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 陆婷】 以中欧经贸合作，突围中美冲突

总体上，中美贸易冲突增强了欧方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动力，中欧有望实现更为全面、深入的合作。中欧可以分步骤推进合作，最终在中长期实现中欧自贸区的目标。

  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中欧的合作既存在共同利益基础，但也面临着不小的障碍。但总体上，中美贸易冲突增强了欧方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动力，中欧有望实现更为全面、深入的合作。中欧可以分步骤推进合作，最终在中长期实现中欧自贸区的目标。

  2019年，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有望取得决定性进展，并在2020年达成高水平协定。同时，中欧可以在WTO改革问题上寻求共识，协力拯救WTO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应积极推动国内改革，争取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获得欧盟认可，并最终启动和推进中欧FTA谈判，使得中欧之间的开放程度超越欧盟-越南版的自贸区协定。

重新审视中欧合作基础

首先，中美贸易冲突，欧洲经济受伤。中美关税战本身，及其不确定性，这两大冲击将导致欧洲经济下滑。除个别产品外，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贸易转移，难使欧洲经济受益。近期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同时考虑这两大冲击，则欧元区GDP则将在2021年前下滑0.4%。考虑到2018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速水平仅为1.9%，则0.4个百分点的下滑已经相当严峻。而且OECD研究团队还担忧，实际负面影响可能远大于0.4%，其累积效应甚至难以估量。

若考虑贸易冲突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则欧洲还将受到更大冲击。以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业为例，这是欧洲机构最为担忧的行业。因为该行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欧盟对外贸易中占有较高比重，任何相关贸易限制措施，都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不良后果。中国欧盟商会在上半年的调查也表明，拥有国际供应链的欧洲企业，三分之一以上表示自己同时受到了来自中方和美方的负面冲击，这与此前认为欧洲企业可以置身事外、甚至从中获利的预期完全相反。

疲弱的欧洲经济难以承受较大的负面冲击。欧元区制造业连续6个月处于萎缩状态，工业产出不断下滑，二季度增长乏力已成定局。在多年的量宽操作后，货币政策空间已经十分逼仄，同时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不但分化严重、而且各自为战，欧洲难以通过政策调控改善经济状况。因此，中美贸易冲突的持续、升级，将大幅增加欧洲陷入衰退的风险，这不符合欧洲的经济利益。 

其次，对于中国“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欧美的质疑具有高度共识。但是在解决方式上，欧洲与美国有根本性分歧。欧洲希望通过规则的改变、调整，来限制、规范中国的政策行为，而对于美国挑起贸易战、欲将中国赶出多边贸易体系的做法，欧洲机构表示完全反对。拥抱开放、讲求规则、在多边机制下解决经贸摩擦，这始终是欧盟国家的主流选择。

欧洲机构甚至担忧，即使中美达成协议，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冲击，因此更倾向于基于多边体系进行磋商。不过欧洲机构也普遍意识到，目前唯一具有执行机制的全球体系WTO已经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欧洲正在积极推动WTO改革，推动形成新的规则，以适应世界经济的新形势。 

第三，对于美欧贸易冲突，欧洲自身也在寻求多边解决方案。欧洲目前以三招应对美欧贸易冲突，即：合理反制美国、多边体系下保持与美对话、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谈判。（1）合理反制方面，面对美国列出的拟加征关税清单，欧盟委员会也准备了一份加征关税清单作为回应。（2）同时在多边框架下，欧盟也在积极寻求与美国保持对话。（3）欧盟将其他双边贸易谈判作为托底，缓冲美欧贸易冲突的影响。目前涉及到欧盟的已签订和在谈协定超过100个，国别范围跨度很大。但无论如何，多边解决机制仍是欧盟的首选。这说明，在推动多边机制合作以共同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冲突方面，中国和欧洲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在推动WTO改革方面。

欧洲对中国的抱怨和担忧是障碍 

中国和欧洲的合作基础虽然有所加强，但同时面临的障碍也不容忽视。在推动中欧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合作障碍有理性、客观的认识。

首先是对政策的抱怨：对于中国“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欧洲多有抱怨，甚至与美国有较强共识。

在补贴、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等问题上，欧洲多有抱怨和担忧，这些也正是美欧日贸易部长六轮联合声明所关注的议题。根据中国欧盟商会2019年的调查，在华营商的欧洲企业认为“不平等待遇”是营商环境友好度下降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模糊不清的监管体系以及间接壁垒，如认证、政策问题以及牌照申请困难等。

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大幅增加，在海外市场获得巨大商机，与此同时，欧洲对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缺乏对等开放的这种不满情绪有所上升。“中国制造2025”也被欧洲企业认为是牺牲外资企业利益、扶植本土企业的做法。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40%的欧洲企业认为由此受到了更多的不公平待遇。 

其次是对竞争力的焦虑：在高技术领域，欧洲担忧中国的竞争压力。

高科技领域是欧洲竞争优势所在，对此欧洲的保护意识很强。和美国一样，欧洲国家认为中国竞争力大幅上升，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欧盟甚至已经将中国定位为“合作者、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欧洲国家担心中国的战略将导致高科技行业产能过剩，削弱其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可能产生的竞争压力，欧洲整体十分焦虑。

尖端行业企业担忧强制技术转让。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20%受访欧洲企业表示曾被迫转让技术以维持市场准入，在2019年，该比例较2017年的10%有所提升，高技术行业的比例更高，石化、医疗器械、制药行业的这一比例都在30%左右。这使得欧洲企业非常不安。

这种焦虑的一个结果，就是欧洲对高科技领域的并购审查日趋严格。中国企业到欧洲进行并购的频率和规模都在快速增长。对于中资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并购，欧洲社会的敏感、怀疑情绪日益上升，审查日趋严格。2019年初，欧盟正式通过外资审查框架法案，意味着中国赴欧技术领域投资或将面临重点审查。 

最后是对意识形态和所有制问题的担忧。欧洲极右翼势力正在崛起，意识形态隐忧上升。2019年6月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传统党团实力减弱，极右翼政党席位增加并一跃成为第二大党。极右翼势力崛起，表明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正在明显加强，欧洲对全球化的立场和态度，也可能随之发生调整，由于意识形态恐惧导致中欧合作面临困难的可能性在上升。

国企的优势地位也令欧洲企业不满。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70%的在华欧洲企业表示，其所在行业的国企拥有额外优势，如政府采购、参与政策制定、市场准入和获取融资等。三分之一的中国欧盟商会会员企业，对中国竞争中性政策的实施前景表示悲观，认为该项政策不可能落实。这种所有制担忧，也反映到了3月获批的《欧盟外资审查框架》当中。该法案强调，对所有制优势、对非市场方式获得融资优势，都要加以限制，这两者均明显指向中国国有企业。

分步强化中欧经贸合作、实现中欧自贸区 

中美贸易冲突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并且正在其他领域扩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克服前述障碍，与欧洲加强经贸合作，而欧洲也有这方面的强烈需求。具体而言，除了推动中欧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合作之外，中欧经贸合作可以分四步走。 

第一步，中欧完成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有望在2019年取得决定性进展，并在2020年达成高水平协定。这将有助于加强中欧经济联系，共同抵御特朗普冲击下的关税不确定性、全球价值链断裂的负面冲击。 

第二步，中欧推动形成共识、合力推进WTO改革，拯救WTO机制的生命力。WTO是国际经贸领域最重要的多边规则体系，但目前其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对于维护WTO多边机制、推动WTO改革，中国和欧盟具有很强的共同利益。中国与欧盟之间已经建立了工作小组，加强交流，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未来，中欧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群体的立场，甚至可以考虑相互做出一定妥协（例如中国方面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差别条款），以推动达成共识。 

第三步，中国通过自身改革、与欧洲协商，推动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补贴、市场准入、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等领域，美日欧对中国的抱怨具有较强的共识，但在解决方式上有根本性分歧。虽然美日欧的共识不足以直接改变WTO的规则体系，但是若三方各自采取针对中国的措施，中国也将面临很大国际压力。中国应避免被动、积极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一方面是中欧应合力推进WTO多边机制改革。另一方面，在明确和坚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应积极推动自身改革，努力实现市场经济地位获得国际认可，尤其是欧盟的承认。 

第四步，中欧实现双边自贸区（FTA）协定。在中欧双边投资谈判协定、中欧共同推进WTO改革，这将增强中欧在经济领域的互信与合作紧密程度。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获得承认，则是启动中欧FTA谈判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国可扩大谈判范围、推动中欧FTA的实现，并使中欧之间的相互开放程度超越欧盟-越南版的自贸区协定。

(该文已经发表于《财经》杂志2019年8月5日出版。本号引自微信公众号“奇渊经济笔谈”2019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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