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电视机票狠狠吃香的年代（上）

上次写寺庙，提到过我的老厂。于是，我突然有了想要写写老厂旧事的冲动。

我的老厂是什么厂？当年曾红透半个上海滩的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啊，生产飞跃牌电视机啊，当年一张12吋黑白电视机票要值500块啊——那个电视机和电视机票都狠狠吃香的年代哟。

零陵路332号大门。现已荡然无存。

若问，在那个电视机票狠狠吃香的年代，我在做什么呢？

我曾做过我们老厂长郑文辉的秘书哦，而他也确实待我不薄。

        老厂长郑文辉

        老厂长与长者

后排左一是老厂长

还记得，那是1982年初吧，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

他拿出一张表格，说，你帮我把票子分一下。

我一看表格，原来是内部发放的电视机票。

谁不知道，当年买一部12吋黑白电视机只需400元，一张电视机票的黑市价却要值400到500元！

这张表格里分门别类地罗列了好几种票子：

——新电视机票，全价，大约200多张；

——出展回收样机，半价，二三十张；

——检测修复样机，半价，二十来张；

——技校学生实验装机，四折，100多张；

——退货修复机，半价，十来张。

参观车间流水线

新电视机票是公司下发的，每月都有额定数，视当月产量而定。

为了做广告，在各大百货公司橱窗里要放一些电视机，时间长了，就换新型号，旧样机就以半价内部供应。

还有送往北京四机部展出（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的，这种出展回收机是最划得来的，因为要出展到北京，都是从仓库里提出去的质量可靠的新品。

厂里的质检科对每个批次的电视机也都要随机抽样进行专业数据检测，乃至破坏性实验。

比如跌落试验，从1米高的地方，分别作5个面的自由落体（即显像管正面及四个侧面，显像管尾部不能朝地，否则显像管立刻就会爆裂，现实生活中，背部朝地的跌落也是低概率事件）。

此项也包括送上级质检部门乃至北京四机部的检测机。

检测完毕，如有损坏，经修复内部供应。这种也很划得来，因为送检的机器的质量一般都比较过硬。

老厂技校校徽

老厂有个技校，当年的学生是包分配进厂的。为了让他们可以直接上流水线，在校时就让他们学装配，因此每个月都会装成100多台。那些机器的元器件差些，都是等级品，但内部供应，视质量情况只卖150到180元一台，还是极为划算的。

当年有个“三包”政策，包修包退包换嘛。尽管大家都知道，包换的条件非常苛刻，也还是会有人换得成，换下来的机器由服务部修复后内部供应。

根据厂长的原则意见，我是这样分配的：

生产科和供销科是大头，他们需要“协作”的地方更多，所以每个科给40张；

其次是服务部、设计科、工艺科，财务科等，每个科给25张；

再次是一般科室，10张；政工科室更少，如团委，最多2张；宣传科3张。车间更可怜，只有车间主任可以拿到一张吧。

副厂长副书记也只有10张，书记20张，余下来都是厂长的。

当然，我还要把各类票子先打散，大家都搭搭，再分下去。

记得分完后，还多40余张，我便连同表格一起还给厂长。

看得出厂长狠是满意，当场就说，“小鬼，侬脑子是好，分得介快，蛮平均，也蛮公平。侬晓得否啊，老早迭眼小事体侪是我迭个厂长自家亲自来做，烦也烦煞了，弄弄一个夜里向就没了。我看以后每趟就侪是侬来分算了”。

有没有点受宠若惊？我想还是有的吧。

12D1

最好玩的，厂长还要我亲自把票子装入信封并亲自送到各位领导的手里。

这岂不等于告诉他们，你们今后想稍微多要几张，可以求我哦。

我这个“大秘”岂不是一下子要吃香起来了么。

我刚要走，他又叫住我，并从余下的40多张票子中数出20张，交给我。

“这点归你，但你要帮我搞定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让新闻单位曝光我们的质量问题。”

20张啊！我刚才分配时，我的顶头上司，厂办主任才给5张。

20张，每张黑市价500元的话，我就是“万元户”了。

不怕我携票潜逃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厂长是真的信任我。

一年多以后，我居然要不告而别去电台做记者，他很生气。事后想想，还是合理的呢。

专为收看12+频道的圆形天线

其实，这无疑就是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媒体公关了。

当年我要面对的媒体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青年报、电台和电视台。

这票子，不但要给联系我们仪表局这一条线的记者，还要给到它们的群工部主任。

那些条线记者我都熟，厂里开个什么技术鉴定会、生产定型会，从来不拉下他们。

电话都是我打的，那时还不流行请柬呢。原始统发稿也都是我事先拟就的。

他们有时也张口讨电视机票，不敢跟厂长开口，就打电话给我，然后我问厂长要，再平信寄给他们。

但是，那些群工部主任们当年都是端坐办公室，拆信回信的，几乎没什么机会出来，怎么搞定呢？

而他们又是最容易把用户对我们的意见直接登上版面的人。

老厂长给出的任务又是，最好一次也不要见报，实在不行，也要让厂里提前知道。

好难。

12D3

凡事总要有人来做。

我就来做一做这个被如今称为“媒体公关”的事，在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经验可效法，遑论教材。

记得我从晚报开始跑起。

因为刚复刊的《新民晚报》当年人气最旺，若被它曝光一次，社会影响会很大。

当然是由他们的条线记者引见，我坐在了群工部负责人的对面。

原祁连山路一车间。楼顶仍存有老厂LOGO。

要说的话都是事先想好的。

第一条自然是感谢支持和欢迎监督之类的空话套话；

第二条便是煽情，细述最近一次他们的曝光，把我们整得有多惨。主动满足他们的成就感和虚荣心，希望在这之余他们能生出几分怜悯来。

第三条是迂回辗转，以退为进。我说，我知道，曝光不是你们的目的，而是手段，旨在让我们重视质量。既然如此，请你们今后接到任何读者投诉，第一时间转给我们，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然后及时向你们通报处理结果。

你们依然可以登报曝光，但请将处理结果同时刊出，以示舆论监督的威力，在于可以让厂家迅速纠正错误，而不仅仅是让厂家被动和难堪。

第四条是敲钉转角，巩固战果。我承诺每个月至少会主动上门一次（内有暗示哦），听取媒体意见，了解投诉实情，不管登不登报，有投诉的都会迅速圆满解决。

至于票子么，第一次当然是托人转交，理由也颇冠冕堂皇：使用了我们的产品，更方便时时监督我们的质量了，哈哈。

原祁连山路一车间。楼顶仍有老厂LOGO。

不用说，首战告捷，节节推进。

从那时起直到我离开老厂，好像还真没有过什么曝光。

我从侧面也打听过多次，各家媒体都认为，相比较于其他电视机厂、录音机厂、电冰箱厂、洗衣机厂，我们老厂（具体就是我啦）的态度最为诚恳，整改措施也狠到位。

5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我已经是上海电台经济台的综合节目科科长了。

科里有两个当年在上海滩很红火的栏目，一个叫《为您服务》，一个叫《蔚兰信箱》。尤其后者，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听众来信，其中九成是各种投诉。

人手不够，我还顺势收了一个当年一定要转行的理工男实习生，专门负责拆信回信。

30年后，据说这个理工男曾经当上了电台的副老总。

原祁连山路一车间。楼顶仍有老厂LOGO。

人生也真趣，朝北坐过，朝南也坐坐；乙方坐过，甲方也做做。狗洞钻过，龙庭也坐坐。

有一天，门卫打电话上来说，有几个上无十八厂的人要见我。

每天这样的会见不知要有多少次，占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

既然是老厂来的，也不能推辞，那就见吧。

来的三个人我都认识，都是厂里技术服务部的，带头的那个姓芮。姓得冷僻，所以记住了。

坐定以后，小芮告诉我说，说起来，这套活计还是你的专利呢。

“阿拉今朝来做箇生活，侪是侬老早做了覅做箇生活。只不过现在迭桩事体弗归厂办管了，归服务部了。”

我说愿闻其详。

小芮便开始复述起前文提及的我当年对晚报群工部说过的那四条。

我只有赶紧叫停。再听下去会吐。

今天想起来依然好笑。

但至今我纳闷的是，那次老厂何以没有送我电视机票呢？1987年电视机票还是狠狠吃香的啊。

真的没有，只有徽章、钥匙圈之类的小礼品。

册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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