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编剧芦苇：新一辈的年轻导演怎么还没长大？
中国导演第一社群
日前举办的编剧论坛上，有位学生向芦苇提问，说他在拍摄敦煌纪录片的时候，对王道士和斯坦因的故事很感兴趣，但朋友们觉得这个故事没有商业性，”年轻导演不拍城市里的脑残故事，而对这种题材感兴趣，应该怎样处理？“
芦苇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将这个故事延伸到的方方面面讲了一遍，比如丝绸之路的发现，敦煌壁画的传奇，王道士对于壁画破坏的影响等等，最后说：“你说的这个题材特别有意思，写成剧本很有价值，但也比较难写，需要组织很好的创作力量，包括剧本，包括整个电影对他的认识，这是需要下功夫进行研究的。”
这就是芦苇的方式，他或许不会给你想要的答案，但他会用自己的阅历为你指引方向。
这一辈的青年导演怎么还没长大?
12月7日，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会主办的编剧论坛在天津召开，芦苇与荒井晴彦、弗里德里克·奥伯汀、史蒂芬·加里·布兰科三位知名编剧一起，就“电影编剧跨国合作的可能性”进行谈论。这也是芦苇第二次参加这个活动。
“我和吴天明是特别好的朋友，由他的名义举办的活动，我参加是义不容辞的，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全力以赴。”
吴天明导演是芦苇的“老大哥”，在他还没有决定做编剧的时候，吴天明曾给了他五百块说，“小伙儿！干去！”三个月之后芦苇给了吴天明两个剧本，一个是《黄河人》，一个是《上起高山望平川》。
他永远不会忘记吴天明的知遇之恩，这位导演在八九十年代扶持了很多导演和编剧，而芦苇后来也参加过好多次青年编剧大师班，青年影展评选的活动，但与吴天明不同的是，他至今也没有看到令他满意的作品。
他担任过几次西宁First影展的评委，但对故事片的质量却非常失望，“第五代导演在他们这个年龄，比他们成熟的多，三十多岁他们已经拍出《黄土地》了，今天的导演你能拍出来吗？”
“我看他们这一代导演的作品总有一种感觉：怎么还没长大？怎么还没到断奶期？独生子女这一代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自恋。没有办法，你不自恋，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疼恋你。”
或许是对于自身过多的关注，当代中国电影很难再出现《活着》、《霸王别姬》这类反映大时代的电影，而芦苇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小人物入手谈一辈人的命运纠葛。其文化视角的宏大和对人细微的观察至今很少有中国编剧做到。
而当下的青年创作者无论关注怎样的话题，最终都会落脚到自己身上，就像那位在论坛上的提问者一样。
与时代有距离的人？
而当时和芦苇在一起的第五代，如今也难寻从前的身影。
“现在很难再遇到像《霸王别姬》那样优秀和周全的团体了，很难。《霸王别姬》方方面面都很到位，从导演，到编剧，到和主创人员的合作。”
张艺谋转向商业，陈凯歌换了风格，还有的人后来再也没有拍过电影，只有极少数的人还留在西安电影制片厂，芦苇是其中一个。
1976年芦苇来到西安，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电影制片厂也只能放映“八板三战”，他在电影制片厂担任美工，成为编剧是一次偶然的激将法，1987年，导演周晓文在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他们正年轻》时，芦苇看到了剧本，他觉得写的实在烂，导演说那你写！
芦苇就上手改了，心想我写不过好的，还写不过烂的？没想到这一写，就是三十年。这期间他创作了家喻户晓的《霸王别姬》、《活着》等剧作，奠定了“中国第一编剧”的基础。
三十年过去，芦苇发现环境与之前大不相同。“我觉得创作的态度不太一样了，过去很认真，现在浮夸之风特别严重，大家都想火急火燎的在市场上捞一把，没有人真正的尊重艺术的规律，都想着怎么着能挣把钱，目的不一样。”
想当初他靠周晓文导演资助的二百块钱去齐白石老人家家里，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原创电影剧本 《星塘的阿芝》。十年后，这剧本被好友刘苗苗投到了夏衍电影文学奖，结果得了个二等奖。他拿到奖金后当即买了四套《契诃夫全集》分发亲友，那个年代金钱还没有完全和艺术挂钩。
2014年，他以行业分析的角度，专门去电影院看了郭敬明的《小时代》，他惊异其中的价值观混乱，对与财富、金钱生活的向往，华丽的画面让人纸醉金迷，十分低级。“我们在吃毒药的时候总是裹着糖的。”
有人评价芦苇是与时代有距离的人，他做不来的事绝不会勉强，当初《鬼吹灯》找过他做编剧，但他说这种题材根本不擅长，“要做科幻，穿越，你得有那个才能，我觉得我毫无这方面的才能。”
但不关注不善长的题材，什么时候也被他人定义成了一种落伍呢？
为失语者发声
“我觉得中国社会的主体，历来在中国的文化里是缺位者。比如中国人口最多的其实是中国农民，但他们在艺术作品里反映的极少，是失语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更有义务，更有必要将镜头对准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类，跟我们是血肉相连的群体，他们的缺位，是中国银幕的集体失语。”
他被评价与时代脱节，还与他关注的人群有关。他热衷的群体，是中国人口最多，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农民。
从《黄河谣》到《图雅的婚事》再到未被采用的《白鹿原》，芦苇从描写西北农民豪杰，再到现代进程对农村的侵蚀，他总以一种深入的视角对这类人进行刻画。但如今在大银幕上，我们再也看不到对于这类人的描写。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到达一个巅峰，而创作者和观众对于这门艺术的态度都是十分的敬重，而现在，观众的年龄从中年变成了青年，电影反映的人群反而从普罗大众到了“社会精英”，娱乐性远远高于艺术性和社会性。
芦苇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者的身份为农民抱不平，但他也非常无奈地说：“当下创作者关注什么，是教不会的。”
但失语者不止有被中国电影无视的农民，还有编剧这个行业本身。
他认为，在一部电影当中，最重要的有三个人：制片人，导演和编剧。但由于编剧这个工种的特殊性，并不能被广大人民理解。中国电影最高奖项之一的百花奖在2010年取消了最佳编剧奖，原因是评委都是普通观众，不是专业人士，而且看不到剧本。这让芦苇觉得大为可笑。
“剧本就像一个蓝图，如果不拍的话，是没有价值的。”但谁都知道，一个建筑失去蓝图，是不可能创造成功的。
不仅如此，他本想出版《霸王别姬》的剧本，却遭到原著作者的反对，看来类似《芈月传》版权的纠纷，早在芦苇身上发生过，“版权现象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它的规则应该清楚，第二就是编剧应该养成维权的习惯。我好不容易改编一个剧本，很多学电影的人他想看这个，但看不着。每次学习班给大家发个几本看也行。我觉得不利于交流，电影编剧维权依旧是个严峻的问题。”
他说编剧，现在是一个被损害的行业。
在2014年吴天明导演去世的时候，包括第五代导演在内的很多电影界人士前来悼念。陈凯歌说，吴天明对中国电影现状不满；田壮壮说，他像一把伞一样保护我们；张艺谋说，他毫不留情的批评过《三枪》。而芦苇说，壮志未酬。
在同时代的电影从业者中，芦苇是为数不多的还在继承吴天明衣钵的人，他为失语者发声，他的作品注重人文关怀，注重艺术规律，不轻易因商业化而妥协。或许他不高产，但每一部作品都颇具份量，这样的人在浮躁的中国电影环境下显得“特立独行”，但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缺少像芦苇一样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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