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平：提高科研机构自主权，盘活创新力量（视频实录） | 第3届大梅沙论坛
编者按：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于2016年11月5日顺利落幕，本届论坛有幸邀请了150余位在政、商、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与会，共举行了开幕式与主旨演讲，八场专题论坛，四场内部研讨会，两场对话，6000余人次听众现场聆听，百余名媒体朋友参与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在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部分发言嘉宾的发言实录，包含视频、照片，全方位记录与回顾此次盛会，欢迎关注！
视频实录：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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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科研机构
——认识与实践
樊建平
樊建平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
我今天的发言，原本也想谈政府在创新方面的边界，也就是政府部门职能的权限和范围，但刚才梅永红主任的发言基本已经阐述的这些问题和建议，我不再重复表述并对梅主任的观点表示完全同意——政府的主要职责确实应是提供大的环境，创新的事让我们这些机构来做就好。政府若替代创新的个人和创新的载体发挥作用，知识的市场就很难形成，一如三十年前没有《企业法》的经济市场。知识可以看做特殊的“商品”，若没有形成知识的市场，那创新就很难做，如果一味将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身上，由政府来组织大量的人，用打攻坚战的方式、做工程的方式来创新，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新型科研机构——认识与实践》。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们深圳先进院的所有员工都实行企业社保，并且按照末位淘汰制也就是企业这套管理办法运行。一方面我们是中国科学院下设机构，很多方面都需要按照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度行事，另一方面先进院是由三方共建，且实行理事会制度，所以今天我从新型科研机构入手介绍下先进院，包括华大基因、光启、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研究院等这类新型的机构制度及运行成效。会场中来自北京的同志们，希望各位能够将我们在运作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惑带回去，给我们多提些指导建议。
一、我国科研机构定位的演化
我国的科研机构是依托于整个社会而存在，在其定位及演化过程中，政府扮演社会中老大哥的角色，其行为方式以及手握的资源决定了中国的创新水平。比如我们盖房子要的土地资源，我们招人要的补贴政策等大多资源由政府掌握。特别是要做源头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几乎都在各级政府手中。如果将国外的东西生搬硬套结果恐怕并不理想。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国科学研究最早始于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当时东北也有科研所并参照了二战时期美国提出的科研三段式布什范式，后期我国基本上延用这一套理论，当时设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这三类目前仍然“制约”着我们国家相应领域的源头创新。随着后来的发展，科研与市场脱节的现象日益明显，尽管政府加强力度进行科研成果转化。但由于体制在最初的时候并未将市场因素考虑进去，因此研究出来的成果很难实现转化，这就是我们要努力改进需要追求的巴斯德模式，国外部分研究机构就是巴斯德模式。相比，爱迪生模式是只注重应用而忽略科学研究，玻尔模式是只管原理而忽略应用，都非良策。
台湾工研院也曾在科研机构中独占鳌头，但现在其影响已经很小了。当年是美国将集成电路引入台湾，而当时的芯片成功率只有30%，美国将其提升到60%，使台湾变成了整个硬件世界的产业中心，只不过在两年前智能手机崛起时，台湾并未抓住机会，深圳将其中心位置取而代之。两年前手机和iPad的市场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总和，深圳抓住了机遇，这也是为何硅谷曾与台湾密切合作，而现在慢慢像深圳靠拢。目前深圳的新型科研机构中，华大基因主要是三位一体，科学发展、产业发展和技术发明。用科学成果在市场上获取利润，并使用VC投资的经费做科学研究，若研究成果价值较大，股东方会比较支持，但若产生成果无法给股东带来利润的时候，双方的矛盾恐怕将会突显，这与其民营性质有很大关系。深圳先进院的创新体系是四位一体，科研、教育、产业和资本。我们现在主要任务仍是科研和教育：国家排球队打球需要郎平这样的教练、也需要朱婷这样的球员，实际真正上场打比赛的是这帮年轻人。科研亦如此，我们科研团队建设过程中“郎平”这样教练不在少数，同时我们也积极拓展力量培养或者吸引“朱婷”这样的青年骨干，科研和教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先进院目前已将这四个方面打通，构成一个微循环体系，但后两者“资本”和“产业”随着社会逐渐提供，我们会逐渐弱化这两部分，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可能需要政府进行扶持并有所调整。
二、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迁
关于科研机构领导方式的变迁，我们也一同回顾一下。我在北京科研机构待了二十多年，领导干部均实行上级部门任命制度，这种人事制度有一些弊端，容易造成人才团队固化，核心竞争力减弱。在一个团队中，如果有5%的人员不创造价值，十年下来这个比例很可能会达到50%，那这个科研机构想做出有突破性的成就会非常难。当然还有一个理论是说每个单位只有20%的人是有价值的，但不管如何，科研机构的人事管理制度应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发展应该愈加灵活，而不能让制度限制机构本身的发展。同时，我们的财务制度依然参照刚解放时期的模式，当时的银行都是国有的，因此研究所的钱都是国家提供的，不可整存整取。科研院所的经费不可用作其他用途，哪怕是对自身发展有利的。若发现将经费购置理财产品，即使没有任何风险，研究所也能从中获取一定益处，但此举触犯了相应条例，主管人员就是犯了错误。现状一如当年，经费管理制度理应改进。我们的竞争对手哈佛、MIT实行基金会管理方法，他们将基金中一半的钱投到中国房地产或世界其上其他地方通过投资赚钱，这样国内科研机构就很吃亏，这是关于“财”的问题描述。“物”方面也是一样。所以“人”、“财”、“物”这些依照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限制机构的发展了，在这三分中，我们能找到突破口的大约占0.5，其他2.5都是动不了的。先进院是三方共建，实行理事会制度和企业化管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在“人”这方面可以稍微灵活些了，人员一旦可以流动 ，那整个单位也就活了，任人唯贤，广纳贤才，每年的末位淘汰制度将对集体无贡献的人员清理掉。当然我也鼓励一部分人出去创业，先进院外溢孵化了很多机构都是先进院人带着自己的成果出去的。但是目前科研院所的领导干部仍是要任命。“财”现在只放开了一部分，就是无形资产入股，可以占公司的股份。但是入股后再卖的时候却很难出手，因为没有相应的细则出台，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三十多年来政策方面的改革只解决了一半，并未走通。先进院除了我一个人不能持股，其他人均可持有股份（刚刚有嘉宾说副院长目前也是可以的），但是个人持股可以卖，那集体的持股怎么卖？如果按照国有资产去卖依然存在一定问题。个人认为改革就应该在体制机制上进行适当突破，以留住人才为核心，以提升科研实力为目的，有的放矢，打破传统壁垒。比如现在很多大学所设课程都已过时，并不符合科教发展现状，很大程度上由于政府有所干涉导致，刚才提到的人、财、物只有其中0.5分是可调整的，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使各方明晰责权和利益，提高科研单位主权。
如图所示，目前科技方面社会分类的体制架构图，政府所辖机构居左，其特点是行政属性过强，自主能动性有所限制；私人企业居右，其特点是团体利益驱动，单纯以市场为导向；居中的为类似于新型科研机构的NGO，其特点坚持公益非营利属性，实行企业化运营管理。但是由于国内并未有相关立法保障非政府组织的相应权利，因此很多事无法行使自主权，如聘请美国院士来交流，购置头等舱如此简单一事都没有足够的自主权，而这种情况在国外基本不存在，因为国外有相关法律保障，在日本被称为财团法，这一点中国是可以效仿的。国内事业单位的管理如果100%参照政府机构，那科研和教育的发展会大大受限。另外关于成果转移转化，科研机构没有自主权来决定奖励科研人员的比例，只能参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执行，而这极有可能与科研机构本身管理及奖励制度不一致，这种情形又该如何解决？那么为NGO立法无疑是最佳解决途径。NGO作为法律主体，上至成果转移转化奖励比例、下至乘坐飞机舱位选择、出国次数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此举也能够极大的提高机构运行及管理效率。所以今天我呼吁给NGO立法，保障事业单位的权利，权益。就像35年前中国制定《企业法》一样，对事业单位进行体制方面探索，也只有这样，深圳才可能在科研界出现像任正非、王石、马化腾这样的“厉害”角色。
三、科研的根本是人才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麻省理工学院是以学术引领为主流价值，而国内工研院是以研究为中心，逐步向工程扩展。但目前国内科研面临很大的问题是，一流的人才很大一部分流失至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如中国科技大学70%学生几乎都出国留学，北大清华出国留学人员比例在大约50%、60%，人才流失现状非常严重，而如果想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没有一流人才无异于无米之炊。一个创新的国家最终就拼在人才上，放宽NGO对人才方面的管理也是迫在眉睫。
全世界科学家中中国人所占比例不大，绝大部分还是外国人。国外科研有近一千年的历史，而我国科研真正算下来可能才有一百年的历史，目前我国科研水平与世界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八九十年代深圳实行“孔雀东南飞”，吸引国内优秀人员来这片热土工作生活；随后我们引进留学的海归人才，再到现在开始引进外国人。虽然观念与时俱进，但其实施过程仍比较难，我们没有相关政策和实施细则保障外国人在国内的相关权益，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比如先进院吸引外国人才来深工作，支援国内建设，目前只有提供高于国外多倍薪资聘用才能使其在中国能够享有与在国外同等的福利。我呼吁深圳作为特区先试先行，由政府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保证引进国外人才落到实处，降低企事业单位的压力。
四、专业化管理与平台化建设
专业化管理包括人才考核及评价等众多相关问题，目前大多是行政管理那一套对NGO等进行考核，但涉及到专业化相关的内容，并无依据可参考，因此管理现状并不理想。个人建议对研究院所应该“无为而治”，特别是涉及到科学和技术的源头创新。相应政府的管理所占比重应该再小一些，好比科研人员是种子，经费是肥料，那么管理就是锄草，如若管理的力度过大，很有可能会将好苗给除掉。
五、科研院所需要处理的几种关系
科教融合与经济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深圳在教育方面建有大学城，科技高地在高新区，与此同时设有金融街，先进院所做的创新就是将教育、科研、资本以及产业融合在一起，形成四位一体的微创新体系，创新的效率能提高至30%。这种模式比较适合招商引资以及产业化，但在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以及各种关系的处理方式等都是值得思索的，也就是科研院所的边界在哪里，哪一些方面是科研院所应该做的，而哪些又是不应做的。还有科研院所跟政府的关系，目前我们部分科研活动，包括采购、课题管理、科研经费的使用等目前都有政府的监管，其实这样并不利于科研机构的快速发展，如何探索合理的管理体系也是今后先进院将要的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六、先进院的实践
先进院目前是四位一体的微创新体系，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一体，同时外溢孵化多个机构，目前研究领域涵盖包括生命健康、智慧城市和大数据，新材料及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科研是立院之本，考虑工研院定位以及差额拨款的生存需要，我们必须有争取竞争性横向及纵向经费的能力。这些年来，先进院一直在冲锋的路上，十年累计到款的经费达到了37个亿，其中竞争性经费26个亿。我们提出“顶天立地”科研战略，强调学术引领、应用牵引，提倡“巴斯德”模式，我们按研究中心的方式将相关的研究力量组织在一起，集中力量，交叉融合，联合攻关，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十年来，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5628篇，SCI论文2239篇，JCR一区论文1205篇，WFC指数全国第68名，全科学院第26名，全省第4名，全市第2名。在机器人方面，从服务机器人开始，开发诸如爬壁机器人等多款工业机器人以及目前研究的医疗康复机器人，成功完成了亚洲首例神经功能重建的多功能假肢控制系统；在高端医学影像设备方面，我们与联影共同打造国内首台3.0T核磁共振设备，打破国外GPS垄断，与企业合作研制出全国首台商用超声肝硬化检测仪以及低剂量锥形束口腔CT数字化影像系统，世界首创超声大脑调控方法和验证系统；在低成本健康设备方面，先进院是低成本健康的倡导者、村卫生室设备现代化的领跑者，获得CFDA产品注册证20个，绝大多数产品填补国内外市场空白，占市场1/3的份额；同时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大数据智慧城市应用等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绩，首次实现了高稳定性二维黑磷的成功制备，CIGS光伏电池器件转换效率全国第一，全球第三。先进院在前进的过程中养成了工研院的“知行合一”、“创新无极限”的文化内涵，锻炼出一支能打仗、打硬仗的科研与产业化队伍。
十年来，先进院坚持开放办院，努力探索各种形式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式，提交了4437个专利申请，并积极开展转移转化。我们合作企业超过500家，孵化企业450家，168家持股，持股企业市值过亿27家，其中有1家超过200亿，3家挂牌上市。我们联手深创投创办中科创客学院，2年时间服务创客16300多人，在广州、武汉、北京、乌镇等10个城市合作设立了分支机构；我们也尝试通过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大型企业或资本共建专业研究院和育成中心，辐射特定产业。我们还透过行业协会和创新联盟，推动行业发展，先期牵头的深圳机器人联盟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06年全市机器人只有5亿产值，去年统计已经超过600亿了。现在回头看，这些举措加速了人才、成果等优质创新要素的共享和高速流通，为成果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未来先进院充满信心。即将签约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园区”（发文之日已签约）将依托先进院，联合中科院华南地区兄弟单位，充分发挥自身国际合作广泛而密切的既有优势，发挥与港中文大学科技与合作优势，借鉴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国际办学经验，加大国际学院的建设步伐，在广泛吸纳国际人才基础上实现科教融合，协同创新；我们也将继续瞄准国际前沿，瞄准市场趋势，在合成生物和材料等方向进行新布局，同时积极推进在深成立中科院的临床研究中心，更有效地促进医学转化，引导IT和BT科研力量的融合。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已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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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届大梅沙论坛部分精彩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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