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王雁卿丨北魏平城的带具

From 王雁卿兰台挥麈 2019-03-30

带具即腰带，北魏带具分布帛带和括结带二种。前者实物多朽不见，形象资料也不清[1]。后者由带头、带鞓、带尾组成，出土物多为金属类括结具及饰件。带头的括结分带钩、环式带扣、牌式带扣等几种形式。先秦时的华夏贵族于腰间束有大带和革带，大带用丝织物制作，用于束腰，革带在内，用于系佩。贫贱之人只是穿布衣系革带。革带两端大约用窄绦带和环系结[2]。后以带钩带头代替了绦带。带钩实物最早发现于良诸文化，由玉料制成。金属带钩兴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之后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两晋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北魏墓葬有少量的带钩出土，是沿袭前朝遗物。牌式带扣扣身为牌形，扣面一般铸有复杂的纹饰，带鞓也常有金属装饰，多以皮绳系结。环式带扣带头大约出现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古代称之为“带鐍”[3]，最初用于马具。带扣经历了一个从死舌到活舌的发展演变过程，早期多死舌，扣针突出固定在扣环的外侧，不可转动。最初的活舌带扣出现于春秋中晚期，中原地区用于马具，而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地区一开始便用于人身束带。从西汉中期始，环式带扣用于人体，直到今天。

带鞓从汉魏时就饰悬环的带銙，环用以佩带随身实物。王国维《胡服考》说，汉末“其带之饰则于革带上列置金玉，名曰校具，亦谓之革占，亦谓之环”，并云“校者即《朝野佥载》之铰具，马鞍之饰也”，“唐中叶以后，不谓之环而谓之銙”[4]。带尾，唐时称“䤩尾”，高承《事物纪元》卷三腰带实录记载“自古皆有革带。至秦二世始名腰带，唐高主下令向下插垂头，取顺下之意，名䤩尾。”

目前研究带具带扣的文章有王仁湘先生的《带扣略论》、田广金、郭素新二先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研究》、孙机先生《中国古代的带具》、《先秦、汉、金腰带用金银带扣》、田立坤《论带扣的形式及演变》、冯汉骥《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李志芳《从出土东周带扣看其起源与传播》、《北方地区东周时期环状青铜带扣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考古出土带扣的初步研究》、马冬《革带春秋_中国古代皮革腰带发展略论》、宋丙玲的《北朝带具考》、潘玲、王宇《东周时期中国北方系腰带研究》等文章。王世湘先生将带具研究汇总成《善自约束——古代带钩与带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版）。这些研究为带扣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诸多研究多不详细涉及北魏带具，尤其是平城时期的带具。随着近几年考古新材料的出现，北魏带具的型式和发展序列越来越清晰，在此以众多专家的研究为基础，对北魏平城的带具作一梳理，从而促进拓跋鲜卑文化特征的研究逐步深化。

一、北魏带具的类型

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而来，在南迁的过程中，受匈奴文化、汉民族文化、慕容鲜卑等各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拓跋鲜卑带具的带扣也有一个从死舌到活舌发展的过程，同时还出现过骨质带扣、炭精石牌式带扣、牌式死舌带饰等。进入平城时期，带具发生重大变化，北魏墓葬出土大量的的环式带扣、带銙及环，少数带尾，还有小段皮带。带扣多为活舌，有铁、银、铜质等。

铁质带扣多出土于内蒙古的北魏墓葬，其形制变化不大，扣呈方形或圆形，扣针直接挂在扣环轴上，针尖搭于相对的另一边。扣与带鞓的联结方式见于吉林榆树老河深扶余墓地出土的铁带扣，带扣轴部包有铁皮为扣身，但很短[5]（图一，1、2、3）。此类带扣形式到平城时已不见，平城所见的铁质带扣已与铜带扣形式相差无几了。

图一铁带扣1、内蒙七卡墓地出土2、3、内蒙察右中旗七郎山北魏墓地出土

平城时期铜、铁质带扣流行时间长，其形制具拓跋鲜卑自身独有的特点。扣环有封闭和不封闭的不同。

封闭状的扣环多呈椭圆形环状或尖桃状，简单者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28出土带扣，扣环呈椭圆形，一边平直作扣轴(图二，1）。稍复杂的轴与环相接的两环脚分两部分，环内侧环脚相对上升再向外翻卷，外侧呈平直状作扣轴。例见察右中旗七郎山北魏墓地M20出土铜带扣1件，扣环呈椭圆形环状，两环脚分两部分，内侧向内卷成半圆形，外侧折成直角长方形为扣轴，长3.4、宽3厘米（图二，2）；尤以二连浩特盐池墓葬出土的铜带具最为华丽，由17件一组铜牌饰及一件圆铜环组成，带扣的扣环与扣身相连，扣环为椭圆形，扣环两脚向内卷成半圆形，扣身中央有2组镂空的对称弧形卷云纹，四角有四个圆形穿孔。通长6、宽2.8厘米；16件铜牌饰呈长方形，模铸而成，正面浮雕一头昂首扬蹄的奔鹿，鹿首有分叉的双角，短尾上。牌四角有四个凸起的圆形铆钉，背面钉长0.4厘米。15件牌饰鹿形肚脐下方有一圆形穿孔（图二，3）。奔鹿形象是鲜卑族常用的动物形象，其形状具有晋式带具的风格，属东汉晚期的遗存。201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的M3、M6出土的金蹀躞带带头也属此型[6]。其中M6的金蹀躞带为双带扣，出土时二个带扣间有一段距离，两两相对[7]。

不封闭扣环最为常见，平直的扣轴与两环脚垂直相接。轴上横架活动的扣针，针的一端搭在相对的环上，椭圆状扣环居多，也有圆角长方形、圆角菱形状等。断面多呈半圆状，偶见片状、圆状的。环内侧环脚相对上升再向外翻卷的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214出土的带具有铜带扣1、带銙2。带扣由扣环、扣轴、扣身组成，扣环略呈尖桃形，环脚分两部分，里侧两端相对向内弯曲，外侧两端横直，垂直夹扣轴；扣环背面素面无纹，正面环面上沿边有两道凹弦纹，弦纹之间有竖向短道凸棱纹饰，扣环长3．7，宽3．4厘米（图二，4）。扣轴平直，其上包裹的铜片中央留有缺口，锈痕严重，应是铁扣的痕迹。扣身略呈长方形，中间略细，尾部呈莲瓣尖状，两铜片用五颗铆钉钉在一起，长9．5厘米，宽2．3-2．6厘米；2件铜带銙，銙环也呈封闭状桃形，环面上沿边有两道凹弦纹，弦纹之间有竖向短道凸棱纹饰，轴上包有铜銙片，銙身略呈圆角长方形，上部呈莲瓣尖状，长2．3厘米、宽2．5厘米，銙身的铜銙片用三颗铆钉钉在一起，间宽0．7厘米，銙环总长5厘米[8]。此式还有铁带扣铜扣身[9]。迁都洛阳后的带具鲜有出土，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一件扣脚内卷的扁桃形无扣针的铜带扣、䤩尾及铜小铃[10]。

多数扣环呈椭圆形，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49出的带具由1件铜带扣和2件带銙组成。扣环呈不封闭的扁椭圆形，轴与扣环另焊接，轴平直较细，长条形铜片穿过扣轴形成扣身，扣身呈长方形且分两层，由5个铆钉相连结。正面较宽2-2．2、长8．9厘米，尾部呈莲瓣形；背面呈长方形且较窄，长8．2、宽1．6-1．3厘米，中间夹以用麻类粗纤维物编成的鞓带；铜带銙由銙环和莲瓣形銙身组成，銙环呈圆形，直径约0．26厘米。銙身分两层，用三个铆钉相连结，正面上部呈莲瓣形，长2．8、宽2．2厘米，背面略呈菱形状，最宽处为1．6、长2．8厘米（图二，5）[11]。

图二北魏墓葬出土的铜带扣和铜带銙

北魏出土的带具以素面居多，偶见带状的点纹，但也见装饰华丽的，带銙和带尾为饰金粟米的方形或长方形、尖圆头长方框，框内嵌宝石的[12]，装饰纹样有兽面纹、龙凤纹，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35出土的铜带扣，由扣环、扣身组成。扣环呈扁椭圆形，扣针已失，环轴上与扣身的铜包皮留有扣针活动的孔。扣身由一条长铜片弯过扣轴用两个铆钉铆在一起，正面铜片鎏金浮雕兽面图案，兽面面貌与平城出土的同时期的兽面瓦当、兽首门墩、兽面铜铺首等一致，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兽面双耳呈上尖下圆形立于两眼角外侧；额中部立有两角；双眼圆睁，眼尾上翘；大鼻头；大口怒张，露出上下整齐门牙和锐利的犬齿，齿间可见伸出的舌尖，神态凶猛威严。背面铜片略呈长梯形。全长6厘米，扣针失（图三）[13]。

图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35出土的铜带扣

大同城南交通苑北魏墓群出土的豪华鎏金铜带扣，带扣为非封闭状，而带銙的銙环是封闭状、环脚内卷式。带饰由带扣1、带銙2、带銙片1组成。带扣呈椭圆状，边框刻竖向短线纹，扣身呈长方形牌饰状，边框微隆起，有小铆钉与背后的铜片相连。与带鞓扣相接的一端中央尖状突出呈莲瓣状，框内雕走龙纹，龙纹与边框鎏金。龙头略小，长信吐出，长角飘于脑后，角根多突起，尾部上翘。龙身呈波浪状，一侧阴刻短线纹。一足于前，另外扬于身后的二足与踏底的一足相间，肘毛弯卷，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带銙环二件，略呈尖桃形，环脚分两部分，里侧两端銙环环面纹饰分二部分，以联珠纹相隔，外侧划竖向短线纹，内侧则雕二凤鸟相对，凤鸟头作内侧环脚相对向内弯曲，羽冠相对，二喙弯曲如钩相背，羽翅刻于环之上，生动有趣，极尽妙意。外侧环角与銙片相接，銙片上端中央尖状突出呈莲瓣状，边框微隆起，有小铆钉与背后的铜片相连。片心雕凤鸟，鸟儿立于二个椭圆饰上，鸟头高昂，圆眼深刻，三角形耳状羽冠，双翅上展，意气风发；銙片呈方形，饰鸟纹（图四）。扣身及銙片纹饰均镂雕后贴饰于银片之上。

图四大同交通苑北魏墓群出土的鎏金铜带扣

北魏平城时期的环内侧环脚相对向外翻卷的带扣，最早出现于东汉，河北定县M43东汉墓曾出土这种带环，为 “银质长方形小牌，有四对称的镂孔，悬之环略呈马蹄形，环孔呈弧底的凸字形”[14]。这种带环的形制从二世纪末到四世纪，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由于它主要流行于晋代故称之为晋式带具，确系承匈奴、东胡带鐍之制。且晋式带具，多透雕龙纹或龙凤纹，也有虎纹。所以拓跋鲜卑出现环内侧环脚向外翻卷带扣也是受晋式带具的影响，且伊和淖尔墓群的M6出土的金蹀躞带带头也呈双带头。北魏带具多见长扣针的单带头，有气眼、带尾，少见镂空装饰。且进一步发展有所改变，扣轴另接，从封闭状发展到不封闭形，再简便式为椭圆形，这与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吸收汉民族文化有关。

北魏的带具已具备今日带具的的型制，而且带具的各类部件齐备，有带扣、带銙、带鞓、圆环扣眼、带尾，并配有挂饰，是相较魏晋新出现的一种型制。带具的一端带扣由扣环和可以转动的扣针组成，扣身较长，多在6-8厘米。带鞓上附带銙及环，往往一件带扣配有两件或更多形制相同的悬环的带銙。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的M3、M6出土的金蹀躞带带鞓不仅附銙悬环，周身还饰以长方形金箍。带鞓多为皮质，也有麻类编结的，大同县北魏墓出土一条皮带的二个残段，由长条皮子在背面对折压制而成，正背两面均饰二组点纹带，一组二条点纹，可以起到压制作用。皮带上下边缘有穿孔，有可能是钉带銙的。还有一段较窄的皮带上有气眼，气眼呈圆片状，用三个小钉相铆，中央有小圆孔用来别扣针，此段皮带靠近带尾（图五）。其括结方式在河北湾漳北齐墓灶陶俑身上有明显的表现（图七，1）。[15]

图五大同县北魏墓出土的皮带与铜气眼

带尾有时用铜片相折叠而包（图六，1）。使用时带尾从下而上穿过扣环，用扣针卡住带孔，带尾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种同现在一样，带尾压在带扣之上，此系结方式见宁夏北魏墓出土的带具。1973年，宁夏固原县西郊北魏太和年间墓葬出土5件铜带饰[16]，有的由带扣、圆环带、䤩尾组成（图六，2）。扣环呈椭圆形或尖桃形，扣轴另接，轴上装有活动扣针。还残留有皮带，穿过扣环，与扣针相别。且带扣的扣身上固定一个圆角长方形环，将多余的皮带卡住，与现在的皮带括结方式无二（图六，3）[17]。之后薨于北周建德二年（573），开皇九年迁葬的西安洪庆北周王昌墓的男女骨髂间出土的16件一组的铜带饰比较完整，带饰由椭圆形带扣1件、条状带銙1件、附圆环方銙5件、柿蒂纹方銙2件、椭圆形扣眼片7件组成（图六，4）[18]，完整地再现了此式带具的形式。

图六北朝墓葬出土的带具

多数带具在扣环括结后在身前从下绕过带鞓于身前后塞入带内，尾部垂下，这样带銙便显露于外，如洛阳北魏永宁寺佛寺遗址出土的着两当装陶塑像，腰束带，带扣扣环呈圆角梯形，接扣身处略窄，扣身呈长方形状，带鞓表面刻出细密横条纹，嵌有五个以上圆形气眼，扣针插入其中一个气眼。带尾镶有三叶花形与方形组成的图案，从下绕过带鞓垂于体侧（图七，2）[19]。由于两当甲的兴起，当时相连两当衣的肩部带子用带扣括结（图七，3）。

图七北朝出土陶俑带具的穿着方式

二、北魏带具的佩饰

銙环下的佩带物，称“事佩”。《礼记.内则》说：“子事父母，左佩帉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郑注《礼记·玉藻》的韡韨制度说：“凡佩系于革带”。北魏墓中经常见到的几件长度在3-10厘米之间的小器物，而且器物一端穿孔，可以系绳佩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其中石器常见砺石，长条形，一端有孔，有磨痕；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石器色质黑，断面略呈六棱形，长11.5、最宽处1.2厘米（图八，9）；骨器有羊矩骨，外表染有铜绿锈痕，一侧有穿孔（图八，11）[20]。羊矩骨在鲜卑墓中常有出土，多只羊矩骨可玩耍，而单只则可能是作为饰物佩带；有时仅一段兽骨，体表光滑，一端穿孔；骨觹呈弯弧状，一端呈尖状，一端圆角方头，钻小孔，长约8厘米（图八，12）[21]；小铜器稍多，有铜耳挖，耳挖套于圆筒状器内，圆筒一端有孔，长5.75、直径0.65-0.8厘米（图八，5）[22]；雁北师院M52出土的铜耳挖呈圆柱体，头部凿扁成勺状，柄部变宽呈扁椭圆体，尾部穿孔，长6.1厘米（图八，4）；同墓出土的小铜铃，铃上有小环纽，铃内有泥丸，长2.3厘米（图八，7）；还有小铜刀，前有弧形刃部，柄部两侧呈弧状，柄端有孔，形似铖之类器物，全长4.6厘米（图八，6）[23]，弧形刃小铜刀可能是剔指刀；其他还有铜漏勺，勺头圆形略凹，密凿小孔，外围一周小孔排列有序，中间孔分布不很规律。用整条铜片制成，柄细长，末端卷曲呈圆形，勺头直径1.9、全长6厘米（图八，3）[24]，小铜漏勺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了多件，但其作用不明，有可能是研磨筛选什么粉质的东西；小铜刀，一侧开弧形刃，把略粗且直，把端呈三角形且穿三孔，长7.5厘米（图八，2）；小铜剪，交股状，长约3厘米（图八，8）[25]，用来辟邪。还有小铜镊，呈上窄下宽的条形，由一条铜片相折而成，顶端折成圆环形，外套一圆形系环，柄部较长且刻有几何花纹，下部两端折成直角状镊嘴，镊身套一活动方环，用来控制镊嘴的张合，长8.4厘米（图八，10）[26]，同现在所见的镊子相类。角制镊子早在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过，用来修眉理须，后世的作用亦是同样。

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15人骨腰部出土二件不同样式的小铜刀和一件铜漏勺，极可能是革带下的佩饰。大同雁北师院M52多数随葬品置于耳室，只有弧形刃铜小刀、铜耳挖、铜小铃、珠饰、骨尺及钱币出土于棺内中部，虽还没有足够的图像等资料来证明，但这些小器物应该就是带銙环下的佩饰物（图八，4、6、7），是早期的蹀躞带[27]。有趣的是远在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和日门塔拉城址的IA土包顶部发现的一座墓葬中，出土铁带具1组，有带环的銙片、铁环（汽眼）等，在墓主人左下腹部发现4 件铜化妆器，有（漏）勺，长8.8厘米，尖首剔（指）刀，长7.3厘米，圆首剔刀，长7.9厘米，此3 件柄端均有圆形小孔，镊夹尾端有孔穿链，总长5.9厘米。同时在墓主人腰间还发现皮革袋，袋内装半枚青铜羊距骨和1 件小木棒（图八，1）。墓葬时间为4-6世纪，从墓葬的形制、葬式、出土陶器、骨器、铜项饰等都见于平城时期墓葬[28]，墓主人可能与拓跋鲜卑有关。

图八北魏带具的佩饰

属于拓拔鲜卑早期的扎莱诺尔墓葬曾出土8件羊矩骨，均钻圆形小孔；5件骨锥，圆柱状骨棒一头磨成尖状，一头钻孔，最长10.5厘米；2件圆形骨饰，用兽趾骨边缘钻小孔；磨擦很薄的砥石；长约14厘米的铁刀，其中M25男性墓主腰部出土2件环首铁刀，及带孔小骨饰；M10女性墓主腰部出土1件双孔铁刀，据墓葬表，佩铁刀者以男性居多[[29]]。可见，拓跋鲜卑随身佩带小件物品由来已久。

可见作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性，拓跋鲜卑随身携带刀具、砺石、骨饰等，既有实用品，也有民族风格的装饰品。随着生活区域及生活习性的改变，随身的事佩越来越多且复杂起来，且已具备了后代三事儿、七事儿的雏形。

平城时的带具可以说是蹀躞带的初形，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带具的基本形式，下垂的蹀躞条越来越多。南北朝后期与隋代，最高级的蹀躞带装十三环，唐代天子用九环，中晚唐时许多带具上只剩下带銙了。

[1]宋丙玲：《北朝带具考》，《服饰导刊》，2016年第10期，第24、26页。

[2]孙机：《中国古代的带具》，《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53页。

[3]孙机：《中国古代的带具》，《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

[4]王国维：《观堂集林》（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7、1109页。

[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梁》，文物出版社，1987年。

[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永志、宋国栋、庄永兴：《考古发掘见证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伊和淖尔墓群发掘纪实》，《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2日第22版。

[7]《2014年重要考古发现》，《内蒙古日报》2015年1月27日。如何括结，目前不清，期待报告。http://news.163.com/15/0127/07/AGUSPL9E00014AED.html。

[8]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年第10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