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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窗编辑部 后窗 2020-08-25

钦吉兹·阿布拉泽(1924-94),格鲁吉亚导演,与帕拉赞诺夫同庚,以《祈祷》(1967)、《愿望树》(1977)、《悔悟》(1984)三片闻名,《祈祷》面世之时,老帕《被祖先遗忘的影子》和老塔《安德烈·卢布廖夫》也刚出手,苏联诗电影遂成鼎足之势,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的这三部作品。

首发于:小众先锋

作者:贺秋帆


《祈祷》(1967):借诗还魂说反骨



先说《祈祷》,此片黑白,七十分钟时长,结构上是三段体,讲的是格鲁吉亚莽原上发生的三件往事,三者看上去无直接因果关系,如同三个封闭时空,不过滴水见海,若是站在文明史高度看,则三者道出的,莫若说是人类不断上演的某种历史真实,至今未绝。



第一个故事关于两个山寨——奇斯丁与克里苏部落——之间的争斗。克里苏勇士阿鲁达只身潜入奇斯丁寨子,射杀对方猛将马特萨尔,却没有照本寨规矩,剁敌之手当战利品,因为对方骂不绝口,至死方休,有勇者之风,引得阿鲁达惺惺相惜,觉得留对方全尸,更吻合内心的道义,所以径自返乡,将实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本方长老,结果,按照另一个本寨规矩,阿鲁达受罚,屋舍遭毁,一家遭放逐。第二个故事依旧围绕两个寨子,克里苏的猎人多兹克霍尔拉在山间遭遇奇斯丁猎人纳瓦,两条汉子气味相投,后者把前者请回家中分享猎物,没错,奇斯丁人竟然款待克里苏人,所以族人立马包围了纳瓦之家,将敌人和叛徒双双拿下,纳瓦后来被捆绑结实了,被当众处死于雪原。



第一个故事因为出现了射程较远的猎枪,所以背景大概在19世纪,而从装束看,第二个故事更显古久,接近《石榴的颜色》镜像,当属18世纪,但两个故事具有显见的共性,那就是部落内部出现了离轨者,部落延续已久的行事规则遭到挑战,他们不愿违背良心,于是站在个体立场上经过独立思考,毅然质疑规则的合理性,最后殊途同归,都在未对本方造成实际损害的前提下被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而他们犯事之前,都是本方头面人物,阿鲁达是孤胆英雄,纳瓦言辞严正,看样子一定也是功勋卓著,不是庸碌之辈,但团伙的存在依赖于所谓规则,因此离轨者必须剔除,规则的灵魂和力量,与它反人性程度成正比——从它实施的过程来看,奇斯丁和克里苏部落都称得上依法治国的模范村,问题是,这规矩照长老们的说法,是几百年传承已久的,破坏不得,这倒叫人念及鲁迅笔下狂人振聋发聩那一问了,“从来如此,便对么?”



部落规则能够因袭下来的前提,必然是封闭,所以砌墙的事,至今为某些部落热衷,阿布拉泽拍《祈祷》的用意,于是大致清晰了,他在勃列日涅夫掌政的停滞时期又能拍些什么?内容上无非是借古讽今,手段上只能是闪烁其词,这才有他跟老塔、老帕不谋而合的诗意套路,也就是整些模棱两可的史迹,讲些神神叨叨的掌故,让审查官云里雾里,还当是苏维埃文艺成果翻开最新一页,我一直疑心,冷战时代东欧阵营那些诗意镜像构成的语汇系统,实不过是创作不自由状态下的变招怪招,所谓理论依据,尽是穿凿附会,后知后觉罢了。阿布拉泽最可贵的,是他脑后那块反骨,现在无妨来看看他的诗意手段:



一者,就是借诗还魂,用了格鲁吉亚历史上一位诗人维查·蒲什贝拉的诗篇作为旁白,自始至终,从未中断,仿佛强调了全片不过是其人之诗的某种影像再现,这一手很是保险,有点爱国主义的调调,所以作为延伸拓展,阿布拉泽干脆又设置了一个贯穿全片的游吟诗人形象,胡子拉碴地站立于事件的边上,目击着一切变故,又用沉默抗议着旧规则的非人道,影片开场,是他坐于摩天断崖之下苦思冥想,画外应该就是他的诗句,“上帝,我请求祈祷,别让我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我渴望做个正常人,当我愿望达成,我会向天空归还一颗星,向河流归还一条鱼……”这话通俗地说,就是骂这世道,想做一个想精神齐全并独立的人有多难,但昔日的民间诗人,往往可以借其口舌,做一面挡风玻璃,联系到后来的创作,此段言词亦可视为阿布拉泽心迹的流露。其实,雄辩滔滔的诗歌植入,苏俄电影里也算常套,老塔用得更是纯熟,直到《镜子》,干脆大段大段引用乃父诗作,此是后话。



二者,则是第三段故事的布排。这段说的是一个丑陋的国王娶了一位白衣美少女,全程谈不上有情节,更无台词,丑汉在戴上王冠成为婚礼主角之前,一直隐身于阴暗角落,光线总是有意无意集中在他大口袋般的腹部,与之相对的是那个少女,总是现身于丰收在即的麦田及旷野,美与善的化身,最后不得不与丑为伍,婚礼中她只是无趣地怀抱一只猴子,大抵是暗示她嫁的不过是沐猴而冠者,但世道如此,权力无所不能。阿布拉泽并未单调地将第三个故事放在时间轴上的最后位置,而是将它拆开,与上文提及的前两个故事剪在一起,隔空的平行蒙太奇组接,构成了一层层新的意蕴,少女的背影,成为脑后生反骨的两位思考者内心理想的代号,也是阿布拉泽自己的有所指吧,她最后与权力的媾和,代表理想主义在极权体系前的以卵击石——对于电影而言,这是比植入诗歌更能呈现诗意的手段,看似全无关联的故事靠剪辑编织,成就了批判性思维的影像化辐射,以镜代笔,横槊赋诗,不亦快哉!



其三,无妨称其为局部的诗意。阿鲁达遭长老声讨一幕,插入牛羊的屠宰镜头,暗示其处境之不可逆转,令人想到《安德烈·卢布廖夫》里热气球和那匹倒地的白马,皆是一个思路的产物。第一个故事结局,是一个长镜头,茫茫雪地尽头,被驱逐的阿鲁达一家五口渐行渐远,慢慢化为五个被隐没的黑点,下一镜头便是第二个故事开场,克里苏的猎人多兹克霍尔拉行走在雪原,不过局部观之,镜中并未显出时间的跳跃,孤身猎人何尝不可以视为前一个故事里的阿鲁达?何尝不能暗示,放逐之路,瞬间便绵延了一个世纪,两个故事合做一个,便知暴力集团里的离轨者,永远走不出“从来如此”的崇山峻岭,悲哉。




《愿望树》(1977):高加索的异端



1977年,阿布拉泽的《愿望树》连夺全苏和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大奖。与《祈祷》相比,此片人物众多且每个人似乎都承担了某种隐喻功能,所以叙事一环甚感淡薄,全片作为核心的故事,是后半段才浮现的一个高加索山村里的爱情悲剧,少女玛丽塔和农夫葛迪亚相恋,但父亲及祖母却把她许给了家底殷实的牧羊人赛特,过门后旧情未了,葛迪亚被击毙,玛丽塔被赛特家族示众后处死于荒野,过程很像中国民间的沉潭,事后,全村一切照旧——看起来,这就是个格鲁吉亚国民性思索的影像文本,拍这样的片子,按说得冒点风险,居然无事。



《愿望树》的前半,是20世纪山村日常实录,颇显碎片化,运镜、剪辑看不出有什么章法,苏联电影的毛糙俯拾即是,但这个部分,却预示了后面那个悲剧的诞生,所以必须来看看此片的人设。先说作为群体出现的村民,比如村口大树下闲坐的中老年妇女,从装束特别是头巾的包法看,似乎混杂了东正教徒和穆斯林,聊的无非是愚人愚言,它们对于推动文明进程的理想主义而言,具备一种须臾淹没于口水的杀伤力,看似吃瓜,实为潜在的人血馒头食客,毋宁说,正是他们,构成了专制社会的基座——阿布拉泽世界观立现,所以这个群体里才会冒出一个文盲老太太,四处寻求一个出身高贵者,指望他能猛击自己的傻孙子一掌,因为她听说这是医好孙子傻病的唯一良药,问题是,真正的高贵者即便有,也早被极权体系清除完了,这个山村,其实连个官二代都找不到。



老太太找了两个“高贵者”,第一个是村里事务的主持者奇奇科尔大叔,但他一口拒绝了,“我哪是呢?你还是去镇上找吧。”这就不像个常见的装睡者,老太太又去找了本村教堂的神父,神父倒是应允了,且收取了一只老母鸡做报酬,不料傻子被打,怒而反击,神父捧鸡而逃,斯文扫地,阿布拉泽的宗教观亦借此溢出。这一路,不如说说电影前半依此亮相的人物,就从奇奇科尔大叔开始。从片头戏份看,他决断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件是葛迪亚的白马病了,大叔认定原野的草有毒,可能是古代敌人的血在复仇,所以干脆亲手把马给杀了拉倒,“别折磨它了。”另一件是带领村民在山坡上树了木桩,以阻止牛马食草,由此见出他的判断显然大成问题,而他干过的唯一正事,是把一个懒汉从梦中叫醒,“沙皇在坟里,你却还活着”,到片尾处死玛丽塔一幕,也未见他站在人道立场有所表示,他也就是个维持现状的帮凶罢了。



与之对应的是如下几个,一是衣衫褴褛的“学者”,他总是带着一群孩子布道,言辞多涉及宗教,腔调古奥陈旧,孩子们往往不明就里,一哄便散,但他偶然也有惊人之语道出,“格鲁吉亚的太阳已经落入黑海,我们必须去寻找魔法之石。遗忘,乃是吾土衰败的第一征兆。”可惜无人在意,此等知识分子的孔乙己化,也是黑暗时代的表征之一。另一个姑且称其为“先知”,是个瘸腿疯子,反对奇奇科尔大叔的毒草说,不但亲手把木桩给拆了,还当众口服野草试验,“我的胃舒服着呢”,以反证大叔的谬见,在孩子们眼里,他比“学者”更有说服力,他最诗意的一手,是带孩子们排队接龙模仿火车,“火车来到时,村里会兴旺,你们去城里,学成回故乡”,这时画中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景,画外却接入汽笛轰鸣铁轨碰撞之声,梦境与现实遂有如斯交织,但电影结尾,“先知”反对家法的实施,却被一棍打倒在大雨之中。



此外尚有两个女性相当另类,一个是被爱情辜负了的“花痴”普帕拉,奇装异服地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被大树下闲聊的人们视为上好谈资,打着一顶破伞,脂粉擦得厚薄不均,皮鞋都掉了后跟的普帕拉也有反击得手之时,“我是贵族,就算花枯萎了,它还是一朵花,不像你们,永远是个大蒜头!”再一个就是永远在对男人抛媚眼的单身女娜奇扎,身边也永远有一群男人围着揩油,她也乐在其中,奇奇科尔大叔对她颇为鄙薄,“女人走路应该低眉顺眼!”这四位的人设加上后半部里的玛丽塔,构成的其实就是个异端群体,精神上完全出离世俗,所以都注定被世俗碾压。



最是诗意的异端则指向片名,那就是戏份极少的艾力奥兹,这个东正教徒绝望于村里的一切后离家别子,去雪原寻找传说中的愿望树,但在众人眼里,仍旧不过是疯癫之举,此等理当收取敬意之辈,结局也是意料中的惨淡——冻成干尸之后让猎户悄悄地拉回村里,车轱辘背后,白茫茫大地一片正干净,至此,阿布拉泽使尽解数,作品里几乎被引向民俗学文本的所谓散文化表述的伪装也已除去,归根结底,这就是个异端被团灭的故事,不可除去的唯有片中四处洒落的诗性,比如玛丽塔和葛迪亚在罂粟花海里徜徉时,她说过,“万物皆有灵性,哪里有母亲之泪,哪里就有紫罗兰,草上露水是大地之泪,大地也可以笑,天空带着星星笑,玫瑰盛开,就是太阳在微笑……”玛丽塔穿上葛迪亚送的新鞋,把旧鞋扔向天空,一经叠化,画面中的黑点变成了雄鹰,翱翔不息,这一手也可视为他们的爱情的一种诗化呈现——虽不见容于世,但仍旧足以凌驾于尘世万物之上,而片头垂死的白马,也可以有种种象征,既可以是理想主义的境遇,何尝又不能是被提前告知并被诅咒的时代之死呢?



片中的“学者”在目睹玛丽塔之死的时刻,曾经大喊,“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永不存在,通向天空的梯子,横跨海洋的大桥,以及正义。”如今看来,这话只能同意最后一句,因为天梯已经被蔡国强用火药造出,跨海大桥早已稀松平常,唯有正义的到来总是滞后,而滞后的正义,还是正义么?



《悔悟》(1984):格鲁吉亚赶尸记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托翁没有预见到,在奉旨幸福的国家里,不幸的家庭反倒是家家相似的。


对格鲁吉亚最早形成印象,是通过家父一本50年代的藏书《虎皮武士》,为12世纪诗人卢斯达维里所作之民间史诗,李霁野先生的译笔,接着是语文书里茅盾那篇《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背后若隐若现有斯大林影子,再就是他在克里姆林宫听故乡情歌《苏丽珂》的传闻,这歌近年经国产剧《悬崖》助推,广为人知。



身为格鲁吉亚人,阿布拉泽毕生最值得一书的即是1984年所拍的《悔悟》(又名《忏悔》),此片因为容易令人想到他那位同乡,所以审查一路受阻,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十章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它突破口”一节(378页)披露,此片为“谢瓦尔德纳泽(前苏联外长及后来格鲁吉亚总统)掩护下拍摄,起初只在小圈子里放,后来蔓延到许多内部礼堂,直到由政治局出面讨论是否公映,我认为这应该由艺术家们自决,这样就开了个先例,许多原来被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复活”,1986年秋,戈尔巴乔夫对三位意共代表私下聊起,“大学时代我也看过《幸福的生活》(一部苏联老片),谁都知道,集体农庄满不是电影里那么回事嘛……而《悔悟》我是强忍泪水看的,片中秘密警察夜半敲开一个无辜者的家门,使我想起祖母讲的祖父被捕那晚……要多制作拷贝,让人们都能看看。”



《悔悟》无妨视为苏联电影对极权体系的一次提前宣判,同时,又是一部独裁者的送终记载,甚至可视为一份赶尸实录,其灵感或许来自水晶棺里躺了八年被迁出扬灰的那位,无论怎么说,集体恋尸癖总是很难跟信誓旦旦的宇宙真理扯上关系吧。


关于《悔悟》的结构及风格,有论者认为是走了魔幻诗意路子,也有认为刻意夸张或丑化,不过,窃以为它的力量恰恰在于百分百的写实——老市长瓦尔拉姆寿终正寝,尸体却被人一再掘出来丢在花园,作案者巴拉捷利是许多年前被市长合法伤害致死的画家桑德罗之女,其母亦郁郁而终,所以在她看来,这样的前领导人不配入土,非但要赶尸,还要鞭尸而后快。



此片剧情的展开,靠的是巴拉捷利在法庭上的陈述,也就是她的一家如何被不受约束的权力所毁,她的回忆,基本上是肃反时代苏联的普遍家史,人们毋须理由地一个个消失,掌权者随意裁定,生杀予夺,且父权子继,这些为文明世界所不齿之举,在此国度一概顺理成章。



桑德罗和瓦尔拉姆的过节无妨一说,市长上任作演讲的那天,他看到对面一幢居民楼的阳台,童年巴拉捷利正在吹泡泡,父亲把她拉进房间,把门窗关严了,等于把市长的宏论拒之门外,此其一;


市区主教堂被政府征用,做广播设施扩容试验,好让喉舌的威力发挥到极限,这座千年建筑岌岌可危,画家桑德罗看不下去,专程去找市长交涉,市长反问道,“这么说,您是反对科学和进步咯?”并顺势兜售他那套艺术观,“亲爱的桑德罗,为什么不能把现代的劳动人民画成圣母模样呢?还有什么会比劳动着的人更美的吗?”桑德罗的书生气十足的回答于是招徕大祸,“难道我能以自己的画,或者您能以您的勤奋工作去开导曾经创作过《虎皮武士》的人民?”意思是,市长大人,您太高看自己了,世上的荒唐,莫过于各式各样的文艺座谈会了吧。



桑德罗被流放后杳无音信,巴拉捷利的母亲叶莲娜只是偶然听闻苦役犯的锯木场里常有流放者把字刻在木材上,《悔悟》一片最感人的场景,即是大雨中叶莲娜在一个个横倒的巨木间穿梭,在年轮各异的巨木切面上寻找丈夫可能留下的文字,切面如同墓碑,布满难以辨认的字迹,镜头拉高后,荒野里的锯木场,便构成一个暴政殉难者的集体坟场,树木树人于此打通,只留下叶莲娜娇小的身影,痛哭中被泥泞和乌云湮没。



《悔悟》之悔何在?这也是最让特权阶层不安的一笔,新市长也就是老瓦尔拉姆的儿子,在官方刻意安排的庭审过程里,对自己的父亲的观感,渐渐起了变化,但这变化的速度和老市长的孙子之间,存在可悲的差距,于是引发一场现世与未来之间的精神决斗,孙子痛感祖父的存在乃是生平最大耻辱,愤而吞枪,新市长受了刺激,这位法庭上的原告痛定思痛,接过被告巴拉捷利的事业,把三葬入土的父亲重新挖出,背到郊野的断崖狠狠抛落,背景里,则是那座正在焕发生机的城市远影,“弑父”的仪式,在付出“弑子”的代价后,好歹笼罩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恐怕也只能如此,阿布拉泽能够依托的还是宗教,他把独裁者和思想者的矛盾集中于教堂的存废,何尝没有显出某种天真?真正的独裁者从来坚信自己就是救世主,自己的言辞就是圣经,他根本不会留出机会让人妄议,因为他们相信“每三人中有四个敌人”,这点上说,瓦尔拉姆葬礼上的悼词并非过誉,“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能把敌人变成朋友,把朋友变成敌人!”



《悔悟》尾声,埋头做着雕花蛋糕的巴拉捷利听到窗外有一位老太太在提问,“这条路是什么路?请问它通向教堂吗?”巴拉捷利回答,“不,这条路叫瓦尔拉姆路,它不通向教堂。”老太太说,“不通向教堂的路,那要它干嘛?”阿布拉泽还是纠缠于极权主义的反宗教,与之相比,片头葬礼上一个瓦尔拉姆的家奴的痛哭(也许他不过是识时务地装一下),才是更令人警醒,并且毛骨悚然,“他是我的亲人,比亲人还亲,不,瓦尔拉姆没有死,没有!他的灵魂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他的灵魂游荡在空气中,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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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布洛尔导演札记已上架后窗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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