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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香港 | 城市的“边界”在哪里

UCRC 城市中国杂志 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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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保护、区分、过滤我们的城市,

但这只是方式,并不是目的


曾几何时,我们开始相信“世界是平的”,边界将渐渐淡化甚至消失。然而这场新冠疫情却让我们目睹了边界的复兴。不管是有形的物理边界,还是无形的社交边界,对边界的强调和管控是疫情发生以来各地防疫的重要手段,香港也不例外。从限制大陆居民入境,到面向全球封关,再到颁布“禁酒令”、关闭娱乐场所,香港这座理应“无界”的高密度全球城市正在经历着或许是史上最严格的边界控制。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和加剧导致边界管控的普遍化,更进一步引发了对于例外状态常态化、歧视与排他行为加剧,甚至全球化后退的担忧。对于边界的重新审视或许是疫情过后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文+图/

王婷,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候选人,《城市中国》第四期海外观察员

2020.04.05

 什么是“边界”?

2月3号,在苏州过完新年的我,按原计划坐飞机回到了香港准备新学期的教学任务。想不到自己却成为了香港强制封关前最后的“幸运儿”,也有幸见证了香港城市防疫日益严格的“边界政策”。


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城墙是城市的边界。城墙内是城市,城墙外就是荒芜之地。但是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城墙或是被推倒,或是作为城市遗产被保护起来。城际交通和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于是城市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


现代城市的边界通常定义了一个城市的行政管辖区范围。它可以是物理层面的,比如河流、道路、山脊。但是边界是多尺度的,不仅划定了城市的地理范围,还作用于社会和个人内心之中。边界是一个工具,合法化了人们对不同的环境资源、社区财产和政治利益的拥有权。因此,边界往往被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时代因素所塑造。它能加强人、城市、国家和区域的联系。但是当边界被用来阻挡人口流动,它便成了强制力的工具,而“我们”与 “他们”对立的概念也在无形的区域划分中产生。

哈德逊河将大纽约都市圈一分为二,一边是纽约,一边是新泽西。(图片来源/IPP 评论)

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对香港会因疫情全面封关并不惊讶。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深港的城市边界和关口一直深刻影响着两地城市发展。在香港与深圳接壤的界河上,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关口,每天有数十万人往返深港之间。所以在疫情初期,香港很早就采取了隔离措施,可以说是为大陆和世界各国封关措施提供了参考。


然而,面对疫情我想说:边界保护、区分、过滤我们的城市,但这只是方式,并不是目的。

香港与深圳的边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策略(图片来源/NYTimes)

 城市社交的 “边界”在哪里?

陆港边界政策时间线

疫情初期,香港的城市“边界”政策大多集中在对城市地点空间的物理边界管控,而忽视了控制城市内部人群流动的社交边界。


其实因为较早的“封关”和物理边界控制,香港的疫情在早期基本得到了控制。然而,伴随着全球疫情突然的扩散,香港的“边界”政策也再一次收紧。香港作为一个理应无“边界”的全球城市,从2月限制大陆居民入境到3月面向全球封关,并且最近开始了对居民流动进行控制,政策的变化与这几个月来香港城市里过度放纵的的社交“边界”息息相关。

香港新冠肺炎确诊数据(图片来源/香港01)

经过这几个月的科普,我们都对疫情中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重要性不再陌生。自从2月3号回香港后,我从新闻、微信,或者跟爸妈聊天了解到,春节后国内的餐馆很多都没有恢复营业,很多工厂也未复工,国内的景点也直到3月才逐步开放。大部分人都在居家隔离,可谓是身体力行保持着最严格的 social distancing。

3月23日楼下的咖啡店贴出了只限外带的告示 (摄影/王婷)

但是反观香港, 我却很少能感受到应有的distancing。我自己也常常被生活中的场景所迷惑,如果不是现在上街必备的新装备——口罩,看着繁忙的街道和人来人往的餐厅,我总有一种疫情已经结束的错觉。


我家楼下的网红咖啡馆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因为在街角地铁出口旁,我平时路过总会买一杯带走。春节回香港的飞机上我还想它八成会暂时关门,后来才发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它每天都正常营业。之所以是网红咖啡馆,因为它白天是咖啡馆,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了街角酒吧。Chill的装修风格不仅受附近居民欢迎,还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外国人。尽管大家都呼吁保持social distancing, 这个咖啡馆在疫情期间还是顾客满堂。


虽然在3月23号,它贴出了不让堂食的告示,每次临近下班的happy hour时分,总还能见到大家坐在咖啡馆室外的吧台上嬉笑聊天,戴口罩的人甚少。于是在一次买咖啡的时候,我好奇问了咖啡师小哥兼老板:“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们为什么还坚持营业呢?而且你们不怕顾客不戴口罩么?” 小哥无奈地回答道:“我们也考虑过暂时歇业的,可是去年下半年的香港反送中活动已经让我们损失了很多内地来‘打卡’的游客了。要是现在再强制要求戴口罩或者关门的话,岂不是将仅有的外国顾客也拒之门外?”

夜晚咖啡馆外仍聚集着大量外国人(摄影/王婷)

这样“热闹”的情况不是个例。就在与这家咖啡店一街之隔的药店门口,日日都聚集着排队的人群。我走进一看,发现药店在高价抛售口罩、洗手液、厕纸,甚至是装酒精的小喷雾瓶。很多人说疫情刚开始的几天,他们早上6点多就来排队了,就是怕港府封关会影响日常物资的供应(香港的大米、蔬菜和日常生活用品大多是从内地引进的)。我也想起早前在新闻中看到,很多药铺明明只是在卖消毒湿纸巾,很多香港市民却以为有口罩,于是出现了在药店门口苦苦排队5小时,却发现排错了的窘境。好在现在很多药店及时在店门外贴出了自己店铺的群组二维码。做广告的同时,也是鼓励大家通过加入群组来了解每日最新的到货情况,避免白白排队。


当然能在白天排队的普遍都是退休或者有空余时间的中老年人,大多是来帮孩子们买东西,他们在戴口罩的同时也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社交。好几次路过都会听见,奶奶们在互相交流着各家药店的存货情况,而一些爷爷甚至在排队的时候还看起了马报,交流起了赛马心得。看到外国人、爱喝咖啡的年轻人和为年轻人操心的老人们这样和谐共存在香港城市的街道上,我想这可能就是当初香港吸引我的地方。香港的城市不一定是最摩登的,甚至很多地方是破旧的,但是它总能把不同的人群共置在同一个社会空间里。

香港中西区药店门口大量居民聚集排队买口罩(摄影/王婷)

如果说咖啡馆和药店聚集的人还算可控,那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兰桂坊(香港著名的酒吧一条街)的故事了。我从新闻里得知,1月份疫情刚爆发时,兰桂坊经历过一段无人光顾的日子。然而随着防疫初见成效,香港确诊速度放缓,兰桂坊又回到了人挤人的场面。去兰桂坊的多是外国人,大家摇晃着酒杯,摩肩接踵,戴口罩的人却寥寥无几。我朋友把这张人群拥挤的兰桂坊照片发给我时千叮咛万嘱咐:“你可千万别忍不住去香港的酒吧了。”我在微信上笑着回复道:“你们都不回来,我又跟谁去酒吧呢。”

疫情初期与禁酒令前的兰桂坊 (图片来源/上图:星岛日报 下图:RFI)

随着社交 “边界”的放纵,香港近期的确诊人数开始大幅反弹。截止到3月29日,香港已经有60多宗确诊病例与兰桂坊有关。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3月23号起港府突然开始控制城市里的社交“边界”,关闭酒吧、会所等娱乐场所,并且禁止公共场所4人以上的聚集。

 城市的确有边界,

但生活有边界么?

其实香港人爱在外面聚集,除去部分因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导致的社交方式差异,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香港人家里真的太小了。回想自己春节在家“自我隔离”的时候,虽然有点闷,但是还可以白天在客厅跟爸妈聊天,饭后去阳台散步,晚上回自己房间。可是这样的宅家日常可能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都是奢望。在一个三口之家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3平方米的城市,在家里待着可能真的没有外面舒服。我在香港搬过几次家,可是卧室从来没有超过6平米,很多时候连书桌都摆不下。所以在咖啡店、图书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学习、工作、社交已经成为香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家,对很多住在香港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事实上,对第三空间(休闲消费场所)的使用,恰恰代表了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是城市人引以为傲的标志。

香港居住面积普遍狭小,使得香港人更爱去往城市公共空间。图为香港电影《一念无明》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自我隔离、控制社交距离等抗疫手段在一个中低密度的城市里或许影响不大,但在像香港这样的高密度城市里,控制城市的物理边界和公共空间的社交边界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让我想起了美国工程师福勒(Buckminster Fuller)早在1960年代提出的给纽约曼哈顿罩上一个透明穹顶的乌托邦式的城市想象。福勒希望借助科技和建筑的进步,为曼哈顿最富裕地区的人们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可以被人类控制的环境。虽然这个计划在当时并没有实现,却也反映出了一直以来人类对设立边界的向往。以前人类为动物和自然设立保护区,甚至把自然和动物圈养起来,供城市居民消费。在当下的全球疫情之下,人们似乎又想把自己关进城市的保护区。

曼哈顿中城的穹顶提议 © BUCKMINSTER FULLER AND SHOJI SADAO

正是在这段丧失了基本出门自由的时间里,我才意识到,生活中的很多小事比如去咖啡馆,与朋友面对面聊天是如此珍贵。所以请善用城市的“边界”,更不要制造内心的“边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边界”被再次打开时,我们还能恢复往日的生活。

「疫·城·生活系列」

重庆|生命何止2121

南通|来自03年经验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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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 城市生活按下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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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 | 乡镇 “硬核”防疫,实属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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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崔国

编辑/潘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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