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帆品读】李昊宸：段维时政诗词创作论（一）

Original 李昊宸云帆诗友会 202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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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维时政诗词创作论（一）

作者 / 李昊宸

内容摘要

近年来，时政在诗词中不断涌现，许多诗人也致力于通过旧体诗词表现新时期社会生活面貌和人们细微的心理感受。本文即以当代诗人段维时政诗词为例，结合“时政”的不同词义探究诗歌内容。此外，从体裁、题材、形式三方面，关注诗人创作新变，展现诗人最鲜活的创作面貌。最后，分析段诗时政书写的得失，以点概面，展现诗人此类作品全貌。

关键词：段维当代旧体诗词时政新题材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传统文化日益复兴与顺应时代创作潮流的背景下，中国文学本土化的创作倾向日益明显，以旧体诗词为代表的文学传统日益得到重视。尽管旧体诗词是否适宜写入文学史这一问题，在学术领域尚未达成一致，但旧体诗词在中国当代文学环境中占据着重要的一环，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代旧体诗词之所以能够在“百花齐放”的文学阵地中独树一帜，除了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古典文学土壤，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内化于大众的审美体系，成为中国文学潜在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当代旧体诗词逐渐有意识地关注、吸收并描写当代社会人群的普遍心理，开拓新题材，建立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表现当代的、社会的、鲜活的作者的所见所想，即

对传统的诗学经验、术语、文献资源和学理构成，进行现代性的反思、阐释、转化和重构。

在这种现代性的重构中，时政内容作为社会先声，能够以最迅捷、灵敏、形象的方式，给读者以最具时效性的阅读感受，自然成为诗人所要处理的重要题材。

然而，中国诗学的基调正如《尚书·尧典》中的记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追求诗歌语言的深婉蕴藉，是诗词写作的重中之重。但时政题材因其较强的时效性，往往会在化而入诗的过程中，表现出相对的粗疏、浅显，进而有失诗词的深婉之致，这也是当今时政诗词写作屡屡为人所诟病之处。

在上述二者看似矛盾的关系处理上，当代诗人段维堪称是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典范，其诗词作品既能够捕捉时事，经过细心裁剪，翻而出新，又含义隽永，每见典雅深意。在段维的诗词作品（以下简称段诗）中，最见其诗思精巧、诗力醇厚的，当属那些贴近时政之作，或辛辣讽刺，或寄寓深思，既得古意，又能感受到作者借时政传递社会信息，表达对当代社会的独特看法，一言一词，皆体现着作者对主题的创新、对语言的探索、对社会的关注。

本文即从对“时政”一词的解析入手，以梳理其在诗词中的发展变迁为引，继而从内容、技法、风格三方面，分析段诗中的时政书写，分别入手。同时，搜集诗人最新作品，把握其同主题作品中表现出的新变化。最后，分析其时政诗词的意义及局限性，全面把握诗人在此方面探索的得与失。

壹

一

关于“时政”

(一) “时政”的定义

根据现行《古代汉语词典》，“时政”一词共有两种对应解释，一为“适应季节变化的政令”（许多辞书将此条解释为“时令”），见于《左传》、《汉书》诸作；二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政治设施” （可简单视为除“时令”意义外的“政令”），见于《后汉书》、《宋史》诸作。

可见，“时政”一词最初可视为“时令”和“政令”二意的集合，其中的“时令”是根据季节所颁布的政令，与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相互配合，深刻体现着传统“天人合一”、“敬天保民”的思想，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反映，虽然其中不免存在一定的封建迷信，但仍体现人与自然力求和谐统一的倾向；而“政令”一义，则完全体现着以人为主要成员的社会的最高指令，与国家大事、政治事务、君王统治密切相关，是从古至今“时政”一词保存最好，且变动幅度最小的意义。

“时政”一词的意义发生偏转，衍生出现在的“时事政治”之义，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参与到国际事务、领土主权等一系列问题的竞争中。因为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对语言环境的极度敏感反映，使得诸多中国本土的语汇吸纳新时期的语义，体现丰富而全新的语言内涵，反映在具体语言交际中，“时政”一词即为实例。

自清末以来，政治环境动荡，社会信息逐步透明，人们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并试图通过文本记录时事，描写社会，反映现实情况。因而“时政”一词逐渐衍生出“时事政治”一义，而且此义具有一定的侵略性，不仅内化了原有的“政令”一义，并且部分占据甚至淡化了原有的“时令”一义。时至今日，“时政”一词已经在很大层面上体现出“时事政治”的含义，而原有的“时令”和“政令”之义则以潜在的形式存在。

(二) 时政在诗词中的发展

1.时令

在论及中国诗歌起源时，“劳动说”历来影响较为深远，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提到：

诗歌的产生是由精力充沛的具有节奏感的身体动作、特别是我们称之为劳动的身体动作所引起的；这不仅在诗歌的形式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

根据相传我国最早的诗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以及现存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大量的原始先民思想及丰富的个体性或群体性的劳动经历，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诗经·周南·芣苢》）、“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经·魏风·伐檀》）、“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诗经·豳风·七月》）等。可见，无论诗歌是否起源于劳动，对劳动生活的反映都是诗歌内容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始终是中国的核心命脉，中国人民的劳动基本上也都与农业息息相关。中国历代封建政治集团由于受“敬天保民”思想影响，会经常根据时节季度的变化下达政令，如组织编写农书、制定农时、考察各地区农事等；劳动人民，特别是亲身参与农事的农民，善于根据时节，对自然界的变化做出主观反映，如制定二十四节气、根据自然的变化调整农事进程等。至于我国古代的诗人团体，相比统治决策集团，能够更多地接触农民农事。因此其作品中，或反映时令在各地的实行情况，或参与并描写农事活动，或表现对农事及相关政令实行的看法，总而言之，都体现着力图从多方面对“时令”进行探索的写作倾向。

此外，许多诗人或被派地方赴任，寻访农事，或自身隐居乡里，亲身参与农事，每每都会在诗歌中有所反映。前者如白居易诗“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观刈麦》）、苏轼诗“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东坡八首》其五）等，后者如范成大诗“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催税急于飞”（《夏日田园杂兴》其五）、宋祁诗“败防溪响急，新甽耒痕深”（《春野观农事》）等。

但我们也应看到，诗人对于农业而言，多是“局外人”的尴尬身份，既无法触及到时令的最高决策，也不能使自己完全融入农民队伍。因此，在诗词中只能多以对时令的颁布效果、农事的活动场面以及对农民生活的观察为主题，与作者的主观情感融合，表现出一定的批判色彩或闲适意味，并不能完全深入到农业问题的核心。

2.政令

“时政”一词指政令是从古至今保留较好的一条词义，同时在深度、广度、视角等方面，相对于时令而言，可以说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将“诗言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无论是最初的重诗歌的讽、颂功能，还是“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到最后“引申到士大夫的穷通出处” ，都与政教密切相关。由于诗词脱胎于政教，而历代诗人又多怀有“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因此诗词作品大都保留了大量探讨政令、议论政局的传统，并进一步演化为忠君忧国的情怀。

以我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为例，终其一生，其诗作都很好地体现政令及其相关主题在诗词中的发展变化。杜甫一生所恪守的信条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怀此区区之心，对时局的关注、对诏令的议论在诗中自然比比皆是，诸如“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洗兵马》）是希望朝廷胜利后依然可以保持清醒，“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北征》）是议论朝廷借兵于回纥之举等等，都体现着诗人关心时局、忧心国运。

当然，杜诗并非仅仅停留在对政令的主观反思，而是在浓郁的忧患意识中，寄寓强烈的爱国之心，并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化抒情于无形，达到“有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的境界，其历来最为人所称道的《秋兴八首》正是如此。如金圣叹评“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句：“不胜悲者，悲国政也。而曰世事，盖微辞也。百年世事，固不胜悲，然先生之悲，自此日长安而极。”杨伦评“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句：“二句，言以御气所通，即为边愁所入，正见奢靡为亡国之阶，耽乐乃危身之本。”足见杜甫已将对时政的批判内化于心，其作针砭深刻、含蕴无穷，是将国家政令、时局与个人情感熔于一炉的绝佳手笔，其诗其人，足以称得上“四千年来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当然，这种议论时局、忧心国家的诗歌传统并非始于杜甫，确切来说，应是以屈原为第一人，此后诗人无论诗名大小，均受其感召，或多或少都会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在古代周期性的朝代更迭动乱中，乃至日后面临沉重的民族危机时，时政在诗词中比例不断增加，表现出极大的稳定性，并且与社会语言相融合，展示出极大的语言柔韧性，这与屈原、杜甫等人所打下的这种诗歌基因不无关系。

3.时事政治

如前文所述，在动乱频仍的清末、民国年代，“时政”一词的意义开始产生新变，原指“时令”的词义下降，原指“政令”的词义保持稳定，二者又同时被新衍生出的代指“时事政治”的熟用词义所吸纳，进而使该词在诗词中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由于诗人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诗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逐渐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得丰富的社会时事成为时政诗词的新关注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古诗不参与到社会中去，而是指由于社会格局、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的逐渐透明，诗人不仅能亲身接触社会信息，更由关注者、评论者变成行动者、实践者，因而诗中时事的现场感与真实性较之以往也更加强化。

同时，因诗人本身是社会时事的参与者，就使得诗人自身感受与社会时事出现一体化的倾向。换言之，诗人写自己即反映社会现实，写社会现实则已然可以从自身日常生活入手，这是在社会信息闭塞、社会阶层彼此独立的古代达不到的，这一点在当代诗人鲁迅、郁达夫、聂绀弩、胡风等人的诗作都有很明显的体现。

在鲁迅的《题三义塔》中，诗人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状写中日人民之间微妙的关系，此诗写成后四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民族之间裂隙不断扩大。可见，作者一首小小的七律，却能够牵系时事，隐曲政局。无独有偶，在诗人胡风的作品《拟出狱志感》中，也是将个人经历与社会时事完全联系在一起。诗人所言“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正是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坐监生涯与当时兴起的从文艺到政治的大审判结合，既叙述个人之悲苦，表达一种欲求归隐而不得的情感，又影射时事，暗带针砭，即如李遇春老师所言：

狱中的胡风也存有一定的退隐思想，它建基于传统道禅文化之上……由于已是刑余之人，胡风的隐退思想只能停留在心理的层面上，几乎无法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在当代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信息高度曝光，任何人都能够获得信息，继而直面现实。因此，通过媒体获得信息已经逐渐等同于个人亲身经历，诗人甚至不必经历，而仅凭信息获取并以局外人、评论者的身份，就能够获得现场感，这无疑就使得诗词写作素材又极度地扩张，从而使部分有志于此道的诗人的诗词与时事宛然一体。

此类诗以当今诗坛中较活跃的李子、段维、高昌等人为代表，诸如李子词“此日九州同赌马，当时四海共吹牛”（《浣溪沙·股灾》）、高昌诗“试问飞槎何处觅？大洋呜咽一声悲”（《闻马航MH370航班客机失联，怆然有作》）等都通过不同的视角切入当代时事，敏感捕捉社会热点，表达诗人评论或感情，体现着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且因语言、风格各异，带给读者与古典诗词不同的审美体验，受到诗词读者的广泛关注。

评者简介

李昊宸，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获2017年全球华语短诗大赛三等奖，聂绀弩诗赛三等奖，第三十四届樱花诗赛优秀奖等，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第三季、2017年许昌青春诗会，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中华辞赋》《新文学评论》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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