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阜西：关于赵义正同志谈古琴的意见
编者按：
1953年9月17日，民族音乐研究所来函邀请查阜西先生对赵义正同志的材料提意见。查先生为帮助作者提高业务水平，对材料中不现实、不明确，以及不正确甚至错误的地方，提出了十三点商榷意见。诸如：“八音”是旧时儒家抽象归纳乐器类别的概念，现时不宜据此强调乐器的“伦次”等级；琴曲中并无以泛音组织成曲的著例，不应论述为古琴能单独以泛音组织成曲；琴谱未标明节拍，指法也只决定一部分的节奏，因此需要改进古琴谱式，而不能以“琴上的节拍应用灵活”掩饰琴谱不记节奏的缺点。
民族音乐研究所办公室1953年9月17来书请对赵文提意见，提之如后：
作者很热心地就一种古典音乐材料作介绍。在结语中他提出古琴是千年来人民所珍惜的一种文化，有特出优点，因而能留存至今，这是应予鼓励的。材料的说明和论点正如杨荫浏同志所说，的确是比较肤浅的，并且带有夸大和神秘的唯心观点。但是为了鼓励，我认为可以给予一个带有鼓励字句的答复，同时为帮助作者提高业务水平，也宜把材料中一些不现实，不明确，不正确甚至错误的地方，在答复时向他提出商榷。
除了杨荫浏先生对这一材料举出的几点之外，还有应该提出商榷的是：
一、在材料绪言中，作者提出了“八音”的说话，而现实音乐生活中对于器乐一般地是另归纳为管弦、打击几类。“八音”是旧时儒家抽象归纳古代乐器大类的概念，作者在今天仍然暗示出乐分八音，丝为八音之长，琴为丝乐之首，这多少带有一些复古思想的形式，而且是不逻辑的。我们不但不同意强调乐器的“伦次”，而且正想要批判《史》《通》把“胡乐”和“俗乐”死硬地向“八音”里塞的思想——尊重那些三才，三光，五行，伦常……八音等哲学体系。
二、在材料内“琴的音色”一段中，作者说“古琴能单独以泛音组织成曲”，其实琴曲中并没有以泛音组织成曲的著例。完整琴曲都是作者自己所说以散、按、泛配置成曲的。这是在同一材料中的矛盾点。
三、杨荫浏同志已指出作者在第三段“琴的声律”中某些讨论的牵强。具体地说来，问题是很多：键盘上C频率在A为435约为259，在A为440时约为261。而作者却说“钢琴中C它的音波是256”。这不但对纯率和平均率的认识不清，而且音波和周率的概念也很模糊。
四、在同段中，既说“十二律既成为标准音”，又说“中国十二律中的黄钟尚无科学方法衡量”，意思很不明确，认识有些模糊，两句话也互相有些矛盾。
五、古琴弦位根据定弦的方法是三分律，徽位根据分节振动规律是自然律，它不可能成为平均律；转调所生的半音都是由三分律得来。而作者在同段中说它们“等于”键乐的五黑七白，他似乎对三种乐律的矛盾问题还没有理解。
六、古琴从最低一组散音到最高一组泛音共是五组，而作者在同段中说是四组，这是疏忽或错误。
七、如果说古琴在一曲之中用到“九音”，那就自然地包括了变徵在内，这是三分律中的一个事实；而作者在同段中却说“变徵应当是清角”，论点是很含混而矛盾的。
八、历史文献在音乐方面只有汉京房的六十律，隋郑译的八十四调；作者在同段中却有“平调”和“八十四音”之说，这是由于音和调的概念不正确而产生的讹误。
九、在“古琴曲操”段中，作者对古琴节拍既说“依照旋律以指法来固定之”，又说“所以琴上的节拍应用灵活”，似乎是在替古琴谱不能记节奏的缺点作回护，这是不好的。指法只能决定节奏的一少部分，另一大部分的节奏，不能从谱中看出，应该去找明确而科学的方法去改进谱式，不应该反而歪曲地说是为了“应用灵活”去掩饰。
十、在同段中作者把和声写成“合声”，已经是一个粗疏错误。至于说古人“恐碍它优美的旋律”而有意不用和声，更是错误的偏见；如将这种说法肯定地传开了，会使古琴的发展受到限制。
十一、作者在琴的性质一段中强调弹琴的人和听琴的人都要在“静中求之”，又说琴的性质“宜静”，这不只是神秘主义，而且与古时琴家的观点不同。冷谦的《琴声十六法》中没有说要“静”，徐上瀛的《琴况》二十四则中虽有要“静”的一则，但徐上瀛一开始就说“抚琴卜静处亦何难，独难于运指之静”。琴的音量太小，也正是琴的缺点之一，不去利用现代技术讲求改善琴的音量，而强调必在“静中求之”来掩饰琴的这种缺点，似乎不是进步的想法
十三、在同段之末，作者说“至于古琴弦，杭州尚有店家制造，寥寥几家已不多矣”这是报导不实。从抗日战争中起，杭州就没有人制古琴弦了。目前的琴弦是上海业余琴家自己处方请苏州的弦工仿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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