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FDA局长，美国药物有效性评价中的关键人物
本文为同写意约稿，孟八一老师《美国药物临床有效性评价》系列文章之第三回，经作者授权独家发布。
前两回说的是美国在什么背景下开启药物有效性评价，以及FDA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搬出NAS-NRC（美国科学院-美国研究院）提出无效药物名单。
编辑丨写意君
DESI耗时10年，期间经历了4位FDA局长。把4个局长的故事串联起来，可以窥视出DESI的全过程：George P.Larrick（1954-1966），James Goddard（1966-1968），Herbert Ley Jr（1968-1970），Charles Edwards（1970-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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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P.Larrick，无奈与妥协
George Larrick 1954-1966任FDA局长
1923年Larrick就加入到当时农业部化学局，任食品和药品检查员，在1937年磺胺酏事件中，因为在追踪磺胺酏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嘉奖。1954年开始任FDA局长，1962年和凯尔西医生一起到国会作证，也为1962的新法律做出了很大贡献。
Larrick工作勤奋，性情温和，和企业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1962年新法律颁布之后，Larrick领导下的FDA忙于复杂的新药审查，根本没时间，也没能力应付Pre-1962的老药。当时FDA的全部医学审查员就14个人，却要审查2500份申请。国会不舍得给FDA增加经费，使得FDA工作量加大，而资源得不到补充，焦头烂额的Larrick，根本无暇顾及DESI。
药物审理的缓慢，药物标准迟迟不出台，制药企业的抱怨，申请案的积压，等等一系类的难题，引起国会议员们对Larrick不满，为他的下台堆积了理由。从另一角度来看，1962年的修正案，对药物标准和监管做了太多的改变，Larrick的经历和学识已经无力在支撑FDA局长这个重担，DESI只不过是压倒Larrick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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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Goddard，疯狂的斗士
James Goddard 1966-1968任FDA局长
James Goddard是FDA成立以来，第一个从外部进入FDA任局长的人。Goddard医生出身，就任FDA局长之前，在美国传染病中心任主任。本来他想担任约翰逊政府的总军医官（Surgeon General），但约翰逊却让他接替Larrick,出任FDA局长。
Goddard性格坚强，做事果断，相信科学。就任伊始，记者问他准备怎么处理和企业的关系？他回答说：“企业负责生产出合格的药品，我们负责检查它是不是安全有效，医生按照自己判断合理使用药品，就这么简单！”随后他补充了一句：“我们不是为企业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怀疑’和‘检查’。”
在担任FDA局长后，面对整个医药界对1962年法律和法规的混乱，面对FDA审查出现的各种争议和诉讼，面对美国制药协会PMA和美国医学会AMA对新法律药物标准的指责，Goddard意识到，必须马上开启对1938-1962年‘老药’的有效性评价。
只有如此，才能回击商业对FDA的攻击；只有如此，才能验证新法律的可行性；只有如此，才能确立有效性的科学性……最重要的是，只有如此，才会平息国会对FDA的批评。
1966年的纽约《时代周刊》是这样形容James Goddard的：“这位新局长，就像是手中挥舞着巨斧的斗士，四面砍杀……”
FDA的资源不够，Goddard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力说服了国会（拨款和协调）和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经过数次与NAS协商，讨价还价，最终NAS同意和FDA合作开展DESI。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步骤。
Goddard设计和主持的‘美国药物有效性评价’是整个人类医药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DESI可以说比1947年美国政府主导的青霉素工程（人称医药界的‘曼哈顿工程’）更为复杂，更为艰难。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得不为Goddard这一举措和相关设计背后的勇气和智慧而赞叹。
出于口无遮掩的性格，Goddard在对儿童使用大麻的问题发表了不适宜的言论，1968年7月被迫辞去了FDA局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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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Ley Jr，暂短的坚持
Herbert Ley Jr. 1968-1969任FDA局长
接替Goddard职务的是他的助手，Herbert Ley Jr.博士。Ley是Goddard的积极追随者，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Goddard开启的DESI工程。
但是，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Ley的工作遇到了麻烦。在推动抗生素合并用药的有效性评价和清理联合用药抗菌素退市时，Ley得罪了普强制药（Panalba 和林可霉素的拥有者），后者是尼克松的金主之一，因此，普强制药说动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W）部长Finch（当时FDA归HEW管辖）。
Finch直接施压FDA，希望放过普强制药的Panalba。Ley坚决不从，警告Finch说，如果HEW坚持这样做，Ley将把Finch的相关证据报告国会或交给法院。1969年底，Ley任FDA局长还不足2年，就被“调整了工作”，很快就离开了FDA。这时，NAS-NRC的DESI报告已经完成了大约90%。DESI准备进入公告期。有人说，Herbert Ley Jr是政党之争的牺牲品，而Ley却说，新岗位完全是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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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Edwards，改变了DESI结局
Charles Edwards 1970-1973任FDA局长
1970年NAS-NRC的DESI报告已经大部分完成，DESI进入了公告和退市期，实际上也到了DESI矛盾和冲突的爆发期。公告之后，DESI的成败就在于法律诉讼的质量和法院判决。1970年Charles Edwards坐在了FDA局长办公室，一只腿却迈进了DESI深水区。但最后的结果是“Edwards改变了DESI的结局”。
Charles Edwards与其前任完全不同，他是个外科医生，但十分热心于政治，喜欢搞关系。他说管理的本质就是关系，因为只有你了解了你的管理对象，你才能够找到最好管理方法。
在担任FDA局长之前，他除了做外科医生，还做过美国医学会AMA的高级主管，还在著名的企业管理咨询和智库公司 Booz-Allen（关于Edwards）担任健康与科学副总裁。有人戏称Edwards是‘医学政治家’Medical Politician。
Edwards上任后，一改Goddard一切从科学出发，用证据说话的强硬做法，首先缓和了FDA与企业的尖锐对立，召集很多制药公司老板和高管到FDA谈话，了解他们的商业诉求。
但是，Edwards并没有改变Goddard制定的DESI策略。仍然坚持1962年法律制定的药物有效性标准，在药物质量上不向商业利益让步。当制药企业想和他讨价还价时，他不客气的说：“你们已经赚的够多，这些损失你们应该承担！”
Edwards还大幅度改组了FDA管理（有人把这时期称为FDA的‘尼克松白色恐怖’），把许多精于政治和管理的大佬引入FDA的管理层。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将当时华盛顿最负盛名的食品和药物行业大律师Peter Barton Hutt聘请为FDA首席大律师。Hutt和Edwards一起，在1970年之后的法律诉讼和国会听证中，舌战群儒，屡战告捷。尤其是在对DESI至关重要的‘Hynson诉讼四重奏’中，Hutt不仅完胜对手，还为FDA争得了药物退市权和药物立法权。
即便是作为DESI评价标准的技术性术语“足够的有效性证据”，“适宜和良好的对照性实验”，‘临床试验金标准-随机-双盲-对照’等等，这些从概念到权力的转化，FDA具体标准和程序的一步步清晰和落实，都是在Edwards主持或影响FDA的1970-1975年期间，通过艰苦的法律诉讼和国会听证一点一点地争取到的。
所以说，James Goddard开启了DESI，而Charles Edwards改变了DESI的结局！
为适应新法律复杂的审批制度和审批流程，Edwards还彻底重组了FDA药物审查组织结构（按专业和病种分组审查，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等等）。
Edwards还发挥‘医学政治家’的特长，游说国会大幅度提高对FDA的拨款（Edwards任职期间，国会对FDA的拨款增加了2倍），使得FDA大量招聘审查员，更新设备，提高审查效率。
1974年，Edwards离开FDA到健康、教育和福利部任部长助理后，很长一段时间还继续影响着FDA。
孟八一
军事医学科学院 药物化学硕士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计算机硕士
2015年，从华邦制药有限公司退休；曾在美国纽约市政府供职，任计算机程序员；出国深造前，于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
微信：13220385722
邮箱：Bayi.me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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