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解救失业青年？——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㉛

冯仁可爸爸的生日报

钱钢老师附言

“上山下乡”无疑是一场政治性很强的运动。冯仁可对它的来龙去脉做了中肯的梳理后，发现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叫“下乡上山”）有经济目的。事实上，文革时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同样有经济目的——在经济搞得一团糟时解决大批新生劳动力的出路（或曰糊口问题）。卢跃刚先生说，研究历史，要注意政治决策背后的“财务目的”。信然。

1965年7月10日，四川省遂宁市上宁乡多了一个朴实的农家娃——我的爸爸。那时的他或许还不知道，如果早生七八年，他也不会有机会凭借高考、走出农村了。

我想找爸爸生日当天的《四川日报》，但发现图书馆1964至1979年的川报资料缺失。我猜想，会不会是出版受到文革的影响。后来发现，川报果然在文革时期被封闭过。关于这段历史，请看文末彩蛋。

于是我找来了《人民日报》。

头版上“农业”是主题，第二版更有一则有趣的新闻，讲的是西南农学院和四川农学院一部分学生开始半农半读。

翻阅前后几日的报纸，都有一些关于在校学生学农的新闻，南至江西，北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山下乡”这个让几代人铭记于心的字眼，已经出现在爸爸的生日报上。

它实际出现的时间更早。在追溯这个词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心里问，“上山下乡”对于亲历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前文革时代：“上山下乡”本是再就业良方

“上山下乡”最开始的提法是“下乡”或者“下乡务农”，针对的是失业群体，而不仅仅是青年。解放前夕，城市中有400万失业人员，相当于1949年底就业人数的一半。他们之中有很多来自农村，在战争中流离失所、涌入城镇。劳动部于1950年发布的《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说，考虑一下农村吧，那里缺人呐。

据统计，1950年全国新解放区开展土改后，一共有16.5万人通过下乡务农解决了工作。

青年下乡的风潮则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学来的。1955年，团中央组织代表到苏联学习大规模垦荒运动的经验，苏联垦荒的主力就是青年团员。之后，团中央决定，把下乡垦荒作为解决失学失业青年就业的一个办法。1955至1958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青年“下乡”达到高潮。

在这波浪潮中，出了几个典型，例如杨华和邢燕子。杨华是中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常驻北大荒。

1955年8月30日，垦荒队欢送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将这面旗授予杨华

1985年5月2日，垦荒队成立三十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与杨华再次见面

邢燕子中学毕业后放弃城市工作，下乡务农，成为劳动模范，17岁就登上《人民画报》封面，被作为垦荒典型大力宣传。后来她成了天津市委书记，还做过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央委员。

《人民画报》上的邢燕子

1964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三届会议开幕前，毛泽东接见了邢燕子

当时的垦荒青年，大多是怀抱着建设祖国的极大热情，甘愿把青春抛洒在祖国需要的地方，而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的。

后饥荒时期：批阅四载的《农业发展纲要》

“上山下乡”这个说法第一次正式出现，还要等到1957年。

1957年10月，人大和政协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出台了一份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其中，第三十八条提到：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这份文件被视作中国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值得注意的是，一年前，这份《纲要》的草案就出台了，但那时并没有“下乡上山”几个字。从动员青年参与农业生产，可以看出中央对于农业的重视。

然而这种重视不久就变成了矫枉过正。一年后，大跃进开始。许多工厂从农村招工，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锐减，农村空了不少。据统计，1960年的农业劳动力比1957年减少了2300万，约12%。

于是，六十年代，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农业，第一件事就是让更多青壮劳动力到农村去，压缩城镇人口。尽管国家财政困难，中央仍拿出上亿元下乡安置费。1963年安置费达1.5亿，1964年约2.8亿，1965年约2亿。下乡青年的房屋、粮油等多数由国家出资统一分配。

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谭震林副总理做了一个题为《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纲领性文件正式公布，保留了修正草案中的“下乡上山”。

这份纲要是毛泽东与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一起颁发的。然而六年后，毛成为全国崇拜的对象，刘被定性为党内最大“走资派”，被开除党籍，在囚禁期间离世。

墙倒众人推。1968年，刘少奇还在被批斗的时候，解放军某位师长曾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写道“坚决支持自己的子女到农村去”，并说“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在教育战线上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刘少奇真的在教育战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上山下乡吗？

事实是，刘少奇从1958年开始就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即一种是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另一种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与毛泽东同一年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到的“两种教育制度”并无二致。 

二次“上山下乡”：为了革命

我的父母都是文革时期的小学生， 那时，中央对于学生的要求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妈妈在城市里上学，她回忆说，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一两次下乡学农，最长的时候要在田间待一周，每个人还要自己准备衣物、被褥和粮食。“每次说要去学农的时候，就觉得好好耍（四川话“有趣”的意思）！”大概跟我们这代人要去春游或者开运动会的感觉差不多吧。

爸爸在农村上小学，农家孩子没有“学农”的必要，但他的学校每个星期都有劳动课，把学生组织到学校附近的一块地里，一起劳作。

无论是早期的回乡务农、青年垦荒，还是大跃进后的下乡安置，其目的都是经济的。而文革后，上山下乡变得越来越“红”，传达的是毛泽东心中“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教育革命理想。

在本该发展经济的时期搞了革命，后果可想而知。文革开展仅仅两年以后，初中、高中和大学已经积压了66、67、68三届共9个年级应当毕业、却没有分配出去的学生，就是俗称的“老三届”。他们只有三条路可走：城市就业、参军和上山下乡。前两种途径机会极其有限，于是浩浩荡荡的知青上山下乡队伍便形成了。

1968年底，《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1600多万知青下到农村。

爸爸回忆说，他的家乡当时也有很多插队的知青。“有很多，到处都有，有的时间待久了，也永远留在了那里。”

知青

上山下乡虽是历史的一隅，但它却与整个政治经济背景相映衬。解放、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文革，在每个历史节点上，国家的每个决定，都影响着每个青年学生的命运，也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彩蛋：红卫兵“占领”《四川日报》

1966年底，《四川日报》社被一群红卫兵占领了，红卫兵其中之一、当时还是川大学生的李秉铎将这段历史记录在他的博客上。李老师同意我将他的博客内容浓缩，发布在这里。

那年10月，李老师加入井冈山野战军川大纵队（简称“井野”），那是当时新成立的红卫兵军团。

李老师的袖章

“井野”在短短两个月内发出八篇炮轰《四川日报》的文章，更大胆的是，他们竟让川报社铅印出来，随报纸一同发行。后来，省委下令停止散发，但“井野”自发印出了几篇进行发放。

三轰《四川日报》

12月18日，“井野”“8.26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21个组织发出“封闭《四川日报》造反声明”，宣布从12月18日起封闭《四川日报》。

《四川日报》停刊后，省委书记同意红卫兵出版《红色电讯》作替代

不过，“井野”方面的封闭川报的行动遭到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的反对，同是红卫兵的两派起了争执，两方轮流控制报社，多次大打出手。但究竟川报社何时恢复正常，我暂时没有查到相关史料，李老师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全国多地都发生了造反派占据报社的事件,其中青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三惨案”。青海省军区付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对坚守《青海日报》社的群众开枪镇压，死伤数百，血流成河。

李老师在博客里感叹：“几个胆大妄为的学生将堂堂的省委党报封闭，这事件若发生在今天，一定令人难以想象，匪夷所思，但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却出现了这一幕情景，可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人们是多么疯狂，一切行动都脱离了常规。”

作者介绍

冯仁可，2014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

下期预告

1965年，政治红灯频频闪动，中国这辆列车开到了文革的悬崖边。在爸爸生日报的一片“反帝”声中，胡慧敏捕捉到了两个“典型人物”的身影：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孙乐义和劳动模范时传祥。谁将随着列车继续疾驰，谁又将被滚滚车轮碾轧、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敬请期待4月29日第三十二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965的典型人物：不仅爱劳动，更要爱学习——胡慧敏爸爸的生日报》。

编辑丨王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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