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艳齐:没有田珍颖老师的扶梁固基,就没有我的《城南食府》(创作谈)
一份刊物与一个时代
没有田珍颖老师的扶梁固基,就没有我的《城南食府》
——《城南食府》创作杂记
艳齐
我写《城南食府》,从积累素材,到完稿,前后经历了十年。
十年前的8月,我从一个文化工作者改行进入到餐饮业。那时,我的初衷就是,深入了解这个行当的内幕,写一部反映社会底层实况的作品。我当时明显地感到这个行业极接地气,是当代市井文化的集散地。而我经过几年实地观察,进一步认识到这个行当聚现出来的东西,便是其他行业难以汇集的。它真是三教九流无一不用现身其内的,有时候,你看着都眼晕,挥金如土的、蹭吃蹭喝的、捣乱搅局的、吃黑勒索的……千人千面,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人性在酒精的刺激下失去面具的真实显露。而那里面的雇主与雇员的角逐,经营者与管理者的碰撞,更让人感觉到晴天白日背后的风雨交加。我想,我若能将这一切用文字记述下来,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可以让世人在熟视无睹中得到某种提示某种导引。这中间,《中国作家》杂志社的编辑阎瑜就我的一个剧本的修改融入了她超人的智慧,也为这部小说的写作,奠定了一种难得的基础。在这部小说动笔的过程中,为记述得客观实在,而不是浮光掠影,我亲自出任过餐馆投资人、厨师长、前台经理、采购员,亲自筹划过营业面积的扩展,亲自参与过菜品口味的研发,亲自菜买过各类食材用料,并走访了数十家档口、饭庄、酒楼,看它们的经营格局,研究它们的菜品设置,了解它们的主打品牌,品尝它们的特色风味。在这部小说完稿后,我甚至不失狂妄地想,我可以做这个行业的教父了,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任何一位想了解或想进入这一行业的人,我都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列出京城成功的餐馆成在那里,败落的名店败在那里,俏江南、湘鄂情、那么有实力的企业悄然退出消费市场的原因何在,我也都能说出一二,我甚至可以拿出一整套的经营方案,为新入门者指点迷津,让其少被蒙蔽少走弯路。
但实际上,我在写作上却并未达到应有的高度。
当我把自认为写的很不错的书稿拿给我的恩师田珍颖,请她审阅后,又意识到了这一点。
从今天看来,可以说,没有我的恩师田珍颖的具体指导,就没有我的《城南食府》。
首先,她指出,小说的整体结构有问题,尤其是结尾,让人莫明其妙。我原结尾是一把火烧光了那座食府,而主人翁何忠仁在火光中绝望而逝。田老师说,这不能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不是正能量所应该表现的,它使人看到的是灰飞烟灭、露散光泯。
其二,她指出,小说的人物性格未显鲜明,像文静的刻画就很不到位。我原写的这个人与另一女性陈倩在作用上几乎相近,都曾成为主人翁何忠仁的臂膀,没有大的区别。田老师说,文静怎么能跟陈倩相提并论呢?她的性情要显出粗粝性,欲求要呈现出低俗性,她不具备陈倩的能力、气质,也没有与陈倩对等的功绩,在主人翁何忠仁心目中必须体现出区别。
其三,她指出,过多的性描写必须忍痛割爱,大刀阔斧地删掉。我原先在情节设置上基本每隔四五万字有一处这方面的描写,我的想法是读者在阅读文字时,到这一时段往往会出现接受疲劳,加点这方面的描写可以得到某种唤醒。田老师说,没有必要,要知道《红楼梦》为什么会比《金瓶梅》在文学地位上有所不同,要知道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赢得广泛的认可,是依赖于其思想深度其哲学高度。
田老师这个时候已有八十岁高龄,她是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审读我的小说的。她细到“下嫁”一词用在文静身上与其身份不符,都给我明确指出;她细到小说中多处用“又出事了”这样的叙述语,有损主人翁沉稳性格的塑造,都向我提出修改意见。她说,何忠仁几经磨炼,应该胸中自有定海神针,遇事慌乱,疲于招架,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业的人的应有的表现。她说,小说中另一个女性赵红与何忠仁关系暧昧,不如塑造出一个女汉子的形象;她说,从人物上她更喜欢小说中的姚二,显然这位一场戏中的次角比主角更有可谈之处;她说,像小说中钱永昌之妻金淑娴不应该那样刚烈,不要让她当众持刀自杀,她的卑劣在下场上应该得到某种惩罚才能更合乎社会的规律。她说,你在一些场景描述上一定要体现文化二字的存在,没有文化的蕴含,任何作品都很难说它有什么厚重的积淀。
就是这样,我在她的教导下,三年写成的小说,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了四次大的删改。我是真的从内心里感谢上苍让我在此生中能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资深见灼的老师。她使我摒弃了低俗的写作套路,开始追求文学的史的价值。
是的,我希望我的小说能成为人类社会某一隅的某一时段的鲜明再现,我开始了这种追求,《城南食府》是我的起步之作。
2018-3《十月·长篇小说》目录
《余零图残卷》 马 拉 004
《城南食府》 艳 齐 081
选 读
作家有话说|刘庆邦: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更应当凭良心(创作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