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抢出来的，纪录片是"长"出来的
5月26日，【后窗放映006·徐童导演纪录片回顾展】将为各位影迷开启一个新的篇章，是一个你从未经历过的游民社会。游民，一个被广泛称为“城市边缘人”的群体，从乡村来到城市，寄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就像徐童的"游民三部曲"中所记录的游民生活，没有固定户口，没有养老保险，很多纪录片导演本身就是游民。一年的放映场次，从国内到国外几十场不过百场，每场放映的商业收入几百元，这便是大多数中国独立纪录片拍摄出来后的遭遇。但他们似乎也在享受这种遭遇。在如何讲好故事的探索上，“游民们”是毫不敷衍的。今晚我们就奉上IBTimes中文网与徐童的对谈，看他如何畅谈故事输出和独立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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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IBTimes中文网
受访：徐童
为什么一直将视线和讲述的焦点聚焦在"游民"的身上？
徐童：
处于社会边缘的、灰暗地带的人，生活处于困境，甚至艰险。越是这样，活得越顽强。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在潜意识里活下去的强烈欲望，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受得到底层的求生欲望，无所顾忌、难分善恶、无坚不摧。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甚至宗教状况下，你都抑制不了它。它已经融化在血液里，扎根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就像弗洛伊德在100年前说的：政治与宗教，两者都斗不过潜意识的定律，只好臣服。所以，这么根深蒂固，就没有理由不表现出来乐观了。一种不堪的境遇里的自我排解，自我娱乐，自我宣泄，自我解放。我的片子也总是倾向于哀而不伤的表达。
▲扫码立即抢徐童新作《赤脚医生》 2019.5.26 19:30
纪录片都会遇到真实所能达到的界限问题，你找到了怎样的解决办法？
徐童：
拍过《麦收》后，我想我需要一个合作的人物。一粒"种子"。他应当愿意拍摄自己的故事，愿意作为自己那个阶层的人代言。这要靠点运气，靠点缘分。结果她就来了，在拍摄《算命》时认识了唐小雁，她说她愿意站出来，去呈现她那个阶层所有的真实生活。
她的参与方式表明，拍纪录片不是导演将自己的镜头对准某个人或某个事件就是真实，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纪录片是建构出来的真实，是真实的虚构。它是在生活中共同创造和完成的。新闻是抢出来的，纪录片是"长"出来的，需要在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后来，我开始尝试和拍摄的主要人物建立起合作的关系，一起去走完一段生活。
你的纪录片中有非常强的故事性，你怎么看待故事性和纪录片的记录性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徐童：
人说电影有两种：一是讲故事，二是拍状态。故事是你所有要表达的东西的载体，通过故事才能进入人物的内心。而且，游民的大部分生活都像故事一样，你拿个摄像机对准一个人，一段故事就来了。相反回避故事就是回避一种现实。
另外，故事也最有世俗感，它不文艺、不装X、不思想、不精英，甚至有点反智。因为它不是结构出来的，它很感性，很直觉，很贴近身体。这些东西，恰巧很对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我所钟情的游民生活状态。所以，在我这里，这不是一个个人美学喜好的问题。我觉得中国需要故事、尤其是来自于民间的叙事。这是表达社会真实的一个必然选择。
▲扫码立即抢《算命》2019.5.26 13:00
除了故事性，你的纪录片还是非常注重结构性的。
徐童：
这些都不是刻意安排的，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生活本身就有故事，本身有结构，到了纪录片中就拟仿出来的。《算命》通过章回体来讲故事，分块。算命是中国古老的手艺，在民间不断流传，所以我借鉴传统文学，像《水浒传》的章回体的结构方式，挺合适的。你看片中那些人的生活就是一折一折的，像章回体一般。
所以这不是发明，生活里面都有，传统里头更有。不是语言改变了现实，而是现实迫使语言必须做出调整。现实构成了个体表达的欲望。
▲《老唐头》工作照
据说你当时准备给《老唐头》筹资一百万美元，这对于纪录片是天价了。
徐童：
当时想法比较大，想把老唐头的回忆都演出来给观众看，把故事还原出来，比较直观，避免一个人坐在那老是说。因为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口述历史的片子，我不想当个档案收集者，档案保管员。最后，还是资金不到位。釜山电影节和上海电视台加起来给了16万，这笔钱多一半还是还账了，剩下的拍完了《老唐头》。老唐头讲述出来的那些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以后有一天有投资了，我还想把这些故事写成剧本，拍成故事片。
▲扫码立即抢《老唐头》2019.5.26 15:30
《老唐头》获得了釜山电影节以及上海电视台的支持，但是一般来说纪录片的筹资和资金的回收还是个大问题吧？
徐童：
除了《老唐头》，其他的片子都是自掏腰包。《麦收》比较幸运，在首尔电影节获得一等奖，奖金12万元人民币。钱还是还账了，剩下的拿去拍《算命》。这是奖金最多的一次。不幸的是去年听说这个身边的电影节也倒闭了，出资方不给钱了。首尔电影节在我起步阶段给了巨大的帮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它。资金回收肯定是个问题，国际电影节的支持都是凤毛麟角的，放映和收藏也是非常少的，比如像美国的大学的收藏，一般是300到500一张DVD。因为是教育版，不是大面积的发行，数量又非常有限。
所以，独立纪录片几乎没有资金来源，更谈不上市场和良性循环。我这几年也靠朋友的个人支持才能完成创作，借此机会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另外，独立纪录片大多数是在贫困的状况下拍摄的，几乎谈不上什么制作了。这种粗糙的质感恰巧对应了我们粗糙的现实生活。所以美学不是空想出来的，是现实条件逼出来的。
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纪录片导演的资金回收是很大的问题，经济收益方面几乎是没有的，那么你为什么还是要坚持在这个行业内？
徐童：
其实谈不上坚持，这本来就是自己认定的一种生活方式。习惯了。相反如果让我换个活法，那才是坚持呢，比坚持还难，是煎熬了。我满足这样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就是我的纪录片拍摄，如果离开了现在的生活，源泉也没了。拍纪录片就是自愿的一个事，就尽量不往钱和市场上想，一想就太悲观了。力所能及的找到些资金，找到设备，把我朋友们的故事一直说下去。
艺术影院的放映活动仍旧是独立导演们传达声音的主要舞台吗？
徐童：
主要的放映场所就是国内外的电影节、影展，民间组织的放映。国内的放映活动很不稳定，像游击队。国外这方面是很成熟的。2010年我去东京参加一个影展，在一个常年放映艺术电影的影院里放映《算命》，卖票，100多个座位全满，还要在后排加座。影院很古朴，常年只放艺术电影，叫艺术院线。人家有这样的地方，也有这样一群观众，这么一个传统。
分级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徐童：
可能分级会有改善，但分级不是一剂良药就能治百病，关键还是内容，走一步算一步吧。内容上犯忌讳的片子分了级就能放吗？我不抱什么希望。一个作者也力所不能及。不管到什么时候，拍下去都是个人的本分，独立的发出声音，自然会有一批独立的观众。这本身就是推动。
从“后窗看电影”到“后窗放映”，从1998年到2013年再到今天的2019年，从线上到线下，其实主旨未变，只是为同一个房间多开一扇新的窗子，以期使它更加明亮。现在的“后窗放映”，发起人是卫西谛、高达、水怪和杨城，我们为艺术电影拓展影院放映空间，为青年导演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让“看电影”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看到电影，而是与一群人的相遇，那种通过电影完成的相识或认同，是电影给我们的珍贵馈赠之一。
后窗放映 006
“游民十一年”
徐童导演纪录片回顾展
5.26 13:00
《算命》 | 2010
5.26 15:30
《老唐头》 | 2011
5.26 17:00
《两把铁锹》 | 2017
…………………………
5.26 19:30
《赤脚医生》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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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联线徐童导演映后交流
活动费用：40元/场。一日套票140元。
地点：放映当天通知
报名方式：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后支付购买
放映员：高达
（活动为非盈利影迷内部交流，所有收入仅用作覆盖相关支出）
导演简介
徐童，1965年生于北京。1983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纪录片作品：《麦收》、《算命》、《老唐头》，合称“游民三部曲”；《四哥》、《挖眼睛》、《赤脚医生》、《两把铁锹》。
2013年长篇小说《珍宝岛》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1年获得《东方早报》授予的“文化中国十年人物大奖”。
看过徐童纪录片的观众都反应，徐童非常善于讲述故事。不同于其他纪录片导演，徐童的电影不会闷，总会有一条线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
就像徐童对IBTimes中文网说的，讲故事是表达社会真实性的一种选择，"它不文艺，不'装X'，不思想，不精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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