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醬缸震盪丨纪念柏杨先生逝世十周年

柏杨体验大地 20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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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九八五年集结出版后，日本作家黄文雄评价说：“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可以说是战后半世纪来，对所有的中国人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受争论的一本书。对中国人强烈的影响力可能是来自本书内容的冲击性，并不是来自专家学者平淡无味的高论卓说，而是来自平实而直言不讳的内容，句句击中所有中国人的禁忌与要害。因而给经常以过去数千年来光辉灿烂的历史而自傲，‘以中国人为荣’的中国人，带来巨大的震撼，也给正在发高烧的病夫（东亚的）泼了一盆冷水。这本书正有如春雷，虽然尚未带来中国大地的春天，却使一直在冬眠状态中的酱缸蛆产生了惊蛰现象。”

因《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问世后在华人世界中争论不休，译成日语后在日本又产生重大影响；加上黄文雄认为原书中有不少说法有待进一步阐明，于是黄文雄先生与柏杨先生展开对话，共同完成《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此书凝聚了《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十年后柏杨先生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再思考，既充满了批判，也充满了希望。对于想进一步了解柏杨思想的人来说，应有莫大的帮助。

《酱缸震荡》共八十问，一问一篇，各有标号及标题。此书大陆出版后做了相应删改。我们依据大陆版选录了数篇。

十年前的今天，柏杨先生离开了们；今天，我们一起阅读柏杨先生激扬的文字，认识并反省我们的丑陋，尽力跳出酱缸——这是对柏杨先生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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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丑陋的中国人

酱缸震荡

问丨黄文雄　　答丨柏　杨

谢谢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由于他的建议和他提出的问题，使这一本书得以完成。最初只准备出日文本，后来才想到为什么中文本不能同步发行！

此时重新回顾一生的写作，除去开头十年的小说创作，第二个十年，我致力于社会现象的剖析与批判，然后，在铁窗下我再专攻十年历史。之后，继来的十年，我全心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在这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对国人根深柢固的观念和习性，有较深入的观察和体验的机会，所以，这本书也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份自我检讨与期许。

我不相信生活在台湾这个衣食丰足宝岛上的国人，灵魂会就此麻痹下去，所以，我很兴奋地出版这本书。

　　　　一九九五・三・二〇・台北

诚实的人有祸了

《丑陋的韩国人》在日本问世以来，同《丑陋的中国人》一样，也是轰动一时，后来，争议太大，韩国国内列为禁书。在韩国所引起的风风雨雨，实不下于《丑陋的中国人》风波，至今还在荡漾。韩国人自古以来即以“小中华”自居、自傲，具中华意识，实跟中国人大同小异。“大中华”与“小中华”在文化上更大同小异。这里请教柏杨先生；不知可不可以把韩国也看成是一个“小酱缸”？但回话要小心，以免遭韩人的狙击或追杀。

朝鲜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以那么少的人数，和那么小的国土，竟能抵抗四周强邻四百次大小规模的侵略，最后仍然保持尊严的独立，而又从没有想到去骚扰邻邦，或侵略邻邦，我对他们十分尊敬。

“死不认错”是任何一个人，也是任何一个族群的共通病态，我有一个德国朋友对我指责中国人“死不认错”反应说：“我们德国人也是这样！”美国朋友并且指责我强调得过度，我妻子香华去贝尔格莱德参加她每年必去的十月国际作家会议，南斯拉夫朋友告诉她：“柏杨是在说我们嘛！”问题是，同样是学生，却有“小学生”、“大学生”、“博士班”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同。普通情况下，文明国家的人，面对证据，差不多都会承认，而中国人面对证据时，仍会顽强的继续辩解，把目标转移，或使主题流失，真到万不得已，非承认不可时，像选举失败检讨错误，也都是别人不好，例如：“票源都被某人挖空了！”或：“被某人出卖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承认错误是一种人格上的自贬，而且招来的灾难深不可测。[……] 于是诚实的人有祸了。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在中国必须重写，因为它的结局恰恰相反，华盛顿会被揍得头破血出，“诚实”反而成了邪恶。

日本当年对《丑陋的日本人》的反应，也十分激烈，立刻把作者从阿根廷大使任上调回，并奚落他说：“你已经落伍了，你知道的是过去的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已不一样。”这也是程度上的差别，美国把《丑陋的美国人》列为国务院的参考书，日本撤换一个大使，中国则查禁，现在韩国人到日本大闹特闹，也许有他特殊敏感的历史地带。如果《丑陋的伊朗人》、《丑陋的古巴人》继续出版，恐怕追杀令真会满天飞，文明世界的麻烦可就大了。

培养新的尊严

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一八九一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型”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酱缸蛆就“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

日本竟然有这类自责的书籍和见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着实使我吃惊──太出我意料之外了。根据我的印象，日本似乎一直是一个封闭而自满的民族，虽然有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却没有自我创新的能力。先生的叙述，证明我的错误，但也解答了我（甚至全世界）的一个最大困惑：日本实在没有富强的条件，却竟然富强了起来，原因何在？现在得到了答案，那就是日本人是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民族，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人，会经常愤怒自己的不争气和进步太慢，这是一种生命，一种能力，看起来伤害尊严，实际上反而培养出新的尊严。没有这种基因，再多的人，再大的国土，都没有用处。日本只要不丧失这种自反自责的文化，就永不会衰败。

中国并不脆弱，但中国人却有神经质的恐惧，认为一句话都可能推翻一个王朝，一句话就可以击毙一个国家元首。很多中国人诟骂我是“恨自己同胞的蟊贼！”简直疯疯癫癫，语无伦次。

不知道缺点，就无法改正缺点，连这么一件简单明了的道理，很多中国人却偏偏不明白，他们陷得太深，黏在缸底。

就是学不会

一般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批判中，有人认为柏杨先生是主张“全盘西化”，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即使柏杨先生主张“崇洋而不媚外”，可是批评者仍然一口咬定是“媚外心态”，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势必“贻害身心，贻害民族”。不知为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后果怎么会这么厉害、严重。难道酱缸文化是如此的弱不禁风吗？

《西游记》这本书大家都有印象，齐天大圣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化，变什么像什么，神通的广大，使人吃惊，不过无论如何微妙微肖，有一个地方却一直不能变，那就是牠的屁股。牠变成一个千娇百媚的美女后，千万别笑，只要一笑，红肿的屁股就露出来。这寓言一件事，无论是人是神，彻头彻尾的变，变得一星点不剩，那是不可能的事，再大的神通都办不到。

“全盘西化”也是如此，它不可能把中国传统变得一星点不剩，那根本办不到，我从不作绝对不能实行的建议。我也反对有些急吼吼的人所主张的要彻底西化，连花柳病也要接受。好像中国人不染花柳病，就西化不起来，令人色变！事实上不接受花柳病，以及不接受最新式的艾滋病，照样可以西化。

如果把“西化”改为“现代化”，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可是中国人对“现代化”也有十分强烈的排斥倾向，好比说台湾社会的脱鞋进门，这本是日本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中国人却把“门外”当成乱七八糟摆臭鞋的地方，还把它当作摆其他零碎破烂的地方，任凭人们呼吁，都不能改进，所以到了东方人小区，一看门外鞋子摆得乱七八糟，就可判断住的是日本人或中国人。

中国人对于物质上“西化”、“现代化”的肯定观念，大概已尘埃落定，只有精神层面，更严格的说，只有对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西化”、“现代化”，像改不了的臭鞋大阵，仍在阻挠我们进步，使精神生活仍停留在“随地吐痰”时代，对外国人树立下来的榜样，中国人就是学不会，而且还抨击别人崇洋媚外，阻止别人去学。学习他人的优点，是一种智能！

中国人对于物质上“西化”、“现代化”的肯定观念，大概已尘埃落定，但在对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西化”、“现代化”，像改不了的臭鞋大阵，仍在阻挠我们进步，使精神生活仍停留在“随地吐痰”时代。学习他人的优点，是一种智能！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剪掉辫子，解放小脚，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中国的改观当更加惊人。

这一论断被群起围攻得很厉害。事实上鸦片战争对中国不但是一次很大的文化冲击，对日本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开国维新发奋图强的大契机之一。鸦片战争警醒了日本人，可是到底有没有警醒大睡狮呢？

鸦片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和一个巨大转变的催生剂。对中国而言，埋下的不仅是和平改革的种子、也是武装革命的种子。不过，统治阶层却把它归类为一项单纯的国耻。

我们必须了解：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鸦片，而是因为自由贸易，最后英国已完全接受林则徐的条件，只求恢复贸易，而清廷拒绝。我不是说贸易之战比鸦片之战光荣，而只是说，那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自由贸易而战。中国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掩盖事实，一直制造假象。所以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整理。鸦片战争之重要，是它间接而剧烈的促使中国转变，如果鸦片战争未曾发生，中国女人恐怕到今天还必须缠小脚。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感谢，幸亏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才会有今日的改变，否则情况一定更为凄惨。

日本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转化成为明治维新的动力，把日本问题一次解决，而中国革命又革命、改革又改革，一波又一波，竟不能有一次真正重要的跃升。中国每次的革命或改革，都好像人头转，脚跟不转。鸦片战争之后，上自皇帝和全体官员，下至大多数人民，仍过着昔日的封闭日子，早就忘了英国，也忘了鸦片，唯一的反应是对外人的船坚炮利，深为惊惶，认为只要有那玩艺就行了，完全不知道天下大势已变！

落后的烂国

有人从《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发现了：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太浅，而且不诉于理性，只肆意漫骂，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摧残中国人对民族的爱心。这样是真正的反省吗？能唤起中国真正的反省吗？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希望讨论问题时，头脑应该有最低层次的条理。当我指某人瞎一只眼，聋一只耳朵时，你必须确确实实，告诉我那家伙不但没有瞎一只眼，反而两眼炯炯有神，不但没有聋一只耳朵，反而两耳俱聪，连北海道有根针掉到地上，他都听得见，这才能使我因说谎、因诽谤而蒙羞。现在，不这样做，只说我对那家伙了解太浅，甚至“他的屁股却是漂亮得很呀！”那不具说服性。

不敢面对问题，不敢面对焦点，只会双手乱摀，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我从没有说过我对中国文化认识太深，犹如我从未说我对硫酸的构成原理已透彻了解一样，但泼到身上产生的剧痛，却足以使我大叫大号，声震屋瓦。这时候，有人如果盘问我硫酸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元素？只因我对硫酸认识太浅，甚至根本不认识，就斥责我“不诉诸理性”、“肆意漫骂”、“全盘否定硫酸在工业上的价值”，简直不可思议。

我到一个国家旅游，如果每个巷口都被小偷摸光口袋，还被强盗痛揍一顿，剥去衣裤，最后，赤身露体，被警察捉去，以“妨害风化罪”送到法院，判了三年徒刑，打了五百军棍，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必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任何了解，就可以肯定她绝不是一个礼仪之邦和文明的国度，而是一个落后的烂国。

魔术巨棒

也有人认为柏杨先生不顾事实，有严重的片面性，它不是激励人们兴利除弊，奋发向上，而是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会使一些不谙时势的青年人丧失自信力。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是要使中国人改进呢？还是要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更有人认为柏杨夸大，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只能产生毁灭民族自尊心，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来是可以疗救的，就因柏杨的夸大而变成了无可救药。“柏杨的夸大”真的如此厉害吗？

有些中国人在辞穷理尽的时候，往往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一个贴着学术标签的法宝，念一句什么主义、或什么“张三说、李四说”的咒语，就会把对方击倒，宣告自己胜利。

什么叫“严重的片面性”？最近，日本神户、兵库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媒体集中报导，使人惊骇哀悼，我们能批评这些都有“严重的片面性”，不是日本全貌，而置之不理么？再用前面的例子为证，病人投医，眼睛有病当然投奔眼科，耳朵有病当然投奔耳科，每一科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却不能因此便不去投医。

发现自己的病情，迅速治疗，才是健康的心理，如果发现自己“脏”、“乱”、“吵”，竟丧失自尊，连改正的能力都没有了，这种病态心理的人，只是进步的阻碍，世界上越少越好。在《王巷城》一书中，表面上温柔敦厚的医生，为了预防一个穷光蛋追求他的女儿，用开刀手术锯断该青年本可以不锯断、只是受伤了的一条腿，若干年后，这穷光蛋发现真相，他并没有跳起来咒骂，反而莞尔一笑，说：“那老家伙，他以为锯掉了我一条腿就毁了我，把我看扁了！”这才是志气、勇气，和真正的智慧，只有病情沉重的人才弱不禁风！我并没有夸大，只是据实报导，好像一个小学生，历史考了三十分，我并没有夸大说他只考了十分。一个人听了长久的谎言──两千年来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历史考的是一百分，忽然有人告诉他只有三十分，可能有点受不了，但他不敢面对成绩单，只敢面对成绩单哀号：“严重的片面性！”“太夸大！太夸大！”“卖国贼！”“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无药可救！”

政治艾滋病

柏杨先生对于中国“酱缸文化”的特色，曾明确指出：“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

可是这一酱缸文化不知是否自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以后方形成，还是以前即已形成？

历代酱缸文化的浓度是否迭有变化？

除了儒家思想外，形成这一文化的主要元素，不知还有什么？中国的历史社会，比如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是否形成酱缸文化的条件？

中国以外的汉字文化圈，是否也受到其强烈影响？也形成了“小酱缸文化”？

“酱缸文化”定义，是三十年前仓促写下，但大致表达了我的意思。

中国人是一个患有政治艾滋病的民族，抵抗权力病毒的免疫系统，几乎全被破坏。一个人有权柄前是一种人，有权柄后则立刻变成另一种人。权柄容易使人腐败，而酱缸文化腐败的力量更是特别强烈。[……]中国人和中华人（也就是汉人）心灵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腐蚀力量。

“酱缸文化”的形成，应该从汉武帝刘彻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与开商店极端相似，多家商店才有竞争。一种文化的没落，主要就是丧失了竞争能力，丧失了对权柄的免疫力。

自宋王朝理学以后，儒家思想加速成长，酱缸的浓度也一直加速沉淀。

形成这种文化的主要因素，除了儒家思想外，佛教、道教也受到酱缸文化的腐蚀，佛教的大慈悲，导致不计较今世，只计较来生。消极人生观到了极致，就严重的伤害了政治权力病毒免疫系统。而有些道教徒看来，作恶的人，只要肯向神灵行贿，连神灵都会包庇。到了明王朝，中央政府钦定的学术思想成为生活伦理的独门法则，思想结合政治和律法，使得学术完全窒息。明王朝对内是绝对的专制，人民绝对没有言论自由，再加上暴君朱元璋发明“不为君用律”，人民也没有不当官的自由[……]。对外则是锁国政策，用海禁切断中国对外关系，建立一个封闭的绝缘国家，这些因素使“酱缸”更深不可测。

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虽然是汉字文化圈，但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个别传统，用“汉字”并不等于酱缸文化，犹如用“筷子”并不等于酱缸文化。

这三个国家虽受汉字及儒家思想影响，但有独特的环境。应该是每个文化都有各个文化的“酱缸”，桎梏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只不过腐蚀度不同，新生命的活力不同，中国显得较为严重。

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酱缸文化也有它的产品：权势崇拜、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诈欺、僵尸迷恋、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残忍、虚骄恍惚。

有权势才算祖先

酱缸产品的系列，除了“对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诈欺”、“对僵尸的迷恋”、“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残忍”、“虚骄恍惚”等等最脍炙人口的产品以外，不知柏杨先生是否能再推介几样尚未上市贩卖的新产品？

中国人常责备人“数典忘祖”、“不孝”、“不肖”、“欺师灭祖”，用来阻止和打击进步和改革。在这种意义下，中国人势必冒着超越祖先，不孝、不肖的责备，国家才有前途。

中国的武侠小说为我们解释了中国文化停滞的原因，和中国推动改革的困难。武侠小说无不认为古代传下的秘笈才能使武功精进，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师父，而师父又不能超越他的师父，且自己的徒弟又一定不如自己，推而上之，越古越妙不可言，往后代评估，则一代不如一代，越近代的人，越是草包拙蛋，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思考推理。

事实上中国人对祖先的敬意并不像古书上说的那么虔诚，所谓“守三年之丧”，只是一种形式。至于对祖先的爱心，更是淡漠。儒家甚至公然提倡五世以上，亲情就“尽”，所以尊祖，只是尊敬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家伙而已，大多数泛泛之辈都被抛弃到脑后，任他们的孤魂，在荒野游荡，吃别家祭祀剩下的残余酒食。这仍是一种权势崇拜。“祖先”要有权势，才算祖先。

士大夫自成体系

柏杨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养成知识分子阿谀奉承，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去追求功名富贵。也就是说长期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僵化了的士大夫阶层，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可是，西方没有科举制度，日本虽然吸收了中国文化，却拒绝了缠足、宦官和科举制度，是不是因此而使日本有机会能同西方并肩走入现代化社会？当然日本的封建社会结构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是极类似的，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完全迥异，可能也是社会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不知高见如何？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是帝王透过科举考试，选拔知识分子，给他们一个官做，所建起来的统治架构。这个架构的成员，称为“士大夫”。科举考试是小民唯一的一条可以当官之路，可是，几乎一开始就出现弊端，向主考官贿赂，和权贵们的把持，加上稍后的八股化，根本不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只能选出顺服性较重的知识奴隶，他们质量不高，才智平庸，形成一个官僚势力集团，却虚伪的以道统自任，表面上忠于帝王，实际上只忠于权势，当旧帝王失去权势时，他们立刻就转而效忠获得权势的新帝王。数千年来，中国帝王可换，朝代可换，而“士大夫”统治架构不换，成为一个奇异的既得利益阶层，连帝王也无能为力。偶然有一二位杰出人才出现，如宋王朝王安石先生的改革，便失败在一批自以为是道统主流的士大夫之手，清王朝光绪皇帝载湉先生改革，也以同样原因失败。

日本拒绝缠足，应该感谢安禄山和史思明，中国妇女缠足，我认为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后才盛行，动乱使日本终于停止遣唐使，缠小脚文化才没有机会传到日本，而在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前，中国妇女仍是以“六寸圆肤光致致”天足为美的。至于日本为什么拒绝宦官，可能跟天皇始终没有建立庞大的小老婆群有关。而日本的武士制度，更使中国的科举制度传不进去，当一个武士要比当一个只会作文章的知识分子，尊严得多。

士大夫自成一个体系，用儒家经典作号召，以当官和当大官为人生唯一目的。像网一样隔在皇家势力和小民之间，即令不影响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甚至是可以提高他们身价的改革，都会引起恐惧和顽强的抗拒。所以中国的改革比较其他国家困难。当然，使中国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士大夫的僵化，只是主要原因之一。

挣脱诅咒

柏杨先生认为文化酱缸时间一久，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因之想象能力也衰退，因之就没有鉴赏能力。因而主张要培养思考、想象、鉴赏能力，才能挣脱酱缸文化的诅咒。有人认为仅此能力无法挣脱或突破。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中国有句谚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重病患者，不可能一天之间，霍然而愈，也不可能只靠一纸药方，使他立刻好转。我也不认为仅靠“思考”、“想象”、“鉴赏”能力，就可以使我们族群焕然一新！而且怎么达到这三项指标，恐怕还有难以解决的困难。能达到这三项目的，已经不错了，已经十分美好了。如果要用教书匠的方法，一一列出，恐怕十本书都写不完，即令写得完，我们也办不到。而且我也绝不反对朋友们提出其他方法，好比说：有人如果主张中国人每个人都吃一种他发明的丸药，就可以改变气质，使全民脱胎换骨，我也赞成，因为这不是争论的焦点。

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会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有问题──酱缸文化──对这一问题，反驳的人很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虽然自觉物质文明不如人，但是精神文明是绝对优越的。“中体西用”虽未能成气候，但这一观念至今尚存。是否和学校的传统国粹教育有关？又和媒体的党国独占有关？

中国人不仅物质文明不如人，精神文明更不如人，这才是严重的课题！有些读者写信给我说：“我们的科技不如人我承认，但在人文方面，我们有一套自己做人的道理、治国的哲学，不用学外国人。”我认为，恰恰在这个层面──精神文明，更应学习外国，自以为中国精神文明绝对优越的观念，只会阻碍中国进步。

国家的衰弱和民族的灾难，使我们承受太多的伤害和羞辱，以致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最大的挑战，压力沉重。可是，我们一向缺乏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人们的习惯追求只限于世俗的满足、政治权力欲望的满足，最高境界寄托在“福”、“禄”、“寿”三项目标，没有办法提升到认识人格的尊严和人生的价值上，因而产生不出人权思想，这是文化基因上的欠缺。

传统教育和媒体独占，只是问题所暴露出的结果之一，日本在困境时有能力自我批评，而中国人太畏惧权势，连悲愤的话都不敢说，宁愿被奴化，也不敢多想一下。

我们一向缺乏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人们的习惯追求只限于世俗的满足、政治权力欲望的满足，最高境界寄托在“福”、“禄”、“寿”三项目标，没有办法提升到认识人格的尊严和人生的价值上，因而产生不出人权思想，这是文化基因上的欠缺。

“想当年”

有人斩钉截铁的指出中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点，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为证。无庸置疑，任何人，任何力量无法否定，也否定不了。

光这么一句是否已经可以把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敲得粉碎，而缸破酱流？

有光荣的历史，不证明有光荣的现在。昨天光荣，不证明今天也光荣。一个生气勃勃，健康而有能力，大踏脚步前进的年轻人，不会炫耀他读幼儿园小班时，口齿是如何流利。一个年老病夫，成天坐在养老院的摇椅上，或坐在街头的长凳上，偶尔和同年龄的人聚在一起，才总是喋喋不休的谈“想当年”英雄往事。中国人“五千年”不过是喃喃自语。于是乎，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五千年，用过去的五千年，当作自己现在的面子，心情的悲凉，使人落泪。

文化异象

儒家思想在基本上是个体主义，不是群体主义。梁启超先生曾经指摘中国只有家族伦理而没有社会伦理。如果没有儒家，中国人是不是不需要等到西风东渐，老早就会有权利与义务的思想？

梁启超先生的见解，一针见血，中国的确只有家庭伦理，没有社会伦理，同时也只有政治文化，没有社会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严重的缺点，不要说精神上影响重大，即令在文物的保存上，也可发现它的后遗症，在一个极端崇古的国度里，人们对古代文物，竟毫不尊重，毫不眷恋！五千年历史，只不过帝王的家谱，或许也可称之为《帝王言行录》、《帝王砍杀录》，文化人、艺术家、经济学家，根本没有地位。

不过，中国如果没有儒家系统，会不会早就产生权利义务思想？恐怕没有谁敢逆料。在中国土地上，有很多文化现象，充满吊诡。例如：中国文明不发生在肥沃的珠江三角洲，不发生在肥沃的长江流域，却发生在不断有水灾、不断有旱灾、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黄河流域，何故？中国最早的“鬼崇拜”，一直提升不到宗教层面，何故？中国并不是没有长期的分裂过，却没有产生分裂思想，各国均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一国使用拼音字母？何故？中国人进食，发明了筷子，没有发明刀叉，何故？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解答的。

中国如果没有儒家，是一个即令胆量再大的人，都无法推测的局面！

伊达政宗的“狂奔”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老庄的“弃仁绝义”或法墨的思想来批孔批孟。可是定于一尊以后，由于“仁义”道德的狂奔而形成了畸形的道德。日本在江户时代虽然以朱子学为国教，可是还有比如伊达政宗的家训所言：“超仁成懦，超义成顽，超勇成暴，超智成狡。”等等Antithesis来阻止仁义道德的狂奔。不知中国在“五四”以前是否有阻止仁义道德狂奔的思想？

伊达政宗先生的警语，我是第一次听到，非常震动，对他充满敬意，伊达政宗早在江户时代便击中儒家思想的要害！我也第一次听到“狂奔”这个名词，这比“狂热”更生动，使人感到风雨扑面，显示伊达政宗文字的锐利！中国历史上有些“仁”、“义”、“勇”、“智”的史迹，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找不到引起我疑惑困扰的原因，而伊达政宗给了我答案。有些行为，不是“仁”、“义”、“勇”、“智”，而是“懦弱”、“顽劣”、“暴虐”、“狡狯”，我希望有一天把那些史迹列出来，分析它的本质。好比《二十四孝》上的〈郭巨埋儿〉，为了奉养母亲，而竟活埋亲生之子；又好比四世纪时，邓伯道逃难途中，竟把亲生儿子绑在树上（他怎么下得下狠心要绑，使孩子想逃生自救都不可能），而带着侄儿逃走，后来自己没有儿子，一群毫无心肝的帮凶还打抱不平说：“天道无知，竟使伯道无儿！”真可谓是集“懦弱”、“顽劣”、“暴虐”、“狡狯”之大成。

“狂奔”，是一个精彩的形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发高烧的疯汉，挥舞着“仁”、“义”、“勇”、“智”大刀，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攀上他所盼望的高峰宝座。在他杀开一条血路中，不知道多少人丧生，多少人受辱，多少人受骗！

除了老庄竹林七贤、李卓吾之外，中国“五四”前，很少批判“狂奔”的人物，至少我知道的很少。

“师承”是一个毒瘤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

不过我且认为“儒家思想”的本质或特征就是“尚古主义”，即使不“师承”，反正只要一直独尊一家──儒教。中国文化就一直不会“向前看”。不知高见如何？

“师承”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毒瘤，它培养出奴性，摧毁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所以中国除了“军阀”之外，还有“学阀”，主要是学术上的排他性，和“祖师爷崇拜”的武侠小说情结。柏拉图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智慧的言语，说明即令在西方，“师承”的压力早已存在，可是西方有柏拉图，东方却没有。近年来有两件学术界的趣事，可作说明，一件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所著的《胡适杂忆》，是胡适传记中最好的一本书，他用很深刻的感情把胡适写得鲜明活泼，使他像一个人，而不像一只呆头鹅，深受读者的称赞，可是却引爆了酱缸蛆的愤怒，一批又一批的诟骂唐德刚“背叛师门”、“不尊师”、“不重道”，好不热闹。另一个较小的例子，也发生在最近，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犹如郭沫若在共产党中的地位，他死了之后，他的门徒奋不顾身的以“师承”他的学问为荣，有人甚至说：“师”和“真理”是二位一体，“师”就是“真理”，简直不像人话，而像马屁精话。

我真感谢我没有师承，我如果有师承，说不一定早被活活酱死。

儒家是复古主义，这是必然的，如果不复古，所有的“大儒”“小儒”，都没有饭吃了！但如果预测中国没有儒家，历史会怎么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不可能得到公信的结论。只能说，中国弄到今天这样的黯淡停滞，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

思想不可定于一尊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承传了儒学，造成了“中国的酱缸文化”。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有人说这个观点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不知高见如何？

酱缸文化的形成，儒家只是主要原因，不是唯一原因。一个文化的形成元素，非常复杂，好像到底是鸡生蛋？或是蛋生鸡？难以一刀两断。我们只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中国儒家也好，日本神道也好，阿拉伯伊斯兰教也好，西方基督徒也好，只要它定于一尊，没有竞争，不容质疑讨论，他就会丧失生命力，沉淀为一种酱缸，僵化停滞。这跟“以偏概全”毫无关联，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把它们硬拉在一起！

我真希望有人告诉我“全”在哪里。

当然会改观

儒家经典的全部教训之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柏杨先生认为如果大家都如此安贫乐道，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如果“四书五经”的价值体系，不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的脊梁，中国二千年来的发展是否会全面改观？

这又是一项假设性问题，我们的回答依旧：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那么轨道改变，社会当然会改观，会出现另一种型态，可能比现在的情形好，也可能比现在的情形糟。

美德都在书上

在《柏杨语录》中，最使我拍案叫绝的一句，莫过于：“你说，中国人有美德！请问，中国人的美德在哪里？都在书上。”这一句话实胜过万言书。对于挖出中国伦理道德的本质，如此简洁明了的至理名言，纯属首闻。类似此言，不知有无前例？

理想世界中的仁义道德、做人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现实世界的作伪，是自己愿做的吗？

这段话太过严厉，我十分抱歉，但也是我被激起的愤怒。有些发高烧的人在竭力为传统文化辩护时，所举的例证，仍限于书上才有，现实生活上却找不到。我希望用恶狠狠的言语，刺激中国人猛醒，把书本上的美德，转化成行动。我们不要书本证明，只要行动证明，和自己心灵证明。

君子和小人

在理想的世界中，中国人讲尽人所有的仁义道德，要别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可是大部份的人都一直在饥饿在线挣扎，在生死边缘徘徊，为了求生保命，而不得不尔虞我诈，苟且偷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也因此，而形成一直要人实践仁义道德的“君子”与为了求生而无所不干的“小人”吗？

中国人从开始有文化的时候，便习惯于二分法，把很多事物“两极分类”，好像一个看电视的儿童，不断问大人银幕上那家伙是“好人”或是“坏人”？如果是“好人”，即令那家伙手拿钢刀杀人，孩子也不会害怕，如果是“坏人”，即令那家伙正在甜言蜜语，孩子也吓得不得了。于是，中国人分为“君子”、“小人”，用儿童的观点观察社会，“好人”就是“君子”，“坏人”就是“小人”，当初，君子是指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小人是指穷光蛋，但这经济的意义不久就消失，进入政治斗争场合，“君子”是字典上所有赞美词汇都堆到头上的圣贤人物，“小人”则是字典上所有下流词汇都堆到头上的坏胚。所以中国政治，永远是“君子”和“小人”的斗争，你诟骂我是小人，自称君子，我诟骂你是小人，也自称君子，于是混乱成一团。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上，就警告皇帝要“远小人”，问题在于怎么知道谁是小人？大家在混乱中厮杀，结果胜利的一方自称是君子，失败的一方也自称是君子，胜利者的一方指失败者是小人，失败者的一方也指胜利者是小人，千篇一律，单调无聊。

反智与反商

儒家思想以“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或“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旗帜，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至今不但官界，连学界还是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

可是中国大陆自文革以来，读书人成了臭老九，自“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风气是否已完全打破传统的“反商”情结？大家向钱看以后的中国人，将蜕变成为何种“新人类”？

中国统治阶级从古代就有两项守则：一是反智、一是轻商。儒家定于一尊后，并不是帝王尊重知识分子，而只是重用儒家当保镖护院，儒家也小心翼翼的推行帝王的愚民政策，以便帝王称心快意，大小赏给他一个官。儒家一旦和政治结合，思想垄断，就形成反智，于是尽量推广他们的“教化”，如为父母守三年之丧。他们的徒子徒孙更认为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完全否定知识的功能。

二十世纪民国初年，胡适先生等一批人提倡白话文，反对的都是知识分子，认为连贩夫走卒都可以写文章，岂不是斯文扫地。他们之反智，只是为了一旦教育普及，他们那点知识失去市场，便没处噉饭了。[……]

轻商实质上也是反智，商人和农人简直是分别居住两个星球的人，差别很大，商人的知识程度普遍比农夫高，因为他们需要记账、通信，眼界也开阔得多，而且有冒险精神。我在台北北新路住的时候，巷口有个卖衣服的地摊，老板是个年轻人，一面抖着手上的毛衣，一面厉声高叫：“一百元一件，血本无归大甩卖，要钱不要命！”这个“要钱不要命”是商人投机性、冒险性的基本哲学，使帝王对他们不敢信任，但这也使商人赚钱的同时，成为推动改革的手，民主政治骨子里就是商人政治：主张协调商议，讨价还价、言论自由、动手（举手）不动枪。而财富的累积，也比农人要快要多，仔细的检查历史，会从字里行间发现，皇家或贵族，往往依靠商人豢养，所以对商人的威胁，感受也最敏锐。明王朝初年，南京富豪沈万三曾呈献金银财宝给政府帮助军饷，朱元璋大怒说：“商人怎么敢犒劳天子的军队！”把沈万三灭族。清王朝皇帝弘历（也有人说是明王朝皇帝朱元璋）有一天做一首诗：“群臣已眠朕未眠，群臣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家翁，日高三竿犹拥被！”扬州盐商有些人立刻警觉到皇帝对他们的嫉妒和愤恨，早早逃走，有些人不相信危险，结果一年后，兴起大狱。资本家有他的罪恶面，马克斯击中要害，使资本家受到惩罚，但资本主义也借机大作修正。[……]但五千年传统的轻商反智，深入中国人灵魂，不会在十年二十年内一刀切断，那要更长的时间。

中国统治阶级从古代就有两项守则：一是反智、一是轻商。儒家定于一尊后，并不是帝王尊重知识分子，而只是重用儒家当保镖护院，儒家也小心翼翼的推行帝王的愚民政策，以便帝王称心快意，大小赏给他一个官。儒家思想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

好汉不提当年勇

柏杨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的“僵尸迷恋症候群”，反正是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因此潜移默化，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艺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可是“古时候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平。

“自古有之”观念是中国人保守主义的象征。不知“自古有之”有什么值得自傲之处？

“古已有之”当然值得骄傲，这正是历史的功能，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夸耀祖先的伟大。中国人的毛病只是把“古已有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除了“古已有之”外，现在什么都没有，这是“鸭子死了，只剩下一只硬嘴”！所以才使人生厌。我听老年人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到荒野，投宿破庙，天寒地冻，听到廊下两个老乞婆在那里说话，一个老乞婆说：“我当年出嫁时，嫁妆塞满了一街！”另一个老乞婆不屑的说：“我当年出嫁时，身穿凤冠霞帔（高级官员夫人的服饰）！”这正是“古已有之”发飙时的悲情写照。中国有句谚语：“好汉不谈当年勇！”中国人偏偏喜欢谈当年勇，岂不是很大的讽刺。据说：德国第一次大战时名将毛瑟在读完德译本的《孙子兵法》后，赞叹不已，但是他声明说：“我只佩服古代的中国人！”这句当头棒喝的话，如果仍不能敲醒中国人的“古梦”，真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小白老鼠效应

同情心、嫉妒心人皆有之，可是有人说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常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的看热闹的方式，冷眼旁观。对于别人的成就和幸福，则以讳莫如深；极端隐密，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当然现在中国也很流行“红眼病”。

这一幸灾乐祸，嫉福如仇的心理，如依柏杨先生的高见看来，是不是自古有之，于今尤烈？也是来自酱缸文化吗？

酱缸文化的难以涤清，和人口太多有关，有人称之为“小白鼠效应”，科学家把一群小白鼠养在一个大的空房间里，发现牠们都很安静、和睦。可是放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小笼子里不久，牠们就显得烦躁、易怒，时间更久，甚至发生打斗、嘶咬。

“小白鼠效应”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一定如此，日本也是人挤人，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糟糕！我的想法是：幸灾乐祸是人类天性，能看到敌人仇人受到灾难，认为是上天惩罚，当然大乐。可是对陌生人的痛苦毫无动于衷，却是中国人的特征，我从事国际特赦救援工作，发现了一点，要想使中国人关怀外国（尤其是远在天边，从没有听说过的国家）的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简直难如上青天，中国人的爱心很难突破自己乡土的疆界，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这种终极关怀的动力。

然而，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仍是最善于讲假话、空话、大话、酸话、毒话，以及肉麻阿谀的话。这里特别对我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中所提的，加以修正和补充。

我提醒先生，你不妨检查自己的交往，你会发现，你永远不会从一个中国人口中，听到他对其他的人赞扬！你知道为什么？为的是上帝正在天上垂听，一个中国人如果赞扬别人，上帝立刻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朋友谈起另一位中国学者，一不小心，赞扬了几句，外国朋友大叫说：“你什么时候被开除国籍了！”看我愕然的样子，他笑说：“中国人从不在背后说人好话的！”

中国人是一个在各种压力下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出斗臭别人或阿谀别人两极化的语言。要中国人培养出健康的语言，要从心灵的健康着手，这恐怕要经过一段长期的教育，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了。

向钱看・向权看

柏杨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文人不讲是非，却拚命去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对富贵功名的追求。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久，都没有什么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八、九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强。柏杨先生所说的灵性是指人类的同情心、爱心？智性、悟性、理性？或者是仁义道德？宗教心？今日中国人是非之心真的已荡然不存吗？

依我的意思，灵性是一种善良、和平、宽恕、人性尊严，所激发起来的反应。不讲是非只讲利害，不仅文化人如此，政客更在带头纵火，中国人目前正被“向钱看”“向权看”窒息得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脑神经只能传达钱和权的信息，其他任何灵性讯息都被阻塞。

“钱”和“权”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最高指标。人生的最大的满足，也停止在这个层次！前些时候，中国的阴历年节逼近，我和朋友在台北香格里拉饭店聚会，满目都是喜气洋洋的圣诞树，然而，每株圣诞树下面，摆的全是一堆一堆金元宝。真不了解，中国人竟然贪婪情急到这种地步。我见过西方的圣诞树，摆的都是十字架，或象征和平、喜乐的饰品或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从没有发现摆着美钞！中国人对“钱”对“势”的崇拜，使是非日渐泯灭，有时候连脸面都可以不要！我们的忧心就在于此。

“钱”和“权”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最高指标。人生的最大的满足，也停止在这个层次！中国人对“钱”对“势”的崇拜，使是非日渐泯灭，有时候连脸面都可以不要！

功利不是西方独产

中国人自古主张重义轻利，因此认为由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弥漫，才使中国人道德沦丧。不知如果没有西方功利主义的侵入，中国至今是否是一大“道德国家”？

中国的两极逻辑，使“义”与“利”尖锐冲突，而且“义”跟“君子”结合，“利”跟“小人”结合。森严对垒，势不两立。

既有人归过于西方功利的侵入，当然承认中国现在的道德沦丧，过错永远属于别人，这是酱缸文化的特质之一。不过既承认现在道德沦丧，就已触及到要害，必须承认“道德沦丧”，才能自我反省。而且了解，道德沦丧，不自欧风东渐开始，古人早就指出“脏唐臭汉”，古代也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功利也不是西方独家产物。

人权思想才可脱胎换骨

长年（三十余年）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Ａ‧Ｈ‧史密斯，曾在一八九〇年著有一部不朽的巨著《中国人的性格》。该书指出中国人的性格有如下二十六个项目：一、重面子，二、节俭，三、勤勉，四、重礼仪，五、没时间观念，六、无精确性，七、歪曲之才，八、说话转弯抹角，九、面从背违，十、智性混沌，十一没精神，十二、蔑视外人，十三、缺乏公德心，十四、保守主义，十五、没有西式的安乐，十六、生活力旺盛，十七、忍耐力强，十八、乐天知足，十九、孝顺，二十、仁惠，二十一、不会关照别人，二十二、社会是非多，二十三、没责任感，二十四、疑心生暗鬼，二十五、不诚实，二十六、多神论。

以上是西方传教士所观察、体验到的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国民性。不知百年后，柏杨先生看来到底变了多少？

二十六个项目中负面的有“重面子”、“没有时间观念”、“无精确性”、“歪曲之才”、“说话转弯抹角”、“面从背违”、“智性混沌”、“没精神”、“蔑视外人”、“缺乏公德心”、“没有西式的安乐”、“不会照顾别人”、“社会是非多”、“没有责任感”、“疑心生暗鬼”、“不诚实”。

正面的有“节俭”、“勤勉”、“重礼仪”、“生活力旺盛”、“忍耐力强”、“乐天知足”、“孝顺”、“仁惠”。

其中“多神论”、“保守主义”不属于优、劣范围，负面的有十六项，正面的有八项。悠悠岁月，到现在已一百余年，负面的我看不出有什么改变，先生问是不是已不蔑视外人，这是一个看起来平常，实际上很微妙的问题，不要忘记中国传统的两极文化，从前对外人十分傲慢，几棍子打下，打得死去活来之后，又十分自卑，这是另一个病态，将来有一天国家富强，我真疑心中国人不会回到自傲那一端。至于肯定的一面，我祷告上帝使我们没有改变。

我现在和朋友们正开始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没有过的人权思想，希望人权能成为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在心灵上树立吸引磁场，使中国人脱胎换骨，跟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成为一个有尊严，而又尊重别人尊严的民族。

神经质的恐惧

有人说：中国人开会时绝对不肯正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会议后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事前征询意见，人人没有意见，事情决定之后，人人都有意见。

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会尊重别人的意见或不尊重已经决定的意见？中国人天性固执己见？或拘于礼节、顾忌对方面子？为了保持人和？

基本上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唯恐得罪人，所以不敢当众开口，只有在他不需负任何责任时，才敢直言。开会时不敢开口，会后固然人人有意见；就是经过激烈辩论，会后有意见的人同样的多。这种情形，不配实行民主政治，需要上帝的祝福，和自我的觉醒，才能救出自己！

基本上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唯恐得罪人，所以不敢当众开口，只有在他不需负任何责任时，才敢直言。开会时不敢开口，会后固然人人有意见；就是经过激烈辩论，会后有意见的人同样的多。

苍蝇飞行方式的思维

对中国历史文化造诣颇深的──比利时籍司神父（PaulL.M.Serruys）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事实上中国人不讲理或强词夺理在国际外交上是天下闻名的。不知除了“面子”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苍蝇的飞行轨道，跟所有其他的鸟类和昆虫都不一样，你用手掌迎头扑去，自认为可以抓住牠，却抓不住。你必须从尾部追击，才能把牠抓住。因为苍蝇的飞翔，另有轨道，会在前进时，突然作急剧的后转或旁转。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跟这一样，不但外国人不懂，即令是中国人，也要在年纪稍大之后才能了解。

司神父的中文说得很好，而且是中国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与升斗小民，都有机会接触，我想他面对中国人这种苍蝇飞翔方式的思维逻辑，一定吃过很多苦头。没有终极理念的民族，思维永不能突破自己现实的立场和利害，我们常叹息中国人没有思考能力，其实并不是没有思考能力，而是没有合乎逻辑的，超越现实和利害立场的思考能力，以及没有面对现实挑战的坚强胆量。犹如苍蝇的飞行轨道，虽然十分诡异，却不能飞远。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到了荣华富贵这个层面，就到了极限！

中国人器小易盈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按柏杨先生的看法是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

以往中国人喜欢笑人什么“夜郎自大”、“岛国根性”。自认宰相肚里能行船，有大国之风。中国人的见识真的“器小易盈”吗？

说起来“器小”这个“器”，如果是指国家民族，中国人所有的这个“器”不但不小，而且非常非常之大。从“大器”产生的气概、魄力，透过建筑、艺术、音乐、文学表现出来的，应该十分雄伟厚重，也就是中国人自吹自擂的所谓大国民风范。想不到多数中国人的质量，除了说大话外，其他方面，我们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却和这个“大器”不能相称，平庸而肤浅，伧俗而自负，使人作呕。许多场合我真庆幸外国人不会中文，而尽职的翻译员（把每句话都译出去）又不很多，有时候怕他们翻译得详尽，会把外国人吓得连眼镜都会掉下来。

给他官做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喜欢做官，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谁都难以反驳。只要有人给他官做，他就会服服贴贴的把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也可能因此，孙中山先生为了革命而主张“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这种喜欢做大官的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以往在中国社会要出人头地，只有做官一条。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不像现代社会，你可以当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也有向诺贝尔奖金挑战的机会？行行都有出路，不一定升官才能发财？

问日本小孩，将来要做什么？日本小孩回答的不是要做大事，反说将来要做司机、动物园管理员、老师……但台湾的小孩不一样，都想将来做大事业！

中国人传统，就是喜欢当官，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读书高？只因读书是平民唯一当官的途径。满洲人以极少的人口，进入山海关，建立清王朝，竟把中国人治理得俯首帖耳，长达三百年之久，原因是他们对辖下的族群，分别击中要害。对蒙古人用的是和亲政策，把满洲公主嫁给蒙古王子，生下外甥外孙，随母养在皇宫，长大后，对舅父家、外公、外婆家，想不效忠都不可能。对西藏人，用宗教政策，万般尊敬固有风俗，把达赖、班禅等奉迎到北京，好不荣耀。对中华人（汉人）则简单明了，透过科举，给他们一个官做，儒家系统立刻就歌颂“天子圣明”，不要说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债忘了个净光，连祖师爷孔丘先生的“春秋大义”、“夷夏之防”连想也不敢想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除了当官，还是当官，即令现在的台湾，已经进入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民主时代，做官的内在冲动，仍然浓烈，这需要时间，依我来看，至少保持百年以上的和平，社会上的多元发展，才能稳固扎根，人民才可以有不同的追求目标，才能出现龙应台女士所盼望的：“提起总统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才是百花齐放的美景。

中国人传统，就是喜欢当官，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读书高？只因读书是平民唯一当官的途径。满洲人以极少的人口，进入山海关，建立清王朝，竟把中国人治理得俯首帖耳，透过科举，给他们一个官做，儒家系统立刻就歌颂“天子圣明”，不要说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债忘了个净光，连祖师爷孔丘先生的“春秋大义”、“夷夏之防”连想也不敢想了。

爱国是最危险的行为

在中国，好像“爱国主义”是所有言论的大前提。可是在日本，“爱国”并没有市场，乏人倡导。至少，自由、民主、自爱，比“爱国”的价值更高。为什么中国“爱国”这么吃香？

先生年纪还轻，无法从记忆中回想当年日本人“爱国”的疯狂，他们为了爱自己的国家，不惜派军队“进”“出”中国。而即令是现在，日本旅客到了外国，如果生病去药房买盒阿司匹林，也仍然坚持要日本货，使人印象深刻。“爱国”在日本之所以没有市场，只不过现在不特别强调罢了，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日本人的爱国付诸行动，中国人的爱国，则全靠口号，因为中国人之间，除了爱国，没有其他理念可以凝聚共识，而且爱国最容易，只要动动嘴就是爱了，用不着实际行动。要知道，中国人爱国，如果付诸行动，那可不但困难，而且危险。因为你必须用“婆母”钦定的那一套模式爱国，否则，爱国的代价就是坐牢。当婆母认为独裁才是爱国时，你主张民主才是爱国，那你就成了卖国贼。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平常爱国爱的要死要活的中国人，一旦有了几个钱，第一件事就是移民到海外，远远逃离麻烦的祖国。所以每场有关移民的讲演会，都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十分壮观。

国籍情意结

柏杨先生不以“当中国人为荣”，一时成为被围攻的对象。以“当中国人为荣”这一心态，我认为可能是来自“全体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结合。这是感情的问题，而不是理性（或理论）能解决的问题。不知高见如何？“华夷思想”是否也是“以当中国人为荣”的传统精神之根源？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会以他的国家为荣，中国人如此、日本人如此，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赞比亚人，也都如此，这跟“全体主义”或“民族主义”，不一定有关，瑞士人以当一个瑞士人为荣时，显然的不属于全体主义或民族主义。以自己的国家为荣是一种归属感、温暖感，即令自己的国家再烂，也会有这种感情。中国有句谚语：“子不嫌母丑！”这是对妈妈的爱心。问题是，另一方面，却也确实有些儿女认为妈妈很丑（包括容貌的丑，或德行的丑），不过，当你说不愿当妈妈的儿女时，别人顶多骂你两句，而当你说不愿当中国人时，麻烦就大了。

不以当中国人为荣，是我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矶讲演时说的，那时候正谈到中国文化的一连串缺点，有人反驳说：“全世界到处有ChinaTown，我们应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我立刻声明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尤其不以当一个集脏乱吵、窝里斗之大成ChinaTown里的人为荣。虽然当时的听众，几乎都是入了美国国籍或正在争取美国国籍，早就不是中国人了，或早就不想当中国人了，只是聪明人不会像我这样公开说出来。

十年后，我又面临这个场面。一九九一年，我在马六甲讲演，听众问我“下辈子愿意不愿意当一个中国人”？我说不愿意，这次又惹了大祸，第二天，报上开始抨击，说我下辈子想当美国人！我这辈子从没有说过今生想当美国人，更没有说过来生想当美国人。在回答这问题以前，我还介绍了一个故事，报上一则小文说，在美国的一些外国学生，围在一起谈下辈子愿做哪国人？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愿意仍做他自己国家的人，只有中国学生脱口而出说：“我仍愿当中国人！”举座皆惊，讶异说：“你当中国人已当了一辈子，难道不想改改口味吗？”然而这故事虽然讲到前头，仍避免不了倾盆大雨的指责。其实在座的全不是中国人，全是中华裔的马来西亚人。

中国人患有一种国籍情意结，一个外国人如果向中国人表示下辈子愿当中国人，他会借支下个月薪俸，请你下法国馆子或日本料理，大吃一顿。

真实的感情

中国人虽有五千年的文化，但是一切光荣都属于过去。经常以“当中国人为荣”的中国人，是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光荣所带来的一种乡愁呢？一种幻梦呢？还是现代的阿Ｑ？

当一个中国人高喊他以作一个中国人为荣时，千万不要相信他的真实性，下一个动作可能请你帮他移民！只有当一个中国人扼腕说：他当一个中国人真羞辱时，那才是真实的感情！

悲剧的元凶

我认为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与思想体系的一元化（定于一尊）压制了竞争的原理，是中国所有悲剧的元凶。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同意，不过更可以追溯到传统文化的基因。

食言像食糖

孙中山先生认为近代中国人有如一盘散沙，柏杨先生认为“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俗谚也已明确指出这一民族性。

柏杨先生强调中国人性喜窝里斗，并提出几个主要的原因。可是除了柏杨先生所例举的几个原因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中国“有限资源的争夺”。不知高见如何？

即令拥有无限资源，中国人仍然会“窝里斗”。一个日本商业界大亨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在日本开建设公司，盖房子时，把包商找来，就他得标的价格付款，然后再加百分之十，条件是：不可以偷工减料，包商承诺，结果遵守承诺。他在台湾盖房子，如法炮制，包商收了钱，也作了承诺，结果照样偷工减料。贪婪和不诚实，会严重伤害人的发展能力。仅这一点，二十一世纪就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世纪。

到底是先窝里斗而后不团结，或先不团结而后窝里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严厉的刑法可以制止贪污，但对于窝里斗和不团结，再重的刑法都没有用，这是一种文化承传和一种民族质量。在台湾日本商人可以自己协调，今年由田中公司得标，明年则由佐藤公司得标。中国商人决不可能今年先由张公司得标，明年再由王公司得标，中国人之间，没有这种诚信的基础。很多中国人食言像食糖一样，不但轻松愉快，而且理直气壮，甚至还讥笑坚守诚信的人是天大傻瓜，假如要我举例子的话，我可以举一火车。中国人必须在诚信上坚持，才能提高质量，靠着大怒或撒野，只能使自己更堕落。

死要面子

有人认为日本是因为吸收了儒家思想后，有了这一文化基础才能达成现代化。事实上在日本江户时代是以朱子学为国教，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主张同亚洲恶友绝交而“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才达成了现代化，成为列强。亚洲各地的经济起飞也是挣脱了儒教思想的诅咒才能达成的。这点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同意先生的观点，这观点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学派的学者或政客，都认为日本、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的社会繁荣，与五个地方都受儒家教育有关，这种逻辑如果成立的话，中国大陆更是儒家的发源地，却为什么不能现代化？而这五个地方的人都是用筷子进食的，是不是可以说筷子达成了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不是盖洋房、买机器，而是法治、民主、公平自由竞争，以及人际间互相尊重的感觉。而这些在儒家经典中是找不到的。孔丘的全部思想，“忠”“恕”而已，忠恕是做人的基本美德，古今中外，全都一样，为什么两千年来都没有能够使社会现代化，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四五十年，才忽然有了现代化的功能？

“死要面子”，会迫使一个人走不出道路，也会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不出道路。

二十一世纪展望

我已提出了七十九个问题，谢谢您对每一个问题都作回答，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的前途有什么看法？中国还有没有前途，或者逐渐萎缩而终于消灭，或者仍能屹立万邦？

中国当然有前途，因为中国人已开始知道中国人的丑陋，并逐渐注意接受丑陋的事实，这是五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可喜现象。记得一九八八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尖锐的提出质问：“你是一个中国人，却到日本批评自己的同胞，是不是感到羞愧？”我不认为有什么羞愧，因为一个崭新质量，跟五千年来传统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新中国人，已悄悄兴起！新中国人不沉醉过去的荣耀里，不靠假话、大话、空话、酸话、毒话，和阿谀马屁的话过日子，而以诚实、和平、信守、尊重，为人生的终极关怀和理念。新中国人不会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而只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身心都健康的世纪，是一种中国人能够尽到现代人责任的世纪。穷也罢，富也罢；强也罢，弱也罢，我祈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最有尊严，也最尊重别人尊严的世纪。

据《酱缸震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

柏杨

（1920年3月7日 — 2008年4月29日）

柏杨，原名郭定生，后改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籍贯为河南省辉县。笔名“柏杨”来自中横公路隧道附近台湾原住民部落的原名谐音“古柏杨”，另有一“邓克保”笔名。1949来台后，柏杨的历程可分成“10年小说、10年杂文、10年牢狱、5年专栏、10年通鉴、10年人权”等阶段。

1950年，柏杨任职屏东农校，因“窃听匪区广播”被羁押7个月。出狱后，即以郭衣洞之名写出第一篇赢得国民党文艺奖金的小说《蝗虫东南飞》。

1960年起，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写专栏。杂文专栏“倚梦闲话”和“西窗随笔”，天天在报纸副刊亮相；尔后甚至自己成立了平原出版社，将专栏文章集结出书，本本畅销，让柏杨晋身当时文坛少数的有车阶级。他以一枝笔，尖锐批判“酱缸文化”，带着愤世嫉俗的冲动，又具备信手拈来的幽默言词，痛快淋漓，却让执政当局如坐针毡。

1961年在《自立晚报》以“邓克保”为笔名所发表的《异域》，以报导文学手法，描述一支中华民国的忠贞军队，奉令撤退到滇缅泰边区，与命运搏斗的事迹。尽管故事中以虚构人物为主体，但主人翁们悲壮沧桑的血泪史触动人心，且于泰国北境确实有中华民国军人和子弟们苦涩求活，因此读者们便以泰北孤军称此部队。《异域》后来不但被拍成电影，还创下在台湾销售达百万册的惊人数字，是一部成功的战争小说。

1968年，柏杨翻译中华日报连载的美国漫画“大力水手”，将大力水手的竞选演说词“fellow”，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眼尖的情治人员认为柏杨故意模仿蒋中正总统说话的专属语气，加上漫画内容又描述大力水手父子流落到富饶的荒岛，乐不思蜀，似乎有意影射蒋氏父子，遂被调查局以“匪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等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69年起囚禁于军法监狱，3年后送到绿岛。1975年，蒋中正过世，柏杨减刑为8年，但1976年刑满后仍被留置于绿岛，后来因国际人权团体的要求才被释放，共被囚禁九年又二十六天。柏杨在狱中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原本还有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因为参考书于1975年被官员搜去“保管”，所以只写了一半。

出狱后，柏杨继续写作。1983年开始译写《柏杨版资治通鉴》，到1993年共出版72册。大手笔“野史学家”的治学方法，颠覆了学院派治史规格，也让史学通俗化。

柏杨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这本批判华人劣根性的著作，引发全球华人热烈讨论。柏杨以酱缸文化来形容中国文化，“我们的丑陋，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以此为中心点谈论中国文化，以唤起中华民族对自身的反省。柏杨认为，反省是走向进步的开始。

柏杨最后的著作是为2006年在大陆出版的《柏杨曰》作序，结语他写下：“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柏杨晚年非常关注人权议题，在75岁后创立“人权教育基金会”等组织。1999年12月10日在绿岛落成的“人权纪念碑”，将绿岛规划为人权纪念园区，是柏杨对台湾人权的重要贡献之一。柏杨在绿岛人权纪念碑上还写下感动无数人的铭言：“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2008年4月29日凌晨，“中国的良心”柏杨因肺炎病逝，享寿89岁。留下了“将中国人脱胎换骨，使中国跟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成为一个有尊严，而又尊重别人尊严的民族。”的梦想。

深度阅读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 柏杨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5-6

酱缸震荡

作者: 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