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音 | 清谈法史知名度最高的合肥人~
他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集中体现了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被后人演义成无所不能的超人。今天“清谈法史”为您拨开历史迷雾,还您一个真实的包拯——
孝顺父母
大宋王朝的第40个年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没有所谓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为富贵逼人的独生子,父母宠爱备至,他的童年幸福的像花儿一样。29岁那年,他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按照如今说法,等于是江西永修县的“一把手”。
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回家报喜,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独苗,索性把官给辞了,安心在家陪父母。包拯甘当“宅男”,这一当就是10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就在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他的《岳阳楼记》名贯天下,而此时,34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待业老青年”,当时的他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将从开封府走进历史的深处……
两年后,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虚度青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按照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无论你官居何位,必须离职守孝,否则就是“夺情”,即大逆不道之人。所以,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
我弹我弹我弹弹弹~
包拯进入中央,正赶上范仲淹掀起“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方面,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党争”,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也不参与其中纷争。同时,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然而,包拯却突然上奏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置疑,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争论不休。保守派士气大振,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
不久,变法失败新政被废,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这可把保守派给打懵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实,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他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一生不结派系也不卷入党争,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以至于“故人、亲党皆绝之”。
此后,包拯渐入佳境,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痒,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当今提的“庸官”、“不在状态”等概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六次弹劾“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飞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弹,而仁宗也怄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激进者要求廷辩,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火:“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事实上,皇帝只是缓兵之计,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国丈”了。其实,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继续弹劾,一弹再弹,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不再动张尧佐的职务。后来张贵妃又香消玉殒,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
重实干
公元1056年,58岁的老包终于成为开封府尹。按理说,包拯后世之名应是从开封府名扬天下的,事实上,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坐了一年有余。既没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也没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更没有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那些出神入化的情节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
不过,以包拯的个性,不在开封府干出点名堂不会善罢干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裁撤了门牌司,在当时,平民告状都得先通过门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时常被小吏讹诈。几个月后,惠民河涨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调查,原来屡疏不通的原因是达官贵人在河两岸占地修豪宅,还堵水筑起了“水上公园”。包拯立即下令将这些水上公园全部“毁去”以泄水势,“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天惊,威名大震,京师老百姓都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当然,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包拯肯定也查办过一些案子,也许其中不乏为民平冤的,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维护首都治安,一度赢得美名。他处理案件公道正派,执法严峻,对各种阶层一视同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包大人笑比黄河清”的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
然而,包拯主要政绩并不在开封府任期,更不在英明断案上,他是一个实干家。不到两年,61岁的他就被任命为三司使,负责全国经济工作,他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比如改“科率”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价格购买农民要缴的上供物资;免除部分地区“折变”,即废除农民将粮食变成现钱纳税的规定等措施。开展经济工作卓有成效,两年后,包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副国防部长,至此,包拯才算正式进入了中央执政官的行列,属于最高军事长官之一。
然而, 63岁的包拯已经是风烛残年。宋仁宗时代相对和平,所以这个职务也许是皇帝对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种荣誉的回报。又一年后,包拯病逝,首都开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皇帝亲自到包家吊唁,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当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俭朴,又听闻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不禁感慨!欧阳修曾说,包拯一辈子“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纯朴平实、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同时他不苟言笑、太过较真、不会处世、人缘不好。然而,他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的崇高与正义的化身,一个至忠至正、至刚至纯的清官标志与忠臣样本,一个被历朝官方推向神坛,又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的“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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