find that the use of tractors plummeted after the reform, while the use of draft animals surged. Post-reform tractor use was more suitable to local factor endowments and farm size. Small tractors became more popular while the number of large tractors declined.
中国学者Chen Shuo（感谢一直关注并支持着计量圈发展）和Lan Xiaohuan于6月份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顶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拖拉机对牲畜：中国农村的改革与科技应用》的文章。其内容大致是，更好的制度并不一定促进科技应用的进步。中国80年代初的改革保证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把大的、集体的农场，分解成小的、家庭的农场，这转变了耕作技术。他们用了一个新数据集，内含1755个县从1976年到1988年的数据，来探究改革在县一级的开展。他们发现，改革之后拖拉机的使用暴跌，用来拉东西的畜生使用却大涨。改革之前的拖拉机使用更适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农场规模。小拖拉机变得更流行了，大拖拉机的数量下降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个文章研究了中国80年代早期农村改革背景下的科技应用，这一改革奠定了之后经济腾飞的基础。跟东亚邻国不同，中国是靠拆分集体农场来启动农村改革的，集体农场这一套是50年代后期跟苏联学来的。70年代后期，许多大农场都有大拖拉机，这是规模经济和农业现代化优越性的标志。然而，它们效率低下，一部分是因为为集体工作的农民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78-84年，农村改革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HRS）建立，其中集体土地被拆分并承包给个体农户。由于大拖拉机对小的家庭农场来说效率低下，由拖拉机耕种的土地占比在去集体化后迅速下降。农民转为用牲畜来干活，这是原始的小农耕作方式。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指牲畜）和农村劳动力的充足很配，劳动者们都被改革激励，去努力工作。牲畜的存量在80年代大涨了50%。我们用了一个新的、全面的县域年度数据库来展示这一重要的科技变化。我们从最新解密的178份政府档案和官方出版数据和1755份县级公报中，收集了1755个县从1976到1988年的数据。这些样本覆盖了中国百分之81的县和百分之85的乡村人口。我们使用了事件研究法来探究县级HRS改革的推广情况。这个方法让我们能够找到科技随时间的变化，并解读对改革的因果关系的估计。这庞大的样本量也让我们发掘了丰富的区域要素禀赋差异，并估计它们对当地科技选择的影响。我们发现，比起HRS改革之前的年份，拖拉机耕作的土地在改革后第一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并以总共9-11个百分点的比例持续下降了六年，或者说下降的比例为改革前均值的25%。在此期间，耕作用牲畜的存量上涨了约百分之50。然而，这样激烈的变化低估了改革的因果效应。事件研究展示了，在改革之前，拖拉机的使用正在上升，耕作用牲畜正在下降。要是这个趋势保持下去没给打断，在六年后，改革的因果效应很可能会更大。拖拉机使用在改革后的总下降反映了至少三个效应的结合：农民对产品的私人所有权，来自受到激励的农民的有效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变小的农场。如果个人投资和科技应用比政府或集体更有效率，我们应该观察到改革后的拖拉机使用变得对劳动力和土地规模的要素禀赋更加敏感。的确，我们发现，改革之后，拖拉机使用在有更多农村人口和更少的可耕种土地的县下降得更多。当可以跑拖拉机的耕地变少，例如位于山地、丘陵地区的县时，也是下降得更多。改革之后，拖拉机使用在有平均起来更大的家庭农场的县也变得更流行了。在大拖拉机的数量在改革后下降的同时，更便宜并且更适合小家庭农场的小拖拉机变得更流行。我们的发现为内生科技采用提供了新的文献证据。这个文的主要思想是科技应用是对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反应。Clemons, Lewi和Postel（2018）建立了一个模型，跟我们的研究非常相关。在他们的模型中，一国之内资本导向的“先进的”农业技术可以和劳动导向的“传统”的技术共存。他们发现，由于这种科技结合的灵活性，对墨西哥移民的排斥未能提高美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尽管他们的理论机制是科技应用，他们的实证关注劳动力市场且提供了仅是暗示性的科技变化的证据。咱这论文关注科技应用的变化，：当改革减小了农场规模并通过激励农民努力工作增加了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土地导向的科技（拖拉机）变得不火了，同时劳动导向的科技（牲畜）又火起来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过很多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的使用。我们的研究通过解决两项实证挑战对此作出贡献。首先，拖拉机采用作为一种新的科技，通常包括不确定性和学习（Lew 2000；Manuelli和Seshadri 2014），这可能混淆基本的效应，例如当地条件和对科技的接触。不过信息壁垒和学习在从拖拉机到畜生的倒退中并不重要：改革后的拖拉机骤降马上就来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关注科技应用是怎么对当地条件和制度改革做出反应的。其次，作为一种不可分的、节省劳动力的科技，拖拉机被农场规模和劳动力价格所影响。然而，农场规模和劳动力供给也可以被拖拉机的采用和扩散所影响。为了解决这一内生性，Olmstead和Rhode（2001）用联立方程组，Hornbeck和Naidu（2014）利用了一个由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引起的黑人外迁的自然实验。在我们的设定中，土地销售是被禁止的，劳动力迁移是被严格限制的。因此，我们可以排除农场规模和劳动力的内生性变化，并关注它们由HRS改革所导致的外生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对农业投资和科技采用方面的制度改革做出了贡献。尽管许多研究强调保证私人产权很可能导致更多的投资，我们强调了集体和私人的产权都可能带来技术方面的巨大投资，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表面上“更好”的制度并不一定伴随着更先进的科技，但它们确实促进了经济上更有效率的技术选择。比起集体和政府，改革后私有者在拖拉机上投资少，在牲畜上投资多。但是他们的拖拉机使用更有效率：它对当地要素禀赋和农场规模反应更强。HRS改革是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中最根本和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之一，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80年代末期之后一直处于激烈争论中。我们是第一个对耕作技术的变革进行详尽分析的，这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这在过去的文献中被忽视得厉害。我们也用了新的、分散的、时间和地区覆盖度空前的县域数据库。 农业机械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了机械动力在土地开发、耕作、收获、打谷、磨成粉中的使用。70年代中国农业的快速机械化始于长达一个月的1971年第二届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这个会说了，1980年之前，农业的所有分支，包括农林牧副渔，机械化率都要超过百分之70，以及所有耕地的百分之60要上拖拉机。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逐步掌权。当HRS改革逐步蓄力的时候，这些目标在1980年被废弃。 1978年开始的HRS改革在1983年基本结束。所有集体所有的土地及生产资料被个体成员分了。生产队作为集体的基本生产和管理单位被拆分了。在最长15年的合约之下，个体农户开始掌管他们自己的农场。到1983年年底，百分之98的生产队、百分之97的农户，都采用了HRS制度。 HRS改革对农业机械化有三个深远影响。首先，它把大集体农场分成了小个体农场，平均每个只有0.6公顷。大拖拉机对这种农场是低效的。其次，通过激励农民努力工作（林，1988，1992）改革提升了有效的农业生产劳动力输入，这减少了对拖拉机这类节约劳动的科技的需求。第三，改革之前，集体拥有所有的机械，他们是由集体和政府一起出资的，个体所有是被禁止的。之后，个体农户变成了基本的买家和所有者。1989年之前，超过百分之92的拖拉机是私人所有的。 图1的面板A展示了70年代，拖拉机耕作的土地从21%翻倍，到了42%。HRS改革后，它在1983年跌落到百分之37，不过之后就逐步恢复了。作为拖拉机的替代，耕作用牲畜扭转了它70年代的下降趋势，在1980-1989年间上涨到百分之50。这个看起来不太大的拖拉机使用比例及其改革后的有所恢复，掩盖了巨大的区域差异。全国的拖拉机耕地主要是北方在支撑，那里有全国70%的耕地。面板B显示，南方改革后拖拉机使用的下降更大、回复更慢：从1978年的35%下降到1985年的25%，并且到1990年都没有恢复到改革前的水平。 尽管这些宏观趋势能提供很多信息，我们需要微观数据来确定并估计HRS的因果效应。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变量来度量南北之间的巨大差异。下面的实证分析发掘出了县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先从介绍数据开始。
我们收集了新的县级、年度的数据，共1755个县，从1976年到1988年，毛主席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时期。我们的样本包括了中国81%的县和85%的农村人口。我们的样本不包括主要搞放牧而不是种植的地区。我们从很多种官方渠道收集了农业数据，包括178个最新解密的政府报告和已出版的统计报告，加上1755个县公报。
表1报告了样本的描述统计。一个关键的因变量是可耕地中由拖拉机耕种的比例。尽管同一小块地一年之内被拖拉机耕了好几次，我们也按照一次算。另一关键因变量是年末耕作牲畜存量，包括公牛，马和北方的骡子，南方的水牛。我们定义了一个地势的分类变量，这是按照农业部的标准来的，1表示676个山区县，2表示430个丘陵县，3表示649个平原县。我们的分类方法找出了HRS建立那年各县之间的差别。我们从县志中提取了这些新信息。中国有上千年的在县志中记录当地历史的传统。每一本县志都有一部分专门将农业的，里面包含了一个专门讲农业改革标志时刻的子部分。HRS改革的基本单元是生产队，不是县；1978年，每个县平均有1826和生产队。通常，让大部分生产队采用HRS改革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我们把（一个县改革的）起始之年定义为过半生产队采用了HRS那年。早期搞HRS的几个生产队几乎不能反映县级数据的效应，因为绝大部分其他生产队还在搞原来那套。直到生产队被官方拆解，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重新分配给个体农户之前，个人拥有拖拉机和耕地牲畜都是被禁止的。因此我们感兴趣的结果是被实际的改革所推动的，而不是仅仅对未来改革的期望。最早的起始之年应该是1980年，最晚的是1983年，到1983年年底，仅仅2%的生产队和3%的农户还没采用HRS。绝大部分这类农户是牧区的，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图2的面板A展示了按照HRS建立时间分组的县级层面的拖拉机耕种的土地的均值。所有的县都按照相似的上升趋势使用拖拉机，直到改革让它立马暴跌，扭转趋势。面板B展示了耕地牲畜的存量在改革之前一直都很稳定。跟拖拉机的马上暴跌不同，存栏的耕地牲畜在改革后逐步上升，因为它受到动物出生率的制约。HRS最早是在拖拉机使用密度最低、动物使用密度最高的县建立起来的。这跟改革最早在南方的丘陵、山地地区开始一致，比如安徽、贵州这些地方。它们的地形和水稻种植体系限制了拖拉机的使用。它们依赖牲畜，特别是水牛。改革逐步传播到大部分北方县，那里土地平整，主要种麦子，拖拉机使用也相应地多一些。这一情况暗示了我们的实证需要控制县的固定效应，以过滤掉产出变量的区别。
其中αi和λt是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系数。咱们感兴趣的关键系数是μk们，也就是跟被删掉的年份μ-1相关的事件年份的系数。μ-1就是改革前一年。标准误在县级层面计算。在大多数估计中，我们不包含其他控制变量。因变量，比如说拖拉机耕的作土地和牲畜存量，用土地规模做了个标准化，因此在各县之间是可以比较的。自然条件，这个对科技采用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被县域固定效应包含进去了。这个非参数估计法让我们能够从视觉上看出改革之后结果的动态变化。然而要把μk>1们作为因果效应加以解释，就要求结果不会按着改革前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来。否则，μk>1的增加或减少仅仅表示了之前趋势的继续。（1）式的估计允许我们观察改革之前那些年这样一个之前趋势是否存在。在70年代，快速的农业机械化和牲畜被拖拉机取代确实产生了一股拖拉机上升、牲畜下降的势头。这些估计促进和指引了我们接下来参数事件研究的规划。
在（2）式中，我们又加了个线性的之前趋势的项t。这个函数项的选择是由（1）式的估计所指引的。在下面的事件研究中，我们在（1）式上叠加了估计的线性趋势t。结果表明，t很好地抓住了之前的一切长期趋势。在控制县级固定效应和之前的趋势后，HRS改革的进程似乎和结果与之前趋势的偏离无关（图2）。因此我们可以把μ解释成改革的因果效应。要是结果继续沿着改革之前的趋势移动而没有收到打断，那它就应该是改革之后第k年的xk这种东西了。(2)式估计出来的μk度量了这个反事实的xk和（1）式中估计出来的现实的μk的区别。 图3展示了HRS改革对拖拉机耕作的土地百分比和牲畜存量的效应。对每一个结果，我们从（1）式中的非参数事件研究中画出了事件时间μk的估计系数，又通过（2）式中的参数方法把估计出来的改革前的线性趋势t叠加进去。这个线性趋势很好地抓住了改革之前的变化。改革后的每一个年份k，HRS对结果的因果效应就是μk之间的差距以及线性趋势。这些差距是通过（2）式中的μk估计的。 表2记录了k>=0时估计出来的μk。在改革后的第一年，拖拉机耕种土地的比例比起前一年立刻下降了5.5个百分点（第1列），比起改革之前的趋势（第2列）下降了8.8个百分点。这个下降是被拖拉机耕种的土地（分子）而不是总的耕地面积（分母）所驱动的。改革之后三年，这个下降稳定了，但是由线性反事实所提示的因果效应还在上涨。三年的改革的因果效应是18个百分点，六年是27个百分点。
我们注意到线性的之前的趋势在长期中不可持续，因为结果总要有个上界。然而在六年期间，由线性趋势提示的反事实的18个百分点的增长并不是空穴来风。改革之前，拖拉机种的地在1971到1977年间增长了18个百分点，达到39%（图1面板A）。官方的最初目标在被废弃之前是在三年内提升到60%。尽管一年提升7个百分点这样的目标被批评作不可行的，一个稍微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目标，比如说六年提升18个百分点，或者说一年三个百分点，要是不搞HRS改革的话，还是有可能达到的。 没有被拖拉机耕种的土地应该被牲畜来种，没别的选了。牲畜的存量在改革后第一年缓慢上升，一公顷比起前一年多了1.5头（第3列），比起改革前的趋势多了6.1头（第4列）。这个存量并没有马上暴涨，毕竟受到牲畜出生率的影响。六年之后，这个缓慢的增加积累成了巨大的因果效应：69头，或者说改革之前均值的66倍。这个牲畜的增加量似乎比改革前用牲畜替代拖拉机所必须的量要大。这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其一，改革创造出来的小的独立的农户都必须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为过去的集体分享、安排的那一套没了，这大大增加了对牲畜的需求。其二，改革增加了劳动投入，从而增加了与之互补的要素投入，比如说动物。 HRS改革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是自下而上由单个的公社在70年代末期开始的。它在被1982年1月1号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倡之后才被官方承认。因此，对于在1980和1981年建立HRS的县，改革的进程很可能对当地条件来说变成内生的了，尽管对于1982到1983年间建立HRS的县可能是更外生一点。 我们把县分成了两个子样本，分别是80-81和82-83年开始搞HRS的。我们接着又把之前的（1）式和（2）式各自跑了一遍。对早的组，图4的面板A和B显示，没有清晰的改革前趋势，因此因果效应应该由（1）式的μk来估计，就在表（3）的1、2列中。对于国家承认之后才搞HRS的图4的面板C和D展示了和图3类似的情况。改革前的显著特征很好地被线性趋势项抓住，（2）式估计出来的因果效应被记录在表3的3、4列中。 这些子样本的估计跟全样本的估计一致。对于拖拉机使用，非参数估计在所有样本建估计一致：改革后3年下降了8-10个百分点，之后稳定。82-83年参数估计的因果效应也跟全样本一致：三年效应是15-18个百分点的下降，六年则是23-27个百分点。对于耕地动物的数量，估计几乎在所有样本建是一致的，三年改革效应是每100公顷增加24头，六年是增加70头。 更进一步地，对于每个子样本，我们可以检验共同的趋势假设。由于每个子样本只包括两组县，很容易就能检验两个组改革前是否一致。如果是的话，两个子样本的改革进程更可能是内生的。我们用下面这个模型：
这里边αi是县域固定效应，μk是改革之前年份的哑变量。对于每一个子样本，Gi是之后建立HRS的县的指标。比如，在80-81年的子样本中，Gi是81年建立HRS的指标。Gi和μk的交互项抓住了随时间变化的“1981年的县”，相对于“1980年的县”。如果这一项接近0，则我们无法拒绝改革之前共同趋势的假设。由于每一个子样本只包括两个组，Gi和μk同样吸收了所有随时间的变化，一组独立的年份哑变量则不会被识别。标准误是在县层面集聚的。
表4记录了改革之前3年的这些交互项，比起基年k=-4。对拖拉机使用来说，每个子样本中，两个组的县改革之前的年度差异比起0既不是经济上也不是统计上显著的。对于牲畜，“1981的县”的之前的趋势非常接近“1980年的县”的之前的趋势，除了最早的事件年份。不过比起高达120的因变量的样本均值，这1.3的区别在经济上并不显著。在82-83年的样本中，比起“1982年的县”，“1983年的县”的牲畜经历了有点陡峭的下降。这并不一定表示两个组是不可比的或者说改革进程是内生的。毕竟，它们的拖拉机使用遵循着一个普遍的改革前趋势。我们应该通过允许组内特殊的改革前趋势来调整我们在表3第4列中的估计。总的拖拉机使用的先下降并不意味着拖拉机效率的下降。私人投资和科技采用大概势必集体政府更有效率的，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在当地信息上低效一些（哈耶克，1945）。在改革之前，私人产权是不允许的。然而到1989年之前，超过92%的拖拉机是私人拥有的。接下来5.1会展示改革之后的拖拉机使用对当地资源禀赋更敏感，5.2会展示改革后拖拉机使用在家庭农场更大的地方变得更流行。由于家庭农场比集体农场小，小拖拉机的数量改革后大幅增加，大拖拉机则减少。
由于拖拉机是个节约劳动力的科技，劳动力增多时拖拉机使用应该减少。同时，拖拉机在更大更平的土地上应该更有效率。因此我们估计三种要素禀赋对拖拉机使用的效应：农村劳动力，土地面积和地形。土地和劳动力的异质性在不同县之间是不能被同等看待的。改革期间，土地买卖是不允许的，家庭迁徙因为户口的缘故也基本为0。 我们建立了下面这个模型来检验改革是否促进了要素禀赋的效应，也就是改革之后的拖拉机使用是不是更适合当地条件了。
Yit是县i在年份t中拖拉机耕种的土地占所有耕地比例的对数，度量了耕地中拖拉机使用的程度。要素禀赋向量Xit包括了农村人口的对数、可耕土地的对数、土地平整程度。Tit是改革之后年份的哑变量，它抓住了Yit的平均移动。交互项XitTit检验了要素禀赋是否在改革后发生变化，λt是年份固定效应的集合。 由于我们想要比较不同县之间的差别，我们这模型不包括县域固定效应，要素禀赋的差别主要是县之间（between）而不是县内部（within）的。地形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对于农村人口和土地面积来说，超过99%的总的变化来自县之间的区别。对于拖拉机耕种的土地百分比来说，大约86%的总变化来自县之间的差别。 表5的第1列记录了这些结果所有的要素禀赋都有很大且显著的、符合预计的符号的效应。改革加强了这些效应：农村人口和土地的效应在改革后几乎翻倍。这些结果值得讨论。首先，节约劳动力的拖拉机使用在有更多农村人口的县减少更多。尽管我们缺少有效劳动力供给的数据，但是可以合理推断由于受激励的农民工作更努力了，改革之后的增长在有更多劳动力的地方会更大。其次，改革之后拖拉机使用的下降在有更多耕地的地方没那么严重。第三，三个要素的增强的效应暗示我们，农民对科技的选择的敏感性超过政府和集体。但是，即使改革前，拖拉机使用对当地禀赋还是很敏感的。毕竟，当地条件也会制约政府和集体。 第2列估计了（3）式，包括县域固定效应，它是被小得多的内部差别驱动的。平均来看拖拉机使用在改革后下降24个百分点，这个平均移动不应该被解读为平均因果处理效应，因为还有个改革前的趋势。我们在上个部分估计过这一动态变化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交互项XitTit。就像第1列一样，县内的改革后拖拉机下降在有更多人口的县下降更多，在那些土地更平整的县下降更少。乡村人口和土地规模的系数有预估的符号，但并不是被准确估计的。这个低效率是因为两个变量的小的内部差异，只占所有差异的0.2%。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形的系数没有被确定，县域固定效应已经包含它了。 列3和4重复了列2的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很相似。一起看的话，表4记录的结果可以解释显著的拖拉机使用在南北之间的发散性，正如图1里边宏观层面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拖拉机在北方更流行，因为它有70%的地，却只有52%的人口。北方也更平，它包含了78%的“平原县”。
大农场更可能用拖拉机。HRS改革把耕地分成了等大的部分给农村居民，因此人均土地是一个很好的衡量一个县的平均农场规模的指标。而且，正如5.1所说，HRS改革没有改变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至少在前几年是这样。因此家庭农场规模是外生决定的。给定农村人口的对数，表5中的HRS改革前*log（可耕种土地）的系数同样度量了家庭农场面积和拖拉机使用之间的弹性：改革后家庭农场每上升10个百分点会增加1个百分点的拖拉机使用。 小的家庭农场和更低的家庭预算产生了小而便宜的拖拉机的需求。改革前耕种机械化是以集体农场的大拖拉机为特征的。加拿大造Massey Ferguson 35，苏联造ДT-54和国产的东风54都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大拖拉机，并且成了现代农业的代名词。由于这些大家伙在小农场不能有效运行，它们很快被便宜的小拖拉机取代。 我们收集了大约950个县年末的大中型拖拉机和小的或手提拖拉机存量。这些变量是由具体数量度量的，而不是按照马力。小拖拉机的马力一般小于20马力，或者14.7千瓦。图5展示了事件研究估计的改革对不同拖拉机的效应。在所有样本中，改革后大拖拉机的数量停止增长并倒退。小拖拉机的数量则持续增长，以一种比改革前慢一些的速度。在所有样本中，比起改革之前，改革后六年小拖拉机上涨0.9个log或者说150个百分点。 这个巨大的小拖拉机的增长和大拖拉机数量的相对稳定提示了一种拖拉机总数的上升。然而，这一增加伴随着拖拉机在耕作中使用的减少。这暗示着许多大拖拉机尽管还登记在册，实际上已经废了， 因为对小农场来说太贵了。集体生产系统是它们的中心，包括柴油机的供应链、拖拉机手训练学校和管理组织、维修保养，但现在被废弃了。
小拖拉机使用的增长并不足以弥补大拖拉机的损耗。一个原因可能是许多农户太穷了，买不起，有效的分享方式比如租赁市场还没建立起来。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技术的。为了耕地，拖拉机需要其他设备，比如拖拉机拉动的犁。这个设备不能在大小拖拉机之间切换。从大到小的转换因而创造了暂时的小拖拉机设备的短缺。从81到85年，每个小拖拉机的平均设备数量从1.12下降到0.89，这个短缺可能限制了小拖拉机在耕地中的使用。一些农民也买小拖拉机来搞乡村运输，这是80年代后期一个赚钱的买卖，因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更好的市场渠道。1985年，运输占据了各种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工作量的60%。 更好的制度并不一定带来科技进步，可能也会带来经济上更有效率的科技倒退。我们使用了新的县域年度数据来找出中国的80年代早期的HRS改革是如何转变耕地科技的，即从大集体农场的拖拉机使用到小个体农场的牲畜使用。改革之后农户依然会使用拖拉机，但是会以一种更适合当地条件和农场规模的方式有效进行。。 这个文章关注了HRS改革对科技采用的即时效应。由于改革，小个体农场搞了快30年。这种小农场制度在支持长期的生产力增长方面有缺陷，它的广泛使用化肥成了严重污染（Wu等，2018）。进一步地土地改革已经研究并推开，一些近期的研究开始关注它们的影响（Chari等，2017）。在乡村的快速城镇化和巨大的农村人口外迁的背景下，中国农场未来一定会变得规模更大、资本更密集。但是，大农场，至少是集体农场，并不一定总是有效率的。相反在80年代，正是采用劳动密集和原始科技的小农场为中国的经济腾飞点了火。关于相关计量方法视频课程，文章，数据和代码，参看 1.面板数据方法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优秀学人好好收藏学习！2.双重差分DID方法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优秀学人必须收藏学习！3.工具变量IV估计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不学习可不要后悔！4.各种匹配方法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掌握匹配方法不是梦！5.断点回归RD和合成控制法SCM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有必要认真研究学习！6.空间计量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空间相关学者注意查收！7.Stata, R和Python视频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真的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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