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友之 | 调查要深入广泛，保密要守口如瓶 ——对上海“小三线”的调查【“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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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要深入广泛，保密要守口如瓶

——对上海“小三线”的调查

陶友之 |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上海社科院陶友之研究员，改革开放之初曾亲身参与调查地处安徽的上海“小三线”。时隔近四十年，当年的调查经历成为宝贵的一手资料，为我们了解这段特殊历史及其在经济建设上的启示，提供了重要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参加社会各种调查，不下数十个，如“苏南模式”调查、“温州模式”调查、住房商品化调查、“轻、纺、手”设备状况调查、厂长管理经验调查、国有企业改革调查等。而至今最值得回味、最富有调查意义和社会价值、最突出的要算对“上海小三线”的调查。

这次调查不仅广泛、深入、细致，而且掌握情况符合实际、所下结论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因而这次调查最富有社会意义。

受密令，走遍安徽九县

1981年，八九月间，有一天，部门经济所（现改为应用经济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李斗垣来找我，说市里有一个课题,要他组织几个人去调查，问我愿意去否？ 我问什么课题？ 他说，他也不清楚，到了市里再说。我说，搞调查，我有兴趣，但不知是否能胜任。他说没问题。就这样，约过了几天，李斗垣通知我明天下午2时到外滩（那时市政府机构设在外滩）市政府大楼门口集中，人到齐后，一起进屋。到1时3刻，除老李外，另来了2人：一个是本院的陈申申、另一个是财贸党校的老师江成龙。李说，人到齐了，就领我们到了三楼的一间办公室。敲门，里面应声说，叫我们进去。推门一看，原来是市领导阮崇武的办公室。他见我们到了，就招呼我们，示意在他办公桌对面坐下。

接着他说：最近市里有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安徽“小三线”经常来人、来信、来访，不是这里有事，就是那里出事了。今天找你们来，要你们去做一个调查：“小三线”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小三线”能不能继续下去，不能存在下去，怎么办？你们拿出一个意见来。

接着，李斗垣向他对我们三人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阮崇武好像心中已经有数，他不追问，接着说：“小三线”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是为了战备，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建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原因在哪里，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下去要作深入、广泛调查，拿出一个解决办法。已与后方基地党委联系好了，你们去找党委就行。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要求？我们表示没有什么要求，正欲起身要走。他说，还有几句话要说，你们这次下去调查，面要广、心要细、只听意见，不作答复。调查情况，不能写文章、写简报。不向单位领导汇报，也不能向家里人说三道四。这要作为党员的一个纪律！总之，调查要深入广泛，保密要“守口如瓶”。

约过了三天，我们就整装出发。安徽屯溪上海后方基地党委，派了一名干部和一辆小面包车来接我们。从早上五点多从上海出发，直到晚上8点才到达屯溪，路上足足开了十五个小时，而且多为山路，一路颠簸，到了屯溪，每人都累得厉害。陪同我们的老张，安排我们吃饭、睡觉，一天就这样过了。

第二天上午8点，到后方基地党委办公室，简单向我们介绍了“上海小三线”的情况：有多少企业、多少员工、涉及到安徽几个县。并说，现由小张陪你们去，车子、吃饭、住宿……他都会安排的。

看、听、想，“小三线”难以为继

我们一行五人，从10月11日到10月26日的半个月中，到了屯溪、东至、贵池、旌德、绩溪、宁国等九个县，行程1800多公里，走访了23个工厂，以及医院、汽车运输场和电力处。

1、看到眼里的是 “散”而“全”

上海“小三线”，主要分布在安徽省皖南东西260多公里、南北130多公里的山区中。从1966年开始，由上海各有关工业局包建，共投资6.3亿多元，先后建设了54个工厂（其中2个工厂未建成），以及为之配套的运输场、通讯站、医院等单位。小三线共有职工5.7万人，占地面积9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24万平方米（其中生产面积106万平方米）、有6400多台机床和设备，拥有制造四零火箭筒和火箭弹、五七高炮和高炮弹等军工产品的生产能力。

“坐车观花”，对“小三线”的第一个印象，是“大而散”。54个工厂、5.7万人，占地面积达近千万平方米，每厂平均占地近20万平方米，每个职工占地近200平方米，这在上海是绝对没有的。每到一地，所看到的厂房都很宽敞、空地很多。上海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而他们是“道场放在足球场”。企业占地面积很大，而生产规模都不大，大多为几百个职工，小的仅为百人左右，八五钢厂是那里最大的一个厂，也不过二、三千人。小三线企业不仅规模小，而且彼此之间都非常分散、有的要隔几座山、有的要隔几个县。有的设在某山洞内，有的则设在没有公路的山巅上……。至于生产上的协作配套、原材料的采购供应、民用产品的销售等，都需依赖于上海原工业系统解决。

对“小三线”第二个印象是“小而全”。企业的规模虽小，而企业的社会功能却俱全。因为企业位于大山深沟，与大社会隔绝，自成一个小社会。因此，在建厂的同时，就建设了独立的社会生活系统。“小三线”有自己的商店、菜场、中小学、幼儿园、医院、供水和供电系统，甚至公检法，也独立于当地，直接受上海指挥。

每个企业都有一个车队，少的三五辆、多的十多辆，每天除忙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外，就是忙工人们的柴、米、油、盐、猪、禽、蛋、菜等生活用品。这些所需到哪里采购，不是在当地，而全是在上海。因而各厂的非生产人员特多，后勤服务人员，普遍要占全厂职工的10%到30%。“小三线”共有1500多辆汽车，每天就往返于上海到皖南山区300到600公里的运输线上奔跑。

2、听到耳里的是“变、变、变”

在座谈上、或在个别访问中，从企业领导到一般群众，说得最多的就是“变、变、变”。

“军工变成了生产民品”。这是从干部到群众说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来时，是为了响应战备号召，生产军工产品而来。可1979年开始，“小三线”从生产军工产品转为生产民用产品为主。现在军工产品己是少之又少。这是“小三线”发生的最重大变化。在军转民的过程中，转的企业撤销了军品生产建制代号。在保留建制代号的12家工厂里，有军品生产任务的也只有3家，多数工厂的军工生产设备已经封存，原有的生产线可生产民品的，都已改造为民品生产线。现在即使军工生产任务仍较多的工厂，上级也要求他们努力做到军民结合。受访的人们中，从干部到群众，几乎都说，既然搞民品，要我们到山沟沟来作啥？

“企业从盈利变成了亏损”。 这是企业干部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他们说，开始生产军品的时候，几乎企企有盈利，直到1979年，“小三线”投产的52家工厂中，只有三家亏损。49家工厂的全年利税总额达7879万元。可是，现在不行了，亏损企业年年在增加，现己上升到27家，亏损额达到2496万元。尽管这些工厂，利用过去同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来发展民品，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严重亏损的局面。

“职工思想从‘铁心’变成了‘浮动’”。从企业领导到职工群众几乎都说，当时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备战”号召。上海有关厂选择最好干部和职工到这里来。来的干部和工人也都满怀信心，下决心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可现在情况变了, 军工变成了民品， 盈利变成了亏损……使“小三线”广大的干部和职工，对这里的工厂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提出了疑问。

况且，现在中央一再强调，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可是在山沟沟里生产民品，其经济效益肯定无法同上海同类厂相比。即使能够生产一些很好的产品，在山区的条件下，也无法扩大生产规模，无法解决亏损经营。经过这几年不正常生产，从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到生产骨干，都已不得不正视这样冷酷的现实。当年是“小三线”积极的建设者，现在都无不以沉重的心情考虑着“小三线”的前途。考虑着自己的前途。

有位厂长直言，可以说，大多数职工在这样形势下，再也不愿意留在山沟沟里，空守着这些厂房设备，靠吃财政补贴过日子。都希望到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有些技术人员都在想方设法找出路。最近，听外省市有些“小三线”工厂已搬迁的消息传来后，干部和技术人员，心就更不定了……总之，原来建设小三线的“铁心”者，现己变成了人心思散、人心思回、离开这里越早越好的“浮心”。

3、想着“三大问题”难以解决

（1）现行布局，难以进行商品生产。搞军工生产，可以是隐蔽第一，不计经济效益。搞民品，则不行。民品需要接近原料产地、邻近工业城市，这才有利于原料采购、产品销售。在深山沟里建厂，这对民品生产是绝不合理的布局，而且皖南地区，工业极为落后，也无法与当地工业企业建立联系。围绕民品生产，虽然也建立了一批协作配套厂，但只能解决一些小打小闹的事。大量的协作配套，如主要原材料供应，大批量产品销售，仍需完全依赖于上海。

搞军工生产，可以不计成本，实行成本加一定的利润，假如5%，设在深山老林，成本最高，照样可以生产。民品则不行。它要受市场竞争考验。其中最突出之一，是价格。当时小三线有家军工企业，转产半导体收音机，成本比上海高三倍。

撇开非生产人员占比高不说，单以运输成本来说，企业也难以承受。从上海到安徽“小三线”， 来回有好几百公里路，运输成本就特高。以煤为例，每吨煤的运价，就是煤本身价格的一倍半到两倍。而且能耗也大，贵池的八五钢厂，是上海冶金系统中规模较小的一家，产值只占全局的0.7%，而耗能占7.8%，成为上海市46家能耗重点大户之一。试想，在这样条件下的企业，生产出来的民品，在市场上怎能销售出去呢？生产民品，要求信息灵、转产快，紧跟市场。而小三线企业，身在深山老林，信息不灵，难跟市场……这成了“小三线”企业转民品、或已转民品生产企业的一大“拦路虎”。现在“小三线”企业，所以还能勉强存在，是因为有上海原工业系统的支持。如果离开了这些支持，离开了大上海，“小三线”企业连一天也难以生存下去。

（2）现行装备与技术，难以进行商品生产。“小三线”企业初建时，装备是当时上海最先进的；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当时是上海最优秀的，被称为是“好人好马好刀枪”。可是，十几年过去后，情况大变：许多厂房破旧了，设备老化了，技术人员由于身居山沟，信息不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少，知识老化了。转产民品以后，企业不了解市场动态，产品发展又不纳入上海的行业规划，造成了企业的方向不明。即使找到了一些生产任务，由于缺乏资金，也无法进行设备改造，适应产品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上海各行各业都在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更使“小三线”同上海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17家仪表电子工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立新半导体器材元件厂生产的碳膜电阻、东方红材料厂生产的FC3集成电路等，都是工厂的吃饭产品。过去，在质量和成本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可是，上海引进了国外生产线后，这些厂的生产，都陷入了困境。立新厂年亏损70万元，东方红厂也由年盈利820万元下降到8万元。许多干部感慨地说：“前方引进一条线，‘后方’关闭一家厂。”

（3）现状人员更替，难以进行商品生产。长江后浪推前浪，才能不断前进。搞生产也是这样。只有工程技术人员能不断更新，企业才会有不断前进的动力。可“小三线”企业就缺了这个动力。现有技术人员已严重老化，后继无人前来补充，这是“小三线”工厂中又一普遍存在的矛盾。

在“小三线”中起骨干作用的人员，是建厂初期来到这里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当年，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技术优秀，年富力强。现在，都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有的已退休，有的即将退休。这批人退休后，无新鲜力量补充。现在是眼看人员每况愈下，企业生产也逐年萎缩。搞民品，靠市场、靠信息、靠协作联系……“小三线”不少企业的领导说，我们在这深山老林，严重存在着这“三缺”。原有的一些经济联系，也将因随着时间推移、人事变化而发生困难。

后继无人的矛盾，现已日显严重。钢铁厂缺少炉前工，已导致工厂不得不少开炉、少开班。近三年，分配来的大学生共18人。但实际来报到的只有10人。新的不愿来，而现有的技术人员，都纷纷要求调离“小三线”。单仪表工业公司系统，近二年来，外流的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就达40多人。八五钢厂有30多名技术人员，要求外调，“自谋出路”。专门生产铣床和数控机床的跃进机床厂，由于关键技术工人后继无人，厂领导已打算停止生产铣床，转产技术较为简单的电器零部件，以产品的“降级换代”来谋求工厂的生存之路。可以想象，如果照这样下去，“小三线”的工厂，将随着老一代干部和技术人员退休，随着技术装备的老化而被自然淘汰。

苦思“三方案”，“ 小三线”企业应以“撤”为上

面对上述情况，上海“小三线”何去何从？我们苦思了三个方案，供上海市领导选择。

1、维持现状，保留“小三线”

维持现状，就是对原有54家工厂及为其配套的20多个单位，都按照原有布点，保持不变，延续下去。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不撤、不变，少风险。建设小三线，是毛主席提出的战略任务，现在党中央对此还没有明确的指示，保持原状，当然没有什么风险。“小三线”的这些人员和设备，能利用多少，就算多少；能拖多少时间，就算多少时间。但国家每年仍需花一定投资，进行设备维修和建设生活设施等，以改善职工生活，稳定思想情绪，这就是现在实行的方针。

但这种做法，有另一种风险。一是国家每年要对亏损企业给予财政补贴。按当时的情况看，全年补贴亏损达2496万元。按发展趋势看，今后还会逐年增加。对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是企业秩序难以稳定。工厂处于停工或半停工、工人处于不劳动或很少劳动状态，工厂就不会有正常生产秩序和严格的劳动纪律，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情绪，也难以控制。这种情况，现已有出现。如后方化工公司已全面停产了三年多，5000名职工留在三线等工，既增加国家负担，又出现许多矛盾和问题。他们为自救，设法把3500名职工，以“劳务输出”形式，送到上海同类型企业中去当“临时工”，向借入单位按人每月收取30～60元的劳务费，以弥补企业、减少亏损。由于职工在上海处于“临时工”的地位，分配他们干的都是重脏活，上海厂里的工人称他们是“安徽民工”。这种“二等公民”的待遇，使“小三线”职工心情十分不舒畅。短期这样做尚可以，长期下去肯定会出现许多新矛盾。何况十几年来，“小三线”的厂房、设备均已陈旧。如果继续采用“三不”（技术不改造、设备不更新、职工不补充）政策，最多也只能维持3-5年。到时会矛盾更多。

2、原地改造，继续开发

原地，不是指仍留在原来所在地，而是滞留在安徽皖南地区。在皖南地区选择一些适当的城镇，花费一定的投资，把分散在各个山沟里的工厂，集中于一地或几地。进行改造开发，也可以采取与当地企业搞联合的方式进行。

采用这个方案，可以使目前各厂过分分散的状况有所改变；工厂自成小社会的状况，得到某些改善；职工就医、子女读书、副食品供应等矛盾，有所缓和；大雪封山、洪水淹厂等情况，可以避免或减少；工厂非生产性开支，可以节约，等等，这是原地改造的好处。

但是，要把分散的工厂相对集中，需要大量投资。据安徽省化工厅专家对“小三线”化工公司所属6个工厂调查，认为在山沟里继续办化工企业，是没有出路的。如要相对集中改造企业，大约需要投资1亿元。要把54个工厂都相对集中起来投资就更大。要上海大量投资重新在安徽建厂，这显然是得不偿失，很难办到。要安徽出投资，也不可能（除非这些企业划拨安徽所有）。因为安徽省地方财政本也困难，省里70多个县，三分之二是靠国家财政补贴。全省一年的总投资，也不过个把亿元。况且，安徽本省在大别山的小三线问题也未解决，无论如何承担不起这笔投资费用。

何况，皖南地区一缺原材料，二缺协作条件，三不是主要销售市场，四又交通不便。这就涉及到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大量投资投放在皖南的中小城市。特别是主要协作关系都在上海，从上海到皖南有300至600公里的路程，单就这笔运费，也决定不能再在此建厂。能否与皖南地区企业搞联合，也不可能。因为联合的基础，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互惠互利。上海“小三线”工厂已无优势可言，联合已无条件。安徽很想与上海搞联合，但并不是与上海“小三线”工厂搞联合，而是要与在上海企业搞联合，从那里取得先进设备和技术人员优势。现要安徽省出投资，来移地改造上海“小三线”工厂，这显然是不欢迎的。

3、行业归口，逐步消化

上海“小三线”出路在哪里？经过反复思考？我们认为应该是从那里来，理应回到那里去。“小三线”既来于上海，就理应回到上海去。怎么回去？可从行业归口入手，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对“小三线”工厂进行搬迁：对己无法转入民品生产的企业——关；对生产设备尚有用的企业——并；对已转入民品生产、且成效不错的企业——迁。按上海行业系统归口消化。这是解决上海“小三线”问题的最好途径。

行业归口，是实现逐步调整的前提。归口之后，上海有关主管局就可以在行业范围内统一安排，合理调整。行业归口，并不是单纯的业务归口，而是按原有隶属关系，把产供销、人财物、党政群，统一到一个口子，由一个主管局统一管起来。

上海“小三线”，原先是由上海各局包建的，行业归口，就可按原属系统统一管起来。现在的后方局，可作为上海市经委在“小三线”的派出机构，协助对各工厂进行监管、检查和协调。配合上海行业归口的工作。具体说来，有三条途径：

一是可以与上海经济区规划结合起来。上海行业归口，并不是“小三线”工厂都要进上海，而可以在上海经济区范围内安排。根据经济区发展需要，有些“小三线”工厂，可以搬到杭、嘉、湖、绍、苏、锡、常、南等城市组织生产。鉴于历史经验教训，进入经济区的工厂，宜受当地管理，不宜再搞“飞地”。

二是可以与上海卫星城镇改造结合。上海工业要发展，城市要改造，今后就要大力开发卫星城镇。在这方面，各局都有自己的设想和打算。但在市区内动员职工去卫星城镇，难度较大。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小三线”工厂这股力量，是一条投资少、思想工作难度小、见效快的好途径。

三是可以与上海行业改造结合。目前，上海许多工厂设备陈旧、技术老化、技术工人也存在青黄不接现象。利用“小三线”的某些设备、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作为技术改造的补充来源，可以解决改造中一部分燃眉之急。

四是可以与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结合。上海工业为贯彻“内联、外挤、改造、开发”方针，需要建设一些新厂或新车间，可以利用“小三线”这股力量，甚至可以不打乱原有建制，由一家后方公司或工厂去筹建或承包一些新建单位。这样做，是符合多快好省原则的。

通过上述四种形式，可以把“小三线”工厂中的大部分设备和技术力量，转移到经济效益好的地方去。当然，从战备角度考虑，也可以留一些战备作用大、发展有前途的少数工厂，仍留在原地生产。当然，对这些留下来的企业和人员，国家有关部门需抓起来，纳入军工生产系列，在政治待遇、经济利益、户口管理等问题上，给予一视同仁。

对上海“小三线”调查的几点感想

时间匆匆，对上海小三线的调查已过去了三十八年。回首思昔，感触颇多。

感触之一：调查怎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上海“小三线”的调查，经三十八年的检验，实践证明所下结论基本是正确的。调查报告怎样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要点只有一个，即调查要深，调查要细，调查要实。所谓调查要深，是说调查不能浮在面上，要深入群众，深入易被忽略的角落；所谓调查要细，要从多个角度，多问几个为什么，切忌浅尝辄止，走马看花；所谓调查要实，是说调查一定要深入实际，以事实为依据，切忌先入为主，带框框调查。

调查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谁能真正掌握它的要领，做到事事调查有成，谁都不能打保票。但它告诉我们的经验是：要使调查有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必须是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来不得半点“大概”、“ 差不多”之类的东西。社会调查，是摆在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一项基本功，愿我们共同为此活到老、学到老。

感触之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需慎之又慎。上海为什么要建设“小三线”？是为了战备的需要。甚至，当时有人提出“准备打仗”的口号。事后证明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对形势怎样正确判断，当然难度很大，因为我们不是敌方的参谋长。这里只是说，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涉及到打仗这样的尖锐问题，需慎之又慎。因为它涉及到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涉及到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必要的战备是需要的，过大的战备是有害的，害什么？害人民的生活。战备需要花钱，而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资金是有限的，战备用多了，用于人民生活就少了。如 “三线”建设，要把大量工厂迁移到西南部的深山老林，且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面建厂，开路……花钱；一面将原有大批厂房、设备废弃，丢钱。“三线”建设工程，从1965年开始，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亿元。那时的2050亿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亿元。

感触之三：应多建点军民产品结合的企业。军工企业生产军品、民品企业生产民品，这是传统企业的一般分工，现在需以重新思考了。上海“小三线”企业所以会困难重重，因为它只能生产军品，不适应生产民品，一旦军品下马，他们就显得束手无策了。由此想到，今后应多建点军民产品结合的企业。这些企业，战时需要时能生产军品、战时不需要时能生产民品。军品、民品，按需要而定。相应，这些企业内需设有生产军品、民品两套管理制度，职工们需掌握生产军品、民品两种技能，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当然，这个思想是对当时上海“小三线”的调查时所想起，现时间已过几十年，今非昔比，很可能这已成了一段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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