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问百答说范蠡》44：范蠡是不是儒商
《百问百答说范蠡》从读者阅读兴趣出发，采用“问题式”文体——百问百答，介绍了春秋末期越国上大夫、上将军范蠡智勇双全的完满人生，阐述了范蠡的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外交、教育、商业、经营等光辉思想，探讨了姜子牙、百里奚、管仲、老子、孔子等圣人思想和业绩对范蠡的影响，在与文种、伍子胥、孙武、子贡、白圭、吕不韦、张良、刘基、诸葛亮等风云人物的比较中，展现了范蠡兴国富家的卓越才能和实践，揭示了范蠡特立独行的人格，论述了范蠡的历史功绩和研究范蠡的现实意义。是用“准学术”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尝试性作品。
百问百答题说范蠡，总有一个问题你会感兴趣。
夏廷献《百问百答说范蠡》44 ——
范蠡是不是儒商
如果说“儒”是指学问、学者，那么范蠡是儒商——具有学者风度的商人。
如果说“儒”是指孔子创立的学派（儒教）及其知识分子，那么范蠡则不是这样的“儒商”。因为范蠡不仅学习了孔子的“儒学”，也学习了老子的“道学”，还学习了孙子的“兵学”，是古代一位罕见的通才。
第一，范蠡是儒学精华思想的传播者而不是儒教忠实信徒。
孔子的“儒学”，把社会阶层分为仕、农、工、商四个等级，仕，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官吏，是第一阶层，商人是第四阶层，以仕为上，以农为本，以商为末，是社会的主流思想。范蠡辞官经商，主动从社会最高阶阶层下降到最低阶层，是对社会主流思想的大胆公开挑战，两千多年来一直不为主流社会所推崇，所以不能说他是儒教信徒——也不能说他是标准的“儒商”。但范蠡在经商活动中，吸收并践行了 “仁者爱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的儒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儒学精华思想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吸收并践行了“儒学”的精华思想——“道德经商”，从而奠定了道德经商的儒商传统。他的举动，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儒家的义利观，分析现代知识分子经商行为，有重要启迪意义。
第二，范蠡是老子道学思想的继承者践行者。
一是继承了老子的“慎重用兵”思想。老子说：“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下同）。范蠡出道不久，在夫椒战前，对欲伐吴的越王勾践谏言说：“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不听范蠡的忠告，兵败被困，范蠡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费心运筹，拯救了越国。
二是继承了老子的“功成身退”思想。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不争而善胜”，“圣人为而不有，功成而弗居也”。范蠡在辅佐勾践兴越灭吴后，就在苏州的前身姑苏这个地方，主动辞官，全身而退，悄然而去，实践了老子的思想。大诗人李白赞曰：“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范蠡的对手伍子胥、范蠡的“伯乐”文种两个忠臣能臣都没有做到，先后被夫差、勾践赐死。
三是继承了老子的“不求名利”思想。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夫唯不争，故无尤”，“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范蠡不仅在越国辞了国相，到了齐国，又辞了一次——送还相印、马上搬迁。他认为“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史记》）。他薄利多销“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三致千金”成为巨万富翁后，三次散去千金。这些行为充分说明，他并不追求名利，而是开创一种社会行为准则，追求一种高尚精神。老子只是有言论，并没有多少具体实践。范蠡则是身体力行，非常不易。有学者认为范蠡是老子的弟子，得到了真传，所以对老子的思想领会最深，是黄老之学的先驱，是不是这样，有待进一步考证。纵观范蠡一生，吸收并践行了“道学”的核心思想——不争善胜、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所以取得了成功，最终成为四大财神之一的“文财神”，而财神正是道教之神——精神人的最高者。
第三，范蠡是孙子“兵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中国古代兵学理论有两块基石，一块是战略进攻思想，由孙子奠定。一块是战略防御思想，由范蠡奠定。范蠡奠定的这一块基石——积极防御，以弱胜强，对于我们今天更有借鉴意义。像我们这样被西方列强欺负了一个多世纪的贫穷落后国家，一个始终热爱和平的国家，一个面临着霸权主义者威胁的国家，要保证国家安全，特别需要的是范蠡的积极防御战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追求——孙子兵法，适合于强国强兵，吴国利用其道，连年征战，打遍了邻国。范蠡为国势孱弱的越国效力，不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范蠡从国情出发，接受了孙子“令文齐武”的治军原则，建立了持久防御、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军事理论体系，韬光养晦，发奋图强，乘虚蹈隙，出奇制胜，诠释了孙子兵法的核心“善战思想”。范蠡在经商之后，灵活运用军事辩证法，处理供求、产销等各种关系，适应市场，灵活经营，随时逐利，“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周转资金要快——“财币欲其引如流水”， “能择人而任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随机应变而不专靠人力），其经营思想正是兵法原则。《孙子兵法》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博导吴如嵩教授认为，“势”的核心是“时”，是快速、敏捷。孙子所谓“激水之急，至于漂石者，势也”。无论“战势”还是“商势”，根本的问题是“造势”，充分利用时间，抓住机遇，把握态势。如果在商战中不善于识势、造势、求势，必然处处被动，失去竞争能力。吴教授认为，商战与兵战确有许多共通的规律，都要求计划性、主动性与灵活性。兵战同商战，本质是不同的。兵战的规律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商战则是赢得市场，赢得客户，壮大自己。然而兵战与商战又确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诸如：以功利为目的竞争性，决策的预见性，信息的及时性，投入的风险性，经销的灵活性，管理的法规性，等等。正是这些相同与相似之点，可以充分利用，范蠡正是这样做的。有人评论，范蠡吸收并践行了“兵学”的善战思想——择人任势、灵活运用军事辩证法，从而在市场营销上有了天才创造，是商道理论的奠基者和实行者。
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是那个时代主要思想学派的集大成者——承老子孔子孙子衣钵史称范子；融道学儒学兵学精髓开创蠡学。他既是天才的思想家，又是成功的实业家。当年世人尊称他“朱公”，因在陶地，亦称“陶朱公”。后人便把他开创的事业，称作“陶朱事业”。遍布全球的“华商”，从事的是“陶朱事业”，自然也继承了“陶朱基因”。因此可以说，范蠡是中国商人和中国裔商人鼻祖——“华商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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