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表面裂开纹路的时候常常会发出一种轻微的声音，倘若你熟视无睹那裂纹就会愈加声势浩大直至无可挽回的地步，但通常情况下，它们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境地。那些裂纹在某个时刻訇然响起，预示着一种不可逆转的改变已经到来：它们不再拥有和过去相同的面貌，也几乎没有可能提前获悉此后的存在。在金仁顺的短篇小说《宥真》里，一道道这样的裂纹出现在一个女性对于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然而却很少有人能捕捉到它们最初发出声响的时刻，即便是怀着深切的同理心的叙述者“我”，也常常对她的讲述持有一些犹豫和怀疑。《宥真》是一篇勇敢而深邃的作品，小说写了一群作家之间的故事，涉及不同的国家、种族，甚至近年来颇具话题性的Me too运动也在作家的笔涉之域。故事从一次作家们在国际写作营的相聚写起，来自中国的“我”和韩国女作家宥真就在这儿相识相知并成为朋友——严格来说宥真是把“我”当成了倾诉秘密的树洞。她长相普通，酷爱旅行和诗歌，有着乏善可陈的婚姻，遭遇过许多次性骚扰，像大多数缺乏沟通和理解的婚姻一样，她和丈夫各自有了新的精神和肉体的伴侣。年轻的美国男孩儿再次点燃了宥真，但他的陡然消失却让她再次万劫不复，她最终选择离婚并邂逅了一位历史老师，他们志趣相投、互相欣赏，却始终保持着恰当的距离感，对此，宥真的解释是“说了那么多实话，没法儿做朋友了。他就像个镜子，能照见我自己，我们在一起，是双份儿的不幸。”爱情没能成为照亮她生命的光束，最终却是诗歌给予了宥真一份稀薄而珍贵的安慰。小说末尾她和尼克重逢，几乎没能认出她的前前任男友冲她说了句“have a nice day”。宥真似乎一下子释怀了，她说，“我有诗，我是个诗人，每天都have a nice day!”金仁顺写的是她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群体——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特别是女作家，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总是会遇到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矛盾。这些拥有丰富的知识、敏感的心思和出众的才华的女性知识分子，依然面临着自我价值的衡量、他人的审视、理想与现实的龃龉、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等等的困惑。作家把宥真置于聚光灯下，手持一柄特殊的放大镜寻找着她的生活最初开裂的那些声响，并细细追寻究竟何以至此。同一般的家庭主妇相比，宥真拥有格外宽广的精神世界，她需要来自爱情、文学、行走、阅读的持续不断的滋养，而这些在庸常的现实之中常常是一种奢侈。她无法认同和接受所谓“常理”对其进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频频同外部世界发生摩擦与撞击，这样的碰撞让她有些狼狈，她因此试图改变，比如寻找新的伴侣或是参加诗歌比赛，但这样的自我修补却无济于事，爱她发了疯似的男人不告而别，曾经性骚扰过她的评委显然不会给她戴上诗歌的桂冠，于是，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基本上毫无胜利可言，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悲剧性的命运。就是一种接纳和妥协吧，宥真和她的生活达成了最大限度的和解，她远离人群，靠近诗歌，虽然在其他人嘴里这样的境遇十分不堪——“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离了婚又没孩子的女人，心灵很容易空虚的吧？”你看，这就是人们对一个女性最通常意义上的评价标尺，即便他们是诗人，作家，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最大的疑问在于宥真能不能凭借对诗歌的信仰来拯救自我，从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解放。之所以有这样的怀疑，是因为小说的字里行间总是带着一种苍凉、无奈的气氛，甚至在看似温暖的收束时竟也残存着一丝寒意，“我”的那句“好好的”是美好的祝福，但听上去总带着几分无语凝噎的意思。这是金仁顺很有辨识度的风格，暧昧的感性与力透纸背的理性交叠在一起形成了特殊的张力，她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讲述着她的故事。有人说金仁顺是一个善于“用感性方式表达理性声音的人”，我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对于爱 、人生 、人性与人情，她有着一种执拗的怀疑和感伤，而这恐怕来源于她对与人与自我、他人和社会、自然的清醒的认知与体悟。小说里叙述者“我”的存在耐人寻味，她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和大众的视角并在缓慢地改变着，这大概也是一种成长和反思。在一次次与宥真的交谈中“我”倾听、安慰、鼓励和评判，在我看来，这里更重要的是评判。白俄罗斯男作家说宥真像日本艺妓，她带着一股怒气，“我想笑，但忍住了。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宥真的粉底打得既厚又白，画过的眼线和眉毛漆黑、纤细，嘴唇又小又薄，涂了鲜艳的口红。‘他没什么恶意！——’”骚扰过宥真的韩国作家同样也曾经“拉着我的手走了一小段路”，而当宥真讲述起这一切时“我”的态度却是“——会不会是误会了？”金仁顺选择了一种客观、理性的叙述审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这一切，少有女性的歇斯底里和悲天悯人，她不夸大人性之美好，也不遮蔽现实之凛冽，她甚至也无意于批判什么，只是告诉你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面目，“无事的悲哀”却更让人因无奈而深感无力。《彼此》中的黎亚非和周祥生，《桃花》里的夏蕙和母亲，《水边的阿狄丽娜》里的“我”以及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的春香即都面临这样的遭遇，然而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人性之困、生命之困，这样的困局却具有不一般的力量，正如金仁顺很多年前在一个访谈里说的那样，“小说的力量感，不是那些无巧不成书，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那些较为清醒的不幸的少数者必然要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宥真显然便是这不幸的少数人之一，她的苦痛因为清醒而发作得更加深入骨髓，她的选择因为勇敢而带着几分悲壮。这让我想起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写丁玲时用的那个题目——《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她对于丁玲的分析其实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于是，丁玲的孤独主题包含着双重意味，一方面，它触及到女性的生存和精神文化处境，另一方面，它又是女性自我的选择。她以孤独自守的方式拒绝异化社会，拒绝异化的话语，以孤独来表现都市意识形态力图抹煞的女性自我。然而，这样一个黑暗而孤独的女性王国毕竟是不堪久留。女性们在令人厌憎而又铁板一块的都市环境中孤独自守——这是他们唯一的自我保护和反抗方式。如果不是以死弃世，然而结果可能是仅仅把自己咀嚼一空，并面对自己的空虚。”或许，历史的吊诡就在于，丁玲离开的34年之后这样的困境依然存在，而且很难说这块天空在今天有没有变得更加宽阔一点。一百年前，五四那一代“女儿们”从父亲和丈夫的视线中离开，决定去寻找新的出路和未来，她们在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中试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并安放刚刚觉醒的自我和灵魂，她们美丽、智慧、勇敢、纯粹，但离真正的自由还远之甚远。那么今天呢？她们在出走之后似乎又把自己关进了一只只重新打造的笼子里，近一个世纪里的试探和突破似乎重新回到了模棱两可的困顿之中。我没有办法忘记几个朋友在接受完全日制的本科和硕士教育后决定辞职回家带大孩子，她们也不是想养尊处优而只是觉得雇佣一个保姆的代价远不如亲自上阵来得合算，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无意并且没有能力判断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否更加合理、进步，毕竟养育一个孩子的过程是难以确凿的衡量和进行等价交换的，只是有时候会想一想，那些和我一起长大、识字、读书的女性们，真的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我的实现吗，“她们”的价值又到底在何处？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那部曾经风靡一时的美剧《绝望的主妇》，开头的片花里改写和化用了几幅世界名画，其中第一幅就是画家卢卡萨·克拉纳查创作的著名的《亚当和夏娃》，在《圣经》里亚当抽出一根肋骨造就了夏娃，而夏娃没忍住偷吃了魔鬼诱惑她的禁果，但在此片中亚当被树上掉下的果子砸倒，夏娃则微笑着接住了蛇递给她的禁果。接下来渐次出现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几幅作品《阿尔诺芬尼夫妇像》《美国式哥特风格》《我自豪》等，既象征着即将出场的几个女主人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又俨然是一部人类女性发展的编年史，“她们”就是这样逐渐从他人的视野中走出，拥有觉醒的自我意识，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最终以对于生的坚强切入生活的本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